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变动趋势研究.pdf

2023年第7 期SOC.IAL.SCIENCESDIGEST向华丽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变动趋势研究史倩倩胡雪萍热点专题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变动趋势研究文/胡雪萍史倩倩向华丽审视农村劳动力人口资源的存量及变化趋势，有利于总体把握农村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和改革重点，有利于准确地认识农村劳动力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不同阶段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变动趋势进行研究，以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数据参考。已有关于农村劳动力人口的研究是在城镇化为主导的研究模式下展开的，这些研究虽然涉及农村人口结构，但因其在设置基本参数时主要以城镇为主，因而对农村的参数设置缺乏针对性，普遍采用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较高，且出现高低不同方案中的生育率水平没有差别的现象。已有研究对迁移模式的选择主要有两种，分别是以罗杰斯（R o g e r s）迁移率模型测算的迁移模式和特定时期内乡城人口变动数据计算的迁移模式。此外，相关预测文献侧重于人口总量上的研究，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变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侧重于对年龄结构的分析，对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性别结构分析少有涉及。区别于上述研究，本文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从乡村振兴的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人口在2 0 2 1 一2 0 5 0 年间的变动趋势。本文在参数设置中有针对性地分析了农村总和生育率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动，通过区分长期、中期和短期的城镇化“S”曲线设置迁移率水平，并使用农村分迁移原因的迁移数据模拟农村人口的迁移模式，对农村劳动力人口的预测结果从总量规模、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研究方法与数据(一)预测方法本文针对农村人口采用经典的基于队列的人口预测方法，即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别按顺序排成队列，根据不同组别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预测，最后得出最终人口数量以及人口结构。通常对农村人口的预测会在预测全国人口的基础上，通过乘以城镇化率的方式拆分出城乡人口，而本文采用单独预测农村人口的方式，这可能会造成两种方式预测结果不一致的问题。但是，中国目前城乡人口在年龄别上的分布不同，城镇的育龄妇女比重要高于农村，所以即使所有参数设置相同，通过全国人口预测的方法也会系统性地高估农村的出生数量，并逐渐累积。本文以农村人口的现实年龄别分布为基期，避免了农村人口高估的结果，使得对农村人口的预测更有针对性。(二)参数设置方法本文基于不同的生育率和迁移率情景设置不同方案，在每种方案下依次对生育水平、死亡水平和迁移水平进行参数设置。首先，本文依据中国农村历年的分孩次生育率和“七普”数据呈现的生育模式，并参考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参数进行生育水平的设定。其次，迁移率是由中国城镇化进程决定的，本文参考联合国关于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的“”曲线设定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模型，从长期、中期和短期三个时间段推断“s”曲线的参数。另外，本文从迁移原因的角度，借鉴杨云彦基于不同迁移原因对年龄别迁移模式分解与合成的研究，来模拟农村人口的迁移模式。(三)数据说明本文主要以“七普”原始数据为基础数据进行预测，在具体的参数设置中部分数据亦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世界银行人口估计与预测数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等。另外本文的劳动力人口均指1 5 6 4 岁年龄别人口，农村劳动力人口主要指农村居住人口中的劳动力人口。参数设定（一）生育水平农村总和生育率在2 0 1 5 年之前的变动主要由一孩生育率主导，总体处于下降趋势，2 0 1 5 年之后由二孩生育率主导，三孩及以上的生育水平虽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本文以每五年移动平均法计算的一孩生育率作为中方案的一孩生育率水平，并将2 0 2 1年二孩、三孩及以上的生育率水平设置为2 0 1 6 一2020年的平均值，将2 0 2 2 一2 0 5 0 年的该水平设定为2010一2 0 1 5 年的平均值。加总分孩次的生育率水平即为中方案的总和生育率，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基本维社会科学V摘ISOOIALSCIENCES DIGEST18热点专题向华丽/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变动趋势研究史倩倩胡雪萍持在1.36。此外，为便于对比，本文参考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 0 1 9 有关中国人口预测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设置高方案，对中方案数据下浮1 0%作为低方案。从2 0 0 5 年到2 0 1 5 年，生育模式呈现出峰值降低且右移的趋势，平均生育年龄也从2 5.7 3岁上升至2 7.1 1 岁，农村生育行为的年龄集中度下降。晚育占比增加和生育年龄推迟，是生育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结果，是长期存在的趋势。因此，本文设定2 0 2 1 一2 0 35 年的生育模式与2 0 2 0 年相一致，2 0 36 一2 0 5 0 年的生育模式参考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 0 1 9 相关数据。同时依据世界人口展望2 0 1 9，本文假定出生性别比线性下降，到2035年下降至1 0 7，2 0 36 一2 0 5 0 年维持在1 0 7 的水平。(二)死亡水平死亡水平主要通过死亡模式和平均预期寿命来刻画。本文选取“寇尔德曼西区”死亡模式，其能够较好地模拟中国农村的死亡水平。根据“七普”数据，运用寇尔死亡概率法分性别编制生命表，可计算出农村0 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6.55岁、女性8 2.1 7 岁。根据联合国关于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 0 岁以后每1 0 年增长不超过2 岁的经验数据，本文假定平均预期寿命每1 0 年增长1.5 岁，采用线性内插法计算每年的平均预期寿命(三)迁移水平本文依据2 0 1 0 一2 0 2 1 年、2 0 0 0 一2 0 2 1 年和1981一2 0 2 1 年所估计的城镇化率分别设定低、中、高方案的迁移率。选取的时间长度越短，逼近成熟城镇化水平的速度越快。结果显示，在低、中方案中，城镇化率在2 0 30 年均达到了7 0%以上，这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 0 1 6 一2 0 30 年）对中国城镇化率在2 0 30 年达到7 0%以上的预期一致。在产生迁移的不同原因中，工作就业、拆迁/搬家、学习培训、随同离开/投亲靠友和婚姻嫁娶依次为主要迁移原因，并且在年龄别中表现出了明显差异。这些主要迁移原因的标准迁移模式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以假定总体迁移模式维持不变，据此对不同原因的迁移模式进行拟合。根据“七普”数据可计算出0 6 4 岁的总和迁移率为7.4，也就是说在6 4 岁之前平均每个人的迁移达到7.4 次，其中工作就业迁移为3.1 6 次，明显高于其他迁移原因的迁移水平。从不同迁移原因的占比看，工作就业占比最大，迁移强度最强，然后依次是拆迁/搬家、学习培训、随同离开/投亲靠友和婚姻嫁娶。在对迁移模式分解与合成的过程中，本文与杨云彦方法的不同之处有二，一是区分了不同性别的迁移模式，二是将“其他”视作追求宜居环境迁移原因进行函数拟合并参与迁移率合成。此外，由于6 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年龄别迁移数据缺失，且该部分人口迁移占比较低，本文研究对象又主要是农村劳动力人口，因此对6 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年龄别迁移率按均值处理。结果分析（一）农村劳动力人口到2 0 35、2 0 5 0 年分别下降至2.0 4 亿、1.2 0 亿（中方案），平均降幅为35%、6 0%高、中、低方案中劳动力人口在2 0 35 年分别达到2.2 5 亿、2.0 4 亿和1.9 6 亿，2 0 5 0 年分别达到1.4 0亿、1.2 0 亿和1.1 3亿；相较于2 0 2 0 年，三种方案下农村劳动力人口到2 0 35 和2 0 5 0 年平均下降35%、60%，即到2 0 35 年、2 0 5 0 年，农村劳动力人口分别为“七普”数据的6 5%、4 0%。三种方案下农村总人口到2 0 35 和2 0 5 0 年平均下降2 8%、4 7%，这表明农村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幅度要大于总人口的下降幅度，农村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人口变化更为剧烈。（二）农村劳动力面临年龄别的非持续供给，出现年龄结构断层从劳动力年龄结构看，2 0 35 年劳动力金字塔图呈现出两头宽中间窄的形态，2 0 5 0 年呈现出宽窄相间的形态。2 0 35 年的三种方案均呈现出30 4 4岁年龄别劳动力数量较少，6 0 6 4 岁年龄别劳动力数量最多；2 0 5 0 年在35 4 4 岁和6 0 6 4 岁年龄别的劳动力数量较多，而1 5 34 岁和4 5 5 9 岁年龄别劳动力数量均较少。但无论是2 0 35 年还是2050年，农村劳动力金字塔图表现出的均是劳动力供给在年龄别的非持续性，也就是说劳动力面临在某个年龄别上的供给不足。数据显示，在2 0 35 年30 39 岁年龄组劳动力数量明显少于其他年龄组；该年龄组在2 0 5 0 年对应队列为4 5 5 4 岁，为劳动力数量最少的年龄组，尤其是4 5 4 9 岁的劳动力在低方案中只有30 8 万人，女性只有4 1 万人。即使在中方案下，单岁年龄别数据显示2 0 4 0 年37 岁女性劳动力数量已为0，到2 0 5 0 年46、4 7 和4 8 岁的女性数量均为0，出现了年龄断层。（三）农村劳动力人口性别比失衡严重，到2 0 35年将会有1 9 1 0 万被动单身男性以中方案为例计算相应年龄间隔的男女劳动力人口性别比可知，除了6 0 6 4 岁年龄组的个别年份低于1 0 0，其余年龄组各个年份的性别比均大于1 0 0。2 0 2 0 年1 5 1 9 岁这一年龄组的性别比在2035、2 0 5 0 年分别达到2 2 4、5 7 6。本文还从1 5 6 4 岁的全劳动力人口和1 5 4 9 岁年第期19向华丽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变动趋势研究史倩倩胡雪萍热点专题的婚育劳动力人口总量分别考察了性别比和性别差异数量。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的性别比均大于110，且持续上升，1 5 4 9 岁婚育年龄组的性别比要高于全劳动力性别比，均在1 1 5 以上，这意味着在适婚年龄期间，农村男性面临更严重的“婚姻挤压”。从性别差异数量来看，2 0 2 0 年男性多于女性的数量已达到1 6 7 0 万，到2 0 35 年为1 9 1 0 万，也就是说将会有1 9 1 0 万的被动单身男性。农村劳动力总量在减少，但农村单身男性数量至2 0 4 0 年持续上升，至2 0 5 0 年也并没有明显下降，说明农村劳动力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不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得到缓解。（四）2 0 2 2 一2 0 2 8 年是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人口抚养比代表着劳动力需要承担的家庭抚养责任，人口抚养比越高，劳动力参与就业的可选择空间就越小。数据显示，2 0 2 0 一2 0 35 年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2 0 35 年之后略有上升；老年抚养比则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尤其是2 0 2 7 年之后上升速度加快。“七普”数据显示，农村6 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 7.7 2%，已经进人了中度老龄化阶段，本文的不同方案均预测在“十四五”末期农村6 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 0%，农村老龄化程度将比城市更加严重。但是从总抚养比来看，2 0 2 8 年之前基本维持在6 0%以下，到2 0 35 年接近8 0%，2 0 4 0 年接近1 0 0%，总体来看，2 0 2 2 一2 0 2 8 年之间农村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处于稳定期，因此这一时期是农村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战略机遇期，应充分利用这一时期提前部署，以应对更为严峻的老龄化挑战。进一步讨论与政策含义上述结论对于2 0 35 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50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首先，农村劳动力人口规模持续下降，但根据谢玲红估算的2 0 1 8 年农业生产需要约1.1 8 亿农业劳动力来看，农村劳动力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期间仍存在大量剩余。即使在低方案中，农村劳动力在2048年还有1.1 9 亿，在中、高方案下更高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即存在劳动力剩余。如何解决好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是乡村振兴面临的难题，必须依靠产业振兴带动劳动力就业，构建三产融合的、多业态的产业生态，诱导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一是要以农业生产为核心，拓展农业供应链的前后向关联产业，识别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欠缺的技能短板，通过技能培训和政策扶持扩大就业；二是要拓宽与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相关的产业服务内容，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融合发展建设农村美好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从而提供广阔的服务就业。其次，持续稳定的高素质中青年劳动力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但是农村劳动力在年龄结构上的非持续性甚至断层，将给农业农村发展带来波动。对中国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研究发现，1 5 2 9岁年龄组的边际生产率处于快速上升阶段，30 4 4岁年龄组的边际生产率最高，然而4 5 6 4 岁年龄组的劳动生产率最低。2 0 35 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上的供给不足集中在30 39 岁年龄组，对应于2 0 2 0年1 5 2 4 岁年龄组，这一年龄组正是给农业农村现代化带来高效生产力的群体，因此需要主动适当地引导该年龄层的高素质劳动力向农村流动。引导高素质劳动力流向农村，需要建立完善的返乡创业就业政策，加大财政、金融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比例，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搭建好交通、物流和网络等基础设施平台，优化劳动力在城乡就业选择中农村的备选空间。再次，性别比失衡造成婚姻挤压问题属于“被动不婚”，其不仅对劳动力的生命质量有影响，也给农村社会的生产和稳定带来隐患。在中国农村地区，普遍认为还是“应该结婚”，在这种传统婚姻观念下的不婚人群将会面临自身和社会的压力，压力的长期积累必然会对社会生产和稳定产生影响。婚姻挤压问题的解决，根本在于合理的出生性别比，然而这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当下能做的，一是针对不同迁移原因进行政策调整，如通过发展农村新兴产业、改善农村就业环境，以促进女性因工作就业、婚姻嫁娶原因的迁移回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被动不婚人群数量；二是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通过政策倾斜使女性在工作、家庭中获得平等地位，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念并辅以政策支持，促进出生性别比的合理化。最后，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抚养负担尤其是老年抚养比持续增加，应抓住2 0 2 2 一2 0 2 8 年这个战略机遇期，构建农村养老的制度基础和模式架构，为应对重度老龄社会的到来打下基础。与此同时，还需要创新经济模式，解决农村劳动力抚养负担重、收入低与消费大的矛盾，比如可以构建基于乡村地域环境资源的康养产业，使具有消费能力的城市老年群体为农村劳动力带来就业和收人，同时农村劳动力也能兼顾抚养责任。S【胡雪萍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倩倩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向华丽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摘自人口与经济2 0 2 3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