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docx

浙江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经济发展迅速,浙江农民收入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在增长量上,一直居于全国前列,特别是1997年以后,在全国农民收入增速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浙江农村经济仍然持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浙江农村的发展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典范,总结浙江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成功经验，对其它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6年，全省生产总值15648.9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31684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1倍，居全国各省、自治区首位。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5.9:53.9:40.2，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到2567.5亿元和1298.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265元，列全国第3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335元，列全国第3位。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1514.6亿元，农业增加值达923亿元。种植结构继续向高效益经济作物调整，粮经面积比2006年为55：45。
2000年以来，浙江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比较合理，呈现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上升，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较快。2006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1%，在全国各省市中居第10位， 2006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绝对量为6308亿元，在各省市中居第4位。2006年，浙江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4.1%，在各省市中居第6位，具体数据见图1、2、3。

图1 2006年各省（地区）第一产业占GDP比重

图2 2006年各省（地区）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图3 2006年各省（地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以上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浙江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使非农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在最近几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深入分析浙江农民收入与非农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促进农民增收显得尤为重要（注：文章中所用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数据）。
二、浙江农民收入总体特征分析
（一）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特征
１、从绝对量来看， 浙江农民收入水平持续增加。1992-2006 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359元持续稳步增长到 7335元，年均增长 398.4 元，而同期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784元增长到了3587元，年均仅增长186.87元。15年间，浙江农民收入年均绝对增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3倍。2000年，浙江农民收入已经达到了4254元，比2006年全国平均值3587元还要高出667元，可见，浙江农民收入绝对水平已超过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很多。
２、从相对量来看， 浙江农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呈现波浪式上升态势。总体约是全国农民收入水平的两倍。浙江农民纯收入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之比，最低的1997年为1.72，最高的2003年达到了 2.06，是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两倍。1997年之后，浙江农民收入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之比呈现出波浪式起伏上升态势，2006年浙江农民纯收入的年平均值是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2.04倍 。
３、从增长速度来看， 浙江农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个百分点。1992-2006 年，浙江农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91%，而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5.87%，浙江农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04个百分点。尤其是1997-2000年，浙江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表现出持续加速增长的趋势，由4.2%上升到了8.57%，而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处于波动状态并呈现出下降趋势，由5.87%下降到了4.25%。
（二）浙江农民收入差距的地区特征
浙江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别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１、从收入的绝对量来看， 浙江不同地区农民收入两极分化现象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991年，浙江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极差是 915元，1995年扩大到了1714 元，2000年为 2532 元，2004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3700元。14年间，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极差扩大了4.04倍，极差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1%。2004 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最低的丽水市为3321元，仅相当于1995 年农民收入最高的嘉兴市的水平，甚至比嘉兴市还低了271 元。这表明，浙江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比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要超前10 年。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浙江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两极分化现象呈不断扩大趋势，应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
２、从极值差率来看， 浙江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基本保持稳定并呈小幅波动态势。1991年，农民收入最高的嘉兴市为1640 元，最低的丽水市为 725元，极值差率为2.26倍；1995 年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极值差率为1.91；2000年为 2.14；2004 年农民收入最高的嘉兴市达到了 7021 元，而最低的丽水市仅为3321 元，极值差率为 2.11。20世纪90 年代以来，浙江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基本保持在2.0 左右，并呈小幅波动态势。
３、从变异系数来看，1991-1997年浙江不同地区农民纯收入的相对差距呈缩小趋势，1997-2004年总体上呈波状扩大趋势。1991-2004 年浙江不同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异系数一直保持在0.17以上，除1994 年突然大幅回升外，变异系数总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1997-2004，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 变 异 系 数 从 0.1749 上 升 到 了0.2842，总体上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变异系数可以看出，1991-1997年，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1997 年后又呈现扩大趋势。
（三）浙江农民近年来收入来源的结构变化特征分析
目前,统计调查口径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主要由四部分构成:(1)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是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收入； (2)工资性劳务收入。主要是第二产业即工业、建筑业收入和第三产业，即交通运输、商贸、和社会服务业收入，包括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收入、本乡镇劳动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劳务收入);(3)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提供金融资产或房屋出租和财产租赁等得到的收入;(4)转移性收入,主要是二次分配中得到的收入,包括家庭非常住人口寄回或带回、城市亲友赠送、离退休金、养老金、救济金、各项农业补贴(如退耕还林草补贴)、退税、无偿扶贫款和赔款等.下面，主要从农民收入的构成角度,分析浙江农民收入来源的变化情况。
本文中所指的农民收入，若不作特别说明，一般均指农民人均纯收入。另外，在分析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因素时，区别农业收入与非农产业收入分别测算其影响因素的贡献大小。因此，有必要对农业收入与非农产业收入进行界定:农业收入，即第一产业收入，是指户口在农村的劳动者，一定时间内,在农业领域从事生产活动所得到的收入，包含农、林、牧、渔业。也就是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中的第一产业收入。非农产业收入，指的是户口在农村的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离开本地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主要从事工业、服务业或外地非农产业劳动而得到的收入，它等于工资性收入和非农家庭经营收入之和，不包括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

图4 2000-2006年浙江省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及转移性、财产性收入变化图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年度数据。
从图4，可以看出，2000-2006年间，相对于农业收入而言，非农产业收入在浙江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要大得多，而且非农产业收入呈较明显的增长态势，其增长速度也大于农业收入的增长速度。
为了进一步分析浙江农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相对贡献，特别制作表1。从构成上看，目前农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二者相加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2000年为91.74%，到2006年仍然高达91.03%，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

表1 2000-2006年浙江省农民纯收入中农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构成变化表

年份
农业收入
非农产业收入
原值（元）
比重（%）
原值（元）
比重（%）
2000年
953
22.40
2965
69.70
2001年
990
21.61
3234
70.58
2002年
992
20.08
3520
71.26
2003年
1030
18.97
3958
72.88
2004年
1124
18.44
4416
72.44
2005年
1248
18.74
4817
72.33
2006年
1377
18.77
5300
72.26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年度数据。
从人均纯收入构成上看，2000-2006年间，农业收入与非农产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非农产业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由2000年的69.7%上升到2006年的72.26%；与此相反，农业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逐渐降低，由2000年的22.4%下降到2006年的18.77%。
依据上面图表和数据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浙江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是非农产业收入，而且其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呈逐渐上升趋势。
2、农业收入也是构成浙江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非农产业收入而言，比重较小，且呈逐渐下降趋势。
3、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不能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但也是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
三、影响浙江农民收入的因素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以及图5可知，现如今浙江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非农产业收入，而它等于工资性收入和非农家庭经营收入，即第二、三产业收入之和。下面，主要从工资性收入和第二、三产业收入两个方面来分析浙江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

图5 1996-2006年农民农业收入与非农产业收入相对变化图
(一) 工资性收入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主体地位发生了改变，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全国农民和浙江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看,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逐年上升。2006年,浙江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达到3575.14元,接近全年纯收入的一半左右。浙江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为浙江农民收入增长做出巨大的贡献,寻求其深层次的原因,虽然与农民外出打工有一定联系,但主要还是得益于浙江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图6 2000-2006年浙江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趋势图
乡镇企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本土经济群体，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近年来,全国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有所放慢,效益也有所下滑,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减弱，已成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浙江乡镇企业发展仍然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对促进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就业、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继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2006年年底，全省乡镇企业从业人员1303.08万人,比上年增加4.75%。乡镇企业增加值是反映乡镇企业发展状况的主要指标，其增减变化对农民工资性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用1997-2006年的数据，我们得到浙江乡镇企业增加值与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998，置信度为0.01，故表明两者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这说明浙江乡镇企业增加值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影响很大。此外，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在其他方面促进了浙江农民收入的增长。浙江省农办原副主任顾益康指出:民营为主的所有制结构，中小型居多的规模特色,使得浙江的乡镇企业大大增强了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与此同时，更多的农民改变了身份，从单一的打工变成了打工兼经营和投资，这批农民不仅能获得工资收入，还能获得资产收益、资本增值等多种收入。今后,随着浙江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其带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将更加明显。
(二) 第二、三产业收入的分析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2003年12月24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不适应农民多渠道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需要，是造成中国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矛盾。”由数据表明,全国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构成中,农民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不论是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都远远落后于浙江农民。在绝对数上,浙江农民来自于二、三产业收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相对数上,浙江农民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人均收入占家庭经营人均收入比重逐年稳步上升,从1997年的38.33%增加到2006年的54.55%,超过了一半比重。近年来,浙江农民以家庭经营为主的二、三产业的发展，已成为支撑浙江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动力之一。浙江积极发展家庭二、三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现代流通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已成为浙江工业不可忽视的重要产业。浙江通过发展二、三产业，加速了社会化专业分工与合作，拓宽了农民的就业与增收渠道，改变了农民增收自然依赖自然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状态;减少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产业化发展;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拉长了农业产业链,对提升农业产业层次，提高和稳定农产品价格，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对增加财政收入、社会收入和农民的原始积累,为政府、工商业资本、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增加农业投入积累资金,也为农民更好地在农业领域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2004年全省经济普查,首次收集了涵盖第二、三产业全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所有经济活动基本数据,包括单位数量、从业人员、财务收支、资产负债,企业主要生产经营活动、生产能力、主要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科技开发投入等,全面展示了二三产业经济揭底和经济实力。根据经济普查结果,我省第二、三产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征主要是:
1、综合实力凸显,经济总量较大
经济普查资料显示,浙江的综合经济实力依然稳居全国前列。2004年,全省共完成GDP达11648.70亿元,占全国7 .3%,继续列广东、山东、江苏之后居全国第四。其中第二、三产业共完成增加值10834.60亿元,占全省比重的93%。全省人均GDP列上海、北京、天津之后也居全国第四,在全国省区中居首位。
2、非农产业发达,二产比重占优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省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较小,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其中第二产业比重占绝对优势,呈明显的“二、三、一”结构。2004年,全省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814.1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7.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1个百分点, 第一产比重已具备发达国家特征;第二产业增加值为6250.3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3.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584.2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9.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个百分点。
3、以制造业为主体,工业经济繁荣
从GDP的行业构成可以看出,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经济仍是我省经济的重要支撑。2004年,工业完成增加值5491.33亿元,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87.9%,占全省GDP的47.1%;建筑业完成增加值759.05亿元,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12.1%,占全省GDP的6.5%。
在工业经济中,制造业完成增加值5045.19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91.9%,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80.7%,占全省GDP的43.3%。除制造业外,占GDP比重最高的是流通领域的批发与零售业。
4、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杭甬温最富活力
浙江省11个市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较明显。从GDP总量看,杭州名列全省榜首,宁波第二,温州第三,其余依次为绍兴、台州、嘉兴、金华、湖州、丽水、衢州;从人均GDP看,宁波名列全省榜首,杭州第二,嘉兴第三,其余依次是绍兴、湖州、舟山、金华、台州、温州、衢州、丽水。从三次产业的构成看,二三产业占GDP比重高于90%的有6个市,依次分别为温州、杭州、宁波、金华、绍兴和嘉兴。杭、甬、温三市共拥有个体工商户116.77万,占全省的42.3%,其中温州个体工商户数最多,其次是杭州和宁波;共吸纳就业人员1111.58万人,占全省的48.3%,其中杭州和宁波吸纳就业最多，其次是温州。
四、从非农产业发展分析我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
浙江非农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源泉。可以说农民要致富，关键在“非农”。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图7 2006年农民农业收入、非农产业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图
浙江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从非农产业这个重要的方面，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众创业机制的形成
到2006年底统计，全省有私营企业40.6万家，投资者人数92.6万人，比上年底分别增长13.2%、12.9%；个体工商户年末总户数达179.8万户，从业人员364.8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4.12%、14%。根据《全球创业观察2005年中国报告》，浙江属于创业活动高活跃区域。经过近30年来的发展，浙江已形成民众自主创业的机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形成了人人追求创业，人人渴望当老板的价值取向。2006年，全省新开业的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分别为8.05万家和38.7万户，平均每天有224家私营企业开业，比上年增44家，总量突破40万家，创历史新高；个体工商户逐步走出高位徘徊的局势，增长速度提高了1.6个百分点，全年平均每天新登记1076户，比上年增加21户。2004年国家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每万人口的法人单位是40个，浙江是78个，全国每万人口的产业活动单位是43.1个，浙江是93.5个，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自主创业，实现自我价值已成为社会各个群体的共同意识和选择行为。二是形成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走上了创业富民的发展之路。

图8 1996-2008年浙江省个私企业数量变动
（二）企业生长机制的形成
我省农村农民增收主要从两个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企业成长机制：一方面，随着农村中小企业的不断成长，规模不断扩张，员工总数不断上升，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成长伴随着效益的增长，规模的增长也伴随着员工工资的增长，形成了企业成长与工资增长相伴相生的机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省工业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健康向上的成长机制。2005年开始，全省每年有5000多家从规模以下企业成长为规模以上企业，每年有约500家左右从小企业成长为中型企业，每年有约20家左右从中型企业成长为大型企业。2006年全省比上年新增规模以上小型企业4902家，中型企业496家，大型企业13家，呈现出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态势。根据2007年统计数据，我省规模以上小型企业的平均职工人数为93人，而中型企业的平均职工人数为654人，大型企业的平均职工人数为4064人。由此可见，农村中小企业的自我成长为广大农民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为农民增收提供了一条可靠的途径。
表2 2000－2007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变动情况
年份
全部规上工业企业数（家）
其中：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比上年新增规上企业数
比上年新增中型企业数
比上年新增大型企业数
2000
14575
318
932
13325

2003
25526
122
2227
23177

2004
41357
84
2959
38314

2005
40275
154
3203
36918

2006
45686
166
3700
41820
5411
509
12
2007
51604
192
4150
47262
5918
476
26
注： 2003年国家出台新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2004年经历了经济普查，此后的数据经过调整，因此，2004年之后与2004年之前不可比。
随着我省农村中小企业的不断成长壮大，企业员工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均不断提高，从而为农村农民就业者增加收入提供了保障。除了传统的工资收入之外，近年来，中小企业为职工增加了各类保险和福利。其中社会保险包括：2007年以前扩面的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以及2008年新扩面的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男女都要保）等；其他福利还包括建立员工宿舍并配置物业人员，建设员工地方口味食堂，举办企业文娱活动等。
根据余姚市发改局的调查数据，2003-2007年企业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下图为一组对比图（百分比为约数）：

图9 2003-2007年企业职工工资及福利构成变化
从上述图表我们可以看出，2006年和2007年的职工福利比2003年新增加了社会保险，且总福利所占职工收入比重逐渐加大，月工资所占比重逐步下降，同时工资和福利的绝对值均有较大比例的升幅。2007与2003年相比，职工月平均工资从1000元左右涨到1500元左右，涨幅达到50％，年平均增幅达12.5％；工资加福利的总收入从1010元左右涨到1810元左右，增幅达到79.2％，年平均增幅达19.8％。下图为职工工资福利总收入变化趋势：

图10 2003年以来职工工资福利总收入变化趋势图
（三）产业演进机制的形成
在改革开放前浙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份，工业基础相对薄弱，1978年一产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38.95%，而二产仅占43.25%；20世纪80年代，浙江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形成了轻纺工业为主的产业格局；20世纪90年代，浙江产业结构主要沿着从传统工业向现代轻工业、从一般加工业到高加工度工业的轨迹演进；2000年以来，全省各地加快了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到2008年, 一产比重仅占5.1%,而二产比重达到53.9%,成为全国工业经济大省。
同时，浙江的工业逐渐从轻工业时代进入重工业时代，轻工业占全部工业比重从1978年的60.19%上升到1990年的65.2%，之后比重逐渐下降，2007年规上轻工业下降到45.2%。相应的重工业比重则由1978年的37.63%上升到2007年54.8%，30年间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已基本形成了产业的演进机制。从三次产业看，我省已经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演进；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已经由轻工业向重工业演进。
（四）技术进步机制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农村农民创业创新，逐步形成了知识的学习机制和技术的创新机制。
1、知识的学习与累积。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不断学习和累积，许多知识从陌生到熟悉，从知之不多到知之更多，从浅入深，从简到繁，从易到难。许多农民在二三产业中学到了市场经济的知识，锻炼了办厂经商的本领，从而实现了个人的转型。他们逐步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从农民转变为了工人、商人和创业者。农村中小企业的成长就像一个人接受教育那样，要先后经历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的不断学习和积累的过程。知识的学习与积累为企业成长、农民增收提供了保障。
2、技能的掌握与增长。从人力资本理论来看，个人掌握技能有一个逐步了解、适应、熟悉的过程，在实践中逐步掌握基本的技能，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增长新的技能。许多农民从原来的普通民工转变为了熟练工人，又转变为高级技工；从原来的小商小贩成长为创业者，甚至成长为原生态的企业家。改革开放30年来，我省许多地方政府通过组织农民技能培训，推行技能的普及和扫盲运动，从而使得农民敢于也能够离开农业，进入二三产业就业，提高了收入水平。
3、技术的扩散与创新。从内生经济学来看，区域经济的增长动力来自于内部，技术的扩散与创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农民从事二三产业，不但使自身的技能和知识得到不断累积和增长，同时增加了人员的流动性，使得知识和技术能够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流动。许多原先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农民通过模仿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在创业过程中边干边学，不仅积累了货币资本，更重要的是增长了创业知识技能，学会了创新。因此，渐进性的创新成为浙江农民创业和许多中小企业发展的突出特征。
（五）城市化推进机制的形成
城镇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方面，是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是农村人口、劳动力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的经济要素，其实质与核心是城镇集聚和辐射效应的不断增强，并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综合体现。2006年，浙江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6.5％。浙江城镇化发展主要有两个效应：
1、农业劳动力转移效应。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城镇化进程推进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包括产业取向与地域取向两个方面。产业上转移主要是指农村劳动力在产业分布上，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地域上的转移则指的是农村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转移。这种农村劳动力的内部转移和外部转移恰恰体现了城镇化的实质所在。从产业转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农村劳动力呈现加速转移趋势，在我省农村劳动力中，1978年农产业从业人员为1300万人，占全部农村劳动力比重为88.7％，之后逐渐下降，至2006年，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仅约三成，接近七成的农村劳动力在第二、三产业就业。从地域转移分析，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的加快改革以及一系列城乡统筹政策的实施使得全省农村劳动力的异地输出日益活跃，农村经济地域系统的开放程度有了极大地提高，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和进入城市的转移量大幅度增加。我省农村外出劳动力从1990年的188.66万人上升到2006年的435.58万人，同期外出劳动力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也从9.3％上升到18.9％。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流动人口的增加为城市的建设、扩展和服务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和低端的消费群体。城市化必定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两者是相互作用、互动发展的。
2、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入非农产业的同时，我省产业结构在低水平的基础上也得到不断调整。改革开放前浙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45％以上，第二产业比重保持在35％左右，产业结构呈“一、二、三”分布。到1977年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到41.5％，超过了第一产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二、一、三”。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1978年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到43.3％，到1978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二、三、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城市化加快发展、浙江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以及相继出现的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的有利环境影响下，产业结构继续优化提升，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15％左右，第二产业中技术和资本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兴起，第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到30％以上，到2006年浙江第一产业比重为5.9％，比1978年下降32.1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54.0％和40.1％，分别比1978年上升10.7和21.4个百分点。这种结构演进的过程正是城市化不断推进加快的特征表现。反之在第二、三产业大力发展所带来的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之下，城市必将表现出巨大的吸引力，从而使城市化进一步发展。
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进程，加快农村人口转移，不断扩展农民的就业空间，促进农民向非农业转移，使得浙江农民的农业收入也进入良性循环。
（六）企业家培育机制的形成
企业家是企业的领军人物，是社会的稀缺资源。企业家的成长状况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市场是培养和锻炼企业家的学校。
改革开放后，浙江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中，创造了独特的“块状经济”发展模式，即在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上，千家万户中小企业专业分工协作，生产经营某一个或某一类产品。一些区域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创新系统，有统计数字表明，平均26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个老板，在温州和台州地区，平均每4个家庭就办有一个企业。如诸暨市大唐镇镇区面积仅为5.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不足3万人。就是这样一个小镇，却有4000多家生产袜业的中小企业。从1991年开始，这里先后建立了轻纺原料市场、袜业市场、联托运市场和劳动力交易市场。2001年，大唐镇又筹措资金2亿元，建成了集轻纺原料市场、袜业成品市场、袜机配件市场、联托运市场、会展中心于一体的大唐轻纺袜业城。一年创造了近21个亿的国内生产总值，农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达1.25万元。目前不仅大唐本地3万多人闲不下来，外来打工者也达到3万多人，超过了本地人口。
民众踊跃地创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聪明的也变聪明了，聪明的变得更聪明了，自然而然对创业者形成自然的筛选机制，一些高素质的创业者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企业家。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成功之处是锻炼和培育出一个由不同层次构成的、人数众多的企业家群体。一个社会中商人和企业家的人数众多，表明了这个社会拥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巨大前能。希克斯指出：“一旦有了一个商人阶级，他们便会开始把自己或紧或松地组成一个社会，一个新型的社会。” 相对于比较贫乏的自然资源，浙江拥有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就是许多从市场经济培养锻炼出来的各种善于经商办厂的能人。
五、进一步促进浙江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围绕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重点要在三个方面有新的突破：一是要在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实现新突破，把农业收入的着力点放在发展农村现代农业上，改变农民在农业收入上一直徘徊不前的状况；二是要在增加农民非农产业收入上实现新突破，以促进农民创业就业为根本，以培育和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为动力，以加快城镇化建设为契机，促进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的不断提高；三是要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上实现新突破，以创新农村土地使用制度为切入点，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以构建城乡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保障，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要积极采取五大举措：
（一）树立工业化新理念，推动工业与农业互动发展
1、确立工业化新理念。目前许多人对“工业化”采取狭隘的理解，认为工业化就是发展制造工业，把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对立起来。按照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观点，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经济各有机组成部分的发展和进步。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既包括城市的工业化，也包括农村的工业化”。农业与工业是相互依存关系，农业为工业化特别是在工业化启动阶段提供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而工业化必然促进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带动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农业生产量的增多。目前我省已经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的过渡阶段，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自1996年以来我省农民在农业收入方面从人均年收入1100多元逐年下降到2006年的700多元，这说明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因此，要更新工业化的传统观念，确立工业化发展新理念，用大工业化的思路发展农业，把增加农业收入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目标，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增加农业收入的突破点，实现工业与农业互动发展，使农民在农业收入上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2、开展现代农业启蒙运动。从创业路径理论来看，从事任何行业的创业都存在如何起步的问题，即存在从陌生到熟悉、从简单到复杂、从知之甚少到知之更多、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学习摸索过程。我省的农村工业化和中小企业外贸发展都曾先后经历过工业化启蒙运动和外贸启蒙运动。许多地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自发地出现了以发展家庭工业为基础的工业化启蒙运动，广大农村千家万户在发展家庭工业中树立了办工业的理念，千家万户在发展家庭工业中学会了办工业的本领。可以说，发展家庭工业是一场农村工业化启蒙运动，解决了农村农民怎样启动工业化的问题。最近十年来，衢州等地为推动农村工业化，政府发动农民发展来料加工家庭工业。宁波市于1999年开始发动外贸启蒙运动，解决了中小企业外贸发展如何起步的问题。那么，现在如何推动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呢？这是目前我省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新课题。我们认为，目前我省农村要发展现代农业，也要解决农民怎样启动和如何起步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广大农村分行业选择重点领域开展为期3至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现代农业启蒙运动，让广大农民学习了解和熟悉现代农业的基本知识，比如学习和引进日本的精细化农业、以色列的设施化农业、荷兰的花卉技术等等，掌握基本技能，积累经验，尝试和摸索发展现代农业的创业门路，逐步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3、发展农业装备制造业。农业装备制造业既是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发展农业装备制造业作为我省发展现代工业的重要支撑，重点发展适合本省的水稻插秧机、粮食烘干机、油菜收割机、采茶机等方面的现代农业机械，以及设施化农业、储藏保鲜、农产品精加工等方面的机械装备。研究制定现代农业机械制造业发展规划和产品目录，作为我省发展装备制造业的新领域、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方向，加强培育和扶持。选择有条件的地方，着重培育发展若干个现代农业机械产业集群。
4、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现代农业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着力培育一批农业科技企业，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积极组织实施高效生态农业技术创新。要依托农业院系、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技术中心引进和推广国内外先进农业适用技术。制定优惠政策，着重扶持发展围绕种子种苗、农资供应、种粮服务（例如代耕、代种、代管、代收、代储、代烘）、市场信息、农产品质量改良与检测、品牌策划与营销、现代物流等领域的现代农业服务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分工，促进农业的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二）扶持农村农民创业，增强欠发达地区发展活力
1、实施欠发达地区农民创业促进工程。“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最为核心的两条。那么，怎样才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呢？要分析深层次原因，寻找关键因素和对策。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许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农村之所以率先发展起来，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发动因素就是企业家及其精神，而欠发达地区农村以及发达地区中的一些落后农村之所以难以发展起来，是由于缺少一批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群。用张培刚教授工业化理论来分析，发动并定型工业化化过程最重要的因素有以下五个方面：（1）人口——数量、组成及地理分布；（2）资源或物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制度——人的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4）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的应用；（5）企业创新管理才能——改变生产函数或应用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改变生产函数的组合或应用新的生产函数组合。其中，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及其生产技术是发动因素，资源及人口则是限制因素，而社会制度既是发动因素，又是限制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动和阻碍工业化的条件和因素并不完全一样。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或地区所拥有的工业化发动因素的多少或强弱程度，同时也取决于该国或地区对限制因素的消除能力。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家，而不是最初的资本储备”。
目前，我省欠发达地区农村以及发达地区中的一些落后农村，最希缺的资源并不是资本，而是缺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群这个最重要的发动因素。要推动这些落后农村发展非农产业，关键是要扶持农民创业，即每个村尽可能培养出若干个创业创新者，特别是能带动农民创业的企业家。为此，可以在全省欠发达地区选择100个村实施农民创业促进工程，也可以引导农业科技人员、大学毕业生和返乡农民工等进入农业领域创业，实施现代农业千名企业家培育工程，培育新型农业创业主体。要建立健全农民创业激励机制。对创业成功者，在土地、资金等资源配置上，予以优先照顾。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