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描述
目录
※第一编 上古至战国的文学
※概说
※第一章 上古文学
※第一节 文学艺术起源
※第二节 古代神话
※第二章 古代诗歌总集——诗经
※第一节 关于诗经
※第二节 雅颂
※第三节 国风
※第四节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第三章 先秦历史散文
※第一节 殷商至春秋时代的散文
※第二节 左传 国语
※第三节 战国策
※第四节 先秦历史散文的影响
※第四章 先秦诸子散文
※第一节 论语 孟子
※第二节 庄子
※第三节 荀子 韩非子
※第四节 先秦诸子散文的影响
※第五章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
※第一节 楚辞的名称和来源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
※第三节 离骚
※第四节 屈原的其他作品
※第五节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第六节 宋玉
※小结
※第二编 秦汉文学
※概说
※第一章 秦及西汉前期的散文和辞赋
※第一节 秦代文学
※第二节 贾谊和汉初散文
※第三节 枚乘
※第四节 司马相如及其他作者
※第二章 伟大的历史散文家司马迁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
※第二节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
※第三节 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第三章 西汉后期及东汉的散文和辞赋
※第一节 班固的汉书及东汉其他历史散文
※第二节 班固的汉书及东汉其他历史散文
※第三节 王允的文学批评
※第四节 张衡和东汉的抒情小赋
※第四章 汉代乐府民歌
※第一节 关于乐府
※第二节 汉乐府民歌的思想性
※第三节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性
※第四节 孔雀东南飞
※第五节 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第六节 汉代民谣
※第五章 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节 五言诗的起源
※第二节 东汉文人的五言诗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及其他
※小结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概说
※第一章 建安和正始文学
※第一节 曹操 曹丕
※第二节 建安七子与蔡琰
※第三节 曹植
※第四节 阮籍 嵇康
※第二章 西晋文学
※第一节 傅玄 张华
※第二节 陆机 潘岳 张协
※第三节 左思 刘琨 郭濮
※第三章 陶渊明
※第一节 陶渊明的时代与生平
※第二节 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第三节 陶渊明的影响
※第四章 南北朝乐府民歌
※第一节 南朝乐府民歌
※第二节 北朝乐府民歌
※第三节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
※第五章 南北朝诗人
※第一节 谢灵运和山水诗
※第二节 鲍照和七言诗
※第三节 谢眺和新体诗
※第四节 梁陈诗人和宫体诗
※第五节 庾信及北朝诗人
※第六章 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
※第一节 南北朝的骈文
※第二节 南北朝的散文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
※第一节 中国古代小说的溯源
※第二节 志怪小说
※第三节 轶事小说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
※第一节 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
※第二节 刘勰的文心雕龙
※第三节 钟嵘诗品及萧统文选
※小结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
※概说
※第一章 隋及初唐诗歌
※第一节 隋代诗歌
※第二节 从上官仪到沈全期和宋之问
※第三节 王绩和四杰
※第四节 陈子昂
※第二章 盛唐山水田园诗人
※第一节 孟浩然
※第二节 王维
※第三章 盛唐边塞诗人
※第一节 高适
※第二节 岑参
※第三节 王昌龄、李颀等诗人
※第四章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和思想
※第二节 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第四节 李白在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第五章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第二节 杜甫诗歌的思想性
※第三节 杜甫诗歌的艺术性
※第四节 杜甫在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第六章 中唐前期诗人
※第一节 元结、顾况及其他诗人
※第二节 刘长卿 韦应物
※第三节 大历十才子和李益
※第七章 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第一节 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
※第二节 白居易的诗论与新乐府运动
※第三节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第四节 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参加者——元稹、张籍、王建
※第八章 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的古文
※第一节 古文运动
※第二节 韩愈的散文
※第三节 柳宗元的散文
※第四节 古文运动的影响
※第九章 中唐其他诗人
※第一节 韩愈
※第二节 孟郊 贾岛
※第三节 刘禹锡 柳宗元
※第四节 李贺
※第十章 晚唐文学
※第一节 杜牧
※第二节 李商隐
※第三节 皮日休 聂夷中 杜荀鹤
※第四节 陆龟蒙 罗隐
※第五节 韦庄 司空图
※第十一章 唐代传奇
※第一节 唐代传奇兴起的原因
※第二节 唐代传奇的思想与艺术
※第三节 唐代传奇的地位和影响
※第十二章 唐代通俗文学和民间歌谣
※第一节 变文
※第二节 俗赋、话本和词文
※第三节 民间歌谣
※第十三章 晚唐五代词
※第一节 词的起源、发展和民间词
※第二节 温庭筠和花间派词人
※第三节 李煜及南唐其他词人
※小结
※第五编 宋代文学
※概说
※第一章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第一节 西昆派和宋初诗文
※第二节 欧阳修与诗文革新运动
※第三节 梅尧臣与苏舜钦
※第四节 王安石
※第二章 北宋前期的词
※第一节 晏殊、欧阳修及其他词人
※第二节 柳永
※第三章 苏轼
※第一节 苏轼的生平和思想
※第二节 苏轼的文论和散文
※第三节 苏轼的诗和词
※第四节 苏轼的影响
※第四章 北宋后期的诗词
※第一节 黄庭坚和江西诗派
※第二节 秦观、周邦彦及其他词人
※第五章 南宋前期文学
※第一节 李清照
※第二节 张孝祥及其他爱国词人
※第三节 陈与义和南渡初期诗人
※第四节 杨万里和范成大
※第五节 胡铨、陈亮、叶适及其他散文家
※第六章 爱国诗人陆游
※第一节 陆游的生平
※第二节 陆游作品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陆游诗歌的艺术成就
※第四节 陆游的影响
※第七章 爱国词人辛弃疾
※第一节 辛弃疾的生平
※第二节 辛词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辛词的艺术成就
※第四节 辛派词人
※第八章 南宋后期文学
※第一节 姜夔及其他词人
※第二节 四灵和江湖诗人
※第三节 朱熹、严羽的文学批评
※第四节 文天祥和宋末爱国诗人
※第九章 话本和宋代民间歌谣
※第一节 话本的产生
※第二节 话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第三节 宋代民间歌谣
※第十章 辽金文学
※第一节 辽金文学的发展
※第二节 元好问
※第三节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小结
※第六编 元代文学
※概说
※第一章 元杂剧的崛起和兴盛
※第一节 戏曲的形成和宋金时期的民间戏曲
※第二节 元杂剧兴盛的原因和元前期剧坛
※第三节 元杂剧的形式
※第二章 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
※第一节 关汉卿的生平和作品
※第二节 关汉卿杂剧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第四节 关汉卿的地位和影响
※第三章 西厢记
※第一节 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
※第二节 西厢记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第四章 元前期杂剧其他作家和作品
※第一节 康进之 高文秀
※第二节 纪君祥 尚仲贤
※第三节 杨显之 石君宝
※第四节 白朴 马致远
※第五节 郑廷玉、武汉臣及其他作家
※第五章 元杂剧的衰微
※第一节 杂剧的南移和衰微
※第二节 郑光祖和乔吉
※第三节 宫天挺、秦简夫及其他作家
※第六章 元末南戏
※第一节 南戏的兴起
※第二节 高明的琵琶记
※第三节 拜月亭及其他
※第七章 元散曲和民间歌谣
※第一节 散曲的兴起和体裁
※第二节 散曲的主要作家和作品
※第三节 元代民间歌谣
※第八章 元代诗文
※第一节 刘因和前期诗文作家
※第二节 王冕及后期作家
※小结
※第七编 明代文学
※概说
※第一章 三国演义
※第一节 章回小说的产生
※第二节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第三节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第四节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第五节 三国演义的影响
※第二章 水浒传
※第一节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第二节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第四节 水浒传的影响
※第三章 明前期诗文
※第一节 宋濂 刘基 高启
※第二节 台阁体的茶陵诗派
※第四章 明代的戏剧
※第一节 明初到中叶的戏剧
※第二节 昆腔的兴起和浣纱记、鸣凤记
※第三节 沈璟和吴江派
※第四节 徐渭和明中叶后杂剧
※第五章 汤显祖
※第一节 汤显祖的生平
※第二节 牡丹亭
※第三节 汤显祖的其他剧作
※第四节 东郭记、红梅记及其他
※第六章 西游记
※第一节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第二节 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
※第七章 明中叶后其他长篇小说
※第一节 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
※第二节 封神演义和其他神魔小说
※第三节 金瓶梅
※第八章 明代的拟话本
※第一节 冯梦龙与三言
※第二节 二拍及其他
※第九章 明代散曲和民歌
※第一节 王磐及其他散曲作家
※第二节 冯惟敏及其他散曲作家
※第三节 明代民歌
※第十章 明中叶后的诗文
※第一节 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第二节 归有光等唐宋派
※第三节 李贽
※第四节 公安派和竟陵派
※第五节 明末爱国文社和爱国作家
※小结
※第八编 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
※概说
※第一章 清初诗文词
※第一节 顾炎武等爱国作家的诗文
※第二节 清初的诗派和诗人
※第三节 清初的词派和词人
※第二章 清初戏曲作家
※第一节 李玉和他的同派作家
※第二节 清忠谱
※第三节 尤侗和其他戏曲作家
※第四节 李渔和他的戏曲理论
※第三章 洪昇和长生殿
※第一节 洪昇的生平和作品
※第二节 长生殿故事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节 长生殿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第四章 孔尚任和桃花扇
※第一节 孔尚任的生平和作品
※第二节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第三节 昆曲衰落时期的传奇、杂剧作家
※第五章 聊斋志异
※第一节 蒲松龄的生平和作品
※第二节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
※第四节 聊斋志异以后的文言短篇小说
※第六章 清初至清中叶的长篇小说
※第一节 水浒后传、说岳全传及其他
※第二节 醒世姻缘传及其他
※第三节 镜花缘及其他
※第七章 儒林外史
※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第八章 红楼梦
※第一节 红楼梦的作者
※第二节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第四节 红楼梦的影响
※第九章 弹词鼓词和民间歌曲
※第一节 弹词和鼓词
※第二节 民间歌曲
※第十章 清中叶的诗文
※第一节 乾嘉间的诗派和诗人
※第二节 桐城派古文及其他
※第三节 汪中及其他骈文家
※小结
第一编 上古至战国的文学 (上古——公元前221年)
概说
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是非常长远的。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中国猿人骸骨化石,证明了大约五十万年以前我国已有人类居住。这些原始人类经过长期劳动,他们自身和生产力不断发展和进步。据文献记载,大概到了传说的五帝时代,可能已经进入氏族社会后期。我国儒家所乐道的尧舜禅让,天下为公,大概就是氏族部落会议以及氏族长和部落酋长推选制的反映。那时的社会没有阶级,生产资料公有,人人劳动,没有剥削。儒家经典著作中曾称赞它为理想的“大同”时代。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少数人占有了生产资料,人类开始出现了阶级, 社会更有了保护私有制的措施,氏族社会逐渐解体,国家组织也逐渐形成。我国古代文献多有夏禹“家天下”的传说,认为是“小康”时代的开始。按照这个传说看来,夏代可能就是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的起点。但即使如此,只能看作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推移的过渡状态,真正的奴隶制社会是到了殷商时代才完成的,这有许多文献及地下发掘材料可以确切证明。后来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起了变化,奴隶社会才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化。这个转化的完成约在春秋战国之交。及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于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由完成走向巩固。
我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也是非常长远的。从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看,生产工具已相当进步,且有红色陶器,其时代约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左右,我们一般称为“仰韶文化”或“彩陶文化”。比“仰韶文化”稍晚、其时代约在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又有“龙山文化”,这是山东济南的龙山镇发现的。其文化遗存有精致的黑色陶器、卜骨等。这些考古学上的材料,使我们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缩影。
从野蛮到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字的发明创造。文字的发生一般是在奴隶制国家建立的时候。我国何时开始有文字,现在还不能断言,但自从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至迟在殷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已有初步的定型文字,同时也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后来文字的应用渐渐推广,史前时期流传的原始人民的口头创作如诗歌、神话故事等,有不少被记录下来,使我们得以从文献中窥见上古文化的一斑和文学艺术的萌芽。
但文学艺术并非起于有了文字之后,远在文字发明创造以前,文学艺术早已产生。上古时代文学的具体情况不能知道,所可推测的就是上古文学同现实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其中有同自然作斗争的神话,有和生产密切相联系的诗歌,也有表示愿望、趋吉避凶的咒语式的祷祝辞。还不难推测:由于上古时代人们的群居生活和集体劳动,决定它的文学艺术活动一般是集体的;又由于那时候既没有文字,也没有社会分工,文学就只有口头创作,没有书面创作;只有文学和其他艺术如诗歌和音乐、舞蹈那样互相结合的形式,没有单纯的文学作品独立存在。所有这些集体性的口头创作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相伴随的现象,都是上古文学的特点。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通过人们头脑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又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形象的表现,它不可能超阶级而存在。但上古时代的社会还未分裂为两个对抗性阶级,所以那时的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到了阶级社会形成以后,一切文学艺术就不可能不打下阶级的烙印,同时也揭开了两种文化斗争的序幕。
夏代有无文字,不得而知。文献所载有关夏代的历史多属传说性质,其诗歌、谣谚和散文可靠的也很少。但其中如“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样的词句反映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即奴隶坚决反抗奴隶主的斗争,相传为夏桀时人民大众的呼声,却是比较可信的。(此据《尚书?汤誓》引,与《孟子》、《史记》稍异。俞樾谓二句是韵语,疑为夏民歌谣。)
殷的先世本是游牧部族,向无定居生活。成汤以前就迁徙过八次,成汤至盘庚,又迁都五次。那时牧畜业异常发达,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祭祀时大量用牲的现象。中叶后由牧畜进入农业生产。《尚书?盘庚》屡次提到农事;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麦”、稷”、“粟”等字,证明殷代确有很多种类的农产品。由牧畜发展到农业生产是很自然的。游牧过程中,既易发现农作物,又能驯服牛马。文献中常有殷的先公服牛乘马的记载,不难设想,役使牲畜减轻人力,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关键。
殷代的主要生产者都是奴隶。甲骨文中有“奴”、“仆”、“臣”、“妾”、“臧”、“奚”等字,都是奴隶的名称。为了防止奴隶的怠工,镇压奴隶的反抗,统治者制定极为严酷的刑法来管制他们,所谓“商有乱政而作汤型”(《左传》昭公六年),其目的就是为此。据《韩非子?七术》,“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这固然表现统治者的残酷,同时也反映了那时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手工业和文化艺术都有很大的进步。就拿工艺来说,殷代青铜器中有各种各样的祭器、食器和兵器,有的上面还有铭文。近年出土的“司母戊鼎”重一千七百市斤,花纹精美,可见殷代的冶炼工业技术已达到高度的成就。而那时奴隶主贵族为了祭祀和享乐,音乐歌舞也极为发达。文献所载汤时的乐歌乐舞如“大氵蒦”、“晨露”、“九招”、“六列”、“桑林”之类,或不可信。但“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巫风”早已普遍流行,以至悬为禁令(见《墨子?非乐》。“酣歌于室”四字据晚出古文《尚书?伊训》补。)。直至殷末纣王之时,还使乐师作新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周武王数其罪状,斥为“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史记?殷、周本纪》)。这些都证明殷代的音乐歌舞是十分发达的。不难想象,在此种情况下,必有不少诗歌配合演唱,但因年代久远,没有流传下来。
殷代宗教迷信之风最盛,鬼神权威至高无上。国王事无大小,必须请示鬼神,预测吉凶祸福,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从事这方面活动的有两种专职人员,那就是巫和史。他们通过卜筮方法代表鬼神发言,凡繇兆、祝辞、神告、占卜的记录以及国王的讲话等,无不写成书面语言,或刻于甲骨,或书于典册,这些就是殷墟中的甲骨卜辞,《周易》中的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商文告等。
巫史在当时都是为迷信服务的,巫能歌舞娱神,史掌文字记录,他们对后来的诗歌、散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周的祖先本是很早就散居在我国陕西泾、渭流域的一个部族。它最初的根据地是邰(今陕西武功),传到公刘时,人口渐渐繁衍,于是南渡渭水,北至于豳(今陕西橡邑)。这时周部族虽然一面仍在迁徙,一面已有定居,似乎正处在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初期农业阶段。到了古公亶父的时候,为另一部族所逼,不得已放弃豳地,翻过梁山,迁到歧山下(今陕西歧山一带)居住。他们在迁徙中发现一块肥沃的土地,名曰周原,是一个理想的庄稼地,就在这里建起城邑和房屋来,督率人民继续生产,奠定了一定的农业基础。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地充实和加强了周部族的力量,到了殷末,逐渐沿着黄河向东扩张,成为威胁殷国的劲敌。文王时,黄河西岸一带的部族都归他控制,于是自歧迁都于丰(今陕西雩阝县),势力日益强大,不到十几年,文王之子武王遂一举灭殷,建立一个版图更大的王国,这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初期的事。
武王死,子成王继立,年幼,武王弟周公摄政,平管蔡之乱,征伐奄国,镇压了殷人及其旧属的反抗。并制礼作乐,大兴文教,配合统治,使王朝政权日益巩固,为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础。大概周初鉴于殷纣的灭亡,对待奴隶稍宽,组织他们从事耕种,积极生产,因此人民生活比较好转,社会秩序相当安定,这是成康年代获致短期太平的主要原因。懿王以后,周室渐衰,外患渐起。传至厉王,贪财暴虐,禁止诽谤,被国人驱逐。宣王时,南征北伐,东平淮徐,号称中兴。及幽王立,荒淫错暴更甚于厉王,人民怨恨,贵族离心,后竟为犬戎所杀,西周遂亡。
周既灭殷,政治经济等方面多所改革。从武王起,即分封宗室和功臣,立五等爵位,先后受封列为诸侯者,兄弟、同姓和异姓凡数十人,对保卫王室有很大作用。其后屡有封建,除土地外,还分给一部分劳动力,其实就是奴隶,帮助他们生产。例如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都是把殷商遗民和旧属当作奴隶来赏赐和使用。虽然如此,但一切土地人民仍归王室所有,而且从王公到仆台,把人分为十等,圉和牧还不在内。庶民或众人,实际上都是农民,更处于最下层,是最受压迫的阶级。所以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这就是西周时代政治社会组织的一个轮廓。
西周文化在长期积累和损益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空前提高,其订精神在敬天事神,而更重人事。从此出发,一切典章制度颇为完备。例如礼有吉、凶、宾、嘉、军五种,尊卑、长幼、亲疏、贵贱各有差等。乐有“房中”、“雅”、“颂”之分,舞有“大武”、“勺”、“象”之别。《易象》本古代卜筮之书,《春秋》是当时记事之史,前人认为周公所定,固不可信;但在过去的基础上是有所总结有所发展的。至于《诗》三百篇和《尚书》中的《周书》更不必说都集中地反映了周代的高度文化水平,为后来儒家经典所自出。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
西周的文学就是在上述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那时代的社会本质和面貌。
从周初到成康,的确是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贵族统治阶级在“绥万邦、屡丰年”的情况下,为了求福佑,敬祖宗,他们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祭祀,创作很多颂歌,配合音乐舞蹈,在各种祭祀仪式中进行演奏,这样就产生了《诗经》中的“周颂”。其中如《清庙》祭文王,《思文》祭后稷,是歌颂祖宗功德的诗;《丰年》、《良耜》等篇是祭农神、庆丰收的诗。另外一部分周初的诗,虽不用于祭祀而具有同样意义的,如“大雅”的《文王》、《大明》、《绵》、《公刘》等篇除追述先公先王功德外,还保存一些周朝先世的传说和史迹。贵族统治者们每当祭祀结束,照例就是宴会:“或献或酢,或燔或炙”,饮食歌舞,其乐可以想见。至于平时宴飨,如“小雅”的《鹿鸣》、《伐木》、《天保》等诗也表现了同样的愉快,而且祝福上寿,语妙形容,极尽颂祷的能事。这些都充分反映周初统治阶级安乐暇逸的生活。
但是这种日子是不长久的。夷、厉以后,至于幽王被杀,平王东迁,内忧外患,王室愈衰。春秋时诸侯争霸,战乱相寻,人民极端痛苦,阶级矛盾尖锐化。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大量的所谓“变风”、“变雅”的诗歌。其中有人民对长期兵役、徭役的怨恨,对残酷剥削的愤怒和控诉,如《君子于役》、《何草不黄》、《伐檀》、《硕鼠》等。这时统治阶级内部亦矛盾重重,有如《十月之交》、《北山》、《雨无正》、《瞻印》等,一片愁怨不平和追究祸乱原因的责难声充满了字底行间。总之,一部现实主义的《诗经》三百篇就是反映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西周的散文也正在逐渐发展。上述的《尚书》中的《周书》部分可为代表。其中可靠的有十几篇,主要是周武王至穆王时王朝史官所记的文告和策书,即所谓“诰”、“命”等,还有属于西周末的一篇,属于诸侯的二篇,这些都是周初到春秋前期的载在简册的散文。还有一种铸在铜器上的铭文,长者达数百字,文体与《周书》相近。从大量的西周彝器铭文看来,可知当时散文应用的范围极广。西周的“诰”、“命”和铜器铭文为春秋以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之交,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后,我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具体地说,也就是地主阶级的兴起和奴隶主贵族的没落。西周土地国有,由于生产力日益发展,诸侯大夫在公田外开辟了大量的荒地,成为私田。私田是不纳税的,后来私田过多,春秋中叶,鲁国才采取按亩征税的办法,以增加国家收入。(见《左传》)这在事实上就是承认了土地私有权。后来奴隶逐渐解放,铁的耕器普遍使用,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私田就越来越多,诸侯大夫越来越富,私田的数量既超过公田,原来的土地国有制逐渐被破坏,因而促使奴隶制的崩溃,由奴隶制社会渐渐转入封建制社会。在这个社会急遽变化的过程中,私家经济力量远远超过公家,表现在政治上则是王室卑弱,诸侯强大;公室卑弱,大夫强大。这时不但周天子“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就是本来强大的诸侯也有“不保社稷”的,如田氏篡齐,韩、赵、魏三家分晋,都是空前的社会大变革。同时,吴起相楚,废疏远公族以养战士,又令贵人实广虚之地(见《史记?吴起传》及《吕氏春秋?贵卒篇》)。不久,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使人民得自由买卖:一连串的大事件先后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实在是必然的趋势。由此引起各方面的社会变化,也是必然的趋势。从春秋末年看,一般较有见识的政治家已经看到迷信天道鬼神的无益和争取人民的重要,例如子产不毁乡校,不听裨灶禳火;晏子预知民归陈(田)氏,反对禳祭慧星。他们之所以比较明智,正因为社会现实告诉他们:当前政治斗争的努力方向是人事,不是天道;斗争胜败的关键是争取人民,不是迄怜鬼神。这一新的政治经验断断乎不是保守派的公族所能理解的。果然,情况的发展到了战国,就有许多统治阶级懂得这个道理,各国诸侯卿相争相养士,特别是几个贵公子,门下食客多至三千人,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莫不宾礼。冯谖为孟尝焚券,孟轲劝齐王保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些宝贵的现实的经验教训促使执政者都要求历史家总结出来,作出新的历史记录以资借鉴。因此,就促进了历史散文的发展,产生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新型历史著作,从古奥棘涩、佶屈聱牙的《尚书》“诰”、“命”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新的散文风格。
奴隶社会的崩溃,更显著地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西周以前的统治思想是神权至上、君权至上而又二者统一的思想。比如说,从前的天或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世间治乱兴衰、吉凶祸福都由他决定;到了战国,就有人肯定地说:“治乱非天也”“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奴隶社会是不把人当人的,春秋以来,人的地位逐渐不同了。孔子讲“爱人”,讲“泛爱众”;稍后,子夏讲“四海之内皆兄弟”;战国时,墨子讲“兼爱”;许行讲“并耕”;而孟子不但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且进一步讲“民为贵,君为轻”。总之,这时社会的变革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要求对一切事物的再认识,特别是上帝权力的动摇,人民地位的提高,个人作用的肯定和发挥等都在春秋以来儒、道、墨、法诸家的学说中体现出来。他们之间主张不同,互相对立而又互相影响,其中心思想最后总表现在政治上,成为某种主要倾向。
由于阶级斗争的激烈,许多政治家、学者都企图推行自己的“道”;更由于统治者的争取,他们纷纷到诸侯各国进行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墨翟、宋銒为了反对不义战争,都去说楚王罢兵;孟轲先后说齐宣王、梁惠王;许行自楚至滕说滕文公;荀卿先游齐,后适楚。其他纵横法术之士,从个人利益出发,奔走各国之间,那就不必说了。当时各派学者因诸侯延揽而大量集中,最多者莫如齐国。据《史记?田完世家》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术派别不同、思想见解各异的学者,都以客卿的身份住在“康庄之衢”的“高门大屋”,虽然没有实职,却都可以畅所欲言地讨论国家大事,抒发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他们各人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互相辩难,各不相下,著书立说,授徒讲学,这不但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开始出现私家著述的风气。先秦的诸子百家,其中最突出的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的散文,都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战国时代是诸侯兼并、互相攻伐的时代,也是合纵连横、激烈斗争的时代。由于长期分裂,长期战乱,造成对人民极大的灾难,人民迫切要求统一。战国后期,七雄并峙,以秦、楚、齐三国为最强,都有统一中国的可能。而楚国幅员广大,物产富饶,自然条件远比秦齐为优。自楚威王灭越,其地东至于海,北至于河,西有巴蜀,南有黔巫,几乎占有当时大半个中国。自楚武王改革军制,整顿军备,军事力量更加强大。所以《荀子?议兵篇》说:“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革合如金石;宛巨铁钅也,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可见楚国的确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国。后来楚悼王用吴起为相,再度富强。楚怀王初年,曾为诸侯盟主。如果长期任用得人,内政外交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人民拥护,统一中国的可能性要比秦国更大。这就是春秋以来楚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形势。
远在春秋初期,楚国就屡次同北方诸侯接触,学术文化颇受其影响。楚国卿大夫早已熟练了“赋诗”见志的外交辞令。楚灵王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后来又出现许多著名学者。其历史典籍则有《梼杌》、《楚书》等。齐梁时,楚武王、昭王墓中发现竹简,文字略近小篆。近年各地又先后发掘出不少的楚器和竹简,这些都足以证明楚国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在长期独立的发展中,一面吸收中原文化,一面又丰富、提高自己的文化。江汉的民歌,沅湘的民俗,以及音乐、舞蹈等艺术都极为发达,而又各具特色。这就为伟大诗人屈原的创作准备了极其优越、充分的条件。屈原是秦楚争霸时被卷入斗争漩涡的中心人物,他坚决反对楚王及其周围的腐朽集团对敌妥协投降,同他们斗争到底,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诗人的失败就意味着祖国危亡的形势越来越严重。这样就产生了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悲愤沉痛、缠绵悱恻而又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诗篇《楚辞》。
《楚辞》的产生也和战国时代的散文一样,都有革新的意义。它是《诗经》以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它汲取民间文学特别是楚声歌曲的新形式,把《诗经》三百篇特别是“雅”、“颂”中的古板的四言方块诗改为参差不齐、长短不拘的骚体诗,建立一种诗歌的体裁,标志着我国文学史上诗歌的新发展。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它为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 上古文学
第一节 文学艺术的起源
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一直要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原始人在其劳动的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驰和工具运用的配合,自然地发出劳动的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在一定时间内,或者重复而无变化,或者变化而有规律,这样就产生了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就是音乐、舞蹈的节拍和诗歌韵律的起源。从文献来看,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的。例如《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几句话是根据《吕氏春秋?淫辞篇》来的,“邪许”本作“舆謼”。所谓“举重劝力之歌”,就是指人们集体劳动时,一倡一和,借以调整动作、减轻疲劳、加强工作效率的呼声。举重时是这样,舂碓时也是这样。《礼记》的《曲礼》和《檀弓》二篇都说:“邻有丧,舂不相。”“相”是送杵声,其作用与举大木者的呼“邪许”正复相同。再从现实生活来看,水手的摇橹和拉纤,建筑工人的打夯,码头工人的搬运,都可以听到集体的、个人的或彼此互相唱和的歌声,音调和谐而有节奏。从这些地方我们极其明显地看到劳动和文学艺术的密切关系,而且那种节奏是在劳动时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规定的。这就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定论断的正确性。
原始人在劳动中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声,虽然只是一种声音,没有任何歌词,但那种自然而健康的韵律实际上就是诗歌的起源,也是文学创作的开始。关于这,鲁迅更说得很明白:
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但虽然如此,那种有声无义的韵律究竟不是诗歌。真正有意义的诗歌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原始人在长期的劳动中,由于大脑和发音器官的发达,逐渐产生了思维和语言。当然语言在最初也不过是简单的呼喊,后来才逐渐发展为音节分明、以至于能够作为人类的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的工具。这时候如果在呼声的间歇中随意添上一些语言,即使是最简单的语言,如《候人歌》那样:“候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篇》)只是在“兮”、“猗”的呼声上添了两个词。然而这种表意的语言一旦同具有节奏性的呼声或叹声结合时,便成为有意义的诗歌。当然,这仅仅是原始的诗歌形式。后来还有不少民歌保存这种形式,句末常常带有呼叹作用的声符,如“兮”、“猗”之类。但这个声符的作用已经不如原始诗歌组成部分那么重要。社会生活日益复杂,语言日益发展,这种诗歌形式,特别是文人作品中作为语助词的呼叹词,其作用几乎降到可有可无的地位。间有保留这种原始性的,有如梁鸿的《五噫歌》,每句末都用一个感叹词——“噫”字,那是很少的。这样的结尾形式,如果我们不从原始诗歌的发展上去探讨,那就不好理解。它并不是一种新形式,而是原始形式的遗留,作者有意识地加强诗歌句尾的节奏性的呼叹作用而已。《诗经》中的《麟之趾》、《驺虞》等篇以及曹丕的《上留田行》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不可想象,原始人刚刚学会说话,或者还没有创造任何记录语言的简单符号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单纯的文学作品。因此歌舞和音乐融合在一起就成为原始人艺术活动的一般形式。例如《吕氏春秋?古乐篇》的一段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又如《河图玉版》也有一段记载:
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被发而舞。
由此可见,远古时代的歌舞是互相结合的。“投足”是一种舞的姿态。三个人手里拿着牛尾巴,投足而歌,和三个人吹着竹筒,被发而舞,这正是歌舞和音乐相结合的最好的说明。在这种最朴素的集体文艺活动中,并没有某种单纯的文学独立存在着。
原始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本是一种生产行为的重演,或者说是劳动过程的回忆,也可以说是生产意识的延续和生活欲望的扩大。因为其中显然包含着功利的目的,表示热烈的愿望。因此,原始的诗歌韵语常常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指禽兽)。
从前有人认为这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固然没有根据,但从它的内容和形式上看,无疑的这是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它回忆了几乎全部的狩猎过程,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社会生活。不仅《弹歌》如此,即如上文所提到的葛天氏之乐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为什么唱歌跳舞一定要拿着牛尾巴呢?显然因为野牛或家畜都是那时的人们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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