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互塑.pdf

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互塑刘玉堂 姜雨薇*摘 要：武汉市滨江区的存在对社会成员来说，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滨江区作为江与城之间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紧密相连的“中介体”，是演绎城市历史、呈现城市精神、维系城市文脉、再现城市记忆的文化空间。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是可以被标准化生产和复制的产品，过度强调工具理性，否定了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导致了城市历史脉络的断裂和“地方感”的消逝。武汉滨江文化空间是以长江文化为核心象征，以码头文化、商埠文化、工业文化、革命文化、渡江文化等为代表的动态文化复合体。在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崛起的时代，滨江区应通过提炼核心文化符号，打造多元文化时空，唤醒城市集体记忆，建构“可沟通的”虚拟滨江文化空间等路径，重塑人与江、人与地、人与城之间的情感联结和“地方依恋”。关键词：滨江文化空间 长江文明 武汉市滨江区 地方感 码头文化列斐伏尔在其 1970 年出版的著作 都市革命 中预言“我们的社会已经完全被都市化，它在目前是潜在的，但在未来却是现实的”。时*刘玉堂（1956），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湖北大学文化建设研究院院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雨薇（1994），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法 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等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至今日，我们似乎已经抵达了列斐伏尔笔下的“都市社会”。城市的发展席卷乡村，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辗转至城市，城市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带动了经济发展，同时催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然而，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堪重负，面临着诸多挑战，城市问题也成为一种世界性问题。在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看来，城市与语言文字一样，是人类文明的表征之一。武汉作为特大城市，地处长江中游，长江文化的演变与武汉的城市发展是相伴相生的。滨江区作为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紧密相连的地域之一，是展示武汉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的重要窗口，滨江区不仅是天然的亲水空间，更是演绎城市历史、呈现城市精神、维系城市文脉、再现城市记忆的文化空间。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城市是“可复制”的产品，城市形象易陷入“千城一面”的发展困境。滨江区作为城市独特的文化空间也面临着城市记忆断层、城市文脉断裂、文化内涵单质化、景观同质化以及氛围商业化等挑战。本文通过引入人文地理学之“地方感”的研究视角，揭示滨江区作为城市文化空间所承担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其最终维系着人与地、人与江、人与城之间的情感依恋和“地方依赖”。文章接着提出，现代化进程中的武汉滨江文化空间面临着“地方感”的消逝及重塑。回溯人类文明史和武汉城市发展史，长江所代表的水文明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滨江区作为江与城之间的连接体，探讨滨江文化空间必然离不开对长江文化的深入剖析。因此，文章将进一步论述长江与武汉、长江文化与武汉城市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阐明二者如何互构，梳理其中恣意生长的多元城市文化和空间中遗留的历史文化遗产。更为重要的是，审视当前由信息技术所主导的互联网新时代，数字化城市应从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两个视角探索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建构。402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一 问题的提出：城市滨江空间“地方感”的消逝地方感（sense of place）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话题，离不开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将“地方”概念的重新引入。地方感体现的是人在情感维度上与地方之间的深切联结，是经过文化与社会特征改造的特殊人地关系。从人本主义的视角观之，地方感是人以地方为媒介所产生的特殊情感经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是与世界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在现代化社会中，人的诸多复杂情感难以自渡，常常需要仰赖一些支持、养育我们并使人感到亲切的介体，如家、亲属、四邻和社区。地方即暗示着“家”的存在，是给人以呵护、温暖和依恋的特殊场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奠基人段义孚在其著作 空间与地方 中，主张将一座城市整体视为一个地方，“城市是一个地方，主要是意义的中心。它具有许多极为醒目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象征”。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步入一场以城市为主导的“都市革命”中。在此语境中，城市不再是亚里士多德论述的物理空间和“容器”，城市本身即是一种生活方式，是驱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其与技术、经济共同促成人类社会的稳健运转。步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城市化是时代的底色，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和环境问题威胁着地方的存在以及人地之间的关系，地方的内核被不断消解，地方感及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建筑，人来人往的陌生人社会，现代人城市生活的时间节律紊乱，空间也变得支离破碎。一方面，短期经济价值取代长期的社会文化价值，经济效益成为评判城市发展强弱的压倒性指标；另一方面，在追求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入侵，502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互塑 M.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lated by J.Macquarrie and E.Robinson，New York，NY：Harper and Row，1962.Y.E.Tuan，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4.导致了本土文化的失语，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主体性被迫让渡给外来文化。由此，我们的城市和社会的发展常常不得不以牺牲优秀传统文化、献祭共同体精神为代价。在诸如旧城改造、老城拆迁、传统村庄改建等规划实践中，我们看到，城市在奋力奔赴现代化的同时，也消弭了某些特定空间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在当下，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是主导城市空间实践的全球性话语，在这种具有支配性的话语霸权和叙事逻辑中，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居民主体存有的失语、精神世界的失落、人的异化以及城市“地方感”的消逝。在后工业化时代，依靠水运的滨江工业因为污染环境而被迫迁往城市非中心地段。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完善，铁路、航运、公路等交通网络的全面覆盖，水运的重要性随之下降。诸多码头、货运仓库、轮渡、工业厂房被迫停用并废弃，皆面临着行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压力，城市滨水区曾经具有的功能性效应在现代化背景下逐渐削弱。但在新时代，滨水区的文化功能又彰显出独特价值，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使得城市居民更注重休闲生活和游憩时光，都市人分外渴望能拥有一片短暂停留，随时“充电”的自然之地。城市滨水区以其独特的亲水性、感性的自然空间很好地平衡了都市社会千篇一律的理性格局，其带有地方性的深刻烙印，是了解武汉城市物质文明，理解当地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情感载体。二“江”之于“江城”：长江文明与武汉城市文化的互动长江自唐古拉山奔流而下，游走至中游地区，穿城而过，将武汉一分为三。在武汉市民的生活“词典”中，“过江”是如同“过早”般602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过早”是湖北地区的一种俗称，主要流传于武汉、黄石、荆州、宜昌、襄阳一带。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活动的关系，人们很早就养成了户外“过早”的饮食习俗。“过早”这一词最早出现在清代道光年间的 汉口竹枝词 中。直到今天，当地人仍然保留了这一习俗，并且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加之人们工作、学习的场所与居住区距离的增加，这种“过早”的习俗呈增强的趋势。稀松平常的事宜。在“两江四岸”穿梭游走是开启武汉城市生活的动态密码，人在城中走，江从脚下过，江水一直都流淌在武汉的城市血液中。滨江区是城市中自然因素最为密集的地方，水与陆地在此金风玉露般相逢，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的空间之一。河海之滨和江河流域是孕育人类最初文明的摇篮。世界上的人类文明大都发祥于江河之地。中华文化历来由南北二元耦合而成，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表率。二元耦合的态势虽因时而异，二元耦合的结构却始终存在，故黄河与长江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长江流域覆盖面积广，地理环境复杂多变，几番沧海桑田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圈，主要以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楚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为主体。总而言之，长江文化是指长江流域地区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与集聚，是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从历时性角度考察，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富庶的江汉平原，是楚国早、中期的腹心地带。长江与汉水在此交汇，江水浩浩荡荡穿城而过，形成了武汉三镇隔江鼎立的城市格局。武汉地区较早的城市文明可追溯到商代早期的盘龙城遗址，长江流域丰饶的土地和发达的水系吸引先民们在此繁衍生息。因为坐拥长江中游宽阔的河段和星罗棋布的湖泊，水运成为重要的媒介使武汉与外界充分互联，武汉成为内陆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航运中心。明清时期，汉口凭借长江天然的“黄金水道”发展航运，水运带来了“吴商蜀客”并促成了多元文化交流，商贾云集的汉口一跃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依托长江而形成的码头文化也一直氤氲至今。“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诗仙李白的千古绝句传诵至今，成就了武汉“江城”的美誉。从国家政策层面考察，2016 年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正式印发，武汉作为中游城市群的“龙头”城市，在新时代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实现区域联动发展等方面需发挥重要支撑作用，这也是从国家层面702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互塑 刘玉堂：关于长江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 2005 年 1 月 13 日。徐吉军：论长江文化区的划分，浙江学刊 1994 年第 6 期，第 102 108 页。确立了长江与武汉未来发展唇齿相依的关系。近来年关于武汉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有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了长江，诸如“长江文化主轴”“历史之城暨长江文明之心”“长江文明枢纽”“长江文化之都”“世界滨水文化名城”等相关规划和设想渐次浮出水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长江文化都是武汉重要的城市文脉，勾连着一座城的过去和未来。“江”与“城”须臾不可分离，长江与武汉是相伴相生的，长江与武汉城市的发展休戚与共、唇齿相依。一方面，武汉城市形态的起源和发展、城市边界、城市文脉都与长江休戚与共；另一方面，长江文明作为时空交织的文化复合体也孕育了流域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三“相伴相生”：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关系空间理论进入学术界研究视野，归功于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触发的“空间转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空间与物理学、数学、哲学、建筑学、地理学等学科“联姻”而被视为物理意义上静止的“容器”和实践展演的背景与场所。列斐伏尔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和消费活动的产物和生产过程，将空间作为日常生活批判的一个切入点，确立了空间作为研究视角的主体地位。文化空间作为专有名词正式出现，源于 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 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其中提到文化空间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既指称集中举行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包括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一段时间。在人类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文化空间指涉在特定场所人类周期性的行为、聚会和演绎，是一种具有岁时传统的独特文化形式。随着时间推移，文化空间的概念发生了“转义”，其内涵与外延已经超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802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1991，pp.26-38.向云驹：论“文化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3 期，第81 88 页。列斐伏尔敏锐地洞悉到我们社会的生产已不再停留于马克思所论述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下文将承袭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思想，从文化空间的角度来解释社会与历史，以此构建“武汉城市滨江文化空间历史社会”的三元辩证法。此外，进一步探讨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和互构过程。（一）长江是武汉滨江空间的自然肌理水是有机生命的源泉，也是人类文化生成的必备条件，长江孕育并滋养了长江文明。长江干流全长 6300 余公里，仅次于尼罗河和亚马逊河，居世界第三。被北纬 30 度线横贯，是长江流域的一大特色。在地球上这一孕育了文明发展的北纬 30 度线附近，并列诞生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四大文明。文明的诞生并非偶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人类文明生长的天然温床。我国疆域广阔，经度跨越面积大，长江流经的地域，地理形态复杂多变。但正因高低起伏、多元变化的地理形态，将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拦之于外，青藏高原和西部横断山脉成为天然的屏障，造就了长江流域雨水充沛的现状。长江全流域年降水量达1126.7mm，充沛的淡水资源和丰富的热能使长江流域兼具文明发展的两大必备条件。放眼全球，北纬 30 度附近的长江流域也是地理环境优渥的自然之境。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如今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诗902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互塑 包亚明主编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长江志 卷一 流域综述 第2 篇 自然条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第1 页。冯天瑜、马志亮、丁援：自然与人文双优的长江文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第 57 65 页。曾小凡等：长江流域年降水量的空间特征和演变规律分析，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第 727 732 页。冯天瑜、马志亮、丁援：自然与人文双优的长江文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第 57 65 页。经 中记录了诸多关于汉水的诗篇，诸如“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水流域也是孕育中华文明的地域之一。尚书禹贡 记载了“江汉朝宗于海”，意指长江与汉水如诸侯朝见天子般奔流入海，描绘了长江与汉水波澜壮阔、百川入海的大气景象。明嘉靖年间编纂的 汉阳府志 也将“江汉朝宗”列为汉阳十景之一。长江与汉水的交汇不仅成就了“江汉朝宗”的磅礴之景，也造就了武汉“两江四岸”的独特城市格局。长江横贯东西，支流广阔，水系发达，素有“黄金水道”美誉。中下游地区降水量更为丰富，便于发展水运和通航，众多支流也满足了地方的农业灌溉和生产。自古以来，人类赖以生存的发达水系也会吞噬人类的生命和生存环境，历史上的长江流域是洪涝灾害频繁光顾的地区。每年夏季的汛期，洪水肆虐，整个云梦泽江湖难辨、水天相连、陆地行舟。东晋永和年间兴建的荆江大堤，为江汉平原乃至长江流域兴建最早的堤防，史书记载，元明清时期汉水中下游地区洪涝频发，大水经常溃堤入城。清光绪年间，又有张之洞主持兴建后湖长堤。纵览武汉的城市发展史，也是一部与洪涝灾害抗衡的抗争史。时至今日，武汉人民仍然在探索如何与长江汉水和谐共处。武汉的城市抗洪史也形塑了武汉“勇立潮头，不畏艰险；海纳百川，砥砺前行”的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二）长江文明是滨江文化空间的核心象征文化是由社会成员共享的意义系统，是社会认同的基础。文化空间的目的在于展示这种区别性文化。高丙中认为，文化空间的关键意旨为“具有核心象征”。核心象征由集中体现价值的符号组成，承载着核心价值，并被文化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所认同，是集体意识的基础，是文012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李国琴：江汉平原历代防洪方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关昕：“文化空间：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7 年第 2 期。化空间的文化属性的外在表现。人类依水而居，城市傍水而兴。河海湖泊是现代化城市得天独厚的重要资源，长江与汉水作为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和行政区划将武汉一分为三，三镇分庭抗礼，共饮长江水。天然的水运交通，商贾云集，人头攒动，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驻足又漂离。回溯历史，以汉口为中心的码头与商埠文化，无疑是武汉滨江文化空间实践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的天宝巷码头是武汉可考的最早的码头，随着商业的兴旺发达，长江沿岸也渐次建起了诸多码头，叶调元在 汉口竹枝词 中描绘了“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的热闹景象。1861年汉口被迫开埠，西方人的租界立于长江沿岸，外商来汉办厂，从事商业贸易，洋行、洋码头日益兴盛。汉口的开埠促使武汉从“内陆型封闭式的传统市镇”逐渐向“开放式的国际化贸易中心”迈进，沿江空间逐渐成为武汉城市繁荣的中心。作为大商埠与大码头，“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南来北往的九州商贾使武汉成为一个以码头空间为中心的文化大熔炉。与大多数滨水城市的命运相似，武汉滨水码头万商云集的繁荣景象是以牺牲滨水环境和自然景观为代价的。随着城市铁路业、航空业、公路运输业的发达，昔日百帆争流的繁华不再。废弃的港口、码头、货栈、厂房充斥在滨江两岸，水运繁华随风而逝，剩下杂乱的滩涂裸露于江边。步入 21 世纪，曾经承担着经济和商业贸易功能的滨水空间也面临着转型和升级。人们逐渐意识到滨水空间对于城市的特殊意义，水资源和水岸线作为稀缺资源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城市滨水空间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复兴滨水区生态景观，打造滨水文化空间成为许多城市的重要规划，“长江大保护”作为国家战略也被提上日程。城市滨水空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起源、繁荣、衰退、复兴四个阶段。文化空间作为一个动态过程，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武汉滨江112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互塑 涂文学：关于武汉城市文化个性的几个问题，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第 62 67 页。文化空间以码头文化、商埠文化、荆楚文化、革命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化作为核心象征，具体表现出开放包容、多元荟萃、敢为人先、变革趋新的整体文化性格。（三）滨江文化空间是对长江文明的再现城市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互动共生，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城市文化系统，城市的物质文化体现了城市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滨江文化空间是对长江文明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再现。漫长的城市建设史，光荣的革命传统，悠久的历史文化，滨江沿岸留下了诸多长江文明的印记。当下，汉口江滩作为武汉滨江核心区域独领风骚，汉口江滩与沿江大道相邻，与龙王庙、江汉关、租界历史建筑群、江汉路步行街相接，与黄鹤楼遥相呼应。汉口江滩是武汉城市中心独具风貌的文化空间，集中展示了武汉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意象。当然，城市文化是多元共生的，除此之外，武昌江滩从新生路到中山路，至大成路，再到紫阳路，4 万平方米葱郁的绿带形成了宁静自然的景观长廊。汉阳江滩一期起于晴川阁，止于建港船厂，以“回归自然”为主线，营造了青草绿野、芳草萋萋的鹦鹉洲文化，大禹神话园、桥梁博物馆、竹雕艺术馆等江滩景观与晴川阁、铁门关等汉阳地区的历史记忆交相辉映，展现了汉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相比之下，青山江滩与硚口江滩的文化建设则稍显逊色。综览武汉江滩的带状图景，呈现出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文化空间的断裂等问题。以江上轮渡为例，天然的水域资源给予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貌，夜游长江成为富有地域性和差异性的特色旅游活动。水上夜游空间一方面是城市发展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是城市居民、外来游客与自然亲密接触、感受城市文明的窗口。每当夜幕降临，江面上缓缓驶过霓虹闪烁的游轮，在每一个观者的凝视中，城市完成了对长江和长江文明的叙事。随着两江四岸恢宏的灯光秀，凝视者建立了基于视觉冲击的城市初体验。在城市化进程中，灯光秀和夜间经济是展示现代212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化都市“肌肉”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基于感官刺激的城市体验是难以长久维系的，灯光建构的是关于城市现代化文明的宏大叙事，变幻莫测的光影和流光溢彩的水际线是城市繁荣的注脚和表征。值得反思的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借用灯光来展示城市形象，仅仅注重表面的照明，缺少自身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主题，只用华丽的元素进行堆砌，易造成视觉审美的疲劳，滨江文化空间难免陷入同质化的窠臼。在我们日常生活所接收的信息中，我们的社会似乎也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被“他者化”的过程。作为城市名片的滨江文化空间，是展示现代化和城市化结果的巨型舞台，灯光秀夜夜浮现城市的繁华与喧嚣。在被资本和商业裹挟的滨江四岸，高楼林立的建筑物是展示商业和资本的表征，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中，城市居民被迫迁往城市边缘区域，滨江文化空间成为集中展示资本和现代化发展的橱窗。在此试图追问的是，当城市居住者步入滨江区域时，个体的“地方”与家园何在？当下滨江文化空间是展示城市经济效益的舞台，在当下的诸多城市规划和城市叙事中，我们很难看到城市与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结。滨江空间是被改造、被开发的“容器”和“物体”，城市的发展是与“地方感”背道而驰的过程。一方面，滨水区域常常是商业中心和交通运输的集散地；另一方面，其也是一座城市最具人间烟火和生活气息的文化空间。但在当下的城市叙事中，我们很难准确捕捉到城市的精神与文化。四 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建构路径“一些地点的存在对其社会成员来说，具有特殊而强大的意义，就像苏联的红场。”滨江区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单位，其背后也蕴含着深层意义与价值。滨江区并非卫星地图或城市规划中的一个“地点”（point），而是属312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互塑 美 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曾茂娟、任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于每一个城市居民的“地方”（place）。在段义孚看来，“恋地情结”是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武汉滨江空间是以长江文明为核心象征，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复合体。武汉早期城市文明发源于长江之畔，近代以来对外贸易的繁荣兴盛同样依托于长江汉水，历史的车轮在滨江四岸遗留了诸多文化遗迹。下文将进一步探讨在新时代应如何建构武汉的滨江文化空间。（一）提炼滨江核心文化符号，打造多元的文化时空当前的城市发展面临着主题文化建设与多元文化生态维护之间的“两难”选择，城市易陷入审美“同质化”与文化生态“单一化”的窠臼。城市本身就是一座活态的历史博物馆和公共的艺术展览，具有储存、传承国家与族群记忆的功能，城市的文化空间是由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共同构成的综合性场域。滨江空间是武汉城市空间的核心公共空间之一，武汉的城市发展史倒映在滨江区的发展之中。滨江区作为江与城之间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融合的中介体，其是展示城市主题文化和城市精神品格的“名片”。长江全域自然环境千差万别，历史发展过程也有所不同，由此便形成了形态各异的特色文化区。武汉地处中游荆楚文化区，荆楚文化的具体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炎帝神农文化、楚国历史文化、秦汉三国文化、清江巴土文化、名山古寺文化、长江三峡文化、江城武汉文化、现代革命文化。武汉文化包含在荆楚文化之中，荆楚文化又包含在长江文化之中。从文化内涵与外沿大小观之，武汉滨江文化空间依次蕴含着长江文化、荆楚文化、武汉城市文化。既然如此，滨江空间是一个复合多变的文化综合体，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文化脉络中抽取出独特性的象征物和文化符号是值得我们思考的。412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傅才武：文化空间营造：突破城市主题文化与多元文化生态环境的“悖论”，山东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2 期。刘玉堂、刘纪兴、张硕：荆楚文化与湖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湖北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12 期，第 35 38 页。从物理空间的物质实体出发，武汉滨江空间的核心象征应有：江汉路及中山大道历史文化街区、江汉关、长江大桥、黄鹤楼等物质文化符号；还有码头文化、商埠文化、工业文化、革命文化、渡江文化等精神文化符号。滨水区一般分为亲水、临水、近水、远水区域，滨江空间临水和近水区域应以上述文化符号和文化景观作为主体。除此之外，在滨江文化空间的外延区还应包含其他文化因素。江汉路及中山大道历史文化街区沿江而建，西洋建筑林立，独具异域特色，是值得保护的历史文化建筑。随着汉口开埠，江汉关也于江边兴建起来，开埠设关对武汉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武汉与外界互通互联，走向开放的象征。长江大桥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重要的基础设施，于国家、于武汉都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它是武汉滨江区跨江空间重要的历史标志性建筑之一，它改变了武汉人民的城市行走方式，是武汉居民集体记忆中荣光闪烁的篇章。黄鹤楼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名胜之地。这些物质文化符号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内涵丰富，且皆与长江和长江文化直接相连。文化空间是由核心象征、符号系统、主体、集体记忆共同交织而成，把握了这些核心象征，即可以准确地把握武汉的城市文化。这些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存在和再建构，是提醒后人行走在历史中、徜徉在文化空间时，应成为延续城市文脉的传承者。（二）唤醒城市集体记忆，重塑人与江的“地方依恋”“城市是人们集体记忆的场所”，记忆的魅力使城市从瞬间化为永恒，从有限扩展为无限。在一座城市的历史中，记忆和重新记忆的活动从未停止，在某种程度上，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城市记忆并非某种已知存在的事物，城市记忆既体现纵向时间的内容，也包含横向社512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互塑 苏 B.A.克鲁捷茨基：心理学，赵璧如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英 大卫科恩：思维世界的语言，唐韵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会空间的内容。其中，城市记忆的载体包括语言、文字、物质文化、活动、虚拟化人工媒介。武汉的城市化进程映射在滨江区的发展之中，滨江区的日新月异也体现出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在武汉漫长的城市发展史中沉淀的城市记忆，始终绕不开对长江文明的传承与传播。从历时的角度回溯，建于殷商时代初中期的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先民在此繁衍生息，自此开启武汉的城市文明。三国以后，武汉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贾往来、市民聚居的通都大邑。汉口开埠，“楚中第一繁盛地”声名鹊起，武汉有着清晰连贯的长江文明传承发展脉络。关于武汉的城市记忆是对“大江大湖”的城市环境及以长江文明为核心所具有的美学特征认同后产生的集体记忆。武汉的城市记忆是由不同群体书写的鲜活的生命历史，这种历史不仅包括城市中的重大事件，也包括日常生活故事；不仅由官方进行宏大叙事，也由市井居民参与城市记忆的“编撰”和“注疏”。新中国成立初期，“万里长江第一桥”坐落于长江之上，改变了武汉滨江空间的城市格局。长江大桥作为长江水道上的标志性建筑物见证了武汉的荣辱兴衰，它既是历史的丰碑，也是武汉人民的文化遗产。“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长江大桥的落成是由官方和本土、主流和非主流社会成员共同书写的城市记忆。因此，长江大桥作为滨江文化空间重要的文化意象是武汉城市记忆的载体，它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它为我们的生活留下了记忆，它作为媒介，保存、传递、延续着城市历史与文化。除了依托长江而发展的工业文明，武汉在历史发展中也留下了诸如革命文化、渡江文化这样的特色文化记忆。盛夏七月的江城是市民与江水亲密接触、“物我两忘”的好时节，诗经 曾描述先民在长江、汉水游憩的故事，近代张之洞的“自强新军”也曾组织过游泳和渡江的训612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朱蓉：城市记忆与城市形态 从心理学、社会学视角探讨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博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2005。练，1934 年，武汉首届渡江活动在“强身救国”的口号下举行。1956年毛泽东同志视察武汉，三次畅游长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代伟人身体力行，搏击江水，与武汉、与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此，渡江成为武汉人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的象征；横渡长江被赋予“伟大气魄和伟大革命实践”“征服风浪、开辟革命通道”的政治意义。时至今日，一年一度的渡江节作为武汉的民俗活动，其含义早已发生了转变，但顽强拼搏、不畏艰难仍然是其核心意涵。渡江作为一种仪式性的活动超越时空，自上而下地书写了城市的记忆。这些由城市和人民共同孕育的集体记忆，是值得被珍视、被保存并再度示人的。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我们总幻想“生活在别处”，希望短暂地跳脱日复一日的庸常，奔赴灵魂可以诗意栖息的远方。殊不知，滨江文化空间既是个体向往的“远方”，也是社会成员栖息的“地方”。由此，唤醒社会成员的城市记忆，重塑人与地、人与江之间的地方依恋显得尤为重要。（三）建构“可沟通的”虚拟滨江文化空间繁华的城市生活使诸多年轻人趋之若鹜，然而城市却未能完美践行“让生活更美好”的承诺，“城市病”也给城市生活涂上了浓重的阴影。如何才是更美好的城市，如何才是更丰富的滨江文化空间是值得思考的议题。在当前可见的城市评价体系中，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综合竞争力”“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等多种标准，然而这些框架却未能完整地为城市的当下和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以滨江空间为例，它是城市休闲游憩空间，在当前肉眼可见的滨江环境中，过多的商业因素和消费主义侵占了人们的注意力。因此，我们倡导建构“可沟通的”滨江文化空间，这并非在既有的评价体系中增添一个新的维度，而是尝试以一种更为综合、包容的方式理解城市并重塑城市。712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互塑 谢静：可沟通城市：网络社会的新城市主张，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 年第 7 期。王其慧：万里长江横渡 武汉渡江活动的起源及其发展评述，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在当下，我们的生活日益被移动电子设备所侵占，在信息技术主导的互联网社会中，万物互联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以二维码为例，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手机扫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健康码和通行码是我们出入各处、获得人身自由的凭证；在博物馆、旅游景区，扫描二维码获取景点信息现象随处可见。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了极大改变，滨江空间的建构也不再仅停留于物理空间，更在于虚拟文化空间。正如传播学家麦奎尔所言：“现代社会生活的空间体验经由建筑结构和都市领地、社会实践和媒体反馈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构造而崛起。”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化时代，城市是开放的，但是数字化网络和移动电子设备的操作过程却不那么清晰，老年群体、农民工群体等弱势群体是数字技术时代的“难民”。“可沟通城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人文关怀，期冀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共享技术带给我们的改变。电子信息技术是辅助我们了解长江文明，协助我们超越时空界限对滨江空间进行多感官体验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滨江文化空间的“可沟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可沟通性”意味着连接，即滨江区内的各文化要素之间是广泛关联的，两江四岸不同行政区划的江滩公园和文化景观应形成一个互通互动的空间网络；其次，“可沟通性”意味着流动，无论是物质实体、信息还是文化意义，都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江、人与空间的“交流”过程中交换、共享，从而形成空间的再生产，迸发新的空间活力；再次，“可沟通性”意味着对等，文化空间网络中的各个文化要素具有同等影响力，各个社会成员和社会主体都可以平等地共享空间，实现人与物的情感联结；最后，“可沟通性”还意味着融通，即各种矛盾价值的悖论式统一。由于城市网络的高度复杂性，一些价值诉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比如，滨江空间一方面作为城市名片，需要招商引资，充分812 文化发展论丛总第 20 期澳 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邵文实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第 1 页。谢静：可沟通城市：网络社会的新城市主张，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 年第 7 期。展示城市的现代化魅力，城市的生产犹如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被大量复制；另一方面，滨江文化空间也是属于市民的精神空间，资本与权力对于空间意义的争夺，势必会侵占市民的主体地位。面对新媒介技术突飞猛进与网络社会崛起，滨江虚拟文化空间的建构应给予不同社会群体足够的存在空间，给不同的价值观、审美趣味以充分的尊重，促成异质人群之间的聚合、交往。滨江区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也应相互嵌入、高度融合。街道、广场、桥梁、纪念碑支撑的城市实体空间与大众媒介建构的虚拟空间并非截然相对，城市“地点”提供的场所感承载了个人对空间的依恋、特定人群的集体记忆，倾注着公共或私人的情感，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而虚拟空间不仅没有取消反而促进了实体空间的交往。在信息化时代，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建构虚拟滨江文化空间，实现线上与线下的互动与交流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潜在方向。Mutual Shaping of Yangtze River Culture andWuhan Riverside Cultural SpaceLiu Yutang Jiang YuweiAbstract：The existence of Wuhan riverside region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members.As the“intermediary”betwee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factors between the river and the city，riverside region is a cultural spacethat interprets the urban history，presents the urban spirit，maintains the ur-ban context and reproduces the urban memory.The cit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s a product that can be standardized and copied.It overemphasizesinstrumental rationality，denies the diversity of daily life，and leads to therupture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city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senseof place”.Wuhan riverside cultural space is a dynamic cultural complex withthe Yangtze River culture as the core symbol and the wharf culture，commer-912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互塑 cial port culture，industrial culture，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river crossingculture as the representatives.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the riverside region should reconstruct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and“local attachment”between people and rivers，people and places，peopleand cities by refining the core cultural symbols，creating a multi-culturalspace，awaken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ity，and constructing a“com-municable”virtual riverside cultural space.Keywords：Riverside Cultural Space；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Wu-han Riverside Region；Sense of Place；Wharf CultureAbout the Authors：Liu Yutang（1956-），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residen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ResearchInstitute of Hubei University and researcher of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Jiang Yuwei（1994-），Ph.D.candidate of 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