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域下共同富裕的辩证逻辑.pdf

哲学视域下共同富裕的辩证逻辑*赵 爽（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摘 要：共同富裕作为中华民族的恒久追求，呈现出多维而深刻的辩证逻辑。“古与今”的辩证逻辑，体现了共同富裕既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启蒙，也基于时代发展进步的现实建构；“中与外”的辩证逻辑，体现了共同富裕既异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主义，也优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上与下”的辩证逻辑，体现了共同富裕是作为顶层设计的党的领导与作为底层逻辑的全体人民的共同询唤；“知与行”的辩证逻辑，体现了共同富裕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一种实践命题，它在“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中，指明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航向。关键词：共同富裕 辩证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4641.2023.03.01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亦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逐渐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P22）这表明，实现共同富裕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条具有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的渐进式发展道路。从哲学思辨的视域而言，共同富裕本身蕴含着丰富的辩证逻辑，如“古与今”“中与外”“上与下”“知与行”等，理解和把握这些辩证逻辑，不仅有助于科学诠释共同富裕的思想意蕴，也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有效的方法思路。一、古与今：共同富裕的时空场域“古与今”是哲学视域中重要的研究范畴，主要强调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辩证关系。在时间的叙事场域里，历史虽然诉说着过去，但却清晰地指向现实与未来，由此呈现“效果历史”的价值取向，体现了过去与现实的相互贯通、前后相属。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存在，共同富裕既不肆意否定过去，也不执意固守当下，而是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不断变化的“生命有机体”。理解共同富裕的思想意涵，要收稿日期：2023-04-18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课题“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新时代上海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研究”（2022ZDH015）。作者简介：赵爽，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23年第3期总第292期SEEK TRUTH FROM FACTSNo.3，2023General No.2925从“古”与“今”的辩证逻辑中来把握。“古”指的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形态的历史之维，“今”指的是以社会现实变化为主要形态的时空转换。厘清历史之维与时空转换的辩证关系，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承续和发展，彰显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一种“理想追求”的共同富裕，是数千年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启蒙和价值彰显。上古文明时期始祖伏羲曾仰观俯察，道启鸿蒙，彰明“自然均平”之天道，警示人们共享共富，力戒独占。华夏部落领袖炎帝神农氏与民一同劳动，共享天下财富，因而“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轩辕黄帝在文明拓展途中施惠天下四方，大赞均平文化，并为种类繁多的公共财富正辞，开展理财统筹工作，“以明民共财”，进一步丰富了以天道为基础的共富文化。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共同体分裂为贫富对立的两极，刚刚起步的共富共享之路转轨到另一条专利独富、贵贱悬殊的发展道路上。此时统治阶级垄断一切资源，并拥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而底层平民则饥寒交迫、无处容身。随着贫富鸿沟不断裂化和等级愈益固化，劳动人民对共富共享的呼声渐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文人政客“顺乎天而应乎人”，其主张既饱含对君王的建言，又承载着百姓的诉求，集中阐述和概括了关于共同富裕的设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富民利民”的民本思想。共富的核心在于民富，民富是实现共富的基础。管子“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以天下物利天下人”的主张、老子“我无事而民自富”的哲思、墨子“官府实则万民富”的建言，无不反映着富民利民与共同富裕的层递逻辑。其二，“调匀贫富”的均平思想。贫富不均的社会现状唤醒了底层人民对共享共富的记忆，要求消除差别，追求分配均等。晏婴在答齐景公时以“权有无，均贫富”作为圣君之准则，孔子也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有调控财富均衡才能减小贫富差距。此后，商鞅“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王夫之“均天下”等皆体现对均平思想的恒久追求。其三，“天下大同”的治世思想。易 之卦序，以“同人”接“大有”，即言先有天下百姓共富之“大有”，而后现人人和谐安定的“大同”之世，内蕴着共同富裕之道。清末太平军所确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纲，也反映人民对共富的追求和对大同盛世的向往。这些绵延千年的思想印证着“共同富裕”的逻辑取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提供了“文明底色”和“文化基因”。作为一个“现实运动”的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阶段性目标。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共同富裕被摆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所在，也是对现实环境变化的因应之举，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条件。当然，新时代对共同富裕的理解离不开对以往共富思想的承继与发展，但这种承继绝不是照搬照抄、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即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在以往的共同富裕思想中，对富裕的理解往往是“物质性富裕”，表现为对土地、钱财等的均平追求，从古时“有财者勉以分人”到近代“平均地权”，皆是着眼于有形资产，强调对物质的占有、获得。新时代以来，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P9）可见，我们所要实现的共同富裕必然是全方位的。此外，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共同富裕由于生产力水平和阶级观念的束缚，存在绝对化、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倾向，有着难以克服的思想局限性。因此，我们不仅要认清和把握共同富裕的历史之维，还要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转换。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超百万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6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然而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流动缓慢、生态环境恶化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要求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由效率先行转向效率公平并重，朝着更加均衡、全面、协调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经济局势的持续波动，国外市场需求增长呈放缓趋势，结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总体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需要通过推动共同富裕来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进而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来实现。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存量”“变量”等各种风险叠加，共同富裕能够在源头、传导和转化等环节中建立完善的防范链条，成为应对这些复杂矛盾的长远致胜之道。可见，共同富裕既是对五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之承继赓续，又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适时转换，深刻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辩证逻辑。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古与今”之辩证逻辑并不是为了夸大传统文化对共同富裕的滋养，也不是为了否定现实环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而是要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把握好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外延，解决好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受生产力发展的限制，我国人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尽管不断提升，但收入差距、需求层次等方面仍与构想中的共富图景存有较大差别。明确共同富裕之古今逻辑，才能够找到自身的“根”与“魂”，并根据时代变换不断为趋近于富裕的应然图景创造前提条件。二、中与外：共同富裕的意义空间任何概念的指称都不是虚无的，而是承载着包含事物内在规定性的意义空间。在全球范围内，类似共富共享的概念并不鲜见。西方语境下的共同繁荣、全民富裕、包容性增长等皆被视为共享发展的同义语，体现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对发展与共享问题的思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即是对他者现代化道路复制和模仿的过程，由于各个国家的文化地理、发展境况和特征禀赋不同，相应的发展目标更是千差万别。追求富裕的道路虽具有全球普遍性，但也具有本质性差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3（P142）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明确将共同富裕作为国家远景目标来详细规划推进，与之相反，“现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从国家的政策层面放弃了对共同富裕的追求”。4因此，共同富裕既不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盗版”，也不是以往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翻版”，更不是同时代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道路的“仿版”，而是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和“中国专利”。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不同，共同富裕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富裕道路。不同社会形态和制度设计下的发展理念，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导向和结果逻辑。旨在“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的西方福利主义，5（P115）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缩小贫富差距，但由于其以“资本”为中心的分配逻辑和财富生产，使其难以克服固有的内生性困局而逐渐沦为利益集团瓜分社会公共财富的制度渠道。无论是美国嵌入式自由主义福利社会，还是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福利社会，其实质都是通过社会福利的形式部分返还从劳动阶级那里剥削所得的剩余价值，以保障再生产来持续不断地剥削累进剩余价值。因此，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从根本上“缺乏以社会性公共财富为保障的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6所谓全民富裕不过是臆想而已。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国情的现实判断之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诠释和重大创新，根本区别于西方资本驱动主导下的现代化逻辑。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7坚持“人民”绝非“资本”为中心的价值立场，遵循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逻辑，以有力的领导核心造就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爱社会共同作用的新图景，实现了全球普遍共性与中国特殊个性、宏观远景规划与微观政策实施、物质生产充裕与精神文化富足、社会共享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等多维度的辩证统一，为人类现代化富裕之路提供了全新方案。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不同，共同富裕乃是嵌入中国基因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如何推动共同富裕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并对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但由于思想方法、发展模式、社会历史等原因，苏联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没有认识到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实现过程的长期性，斯大林认为如果大家都能保持诚实的劳动，“那么我们就能做到在短短两三年内把全体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平，提高到享有丰富产品并过着完全文明生活的人的水平”。7（P323）这种把共同富裕看得过于简单易行的想法，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显然不符合社会自身的发展理路。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理论以国情、世情、民情的变化为基本线索，从部分先富、先富带后富，最终共同富裕的方略设计，到将共同富裕纳入远景目标，2035年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2050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定向设计，集中体现了目标的实践性转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8（P215）从顶层设计到“最后一公里”的落地，这些不断细化的实践规划不仅彰显着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以贯之、稳步前进的鲜明品格，也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从宏观理念到具体政策、从结果性憧憬到过程性推进的逻辑演绎。与其他同时代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不同，共同富裕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求富之路。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前后，世界上曾有二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么多的国家当中，有些国家只是短暂的存在，如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仅成立不到一个月便被资产阶级政权扼杀。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仅剩朝鲜、越南、古巴、老挝和中国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与它们的多方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具有新特质。不同于那些偏重于某一维度、发展不均衡的国家，中国的共同富裕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推进“五大文明”协调运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也不同于那些陷入停滞僵化、抑或处于新旧过渡的国家，中国的共同富裕是中华文明基因之继承转化和社会主义之改革创新的生动篇章；更不同于那些将“两极零和博弈”“军备竞赛”奉为圭臬的国家，中国的共同富裕是旨在打破贫穷代际传递与开拓普适性共享发展范式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建立在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基础之上，因此，其复杂性、挑战性、艰巨性也远超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展开的实践。随着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也将为社会主义国家步入共同富裕提供新探索、新思路和新办法，为解决贫富悬殊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新的“中国方案”。简言之，对待共同富裕从来不是简单地就中国而论中国，而必须要把其置于“中”与“外”的辩证逻辑中来考察。在国际比较的大视野中才能更好地厘清共同富裕的内在规定性，把握其与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根本区别。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厘析共同富裕“中与外”的辩证逻辑并不是为了将其与西方现代化发展轨迹作完全的截断，也不是拒绝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实践成果。实际上，纵然各个8国家的发展阶段存在很大差异，难以找到十分理想的参考对象，但是也能够通过分阶段、分领域、分类别的方法来观察总结相关经验，并有选择性地为己所用，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的深入发展。三、上与下：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注重发挥人民的能动性，创造性地探索出“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即“自上而下”的政府领导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双向机制。这种机制体现了“上”与“下”的互相促进、联动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同样也是“上与下”同进并向发挥作用的运行过程。所谓“上”，是指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所谓“下”，是指作为主体力量的中国人民。党的领导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没有党领导一切，共同富裕的实现就是无帆之船、无本之木；全体人民是共同富裕的主体对象，没有人人共建和人人共享，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可见，共同富裕是作为顶层设计的政党属性与作为底层逻辑的人民属性彼此联动的共同询唤，其所呈现的广泛认同度和鲜活生命力，印证了上下一体、互动融通的辩证逻辑。一方面，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凝构共同富裕发展的“强大动力”。放眼世界各国，由执政党领导政府来摆脱贫困或实现共富的，都需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即能力约束和激励约束。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政府既没有充分的国家能力也没有足够的国家意愿去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政策目标。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始终以民族复兴作为自身的效用函数，坚持做大和分好“蛋糕”来为这一目标进行正向贡献，还积极展开思想和制度领域的创新，为推动共同富裕、接近终极目标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激励和更新的政策工具。基于百年党史的深刻考察可以发现，共同富裕的一步步向前推进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完成的。民主革命时期，党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同时，已经局部建立起共同劳动、共同管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政权，开启人民大众共富的幸福之泉。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摆脱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好转，党带领人民大众进行了金融贸易战、土地改革，使广大民众掌握主动权，获得了宝贵的生产资料，初步描绘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共同富裕的前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推动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新时代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打赢了全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几代人以来的致富梦。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党带领人民进一步深化改革，强调在经济建设中更加突出共同富裕，并设计出目标、步骤、途径、保障四位一体的规划蓝图，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8（P40）历史证明，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根本制度，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制度优势和最有力保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保障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有效防范各种风险挑战，保障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方向下“一张蓝图绘到底”。另一方面，全体中国人民同心共建汇聚共同富裕发展的“内生合力”。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创造的主体，一切社会历史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他们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创作者”。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在注重党对共同富裕领导的同时，还要鼓励和尊重全体人民的创造和创新实践。事实上，“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9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9（P4）共同富裕的实现，也不能仅仅停留于顶层的制度设计和步骤规划上，而要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P82）一代代中国人民的共同付出和接续奋斗，显然不是为了一小部分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了不断创造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从而逐步接近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深厚的人民情怀，是共同富裕最鲜明的特性，始终贯穿着其内容要求与价值体系。能否调动人民能动性创造性、能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追求、能否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分配格局等问题，集中体现了全体人民的价值诉求，成为衡量和推动共同富裕指标构建的首要维度。同时，这种“始终围绕人的平等、富裕、权利、价值等核心主线展开”的共同富裕，11以人民性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和伦理前提，而与西方自然本性的人学理论相区别。它表明共同富裕不能止步于个人奋斗，而是要把个人奋斗导向共同奋斗，推动整个社会的总体利益增长，在社会共同利益增长的条件下来带动个人利益的增长。通过构建以社会共同利益增长为目标的总体性结构形态，既能够革除市场、资本的不规范性和失序行为，比如资本力量对底层群众利益的冲击等，也能够防止任何组织与个人凌驾于人民及国家之上，从而保持各方力量在国家统一体中的动态平衡。新发展阶段，要始终明确人民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最为关键的力量基础，进一步提高人民的致富知识与技能，鼓励其积极探索共同富裕的新路子、新想法，如浙江、南昌等地共同富裕示范村的涌现，就生动地体现了群众的创新精神，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的试点经验。总之，共同富裕既源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特领导优势，又源于全体人民的艰苦奋斗和自觉选择，展现出上下同时发力、同向而行的运行态势。当然，从“上与下”的辩证逻辑中来把握共同富裕，并不是形而上地、机械地夸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及作用，更不是片面强调党的领导在共同富裕中的地位。实际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由党自身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即它除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既是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显著标志，也是其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底气。党的领导贯穿于共同富裕的各个阶段、领域、环节，这意味着党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本领，才能不负人民所托。而只有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人人参与共建的良好格局，中国特色共同富裕之路才能越走越稳、越走越远。四、知与行：共同富裕的叙事转换知与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命题，“行”最早见于甲骨卜辞，初指通达之道路，后作为“实践”“德行”的概念表达，而“知”作为“认识”的范畴则相对较晚。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子思、朱熹等皆对知行关系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系统的“知行合一”学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12（P8）把握共同富裕的实践转向，同样要从“知”与“行”的结合中来考察。这里的“知”是指对共同富裕的认知和认同，“行”则指实现共同富裕的行动和实践。只有形成“知与行”的良性结合，才能达到内化于知、外化于行的效果。倘若我们仅注重对共同富裕理论的塑造与深化，而不付诸于行动当中，那么共同富裕会流于空想之中，永远不会实现；反之，如果我们仅关注于实践层面的方式方法，而忽略了经验提炼和思想凝结，那么共同富裕缺乏理论的正确指导，也不会走向成功。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需注重知对行的先导促进作用，也要强调行对知的检验转化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共10同推动共同富裕的持续全面发展。“知”是共同富裕之基础，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以知促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认识越深刻，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也就越大。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共同富裕早在空想社会主义中就得到初步的描绘。托马斯在 乌托邦 中指出，劳动将实现全体人民衣食住行各种生活状况的改进。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作出科学设想：在未来的社会制度下“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3（P787）“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4（P670）从经典论述的刻画来看，共同富裕不仅包含“共同”之主体向度，即面向全体社会成员，还强调“富裕”之内容向度，即涉及物质、精神及发展需求等方面。基于对共同富裕的理论认知和价值认同，将其由“应然图景”转变为“实然状态”成为共同富裕实践的内在要求。然而，从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这种认知与行动之间有一定的张力，存在二者不对等、不同步等问题。这表现在：一是经济基础的差别，与共同富裕所要求的社会财富人人共享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阶段不同，中国仍处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制度基础的差别，经典理论视域下的共同富裕，建立在消灭两极分化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而中国现阶段的实践则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基础上；三是内容体系的差别，如前所言，共同富裕强调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中国受阶段发展的限制，在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外延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客观对待知与行的偏差，既要重视“知”的理论引导作用，也要根据客观条件不断调整“行”。通过加强对知与行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差异的认识，才能有针对性解决共同富裕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新发展阶段下，共同富裕主体、节奏、动力等内容的愈益丰富，大大推动了共同富裕的行动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体系构建，使得共同富裕举措的有效性得以量化，实践进程的阶段性特征更为凸显。2021年出台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中指出，共同富裕指标及评价体系的构建，有益于全面反映示范区的实践成效。可见，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注重对“知”本身的深化，也要强调“知”对“行”的创新性建构，以尽可能地提供更为明晰化、具体化的实践进路。“行”是共同富裕之归宿，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以行化知。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实践是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只有将对共同富裕的认知与认同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共同富裕才能走进现实。在共同富裕的求索道路上，中国不仅实现了从解决人民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跨越，还在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开拓性实践。与此同时，这些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对共同富裕本身的理解和把握，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精准扶贫理念、共享发展理念等新的认识。从这个层面上讲，共同富裕的实践不仅能直接检验、证明共同富裕的认知，而且还在更高层次上对共同富裕进行思想上的综合和升华。之后，人们会在更深的认知、理解之上继续推动共同富裕实践的发展，而共同富裕也会在认识与实践的不断循环往复中向更高阶段发展。可见，共同富裕并非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自动实现的目标，而是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知”与“行”的辩证互动中逐渐实现的。这就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在当前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把握共同富裕之“行”？至少需遵循几个原则：首先，厘清阶段性与总体性的逻辑关联。作为一个“总的概念”，共同富裕需要从全局上展开总体规划，从而为各阶段的具体实施提供内容要求。而在实际推进时只有通过分阶段、分步骤实施，才能将共同富裕的总体要求落到实处，二者互相配合，共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其次，明晰创新性与稳定性的逻辑边界。共11同富裕的创新性使其获得发展动力，而共同富裕的稳定性使其具有正确方向和稳固根基，二者同频共振，缺一不可。如果只注重创新性，就可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只注重稳定性，就会在僵化失衡中不断透支自己的优势，最终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最后，建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逻辑视域。马克思经典作家早已揭示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形成世界范围合作分工的发展趋势，中国要想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不仅要彰显民族特性，立足本国文化实际，更要兼顾世界变局，充分利用国际有利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由此可见，共同富裕内在地要求“知”与“行”的双向耦合、相互作用，凸显“知行合一”的辩证逻辑。一方面，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乃是基于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和把握，即是说只有充分理解共同富裕的内在意蕴和价值理路，才能自觉主动地将其付诸于现实行动；另一方面，实践外化是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与归宿，也作用于共同富裕思想本身，即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中，其认识因不断受到实践的检验而逐步深化，这些深化的认识反过来再次促进实践的发展，进而得到更为高阶的认知。因此，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内化于知、外化于行、互动融合的动态演进过程。结语通过上述考察不难发现，共同富裕有其深刻的辩证内核及学理性表征，并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发展目标，不能对其作简单的概念化和符号化阐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共同富裕的四重辩证逻辑之间并非彼此孤立、毫不相关，而是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其中，“古与今”的辩证逻辑下呈现了共同富裕“缘何”的问题，共同富裕既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中与外”的辩证逻辑呈现了共同富裕“何向”的问题，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其他或以往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凸显出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向度。“上与下”的辩证逻辑呈现了共同富裕“何以”的问题，它意在强调共同富裕的领导核心与人民主体，二者同向而行、同时发力，展现出共同富裕的生命力与认同度。“知与行”的辩证逻辑呈现了共同富裕“如何”的问题，共同富裕既是以知促进的过程，又是以行促知的结果，二者互动融合、相互作用，推动共同富裕的深化发展。总之，共同富裕的四重辩证逻辑鲜明地揭示了“缘何”“何向”“何以”“如何”的层进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共同富裕的完整图景和逻辑闭环。参考文献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张春满.论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国内国际维度的考量J.探索，2019（03）.5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邓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6陈新.马克思主义财富观下的共同富裕：现实图景及实践基础兼论对福利政治的超越J.浙江社会科学，2021（06）.7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2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1蒋永穆，豆小磊.共同富裕思想：演进历程、现实意蕴及路径选择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6）.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责任编辑李月明）On Dialectical Logic of Common Prosper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ZHAO Shuang（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Abstract:As the eternal pursuit of the Chinese nation,common prosperity presents a multi-dimensionaland profound dialectical logic: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flects that common prosperitynot only originates from the enlighten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but also is based on the realisticconstru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times;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reflects that common prosperity i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the high welfarism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butalso superior to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top and bottomreflects tha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designed at the top and the common inquiries of allthe people as the logic at the bottom;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knowing and doing reflects that common prosperityis not only a knowledge system,but also a propositional practice,which points out in the historical question ofwhere to go.The new dire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Keywords:Common prosperity;Dialectical perspective;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