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见,时间距离与翻译.pdf

前见并非带有负面色彩的偏见。伽达默尔认为既有正当前见又有不正当前见,时间距离是将其区分出来的重要工具,因此不可对前见持有绝对的批判态度,这一观点对翻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译者也有前见,包括理解前见和表达前见,前者面向源语文化和原作者,后者面向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二者都与理解有关,或促进理解,或导致误解;时间距离可以修正误解,形成新前见,使翻译表现为连续不断的动态发展与完善过程。译者应发挥前见在翻译中的正面作用,防止其负面作用;译者应具有超越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前见的前见,帮助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修正错误前见的影响;译者不能放大和滥用前见,只宜适当使用。因此,译者需要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合理运用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前见,发挥其主体性作用;背离原文,前见就失去其应有的作用了。关键词:前见;理解;时间距离;翻译;译者主体性收稿日期:2021-12-11基金项目: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心雕龙 话语体系英译和中西文论对话研究”(17BYY061)作者简介:胡作友,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与西方文论研究,E-mail:huzuoyou01 ;钟莎莉,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每当谈起“前见”,人们马上就想到偏见。在很多人看来,前见就是偏见,会对理解造成负面影响,应该被抛弃。然而,自现代诠释学以来,前见逐渐得到重视,地位也不断提高。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及其弟子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对“前见”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为其正名。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包含前见,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开始1。前见的消极色彩因此开始被抹去,其正面形象开始树立起来。翻译其实是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诠释,因此,翻译绕不开译者的前见。虽然译者的前见与翻译关系密切,但其向来不被看好。译者前见与翻译到底有什么联系,对翻译有何种影响,学术界迄今语焉不详。探讨前见对翻译的影响,有助于翻译活动更好地展开。本文基于伽达默尔的前见思想,第 5 期胡作友译者前见,时间距离与翻译对译者前见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其对翻译活动的意义以及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译者前见,旨在为翻译实践提供些许借鉴。一、前见的历史渊源 顾名思义,“前见”即先前的理解或前理解。理解始于前理解,该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Plato)的“美诺悖论”称,人既不能发现所知,因为知道了就没必要发现了;也不能够发现所不知,因为不知道就不存在发现2。柏拉图以“回忆说”来回应这一悖论。在他看来,人的灵魂是不朽的,所以前世和今生可以联系起来,今生通过刺激和诱导可以回忆前世所知2。虽然柏拉图的思想具有某种神学色彩,但至少可以看出他承认知识的前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后分析篇中指出,一切教授和理智学习都源于以前存在的知识3。可见,亚里士多德更加强调前在知识的重要性。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未直接提出“前理解”这一概念,但不难看出他们是承认前在知识的存在的。路德派教士弗拉西乌(Mathias Flacius Lllyricus)指出,没有前在知识就不能正确地理解文本4。西方哲学的发展使人们愈加重视理解问题,“前见”的地位日益凸显,而对其做出突出贡献的当属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海德格尔从哲学阐释学的意义出发充分注意到了前见,前见问题才得以作为当代阐释学的基本问题凸显出来,并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5。探讨海德格尔对“前见”的发展必须从“诠释学循环”一词着手。“诠释学循环”是指理解整体要从部分入手,而理解部分又要从整体把握,以致陷入了一种循环的悖论。海德格尔对此进行了抨击,他在存在与时间里对“诠释学循环”有这样两种表述:一是必须通过此在探讨存在,同样,也必须通过存在探讨此在6;一是一切解释都在理解之中,形成从前理解到解释的循环6。他指明了此在与存在以及理解与前理解之间的关系。此在和存在的关系相当于理解和前理解的关系。理解有赖于前理解,并始于前理解,因为一旦试图去理解,就会面临前理解的干扰6,所以形成了一种理解与前理解之间的循环论证。海德格尔认为,不可以将循环贬低为恶性循环,因为循环包含着认识的可能性1。海德格尔认为循环不可避免,不能被去除,相反要以正确的方式进入。海德格尔认为理解的前结构包括前有、前见和前把握,文本理解要由前把握所规定1。解释者的前理解和理解对象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本身就是对前理解的替代和发展。因此,理解的循环并不是一个死循环,而是一个得以不断进行的发展的循环,由此可见前结构对理解的重要性。基于海德格尔的前结构理论,伽达默尔提出了前见理论,将此在诠释学发展为历史性诠释学,赋予理解以历史性意义。77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 二、伽达默尔诠释学下的前见 海德格尔的思想对其弟子伽达默尔产生了极大影响。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诠释学不同,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关注重点转移到了理解的历史性上。伽达默尔承认前结构作为理解的必要条件,并把前结构统称为前见。他主张所有理解都蕴含某种前见。文本理解行为其实是在进行一种筹划。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文本中出现,那就意味着这场筹划得以实现。这种最初的意义就是我们对文本特定意义的预先期待,而这种预先期待也就是我们的前见所形成的。伽达默尔认为前见具有历史性,它是在历史过程中通过理解活动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的内在化。解释者在理解过程中不可抛弃自己的前见,而应设法使自己与理解对象及他人的意见和平共处,对他人和文本保持开放的态度,将他人的见解与自己的见解融为一体。我们要理解一个文本,首先要听文本说些什么;同时,接纳自己的前见,使文本在前见中获得表现的机会1。在对前见的反思中接受前见,最终取代我们固有的可能不正当的前见,只有这样,前见才能在代换中不断发展。前见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不断建构自己,同时建构历史,前见也因此具有建构性。诠释学最首要的条件就是前理解,前见是理解和诠释的起点。前见因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断更新换代而具有发展性,理解和解释行为也因这种发展性而得以生生不息。可见,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里,前见占据着无比重要的地位。每当谈及“前见”,人们头脑中往往浮现其负面含义。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伽达默尔强调“前见”的双面性。在伽达默尔看来,正是启蒙运动对前见的批判及运动中提出的要消除一切前见的观点,才使得前见背负起了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否定意义。法文词prjudice 意味着损害、不利和损失1。因此,前见一词在普通人看来具有消极含义。可是,若要科学地看待人类短暂历史的运行轨迹,就必须换一种眼光看前见,恢复其名誉,承认其合理的价值。前见并非错误的认识,前见既有肯定的价值又有否定的价值。具有肯定价值的前见可以成为理解的助推器,而具有否定价值的前见则可能阻碍理解,甚至造成误解1。但不管是具有肯定价值的前见,还是具有否定价值的前见,都是我们理解和解释的前提。伽达默尔指出,解释者并不能按其意愿随便支配前见1。前见具有无意识性,它不可避免,无处不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的理解,因此,解释者无法区分前见中哪些是促进的因素,哪些是阻碍的因素。伽达默尔则用时间距离来解决这一难题。伽达默尔认为,解释者和原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消除的由历史距离所造成的差异,因此后来的理解相对于原来的作品具有一种时间带来的优势1。每一个文本都会打下历史的烙印,87第 5 期胡作友译者前见,时间距离与翻译时代自有其理解文本的方式。解释者对文本的理解深受历史语境的影响,受客观历史进程的规约,所以后来的理解会具有后发优势。但伽达默尔又指出这种优势并不是因为有了更清楚的概念而获得了更完善的知识,只是说我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方式,理解也有时代性,在不同的时代理解会按其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时间是根植于时代的碎片,时间距离是客观的,是不容否定的,是不需要也不能克服的。从历史语境出发,理解才有可能是客观的,才能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当一个事物脱离其当下的情境时,其真正的意义才能更好地显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间距离能区分促进的因素和阻碍的因素,从而帮助解释者拥抱真前见,规避假前见,有效地促进理解,能动地回避误解1。三、翻译中的译者前见 伽达默尔认为,“诠释学”的工作就是使诠释对象从一个世界转换到另一个世界,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从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语言世界1。谢天振认为,诠释即理解和解释7。翻译是对原文的诠释,理解是对原文的接受,解释是对原文的阐发。翻译活动和诠释活动之间存在着诸多重合之处,译者的翻译过程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诠释行为,是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在诠释学中,诠释者的前见对其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前见也同样影响着他的理解,从而影响翻译。传统翻译理论对译者前见持否定态度。译者应该抛弃自己的前见,不带任何个人杂念地走进作者的创作世界,因为这样才能够更加客观、更加准确地捕捉到原作者和原文之意。但是伽达默尔认为,那种必须将自身置于当时的精神中,并且以它的概念和观念来进行思考从而确保历史客观性的行为是幼稚的1。他一再强调前见是一切理解的前提,若抛弃前见,那么理解从何谈起?翻译是在差异中形成目标文本的8,译者对文本的理解至关重要。任何读者都不是带着一个空白的头脑走进一个文本的,如果读者的头脑一片空白,那么他根本无法进入任何一个文本9。理解是历史性的,理解的主体抑或理解的客体都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在历史的进程中发展变化。前见和理解之间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循环关系。前见促成理解,理解又会形成新的前见。前见和理解在这种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受译者前见的影响,在时间距离的帮助下,译者的前见发展为新的前见,带来新的理解,而新的理解为下一次理解提供了前见,译者的理解呈现出一种连续不断的动态循环性,译文在这种动态循环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受现代诠释学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思考传统翻译观念中对待前见的态度是否应该改变。勒菲弗尔曾言,译者是原作生命的赋予者,既决定赋予译作何种生命,又决定如何让97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译作融入目标语文化中10,译者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笔者认为,译者的前见不可被鄙视,不可被蔑视,不可被抛弃。相反,它需要被珍视,被重视,被善待。与现代诠释学不同的是,翻译将译者的理解和解释实体化,即翻译活动产出了实物 译文;且翻译还具有新的读者,即目标读者。切斯特曼认为,译者也应将目标读者对译文语言和风格的可接受性纳入翻译的考虑范围11。所以译界对目标读者比较重视,该是将译者前见与目标读者等量齐观的时候了。笔者认为译者对文本进行解释的过程其实可分解为两步:译者理解和译者表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步中译者都受到前见的影响:只不过译者理解时的前见表现为对源语文化和原作者方面的前见;而译者表达时的前见表现为对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前见。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理解时要对他人的见解保持开放的态度,同时也要对自己的前见有一个认识1。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译者在理解时和表达时的前见,它们各司其职,对译文的最终形成发挥着作用。四、译者理解时的前见 译者理解时的身份其实是原文的读者。初读文本,译者的理解是为自己服务。译者在理解文本时,会受到自己前见的影响对文本具有预先期待。我们把译者在理解时的前见称为理解前见,理解前见主要是面向源语文化和原作者的前见。就源语文化的影响而言,外国译者比本国译者体现得更为明显。翻译具有传播新知的功能12,但由于社会背景、语言文化等巨大差异,外国译者对陌生的他国文化容易产生刻板印象,而这种刻板印象又会无意识地转化为他们的前见,从而影响他们对文本的理解。外国译者若对他国持有某些错误的印象,他们在接触他国文学作品时会不自觉地带有先入之见,从而影响其正确理解。译者对原文的误读、误解会造成对原文的更改、删减和扭曲,例如,林纾在翻译茶花女时,本着对欧美“现代”形式和观念的抗拒心理,以中国的伦理纲常来应对欧美的浪漫主义爱情观,这毋庸置疑会影响其对原文的理解,造成误译13。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外国译者也会因为对源语文化缺乏了解而以自己向来存在的前见理解原文。例如,西方译者可能对中国文化中的颜色词所蕴涵的意义不了解,会想当然地以自己的前见来进行理解。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喜庆、革命等含义,而在西方文化里带有血腥和暴力的意味。如果译者未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理解便会产生极大偏差。译者对原文本的前见主要受文本类型、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对于政治类小说的翻译,译者在阅读之前可能对文本有如下预期:用词比较小心、人物形象比较保守、传达的意义比较隐晦等。而对于特殊时代作品的翻译,难免留下特殊时代的印记,而那些时代的印记往往会引发读08第 5 期胡作友译者前见,时间距离与翻译者的回忆甚至共鸣,从而使译作因为时代的张力而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对作者的前见同样影响译者的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作者的文风和特点等因素都会使译者毫不自觉地形成某种前见,从而影响其对文本的理解。以诗歌派别为例,诗歌派别存在婉约派、豪放派、新月派、朦胧派等,当译者事先知道作者所属的派别后,对文本的解读诗歌派别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往作者的派别靠拢,从而先入为主地影响自己的判断。译者在理解时,来自各方面的前见确实会参与其对文本的理解:正当的前见促成正确的理解,从而带来正确的翻译;不正当的前见会造成译者的误解,从而引发误译。不论正当与否,前见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具有肯定价值的前见和具有否定价值的前见都是理解的前提条件1。解释者不需要丢弃前见直接接触文本,只需要明确地考察其前见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应在时间距离的作用下由文本本身来证明。因此,译者在理解时,文本中与他预先期待不相符的成分可能迫使他停下来思考自己前见的正当性,从而帮助他意识到自己的不正当前见,使其错误的前见有机会得到修正并促成正确的理解。同时也存在一些暂时未能被发现出来的不正当前见,这些不正当前见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被发掘和纠正。伽达默尔指出,当某个前见一直不受注意地起作用时,要意识到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它与文本接触后因不符合期待而被刺激时,才能被诠释者意识到1。所以,译者具有否定价值的前见在不断的理解中可能被发现出来并得到修补,从而使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趋于准确。而这有赖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主体性越大,操作空间越大,越能完成翻译任务14。显然,译者具有肯定价值的前见会促进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这样的前见越活跃,越有利于翻译顺利地推进。五、译者表达时的前见 译者表达时的身份不再是原文的读者,而是两种语言文化、原文与目标读者之间的中介。译者的阅读和翻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译者在理解时可以生成他认为有意义的新知,但在翻译时并不可将自己所理解到的意义全部忠实地转换成译文,因为他需要将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也考虑在内,为他们留有一定的诠释空间15。埃尔文沃尔夫(Erwin Wolff)认为,作者在创作时会设定“意向读者”16,类似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提出的“潜在读者”17。同样,译者也面对着目标语文化和自己预期的目标读者,并且会竭力为其服务。因此,笔者认为译者在表达阶段还具有对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前见,我们将之称为表达前见。表达前见对翻译的影响很大,甚至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法国翻译家于埃认为,翻译要突出原作,而不是突出译者,译者在翻译时18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既不可创作,也不可夹带私货去蒙骗读者18。然而译者不带任何个人的东西进入译本是几乎不可能的。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影响,然后发挥其主体性对原文进行创造性叛逆19。译者可利用对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前见来有意识地影响他们的理解。理解是翻译主体对翻译客体进行的特别历史盘桓20。理解不能超出翻译主体的历史语境,一旦逾越,理解就失去了意义,便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样,翻译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21。翻译具有历史性,是译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塞莱斯科维奇曾将译者和译员比喻成画家,他认为翻译与绘画一样,要从描写对象中获取真实的意义和信息22。所以,在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下,译者对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前见可能不一样,那么译者对前见的提炼也会不一样,从而影响其主体性的发挥。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三:其一,顺应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前见以便理解原文。在面对源语文化水平与目标语国家文化水平差异巨大的情况时,译者可能会结合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同时代的知识文化水平,选择顺应其前见,采取某些叛逆性翻译措施来帮助理解。其二,预见到目标读者可能具有的错误前见,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其修正错误前见。当意识到目标读者具有某些不正当的前见时,一些译者会坚持呈现正确的译文。尽管目标读者可能有点难以接受,但译者只有通过正确的翻译才能帮助他们修正错误的前见,从而获得正确的理解。其三,别有用心的译者蓄意利用目标读者的前见使其产生错误理解。译者明知目标读者存在某些错误前见却选择视而不见,甚至为他们故意制造某些错误前见,以期达到操控目标读者理解的目的。译者对具体目标读者的前见也同样影响其翻译行为。面向不同的目标读者,译者会带有不同的前见。面对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时,译者的前见是不同的。对于专业读者,译者可能认为他们的理解水平和对译文的要求都比较高,从而采用更贴近原文的异化翻译策略,使其近距离感受原文的原汁原味,以满足他们对原文的期待;对于普通读者,译者可能认为他们的兴趣不在于专业,对专业知识没有过多要求,所以译者专注于如何使其更轻松地理解原文,从而对原文进行改造和删减。外国译者的连译带改除了涉及忠实与不忠实、翻译观念、翻译伦理等问题外23,还与译者对目标读者的前见有关,译者对目标读者的设想和判定往往决定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理解前见和表达前见共同构成译者前见。前者面向源语文化和原作者,后者面向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二者都与理解有关,或促进理解,或阻碍理解。无论是促进理解还是阻碍理解,译者前见都在影响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从而影响翻译实践。译者前见除了正向作用外也有负向作用,它可能给读者带来两方面的误读,即无意的误读和有意的误读。错误的理解前见会使译者产生错误的理解,导致无意的误译,以致造成目标读者的误解;错误的表达前见也会给目标读者带来无意的误读。译者还有可能利用前见对28第 5 期胡作友译者前见,时间距离与翻译目标读者进行有意的操控,达到有意识控制目标读者理解的目的。然而,因错误前见造成的误读,不论是有意造成的,还是无意造成的,在时间距离的过滤下,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迫使译者进行纠正。因此,理解和翻译是一个在前见的影响下使译文向原文不断趋近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六、译者前见对翻译的意义 前见能够促进理解,因此译者应发挥前见在翻译中的正向作用,造就前见促进理解、理解发展前见的良性循环。前见也能阻碍理解,甚至造成误解。但这种误解并非当时就能被发现,它或许披着“正当理解”的外衣延续着读者错误的前见。它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在后世的理解中被发掘和纠正,从而形成新的前见。前见和理解就在这样一个无限的动态循环中不断发展。在翻译中,译者前见帮助译者理解原文,但也有可能造成译者的误解。然而,译者在理解原文时可能会遇到与自己先前预期不相同的情况,因此可能会对自己的前见产生质疑,进行思考和修正。这样一来,译者的理解活动又对其前见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就表达前见而言,译者同样可能对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产生正确的理解,也可能产生误解。正当的前见可以帮助译者在翻译时减少目标读者因两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理解错误;但若把握失误,则有可能对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不当前见视而不见,甚至使这种不当前见扩大化。就目标读者而言,其前见可以影响其理解,反之亦然。目标读者在理解译文时,发现自己的前见频频受到挑战,那么目标读者可能对自己的前见产生怀疑,从而意识到自己前见的错误。然而,同样存在那些使目标读者难以察觉到的不正当前见,从而影响其正确理解。所以,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理解会受到其前见的影响;前见也会受到其理解的影响。由此看来,理解前见和表达前见都不可被无视,应该发挥译者前见在翻译中的正向作用。译者应具有超越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前见的前见,这要求译者在翻译时重视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前见,并加以灵活运用。当预见目标读者可能持有不正当前见时,译者应使用相应的翻译策略来修正目标读者对原文本所持有的不当前见,从而使源语文化以其真正面目出现在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面前。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指出,翻译可以实施教育、提供知识、影响价值、改变观念的功能24。翻译能够深刻地影响目标读者和目标语文化25。作为原文的再生作者,除却个人理解时的前见外,译者还应思考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可能会带有的前见。目标读者的前见与其先前经验、兴趣爱好、阅读习惯等密切相关。作为源语文化的传播者和两种文化的联系人,不能想当然地进行翻译,而需对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前见做充分的调查和合理的预测26。因此,38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译者需要在翻译前对目标语国家关于源语文化、原文和原作者的评价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虽然每个目标读者的前见不同,也不可能掌握其所有的前见,但是生活在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会形成一些相似的社会性前见。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修正目标读者长期持有的不正当前见,致力于在目标语文化中建构起新的正当前见。译者是翻译活动的执行者,对民族文化形象的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译者在翻译前应当充分调研,掌握目标读者对源语文化、原文和原作者的社会性前见,以便在译文中帮助他们消除不正当前见,改善源语文化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形象,提高源语国家的文化地位,为源语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前见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对其不加节制地任意发挥。译者只可借助前见来达到正确理解的目的,而不可过度相信和滥用前见。理解因人而异,译者的理解也是如此,但不能排除译者在理解中的共识。文本具有一定的定向性和限制性,译者对文本的诠释权利也受到限制15。译者主体性既要接受文本的制约,又要接受现实条件的制约27。译者对文本的诠释并不都是合理的,其中必然存在着一个限制范围。伽达默尔认为,无论前见如何影响理解,这一切都不可脱离文本本身的意义,前见不可超越文本意义之外而发挥作用1。前见对译者的理解固然重要,但不可因前见而造成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发挥,过度发挥会脱离原文的内容而走向反面,最终影响译文的质量。这一点在译者对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前见处理方面尤其需要注意。译者主体性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具有操纵作用27。译者可以利用目标读者的前见来影响目标读者的理解。译者根据其预先掌握的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对源语文化所持有的正当或不正当社会性前见对其理解进行操控。一方面,译者可能为了帮助目标读者修正其不正当的前见,发挥主体性对原文进行某种塑造,从而可能使译文成了译者自己的创作。例如,当源语国家形象在目标读者眼中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时,译者发挥其主体性在译文中塑造真实的源语国家形象来对目标读者的前见进行修正。这时的译者可能早已偏离了原文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创作。另一方面,译者可能为了加深目标读者的不正当前见而发挥主体性,对原文进行有意的误译。韦努蒂将那些试图使翻译处于不对称、不对等、占用或依附关系中的译者称为“剥削异域文化和文本的共谋”28。在翻译史上,不乏某些译者企图固化目标读者对他国形象的错误前见。他们在翻译时不顾事实,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故意使他国文本满足读者的不正当前见,从而使读者继续自己的错误认识而难以自拔。毋庸置疑,这种故意制造错误的情况更容易偏离原文。诚是译者的天职和最起码的良知,译者应追求致诚之道29。在翻译时,译者虽然可利用前见发挥其主体性来达到预期的译文效果,但这一切必须以忠实于原文为前提,不忠于原文,就与翻译的宗旨背道而驰了。48第 5 期胡作友译者前见,时间距离与翻译 七、结语 前见自柏拉图到伽达默尔,拥有悠久的历史,只是到伽达默尔那里,才改变了其负面的色彩,被赋予积极的意义。译者前见包括理解前见和表达前见。正当的前见促成理解,不正当的前见会阻碍理解,甚至造成误解。前见理应被重视,而不是一味被排斥。时间距离可以区分正当前见和不正当前见。然而,并非所有不正当的前见都可以被及时发现,发现错误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正当的前见终有一天会被发掘并被修正为正当的前见,从而成为理解的推动力量。因此,前见和理解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作为原文的“再生父母”,译者的前见理应被重视。误读和误译不可避免。但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历史的长河和时间距离的筛查下,误读和误译终有一天会被发现,错误的前见最终会被修正过来。在面对这无法避免又不可缺少的前见时,译者应发挥前见在翻译中的正向作用,利用前见促成理解,也可以通过理解来发展前见。译者还应具有超越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前见的前见。作为两种语言文化的联系人,译者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全面统筹翻译活动。但是,译者也需谨记不可肆意发挥其主体性对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前见进行操控,一切必须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进行。译者应当理性对待前见、合理利用前见。前见只宜被适度使用,不可滥用,反之,就会背离翻译的宗旨,违背正当前见的意义。参考文献:1伽达默尔.诠释学 I: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83,378,415,319-417,383-384,384-392,383-384,384-392,418,419,418-423,115,421,381-382,380-384,423,416.2柏拉图.柏拉图全集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06,72.3洪汉鼎.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上)J.河北学刊,2008,(1):53-62.4洪汉鼎.诠释学 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0.5张 江.前见是不是立场J.学术月刊,2016,(11):118-127.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59,178,379.7谢天振.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 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J.外国语,2000,(3):53-60.8王 琼.翻译“动态转换”属性:一个德勒兹哲学的理论阐释J.中国翻译,2001,(4):11-18.9吕 俊.理解中的偏见与翻译的再创造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6):35-38.10 Lefevere A.Introduc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J.Comparative Literature,1995,58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47):1-10.11Chesterman A.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M.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7:51.12王晓路.翻译的历史文化功能:认知模式与知识谱系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2):263-272.13裘禾敏.清翻译小说的误读、误译与创造性误译考辨J.外国语,2010,(4):64-72.14孙艺风.通天塔与“Beyond”J.中国翻译,2021,(1):5-19+190.15吕 俊.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外国语,2000,(5):49-54.16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 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442.17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05.18Robinson D.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Manchester:St.Jerome Pub,1997:164.19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6):8-14.20张德让.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与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1,(4):23-25.21Meschonnic H.Pour la Poteique II:Epistm ologie de lcriture,Po-teique de la traductionM.Paris:Gallimorel,1973.22 Sleskovitch D.Linterprte dans les Confrences Internationales:Problmes de Langage et de CommunicationM.Paris:Lettres Modernes Minards,1968:9.23刘云虹,许 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 关于葛浩文的翻译J.外国语,2014,(3):6-17.24Barnstone W.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History,Theory,Practic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123.25胡作友,张丁慧.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创构 以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本为例J.外语学刊,2020,(4):110-116.26胡作友,刘梦杰.文心雕龙英译的陌生化策略分析 以宇文所安英译本为例J.中国翻译,2019,(4):135-142.27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 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19-24.28Venuti L.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8.29胡作友,刘梦杰.文心雕龙英译的致诚维度 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2):105-113.68第 5 期胡作友译者前见,时间距离与翻译Translators Prejudice,Time Distance and TranslationHU Zuoyou,ZHONG ShaliAbstract:Prejudice is not negative.Gadamer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both true prejudice and false prejudice.Time distance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distinguish them.Therefore,people cannot hold an absolute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prejudice.This view is of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ranslation:the translator also has prejudice in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The former is oriented to the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and the original author,and the latter to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and target readers.Both of them are related to understanding,either promoting it,or leading to its opposite.Time distance can correct misunderstandings,form new prejudice,and make translation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dyna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The translator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prejudice in translation and prevent its negative role.He should have the prejudice beyond thos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and target readers,and help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and target readers correct their false prejudice.The translator should not enlarge or abuse the prejudice,but should use it appropriately.Therefore,the translator needs to make rational use of the target cultures and target readers prejudice and give full play to his subjective role on the basis of being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ext.If he or she deviates from the original text,prejudice will lose its due role.Key words:prejudice;understanding;time distance;translation;translators subjectivity(责任编辑:陈艳艳)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