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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同莘与《公牍学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国民政府曾掀起行政效率运动, 倡导文书档案改革, 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文书学、档案学研究的专著。许同莘所著的《 公牍学史》就是其中影响甚大, 备受学界青睐的一部。1 许同莘与公牍学许同莘, 字溯伊, 江苏无锡人, 生于清光绪四年( 1878年) , 庚子、辛丑并科举人, 曾东赴日本留学, 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归国后入张之洞幕, 担任文案委员, 从此与公牍学结下不解之缘。1899年, 21岁的许同莘跟随擅长公牍的舅父张曾畴( 字望山, 别号潜园) 在鄂督幕府中“ 学习办事”, 据许氏自己说就是学习治事之文的撰写方法, 参阅前人公文, 借题悬拟文稿等。1906年, 许氏正式任张之洞幕僚。此时的张之洞由湖广总督改任军机大臣, 对僚属起草文书要求极严, 椽吏个个兢兢业业, 不敢有一字马虎。许同莘入幕府之初, 有关外交文书方面的知识多请教于有名的绍兴师爷施理卿《公牍学史》中的《辞命》一章专讲外交文书, 多借重施氏之论。许同莘在《公牍学史》自序中说“ 岁己亥, 同莘始游武昌, 从会稽施先生治法家言于督署。是时距曾、胡诸公之殁三四十年, 幕中诸先生时时诵其文章, 道其轶事, 而督部张文襄公视草严, 椽吏兢兢, 无或敢一字苟者, 既而服官京曹,伯父静山先生屡以言事诣阙下。伯父尝受知阎文介公、丁文诚公, 从容语当日事, 深宵侍坐, 不知其倦也”。由此可见家学、前人对许氏从事公牍影响至深。1909年冬, 许同莘开始编纂《张文襄公全书》“, 发箧而尽读之, 得具知治事之要”, 加深了对公牍写作的研究、1912年许同莘任北洋政府外交部佥事,此后十余年, 完成了清对外条约和《张文襄公年谱》的编纂工作。北洋政府垮台后, 许同莘曾任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抗日战争期间, 任过河南省政府主任秘书。在此期间, 主要精力用于公牍学研究, 先后写成《治牍要旨》《公牍铨义》, 最后写成传世之作《公牍学史》。
    2 《公牍学史》许同莘所著《 公牍学史》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我国数千年公牍演进及其规律“的 公牍学”专著, 对研究中国文书学和档案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翻印, 1989年档案出版社作为档案学研究资料丛书, 经王毓、孔德兴校点再版。《公牍学史》12卷分为二编, 前10卷论公牍的源流, 称作《 牍史》。后2卷论公牍要旨, 称作《牍髓》。后附《 治牍须知》,是前述《治牍要旨》一书的改写。全书将牍史、牍论、牍法联为一体, 成为文书学的代表著作。该书首次系统论述公牍史是《 公牍学史一书的主要特色。一至八卷依次论述了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六朝、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 、元、明、清各代文书档案产生、发展及其制度演进的梗概, 并具体记述历代文书档案工作的特点、文书风格、文书档案工作者; 九卷、十卷则专门介绍历代辞令的撰拟及其范例, 名为《辞命上》《辞命下》。《公牍学史》 的另一特色是系统地论述公牍要旨。《牍髓》内外二篇, 讲述治牍者的思想修养和撰写公牍的基本原则, 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作者治牍思想和文书学理论“。 积学”为治牍之本, 做官为吏也要读书治学, 反“对 一行作吏,此事便废”的不良倾向“。 晓事”为治牍之要, 晓事即明辨事理“。 立诚”即确立诚信, 临事不苟“。 得中”即权衡轻重, 分别缓急“。 养耻”即文辞浑厚, 不可浅薄叫嚣“。 去忍”即仁厚行文, 不可刻薄、残忍。以上是治牍者的内心修养, 内在功夫, 故称内篇。外篇专讲撰写公文的基本要求“: 述指”即举其要旨者。“ 法后”即向后代人学, 不必袭于古人。“ 通俗”即通俗易懂“。 酌雅”即公牍文字要适当雅致, 恰当引经据典, 增加公牍的文采。“ 甄微”即注意细微, 精益求精。“ 虑远”即思路深远周密。最后还附有《 治牍须知》, 讲述拟写公文应注意的事项, 治牍应掌握的基本技法和技巧, 总结概括了作者长期从事文书工作的实践经验。
    3 许同莘《 公牍学史》的成就和缺憾《 公牍学史》的成就, 首先在于作者“对 公牍学”的倡导和探索。许同莘在《 公牍学史》中第一次使“用 公牍学”这一名称, 并第一个对数千年来公牍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此后, 文书、档案史遂发展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 公牍学史》对后来的文书学、档案学的研究,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具有开创之功。其次, 作者从“ 政与学”“、 政事与文章”的高度和两者相互贯通的观点去研究公牍, 并用很大的篇幅探讨了历代文书的内容, 考究了当时的文风格调, 披露了汉之章句、六朝骈俪、两宋空言、清朝八股都对公牍撰写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崇长空文”“、 祖尚浮华”成为公牍顽症, 遂使文书工作从刀笔俗吏操业谋生和以讲求程式为目的的世俗陋见中解脱出来。许同莘也很重视对历代公牍名家名篇的研究, 用较多篇幅介绍了秦之李斯, 汉之贾谊, 唐之陆贽、韩愈, 宋之王安石、欧阳修、朱熹、陆象山,明之王守仁、海瑞, 清之曾国藩、胡林翼、张之洞等, 既论其人并论其文。通过对这些名家名篇的考察, 分析其优劣得失, 探求公文撰拟的规律性认识。坚持公牍与文章融为一炉, 政事与学术合为一体, 指明了公牍学发展的正确导向。更为可贵的是在《 牍髓》内篇中, 作者又对文书档案活动的主体——治牍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综合分析了古今文牍工作者的经验教训, 提出了“ 积学第一、晓事第二、立诚第三、得中第四、养耻第五、去忍第六”的治牍主体思想。
    《 公牍学史》引证大量的史籍, 内容丰富,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 有些地方对征引的文献未能详加考订, 致使很多史料出处不具体或缺少出处。征引史料往往采用间引的方法, 或取其部分, 或中间跳跃, 使不少地方艰涩难懂。有的史料可能由于排印的粗心, 略有字句上的误写。原书只用句号圈点, 未采用统一的标点符号, 全书文言旧风, 使后人阅读, 时感不便。该书以文献为主, 未利用大量考古史料, 亦为憾事。■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