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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十三）考试作弊被开除，为何难以理解？近日，厦门各大高校都迎来了考试季。这是对学生们一年学习成果的检验，但厦门工学院有6名学生却因作弊被开除。校方认为严肃考风考纪有利于培养诚信人才，而家长却认为学生的前途会因为学校的开除处分而断送，要求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12月31日海西晨报）仅仅因为考试作弊，就面临被开除的命运，校方的做法可谓严厉至极。正因为如此，甚至有家长和学生提出质疑，是不是应该给作弊学生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不应该给予如此苛刻的惩罚。不过，校方的做法并非空穴来风，开除作弊学生，正是培育学生诚信风气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一些高校学生的诚信缺失已成为一大社会隐忧，比如考试作弊、不偿还助学贷款等等，表面上来看只是道德层面存在瑕疵，但实际上却会衍生负面影响。尤其是，作为在校大学生，不仅仅应该具有知识层面的积累，更应该在道德素质层面表现出优势。遗憾的是，像报道中的大学生，不仅不认真学习和进取，反而耍小伎俩，正是缺乏诚信意识的表现。在级别不高的考试中作弊，不可能受到法律的惩罚，通常只会面临道德层面的谴责，必然会怂恿学生胆大妄为，诚信缺失只能愈发严重。其实，早在前不久，教育部就专门提出要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并规定对失信学生可给予警告甚至开除学籍处分，这种富有刚性的惩戒制度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减少或杜绝失信情形，其效果值得期待。而且，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如此之下，不管是在诚信机制建设方面，还是在学校管理规定方面，大学生作弊都可以给予开除处理。不难看出，开除作弊考生，本就是一种正当合法的处理方式，但是却遭遇了家长和考生的质疑，也引发了公众的热议。那么，如此多的人对作弊被开除不理解，从侧面表明了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并没有认识到诚信建设的重要性。假如，当人们习惯了考生作弊，当作弊被开除被看作是不正确的处理方式，这种普遍性的认识偏差和错误，则会给整个社会的诚信风气蒙上一层阴影。任由这种想法滋生蔓延，必然会产生“劣币驱除良币”的效应，对于高校教育环境危害极大，而最终受到伤害的则是包括作弊考生在内的每个公民个体。应该说，当作弊被开除成为一种常态，当学籍成为学生自律和警醒的砝码，必然会让大学生们重新考量诚信的重要性，进而产生积极的倒逼效果。诚信乃立身之本，对于作弊学生来说，就应该为他们划定行为“红线”，从而营造出一个人人讲诚信的教育学习环境。不破垄断的铁总很难做到市场化在2016年3月17日将迎来它的三周岁生日。从当前的状况来看，铁路货运量持续下滑的趋势仍然没有任何好转迹象，铁总的债务也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严峻的形势倒逼铁路部门必须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市场化之路，而这场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垄断，形成一套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管理和分配制度。（1月1日中国经营报）人还是那些人，机构也还是那些机构，不能说因为换了个“马甲”，由铁道部变身为铁路总公司，就实现了所谓的政企公开，并最终对接上了市场化之路。市场化就是要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符合市场供需的要求，满足市场的实际需要，并在市场的竞争中去赢得主动。然而，尽管铁路具有不可或缺的战略地位，但若是铁总以我为主而非市场决定，那么铁路改革之路就会渐行渐远，既有的问题就始终难以得到解决。那么，铁路行业的最大问题在什么地方，其实不在债务负担的越来越重，也不在面临的营运结构出现了分化，而在于僵化的管理体制，限制了其自身的活力。从行业上看，由于其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在全国没有第二家可以与之抗衡，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同业竞争；从主体责任上看，由于铁路部门关乎于国家安全，因而也就不存在破产之虞，再多的债务也会有国家进行兜底。如同一些地方的地方债那样，加之缺乏绩效考核和评估机制，从而导致其管理的效益不佳。重投入，轻产出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其实造成了其资源的分散化和重复化，效益不高的情况下，出现巨额债务就难以避免。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必须进行内部的优化和重组，把一些优质的资产剥离出来，对一些亏损产业进行处理，以此不断优化内部的盈利结构；同时要对内部进行法人制式的改革，变时下的全面垄断向控股转变，充分给地方或者铁路局授权，允许他们成立独立的子公司，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不是统一结算和调配，搞内部的平均主义或者均等化，从而既不利于提高积极性，又不利于解决懈怠性，体系内不能进行有效的竞争。在体制外，随着公路营运、航空运营的成本越来越低，铁路运输的比较优势在不断下滑。铁路货运本是最有竞争力，也是盈利能力最强的部分，然而其货运量持续下滑的态势并未改变，其间固有整个经济下行的因素，但同时也跟其他行业的竞争力增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铁路行业可以说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如果不能顺应形势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从理念、机制和体制上进行彻底性变革，由时下的一家独大到股份制经营，由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向现代企业法人转变，由行政长官决定向职业经营人转变，由重投入向重效益转变，那么其就很难做到市场化，也很难有效的对接市场化。很显然，铁总作为既得利益主体，在长期的路径依赖之下，依靠自身来推动改革显然很难，这也是为什么实行公司化三年之后，其垄断格局不但未能破解反倒日益严重的原因。虽然铁总已有了企业化的外衣，然而其集决策权、营运权于一身，既具有高度的行政垄断性，又有高度的市场垄断性，再加上其特殊的战略作用，因而改革的动力不足，若没有外力的促进，下决心进行深层次的改变，先从内部管理创新开始入手，那么铁总改革之困就始终难以破题。（堂吉伟德）片名簒改成语，说好的禁止呢？近日，3部片名改编自成语的电影纷纷上映：怦然星动从天儿降不可思异。3部影片的质量引发网友吐槽，片名更是引发热议。有网友表示，电影拍不好也就算了，误导孩子写错成语怎么办？更有网友调侃，这3部电影应该叫“成语挑错字”系列或者“改编成语杀手”系列。（12月31日 光明网）在行文前，有必要把上述三部片名的正确写法告诉大家，它们分别是怦然心动、从天而降、不可思议。虽只有一个字之差，但很容易让孩子们写错。这样的片名，与广播电视节目、广告用语中“女帽让你一戴添娇”“蚊香让你默默无蚊”“轮胎无与轮比”“药品无胃不治”，以及把“尽善尽美”改为“晋善晋美”，把“刻不容缓”改为“咳不容缓”，等等，带给人们的用语混乱，又有什么区别呢？都是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民族文化的伤害乃至于亵渎。广电节目、广告用语簒改成语，被广电部门多次发文禁止。最近的一次是去年12月，广电总局发出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通知，指出一些广电节目和广告还存在随意篡改、乱用成语问题，对社会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产生误导，必须坚决纠正。并要求，广播电视节目广告用语不得随意更换文字、变动结构或曲解内涵，不得在成语中随意插入网络语言或外国语言文字，不得使用“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生造词语。然而，影视片名簒改成语，似乎并未受到关注，更莫说受到制约了。事实上，影视片名簒改成语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小视。影视片名簒改成语，在“毁词不倦”之后，又“毁人不倦”有一定语言文化的成年人看到怦然星动从天儿降不可思异等带有“伪成语”的片名，或许会一笑置之，但中小学生需要正确理解、规范使用词语，会不会被这些片名误导？这类片名一旦深入人心，久而久之，对于哪些成语是正确的，学生们就会“傻傻分不清”，“伪成语”在其作文中并不少见，乱用起“伪成语”来，甚至还会理直气壮：电影不就是这样用的么？广电部门发文禁止广电节目、广告用语簒改成语，是为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尊严，创造良好的语言运用环境，防止“伪成语”误导青少年。这项工作同样应把簒改成语的影视片名囊括进来。对于那些片名簒改成语的电影电视，不予发放准映证或准播证，除非改名。等到片名簒改成语，发展到如“伪成语”充斥广电节目、广告用语那般普遍，再来收拾就晚了。对影视创作者而言，簒改成语做片名固然能夺人眼球，但不可将簒改成语当成圭臬，否则，打败你的不光是内容，还有让观众反感的片名。爱狗之心亦有边界有市民向共同睇报料，说蓬江区江华路竹排街一工业园内摆了数十个花圈，怀疑是一女子为了悼念被人在工业园内打死的爱犬。记者在现场见到，竹排街工业园一工厂门口通道摆放着两排白色花圈，而在旁边过道上也摆放着数十个花圈和花束，每个花圈上都有一只贵宾犬的照片，挽联上写的内容是悼念一只名为“Bobi”的狗，并感谢它几年来的陪伴。工厂楼上挂着白布，写着主人希望爱犬早登极乐，还有对打死爱犬凶手的控诉与诅咒。（1月1日广州日报）只因他人打死了自己的爱犬，这位女子就在工业园内摆放几十个花圈外加循环的哀乐及诅咒话语，“祭狗花圈阵”煞是瘆人。按照女士说法，这只狗她养了四年，又乖又听话，有了浓厚的感情，是其心灵的慰藉云云，让她无法接受。然而一千个理由都不能为其行为开脱。“祭狗花圈阵”违背法律。因狗生隙，或者感觉权利受损，可以相互协商解决亦可寻求法律途径，而不能在企业单位内蓄意滋事，扰乱了工厂秩序，侵犯了企业及员工的权益，而使用威吓、辱骂的手段则涉嫌侵犯他人的人格尊严权利，属于违法行为。“祭狗花圈阵”违背人性。有些人爱狗如命，外人难以理解他们待如亲子的感受。然而你有养狗、爱狗的嗜好，别人也有不喜欢狗、怕狗的自由，如何处理一己之私与公共利益，如何处理好人与狗的关系，是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的文明标尺。把狗命凌驾于人命之上，使狗成为令人憎恶的载体，实则悖离了动物保护初衷，也将一个人的文明、人性等方面的缺陷展露无遗。近年来，因饲养宠物等动物引发的事件层出不穷，而暴戾、易怒、狭隘、偏激，不计后果，不讲法律、不尊重他人屡屡成为某种社会病的重要表征。实际上，尊重生命与遵循道德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善待自然界的一切生灵，但不能“滥伤”同类。我们要对小动物常怀悲悯之心，更要尊重同类的生命，维护人权，这是人与兽的区别，也是理当遵守的人伦共识和生命道德。对于那些蔑视道德蔑视法律的疯狂之举，应当受到应有的谴责和处罚，如此才能明晰人与动物的界限，以及对法律和生命的无上敬畏。（斯涵涵）跨年晚会重燃战火，说好的节俭呢？2015年12月31日晚，7家卫视的跨年晚会同时热力上演。湖南卫视奉上青春与情怀俱佳的“鲜肉盛宴”；浙江卫视则捧出招牌“跑男团”和甜蜜“冰晨恋”；江苏卫视晚会因为孙燕姿的意外摔倒饱受关注；东方卫视则凭借胡歌和靳东两位大红人赚足了眼球；作为“老大哥”的央视，则一如既往为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奉上了一桌饕餮盛宴短短4小时，7台晚会打响PK战，热闹非凡！（1月2日南宁晚报）犹记得2013年8月，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在“节俭办晚会”和限制晚会数量双重限令下，2014年的荧屏跨年晚会出现“大退烧”除央视外，只有东方卫视、湖南卫视和广东卫视3家；2015年举办跨年晚会的卫视为4家，而2016年，不仅是四大卫视，一些二线卫视也新晋加入，争相为大家传递快乐。我想问的是，说好的“节俭办晚会”呢？近年来，电视台晚会确实过多过滥。仅以2012年元旦到元宵为例，据业内盘点，在一个多月时间，各大卫视及央视共举办16台跨年演唱会、18台春节晚会及6台元宵晚会，几乎每场晚会成本都超过1000万元，有些明星特别多的晚会，成本高达6000万元。这些晚会一味追求大场面、大制作、竞奢华，颇有些“不差钱”的豪气。以至于在全国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都会直指晚会泛滥、浪费严重。这正是相关部门要求提倡节俭办晚会的原因所在。现在，7家卫视的跨年晚会同时热力上演，比拼得火药味十足，被众多网友指为“烧钱无度，劳民伤财”，“节俭办晚会”又被抛到哪儿去了？或者有人要说，电视台作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砸钱办晚会是自主选择，没必要大惊小怪；再说，卫视争相办晚会，挑战央视垄断地位，有竞争才有进步。事实上，卫视疯狂砸钱办晚会，不仅仅是自家的事。各大卫视虽然是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烧的不是纳税人的钱，而是广告收入。但这并不能成为“想疯狂烧钱，大可由它去”的理由。目前，电视台和电视栏目对广告的依赖达到了惊人程度，各种违规播放或插播广告的行为层出不穷，有关部门“禁广令”高悬，但“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大行其道越是在各种晚会上舍得大把烧钱，电视台对广告的依赖程度就越大，违规播放广告或广告扰民等现象就会越严重。各大卫视办晚会，基本都是明星歌手忙“赶场”，节目大同小异，质量良莠不齐；有些明星疲于赶场，成了“空中飞人”，甚至出现跑调错词、假唱假演等情况，让观众难以满意。正如一位网友在其微博中所戏说的：各家电视台的晚会，其实就是元宵和汤圆的差别。而且，疯狂砸钱办晚会，大把烧钱抢明星，恐怕将导致明星身价大增，影响演艺市场的正常秩序。从文艺繁荣的角度来看，将晚会办得越来越豪华，豪华程度盖过艺术本身，也是一种舍本逐末的错误做法，不利于文艺晚会的真正繁荣。有专家分析称，各大卫视办晚会，其实是铆足了劲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以争夺“荧屏老大”。我认为，争“荧屏老大”还需要练好内功，努力提升节目质量和水平，而不必非都挤在一块儿“血拼”。不理智地“血拼”和烧钱，可能导致几败俱伤，得不偿失。单纯依靠砸钱搞晚会，请明星搏眼球，未必能hold住收视率，还不如省下一笔银子，平时多为观众烹制一些精神大餐。争办豪华晚会与倡导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时代要求背道而驰，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了大量公共资源，助长了铺张浪费、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风气，其积弊之深、危害之大，早已有目共睹。相关部门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这个要求，应该到现在仍没有过时，对卫视争办晚会风，仍要遏制。（何勇海）珍爱生命 不做低头一族走在路上，坐在车里，大家都是低头摆弄手机的“低头族”，可有人却因此失去了生命。2015年12月29日晚，28岁的王某一边玩手机，一边在浙江温州平阳县鳌江镇厚垟村的河边散步。因为她一直在看手机，没注意到河，一下掉了进去，再也没上来（据1月2日现代快报）。在新年的假日里看到这则报道，心里委实很不是味道，一位年轻的母亲，膝下还有一双不满10岁的孩子，就因为老公不在家晚上一个人出门散步，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她一直都在低头看手机，完全没有意识到她已经走到没有护栏的小河边，一脚踩空就掉进了河里，而此时周围远近居然没有一个行人，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水中挣扎，河水就吞噬了她的生命再次恢复平静。整个过程让人看着揪心，如果不是她痴迷做低头一族，这一悲剧则可完全避免。其实，类似因做“低头族”而导致受伤甚至“丢命”的案例，经媒体报道过的已经远不止一例。智能手机因功能丰富在给现代人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因其巨大的魔力而导致“低头族”的迅猛增多，不少人只要不是睡着，无论做什么都是手机不离手，甚至在驾驶途中或从事具有某种危险工作时，也难以摆脱对手机的依赖，不少高校为避免大学生进课堂玩手机，甚至纷纷倡导建立“无手机课堂”，“低头族”影响生活、工作、学习等是不言而喻，但因此而丢掉生命，这着实让人始料不及，甚至可能包括智能手机发明制造者都万万没有想到的。显然，对智能手机的痴迷和低头族的增多，责任并不在智能手机，关键还是在使用者的自控能力。尽管痴迷手机和做低头一族，既不违法也不违规，甚至可以找出无数个“低头”的正当理由。然无论这种正当理由再多，却都无法与自己的珍贵生命相提并论，而随着智能手机功能和平台信息的更加丰富，魔力进一步增强，可想而知做“低头族”的人会进一步增加，甚至不排除向更低年龄层蔓延扩散，智能手机时代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给人们带来丰富精神享受的同时，也不排除今后会成为危害个人健康乃至生命的最大“精神毒品”。为此，我们有必要提出“珍爱生命、不做低头族”的倡导，这不仅是希望“低头族”们都能抬起头来，也是对社会甚至个人生命健康的一项负责任态度。智能科技的发展丰富便捷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也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让我们尝到足够甜头的同时，痴迷甚至依赖智能科技运用所导致的很多弊端也逐渐呈现出来，甚至连“常回家看看”都不得不纳入法制范畴，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使用，更让千千万万“低头族”难以“抬头做人”，无度的依赖，让传统最美好的亲情友情道德诚信等在手指轻点的数字传输中被一点点消解。相反，冷漠、虚伪、欺骗等不良习性却随着信号传输被一步步放大，科技的“双刃剑”从未有今天这样让人们为之感同身受，制度约束不是万能，人的自律、自控和理性更无法完全依赖外部的制约。如何在智能科技发展的社会，保持应有的理性，不被智能科技所主宰，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和探讨。智能手机不是毒品，但由过分依赖所导致的普遍“低头族”和由“低头族”所带来的弊端甚至酿成的伤害乃至夺命悲剧，又让人不能不想到毒品之害，因此，“珍爱生命、不做低头族”既非庸人自扰，更非耸人听闻。（朱永华）张惠妹被罚普及“法治无弹性”常识张惠妹睽违3年再次于台湾跨年，不但担任台北场的压轴嘉宾，还在当天带来20多首歌曲，仿佛是个人演唱会般，从晚上12点倒数完后接着开唱，一连演出十余首歌曲，一直和现场观众玩到凌晨1点20分。据媒体报导，当天她表演时段的分贝检测有4次超标，音量最高一度达到91.3分贝，最后遭开罚12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4万。粉丝也为此抱不平，认为跨年就是要High，不该做如此限制。（1月3日都市快报）跨年之夜，自费搭建舞台开个唱，与观现场观众一起联欢，张惠妹为了“与粉丝同乐”，可以说是颇费心思，其行为也“满满有爱”而极具公益元素。然而仅仅因为其表演时分贝超标就被开列罚单，让欢庆的氛围有了一点不和谐的音符，相关部门如此“不解风情”，在很多人看来，此举似乎少了一点执法的人性化。然而对于这样的处理，无论是被罚者，还是普通公众，不但没有矫情式的责怪，反倒是颇习以为常。开演唱会狂欢是一回事，而噪声扰民被罚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看似冲突却在此时和谐共振。既然有规矩，就必须按规矩办，否则一切就可能乱套。法外不乎人情，不是说人情可以替代法，而是只有在法内去讲求人情，而不可僭越或者践踏法律，否则又何来的法律尊严，又何来的法治社会。所谓的法治，说简单一点说是“以法律为准绳”，法律规定和限制了的事，无论涉及到谁，无论其行为的环境有多特殊，该受到处罚的就必须处罚。比如出租车为了救人，除非法律有“例外条款”，可以例外开额之外，那么可以先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然后再根据其提出的申请，按程序给予救济，而不能以“救人可以原谅”而忽略了最基础的一步。正是法律的这种“无情性”，才使得其有了刚性的威慑力，也才有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可靠性。否则，随便一个客观理由就可以法外开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任人把玩的橡皮泥”，变得弹性十足而毫无规律；如果没有了“违法必究”的后果倒逼，自然也就无以树立“有法必依”的法律意识。时下，国内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就在于法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弹性过大，可操作的空间太大，社会缺乏对法律的敬仰。比如法律明明规定应当重罚的，却因为有人打招呼，说人情而受到了轻判；还有不能给予减刑或者假释的，也被有些人作为寻租的工具，以至于有了“花钱捞人”的潜规则；至于诸如预交罚款，发文催罚款任务更是执法违法的典型。总之，有了“关系”或者“背景”，就可以“我爸是李刚”式的狂傲，而没有了这些就可能被“错捕或者错判”，无罪者成了有罪者。还有一些最常见的现象是，一个家里有吸毒的孩子逼得父母锤杀后，邻里就会替其说好话；还有家里有瘫痪在床的病人，其家庭成员不堪重负而将其杀死，往往会引发泛滥成灾的同情。于是法官在审判之时，也会考虑到这些外部因素并进行“人性化处理”。至于广场舞扰民更是同情大于谴责，并以“政府提供的公共场地不足”作为客观理由，从而使那些“泼粪抗议者”的权利被群体化漠视，自然那些写于纸上的“噪声污染”也就成了摆设。而如张惠妹 “阿妹条款” 式的严苛，则是难以望其项背，也足以暴露在法律意识与法治水平上的短板。其实，张惠妹参加跨年夜演唱会，因音量太高被罚的最大意义，在于普及了“法治无弹性”的基本常识。回到内地，若整个社会都有此共识和强烈的意识，并让法律得到不打折的执行，那么依法治理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实现社会法治化才会有牢固的保障。（堂吉伟德）“快意恩仇”无法成为规则意识的基础一则很简短、新闻价值也没有那么大的社会新闻，因为配发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因为引起了受众的普遍共鸣，竟然成为了3日跟帖量最大的新闻：日前，南京一对夫妻过马路未走斑马线，与一骑车男子擦身而过时女子竟被一脚猛踹，摔倒在一辆汽车后轮旁，十分危险。丈夫以为妻子是被汽车碰倒，还差点打了司机。（1月3日 齐鲁晚报） 新闻跟帖，有时是更大的新闻。就像，过马路被踹倒的新闻。即便配上了事发时的视频，让人看到了新闻发生时的真实滑稽的情形，即便被踹倒后面临着被车撞的危险，一旦被撞就可能人命关天；但是毕竟没有发生什么更严重的交通事故，被踹倒的细节多看几遍也没有什么稀奇之处。是网友的大量跟帖，赋予了这则新闻更大的传播价值。这些跟帖虽然依附于新闻存在，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更重要的新闻它们汇集起来成为需要重视的舆情。与原本的新闻相比，这些跟帖以及背后的舆情才是更需要分析的，是它们让一则简单的社会新闻成为焦点新闻。人们为何会关注这样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梳理一下跟帖的关键词可以发现，有一个关键词基本能够解释人们关注和跟帖的原因，那就是解恨。视频中过马路的夫妻没有走斑马线，面对川流不息的车辆他们走得不紧不慢；因为差点撞到这对行人，机动车驾驶员在后怕之后恼羞成怒，在经过行人时一脚把女子踹翻。这种面对违章现象的简单粗暴的行为，不是十分解恨吗？虽然，在道路交通中，行人处于相对弱势位置，但是很多行人似乎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也不在乎别人的安危，他们根本不遵守交通规则，根本不在意近在眼前的机动车辆，反正这些车辆要“礼让”行人，结果经常挑衅一般大摇大摆地走在机动车前。这种漠视规则不把自己生命和别人利益当回事的行为，显然让人气愤和无奈。于是，踹一脚成为了一种解恨的发泄，成为一种带有教训意义的警告。被踹一脚总比被车撞到来得幸运吧？尤其是，现实生活中，类似不遵守规则的现象非常多，破坏规则者有时远比行人来得傲慢、霸道。面对这些漠视规则、践踏规则的现象，人们常常急不得，常常无能为力，哪怕他们牙根恨得痒痒，也只能无奈地接受。此时，踹一脚也就具有了象征意义人们觉得对于现实中不遵守规则，不敬畏规则者，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踹一脚。这一踹就可以发泄自己内心的压抑；这一踹也可以给对方长一点记性。否则，怎么办呢？难道眼睁睁看着规则不被遵守，自己被不遵守规则者委屈？当规则不彰时，人们便会寄希望于简单直接的暴力。就像最近上映的电影老炮儿。老炮儿处理问题有自己的一套规矩，虽然这套规矩离法治和文明有一定距离，但是人们依然觉得这是一个热血的爷们，因为他在捍卫自己坚守的规矩，教训那些没有任何规矩意识者。这就是一种现实心理。当规则意识没有建立时，人们只能去相信另外的一套规矩，哪怕这规矩只是一种潜规则，或者是次道德，但总比没有任何规则强一些。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知道为何人们对被踹倒的女子缺少同情心，反而觉得踹人者有维护规则的作用。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觉得规则没有被遵守，在规则意识缺少的惶恐中，人们希望看到规则的维护者。即使，这个维护者维护的根本不是正常的规则和制度，也根本没有使用正常的手段和方式。虽然，暴力有时来得直接有效，虽然，次道德有时来得底线鲜明；但遗憾的是，潜规则与规则总有不可跨越的距离，次道德也只是无法让生活更美好的次道德而已。从来，规则不会建立在潜规则的基础上；从来，文明也不可能以次道德为核心。所以，在面对踹人视频时，人们应该节制自己内心快意恩仇的泄愤，想想规则到底该如何走入人们内心，成为真实而具体规则敬畏？这规则敬畏必须养成，真正能让人感觉到安全和公平的是规则以及对规则的敬畏，而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出脚时就出脚的暴力。不能总靠媒体曝光改变代课教师的命运从17岁到57岁，山西省陵川县积善村代课教师宋玉兰坚守三尺讲台40年，她用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照亮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虽然宋玉兰这一辈子每月工资最多时也只有一百多元，但她喜欢孩子，说“我离不开孩子们”；乡亲们也敬重她，说“她是小山村不灭的蜡烛”。（1月2日北京晨报）从事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却拿着仅仅150元的微薄月薪，代课教师宋玉兰带给我们的情绪体验，早已超出了感动的范围，更多的是心酸与沉重。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代课教师的待遇问题，是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处理起来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正确认识代课教师这个群体。对于代课教师，现在有两种舆论倾向都值得警惕。一种是冷嘲热讽，认为工资这么低，还赖在这个岗位上，这个并不是谁强迫的结果，只能怪其自己，主张由代课教师自谋出路；一种是过度拔高，认为代课教师都是道德高尚、无私奉献的人，应该全部给予转正。实事求是地说，代课教师多半都是热爱教育事业的，但如果有更好的机会，他们未必就不会离开这个行业。很多代课教师在这个行业耕耘了很多年了，当年还抱有一线转正的希望，但随着事业单位实行“逢进必考”，大量并无大学学历、甚至不具备教师资格证的教师，转正希望已经彻底落空。但无奈青丝熬成白发，也确实也没有进入其它行业的能力了。这就是代课教师面临的无奈现实进无法转正，退没法转行，唯一的希望就是政策照顾，而政策照顾往往又来自舆论关注之后。近年来，很多媒体都曝光过代课教师的故事，很多报道最后都推动了代课教师待遇的提升。因此，我也可以想象，媒体曝光之后，宋玉兰所在的陵川县会给予回应，补发欠薪、大幅提薪、代缴保险等等。但是，还有千千万万个宋玉兰，在无人关注的社会角落，在当年偏远地区师资力量匮乏时做了教育事业的一块砖，现在却成了一些部门眼中的包袱，他们该怎么办呢？对此，一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应该有正确的认识，不要只是在舆论压力下才表现出解决问题的决心。对符合条件的代课教师转正，对愿意离开的代课教师给予清退赔偿，对仍然继续做代课教师的，至少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一份工资。这些事情做起来，真的很难吗？说到底，解决这些问题，有关部门并不缺少政策、财力与执行力，需要的，只是一点诚意罢了。谢绝考生查卷的理由靠谱吗？2015年高考成绩公布后，江苏泰兴第一中学考生小闻发现，历史成绩竟然是C等。平时历史模拟成绩一向得A或A+的她，怀疑自己的考卷被评卷老师误判了，向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及其主管部门省教育厅提出申请，要求查看自己的考试答卷。考试院答复称，学生不能查看答卷。最近，小闻一纸诉状将省教育厅告上了南京中院。（12月4日新华报业网）查分不查卷，这是不少地方高考的“老规矩”。规矩当然是人定的，订立的理由也怪吓人的：比如试卷是“国家机密”，比如奉教育部之命行事云云。这样一说，往往能唬住不少考生。因为对于权力与秘密，国民善良地秉持着某种天然的敬畏感。最后所谓的查分，要么就是考试院答复“无误”，要么就成了“歹戏拖棚”没有结果。最典型的例子，当数2008年高考。河北一考生成绩与估分相差近100分，申请查分结果被告知“没问题”。考生提出想亲眼看看自己的答卷，但遭到拒绝。该生选择了复读，第二年高考数学又跟估分差了50多分，考生和家长坚持要看到试卷，结果依然被拒。2009年12月，家长走上艰难而漫长的诉讼之路，最后得到的答复却是“考生答卷已按规定销毁”。为此，河北省21名省人大代表针对高考成绩复查政策存在弊端联名提出建立高考成绩复查救济制度的建议，而时至今日，高考成绩复查制度仍岿然如山，不思改悔。高考级别的试卷能不能被查阅？这个问题，一刀切的答案恐怕未必令人服帖。道理很简单，考生的试卷，申请复查的，一般都是自己的答卷情况，不携带任何“泄密工具”，自己看看自己曾经答过的试卷，有什么“不可为之”的呢？再说，粗暴的“谢绝查卷”，是个明显带有偏向性的解释。道理大家都懂，因为要求查卷的，往往都是最有“误判”嫌疑的，一旦考生看到了“亲生”的试卷、进而找到评卷的差错，这恐怕就“捅了大篓子”。一则，它容易引发阅卷的公信质疑；二则，查卷可能要成为“停不下来”的事。这样一想，不如大门紧闭，人力物力省了，后顾之忧也没了。有数据说，只要5%的考生要求查卷，各个程序走下来，考试院估计就要退几层皮了。但，能不能因“人手不足”之因，驳回考生对分数查核的权利与自由？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从概率上来说，在高考评分越来越“祛魅”的当下，各种“秒评”的传言也是甚嚣尘上。高考阅卷压力山大，评分人会否有眼花缭乱的时候？二是从各地的实践来看，也不是没有开门查卷的先例。比如今年6月，山西招生考试网消息称，“对高考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可于2015年6月25日至26日18时前，到考生报名参加考试所在地的县（市、区）招办办理申请查卷手续。”实际上，即便科举年代，张榜后10天内，落榜考生也可以查卷。落卷上会有考官的阅卷批语，一看就明白为何未被录取，也算“死个明白”。怕查卷的人多，怕查出错误“蛊惑”人心这些理由，在法治年代，恐怕都不能用来对抗考生查卷的诉求。再说，查卷机制透明而高效，对阅评程序也是很好的制衡与监督。地方考试院能否行这个“方便”，教育监管部门是该出来说句“公道话”了。（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