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白与苏轼豪放个性及风格的异同.doc

浅析李白与苏轼豪放个性及风格的异同
    摘要: 李白与苏轼相似的豪放个性体现为: 执著追求理想、人格, 性情率真, 风格雄奇; 二人的内在区别表现在: 博大境界的构成及内蕴不同, 诗歌的抒情、说理功能不同, 乐观豪迈的内涵不同。时代风气与信仰追求的不同导致了李白和苏轼内在的差异。无论是李白代表的唐代充满活力的状态, 还是苏轼代表的宋代豁达睿智的心境, 都是我们现实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 李白; 苏轼; 豪放; 差异; 时代; 信仰
　  巴蜀自古人杰地灵, 李白和苏轼这两位出自蜀地的诗人, 作为唐、宋时代文学精神的代表, 在唐诗及宋词的发展史上同样举足轻重。后人对二人豪放风格的评价也非常相似: 清代刘熙载称苏轼的“豪放之致” “时与太白为近”；当代李泽厚也认为在飘逸的诗风上“苏轼近于李白”。
本文将以李白和苏轼性情的相似为起点, 挖掘二人作品内蕴的不同, 并进一步从时代精神及信仰追求方面探究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
一
     巴蜀地势险阻、文化风俗相对独立, 逐渐形成了以道教为主、儒道并存的独特氛围, 加之司马相如出蜀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 李白和苏轼就很自然地把建功立业和独立人格当作了毕生的追求。李白希望自己能使“寰区大定, 海县清一”, 苏轼也自信地认为“至君尧舜, 此事何难”; 在遭遇挫折后, 两人仍保持着高昂的热情, 李白觉得“欲济苍生未应晚”,  苏轼始终“未忘为国虑也”。在求索的艰难中, 李、苏二人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尊严: 李白不畏皇权显贵, 赐金放还后仍坚持不“摧眉折腰事权贵”, 苏轼处于新旧党争夹缝间终能刚正不阿。苏轼评价黄庭坚时说, 读其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 不敢复论鄙事”, 流露出对李白高洁品格的敬仰, 他在《绿竹筠》提出的“人瘦尚可肥, 士俗不可医”, 也表明了自己对不俗境界的追求。 
陶渊明的性情率真是李白和苏轼的共同榜样, 热爱山水风光也成为二人共有的爱好。李白总是“五岳仙不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 寻诗中宣泄的主宰自然的豪情及被世人遗弃的愤懑已超出了对山水的描绘, 他张扬时高呼“我本楚狂人, 凤歌笑孔丘”, 悲怆时希望“狂风吹我心, 西挂咸阳树”, 甚至放浪到“天地即衾枕”、“裸体青林中”, 情感表现恣意率真, 毫不掩饰。苏轼也是追求自由、极富性情的人, 他对朋友随意说笑、口无遮拦, 对虚伪丑陋则尽情地嘲讽。苏轼遍览山水, 自称“人间绝胜略已遍, 匡庐南岭并西湖”, 画家、评论家的身份又使得他能更理性地领悟山水内蕴。他认为即使是同一处景致, 也因其季节、气候的差异及观赏者姿态、心绪的不同而富于变化, 他也很善于将景物变幻和心情变化交融起来写。如《浴日亭》中“坐看” “遥想”“已觉”“更烦”“忽惊”等一连串心随物动的描绘, 体现出和李白诗歌一致的主观之境。
雄奇飘逸是后世公认的李白的特色, 也是苏轼大力提倡的风格。“除了李白, 恐怕没有人比苏轼更热衷于表现富于飞动之趣的自然景物了”, 飞瀑险滩、惊涛骇浪是他们共同钟爱的意象。李白诗中山水奇险、江河浩荡的波澜壮阔, 和苏轼诗中洪波翻腾、江潮怒卷的气势磅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李白的诗将大容量的词语迅疾喷吐, 而苏轼则“放笔快意, 一泻千里”又呈现出相似的激荡、壮观的美感。苏轼在追求与李白相同的奇幻飘逸的境界时, 同样选择了从虚处着手的写法: 李白的诗《蜀道难》和苏轼的词《满庭芳》“归去来兮”, 都通过想象、幻想同现了超越时空的历史和神话; 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和《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之中, 都编织出倘恍迷离的梦境、以梦觉后的怅惘收尾, 给人相同的美感体验。苏轼的词常被用来同李白的诗相媲美, 刘熙载认为“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 更有人将二人相提并论为“诗仙”和“词仙”。 
二
深究起来, 看似相近的李白、苏轼的豪放个性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 李白和苏轼作品中博大境界的构成及内蕴不同。在审美意象的选择上, 李白偏爱宏伟壮观的事物, 在现存九百八十七篇作品中, 描写宏大意象达一千一百余次, 又对其进行时空拓展和夸张描绘, 如“天台四万八千丈”、“尔来四万八千岁”以及“燕山雪花大如席”, 达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他善于以高处为立足点俯瞰世界, 如登上庐山看到的“白波九道流雪山”的大江和“挂流三百丈, 喷壑数十里”的飞瀑, 气势恢宏豪迈。李白诗中常采用跳跃性的情景组合, 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打破时空界限的意象连接,  以及《将进酒》中发想无端、转折无痕的情感突变, 具有了内在的张力及气势。而这种大容量情感急速喷射时, 又产生了“列缺霹雳, 丘峦崩摧”般的巨大力量, 《将进酒》、《蜀道难》一开篇就呈现出这种气势。唐人读书壮游结合的氛围, 使得李白超人的天赋及自然感受力发挥到了极致, 而这种李白式的以天分而非知识取胜的恣意表达却无踪迹可循、很难模仿。不过, 除去其天才之作的百首之外, 其余猝然而成的诗作就难免单调、粗糙, 缺乏变化了。
宋神宗说过“白有轼之才而无轼之学” , 苏轼确实学识深厚: 现存作品仅诗歌就达四千首左右, 的内容、风格丰富多彩, 诗文、书画均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成就。他对于意象全无选择、入手便用, 在细致的观察中显示出缜密的思考。在其豪放词《念奴娇1 赤壁怀古》之中, 大江壮阔、历史悠远的时空交织展示出宏大的境界, 周瑜的少年得志反衬出自己老来无成又感慨深切, 结尾的“酹江月”则更显现出豁达的心胸, 确实在豪放气势之外表现出了“细密的意境和浑然的工巧”。苏轼思索人生获取的胸襟智慧, 又使他具备了从常见现象直达内涵的穿透目光, 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惊叹于一个瀑布的壮观; 《题西林壁》中, 苏轼则宏观概括出不同角度看庐山的差异后, 以理性的审视得出了“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 产生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不同于李白的恣肆表达, 苏轼达到了他所推崇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境界。
刘熙载说过东坡词的内容丰富类似杜甫, 风格豪放则近于李白  , 显然将苏轼定位为一个博采众长的集大成者。在融会前人优点、冲破规矩束缚之后, 苏轼的作品达到了“随物赋形”的自由境界。李白天赋才情的放纵自如难以模仿, 苏轼才学胸襟的尽情流露更是无从模仿。       
第二, 李白和苏轼的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不同。李白诗歌的豪放是由于承载了迅猛的情感变化; 而苏轼在“豪放”之外施展才学是要寄托妙理。二人显然代表了唐宋诗歌重意兴、重理趣的不同追求。李白的感受敏锐而丰富, 无论是“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的乡愁, 还是“独酌无相亲”的孤寂, 以及“惟见长江天际  流”的离别怅然, 都描绘得细腻动人。但在无比自信和入仕无门的矛盾中, 又情感起伏、悲喜分明, 不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得意、“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自信, 就是“高堂明镜悲白发”的感伤及“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的悲怆。诗中的情绪此消彼长、矛盾激荡。《将进酒》中先从青春易逝的感慨变为得意尽欢的极乐, 忽而又由痛饮美酒的酣畅急转直下为“同销万古愁” 的忧愤, 呈现出跌宕回旋的情感气势。苏轼的作品从日常选取的材料中生发人生感悟, 传达出形神、情理
交融的理趣, 表现出作者冷静思索的状态, 所谓“静故了群动, 空故纳万境”。在早年经过三峡所作的《江上看山》中, 身处疾行的舟中景物瞬息万变, 作者却仍能冷静细致地进行观察, 李白在“轻舟已过万重山”时只定格下刹那间的欢畅豪迈, 二者就有了明显的达理、传情的区别。因此, 苏轼的作品中或“雪泥鸿爪”的透彻, 或“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豁达, 或是以不同角度看问题的通达, 以及对远近、得失、荣辱等矛盾的辩证思考, 总是富于哲理、引人深思。

    李白的诗《日出入行》和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显示出二人探究宇宙的思索, 但最终对待自然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李白落脚于“吾将囊括大块, 浩然与溟悻同科”, 充满了主宰宇宙的豪迈; 苏轼却认可、顺应了生命缺憾, 顿悟出“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的人生哲理。《行路难》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又展示出李、苏面对仕途艰难的不同态度: 前者传达出李白时忧时喜、矛盾激荡的情感; 而后者表现了苏轼无忧无喜、无雨无晴的洒脱。李白诗歌中真切强烈的情感投入可谓“入乎其内”, 具有壮观激荡的“生气”; 苏轼将生活磨难升华为哲理, 记录下情感积淀后的冷静思索, 又能“出乎其外”, 当然达到了智慧旷达的“高致”。     

诗文方面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

第三、乐观豪迈的内涵不同。李白的《行路难》和苏轼的《百步洪》两首诗都在人世险阻的感叹中笔锋一转, 分别以“直挂云帆济沧海”和“造物虽驶如吾何” 的乐观结束全诗, 但李白的乐观体现为无比自信, 苏轼则是圆融旷达。并未置身于政治斗争之中的李白永远处于理想化的自信状态, 晚年还热情高涨地参加李  幕府, 诗中描绘的赤子情怀及旺盛的生命力令人神往, 为王安石批评的皆言酒色的内容, 却正好体现了与此相一致的青春活力和声色之美。恰似“清水出芙蓉”的李白的诗歌, 展示出了外物最自然状态的绚丽多彩, 或淡雅、华美, 或朴野、富贵, 是洋溢着积极昂扬的青春气息的乐观奔放的旋律。而宦海沉浮、看破荣辱的苏轼, 就具有中年状态的成熟睿智。青年时“雪泥鸿爪”的感悟表明苏轼的少年老成, 坎坷漂泊的经历又给了他人世沧桑的沉郁, 其作品呈现出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老境美。苏轼从不把艺术幻想等同于现实人生, 他很欣赏儒家倡导的通过自省升华人格的精神, 被贬黄州之后,  由内部化解了与外物的矛盾对立状态, 就更显现出智慧通达的心性。李白和苏轼或永葆童心或少年老成的状态使得他们更能切合时代风气, 进而从同时代的作家中脱颖而出。 
三
李白和苏轼豪放风格的差异反映了唐代诗歌“动态的、进行时的、创造者”和宋代诗词“静态的、完成的、守护者”两种文化精神的根本不同。
盛唐时代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宽松给了士人开阔的视野胸襟, 鼎盛时代的气魄精神又激发起士人强烈的功名之心。但尚武轻文的唐代, 进士录取的比例仅占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 大量人才被排斥在朝堂之外。盛唐十几位著名诗人, 如王昌龄、李白、杜甫等, 都流落于草野之间。建功立业的理想同入仕艰难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了士人普遍的失望、愤懑的情绪, 但盛唐人又能始终保持进取的热情。李白诗中希望、失望,  自信、激愤等各种情感的冲突纠缠正集中体现士人普遍的矛盾心态。盛唐人对天赋才情、浪漫自由的追求使得李白受到举国上下的追捧: 唐玄宗赞其人, 唐文宗爱其诗, 杜甫倾慕他的品格, 贺知章赞叹他的诗风。这种认可又给了李白更大的空间, 他以更加自信、自由的状态把豪迈奔放的盛唐精神推向顶峰, 创造出盛世最强音。人们对李白的崇尚, 既是对其天赋才气的仰慕, 亦是对他展示出的盛唐气魄的追求。
宋代的科举考试却给予了士人更多的参政机会。闭门苦读、科举入仕的蔚然成风, 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因此, “历数千年之演进”的华夏文化在“赵宋之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代的士人亦呈现出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鲜明特色。然
而, 宋代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 加之党争及文字狱的 迫害, 文士在对外改变自己、顺应社会的同时, 却将自我品格的完善看作人生的最高目标, 这种始终能保持人格独立的理想境界, 在苏轼身上第一个实现, 因此“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 便自觉气索” 。才情声色之美达到极致的唐人诗歌导致后人难以续貂, 冷静睿智的宋人就在诗中彰显才学、传达理趣, 形成了与唐诗迥异的审美取向; 苏轼又以诗的境界为词, 在不同文体均展示出一致的时代精神和思想个性。李白和苏轼豪放个性的差异还缘于二人儒道信仰的不同。首先体现为儒道之间的关系不同。从未真正入仕的李白热衷于儒家的成就功业; 其无拘无束的道家思想又和仗义疏财、任侠杀人的侠士精神深层契合。他构画着儒道并存的理想状态, 将范蠡、鲁仲连的功成身退视为人生榜样, 把“待吾尽节报明主, 然后相携卧浮云”的先儒后道的人生道路作为毕生追求。但李白的儒道思想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 他不屑科举却希望一鸣惊人, 根本不符合儒家的入仕道路; 而“天子呼来不上船”及戏弄权贵所体现出的政治上的幼稚,和儒家的入仕目标又产生了巨大冲突。功业未成的李白很难从山水行乐中获得解脱, 再好的美酒也只是 “销愁”的工具, 总处于“功未成、身难退”的非儒非道的尴尬状态。李白的一生都在理想、现实、自负、愤懑的矛盾中痛苦挣扎, 杜甫就深刻地指出他“佯狂真可哀”, 他本人却在对外部世界不懈地追求、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执著与活力, 这也成为其诗歌创作中饱满激荡的情感的源泉。苏轼是宋代文人外儒内道的典型代表: 从未真正退隐却厌倦了官场, 他赞赏方山子摒弃富贵的超然, 更仰慕陶渊明的恬然归隐。即使任翰林学士期间, 苏轼依然提醒自己“莫忘小桥流水”。被贬黄州接受禅宗思想后, 苏轼的儒、道思想更完美交融:人生苦难在道家的任运自如和禅宗的看空思想的合力下, 成为诸如“人生如梦”的空幻体味; 儒家造福于  民和自省修身的的追求, 又使得他既能始终关注黎民苍生, 又一直保持着潇洒、乐观的情怀。面对 “日炙风吹面如墨”的农人生活, 苏轼却依然热忱地赞美长江鱼美、竹山笋香, 在日常生活的细微过程中获得喜悦, 肯定了现有生存状态的价值; 又常常反思“孰为得失”而超越得失之心, 肯定了不同生活方式各自的意义, 充满“日常生活的智慧”, 苏轼在人生磨难中不断提升人格修养, 找寻到了一条仕隐之间、游刃有余的心灵出路, 达到了儒、道、禅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                                                                              
    李白和苏轼的作品, 反映出封建社会政治鼎盛的盛唐、文化极盛的宋代各不相同的时代精神及审美取向。李、苏二人在重才情、才学的时代分别以卓越的才华和厚重的学识从同代作家中脱颖而出, 达到了封建文化繁盛期的巅峰。他们在坎坷、苦痛的磨砺中, 以高扬的活力及超脱的精神给予后人无限的震撼和思索。诗歌评论中尊唐抑宋的倾向由来已久, 通过对最具唐宋时代精神的两位诗人——李白与苏轼的比较可以看出: 无论是热情激荡的活力还是冷静思索的睿智, 都是悠久的古代文化留给我们的无尽宝藏, 任何厚此薄彼的言行都只是暂时的; 而情理结合才是我们的文化及人生最浑融完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