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华“经学治曲”观念及其影响.pdf

第25卷第4期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5,No.4 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Aug.2023 收稿日期：2023-01-30 作者简介：康凤英(1965-)，女，辽宁锦州人，副教授。DOI：10.15916/j.issn1674-327x.2023.04.018 姚华“经学治曲”观念及其影响 康凤英(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摘 要：与同时期的两位曲学大师王国维、吴梅不同，黔人姚华的曲论深受晚清风气影响，以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治学。他将“曲学”尊为经史之学的一种延续，亦把曲体研究归于正统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姚氏的曲学观念全然呈现出一种“识礼知乐、源流相续”的经史化取向。而这种“经学治曲”的学术观念也成了勾连新曲学和传统曲学的纽带，保留了一条“曲统”发展的轨迹，对后来的民国著名曲家卢前影响深刻。关键词：姚华；曲论；经学；曲统；卢前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27X(2023)04-0074-03 兼有教育家、小学家、曲学家、书画家、诗人、词人、工艺美术大师等多重身份的近代学术大师姚华，同样致力于戏曲史料的发掘与留存。他曾校订毛晋汲古阁刻六十种曲，奠定了民国曲学文献整理的重要基础；还于 1913 年开始在庸言杂志上连载曲海一勺 菉猗室曲话等论曲之作，被誉为“第一个运用校雠方法（治曲）的人”12。他的理论研究与治学思想在秉持返经、学古的严肃态度下，又有崇今、贵俗的时代进步性，拥有学术转型期“新旧交织”的明显特征。而从大时代背景看来，姚华是民国时期用经学思维方式研究曲学且颇有建树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姚氏之前，古人治曲纵然持有严谨态度，也多戏称其为“游戏”，仅强调曲固有的娱乐和审美功能。姚华却极看重“诗统”至“曲统”的传承性，石破天惊地搬出“学术正统”的观念，要求把“曲”当作严肃文学对待并承担社会功能，当属传统学术流变到清末民初的重大发展与时代进步，亦确为后来的散曲学术和创作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及指导思想。一、姚华“经学治曲”的主要观点 姚华现有两部曲学著作存世，菉猗室曲话主要建树在戏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曲海一勺则为他曲学观念的集中体现，曲海一勺分为 述旨 原乐 明诗 骈史（上、下）四个部分。本文所谓“经学治曲”观念，其一指姚氏用经史一样做学问的方法来研究在当时尚为“偏门小道”的曲，如关注“曲”自然发展的痕迹、肯定“曲”初始便具有文学性和系统性，以“传情”作为乐府一脉的内在统一标准，把“纪政观俗”当作其文史共通的本质功用，最终将“曲”之学术品格与地位抬升至“诗”脉的正统文学；其二为姚华以经史化的思维方式，认定“曲统”观念跟“道统”“文统”等文论思想相承，极力强调“曲”作为严肃文学“乐府”的社会功能与历史担当，并希望能通过对如今“曲乐”的改造达到新时代礼乐教化的目的。正因如此，姚华的曲学理论才会一直鲜明地在正“统”与续“谱”的传统经学逻辑上演进。（一）“文章之用，以时为贵”开篇述旨，先讲“音”由心而生，“曲”是在人心丰富情感的基础上经过酝酿而产生的有韵之“文”，“有文以来，诗歌尚已”22。姚氏又梳理“诗至曲”的渊源与承传关系，认为自战国以来，诗歌分为骚、赋、乐府三类，后骚与赋都逐渐独立，只有乐府一直隶属于诗类；即使汉、唐又出现了古、近体诗，乐府也始终存续，词与曲便都在“乐府”的文体变迁之列。姚华此处以其卓越的见识，一反“厚古薄今”的文学传统，提出“文章之用，以时为贵”23，并在这个前提下突出曲的特性与优势。姚氏曲学从文体进化的角度得出结论，在“体物”与“写心”等抒情方面，曲都要胜于词、也胜于诗。每当时代发生巨变，总会产生新的文体适应社会需要，而“曲”正是近世变革的产物，其主要功用便是“状物存俗”26。在姚华看来，曲的珍贵之处就第 4 期 康凤英:姚华“经学治曲”观念及其影响 75 在于能参照诗赋的范式、用当时的语言，不拘一格地描绘出具体而充实的内容。（二）以“今之礼乐”救世兴民 原乐第二研讨的主要是振兴乐礼与乐教的问题，亦在现实中提到了解决办法，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姚华曲论中保守与进步的交融。姚氏依循传统，详细叙述礼乐教化的起始与妙处，觉得“近世乐亡故民苦”312，如今只有重新端正和恢复“今之礼乐”才能挽救颓弊的世风。不过，作为共和时代下的新民，姚氏的这个礼乐之教指的并不是帝制下繁缛的礼数规矩，而是符合时事潮流的雅和情真之曲。因此他认真品评并筛选了存世的戏曲诸乐，认为“梆子乃今之郑声”318“皮簧介雅俗之间”320“昆腔为今乐之圣”321“弋阳诸腔均不切用”325，最终发下“宜就昆腔斟酌变革”326以救世兴民的宏愿。姚华站在复兴礼乐的经学视角推赞昆曲、鄙薄花部，也颇能代表清末民初传统学人的“雅正”立场和审美取向。（三）“以曲承诗，独得正统”明诗第三讲述的则是曲与诗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以曲承诗，独得正统”439的重要结论。姚华于本章再次细述了“诗五变而为南北曲”427的源流，依旧将由诗至曲沿革的衰败归于“礼废”，在词曲流传过程中纲常伦理的认知却以民俗为重、显得较为宽容。姚华认为，曲出乐府、诗余两体，并结合宋、金、元、明南北剧的消长分合，综为“北曲以乐府为宗，南曲以诗余为祖”438。而姚氏最为重视的是曲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足以化民成俗”439的力量。曲之文是诗的遗裔，所以曲也跟诗一样具有教化作用、表达功能和实用价值，并始终延续下去。在他看来，曲正是承接了这遗传了数千年的“诗统”，所以才“独得正统”。曲是德义的辅助，拥有可以移风、易俗、达政、安民的重要功能。故而相信礼乐教化作用的姚华一直强调要改造曲乐，目的就是再次用“乐”正世道人心。（四）曲“为史之支流”诗失“道”久矣，不但已经不能歌唱、缺乏礼乐教化的能力，且创作时过于雕琢、内容单一狭隘，对于现实世界的时风人情反映得均不够。这些诗的弊端和不足，都由本性自然的曲弥补和完善了。故骈史篇便由此而发，姚氏赞曲为“有容之词章，有韵之说部”5，提出曲“为史之支流”643，认为曲之创作肩负起了抒写历史的重任。“骈史说”论述了曲（这里主要指戏曲）兼有诗和小说的功能，是史学的重要材料；曲亦“写实”、内容又驳杂丰富，记载了大量人情世故、风俗习惯，戏剧排演的悲欢离合更“为历史兴替之源”658。因此，“至诚尽兴”的曲本为一部言之有物的民俗史，浅近的语言与深刻的故事又使其与诗、书两家一样，本属文史之列。二、“经学治曲”观念的价值与影响（一）“经学治曲”观念的价值 姚华作为能在近代曲学研究界与王国维、吴梅鼎立的三大家之一，跟二人同样推尊曲体。不同的是，姚华承继乾嘉学派考据训诂的研究方法与经学文化传统，并未采用具有现代意义的西式话语和学术观念，因而“尊体”却不“辨体”，较为忽略“曲”与诗、词之别。不过，姚氏曲学观念与诗学、文史学一脉相承，即通过将“曲”与诗、词等乐府韵文体彻底同质化，再强调曲与礼乐、世情、民俗更加紧密的关系，以达到推尊曲体的目的，总体呈现一种“用崇古来尊今”的逻辑演变形态。因此，姚氏曲学的首要价值便是将经学的研究方法、诗学的审美趣味和史学的思维方式代入了曲学研究之中。姚华在经史学谱系中构建的“曲统”理论，则为一种传统诗学、经学、文史学与时代“进化”“民主”“平等”等新思想结合产生的折中曲观。在融合古、今观念的过程中，姚氏一面维持传统文学秩序、以具有现实意义的礼乐教化作为“曲”创作的终极目标；一面又认同“一代胜于一代”的进化论观念，自觉地抬升世俗文化的社会地位，极力赞扬用雅正的音韵和动人的笔力来描绘时代民俗生活、传递真实情感。这一切，都寄托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厚重期望和现代学人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其次，姚华充分认识到了曲“俗”这个重要特征，把它作为曲的优点反复述说，甚至提高到“骈史”的功能，体现出清晰的人文现代意识和文化价值判断，这对当时学人于曲的思想认知有推动和开拓的作用。而他所强调与构建的曲之现实意义，还指导了曲的实际写作，这也关乎姚氏曲学的另外两点价值实用性和音乐性。姚华肯定曲的“乐本位”，重视诗乐教化作用的同时，也注重现实中曲乐发展和改造的可能性。他本为民国时期少数既有曲论又有散曲创作、还能自度曲之人，所以推尊曲体、却从未曾偏废曲乐，对于传统研究未重视保存音乐所导致的传承流失表现得分外痛心。（二）“经学治曲”观念的影响 姚华这种怀揣“新诗”理想治曲和谱写“新声”的实践，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的另一位曲学大家卢前。76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5 卷 就时代而言，卢前是姚华的晚辈，生长于民族觉醒、时代风气转变的时期，他是个拥有历史眼光、独立思想与学术品格的第二代学人。他的曲学和其师吴梅一样，重在资料搜集、曲律审订和撰写曲史，在文献、文论的保存传播与写作旧体文学方面均作出了突出贡献。而姚华的“经学治曲”观念实为卢氏铺平了一条“曲统传自诗统”的文论途径，使他很自然地承继了诗、词、曲一脉相承的“乐府”观念。只是此时，“曲”的概念已明确了散、剧分类，卢前对姚华曲观的接受和续写终归于散曲理论。他不但源自“乐教”传统对散曲的音乐性和格调有“雅正”方面的要求，也从实际出发、改造可作“新诗”之用的散曲来发扬民族精神，并以“曲史”的创作实践记录了以民众为主体的中国民间社会之文化形态。且对于姚氏过世、未能见到自己和任中敏编纂的散曲丛书，令卢前深感遗憾。可以说，将曲的做法与地位提升至与诗歌平齐，姚华在卢前之先。但姚氏并无清晰的散、剧曲分类，更没有意识到曲的独立文体特色。卢氏观念上推崇姚华，其理论却比他更进一步，既着意区分了不同韵文体各自的特征，也重视它们的共通之处。他的“曲祖诗以为文，因书而成史”14理论，明确指出是散曲与诗歌在体裁上异制而同源，且两者在音乐、历史和纪实方面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其散曲史的第一章散曲、散曲史发端便准确地补充表述了散、剧曲的流变过程：“顾近今言曲，寻常止知沿曲之流，尽曲之变，厥有戏曲，不知溯曲之源，探曲之本，端在散曲，偶有知者，目为余事，妄矣。大概别之，此诗歌之曲，彼戏剧之曲，迥不相侔用见散曲承诗词之后，为韵文之正宗。”7就文体进程上看，由散曲承继诗歌的观点也更为顺理成章。不过，作为接受过现代大学的课程教育、也学习过西方近代文艺学理论的民国两代学人，卢前的“以曲承诗”“以曲为史”等观念均不再以礼乐教化为根基，对雅、俗等所有声腔也都报以平等开放的眼光与评价。卢氏明确道出：“曲体是适宜于写爽快的、奔放的感情和情绪。曲所用的文字是最接近口语的不像古体诗近体诗或词那种选择雅驯的文字”8，并鼓励人民大众进行散曲创作：“一、曲作用的词语与现代语接近。二、曲能自由表现我们现代生活。三、曲的歌法未失传写成了还可唱。四、曲的性德宜于今日，一种开明的，活泼的新鲜的气息适宜于民主的前进的今日。无论形式、方法和内容，只得保留。而且古近体诗与词的途径被前人开辟无余，曲还是我们未尽其利的园地，正好犁植耕种并藉以为建立新诗体的基础”9。尽管这种“曲”的实用价值判断与时代连接紧密，但也能看出姚华曲学的影响。卢前的曲学则是在前人学术基础之上，对散曲和“新声”的创作方法、现实作用进行的深入研究及续写。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姚华“经学治曲”观念在正统文学研究的框架内努力提高了曲学地位，作出将曲与诗、史等文体平等并列的创举，为后来“散曲是诗歌之曲”的理论与创作实践提供了有力证据，还使其兼具政治教化、辅正道义人心等重要社会功能，对清末民初固有的文艺格局有所突破。另外，姚氏不但尊曲体还持有文体随时代进化的新观念，特别强调戏曲文学本体作为“文章”在文史学领域的重要作用，经史化取向的治曲法更从思想上涵盖了新旧、雅俗、正野等多重观念冲突，这对现代曲学构建亦有积极影响。且对于传统的文艺研究体系而言，正是姚氏以这种“复古”却“前进”的撰述方式，巧妙地借助诗统提高了曲学地位，也开拓了诗学研究范畴。参考文献：1 卢前.姚茫父先生的曲学J.文讯,1942(5).2 姚茫父.曲海一勺:述旨第一M.贵阳:文通书局,1942.3 姚茫父.曲海一勺:原乐第二M.贵阳:文通书局,1942.4 姚茫父.曲海一勺:明诗第三M.贵阳:文通书局,1942.5 姚茫父.曲海一勺:骈史:下:第五M.贵阳:文通书局,1942:57.6 姚茫父.曲海一勺:骈史:上:第四M.贵阳：文通书局，1942.7 卢前.散曲史G/苗怀明,整理.卢前曲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8 卢前.抗战四年来之新文艺运动特辑:抗战J.中苏文化杂志,1941(1):65.9 卢前.论北曲中的豪语:下N.和平日报,1946-06-09(08).(责任编辑：叶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