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治理的战略传播能力建设初探——基于美国公众调查的研究.pdf

第1 0卷第2期2 0 2 3年4月全球传媒学刊G l o b a l J o u r n a l o f M e d i a S t u d i e sV o l.1 0,N o.2:1 2 8-1 4 1A p r i l 2 0 2 3气候传播中国气候治理的战略传播能力建设初探 基于美国公众调查的研究潘野蘅1,童 桐2,贾鹤鹏3,王 挺41.潘野蘅: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讲师。2.童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3.贾鹤鹏: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3.王挺: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摘 要 近年来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积极力量,向世界庄严承诺力争 2 0 3 0年实现碳达峰、2 0 6 0年实现碳中和,并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愿景中。然而,中国在气候领域的积极举措在全球层面的实际影响却尚未受到学者关注,其对于中国整体的国际形象助推效果尚且有限。以气候治理的“战略传播”为理念框架,基于对美国公众的在线调查(N=7 1 0),发现中国的气候治理形象与国家总体形象在美国受众心目中存在一定差异,气候治理形象好于国家形象,但同时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气候行动的实际认知相当有限。调查同时表明,气候治理的“责任政治”理念在气候传播中同样适用,相比强调经济和科技发展,提高国内的政治稳定形象及展示出积极承担气候责任的大国形象更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气候影响力。关键词 碳中和;国家形象;战略传播;气候传播;气候治理D O I 1 0.2 6 5 9 9/G J M S.2 0 2 3.9 3 3 0 0 2 0一、引言作为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之一,全球气候变暖正在成为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全球治理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全球所面临的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正在加重(新华社,2 0 2 2),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决心正在凸显。全球气候治理被视为一种“责任政治”,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表态及其国际影响力将与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息息相关。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碳排放最高的国家,中国于2 0 2 0年提出2 0 3 0年前实现 第1 0卷第2期 潘野蘅,童桐,贾鹤鹏,王挺:中国气候治理的战略传播能力建设初探 碳达峰和2 0 6 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参与气候治理树立重要榜样。与此同时,当前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思潮为我国开展有效的气候议题国际传播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我国实际的气候行动未能转化成良好的国际形象。“双碳”目标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开展全球气候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自2 0 1 6年以来,中美两国仅在气候问题上于2 0 2 0年达成了合作协议,全球气候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政治偏见,成为我国提升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如何在气候治理议题下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2 0 2 1年5月3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新华社,2 0 2 1)。与既有的国家形象研究领域不同,气候治理是一个全球性共享议题,中国并不是单一地对外提出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而是在国际气候治理规则的基础上,经过多轮协调达成合作。因此气候传播不仅要考虑中国方案的特殊性,从语境适配的角度来看,更要考虑气候治理在不同国家所具有的普遍性,将“中国方案”塑造为一种“公共物品”。既有研究多由媒体视角出发,以西方媒体话语中的中国气候形象为研究对象,考察涉华气候话语背后的国家利益观、意识形态等根源(郭小平,2 0 1 0;刘坤喆,2 0 1 0;黄卫星、丁宁,2 0 1 0)。本研究认为,在国际传播走向战略传播范式的背景下,在理解气候治理全球媒体图景的基础上,更需要将注意力放置于海外受众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感知结构上,以此针对性地提出气候治理的战略传播建设方向。当前学界尚缺失系统、深入地针对国际公众的实证调研,探究海外受众对我国气候治理或双碳行动的认知情况。该类研究的缺失使得我国的气候国际传播无法真正有的放矢。对此,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以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另一个极重要的国家 美国为样本,理解西方公众对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方案”的理解,并以此为依据,为如何有效提升中国气候形象,开展气候传播提供可供借鉴的实证证据与路径建议。二、气候治理中的战略传播(一)气候议题下的战略传播理念与受众视角 本研究试图从战略传播的视角重新理解中国参与气候治理中国家形象的提升路径。从定义来看,国家形象是指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果,是一系列信息输入与输出的结果(B o u l d i n g,1 9 5 9)。在构成上,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M e n g,921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2期2 0 2 0),但又不等同于国家实力的镜像反映,它是由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所建构的,是一种信息交流的结果(H a n s e n&C o x,2 0 1 5)。而构建国家形象的关键便在于这种信息交流过程中针对哪些人进行沟通、以何种议题进行沟通,即战略传播的“定制化传播”。为应对某些国家与地区对中国在气候治理方面的打压和污名,我国学者自2 0 0 9年起便开始着手建立本土气候治理的传播体系(郑保卫、任媛媛,2 0 1 5;郑保卫等,2 0 2 1),重要目标之一即助力我国争取气候传播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尤其重视每年举办的联合国国际气候大会这一重要“战场”,维护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郑保卫、宫兆轩,2 0 1 2)。目前该领域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是“政府主导、媒体引导、NGO助推、企业担责、公众参与、智库献策”的六位一体行动框架(郑保卫等,2 0 2 1),沿着这一框架思路,一批学者致力于阐释每一主体的功能与策略(郑保卫、王彬彬,2 0 1 2)。这一框架界定了气候传播中的多元主体,但缺乏对于气候传播受众观的回应。一个完整的国际传播需要有全球化传播主体的界定,更需要对地方受众的理解。国际传播研究长期以来以媒体精英为目标受众,将国际传播等同于跨国媒体间的影响力传播过程(张毓强,2 0 2 2)。在这一指导原则下,我国在国际传播中常常强调“中国立场”的存在,以西方制度外的“另一种选择”姿态登场(王敏、王令瑶,2 0 2 2)。即便讲好中国故事等媒体战略一再弱化国家传播行为政治色彩,但这一研究范式不可避免地忽视对于海外受众多元化传播图景的考察,遮蔽了我国所处的复杂多样的信息环境以及政治背景(张毓强、黄姗,2 0 1 9)。从实际传播效果来看,这种传播模式反而造成了西方国家精英群体的“边界巡航”,造成海外公众对中国媒体和精英群体的不信任(A l b r o,2 0 1 5)。并且,由于缺乏对于海外受众认知模式的深度理解,我国的国际传播在公众层面也很难达成有效的“双向沟通”。基于这一背景,本研究针对海外受众在气候治理议题下对于中国全球形象的认知与评价进行全方面的受众调查,试图从受众角度探索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突破方向。(二)定位气候议题下多元形象自2 0 0 4年起,海内外学者提出“战略传播”的国际传播转型范式,即“有目的地通过传播来推进组织使命的实现”(史安斌、童桐,2 0 2 1)。战略传播范式最早来源于公共关系研究,是组织基于受众调查与战略管理所开展的传播活动的统称。学界通过借鉴政治营销等领域的学术成果,提出了战略传播范式下“定向传播”等重要概念,要求传播机构在具体议题和语境下,以组织目标为核心,根据受众对议题的认知模式开展传播活动。气候议题的多元属性不言而喻,其关系到科学、政策治理以及文化认知等多元层面,一国的气候治理形象既受到本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又与气候治理议题本身在政治与文化上的特殊性紧密关031 第1 0卷第2期 潘野蘅,童桐,贾鹤鹏,王挺:中国气候治理的战略传播能力建设初探 联(F i l h o e t a l.,2 0 1 8)。从概念指向来看,全球气候治理及国家形象研究与战略传播具有一定的适配性。与“讲好中国故事”等工作导向不同,全球气候治理本身有明确的问题重点和清晰的治理维度,为战略传播的开展提供了明确的规划路线。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国际社会目前围绕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主要从政治、科学和政策三个层面展开研究,这三个层面恰好为我国开展气候治理的战略传播提供了具体实践方向。但现有研究表明,我国的全球环境形象缺乏对于气候治理问题的回应,仍然与价值观差异连接较多。在国际媒体中,气候变化往往被连同能源、空气污染等议题一起纳入我国环境形象的讨论(邱鸿峰,2 0 1 5)。以B B C历时二十年的中国环境报道为例,B B C现有的四个主要报道框架包括:责任框架、经济影响框架、道德框架、人情味框架(李鲤、刘蕙,2 0 1 8)。这些框架属于西方媒体报道科学环境与政治议题的常规框架,植根于西方价值与国家立场,看似中立,实则对中国进行了标签化与污名化。对此,回到气候治理的问题本质,重新认知气候治理的不同维度与中国气候治理形象之间的关系是突破既有偏见框架的着手点。既往开展的一系列传播活动从不同层面提升了我国的国家形象,而国家形象与气候治理形象之间也存在着相关性。全球治理本身就是一种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过程(吴白乙、张一飞,2 0 2 1)。全球治理问题的目标达成符合我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过程需要国家间抛弃文化差异,共同通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沟通去实现,这为战略传播跨越“边界巡航”提供了合法性。鉴于中国当前碳排放的体量以及强劲发展的低碳技术,一些海外观察者认为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举足轻重(L e h r,2 0 1 9)。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带给全球治理深远的影响,而气候变化领域恰恰是最显著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国有望不再成为规则追随者而成为规则制定者(B e l i s e t a l.,2 0 1 5)。而我国要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超越美国和欧盟等传统权力、成为领导者乃至规则制定者,则需要树立负责任、有担当、积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大国形象。总而言之,应当从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具体形象和国家形象两个层面入手理解中国气候行动全球评价的影响因素,理解中国国家形象的不同维度。即全球治理不仅是一项高度技术性的政策行为,同时也是国家之间价值观冲突的调解与融合、国家间利益协调的过程。全球气候治理这种特质使得战略传播最终要达成具有“主体间性”意义的沟通模式,既希望海外主体理解我国在气候治理领域的战略把握,也要理解目标受众基于既有的认知模式所理解的我国气候治理形象,以此定位气候治理议题下的全球中国形象。据此开展有针对性的战略传播工作,在提升我国治理形象的基础上让世界认识到中国现有的气候行131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2期动,使两者形成互补,最终建立治理共同体。基于以上梳理,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1.海外受众对于中国气候行动全球影响力不同维度分别存在着何种评价?2.中国的国家形象对于中国气候行动全球影响力有哪些影响?3.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不同维度对于中国气候行动全球影响力有哪些影响?三、研究问题与方法为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选取美国公众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美国公众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中美关系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理解美国公众对中国气候治理形象的看法,更有利于我们掌握低碳行动对外传播时可能遭遇的阻碍与挑战;第二,对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当今中美两国是最重要的国家,两国分别为全球碳排放量第一和第二的大国,在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上居于世界前列,双方能否实现对话与合作关乎 巴黎气候协定 的成败与全球气候治 理 的 走 向,因 此 考 察 美 国 公 众 有 助 于 了 解 中 美 气 候 合 作 的 民 间基础。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美国公众对于中国低碳形象的认知与态度进行了调查。问卷发放于2 0 2 1年1 1月在格拉斯哥举办的第2 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 O P 2 6)期间。中美在2 0 2 1年C O P 2 6期间联合发布了气候合作宣言,这是自从2 0 1 6年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以来达成的重要合作协议,这一事件在中美两国均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一段时间内全球气候治理的热点议题。问卷由在线调研工具Q u a l t r i c s搭载,通过亚马逊旗下的国际问卷调查平台M t u r k发放。问卷由三大部分组成:基本人口统计学部分、中国国家形象认知与态度和中国气候治理形象认知与态度。在国家形象、气候治理形象认知与态度三个变量的维度分布上,参考已有研究(范红,2 0 1 3;王昀、陈先红,2 0 1 9),本研究从科技、文化、经济以及政治四个角度考察中国的国家形象,其中政治形象又分为承担全球气候责任与稳定国内治理稳定程度两个方面。结合已有研究以及C O P 2 6开展期间全球媒体对于中国的关注焦点(李淑云,2 0 2 1),本研究将中国气候行动分为发展理念、责任分配、气候承诺、气候道义以及低碳技术五个维度。在气候行动的评价方面,为增强对比性,本研究同时调查美国、俄罗斯、印度、英国以及德国这五个碳排放大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表现。德国、英国作为美国的政治盟友分别代表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欧盟”和“伞型”国家集231 第1 0卷第2期 潘野蘅,童桐,贾鹤鹏,王挺:中国气候治理的战略传播能力建设初探 团;另外选取印度和俄罗斯两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对比对象,印度和俄罗斯作为碳排放大国,其政策也常年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四、描述性分析研究共收获7 1 0份有效问卷,有效样本率为9 8.3%。其中,男性占5 6.1%,女性占4 2.8%,其他性别或不愿吐露占0.7%,数据缺失占0.4%。在年龄分布上,接近一半的受访者集中在2 53 4岁(4 5.8%),其次3 54 4岁占2 3.8%,4 55 4岁占1 7.7%,5 56 4岁占6.8%,1 82 4岁占3.5%,6 5岁及以上占2.3%,低于1 8岁1人。教育程度上,本研究的受访者基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7 1 0位受访者中,6 5.6%受访者为大学本科学历,2 5.2%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9%为高中及以下学历(系统缺失1人数据,占0.1%)。大部分受访者为美国籍(8 9.3%),2.5%为中国籍,5.2%为其他国籍,3%不愿吐露。(一)美国公众对中国气候治理形象认知较具理性色彩从美国公众对于六个碳排放大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气候行动认知来看,美国公众国家气候行动认知与国家形象存在一定差异(见表1)。即在国家形象的评分上,美国公众以国际关系及意识形态亲缘为标准对外国进行评价;而在气候行动的评分上,更以国家科技水平为标尺进行评价。表现在于,在国家形象的评分上,作为政治盟友的英国高于德国;在发展中国家中,与美国关系较好的印度则高于中国和俄罗斯。但在气候行动的评分上,低碳技术更为先进的德国则排名在英国之前;在发展中国家中,更为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和俄罗斯则超越印度。两个指标之间存在的差异说明开展气候传播工作并不能与国家形象传播完全划等号,在不同语境下,相关的战略传播需要有所侧重。表1 中美等六国国家形象与气候行动评分(1为最低,1 0为最高)(N=7 1 0)排名国家形象评分国家气候行动评分1美国(8.1 5)美国(7.2 1)2英国(7.3 3)德国(6.9 2)3德国(6.9 0)英国(6.6 5)4印度(6.2 0)中国(5.6 6)5中国(5.8 7)俄罗斯(5.5 9)6俄罗斯(5.7 0)印度(5.4 7)此外,尽管对中国气候行动综合评价有限,美国受访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当331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2期前的气候行动对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中等偏高程度的影响(M=6.5 6/1 0,S D=2.3 6,N=7 1 0),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气候行动的重要性。此外,美国公众倾向于认为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有能力且负有重要责任,并没有否认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主要责任。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受访者识别出了中美为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其中3 2 3名受访者认为中国为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2 9 5名认为美国为排放最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上,美国和中国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最强的国家:超过一半的受访者(n=4 0 6)认为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能力最强,1 5 1名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应对能力最强。在国家气候责任大小的评判上,大约一半的受访者(n=3 5 9)认为美国在气候变化上的责任最大,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n=1 9 9)认为中国责任最大。(二)中国气候行动对外传播欠缺调查结果同时显示,美国受访者对中国实际气候行动的认知相当欠缺,这很大程度上能解释我国气候治理国际形象欠佳的原因。如表2所示,对中国在气候领域的一系列行动,美国受访者的熟悉程度整体上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除了对“煤炭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具有有限程度的熟悉,美国公众对中国其他方面的气候行动,包括双碳目标、中国新能源发展、中国提出的“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以及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都表现出比较陌生。这说明,关于我国在气候领域的承诺、取得的科技成就、作出的实践与理念贡献都没有很顺利地抵达美国公众的认知层面,也就更难进一步树立前文所述的发展理念、气候承诺、气候道义等方面的积极形象。表2 中国气候行动熟知程度(1为完全不知道,5为完全熟知)(N=7 1 0)得分均值S D中国将在2 0 3 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理念)3.0 11.3 8中国承诺在2 0 6 0 年前实现碳中和(理念)2.9 81.4 3到2 0 3 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 5%左右(能源)2.9 21.3 5煤炭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消耗来源(能源)3.2 61.2 4中国的太阳能发电量全球第一(技术)3.0 21.4 0中国生产和销售的电动汽车数量全球第一(技术)2.9 91.3 7中国不再投资境外煤电项目(能源)2.9 81.4 1为了保护全球环境,中国最近提出了“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概念(理念)2.9 61.4 1尽管我国近年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但我国各方面的低碳形象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我们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议程与我国的气候政策总结出一系列核心陈述,并特地设置了数个反向陈述用于调查美国公众对我国具体气候治理形象的评价。调查显示,虽然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发展中国431 第1 0卷第2期 潘野蘅,童桐,贾鹤鹏,王挺:中国气候治理的战略传播能力建设初探 家先行者,美国公众对中国在气候领域的形象认知却趋于负面(见表3),仍然受到许多刻板印象的影响。表3 中国气候行动相关陈述认同度(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N=7 1 0)得分均值S D发展理念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没有积极减少碳排放3.9 51.0 4中国是目前全球气候治理的最大障碍3.6 91.0 3中国是全球低碳发展的引领者3.2 01.2 5责任分配中国应该为生产导致的碳排放负责,即便中国不是碳消费大国3.9 80.9 0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应该与美国等富国承担同等的碳减排义务3.0 91.3 7气候承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说得多做得少3.8 20.9 7在刚刚过去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 O P 2 6)上,中国作出了让人钦佩的承诺3.4 91.0 3气候道义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缺乏道义3.7 91.0 1中国在为气候上最脆弱的国家争取气候正义3.3 41.2 0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3.3 31.2 9低碳技术像在其他领域一样,中国主要是靠引进甚至是剽窃来发展其低碳技术的*3.6 40.9 3中国的低碳技术世界领先3.2 31.2 7 注:*为了测试受访的美国公众是否对我国气候行动持有偏见,研究者有意设置了这一偏见陈述。(三)我国生态环境国际形象落后于科技、经济形象在以往研究中,气候变化往往作为生态环境议题被讨论,然而气候治理已经不止于单纯环境治理,它与诸多领域存在内部关联。结果显示,美国受访者相对肯定中国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成就,而对中国在环境、社会治理和开放程度上的评价倾向于负面。如表4所示,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描述中,得分最高的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其次是“世界高科技产品的首要生产国”和“重要的创新型国家”。关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良好、社会和谐稳定、是亲和有活力的开放国家的评价,则趋于一般。调查还显示(见图1),北美公众最期待中国在科技与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其次是文化与政治,最不被期待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恰恰是生态环境领域。表4 中国国家形象描述认同评分(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N=7 1 0)评分均值S D全球发展的贡献者3.8 41.0 5世界高科技产品的首要生产国3.7 41.0 1531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2期续表评分均值S D重要的创新型国家3.7 41.0 3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3.3 51.2 6国家治理良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文明国家3.3 41.2 6亲和有活力的开放国家3.2 21.3 5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4.1 00.8 8图1 期待中国更多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N=7 1 0)五、研究结果由上可知,美国公众对中国除了在政治、社会方面的保守成见,还持有环境污染严重的刻板印象 这种关于我国环境治理的负面印象很可能成为我国进一步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影响力、树立气候领导者形象的阻碍(张海滨等,2 0 2 1;童桐等,2 0 2 2)。研究进一步对国家形象以及中国参与气候治理具体维度与中国气候行动形象世界影响力评价进行相关性分析(见表5)。表5 中国气候行动影响力评价与中国国家形象诸维度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N=7 0 1)中国气候治理影响力评分亲和有活力的开放国家0.6 3 0*国家治理良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文明国家0.6 1 7*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0.6 0 6*世界高科技产品的首要生产国0.4 1 1*重要的创新型国家0.4 0 5*全球发展的贡献者0.3 0 6*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0.1 9 6*注:*.在0.0 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从中国气候行动影响力评价与中国国家形象诸维度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发现:首先,所测的国家整体形象的各维度,包括科技、创新、经济、文631 第1 0卷第2期 潘野蘅,童桐,贾鹤鹏,王挺:中国气候治理的战略传播能力建设初探 化、政治和生态环境都与气候行动得分显著相关。这说明中国气候治理形象与国家形象多维相关,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的指标。其次,虽然美国公众对我国持有“环境污染严重”的负面印象,然而,这一项与整体气候治理相关的程度却被证明是所列各维度中最低的一项。也就是说,中国生态治理形象与气候治理在美国公众心目中是有鲜明区分的。其中,亲和有活力的开放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国家治理良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文明国家三项指标与中国气候行动影响力评分相关性最强。这说明国家形象中的政治指标是影响美国受众对于中国参与气候治理影响力感知的关键指标:国内政治方面,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影响海外认知的重要因素;海外政治方面,与气候治理的“责任政治”理念相符,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显著影响中国气候行动影响力评价。但比较遗憾的是,这三个维度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的评分最低,显著低于科技、发展等形象维度。从中国参与气候治理具体维度与中国气候行动整体评价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来看(见表6),发展理念、责任分配、气候承诺等几个方面与中国气候行动评分均存在相关性,其中相关性较强的仍然是两个政治维度,即责任分配与气候道义。全球气候治理本质上是有关能源、经济发展权利的国际协商,我国的碳中和战略也主要由发改委进行牵头。在此背景下,以往我国在开展气候传播过程中,常常将气候治理与中国经济成就以及低碳节能环保议题相联系,但从我们的分析结果来看,相比经济和科技形象,中国的政治形象更有利于提升海外受众对于我国的国家形象的认知。这说明中国在开展气候传播过程中应当强调气候治理的政治层面,政治形象与气候治理形象具有更大的关联,尤其是突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地位,将其有机地转化为气候传播的重要指导理念。表6 中国参与气候治理具体维度与中国气候行动整体评价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中国气候行动评分气候道义0.6 1 4*责任分配0.5 1 6*低碳技术0.3 9 9*气候承诺0.3 6 4*发展理念0.3 4 8*.在0.0 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六、结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在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气候传播也成为了731 全球传媒学刊 2 0 2 3年第2期国际传播越来越重要的领域。在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上,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并参与气候治理,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行动者。中国气候行动理应成为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国际传播领域相比,气候议题的国际传播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在进入国际舆论场后被转化为基于国家形象和气候治理议题双重维度的多元话语(史安斌、童桐,2 0 2 1),对于这种多元话语的考察有利于我们从战略层面考察气候治理的全球传播图景,做出更有针对性的国际传播工作。本研究基于对美国公众,尤其是精英群体的问卷调查,探讨了我国气候治理的国际形象、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我们发现,美国受访者对中国国家形象与气候行动的评价都相对较低,对我国在气候行动上的认知有限、评价趋于负面和刻板印象,对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担当信任不足。但同时,美国公众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气候行动的重要性。研究发现:亲和有活力的开放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国家治理良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文明国家三项指标与中国气候行动影响力评分相关性最强;在气候行动方面,责任分配与气候道义与中国气候行动影响力评分相关性最强。这说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责任政治”原则在气候传播中也同样适用,强调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全球责任以及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对于提升我国气候治理全球影响力有重要作用。目前,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政治议题和角力场,也是重要国际舆论场的主流话题之一,并且具有广泛的公共参与。气候行动与碳中和是世界各国之间能够达成共识的少数议题之一,也是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协商、对话的领域。我们的研究也发现,美国公众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期待中国更多地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当中。面临全球治理中的“发展赤字”,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以及我国在国际舆论场话语仍处弱势的状况下,碳中和战略与行动为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期,将成为未来国际传播的重要着力点。在当前全球传播呈现多元化叙事、多主体传播的趋势下,利用碳达峰行动契机讲好中国气候故事,需要在故事、话语、主体和渠道等多方面努力,强化议程设置能力,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我们的研究发现,美国公众对于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成就持肯定态度。因此,我国的气候治理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的实践路线,应该在国际传播中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持续加大宣传。同时,也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人文和科技交流活动等对外传播的重要场景,以及知华友华的科学界意见领袖、海外中资机构、智库机构、媒体、社会组织、普通公众等多元传播主体,在国外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呈现我国气候行动的重要实践和成就,扭转海外受众对于我国气候行动的认知不足和刻板态度。831 第1 0卷第2期 潘野蘅,童桐,贾鹤鹏,王挺:中国气候治理的战略传播能力建设初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气候变化议题国际传播中 反制框架策略及效果研究”(项目批准号:2 2 C XW 0 2 0)、中国科普研究所委托项目“科学普及在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项目批准号:2 1 E B R 0 3 6)、江苏省2 0 2 2年双创人才(文化创新类)项目资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参考文献范红(2 0 1 3):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与传播策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1 4 1-1 5 2页。郭小平(2 0 1 0):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环境形象建构 以 纽约时报“气候变化”风险报道(2 0 0 02 0 0 9)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 8卷第4期,1 8-3 0页。黄卫星、丁宁(2 0 1 0):试析中美主流媒体的国家利益观差异 以 纽约时报 和 光明日报 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报道个性为案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 9卷第5期,5 5-6 3页。李鲤、刘 蕙(2 0 1 8):责 任 框 架 与 话 语 调 适 以B B C网 站 中 国 环 境 报 道 分 析(1 9 9 72 0 1 7)为例,当代传播,第4期,6 2-6 6页。李淑云(2 0 2 1):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与中国角色,当代世界,第5期,1 0-1 7页。刘坤喆(2 0 1 0):英国平面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以“气候变化”相关报道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第9期,5 7-6 0页。邱鸿峰(2 0 1 5):美国主流报纸的中国环境形象建构:“议题关注周期”视角,新闻界,第9期,1 8-2 5页。史安斌、童桐(2 0 2 1 a):从国际传播到战略传播:新时代的语境适配与路径转型,新闻与写作,第1 0期,1 4-2 2页。史安斌、童桐(2 0 2 1 b):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图景与路径 以推特平台“2 0 6 0碳中和”议题传播为例,当代传播,第4期,3 9-4 4页。童桐、李涵沁、黄思南(2 0 2 2):如何做好“双碳”目标下的气候议题对外传播,对外传播,第4期,2 8-3 2页。王昀、陈先红(2 0 1 9):迈向全球治理语境的国家叙事:“讲好中国故事”的互文叙事模型,新闻与传播研究,第2 6卷第7期,1 7-3 2页。王敏、王令瑶(2 0 2 2):為何沒能 擊中 他者:中國故事 破圈 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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