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前史和学术的位置——论作为“一二·一青年”的王景山.pdf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2023 年第 4 期(Social Sciences Edition)(总第 273 期)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王景山专题学者的前史和学术的位置 论作为“一二一青年”的王景山 李 哲摘 要:作为身历“一二一运动”的民主革命青年,王景山在 20 世纪 40 年代激荡的时代浪潮中遇合了鲁迅及其文学。这种独特的遇合方式形塑了他对鲁迅别样的理解,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生发出他对“爱国主义鲁迅”的系列论述。这些论述以国民革命时期投身实际斗争的鲁迅形象为轴心,突出了“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联动性,也试图用“民”这一媒介性的概念调和鲁迅早期“人国”思想的内在矛盾。在20 世纪90年代以后,王景山则日益疏离专业性的鲁迅研究,而以“弘扬鲁迅精神,宣传鲁迅思想,普及鲁迅著作”为职志。但无论是倚重鲁迅资源参与的思想论战还是以广大青少年为目标的鲁迅普及教育,都浮现着早年民主革命经验悠远而绵长的影响。关键词:鲁迅;王景山;爱国主义;民主革命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3)04-0123-10作者简介:李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后记,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94 页。王景山: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编后感,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6 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王景山以专业的鲁迅研究学者见重于学界,其对鲁迅全集19041933年书信的注释以及由此写成的鲁迅书信考释一书更是史料考证方面的典范之作。不过相对于学术史的常规叙述而言,王景山本人却对专业性“研究”有不同看法。他在鲁迅书信考释后记中即宣称自己“不是专业的鲁迅研究者”,而参与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系“学校分配的任务”。在对“鲁迅研究者”身份多次予以否认的同时,他又反复自称“鲁迅崇拜者”:“我自知我虽滥竽鲁研界有年,却完全算不上真正的鲁迅研究者。我只不过爱读鲁迅作品,迄今已逾半个多世纪,从而也就对迅翁有了某种崇拜。”对“研究者”和“崇拜者”身份的拒受既关联着自我的定位,也关联着如何理解鲁迅这一在 20 世纪历史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很难将王景山对“鲁迅研究者”身份的拒绝简单归之于谦逊的品格,也很难忽视在这种拒绝态度中所蕴含着的对于“研究”的省思乃至警惕,他在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编后感321中说得非常明白:“化石,当然也是值得研究的,用碳素化验,用射线照射,用种种最古老的和最先进的方法手段,以分析和确定其形成年代、所含成分、原子结构,等等,由此且可以想见当年。但我总以为鲁研首先应把他老先生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化石。”而与“鲁迅崇拜者”身份相呼应,“把他老先生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说法则指向了另外一种阅读鲁迅并与鲁迅文学遇合的路径,也彰显出王景山本人无法被学术研究工作全然涵纳的生命历程和历史经验。一、“一二一运动”中的“鲁迅时刻”王景山 1924 年出生于山东,幼年就学于家塾,后在枣庄中兴小学接受新式教育,1936 年小学毕业后至南京投考中央大学实验中学。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又以战区学生的身份先后辗转武汉、重庆、贵阳、昆明等地,可以说,其求学生涯大部为关系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情势所笼罩。1938 年在重庆化龙桥复旦中学就读时,王景山亲历了“五三”“五四”日机大轰炸,而 1940 年再次就读于迁往贵阳的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时则以高中生的身份接受军事化训练,他此后在回忆中提及:“当时我们高中生都穿黄色军服,整队行进,唱起抗日歌曲来,俨然是同仇敌忾的抗日战士。”在贵阳读高中时期,尽管学校的国文教育是“以古典文学为主”,但王景山却“在课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尝试给贵阳中央日报和贵州日报的副刊投稿,正式开启了文学写作生涯。这一时期的部分作品以“抗日战争的回声”的名义收录于 1995 年出版的文集旅人随笔,其中不乏眷念故土和感怀羁旅的诗性文字,但更有主题明确且具宣传性质的抗战文学作品,如其小说处女作凯旋。在凯旋这篇不无稚嫩的作品中,王景山试图借助日本年轻士兵原宽和新婚妻子芳子的悲剧故事传达“日本人民反战的内容”,原宽在给芳子的信中控诉:“实在的,战争太可怕了为了什么?获得了什么呢?几个成了焦土的空城!几条完全破坏了的铁道线!这样的侵略战争有什么神圣!战死又有什么光荣呢!”和同时期由民族主义思想主导的主流抗战文学相比,凯旋中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批判则流露出某种颇为深沉的反战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也暗示出王景山一代文学青年所深受影响的欧洲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传统。王景山在回忆中坦言,小说凯旋并非纯粹的原创,而是改写自“英语课本中保加利亚作家伐佐夫作 Is he coming?(他来了吗?)一文中的故事”。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小说他来了吗?的多个中文译本就已出现,而由于入选英语课本,其“中英对照”的译文常常出现在杭师生活、英语周刊和英文知识等教育刊物上。事实上,保加利亚作家伐佐夫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其翻译者正是鲁迅。鲁迅从札典斯加女士的德译本勃尔格利亚女子与其他小说中译出了伐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一作,后将其编入现代小说译丛。在译者附记中,鲁迅盛赞伐佐夫“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的轨道破坏者,也是体裁家(Stylist)”。1943 年夏,王景山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并在外语系就读。精英荟萃的西南联大并非超然于乱世的象牙塔,尽管在 1941 年的“反共”高潮中遭遇顿挫,但以青年学生主导的各类社会组织和文化团体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景山读书期间所从事的文艺活动几乎天然内在于国统区“民主革命”运动内部,而他和友人在办新苗壁报期间,甚至“接到延安图书馆寄来的热情的信,要求我们按期寄送新苗一份”(这一要求当然无从实现,因延安图书馆误以为新苗壁报是铅印刊物)。421李 哲 学者的前史和学术的位置王景山: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编后感,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6-397 页。王景山:我和我们的学校,粉笔生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 页。王景山:我和我们的学校,粉笔生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 页。王景山:我和我们的学校,粉笔生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 页。王景山:凯旋,旅人随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2 页。王景山:我和我们的学校,粉笔生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 页。鲁迅:战争中的威尔珂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 10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9 页。王景山:忆李广田师和西南联大文艺社,粉笔生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1 页。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但“内战”的情势又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笼罩上令人不安的阴云,在这历史攸关的时刻,中国尤其是云南地区的青年学生群体再次站在了“民主革命”的前线。1945年底,国民党武装特务围攻西南联大新校舍和师范学院,制造了潘琰、于再、张华昌和李鲁连四人殉难的惨案,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口号的“一二一”民主运动正式爆发。1945 年底至 1946 年,时为西南联大三年级学生的王景山深度介入到这场运动之中,他参与编辑的文艺新报和罢委会通讯也在整个运动的宣传工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他本人所做的文章则包括:发表于文艺新报“反对内战号外”的“为民喉舌”,发表于罢委会通讯的“社论”放假阻碍不了我们决不妥协他们是为我们死的,以及发表于文艺新报“一二一”殉难四烈士纪念专号的杂文从“匪”到“奸”奴相三型,基于 1946 年 3 月 7 日“四烈士出殡”活动所写的庄严的殡仪更是成为“最早公开报道四烈士出殡的一篇文章”。因种种原因,这些在特定历史状况中应时而发的报道、杂文、短论尚未得到专门辑录,只有为数不多的篇什散见于有关“一二一”运动历史资料的汇集中,而更多的文字都只能以模糊的印迹留存于王景山及其同时代人事隔久远的追忆中。确认为王景山执笔的放假阻碍不了我们 发表于 1945 年 12 月 6 日的罢委会通讯第六期,后在1980 年代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罢委会通讯从属于 1945 年 11 月28 日成立的“昆明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正是在 12 月 1 日“一二一”惨案当天出版第一期,它本身是昆明学界进步力量和国民党当局争夺舆论主导权的产物。在第一期题为我们没有报纸的“小言”中,编者明确阐明了这份刊物的宗旨:“昆明所有的报纸,或者是党办的官办的,或者在党的统制压迫之下,即使有心要说真话,也被人堵住了嘴,我们人民没有报纸,我们只能听别人故意歪曲事实,造谣中伤。但这样我们是不能甘心的。我们要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全市市民,把事实的真相昭告全国,昭告全天下,因此我们创办了这个通讯,把这一个运动进行的情形随时作忠实的报道。”在“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当局试图通过提前放假的方式遏制运动的进一步开展,而王景山执笔的放假阻碍不了我们正是对此而发,他用近乎鼓动性的文字宣称:“学校可以放假,而我们的工作决不因此中断,我们要力争留在学校里,借着这放假的机会,把我们的工作更加强起来。如果实在不能,就挟着我们神圣的任务,走向街头,农村,把我们的呼声更扩大开去!”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中另一篇确认为王景山执笔的文章为庄严的葬仪,这篇文章是在 1946 年 3 月 17 日“四烈士公祭”活动当晚写成的报道,并刊发于七天后出版的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四期。在王景山笔下,出现在公祭现场的查良钊、钱端升、闻一多、尚钺、吴晗等知名学者都被塑造为民主人士,而整个葬仪也笼罩在一片“民主”的政治气氛中,他由此动情地写道:“图书馆作了四烈士停柩的灵堂,写满了愤怒象森林一样丛密的挽联,川流不息的回旋着来凭吊的人们。这里虽不再是藏书的所在,却成为一个更能给人以教育的地方。”相比鲁迅书信考释这类扎实、厚重的专著而言,上述这些文字或许并无太多学术价值,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它们或许更接近鲁迅意义上的“速朽的文章”或“应时的浅薄的文字”。正如鲁迅文学所昭示的那样,在现代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速朽”本身会成为“文章”的存在方式,而“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总会因“现状”的持续而获得“存留”的价值。至少在王景山这里,那些文字依然能够令人感到“一二一”历史现场愤懑与激动交杂的紧张情绪,而对他自己来说,这些伴着历史脉搏迸射的文字更是难以涤除的生命印记,他曾经通过这些文字介入的历史脉搏从未停止,并持续不断地对这个“一二一青年”的生命予以感发和塑造。“一二一运动”也是青年王景山生命中的“鲁迅时刻”。对他而言,与鲁迅最初的邂逅要追溯至521李 哲 学者的前史和学术的位置据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该文篇名应为庄严的葬仪,全名庄严的葬仪 记“一二一”殉难四烈士殡葬典礼,王景山回忆文章在“一二一”运动中所写的篇名庄严的殡仪有误。王景山:在“一二一”运动中,粉笔生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8 页。我们没有报纸,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2 页。放假阻碍不了我们,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78 页。景山:庄严的葬仪 记“一二一”殉难四烈士殡葬典礼,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99 页。“大量阅读现代文学”的中学时代,但只有在“一二一运动”这场民主革命风暴的中心位置上,他才与鲁迅及其文学达至了全面敞开、深度共鸣的遇合状态。在 1982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王景山深情怀念了自己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导师李广田。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导师”并非学术师承意义上的研究指导者,王景山的回忆是以西南联大文艺社社员的身份展开的,所以作为“导师”的李广田更多是在西南联大的文艺社团和进步社会运动的历史情境中和包括王景山在内的年轻一代交流、合作。在 20 世纪 40年代,曾经作为“汉园三诗人”之一的李广田已经自觉地卷入民主革命斗争的时代浪潮,正如王景山在文中所说的那样,“时代在变化,广田先生的思想也在变化”,他引述李广田日边随笔序中的话来描述这种变化:“生命无时不在烈火里燃烧,就像生活在太阳近边一样。”在这种情形之下,李广田和鲁迅文学发生了更加深入的精神关联,1948 年出版的文集文学枝叶就收录了他的鲁迅的杂文和鲁迅小说中的妇女问题等文章。1946 年 12 月 26 日,在由王景山等人主持的文艺新报第四期“一二一”殉难四烈士纪念专号上,李广田发表了他那篇极具檄文性质的文章不是为了纪念。正如王景山所说的那样,“广田先生此文,从题目上看,使我们想到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殉难而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从内容看,则明显地继承和发扬了鲁迅记念刘和珍君的战斗抒情文风”。他尤其提到了恩师文中的如下文字:“仿佛三一八的血和一二一的血汇流在一起,多少人的鲜血正洋溢在我们的周围。”对李广田而言,“一二一”意味着“三一八”鬼魅附体般的再现,正是在这个历史仿佛凝滞的时刻,曾经作为“汉园诗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李广田被历史推至鲁迅的位置上。“记念”(“纪念”)仿佛构成了历史在精神脉络中延展自身的隐秘路径,以致王景山在数十年后仍会想起这篇他和同学一起向恩师邀约的文稿,并感到恩师“当时心情沉重的愤懑神情,至今如在眼前”。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材料直观地感受青年学生王景山面对恩师李广田“愤懑神情”时的心理,但不妨揣想,在领受李广田“毅然署上真名”的文稿时,他也在领受着再现于李广田文字中的鲁迅,更准确地说,他们已经共同身处于和鲁迅及其文学深度交织的“民主革命”传统中。二、“民主革命”历史脉络中的鲁迅像以“一二一运动”为基轴的民主革命构成了王景山遇合鲁迅的历史界面,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他理解鲁迅及鲁迅文学的方式。遗憾的是,这些由特定历史经验产生的对鲁迅及其文学的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能得到正面、充分的表述,王景山本人坦言:“我能发表一些关于鲁迅的文章,却是一九七九年以后的事,这中间有二十二年,我好像不敢大概也不能发表文章。”在王景山众多“关于鲁迅的文章”中,鲁迅书信考释所收录的文献考释之作因“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备受学人瞩目,王景山本人也因此被推重为鲁迅研究领域中文献考释工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在文献考释者的身份定位中,王景山对鲁迅及其文学整体性的论述文章却被大大忽略了。这类文章绝对数量并不算太多,且有不少特定场合下的应时之作,但相比鲁迅书信考释而言,恰恰是这类文章更直接地庚续着王景山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身历的“民主革命”经验。也是在这类文章中,那个经由“一二一运动”所领受的鲁迅得到了正面的学理表述。王景山所说的 1979 年处于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破局阶段,他本人在此后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文章”自然深度嵌合着新时期的整个学术转型潮流。但即便如此,这些文章所透射出的对鲁迅的理解还是彰显出和同时代主流意识的抵牾,尤其是在先后为“思想解放”和“向内转”思潮席卷的鲁迅研究领域,他621李 哲 学者的前史和学术的位置王景山:回忆李广田师和西南联大文艺社,粉笔生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 页。王景山:回忆李广田师和西南联大文艺社,粉笔生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 页。王景山:回忆李广田师和西南联大文艺社,粉笔生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3 页。王景山:回忆李广田师和西南联大文艺社,粉笔生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3 页。王景山:回忆李广田师和西南联大文艺社,粉笔生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 页。王景山:后记,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403 页。反复论证的“爱国主义鲁迅”形象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可在笔者看来,这个“爱国主义鲁迅”正是王景山在“一二一运动”中领受的鲁迅,也关联着和鲁迅交织激荡的 20 世纪“民主革命”历史潮流。在王景山这里,鲁迅“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是由中国革命史中的重大“事件”标识和提领,如其所说,鲁迅“经历了我国近代、现代史上三次爱国主义高潮,第一次是中日战争到日俄战争时期,第二次是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时期,第三次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时期”。自阿英、瞿秋白和李长之等人开始,“阶段论”意义上的历史分期一直被视为叙述鲁迅整个生命历程的重要方法,而叙述者对不同“阶段”的强调也常常折射出他们在不同立场上对鲁迅的不同理解。这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自然也有体现:如王富仁对“思想革命”的凸显关联着他对五四精神的强调,而汪晖的“主体论”则依托了鲁迅“19071908 年前后的思想”。与他们的不同在于,王景山却将目光聚焦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时期”。在他看来,正是在这个时期,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发生了“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在与王富仁和汪晖的对照中,可以看到王景山的“爱国主义鲁迅”和与之相对的“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时期”呈现出另外一重历史维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知识分子的感觉意识和思想构造中,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被普遍视为五四复归。在这一点上,王景山和王富仁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如其 1980 年所做的“五四”时期鲁迅人道主义思想初探即是对五四时期占据重要历史位置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发覆之作。但别有意味的地方在于,王景山是在历史性层面展开“人道主义”讨论的,所以在他笔下,“人道主义”并非绝对的真理,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经历起伏消长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景山借用鲁迅答有恒先生的信表达了对五四时期“人道主义”限度的否定:“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在更年轻一辈的鲁迅研究者看来,这种对五四限度的强调很容易被归入“保守”的范畴,相比鲁迅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对“思想革命”维度普遍性的凸显,王景山却要在文中反复申明“思想革命的迂缓”,他甚至断言:“真正人道主义的彻底胜利”决不可能是“单纯文艺运动、思想革命的产物”。基于这种对五四和“思想革命”限度性的认识,王景山着重强调的“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时期”的鲁迅也就成为一个在历史巨变中艰难超克自身历史限度的人物 相比“救救孩子”式“迂缓”的思想启蒙,他更强调“我放火!”式的直接行动,而相比在五四时期从事“文字”生涯的鲁迅,王景山也更为看重那个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实际行动”着的鲁迅 这样一个鲁迅“扬弃了思想革命和首先要准备思想革命战士的想法”,他“预感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但因此也许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分子,为将来的新的变动的萌蘖,转而相信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声言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作为身历“一二一运动”的青年学生,王景山笔下那个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实际行动”着的鲁迅正对应着以“直接行动”进行“民众动员”的民主革命经验,他是在与记念刘和珍君的精神共鸣中完成了对鲁迅的表述,也是在对鲁迅的表述中庚续着“三一八的血和一二一的血汇流在一起”的中国民主革命传统。由这样的经验视野审视,在王富仁那里存在“偏离角”的“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恰恰是互相链接、彼此联动的,而这种链接和联动正是“民主革命”展开自身的机制和形态。721李 哲 学者的前史和学术的位置王景山:论鲁迅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院)1981 年第 3 期。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21 页。王景山:论鲁迅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院)1981 年第 3 期。王景山:“五四”时期鲁迅人道主义思想初探,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8 页。王景山:爱国赤诚 辩证唯物思想 求索精神,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 页。王景山:“五四”时期鲁迅人道主义思想初探,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8 页。王景山:论鲁迅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院)1981 年第 3 期。王景山:回忆李广田师和西南联大文艺社,粉笔生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3 页。相比王富仁对五四之后呐喊彷徨等小说文本的强调,汪晖的思考起点则是鲁迅“19071908年间的思想,特别是他与斯蒂纳、尼采以及他们在文学上的代表的关系”,其中尤其重要的便是对文化偏至论中“人国”概念的重新阐释,即“鲁迅把人各有己、朕归于我这样一种个人的精神反叛看作是群之大觉、中国亦以立的最佳途径”。同处 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构造中,王景山也看重鲁迅“倡导个性解放,强调在精神界进行战斗”的维度,并将“立人”思想视为鲁迅爱国主义的核心。但不同之处在于,汪晖把“立人”之“人”理解为施蒂纳意义上的绝对“个人”,而与“人”尖锐对立的“国”则不具实体性意义 “人国的建立不是政治革命的结果,也不是一种国家形式或政治制度的建立,而是一种伴随所有人的自由解放而自然产生的联合体,即人+人+人+等等这样一种自由人的联盟”。和汪晖相比,王景山却试图通过“民”的概念为“国”赋予具体的历史意义:“我们一般人讲到国家这一概念,总会首先想到政府、领土、人民。然而政府难免变易,国土或有沦丧,只有人民是不会变易,也不可能沦丧的。民为邦本之说,我以为是有道理的。”而与此同时,他在多篇文章中所论述的“人”也常常和“民”通用,在很多情形之下,“民”甚至直接成为“人”的代称。正是借助“民”这一媒介性的概念,在汪晖论述中难以并立的“人”与“国”被紧密地勾连起来:“鲁迅的立人思想,如何立人的考虑,虽然随着鲁迅思想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但他的爱国、忧国、为国,始终是和爱民、忧民、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王景山而言,这个对“人”与“国”起到媒介性意义的“民”并不是抽象的,他直接依托于自己基于“民主革命”立场对鲁迅的理解:“鲁迅的一贯态度和一切言行,都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又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对镇压、剥削人民的反动政权、势力,他固然视若寇仇,对那些轻视劳动人民的精神贵族,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非我族类,即使早年同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战壕的战友,一旦远离了人民,他也就毫不客气地远离了他们。”在很多时候,王景山会借助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来印证自己那种以“民”为媒介的思想,他尤其看重毛泽东对鲁迅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理解:“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作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由此断言:“伟大的爱国者,必是真诚的爱民者。毛泽东同志是理解鲁迅的。”与其把这种表述归之于言说者对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策略性借用,倒不如追溯其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的历史渊源。事实上,“民”(“民众”、“大众”和“人民”)在中国现代历史变革中始终被视为最具核心意义的积极性力量,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构造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尤其是在王景山曾经身处的 20 世纪 40 年代,“民”或者说是“人民”正在民主革命浪潮中变得愈发具体、可感,更作为一种崛起中的历史力量和知识分子发生着更为深入的精神关联。正如同为西南联大学生的诗人穆旦在诗中所说:“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啊,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而和王景山更为切近的例子仍是李广田。1945 年 11 月,王景山等联大文艺社同人主持的小型刊821李 哲 学者的前史和学术的位置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21 页。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64 页。王景山:爱国赤诚 辩证唯物思想 求索精神,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 页。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64 页。王景山:爱国赤诚 辩证唯物思想 求索精神,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 页。王景山:爱国赤诚 辩证唯物思想 求索精神,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 页。王景山:爱国赤诚 辩证唯物思想 求索精神,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 页。王景山:爱国赤诚 辩证唯物思想 求索精神,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 页。王景山:爱国赤诚 辩证唯物思想 求索精神,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22 页。穆旦:赞美,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4 页。物文艺新报问世,其创刊号上登载了李广田的论文人民自己的文学,文中提及:“大众文学,平民文学,农民文学这些口号也早已喊过了,也有人作过了,然而那是为人民的文学,而非人民自己的文学。真正的人民文学是要由人民自己创作的,应当由人民来说他们自己的痛苦,说他们自己的快乐,说他们自己的理想,说他们自己的生活,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来表他们自己的情,达他们自己的意,来作为他们互相结合的工具,作为他们斗争的武器。”借助穆旦和李广田等 20 世纪 40 年代同时代人思想的参照,大致可以看出王景山所谓“民”之理解的历史渊源,这里的“民”更多是作为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历史力量被理解的,它曾是一代知识分子反观自我的他者和重塑自我的媒介,更被指认为他们精神运动中“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目标和归宿。三、面向青少年群体的鲁迅普及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身历的民主革命和由此生发的感觉、意识既形塑了王景山对鲁迅的独特理解,也决定了他表述鲁迅的路径和方式。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王景山即流露过对所谓“研究”的不满足之感。如 1987 年为鲁迅研究动态公开出版所做的祝文中,他非常直白地指出:“现在从事鲁迅研究的队伍,大概不算少了;鲁迅研究的成果,大概也不算少了。可是文难发,书难出,却也是事实。”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文学“轰动性效应”的逐渐丧失,包括鲁迅研究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已经开始了朝向“专业”“学术”的转型 截至当下,王景山所不满的“你送我一篇,我赠你一本,你写的文我读,我出的书你评,是是非非,自产自销”的情形已成为“专业”的常态。恰恰是从这一点来看,王景山“研究鲁迅必须联系实际,应该为了人民”的说法显示出别样的意义。对身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革命的王景山而言,“联系实际”和“为了人民”绝非徒托空言,而是昭示出一条在“专业”鲁迅研究之外“弘扬鲁迅精神,宣传鲁迅思想,普及鲁迅著作”的路径 从 1991 年编定的鲁迅名作鉴赏辞典到 2012 年出版的鲁迅心读五书,王景山一以贯之践行的就是这条路径。从新时期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过程来看,王景山“弘扬鲁迅精神,宣传鲁迅思想,普及鲁迅著作”的工作既隐含着对百年中国革命的执着守望,又保持着和同时代思想潮流的紧张对话。早在1986 年前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就已经出现了“鲁货泛滥”的抱怨,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鲁迅文学和鲁迅研究本身已经遭遇了更为深重的价值危机。孙郁在一篇近作中即提到自己1992 年在曲阜参加“鲁迅与孔子”学术会议时遭遇的场景,其中“一位古代文学专家对于鲁迅的质疑,言外之意孔子的价值可能高于鲁迅”。这显然不是个例,在“告别革命”和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下,“孔子颇获青睐,而鲁迅则时遭白眼”愈发成为鲁迅研究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境遇。孙郁也提到,“面对新儒学的出现,许多话题刺激了鲁迅研究者”,包括王得后、张恩和、孙玉石、袁良骏等前辈学者都对此予以了积极回应。也是在此种时代情境中,王景山撰写了鲁迅的改革思想和开放意识和鲁迅的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等文,前者试图直接介入紧张的政治思想辩论,并用鲁迅文学论证“改革”与“开放”的合法性;后者则试图回应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观的挑战,并调和鲁迅激进文化主张和中国传统的矛盾关系。对王景山而言,这种调和并不着重于“古今中西”之历史框架的辨析,而毋宁是要从及身处重新形构鲁迅与“自我”的关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所做的爱国赤诚 辩证唯物思想 求索精神一文中,王景山明确宣称自己921李 哲 学者的前史和学术的位置李广田:人民自己的文学,文学枝叶,益智出版社 1948 年版,第 87-88 页。王景山:祝鲁迅研究动态,鲁迅研究动态1987 年第 5 期。王景山:祝鲁迅研究动态,鲁迅研究动态1987 年第 5 期。王景山:祝鲁迅研究动态,鲁迅研究动态1987 年第 5 期。王景山: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编后感,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7 页。孙郁:在争论、自省与对话之间 1990 年代鲁迅研究的几个侧面,当代文坛2023 年第 2 期。孙郁:在争论、自省与对话之间 1990 年代鲁迅研究的几个侧面,当代文坛2023 年第 2 期。是“鲁迅的崇拜者”,也对这一身份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我之崇拜,决不是盲目崇拜。他的爱国赤诚、辩证唯物思想和求索精神,我认为在今天都是值得学习而且是完全可以学习的。”在这里,王景山试图用内在于 20 世纪革命教育脉络的“学习”传统来对峙儒学倡导的“读经”传统。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教育和青年培养脉络中,对“学习”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正是依托于此,王景山明确提出“学习鲁迅”的口号,他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即发文指出:“最有意义的纪念,我以为还是向他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景山试图通过思想、学术的阐发把鲁迅树立为具有进步意义的典型人物,以期鲁迅能够嵌入社会转型和民众生活的深层脉络。由此,鲁迅似乎从单纯的作家身份中跳脱出来,而成为一个具有崇高品格的历史人物,正如他在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编后感中所说:“鲁迅是一个终生不渝的爱国主义者,心口如一的正派人。他的思想一般要比有些人敏锐一些,他看问题一般也要比有些人深刻一些。”与此相配合,鲁迅的文学作品也不再仅仅是文学而已,它们成为体现鲁迅这个“爱国主义者”和“正派人”的崇高品格的载体:“他的著作全出于一颗为人民的公心,洋溢着一片爱人民的赤诚,因此读起来令人感到有益,至今仍不失其巨大的足以振聋发聩的教育作用。”不过,在“学习”对象的树立过程中,“值得学习”和“可以学习”的部分之间始终存在紧张感。王景山一方面认识到“鲁迅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于一身,我们难以企及”;另一方面又主张“我们又完全可以通过了解他的生平,阅读他的作品,结合亲身体会,找到最值得自己学习的东西”。而从其后的经历来看,如何把鲁迅这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圣贤人物转化入普通人的学习对象,始终是王景山工作和思考的重心所在。也正是基于此,他围绕鲁迅展开的工作呈现出一种“下沉”的态势,即自觉规避“研究者、专门家的任务”,而将目标指向了对青少年群体的鲁迅“普及”。在今天,和“普及”相关的思想、历史往往会追溯至毛泽东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从“工农兵”这一文艺受众的角度讨论了“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王景山关于“鲁迅普及”的种种思考自然无法脱离这个脉络,但如果考虑到他本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求学期间参与文艺活动的经历,“普及”确实存在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层次。前文反复提到的李广田曾在 1945 年专门撰写了论文学的普及和提高一文。他曾在文中打了一个精妙的比方:“假设我们把整个的文化比做一棵树,那么文学乃是这棵树上的高枝、细叶、花朵或条实;其所以生了这些枝叶花果者,乃是由于那棵树的主干与深根,而作为文学之根干者,就是经济制度,政治情形,以及一般的文化水准。在作用上讲,枝叶吸收日光,行其同化作用,花可以放射芬芳,招蜂引蝶以传播花粉,果实成熟,更可以散播种子,而干与根,尤其是根,则可以吸收养料和水分,它们都有任务,但是从发生和发展上看,无疑的,根干的功能是居先而又特别重要的。那就是说,经济的,政治的,一般文化的情况,就决定了文学的情况。”基于此种认识,李广田所定义的“文学普及”其实成为文学朝向经济、政治、文化敞开的行动。基于此,20 世031李 哲 学者的前史和学术的位置王景山:爱国赤诚 辩证唯物思想 求索精神,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 页。王景山:爱国赤诚 辩证唯物思想 求索精神,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 页。王景山: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编后感,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9 页。王景山: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编后感,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9 页。王景山:爱国赤诚 辩证唯物思想 求索精神,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 页。王景山:爱国赤诚 辩证唯物思想 求索精神,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 页。王景山: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编后感,鲁迅仍然活着 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诞生 115 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7 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59 页。李广田:论文学的普及和提高,文学枝叶,益智出版社 1948 年版,第 130 页。纪 40 年代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民主革命运动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提高”乃至文化更新的题中之义:“群众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水准,都普遍地提高了,(是的,普遍的提高。正是我们所要说的。)然后在较高的文化中才有文学或者说才有较高的文学。这种以普及为基础的提高,就如一座高塔,它的地面很广阔,它的基础很坚固,最高处和最低处是一个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就如最高的一枝花之与最深的一条根一样。”这里无意也不可能确证王景山和李广田之间直接的思想关联,而是想说明 20 世纪 40 年代知识分子群体对“普及与提高”的理解是建立在一种非常宏阔和极具开放性的历史视野中,这也使得在此一时期成长的王景山具备了将“专业学术”相对化的眼光和能力,更使得他在新时期推进的“鲁迅普及”工作呈现出某种难以化约为传统的现代性维度。在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编后感中,王景山坦承自己的宗旨:“我期望的是,读者从本书的这一篇或那一篇,都能受到教育,得到启发,有所触动,产生共鸣,从而提高明是非、辨真假、判善恶、审美丑的能力,无论做人,还是作文。”如果说论说文章中试图用鲁迅与孔子对峙而论证“改革”的合法性,那么对鲁迅作品的鉴赏则意在以对鲁迅的文学性阅读对峙儒学“读经”的时代风潮。由于将“弘扬鲁迅精神,宣传鲁迅思想,普及鲁迅著作”的目标聚焦于“青少年群体”,王景山必然会从正面非常直接地遭遇中学语文教育的症结问题。自 21 世纪以来,入选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鲁迅文章愈发成为教育工作中最具挑战性的篇目,“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说法折射出学生对鲁迅及其文学的反感,甚至不少一线教师也发出了“鲁迅文章是鸡肋”的感叹。王景山洞察到此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