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与数字化战争的到来.pdf

131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新媒体研究战争中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与数字化战争的到来胡泳刘纯懿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物理战场之外的另一战场。与实际战争并行的信息战（informationwarfare）揭示了社交媒体如何开启了现代战争的新维度，从此我们再也无法把战争的信息方面与地缘政治的外交方面分开。社交媒体携带着地缘政治的重负和跨国资本的利器，以其情绪传播的特征，正在建构一种能有效利用信息环境中的数字工具来塑造战场的数字化战争。一、媒体与战争媒体与现代战争从来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认为，战争和战争的逻辑是国际传播历史及其理论的主要成分。在绘制世界传播地图：战争、进步、文化一书中，马特拉分析了媒体和军方如何一起把2 0 世纪变成了一场壮观但致命的表演。他揭露了军国主义与媒体行业发展之间的联系，提出现代媒体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国家控制的历史，媒体被用来约束内部人口和【内容摘要】媒体与现代战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媒体与信息已然成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决定性参数。从信息战、网络战和赛博战这三个关键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入手，通过对这三个术语进行区分，分析战争何以成为媒体奇观。信息战、赛博战可以扰乱国际秩序，重塑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关系，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也正在改变着现代战争和现代政治，它造成了“灰区冲突”的兴起、信息游击战的扩散和“我们与他们”叙事的强化这三重现代政治后果。而在社交媒体武器化的背后，一面是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情绪媒体所构造的情感政治和“真相市场”；另一面是跨国科技公司携带自身的意识形态对地缘政治的介入及与民族国家的联姻。通过打开战争与社交媒体之关系隐含的层层褶皱，数字化战争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及关键概念得到讨论和延展，以期在数字化战争的萌芽伊始拔开迷雾、保持警醒。【关键词】数字化战争；社交媒体武器化；俄乌冲突；情绪传播；跨国科技公司打击外部敌人。自战地记者出现以来，每场大的冲突都有媒体报道方面的创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方首次通过新闻媒体来动员整个国家。而广播，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员热线和宣传阵地，被称作除海陆空之外的“第四战场”。两次大战中，新闻电影短片都被用来传递战事信息，把战争的移动图像带到电影院观众面前。在越南战争期间，媒介的重要角色又由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众媒介一电视来扮演，更多的移动拍摄设备和国际记者被派往前线，电视对越南战争的报道以及在战争不同阶段的态度转变甚至成为影响战争进程的关键性参数。同时还有摄影，例如埃迪亚当斯（EddieAd-ams)拍摄的南越警察头子处决越共的照片，在塑造公众奥论方面同样重要。1 9 9 1 年的海湾战争见证了卫星直播和CNN全球2 4小时新闻网的出现：全球实时新闻对双方的军事计划和行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通信卫星技术使军方几乎不可能完全监视或控制来自战场的新闻流。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则出现了132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新媒体研究胡泳刘纯懿：战争中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与数字化战争的到来全球化的媒体场景，几个相互竞争不断的新闻频道代表了对问题的不同看法。总体来看，现代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媒体战争。所谓媒体战争，既指现代战争借助现代媒体实施战争，也指现代战争在现代媒体中“上演”战争；前者意味着战争借助媒体的技术性,后者表明战争借助媒体的表征性。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发展结合起来，令战争成为一种媒体奇观。一是对影像的操纵。摄影、电影、电视、网络视频的出现，使军事行为体可以利用影像的美学特质来激励受众和装扮现实，甚至也可以把虚构直接描绘成现实。例如，在1 9 9 1 年的海湾战争中，暴力并没有被掩盖，而是被伪装起来,甚至被美化，变成了披着电视新闻外衣的电视娱乐节目。当平民被击中时，军方发言人表示道，并称其为“附带损害”。美国军方提供的影像令战争看起来是一种掌握了“智能武器”从而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的简单演习。二是现场传输技术的提升。长期以来，记者的职业道德被这样的观念所支配：越是接近事件，越是能快速进人报纸版面或电视屏幕，报道就越有可能反映现实。媒体一直在现场传输技术（电报、电话、卫星连接)方面投入大量资金。1 9 9 1 年的海湾战争是几乎不间断的现场报道的典范，这要归功于卫星技术，它使记者们摆脱了对当地电信公司的依赖。但如果媒介超越讯息的情况出现，核对信息所需的时间就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现场通信技术并不能够提高所传信息的质量。直播链接使观众能够更强烈地体验新闻，甚至可以实时看到战斗生活的片段，但这往往会损害一种批判性的距离感，而此种距离感本可以让记者对战争和战争的真实情况报道有更广阔的视野。三是媒体全球化的压力，导致政治和军事当局进行决策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当我们考虑到媒体史是一部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信息来源史的时候，就会意识到信息的日益全球化使得为国内提供一个版本的“事实”而为外部世界提供另一个版本的策略变得渐渐不可行。各路记者和各类媒体之间以及各种网络之间的竞争，加剧了战争的复杂性叙述。2 0 0 3年伊拉克信息部长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Moham-med Saeed Al-Sahhaf)用他荒谬的声明表明，在卫星网络播放与宣传路线直接矛盾的图像的时代，旧式宣传已不再有意义。仅仅念动胜利的咒语是不够的。现在宣传需要的是壮观而精细的影像，作为宣讲已方故事的基础。四是审查制度越来越多地进人战时媒体，当然，强硬的审查制度也越来越让人无法接受。现时的解决方法是在没有实际禁止的情况下进行预防，并呼吁记者的责任感，换句话说就是推行自我审查。往昔那种如同在两次世界大战和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当局公开进行军事审查、有时还派审查员坐在报纸编辑部里的行径很难再现了。当局选择接受记者在现场的存在，但必须以当局的条件为准。在伊拉克战争中，记者被认可并“嵌人”到战斗单位，只要他们遵守相当严格的规则，就可以自由从战区发出影像和文字。在此情况下，记者成为一个庞大的公共关系策略的工具。这些发展对公众有关战争中发生的现实的看法以及战争的合法性都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通过在独立新闻来源披露令人不快的事实之前就迫使其就范，还是建立自己的媒体关系单位，战争中的国家都已经学会了利用新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宣传、洗脑和更隐蔽的说服手段存在于所有的武装冲突中，媒体被认为在冲突的每个阶段都是必要的。在战争开启之前，媒体发挥说服和动员的作用；在敌对行动当中，媒体帮助掩盖事实真相，引导本国民众；在敌对行动结束后，媒体协力使所发生的事情合法化，形成对已方胜利的看法，并压制批评意见。毫无疑问，媒体已经成为信息战的一部分，今天的军事战略将其作为目标之一。在现代战争中存在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就是1 9 9 1 年的海湾战争。这场战争标志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再是战场获胜的唯一法宝，更重要的是要具备赢得信息战和确保信息主导权的能力。133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新媒体研究泳胡刘纯懿：战争中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与数字化战争的到来二、信息战与网络战：术语的区分及其问题（一）海湾战争：第一场信息战尽管一些学者对信息战是否属于一个独立的领域以及它是否代表一种新的战争形式持不同意见，但美国国防部已经明确得出结论，这两个命题都是真实的。信息战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兴趣，如经济学人所报道的：“信息战研究在美国军队中的扩散速度，几乎与将它们从桌面传到桌面的网络一样快。”这种兴趣的一个主要刺激因素是海湾战争的成功，它常常被称为第一场信息战。当代信息战的所有要素在海湾战争中都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军通过信息行动控制和影响伊拉克的决策。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海上制造了一个战略干扰，使萨达姆的注意力从主要攻击中转移出来；美国也确保法国的地球观测卫星(Satellite Pour IObservation de la Terre,SPOT）系统无法向萨达姆提供卫星图像，使他观察不到联军的活动。有人认为，NAVSTAR全球定位系统（GPS）所提供的能力“对冲突获胜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GPS使联军能够非常精确地发现和指定目标，美国陆军部队在战术层面上使用它，即使在沙暴中也能找到伊拉克部队。“CPS能力使得用来打败萨达姆侯赛因的装甲师的左勾拳 成为可能。美国领导的联军行动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超载：每天有7 0 0 0 0 0 个电话和1 50 0 0 0条信息；成功地去除了超过350 0 0 个不同的通信频率的冲突；AWACS（a i r b o r n e w a r n i n g a n dcontrol system，空中预警和控制）飞机每天控制2240次空中飞行，战争期间总计超过9 0 0 0 0次，没有发生任何空中碰撞。海湾战争的经验促使美国国防部认识到，实现“信息主导”的能力可能代表着战略制定的新时代。前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Chiefsof Staff,JCS）副主席戴维E.杰里迈亚（DavidE.Jeremiah）海军上将写道：“全球主导地位将由那些最清楚了解信息的作用和由此产生的知识力量的人实现。”?1992一1 9 9 3年，与信息战有关问题的认识开始变得更加集中。1 9 9 2 年1 0 月，退役空军上校、1 9 8 2 一1 9 8 5年曾任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指挥与控制政策主任的艾伦D.坎彭（Alan D.Campen）编辑出版了第一次信息战争：波斯湾战争中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系统的故事，开篇就指出：“美国在1 9 9 1 年的波斯湾揭开了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这种“全新的战争形式”是利用信息实现的，坎彭写道，波斯湾战争与以往的任何冲突都有根本的不同，信息系统的关键作用可能会被历史学家忽视、歪曲或贬低。当年1 2 月，美国国防部完成了其第一个（绝密）版本的国防部指令36 0 0.1 一信息战（DoDD TS 3600.1-Information Warfare）。该指令强调了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反措施和安全功能的必要互动和整合，认为指挥官应精通“利用、破坏和摧毁对手信息系统之间的权衡；美国信息系统各要素的不同能力和脆弱性；以及两者的互动和相互关系”。1 9 9 3年3月8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发表了题为指挥与控制战(Command and Control Warfare,简称C2W）的第30 号政策备忘录（memorandumofpolicy，MOP），声称指挥与控制战是在战场上实施的信息战，源于现代军事力量对及时的和准确的信息的依赖。他还在支持指挥与控制战的“主要军事行动”清单中增加了心理行动和军事欺骗。同一年，阿尔文（Alvin）和海迪托夫勒（H e i d i T o f f l e r）出版了战争与反战争：二十一世纪初的生存。托夫勒夫妇以其未来学家的敏感意识到了战争的变化，震惊于美国战争机器在波斯湾的成功，他们假设，一种新的战争形式与新的创造财富的方式相类似,将主导一个新的浪潮，即信息文明。随着信息和知识成为先进经济体的核心，人们将看到“软件战胜钢铁”的胜利。134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新媒体研究胡泳刘纯懿：战争中的社字化战争的到来在2 0 世纪8 0 年代中期的几年里，美国国防界举行的会议几乎全部以罗纳德里根（R o n a l d R e a g a n）总统的“战略防御倡议”为主题，辩论的焦点是：你们尚未建立的反击措施能否打败我们尚未建立的弹道导弹防御架构？十年过去，到2 0 世纪9 0 年代中期，新的时话题是I-war即信息战，国防人士纷纷谈论一个假设：一场军事变革（revolution inmilitaryaffairs，RMA)正在进行中。有人相信，在精准武器、监视和计算机系统等领域的“现有和可预见的”技术进步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里“改变战争的方式”，就像1 9 1 8 一1939年装甲战和航空母舰的发展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核弹道导弹的出现一样。根据一位军事分析家的说法，“在美国或任何主要西方大国与第三世界对手交锋的任何常规冲突中，结果都是注定的”。有观点认为：由于信息战，世界已经“回到了1 9 世纪的军事等式，当时的殖民战争是由少数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手持步枪的西方军队与成群结队、仅有盾牌和长矛的部落战士对决”。军方人士不断阐明信息战的能力和重大意义。例如，在1995年1 1 月的一次讲话中，美国陆军参谋长丹尼斯赖默（Dennis Reimer）将军提出了军事变革的四个信条是精准打击、信息战、空间战和支配性机动，而正在进行的以收集、分析、传播和利用战场信息的能力为中心的信息革命已经成为战争中的一个主导因素。美国空军参谋长罗纳德福格尔曼（Ronald Fogle-man)将军认为：“在2 1 世纪的头二十五年，寻找、固定或跟踪以及瞄准地球表面移动的任何东西将成为可能。”威廉欧文斯（WilliamOwens)海军上将认为，一些在海湾战争中使用过的新技术允许在大的地理区域内实时地、无时无刻不地收集、处理和融合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准确而迅速地传递给美国军队。其结果将出现一个“系统的系统：它产生某种相互作用，使我们拥有主导性的战斗空间知识，并因此能够充分利用我们的军事优势”。（二）信息战的定义那么，对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信息战，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呢？1 9 9 6 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联战愿景2 0 1 0（JointVision2010），引人“全方位主宰”（full-spectrumdominance）概念，即全面掌控战斗空间所有层面，包括在陆地、空中、海上、地下、太空、心理、生物与信息这些领域拥有压倒性资源，意味着敌方利用战斗空间的自由受到完全限制。此愿景中对信息战的定义是：为削弱或利用敌方收集或使用信息的能力（进攻性信息战）和保护已方进行信息作战的能力（防御性信息战）所采取的各种行动。23在军方的眼里，信息战构成一个新战区，可以被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手为争夺信息战场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斗争。在军事行动层面，信息战可能会导致战争行为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关键课题是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的脆弱性，要害在于如何在保护自己系统的同时攻击敌人的系统。这是对信息战的一种狭义理解。而在国家层面，信息战可以被视作一种新的战略战争形式，关键课题是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要害虽然是如何在保护自己体系的同时攻击敌人的体系，但它更加指向利用网络空间开展信息行动，聚焦社会层面的观念冲突。如是我们需要对信息战进行一个广义的理解。信息战不止是迅速扰乱或摧毁敌方指挥控制系统和情报系统的能力，还包括信息宣传能力和总体态势感知能力。民族国家传统上注重以物质手段来阻止和击败武装冲突，但在信息时代，关键的基础设施、政治领导层和民众都可以成为决定性的目标。民族国家现在意识到，必须准备同时挫败物质和信息攻击。由此来看，在诉诸军事力量之前，甚至在诉诸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政治、经济、心理和信息战都必须被视为战争的组成部分，而非附带物。（三）赛博战与网络战海湾战争之后，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在1 9 9 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明确将“赛博战”（cyberwar）与“网络战”（netwar）视作未135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新媒体研究泳胡刘纯懿：战争中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与数字化战争的到来来冲突的新形式。根据作者的定义，网络战是指在国家与国家或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宏大层面上展开的与信息有关的冲突。它意味着试图扰乱、破坏或改变目标人群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了解”。网络战的重点可能是一般或精英舆论，涉及公共外交、宣传和心理运动、政治和文化颠覆，欺骗或干扰当地媒体，渗透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以及努力通过计算机网络促进异见者或反对派运动。在此意义上，网络战相当于上文所说的广义的信息战。网络战可能采取各种形式，这取决于行为者。有些发生在敌对民族国家的政府之间，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政府已经在进行网络战了。其他类型的网络战可能出现在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例如,政府可能对参与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或毒品走私的非法团体和组织发动网络战，或者，情形恰恰相反。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也可能发生网络战，政府或许在一旁操纵或者暗中支持。一些运动越来越多地组织成跨境网络和联盟，更多地认同全球公民社会而不是民族国家，并利用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来加强它们的活动。这很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冲突的下一个重要领域，而网络战会是其中一个主要特征。赛博战不同于网络战或者信息战，它主要是指攻击和破坏对手的信息和通信系统（即赛博攻击），也涉及在战斗中使用和管理信息与通信技术以追求面向对手的竞争优势。在这方面，它和上文信息战的狭义定义有所重合。在未来的战争中，如何、何时、何地安置战地计算机和相关的传感器、通信网络、数据库和无线电电子战（radio-electronic combat，R EC）设备等可能变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坦克或轰炸机群的布局一样重要。而战争可以通过打击对手的网络结构的战略核心一一其知识、信息和通信系统而获胜。可以说，在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意义上，赛博战的特点是努力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它意味着试图了解对手的所有情况，同时不让对方对自己有太多了解。它意味着将信息和知识的平衡转向对自己有利,特别是在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下。对信息战、网络战、赛博战等不同术语的使用已经造成空前的混乱，但对它们进行仔细区分，并非毫无意义。比如，俄罗斯试图影响美国大选的活动，究竟是赛博攻击，还是信息战？了解赛博攻击和信息运动之间的区别,是关注正确问题和产生潜在解决方案的根本。美国网战司令部(United States Cyber Command,USCYBER-COM）的退休高级将领布雷特T.威廉斯（Br e t t T.Wi l l i a m s）少将曾撰文指出，如果干扰选举属于信息战，那么指望国防部、网战司令部或国家安全局来对付俄罗斯人在选举期间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的做法。更应该做的，是推动了解自己的国家和它的价值观，以便向美国人讲述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2事实上，我们可能需要更好的术语。例如，关于“赛博战”这个词是否准确一直存在争议。2012年，卡巴斯基实验室（KasperskyLab）的创始人尤金卡巴斯基（EugeneKaspersky）得出结论，“赛博恐怖主义”是一个比“赛博战”更准确的术语。他指出：“对于今天的攻击，你对是谁干的或者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次攻击毫无头绪。这不是赛博战，而是赛博恐怖主义。”战争一词本质上是指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的大规模行动，可能包括寻求通过暴力或杀戮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我们熟知的“赛博战”并不意味着规模、时间或暴力，而往往是一些低强度冲突的情景。例如，分散化的国际活动分子和黑客行动主义者团体“匿名者”（Anony-mous）自2 0 2 2 年2 月俄乌冲突暴发以来，已对俄罗斯进行了多次网络行动。此外，个体也能破坏传统的外交关系，如维基泄密（WikiLeaks）从2 0 1 0 年1 1 月到2 0 1 1 年9 月，陆续公布了2 5万份美国国务院外交加密电报，导致美国政客攻击这个举报平台为一个恐怖组织。类似情形在今后还会不断上演，“在未来的战争中，战争将不是由军队发动的，而是由今天我们称之为恐怖分子、游击队、土匪和强盗的团体发动136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胡泳新媒体研究刘纯懿：战争中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与数字化战争的到来的，但他们无疑将打上更正式的称号来描述他们自己”。非国家行为者，如公司、公民团体、恐怖组织、政治或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团体、黑客活动家和跨国犯罪组织，他们的活跃度，可能超越国家和国家支持的行为者。也因此，兰德公司所分析的所谓网络战或者赛博战，要想满足战争的规模和持久性是不可能的，这些术语的模糊性仍然存在。2 0 1 2年，专业权威杂志战略研究（Journalof Stra-tegic Studies）发表了托马斯里德（ThomasRid)的文章赛博战不会发生，认为所有出于政治动机的赛博攻击都只是破坏、间谍或颠覆活动的复杂版本一一未来不太可能发生真正的赛博战。（四）赛博空间的军事化然而，的确存在一些在规模和后果上都影响很大的赛博攻击。例如，2 0 0 7 年4月，爱沙尼亚遭受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istribu-teddenial-of-service,DDOS），黑客攻击目标包括国会、政府部门、银行、学校以至媒体的网站，有的攻击持续数星期之久。由于爱沙尼亚力推电子政府（甚至喜欢自称E-stonia），高度依赖网络支持日常运作，举凡银行服务、政治选举和税收等都在网上完成。攻击爆发后，在当地引起巨大震动。对爱沙尼亚公民来说，结果是提款机和网上银行服务零星中断；政府雇员无法通过电子邮件相互沟通；报纸和广播公司突然发现他们无法发布新闻。爱沙尼亚国防部发言人称本国变成首个虚拟战争的受害国，这次攻击也普遍被军事专家视为第一场国家层次的赛博战黑客活动曾经是一场单纯的斗智斗勇。现在，人们真正担心的是暴力。爱沙尼亚是北约成员国，北约协议的第五条保证北约成员共同防御。但是，只有当赛博攻击导致相当于传统军事行动的重大生命损失时，才会触发第五条。这意味着一个敌对国家可以在像爱沙尼亚这样的北约国家制造动荡和不稳定，而不必担心北约盟国的军事报复。由于这构成了第一次可能受他国支持的针对其成员国的赛博攻击，北约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和战略困境。当爱沙尼亚呼吁帮助时，它只能向首都塔林派遣一名观察员，以监测攻击情况。此后，北约开始重新考虑网络安全对现代军事理论的重要性。为了应对此类攻击，北约对其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防御进行了内部评估。评估的结果是创建一个赛博防御政策，并在2 0 0 8 年5月于塔林建立了北约合作赛博防御卓越中心（cooperative cyber defence centreof excellence,CCDCOE)。塔林赛博战国际法适用手册（TallinnManual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Warfare，简称塔林手册）也在2 0 1 3年制定。它是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学术研究报告，内容涉及国际法（尤其是诉诸战争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如何适用于赛博冲突和赛博战。塔林手册通过将现有的国际法应用于赛博战，努力在赛博空间提供一个全球规范。该手册提出，国家对互联网没有主权，但对其领土上的互联网组成部分的确拥有主权。截至目前，塔林手册共发布了两个版本，第三版正在修订中，预计2 0 2 6 年发布。它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包括：大量使用代理人来进行的敌对的赛博行动造成的责任归属；在什么情况下，敌对的赛博行动构成了对主权的侵犯；将敌对赛博行动定性为武装攻击的门槛，等等。32014年9 月，在威尔士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向前迈出一大步，澄清了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的立场，首次承认针对其成员的网络攻击可以根据北约协议第五条作出集体反应。这一强化的赛博防御政策（enhanced cyber de-fencepolicy）将赛博安全置于北约行动前景的核心位置。382016年7 月，北约华沙峰会进一步在军事安全层面提升了赛博空间的地位，指出“赛博空间是一个行动领域，北约必须在其中像在空中、陆地与海上一样有效地保卫自己”。赛博防御因此被整合到北约的作战计划及联合行动137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泳胡新媒体研究刘纯懿：战争中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武器与数字化战争的到来和任务之中，以支持北约整体的威慢和防御能力。使用“威慢”一词意义重大，因为这是向接受进攻性赛博能力作为集体防御的一部分迈出的又一步。而赛博防御将被纳入作战计划和北约的行动和任务中，支持了向进攻性赛博能力发展的想法。与威尔士峰会宣言相比，华沙峰会公报还更突出地论述了混合威胁（hybridthreat）,所谓混合威胁结合了军事和非军事以及隐蔽和公开的手段，可以发生在政治、经济、军事、民事或信息领域，包括虚假信息、赛博攻击、经济压力、部署非正规武装团体和使用正规部队等。华沙峰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北约在打击混合战争中的作用的战略和可操作的实施计划。这代表着一个更普遍的趋势：各国似乎都在寻求赛博行动和“信息环境行动更紧密的结合（比较美国国防部2 0 1 6 年6 月的信息环境行动战略）。2021年6 月，北约布鲁塞尔峰会通过一项新的综合赛博防御政策（Comprehensive CyberDefencePolicy），指出北约可能会将某些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累积性恶意赛博活动视为武装攻击。如有必要，北约还将对赛博攻击的源头施加惩罚，并可能会采用不限于网络手段的报复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未来针对北约成员国的重大赛博攻击活动可能会引发与物理攻击相同的军事回应。2022年6 月，北约马德里峰会，决定把北约作为一个协调平台，用以提供国家资源，建设和演练针对严重赛博袭击的虚拟快速反应能力。北约网络安全体系的军事导向以及进攻性日趋强化的发展方向，无疑将进一步加剧赛博空间的军事化。赛博空间的军事化是指政府及其武装力量试图以军事或国家垄断模式建立赛博防御，同时发展在这一领域进攻和取胜的能力。在美国，军事化最明显的例子是2 0 0 9 年网战司令部的设立，它将所有现有的军事网络活动统一在一个单一司令部之下，而后，更被提升为一个完整和独立的统一作战指挥部。北约和美国的此类发展正在全世界产生涟效应。网络日渐成为一个真正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工具，为了达到军事目的而破坏社会。2 0 1 7 年，牛津大学学者卢卡斯凯洛（Lu c a s K e l l o）提出了一个新的术语一“非和一平”（unpeace），以指代高度破坏性的赛博行动，它虽然低于国家间暴力的物理破坏性门槛，但其有害影响远远超过了和平时期竞争的可容忍水平。这种行动既不像战争，也不像和平。虽然它们是非暴力的，因此不构成战争行为，但它们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性影响甚至可能超过某些武装袭击，而且，攻击行为往往跨越军民之间的界限。综上所述，无论是信息战还是赛博战，都像克劳塞维茨描述的战争一样，可能是一只“变色龙”。它将适应不同的环境，而不会是一个单一的、结构化的框定。信息战/赛博战可以在战略或战术层面上展开，可能是防御性或进攻性的；在常规和非常规环境中，它可能适用于低强度和高强度的冲突。它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作为混合战役的一部分。它可能引发军事组织和理论以及战略、战术和武器设计的广泛问题，也可能对战争的政治和心理逻辑与军事方面的整合产生影响。最终，如亨利基辛格（H e n r y K i s s i n g e r)所指出的：“当隶属关系模糊的个体能够采取野心和侵扰性不断增强的行动时，国家权力的定义可能会变得模糊不清一台笔记本电脑可以产生全球性的后果。”因此，信息战/赛博战可以扰乱国际秩序，重塑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三、社交媒体的“武器化”及其真实后果如果说，媒体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就是媒体卷人冲突，要么作为目标（对媒体的战争），要么作为辅助（媒体帮助了战争），那么事实上，不论哪一种关系，都说明现代媒体已然沦为一种武器。社交媒体，作为Web2.0时代的产物，虽承继以互联网诞生之始对个人主义和创新创138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胡泳新媒体研究刘纯懿：战争中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与数字化战争的到来造的想象，但依然无法摆脱武器化的“命运”，正如海牙战略研究中心网络政策研究专家亚历山大克里伯格（AlexanderKlimburg）所预言：“互联网，这个人类文明的绝妙工具，在今天被认为是促进自由和繁荣的领域，可能会在未来变成一个黑暗的征服之网。”如果公认海湾战争是第一场信息战，那么，第一场“社交媒体战争”的称呼则落到了2 0 0 8年年末到2 0 0 9 年年初以色列发起的“铸铅行动”（Cast Lead）上，该行动是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的攻击。以色列军队在这个行动中专门成立了社交媒体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以YouTube和Twitter为代表的国际社交媒体中构建以色列军队的形象从而进行战争舆论宣传。在这场冲突的第三天，以色列国防军(Israeli defense forces,IDF）就在 YouTube上建立了Idfnadesk频道作为以色列军方频道，而该频道也成为首个在YouTube上开设的官方军事行动频道。除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之外，以色列军队还开通了发言人博客和Twitter帐号实时更新战况，面向全球提供多种多样的战况简报和视频资料，包括无人机空袭和暗杀、军事系统拦截火箭弹、以色列儿童遭火箭弹袭击受伤等信息。哈马斯不甘落后，也利用Twitter信息来塑造和影响他们的叙述版本，并秤击以色列。双方的推文大部分是英文，主要是为了争取国际受众的支持和塑造新闻报道。无论以色列国防军还是哈马斯通过社交媒体获得自己的追随者，都是每一方打造更大的信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本质上是通过虚拟手段继续进行战争。可以说，2 0 0 8 年的加沙战争宣告了“社交媒体武器化”时代的到来。随着以色列国防军成为可能是全世界所有军队中拥有最大规模社交媒体的军队，各国军方发现，形势不断迫使他们建立在社交媒体上的存在。2 0 0 9 年1 月，美国陆军在公共事务主任办公室下面设立在线和社交媒体部，成为最早全面参与社交媒体使用的军种之一。随后，2010年美国国防部解除了关于美军电脑不得访问社交网站的禁令，授权军方人员可以从非保密的政府电脑访问Facebook、T w i t t e r、Y o u-Tube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美军各兵种开始进驻重要的社交媒体网站，进而与社交媒体建立多重联系。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 o b e r t G a t e s）曾明确表示，像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是“美国重要的战略资产”?。2 0 2 2年8 月，国防部出台了为公共事务正式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将社交媒体纳人美军组织文化。美军意识到，在今天的信息环境中，当新闻发生时，人们首先转向的地方之一是社交媒体，因而军方必须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报道最新的信息。不仅如此，国防部希望接触到的许多人包括军人、家属、潜在的新兵，甚至是美国的对手一一都在使用社交媒体。仅此一点就使社交媒体成为军队运作的一个重要空间，更不用说还需要在这个空间里反击来自对手的虚假信息，或是消除错误信息，或是阻止那些可能使军队处于负面形象的叙述取得领先。基于这些原因，社交媒体逐渐渗透到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军事公共事务领域的方方面面，在社区关系维护、军事形象宣传、网络舆情监控、网络舆论引导以及网络舆论反击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这些都还是“和平时期”的信息行动，一旦进人战争，社交媒体的核心能力一J一将权力平衡从机构和政府转移到个人和个人网络上一一对战争的打法和胜负会产生巨大影响。基本上冲突中的每一个潜在参与者,从基层的个人到非政府组织，一直到政府和军方，现在都在这场战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都可以做到潜在地影响公众。十几年前，这样的技术只掌握在军队或国家手中。今天，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拥有它。我们尚不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长久后果，但在舆论战总是与军事冲突同步展开的情况下，有关社交媒体在战争中的作用，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固定的模式。通过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互联139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新媒体研究泳胡刘纯懿：战争中的社交媒体与数字化战争的到来网正在改变战争和政治，就像战争和政治正在改变互联网一样。（一）“灰区冲突”兴起，宣传与公共信息的边界模糊难辨首先，社交媒体进一步消解了利用宣传和公共信息来推进战略目标的边界。战争、科技和政治模糊成一种新的战斗空间，在我们的智能手机中上演。21世纪，“灰区冲突”（gray-zone conflict）兴起，这里的灰区或称灰色地带是一种隐喻，指的是“介于战争与和平传统二元模式之间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彼此及内部的竞争性互动”。灰色地带当然不自今日始，许多灰色地带技术如政治颠覆、心理战、使用代理人秘密行动等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然而信息技术创造了全新的空间，扩充了行动的规模和新的实施方法。现代混合战争和政治战争主要发生在灰色地带。与混合战争相比，政治战争（politicalwar-fare)是更接近灰区冲突的先驱术语。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由于所有的战争都是政治性的，所以使用“政治”作为形容词似乎是多余的。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是政治战的始作佣者，他将其定义为“在战争之外使用一个国家所能掌握的所有手段”。但这个定义过于宽泛，并把政治手段当成一种战争形式，虽然凯南特别指出重点在“战争之外”。鉴于战争的严重性，与灰区活动主要的非军事和非致命因素相比，使用“战争”一词的混淆性大于澄清性。正如学者戴维巴诺（David Barno）和诺拉本萨赫尔（Nora Ben-sahel)所写的那样,这些冲突“涉及某些侵略或使用武力，但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决定性特征是模棱两可的一一无论最终目标、参与者，是否违反了国际条约和规范，以及军事力量在应对中应该发挥的作用，都是如此”有学者试图将该术语与心理战直接联系起来,如历史学家保罗史密斯（Paul A.Smith）认为：“政治战争是使用政治手段迫使对手服从自己的意志，政治 被理解为影响国家生存的人民和政府之间有目的的交往。政治战争可能与暴力、经济压力、颠覆和外交相结合，但其主要方面是使用语言、影像和思想，根据上下文通常称为宣传和心理战。”然而，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心理战是政治战的一个方面，但大多数人认为政治战是一个更广泛、更全面的术语。卡恩斯洛德（CarnesLord）和弗兰克巴尼特（Fr a n k Ba r n e t t）在他们编辑的有关该主题的书中总结说：“政治战是一个在用法和理论上不太确定的术语，但它似乎可以用来描述一系列旨在支持国家政治军事目标的公开和秘密活动。”如果不得不沿用凯南的术语，那么可以说，政治战是一种蓄意的政策选择，即通过常规外交或全面战争以外的手段来削弱对手的实力或实现其他明确的政治目标。它包括国家权力的所有工具：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不过，正如2 0 1 8 年兰德公司发布的报告现代政治战所说的那样，信息域是一个争夺日趋激烈甚至是决定性的政治战领域，现代政治战的本质就是一场通过控制信息流动来进行的有关心理和思想的斗争。不管是宣传战、心理战还是信息战、政治战，社交媒体都是首当其冲的操作工具。灰区冲突爆发时，使用社交媒体所寻求的战略政策目标，一般集中在那些可能同情国家目标的行为者和受众身上，此时社交媒体可以发挥网络效应的作用而大面积传播信息。同时，通过官方社交媒体渠道分享已方的故事，国家可以利用境外社会关系的合法性，而不管其他国家的合作或干预。利用这些数字平台创造的信息，国家可以招募新的和分散的行为者来传播和“授权”信息，这堪称公共外交的2.0 版本。也就是说，公共外交、公共事务和军事上的信息行动正在结合成一个更加模糊的概念。国家利用社交媒体来塑造观念，并根据国家目标传播近乎实时的信息，旨在为国家行动建立合法性。从观察中可以发现，战时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公共外交/信息行动为国家实践、效力和140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胡新媒体研究泳刘纯懿：战争中的社交媒体：字化战争的到来合法性带来了新的复杂度。随着当前全球政治通过社交媒体的流动而进一步融合，国家将继续被驱使着通过快速和可访问的公共外交和宣传来促进其利益。（二）信息游击战：改变政治和战争的经验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交媒体的分散性是否支持在冲突时期打造权威和合法性的新模式？社交媒体的一大功能是将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由此，战争不得不直面社交媒体的民主化力量。尽管冲突的双方一一不论是以色列国防军还是哈马斯都会仔细选择发布的信息类型，但要隐藏他们不想让人知道的事件也越来越难。如此多的人都携带智能手机，用于拍摄、记录和传播；所有的人都拥有1 40 个字符的空间，而不再依靠看CNN或BBC来得出自已的结论。在智能手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出现的几十年前，媒介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