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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七）1. 移风易俗，红白喜事理事会制度可期堂吉伟德陕西省大荔县许庄镇，过去一年执行“红白喜事理事会制度”。谁家有红白喜事，村小组组长就拿着“告示牌”挂到事主家门口公示标准。“听说黄晓明结婚花了几个亿，如果在我们村办，想张（陕西方言）也张不起来”，有人说；但移风易俗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有人觉得标准太苛刻，甚至跑到邻村设宴席。（10月28日华商报）农村红白喜事泛滥，攀比之风屡禁不止，已然成为民众的巨大负担。据报道，在贵州一些地方，除了红白喜事外，还有“立碑酒”、“立房酒”、“烧锅底”(搬家)、“做老斋”等多达数十种名目。有的地方甚至还有“结扎或上环酒”、“升初中(高中)酒”、“母猪下崽酒”等，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请酒”让人叹为观止。部分农村困难家庭不得不“砸锅卖铁”随礼，有的甚至借贷随礼。虽然不至于说“人情猛如虎”，不过其异化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却是不争的事实。动辄上千甚至成万一桌的酒席，带来了极大的铺张浪费，与厉行节约的传统美德和现实要求背道而弛。据调查，餐桌上真正吃掉的饭菜不过30%，其他大部分都浪费了。如今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体。实行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并在民间有着良好的基础，何以到了现在却成为一种稀缺品质？按理说，办不办席，随不随礼，本属于民间之事，因而民俗民风当由民众自我解决。若是公权介入过深，就属于权利滥用，不利于对私权的保护。也正是因为如此，前不久，四川通江县政府发文，对农村和城镇居民允许举办酒席范围进行了界定，只规定了可以操办的酒席是婚嫁酒、丧事酒和寿酒等三类，而办寿酒则要求老人年龄70周岁及以上，且十年才能办一次，结果遭遇到了舆论的炮轰，最后草率作废了事。陕西省大荔县许庄镇的“红白喜事理事会制度”，依然采取的是权力干预的模式，那么是否也应强烈反对呢？移风易俗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程，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一项重任。厉行节约属于国际性共识，避免餐桌上的浪费，也必须对权利有所限制。在很多国家，食客若是在公共餐所就餐就造成了浪费，就会被给予重罚，这同样属于对私权的一种干涉。在道德自身无以约束的情况下，通过法律、公约或者强制性规范的方式，给予约束并非没有天然的正义性，并为人所不能接受。其关键在于，一是要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征求意见形成共识；二是要做到公开、公正与透明，在过程监督中要体现民间自律性而不是行政强制性。在这两点基本原则上，“红白喜事理事会制度”其实都有所体现。比如实施新政策之前，村里面征求了意见并得到了支持，其次就是做到了一视同仁。当然，也没有对违反者采取暴力措施，而是允许其在规定之外的范围举行，以维护制度的刚性。与通江县的“粗暴”相比，这种先起端于民间的做法，更具有民间自律的意味，也为移风易俗取得突破而提供了有效路径。其实，这种模式在其他地方也早有先例，如1994年，山东陵县南街村成立的“红白事理事会”便是如此运行；如果再加上河北省武强县周窝镇郭家院村的“村民食堂”的创新，都足以说明民间力量和权力干预是可以有效结合，通过合力而达到最佳化，关键在于如何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避免权力过度越界而伤及权利。当然，“红白喜事理事会制度”的最大意义在于，不能因为有干预就一票否定，毕竟移风易俗若没有相应的强制力，恐怕很难真正实现突围。（堂吉伟德）2. 迷恋“最寒碜”办公楼，不可忽视真问题朱昌俊湖南炎陵县经济和信息化局近日被曝“最寒碜”：办公楼是一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两层砖木旧瓦房，墙壁大都没粉刷，有的窗户是纸糊的，十几间办公室只有一台座机，冬天用火盆取暖，院内无厕所这么一个“寒碜”的机关，在为民办事上却一点也不寒碜，该局已经连续14年获评县文明单位。（10月27日株洲日报）很容易理解在面对这则新闻时，公众舆论所呈现出的复杂情绪。一则，这般无厕所，连窗户都用纸糊的县经信局，置于豪华办公楼屡见不鲜的大背景下，难免让人产生“道德审美”上的亲近。事实上，在媒体的报道中，该办公楼也本就是以正面典型而出现的。二则，随着社会整体物质标准的提升，尤其是在有着某种前车之鉴的“阴影”下，如河北大名县曾经的“最破办公楼”却走出了一名腐败书记，这样的正面典型又很容易让人产生某种逆反性质疑：是否是一种刻意的秀，能否经得起考验，它与在其中办公的领导的廉洁程度又是否存在某种确定的对应关系？上述两种反应都属正常，但这些直观感受是否足以真的能够公平衡量一座“最寒碜”局机关的全部真相？很显然，这些都仍是一种表面化、浅层次意义上的道德化评价。众所周知，无论是广受诟病的豪华办公楼，还是类似的最寒碜局机关，至少在外表上，他们都属于一种例外，意味着一种非常态。如果说豪华办公楼突破了人们对于政府办公楼的接纳标准，那么，一座40年前的“最寒碜”办公楼在今天，又何尝不是对正常的“民众标准”的背离？40年不建新办公楼其中所体现出的简朴意识，当然应该被肯定。但在今天，这种极端化的简朴“标准”又是否仍具有可复制性？我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报道中提及办公条件如此简陋，是没钱吗？所给出的否定回答依据是：“其实，该局每年经手投入工业园区建设的资金就有两三亿元。”这样的依据看似让人信服，但却不自觉的蕴藏着某种逻辑缺陷。一个部门经手多少公共资金就必然与办公条件存在关联吗？难道一个部门的办公楼标准要与它所经手的资源多寡为准？这般认知岂不是坐实了“部门利益”的正当性？所以，由最豪华办公楼到最寒碜的局机关，这类现象背后所蕴藏的真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办公条件乃至办公楼的建设标准，是否真的受到制度化的严格管控？为何同一个地方的政府办公楼在现实中会相差如此之大？诚然，靠着部门领导的“节俭”，可以沉淀出一个最寒碜的办公楼，但那些最豪华办公楼的诞生，又何尝不是领导意志的产物？官员也好，政府办公楼也罢，仅靠外表来对它们获得某种真切的“识别”，从来就具有太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近年来一些官员的“意外”落马，某些最破办公楼“真相”的暴露，都无不说明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从正常的渠道了解官员和办公楼实情的机会越少，就越会迷恋这种从外表出发的道德化判断，要么陷入盲目的抒情，要么变成完全不信。要避免这样的两极化，只能让制度化、常态化的权力监督运行体系来说话。或许，任何的例外和非典型，都值得多思量一番，我们终究也只能从确定的制度安排中，才能获得对于权力运行的稳定期许，一座“正常”的办公楼的获得，同样如此。（朱昌俊）3. 别让空巢老人“以租换暖”梦成空司马童两年前老伴去世后，长沙八旬老人陈时发的生活陷入巨大的真空。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有时看电视到凌晨一两点，睡两个小时又醒了，醒来后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这位独居老人萌生了免房租和水电费招房客的想法，房客不需要做什么，只要闲的时候陪他聊下天，晚上一起看看电视就可以，“我不是找保姆，只是想家里有个人。”（10月28日 澎湃新闻）儿女长期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是当今社会必须认真关注的一个实际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现在人们谈论这个话题为时已久，可真正有效的纾解之道，却也难说亮点纷呈。此前重庆有位叫吴豁然的空巢老人，虽然他给两名90后女孩提供的“零元招租”，的确也为排遣日复一日的孤寂与冷清，但随之招致的狐疑和猜测，着实令其有口难辩、纠结不已。老龄化社会已是箭在弦上，各种各样的养老选择，会日益成为一个现实热点。毋庸讳言，当前眼下，希望“以租换暖”的空巢老人，或许不在少数，但即便老人“君子坦荡荡”，自己能够过得了这个“世俗疑心关”，而对前来租住的年轻人、尤其是一些异性租客来说，其实同样有着相似的纠结。时移世易，我们可以想到，将来的社会公众，对空巢老人“零元招租”的愿望，也许能越来越抱以体谅和认同。但也应当考虑到，如果缺乏相应的“公益助老”举措，只是任由空巢老人凭着一己之力，大海捞针般地去寻找合适的承租人选，流言不见得很快会散，且“人言可畏”给合住双方带来的困扰与压力，恐怕也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以租换暖”启迪着怎样的“公益助老”？在我看来，既然无妨把“零元招租”视作一种全新形态的“居家养老”，作为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社区居委会这样的基层组织，为什么不能因势利导地给予特定服务呢？城市里的空巢老人不在少数，不在乎几个房租、更在意“旺点人气”的老人，其潜在数量也许颇为可观。那么，倘若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由相关部门提供一个可信平台，当作一种公益服务，让供需双方充分了解、放心选择，自然称得上既收一举两得之效，也能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上的误解和误会。别让空巢老人“以租换暖”梦成空。就像一些新观念、新思维的形成，常常需要一个逐渐被人认可和接受的过程。空巢老人的“零元招租”，或许因其先“吃螃蟹”，也隐隐提供了一种有益思路。所以，引入“公益助老”的主动而为，积极帮助空巢老人实现“以租换暖”的合理期待，则就非但是种助人之举，它也同样可称是为构建和谐社会，不断探索适时适需的服务良策。（司马童）4. 该不该见到餐饮标准就“喷”？邓海建四川省质监局目前已制定了12项川菜的标准。除了经典菜肴烹饪和面点制作，目前对川菜的规范还包括了火锅调料底料、豆腐乳、豆豉、香肠调料、川式泡菜等10余项食料。就拿鱼香肉丝来说，原材料是切成二粗丝的猪肉和青笋，而“二粗丝的标准为长10厘米、宽0.3厘米、高0.3厘米”。（10月28日成都商报）可以预见的是，川菜标准一出，又是质疑吐槽一片。这就像刚刚热议过的扬州炒饭新标准一样，授牌与摘牌之间，容易给人无限遐想。这也难怪，按照新标考究下来，纵使烟花三月亲赴扬州，寻遍大街小巷，除非当地技术监督局“督造”，恐怕要想找一碗标准版扬州炒饭，也是千难万难。而今，川菜的鱼香肉丝又精确到“毫米级”，究竟是几个意思呢？吐槽的点，在于两个：一则，这些菜品，要不要标准？7月份的时候，重庆媒体报道称，女食客索赔大闹餐馆，就是因为鱼香肉丝里没有鱼味，因此拒不付款。老板无奈，只得110报警。这固然是个笑话，反过来也说明一点，在一些著名的菜品上，从市场交易考量，色香味与食材的关系，总有一个大概靠谱的“度”。不然，一碗豆腐也叫鱼香肉丝，总有点抢钱的意思。二则，谁来拟定这个标准？这是问题的关键。按照市场自洽的逻辑，这个标准应该是自发形成，或者顶多是行业协会出面成文的，而不应该是权力部门越俎代庖地闲操心。道理也不复杂，就像武侠片中江湖门派各有“规矩”，但历代朝廷一般不会出面修订或矫正一样。家务事，不插手，民间活力才能奔涌，寻租冲动才能遏止。不过，公权部门订立的餐饮标准，也不是动辄得咎的事。比如川菜标准，制作工艺规范只是“川菜标准”中的一部分，更多的标准集中于食品的卫生规范。厨房的设施、设备、工具必须符合卫生安全标准，食品生产过程不得添加食品添加剂，食品的包装、标志、运输、存放应符合一定规格，食品的食盐等理化指标、大肠杆菌等卫生指标不得超标涉及食品安全的卫生标准，是强制执行的，必须被监督与制约；而色香味上的工艺标准，不过是推荐标准，没有任何强制性。那么，从舆论关注来说，也要如实看到标准的全面与均衡，不能只把目光投注于制作工艺的推荐标准上，而对餐饮安全的卫生标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些年，在“旅游大国”的旗帜下，各地餐饮新标如雨后春笋。2013年，湖南省质监局发布38项湘菜地方标准，湘菜被“标准化”到一份辣椒炒肉中辣椒与肉的比例，毛氏红烧肉需要何种猪肉、切割大小为多少等。馒头标准、拉面标准、火锅标准怕就怕本末倒置不在安全底线上下功夫，而在本该百花齐放的制作工艺上立规矩。其实，市场自有市场的标准，这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的选择；而权力作为该有权力作为的标准，这是公共治理的兜底责任。餐饮地方标准也不是不能搞，关键是，还得在安全与卫生上多绣花，至于“质地软糯”、“干香滋润”等细枝末节的色香味标准，还是交给这个行当去费心好了。（邓海建）5. “手机看病”须先诊实“医患信任” 司马童当许多市民还新鲜于通过手机上网预约挂号，以缓解去医院看病的排队难、缴费难时，“互联网医疗”的探索似乎又掀起了“手机看病”的新潮。近日，一款最新的“手机看病”app登陆福州并开始推广。通过这款app，患者能够实时在线与医生沟通，医生开出电子处方后，还可在网上药店下单，不久，药品就会速递到家中。（10月30日福建日报）求医不上医院，问药一键下单。如果说过去有些人还对“互联网+医疗”的崭新模式抱有疑虑，那么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的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则使人们愈加坚信，包括“手机看病”等的各种时新医疗服务形态，可能将日新月异地发展壮大、改变社会和介入生活。应该说，“手机看病”的软件设计与服务配套，或许还有诸多亟待提高和完善的地方，但在政策认可层面，则完全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将发展远程医疗服务作为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和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既定目标。一些企业获取相应资质后，通过“手机看病”这个平台，就能让医生利用空闲时间开展多点执业，合法合规地为患者提供远程医疗等服务，实现医患双方的共同受益。从媒体报道来看，升级优化的“手机看病”服务平台，已经突破了“自查+轻问诊”的简单模式，开始着力于实现“问诊-处方-购药-报销”的全服务闭环模式。也就是说，患者辛苦麻烦地上医院能做到的事，今后凭借“手机看病”也基本可以实现。那么，为今之计，我看一方面要加快完善政策对接，而更需要努力铺垫的，则还是一度缺失的“医患信任”。这些年来，人们都在谈论“看病贵”。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医生的价值其实不应被视作开药上；但事实上，患者看病的费用，大部分却花在了各项检查和药物上，而医生的价值似乎仅仅体现在几块钱的挂号费上。这当中，许多患者不论大病小病，总是热衷盲目扎堆大医院，不只奔波劳苦，且多冤枉付出；而医生在上班时间往往疲于接诊，反而大大降低了医疗服务的真实疗效。“手机看病”须先诊实“医患信任”这种基础“诊治”给了社会公众什么样的诚信认定和评价，其实也决定了“互联网医疗”各种服务平台的生存与发展。“手机看病”只有迅速有效地做到了医患之间的“以诚换信”，它就不会给人一种“医生浮在天上”的虚幻感觉，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深信不疑，这种新的服务模式，既明显节省了患者的支出，也让医生由于获得了价值体现，而更加牢记和注重优质服务。我以为，就“手机看病”软件的设计初衷来看，的确可称是最大程度地尊重了每一位医生的时间和专业，使之在保证有效医患交流和正确诊断处方的基础上，能将名医院、名医生等的优质资源，不再仅仅是大城市居民的特权，让基层群众也能方便享受到名医专家的全天候服务。所以，人们不难相信于“手机看病”的神奇之处，而在宣传引导中，能否细细分析研究，一步一个脚印，坚持把搭好医患之间的“信任之桥”放在第一位，这一点无疑尤为重要和必要。（司马童）6. “杀猪8年身家百亿”的正确打开方式朱昌俊10月26日，新三板挂牌公司天地壹号公告称：公司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500万股。若按当前30元/股的股价计算，天地壹号的市值更是高达130亿元。而持股超过8成的天地壹号董事长陈生身价则接近100亿元。除了已经在新三板挂牌的天地壹号，陈生还是全国大名鼎鼎的“杀猪佬”，其旗下的另外一个公司，壹号土猪的年销售额已超10亿。（10月29日第一财经日报）创业创新时代，最吸引人的或许就是创业话题了，而最不缺乏的也是那些富有创奇色彩的创业故事。在这一大背景下，“北大毕业生杀猪8年，身家超100亿”的网络标题，初看起来很容易让人以为这又是一个典型的逆袭式创业励志榜样。但倘若仔细分析这位昔日有着“杀猪佬”之称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创业故事，或许并没有那么让人激动。“杀猪佬”与其说描述的是陈生艰苦创业的起点之低，不若说是被外界所贴上的一种标签。因为在与猪肉打交道前，北大毕业的陈生做过公务员，辞职后先是成立了饮料公司，然后再搞土猪养殖，至于2007年开始在广州开猪肉档卖猪肉，不过是多元化产业布局的再次扩大，与一般人理解的“杀猪佬”分明是两回事，甚至与其北大师兄陆步轩自己经营的“眼镜肉店”也非同一概念。更何况，其现在真正与猪有关的产业所占据的身家比例也不过十分之一。由此可见，陈生今日的百亿身家并非是以经营猪肉为起点，加上他北大经济学学士身份，这样的创业起点不仅不低，相反还比一般人要高得多，也很难被轻易复制。所以，如果指望从这个故事中要吸取创业的正能量，在“杀猪佬”和百亿身家之间划等号，那就未免有点一厢情愿了。总之，这并非是一个典型的鸡汤故事。当然，这样的创业故事被广泛传播并非偶然。要看到，北大毕业生的身份标签和其经营猪肉食品行业所呈现出的某种世俗反差，让这种故事的传播具备了标签化价值。但也正因为此，如果不加辨别，而只看到被标签化的一面，就将之视为创业之易的典范，则很可能带来不必要的误导。需要看到，无论是陆步轩还是陈生，他们在创业上的成功虽都有着“猪肉”的身影，似乎与其北大毕业生的身份不符，但这一点其实具有较大的偶然性。真正值得创业者借鉴的，是其认清自我、挣脱世俗观念的踏实的创业路径选择。正如陈生给创业者的告诫：“创新年代，更需要脚踏实地的坚守”，无论你从事的是高大上的大数据，还是土的掉渣的养兔杀猪，都要你沉下心来做事。每个时代都会有属于自己时代的创业榜样，陈生的故事在今天来看或许已经并非是最好的那一个了。比如说像陈生当年离职创业所进入的饮料行业，在彼时或许正是主流选择的范畴，但在今天，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创业潮流，显然又需要更多不一样的创业素质和思维。如果只是盲目的盯着低起点的创业与财富快速升值之间的“神话”，而忽视内在的审视，不仅是对陈生故事的庸俗化理解和价值窄化，也容易助长一种浮躁的创业风气。所以，“杀猪8年身家百亿”的故事还需正确的打开。（朱昌俊）7. 中国游客要看淡“巴结”与“拒绝”司马童韩国东亚日报28日刊登大幅图片和报道，渲染中国游客“素质差”，导致韩国部分店铺挂出简体中文“游客禁止进入”的字样。该报道引发韩国民众议论，有人对中国游客冷嘲热讽，有人则要求自我反省。争议发酵之下，这家媒体一度关闭了该报道的网上留言。（10月29日环球时报）近些年来，中国游客俨然已成“大金主”，受到许多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争相拉拢。然而“树大招风”，一边是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时，日本不少商家纷纷打出“喜迎国庆”的中文条幅恭候光临；一边却像现在韩媒渲染的那样，有店铺对“素质差”的中国游客明示“禁止进入”。对此反差，我以为国人不必过于纠结，而应放平心态，看淡所谓的“巴结”与“拒绝”。一枚硬币有两面，凡事常宜正反看。有报道称，去日本的中国游客今年春节期间砸了60亿人民币，在日本樱花季又砸了近70亿。对于他们“非常期待”的这次国庆节，其也确凿是下足了工夫：除了“喜迎国庆”的中文招贴，一些店家向使用银联卡的顾客发放打折5%的优惠券，有的还支持用“微信支付”进行结算等。但很多人应能想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所有的恭敬和善待，还不是奔着请你去“支持经济发展”的？至于其间一些中国游客的不自律、不文明现象，人家则选择性地采取隐忍或淡化罢了。同样，在今年十一黄金周，位居中国民众出境游国家（地区）排名第二的韩国，煞有介事地发出“拒绝”之声的，显然也只是极少一部分。否则的话，韩国首尔市政府也就不会与中国国家旅游局首尔办事处携手，特别针对中国游客开展活动，指定10月6日为“中国旅游欢迎日”。那么，再来听听贴出“禁止游客入内”中文纸牌那家韩国汽车店的说法，“几乎每天都有载着中国游客的巴士或中国游客在店铺前停留，简直没法做生意，有些中国人进店闲逛还吸烟。”就不难明白，如果中国游客能带来爆买的生意，这家汽车店还会再拿“素质差”来故作惊人之举么？说中国游客要看淡“巴结”与“拒绝”，并非要刻意回避问题，对少数国人在国外旅游时缺乏文明素养的表现不予重视。而是讲，随着中国游客大踏步地走出国门、旅游购物，针对我们的说三道四或媒体渲染等，必会与日俱增、不断增多。这当中，我们既要从点滴细节做起，着力改变和改善自身的整体形象，同时也要有一种平衡的心态，承受得了夸张化的“巴结”，也释然得了尖酸化的“拒绝”；而遇事动辄沾沾自喜，抑或是愤愤不平，其实都算不得一种“旅游大国”民众的成熟表现。我觉得，出国出境的旅游热，不单单是一种国民形象的接受评判和打分，何尝又不是一种见贤思齐、取长补短的学习与提高。所以，网络之上、跟帖之中，笔者也十分欣喜地看到，除少数网友依然热衷于“五十步笑百步”地喷来喷去，有很多声音则选择了理智听批评、反省言不足。有了这样对比感言的“旅游心得”，假以时日地汇聚发酵，肯定有助于国人旅游素质和文明形象的越来越佳。（司马童）8. “扔学生手机”提出“拯救课堂”命题王传涛近日，大学老师扔学生手机一事引发社会争议。据了解，浙江传媒学院社会学教师戴老师是社会学博士，有七年教学生涯，10月26日下午，她有一节社会学概论课。戴老师从一开始，就以“最卖力的方式”说出了狠话，来严肃课堂纪律。可是，有两位播音专业的学生，低着头闷声玩手机，完全没有理会课堂。戴老师终于爆发了，两台iPhone6s从窗口飞了出去。（10月29日钱江晚报）大学老师扔了两部价格不菲的苹果手机，说得重一些，这是破坏了他人的财产。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此老师的做法有些严厉甚至是出格纠正课堂纪律可以，扔别人的手机不可以。还有人认为，该大学老师的课堂内容 一定是枯燥乏味的，如其不然，学生们可能就会因为被课堂内容吸引或打动转而认真听课。以上两个说法，自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作为曾经的教育从业者，我也十分理解这位老师在特定语境中表现出来的“坏脾气”，更认为，这名老师之所以这么做体现了一定的责任心，是老师维护课堂纪律的本职体现，也是为了让学生们都能多学到一些知识。即便行为有些过激，也在情理之内。说到底，扔苹果手机一事，给当下高等教育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在信息时代，如何拯救大学课堂？或者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把学生们的视线由屏幕唤回到黑板与书本？近年来，不客气地说，网络移动终端如手机或平板之类，已经把我们能够静下来的所有时刻都剥夺了。比如，课堂、蹲厕所、开会、坐车只要是我们的手和眼睛能够闲下来，我们的手必然会有拿出手机来的冲动。或者上网看新闻，或者聊天交友，或者骂战，或者刷朋友圈，或者什么也不干就是开了锁再锁、锁了再开。至于电子屏幕之外的东西，都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忽略。哪怕是我们当街对面发生的新闻，我们都希望看到从朋友圈里发出来。而这也是移动互联网对于许多行业形成致命冲击的原因所在。被电子屏幕绑架，是现代人的一种病。而且，这种病早已入骨髓，似乎无药可救。但是，实体店没了可以做网店；大学课堂没了，时间却不会倒流。对于大学课堂而言，从来都不应该任由这种情况继续恶化。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去做。一是所有的学校管理者，都应当在禁止学生玩手机这件事上有所作为，相关院系的管理者应该制定与学分、评优考核有关的制度，任课老师也应该把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与最后的考试成绩挂钩；二是大学生也有自己的管理组织，比如学生会，比如，学生会下的自律部及有关社团，也应该想办法形成公约来让手机在课堂上束之高阁。扔学生手机事件，不是偶然事件。它表面上体现的是老师与学生的冲突，实际上体现的是课堂纪律与上网自由之间的冲突。而在课堂纪律与自由上网两者之间，相信更多的人会选择维护课堂纪律，而不是任由学生们去上网。明白了这一点，就应该好好思索如何拯救大学课堂的命题。（王传涛）9. 全面放开二孩体现政策务实与灵活堂吉伟德“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昨天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宣布了这一重大决定。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中国人口与生育政策的又一次历史性调整。至此，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10月30日京华时报）上世纪70年代，中国出现了人口出生高峰期，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日益严重，实行计划生育并控制人口便成为现实选择，并作为基本国策得到长期执行。经过数十年的全面计划生育，我国少出生了数亿人口，更重要的是，计划生育改变了国内的生育习惯，让生育单独成为一种共识，整体生育愿望全面下降。之前预计人口将在某个节点达到峰值，然后才出现下降。然而实际的走向却与之大相径庭，人口的增长数量与预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虽然时下人口依然在出现正增长，但增长率并不高也没有出现人口高峰的可能。恰恰相反，老龄化的提前到来，而社会化养老又难以到位，加上人口红利的过快消失，出于对生育权的尊重，调整计划生育就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同时，2013年实行的单独二孩新政后，其申请生育率严重低于预期，较低的生育愿望下，实行全面放开二孩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从民间呼吁，专家呈请和职能部门反复调研，全面放开二孩在一个关键节点推出，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这一重大政策的调整，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其经济学意义在于，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近年来中国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4%-1.5%的水平，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如果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可以缓解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养老金空账危机以及青壮年劳动力短缺、房地产泡沫等问题。其政治意义在于，做到了还权于民，尤其是失独老人的处境，成为家庭伦理消失的一个缩影之后，让公众有更多的生育选择权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基于以上各种理由，在实行单独二孩新政之后，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应势而出。不难看出，计生政策的调整，并没有采取一步到位，而是在边实施边评估边调整的模式，循序渐进有序推进，体现了决策的谨慎、科学性和严肃性。更重要的是，其调整的过程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也没僵化的教条化，而是结合社会的愿望、专家的意见和有效的评估，顺应形势迅速作出调整，体现了政策的灵活性与务实性。文章因时而著，政策因时而易。之前，卫计委等部门在回应外界吁求之时，明确表示，暂无全面放开生育二孩的时间表。不过随着“二孩全面放开”的消息频频出现，其实已然形成了共识，直面现实也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没有时间表的“二孩生育政策”最终落地，出现如此快的逆转，得益和得利于政策的灵活与务实，自然其收获的效益也相当可期。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有专家评估每年的新增人口在300800万的区间，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不过依照当下这种政策的制定理念与模式，更为科学而完善的人口政策相当可期，国策虽然不能改变，然政策将始终不断优化。（堂吉伟德）10. 惟愿“童伴妈妈”能够缓解留守之痛王传涛针对近年来留守儿童安全事故频发，监护人缺位问题，10月28日，四川启动“童伴计划”项目，从10个县的100个村分别选聘、培训一名“童伴妈妈”，每人负责一个村的留守儿童，目的是弥补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教育专家表示，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国家完善监护体系。（北京青年报10月30日）留守儿童之痛，也是整个社会之痛。但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如何来解决留守儿童的种种问题，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路径。无论是政府，还是公益人士与慈善组织，或许只能让这样的现状继续：父母在城市打工，儿童留在山村，孩子们自小缺失父母之爱，部分儿童性格与心理出现问题，继而出现一些社会性问题，如打架、自杀、抢劫、偷窃等。选聘、培训“童伴妈妈”的做法，应该是一次积极的尝试。“童伴妈妈”以村为单位，集中对村里的留守儿童进行管理和照顾，而且，“童伴妈妈”需要一定的学历，也需要接受一定的培训，加之在乡村之中，有关慈善组织已经开出了2000元每月的工资，也算是在农村地区实现了起码的体面。此基础上，我们当然可以相信“童伴妈妈”能够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照管好这些可怜的孩子。然而，“童伴妈妈”毕竟不是妈妈，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替代亲生父母的作用。而且，这仍然是一种集中管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甚至和寄宿制学校的班主任式的管理，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监护权与责任问题上，“童伴妈妈”并非是合法的监护人，她们在法律上，也不存在必须要承担的监护义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童伴妈妈”的存在，在法理上也算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我们只能说，“童伴妈妈”应该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但未必能够解决好所有的留守儿童问题。或者说，“童伴妈妈”只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绝非是理论意义上的最佳方法。据了解，我国现在至少存在5800万的留守儿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让他们能够随着父母搬到城市中一起去生活并接受教育。然而，森严的户籍壁垒以及严格排斥外乡人的教育制度，是挡在他们与父母间的最大鸿沟。此问题解决不了，“童伴妈妈”存在的意义便不可能无限扩大。不过，话又说回来，正因为户籍与教育现状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改变，我们也只能探索如“童伴妈妈”这样的形式了。（王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