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文化选择与身份认同——以林语堂为例.pdf

2023年第2期（总第117期）外语与翻译许雷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葚 本文系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人才类项目“一带一路下中国经典海外传播路径研究以华人译者 论语 英译为例”（项目号：2017GWQNCX014）、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专业领军人才培养项目（2021）、2022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课程思政示范团队项目阶段性成果。【提要】为构建自身理想身份坐标体系，林语堂对 论语 及以孔子为主线的经典形象进行了选择性呈现。本文探讨现代性和民族性合力作用下林语堂的身份认同演变进程，通过从“幽默大师”“东方哲人”“中西融合”身份中林语堂的文化选择入手，考察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文化输出、中西文化融合不同语境下身份认同对林语堂翻译动机、策略、经典形象建构的影响。论文从现代性自我认同中的经典形象祛魅、民族性文化认同下的形象重构、多元认同困境中的经典形象探寻、文化认同下的东西综合四个层面，体察译者文化选择与身份认同的关联，深入理解林语堂翻译活动背后的身份冲突与认同矛盾。【关键词】林语堂、论语 、文化选择、身份认同【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9648（2023）02-0050-051引言林语堂在 八十自叙 中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林语堂 1995:43）。他作为 20 世纪舞台上集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因素于一身，有着西洋的头脑、中国人的心灵的身份矛盾体存在不足为奇（林语堂 2003：23）。对于拥有 11 部中文著作、40 部英文著作、9 部翻译作品的跨文化传播者来说，多重身份下的林语堂擅长“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陈平原 1987：92）。“矛盾体”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林语堂此后文化身份的选择，同时也直接导致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施建伟1992：1）。2“幽默大师”：现代性身份冲突中的形象消解陶家俊（2004：37）认为，身份认同作为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中。身份认同带来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的集体身份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具体到经典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身份认同在差异中完成建构，意味着通过运用历史、语言和文化资源与他人建立认同关系的动态过程。霍尔等指出“身份认同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哪里？，而是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如何被表征”（Hall&Gay 1996：4）。就译者个体身份意识而言，西方译者基于自身文化的身份期待和动机，通过“以耶释儒”进行 论语 英译，以宗教信仰或价值取向为旨归，以此完成自我审视、自我构想及自我书写。例如，利玛窦在挖掘、证明儒学与基督教利益一致性的基础上，将孔子塑造为思想界的典范，把儒经当作传播教义的载体和工具，以“驯化人心，为耶稣基督去赢得灵魂”（单波、刘欣雅 2017:117）。反观华人译者群体在文化距离及文化差异面前，面临的却是经典形象传播的压力。作为译作家，林语堂自小接受教会学校教育且留洋海外。正如陈平原（1997：79）所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大概没有人比林语堂更西洋化，也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东方化。”他身上有着一种徘徊于东、西方文化之间、无所执着无所适从的困惑与焦虑，即如何创造一种“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的新文学（陈平原 1987：2）。作为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在西方产生积极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海外学成归国的林语堂与其他“五四”运动先驱把民族崛起视为当务之急。但此时，林语堂译者的文化选择与身份认同葚以林语堂为例50 外语与翻译2023年第2期（总第117期）的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矛盾和挣扎之中，吾国吾民有如下的论述：他的灵魂给效忠于两极端的矛盾所撕裂了。一端效忠于古老 中国，半出于浪漫的热情，半为自私；其一端则效忠于开明的智慧，此智慧渴望社会的革新，欲将一切老 朽、腐败、污秽、干疖的事物，作一次无情的扫荡。（林语 堂 1994：25）处于矛盾身份中的林语堂，其创作初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着用西方文化“过滤”中国传统的“欧化”创作观及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身份特征。具体到孔子形象的塑造上，林语堂在 子见南子 中宣扬现代性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明确的指向，即孔子是具有生动可爱人性的凡人。在他创作的 孔子在雨中歌唱 思孔子 孔子的幽默 孔子的近情 再论孔子的近情 等有关孔子的散文中，林语堂认为孔子的仁爱之心和幽默感，促成孔子成为一个很可爱的人物，更“觉得圣人无一句话不幽默”（林语堂 1994：262）。这一幽默形象的构建来自林语堂的文化心理认同。当林语堂面临民族传统与现代性的身份冲突时，他既将传统身份意识内化，又透过孔子的形象来辨认自己的民族身份。林语堂笔下幽默自适的孔子，映射其自身和理想自我形象，探寻“我是谁”“我应该成为谁”问题的答案，同时也建构着“我之为我”的意义和价值，并以此寻求西方现代性下的自我身份认同。林语堂跨越既有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以维系自我身份意义，达成自我身份认同。3“东方哲人”：民族性文化认同下的形象重构回顾 论语 英译历史，中国译者面对经典改写下的身份危机，在文化使命感驱动下，开始重建本族身份，在交流环境中根据自己所归属的社会类别特点来进行身份自我界定与描述，具体借助翻译重新解读经典及孔子形象的再建以完成动态身份认同。林语堂 1938 年编译 孔子的智慧 ，显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以自身独特方式完成从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的转化（陈平原 1987：61）。作为跨文化交际的践行者，林语堂意识到国家形象并非单一结构，而是与他者互为映射。林语堂编译的 孔子的智慧凸现跨文化精神，将孔子思想置于其闲适哲学思想体系中，描绘出机智、幽默、活泼的孔子形象。孔子的智慧 没有按 鲁论 或 齐论 来编排，而是经过了译者的选择、改写。该书开篇主要阐述孔子其人其思。在谈到“孔子思想特性”时，林语堂提出五点：1）政治与伦理合一，要以道德为基础，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由此造福民众。2）由礼乐推展为合理化的社会。3）核心理念为“仁”，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推己及人，形成和谐社会。4）以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5）读书人是“士”，其目标是成为“君子”，修德行善而乐天知命。在二十多页的导言中，林语堂多次以摩西及耶稣来与孔子品格进行对照比较，借此凸显东西方“心同理同”的深刻含义。林语堂笔下的孔子充满自信，具有使命感，感情丰富又恰到好处、坦诚直言又生动幽默。这既不同于宋明理学那种教条又能给西方世界读者带来启发，以此体会人类共有的心灵之境（林语堂 2009：XI）。引言同时也揭示了译文主题来源以及具体翻译计划和策略即段落式翻译的意图。林语堂认为西方读者阅读 论语 并研究儒学，最大的障碍来自他们的阅读习惯。他们习惯于作者一直说，他们听，就很满意，而拒绝从整本书中抽出一条线思考、消化，然后自己反思并用经验进行确认。由此，“创造性叛逆”下 孔子的智慧 可以涵盖如下：1）儒家经典著作和 四书 中的各章所代表的连贯思想，而摘录的编排也进行了重新排列，不是简单地从“学而时习之”开始翻译。2）对 论语 的警句进行提取、分类，采用归化、本土化的英语翻译。基于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孔子的智慧 一书中多处出现中西形象比拟，经过中西结合，把孔子刻画成儒家智者，被视为有着悠久历史和高雅品位的礼貌绅士（林语堂 2008：26）。林语堂按照儒家传统的编排方式，将孔子的言论按照主题、章节、段落的顺序编排,分为十一个章节：第一部分译者序包含了：孔子思想品格、取材计划、翻译方法、简单生活智慧、人生理想追求。儒家哲思及孔子思想的各种面向则通过 孔子传 中庸 大学 论语 论以六艺施教 哀公问 理想社会 论教育 论音乐 孟子 等章节进行阐释。林语堂认为译文章节小标题可帮助译语读者更好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同时更容易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Lin Yutang 1938：46）。这样，孔子以现实可感的形式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译本通过展示孔子的情绪、感情、想法、行动，传播其哲思，用通俗地道之语传达经典的神韵。勒菲弗尔（2007：139）说：“翻译为无法了解原文现实的读者创造了原文的形象。”为完整介绍孔子生平，林语堂直接征引司马迁 史记 孔子世家 中的全部内容，置于孔子所处时代语境与生活环境中去理解、重构经典。这种述译结合之法既抓住原文的形式与精51 2023年第2期（总第117期）外语与翻译髓，又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从 论语 原文与 孔子的智慧 再诠释比较中发现，译者为自身民族文化身份获得社会认同所进行的建构努力。林译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文本改编和释义。由于 论语 一书是由孔子再传弟子对孔子日常言语的记录集结而成，书中章次内容不免缺乏连贯性、准确性，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在编译 论语 一书过程中，林语堂身兼译者与编者双重身份，大胆借鉴 史记 孟子 礼记 中庸 大学 等书，力图将孔子思想进行系统描述。在翻译阶段，林语堂认为翻译离不开释义（LinYutang 1938：48）。林语堂化词为句，增补 76 处注释，在译文中加入了大量的背景介绍，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的意思，为彼时身处西方“工业文明”重压的读者提供一剂中国儒学的良药（夏婉璐 2016：52）。下面选择 孔子的智慧 中有关孔子谈话风格、足智多谋等方面的典型句子或句段进行阐释：（1）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本文中文译例均出自杨伯 峻 2009）林 译：Confucius said:“At fiftten I began to beseriously interested in study.At thirty I had formed mycharacter.At forty I had no more perplexities.At fifty Iknew the will of heaven.At sixty nothing that I hearddisturbed me.*1At seventy I could let my thought wanderwithout trespassing the moral law.”此处林语堂用脚注增补针对“耳顺”一词翻译策略的注释：Here is an example of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and room for conjecture on the part of a translator ofancient texts.The original text merely consists of two works“Ears accord”.（Lin Yutang 1938:160）。他并未将“耳顺”按照中文意合的特点直译为“ears accord.”而是为读者增补了原文所含意义“六十岁时，我听到的一切都不会打扰我”，以此作为古籍译者的责任重大，思辨余地大的例证（Lin Yutang 1938:160）。（2）逸民：伯 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 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林译：There were the famous recluses,Poyi,Shuchi,Yuchung,Yiyi,Chuchang,Liuhsia Huei and Shaolien.Confucius said,“Not to compromise with their own idealsandnottobedisgracedthesewerePoyiandShuchi.”.I decide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time,and act accordingly.*林语堂用脚注增补针对“无可无不可”表述翻译策略的注释：Literally,in five words,“No may,no maynot”，并在注释中将孔子随遇而安的形象和原文所提隐士进行比较，以此加深读者对孔子形象的认知。“Later Mencius fully commented upon this,saying thatConfucius was a great flexible character,acting according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occasion.He could be an officialif necessary,and he could refuse to be an official ifnecessary.In contrast with the other recluses mentioned,there was a positive urge in his character,as well as aphilosophic resignation.”（Lin Yutang 1938:161）林语堂在译文中用脚注对伯夷、叔齐加入身份背景的注释 the famous recluses，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隐士的身份，并且未将“无可无不可”直译成“No may,no may not.”以便读者更轻松理解文本内涵。（3）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林译：Tsechang asked Confucius:“Secretary Tswen（of Chu）was three times mad a secretary and didntseem to show particular satisfaction at his appointment,andthree times he was relieved of his office and did not seemto show any disappointment.And when he was handingover the affairs of his office to his successors,he explainedeverything to the latter.Now what would you say aboutsuch a person?”Confucius said,“I would call him asincere,faithful person.”“Would you say that is a trueman?”“I dont know,”said Confucius.“How should Icall him a true man?”*（Lin Yutang 1938:188）林语堂在译文中用脚注增补针对“仁”一词翻译策略的注释：An actual example like this shows howinadequate it is to translate the Chinese word jen as“kindness”,“benevolence”or“a kind person”,or“abenevolent person.”（Lin Yutang 1938:188）他将“仁”进一步解释为 a true man，意味着真正的汉子而非“仁慈”或“善良的人”。（4）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欤？”子曰：“过犹不及。”林 译：Tsekung asked whether Shih(Tsechang)orShang（Tsehsia）was the better man.Confucius said,“Ah Shih goes a little too far（or is above the normal）and Ah Shang doesnt go far enough（or is a little below52 外语与翻译2023年第2期（总第117期）the normal）.”“Then is Ah Shih a better person?”Confucius said,“To go a little too far is as bad as notgoing far enough.?”*（Lin Yutang 1938:195）林语堂用脚注增补对“师”“商”两位人物形象的注释“Evidences seem to show that Tsechang was themore brilliant one and more interested in philosophicprinciples,while Tsehsia,who later became a great teacherspecializing in the teach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afterConfuciusdeath,wasthetypeofahumdrum,conscientious professor.”（Lin Yutang 1938:195）向读者呈现“聪明且对哲思充满兴趣”和“循规蹈矩、兢兢业业”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形象。林语堂编译 孔子的智慧 一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文本中凸显孔子的个人情志，再现孔子的主体性，颠覆西方读者此前对孔子的成见。因此，在辜鸿铭“动态对等”翻译的基础上，林译第一次跳出了警语翻译的戒律，采用了“互文性”的翻译方法，寻找与作品含义相似的西方经典为参照，获得读者认同。原因如下：古语文本用词简短，而汉语作为一种意合语言，通过句法或单词顺序来指示句子的含义，而英语则用连词显示逻辑。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就儒家的基本概念而言，例如礼（moral discipline）、仁（true man,great man,most complete man）、信（mutual confidencein the state）、忠（faithfulness）等，林语堂首先采用统摄原意，然后在英语概念中另外寻找其它能充分涵盖这一含义的词汇（Lin Yutang 1938：51）。对于恕道的英译，林语堂将其译为黄金法则（the golden rule）：“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不仅将其定义为“真君子”（true gentleman）之行，而且说这是他所有教义的中心线。林语堂还将“恕”（reciprocity）从词形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两个元素：“心”和“相似”即同理之心（Lin Yutang 1938：81）。对于核心理念“仁”的翻译，林语堂选择用 a true man，而不是直译为kindness、benevolence 或者 a benevolent person、a kindperson。林语堂也认为孔子赋予了中国古代“君子”以新的内涵，形成了与柏拉图的“哲学家之王”（wiseman）非常相似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与释义是无法区分的，并且他认为这是最好、最令人满意的方法（Lin Yutang 1938：48）。林语堂译本综合了他对于孔子性格的各种解读，他的阐释不一定客观，但却生动；他的解读不一定准确，却显得风趣；他的观点未必深刻，却呈现出了一个幽默活泼与众不同的孔子。总之，林语堂作为中国文化输出者，通过在两种文化间发现相似和重叠之处，对自身的现代性、民族性身份认同加以整合，产生一种内在相互联结的身份认同，从而形成新的身份态度。4中西融合：文化碰撞中的身份探寻二十世纪中西文化处于剧烈碰撞之中，身处其间的作家、译者不可避免地徘徊于东西方文化间，身份的焦虑及内心的迷茫成为这一代人心灵深处最大的感受。此时，作为西方教育体系培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又具有一定的矛盾性，正如他所言：“他的灵魂被一场斗争撕裂：两个对立的忠诚之间的斗争对古代中国的忠诚，以及对启蒙与智慧的忠诚”（梁启超 1989：25）。最终，林语堂选择了将东西文化综合，做一个“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心却是中国的”矛盾个体（林语堂 2003：23）。他为达到文化传播目的，选择以西方读者的视角为起点进行译本改写与编译，以获得群体中的成员身份认同。这种既中又西与又非中非西的身份，所带来的是对中国文化的距离感以及自身“异乡人”的文化身份定位。1936 年后的林语堂从内心深处发出挖掘民族遗产与精神的呼唤，将重心放在向西方传递中国传统价值的文化交流实践上。为了从中国典籍中寻找解决西方现代问题的方法，在“苦心钻研了西方美好的东西后，他还是回到东方来了。他的东方血液将他战胜，换上中国式长袍和平底鞋，既平和又舒坦”（梁启超 1989：27）。林语堂对中西文明态度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急遽的转变，从下段话中也可找到部分原因：西 方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欲望膨胀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战带来的经济衰退、市场凋敝，使中国人发现工业文明并非完美无缺。这时，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身传统文明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还是回头研究一下中国哲学为好。与此同时，西 方社会在战后也掀起对中国人生活方式及哲学的研究兴趣，简单安逸的生活、儒释道哲学等都成为西 方世界的关注对象，这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心。（梁启超 1989：5）上述话语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向传统复归。巴斯奈特指出，译者在重塑文本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可见的”（Bassnett 2007：23）。林语堂在翻译策略上重视读者的阅读感受和体验，而不是拘泥于原文的表达及形式，译本中的摩西诫命、53 2023年第2期（总第117期）外语与翻译基督教徒、西方典故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大家的出现都意在有效再现儒经的深远影响。书名 孔子的智慧 也体现了林语堂认为民族精神或遗产不应成为“博物馆内收藏着的碎片”，而应当有其连续性与生命力（林语堂 1994：35）。在文化接触与适应过程中，为体现本民族文化生命力，为显示民族精神，林语堂“宁省勿增”的选择性翻译旨在缩减西方读者与东方陌生文化之间的距离，增加阅读流畅性，以达到文字和文化传播的目的。孔子的智慧 英译过程中，林语堂秉持融入目的文化态度的同时，力求再现本民族文化核心特征，以此形成民族性、现代性双重文化身份认同。5结语在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时，林语堂一度自称为“现实理想主义家”，又称自己是“热心冷眼看人生”的哲学家（林语堂 1994：245）。“西洋头脑”“中国心灵”的东西综合思想为林语堂带来用东方视角评论西方文化或用西方意识来了解东方差异的解读法。林语堂“头脑”与“心灵”的冲突，便是中西文化选择与身份认同的对立统一（王兆胜 2004：196）。林语堂在四十岁生日时，写下“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学古今文章”，勉励自己用更精确的逻辑思想框架来阐释中国人的“良心及直觉的知识”，把西方思想放在中国框架下检视，对经典文本进行阐发探讨（林语堂 1994：84）。林语堂超越对东西文化“非此即彼”的单面式理解，在认真领会读者期待的同时，积极进行文化选择、探寻身份认同的努力已成为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的重要参照系。理解林语堂的身份认同选择，必须从译本内部、社会语境和主流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揭示经典创造性开发及重构过程中译者为应对历史环境所经历的身份演变过程。本文希望有助于开拓对林语堂翻译活动及独特翻译思想的全面理解和认识。注释：参 考 文 献Bassnett.S.The Meek or the Mighty:Reappraising theRole of the Translator A.R.Alvarez M.C.Vidal（eds.）.Translation,Power,Subversion C.Beijing: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23-30.Hall.S.&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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