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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困境——以我国中部WL村为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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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引文格式:王振兴,李云新.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困境以我国中部 WL 村为例 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17(5):16.DOI:10.12371/j.ynau(s).202305049.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困境以我国中部 WL 村为例王振兴1,李云新2(1.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3)摘要:以我国中部 WL 村为例,追踪观察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历程,揭示和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困境及其成因。研究发现:这种可持续困境表征为新乡贤参与意愿走低、参与事项日渐减少,且未能取得持续性的积极影

2、响;新乡贤群体与村庄缺乏稳定紧密的关联纽带、对参与乡村振兴的认知存在偏差,是导致可持续困境的主体性因素;新乡贤参与缺乏基层政府、村两委及村民的支持和肯定,是导致可持续困境的情境性因素。为促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化,需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新乡贤组织结构和多元化的激励机制,理顺基层政府、村两委和乡贤理事会等主体间的关系,并大力推进乡贤文化建设,夯实新乡贤参与的社会基础。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振兴;乡贤理事会;可持续困境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0X(2023)05000106The Sustainable Dilemma of New County Elites Par

3、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Take WLVillage in Central China as An ExampleWANGZhenxing1,LIYunxin2(1.SchoolofGovernment,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2.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430073,China)Abstract:TakingWLvillageincentralChinaasanexample,th

4、ispapertracedandobservedtheprac-ticalprocessofnewcountyelitesparticipationinruralrevitalization,andanalyzedthesustainabledi-lemmaanditscausesofnewcountyelitesparticipationinruralrevitalization.Thestudyfoundthat:thiskindofsustainabledilemmawascharacterizedbythedeclineofnewcountyeliteswillingnesstopar

5、ticipate,thedecreaseofparticipationmatters,andthefailuretoachieveasustainablepositiveim-pact;Thelackofstableandcloseconnectionbetweennewcountyelitesandvillagesandthedevi-ationintheircognitionofparticipatinginruralrevitalizationwerethemainfactorsleadingtothedi-lemmaof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lackofs

6、upportandaffirmationofthegrass-rootsgovern-ment,thetwovillagecommitteesandthevillagerswasthesituationalfactorleadingtothesustainabledilemma.Inordertopromotethelong-termparticipationofnewcountyelitesinruralrevitalization,itisnecessarytoestablishamoreinclusiveorganizationalstructureanddiversifiedincen

7、tivemechan-ismofnewcountyelites,straightenouttherelationshipbetweengrass-rootsgovernments,twovillage收稿日期:20230516修回日期:20230525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制度效能研究”(2021131)作者简介:王振兴(1994),男,江西吉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基层治理研究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17(5):16http:/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mai

8、l:committeesandnewcountyelitesorganization,vigorouslypromotetheconstructionofnewcountyelitescultureandconsolidatethesocialfoundationofnewcountyelitesparticipation.Keywords:newcountyelites;ruralvitalization;newcountyelitescouncil;sustainabledilemma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一)问题提出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发端于浙江上虞和德清、广东云浮等地,是我国基层治理

9、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依托乡贤理事会、乡贤联谊会等组织平台,乡土社会中的精英和贤达人士在参与乡村治理、支持乡村发展等方面贡献着力量。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新乡贤群体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因而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注。在中央层面,我国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等政策文本中持续关注新乡贤,农业农村部等部委也出台相关配套文件和政策。在地方层面,多个省份在涉农文件中提出吸引乡贤回归、建立乡贤组织、发挥乡贤作用,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和支持。在政策引导和村民自发参与下,我国各地的乡贤理事会、联谊会、参事会等乡贤

10、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新乡贤正在成为参与我国乡村治理和发展的重要主体。对此,诸多学者围绕新乡贤的概念、作用价值、实践困境等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在概念界定上,研究者将新乡贤定义为以其特有的身份和地位为一方百姓造福的乡贤志士1,或认为新乡贤是积极为乡村献计献策、出钱出力、有效提高乡村整体福利的个人或群体2。对标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新乡贤群体可在带动乡村产业发展3、培育和引领乡风文明4、改善乡村治理5、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6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乡村的全方位发展。在实践中,新乡贤 参 与 乡 村 振 兴 仍 面 临 着 缺 乏 参 与 动 力7、新乡贤成员结构失衡引发参与深度不足8、制度规范失调

11、和体系结构不畅9等困境,难以产生预期成效。既有文献分析视角多元、研究内容丰富,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经验指导和理论基础。然而,已有研究大多采用静态视角,缺乏对新乡贤参与实践的动态跟踪,并未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问题。基于此,本文以 WL 村为考察案例,追踪观察该村新乡贤参与的实践历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困境的成因,并延伸讨论相关议题,为实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化提供参考和借鉴。(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研究方法需适应研究问题,本文研究新乡贤参与可持续困境的表征及其成因,这一问题兼具描述性和解释性的特征。案例研究法的优势在于能让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获取相关信息并分析研究对象的总体情形、要

12、素及其关系,通过解剖案例来回答“怎么样”和“为什么”的研究问题10,契合了本文的研究选题。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等方式收集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解剖和分析 WL 村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案例。为获取案例相关材料,笔者持续关注 WL 村的新乡贤参与实践,于 2019 年 7 月首次在该村开展调研,并于 2019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间进行了多次回访和跟踪调研,参与了 WL 村乡贤理事会的部分工作,由此获得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所获材料主要涵盖三种类型:一是访谈资料,笔者对 WL 村的新乡贤、所在镇村干部、村民等进行了多次访谈,深入了解该村乡贤理事会的工作情况;二是观

13、察笔记,在调研和参与过程中对WL 村新乡贤参与的相关事项和重要信息等进行了观察和记录;三是文件资料,收集了与该村乡贤工作相关的政策文本、工作记录、影像材料等,为本文分析提供材料支撑。遵循学术惯例,本文对所涉人名、地名等进行匿名处理,均以字母指代,并以“访谈对象身份+姓名首字母+访谈日期”为要素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标记。(三)案例背景简述WL 村位于我国中部 H 省 J 县 SC 镇,全村共计近 900 户 3400 余人,12 个村民小组。与我国中西部诸多村庄类似,该村村民大量外出务工,或在附近城镇谋生,村庄缺乏内生发展动力,村庄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为凝聚乡村精英、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

14、J 县县委统战部的统2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17卷一部署和 SC 镇的指导下,WL 村于 2018 年 12 月成立了乡贤理事会。自成立以来,该村先后共有80 余名成员加入乡贤理事会,涵盖村组干部、经济精英、宗族权威、退休教师和干部等,乡贤理事会设会长、名誉会长、秘书长各 1 名,副会长9 名,常务理事若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依托这一组织平台,WL 村的新乡贤广泛参与村庄事务,在促进产业发展、倡导乡风文明、改善村庄治理、开展志愿活动等方面贡献力量。然而,在肯定 WL 村新乡贤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该村的新乡贤参与实践面临着严峻的可持续困境,对这些困境进行分析有助于为建立新乡贤参与的长效机制提

15、供启示。二、案例呈现:可持续困境的实践表征新乡贤群体以乡土社会中的精英人士为主,他们具备资金、技术、知识、人脉关系等资源优势,因而能在乡村场域中大有可为。在规范意义上,新乡贤参与能有效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助力,但在实践场景中,新乡贤能否持续参与并取得预期成效仍有待商榷。基于 WL 村的案例观察,新乡贤参与实践面临着多个维度的可持续困境:参与意愿不足,参与热情日渐低迷;参与的事项和活动难以延续,面临停滞和取消;未能实现预期成效,没有产生长期影响。(一)新乡贤参与意愿不足,缺乏热情和动力乡贤理事会成立初期,在镇政府和村两委的鼓励引导下,村民对于入选理事会成员和参与公共事务充满热

16、情。在村民看来,能入选其中意味着得到了乡土社会的肯定,也是一种社会荣誉。这种荣誉和身份赋予了新乡贤以尊严和社会承认,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形成了鼓励新乡贤积极作为的精神动力11。由此,WL 村的新乡贤群体在初期具有较高的参与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乡贤的热情褪去,参与意愿急剧下降,对公共事务缺乏兴趣。与初次访谈时热情洋溢的态度截然相反,笔者于 2022 年1 月回访调研时,WL 村的新乡贤大多对参与活动兴致索然,这种消极态度在群体中普遍存在。参与意愿和动力下降的问题得到了 WL 村乡贤理事会工作记录和活动照片的充分印证:在 2019 年8 月乡贤理事会举行的首次“奖学助学”活动中,

17、共有 40 余名理事会成员到场参加,活动结束的合影人头攒动、比肩接踵;而在 2021 年的该项活动中,仅有会长、秘书长和两位副会长参加,远少于第一次活动的参与人数。(二)参与事项日渐减少,活动范围逐步缩减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体要求,内容涵盖乡村建设和发展的方方面面。从内生视角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乡村精英的积极参与,依托乡贤理事会等组织聚合新乡贤力量正是鼓励精英参与、激活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然而,在新乡贤参与意愿走低的情境下,乡贤理事会组织的活动日渐减少,新乡贤逐渐从乡村场域中淡出。追踪观察和对比 WL 村乡贤理事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可详

18、细揭示新乡贤活跃度下降的明显趋势。2018 年 12 月成立后,在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邀请和组织下,WL 村乡贤理事会于当月底召开座谈会,围绕村庄发展规划、村庄治理、乡贤理事会职责等内容进行讨论,并制定了乡贤理事会章程、工作方案和计划等文件。依据这些文件,乡贤理事会在 2019 年间开展了数次活动,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助力:一是邀请外地企业家前来参观,寻找合作契机,并成功拉入一名企业家投资承包林地和耕地发展种养业;二是成立纠纷矛盾协调小组,有效协调了村内数起冲突,并与邻村的乡贤共同协商推进跨越两村的道路建设事宜;三是组织捐款成立村教育基金会,开展奖学活动,为考上重点高中和大学的学子提供奖励;四是在

19、重阳节开展走访慰问老年人活动,并给老年人提供生活物资和捐款;五是协商解决村中的祠堂翻修、文化中心和河堤美化等设施建设问题,并筹集和捐赠资金。由此可见,成立初期的乡贤理事会有效激活了新乡贤群体的动力,新乡贤广泛参与乡村治理和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助力。至 2021 年,WL 村乡贤理事会的运作便呈现“半瘫痪”状态。一方面,乡贤理事会自身活跃度低,难以有效开展集体活动;另一方面,新乡贤群体与村两委及其他村民的互动极少。从工作记录和资料看,2021 年该村乡贤理事会的主要工作仅开展了奖学一项,且受捐款金额不足的限制,给学子提供的奖励金额标准相较 2019 年下调了近一半。其他诸如协调矛盾纠纷、慰问老人

20、、第5期王振兴,等: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困境3筹资建设等工作几近全无,村庄日常生活中难以见到乡贤理事会的活动踪迹。(三)新乡贤参与影响有限,未能取得预期成效考察新乡贤参与可持续困境的第三个维度,是分析其是否对乡村治理和发展产生了广泛、积极且深远的影响和成效。基于对 WL 村的案例观察,新乡贤参与的服务受众范围有限、长效化不足表明这一参与实践面临着严峻的可持续困境,难以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长期支持。从乡村场域的总体性视角看,WL 村新乡贤提供的公共服务相对有限,服务受众也局限于较小范围。WL 村乡贤理事会开展的慰问老年人活动可鲜明呈现这一现象。理事会于 2019 和 2020 年的重阳节开展

21、了该项活动,着眼于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并在村中倡导敬老爱老的风气。然而,理事会两年共计仅看望了 30 余位老人,且其中多数为理事会成员的家属。从物资捐赠来看,理事会给多数老人赠送了一箱牛奶和 200 元红包,给几位病重老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 300 元红包,这对于改进老年人生活状况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不管是获得捐赠的老年人还是其他村民,对此项工作都颇有微词。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WL 村新乡贤参与实践未能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新乡贤开展的活动没有引发村庄社会的持续关注和讨论,一些积极可行的经验做法也未能上升为治理制度,因而对于倡导乡风文明、改进乡村治理而言作用有限。奖学助学活动是 WL 村乡贤理事

22、会的一项重点工作,意在引导全村形成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风气。在连续三年开展活动后,理事会成员亦在反思该项工作的成效。在参与乡村治理方面,成立初期的 WL 村乡贤理事会在建言献策、协调社会矛盾等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这些做法和经验并未予以制度化,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参与机制。由于缺乏参与机制和制度的支持,乡贤理事会的运作逐渐陷入停滞状态,新乡贤群体未能对完善乡村治理产生长远影响。三、案例分析:可持续困境的成因探索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困境进行深层分析、探索造成该困境的成因,是完善新乡贤参与机制、引导乡贤组织健康发展的基础性要求。在基层实践中,新乡贤参与的情况和成效依

23、赖于新乡贤群体的主体能动性,并与乡村场域的总体情境息息相关。因此,可从主体性因素和情境性因素两个维度进行探索,分析新乡贤参与缘何陷入停滞。(一)主体性因素:关联纽带松散与主观认知偏差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自发性、志愿性、公益性的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缺乏显著的经济激励,也没有强制性规章制度的约束,因而需依托一定程度的利益关联和情感关联才能顺利开展。然而,通过考察 WL 村,发现当前新乡贤群体与乡土社会的关联度严重弱化,集中体现在乡贤理事会成员的构成上。WL 村乡贤理事会的结构充分呈现了已有研究者指出的“在场乡贤少、不在场乡贤多”12的情形:在共计 80 余名成员中,超过一半长期在

24、外地工作,剩下的成员也多数在县城或附近乡镇工作生活,仅有不到 10 名乡贤平时居住在村中。长期在外的新乡贤与乡土社会缺乏稳定紧密的关联纽带,主要的利益关联和生活圈子均在外地,因而对于村庄发展漠不关心,缺乏参与动力。除了对投资产业缺乏兴趣外,这些外地乡贤也无法直接参与村庄的日常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脱离了外地新乡贤的参与和支持,仅靠在村中的数位新乡贤难以有效开展活动。在个体层面上,新乡贤参与意愿的降低与他们主观认知的转变息息相关。如前文所述,在乡贤理事会建立初期,新乡贤将加入其中和参与公共事务视为荣誉,因而乐于为此做贡献。然而,在追踪调研和访谈中,发现新乡贤对于参与乡村振兴的看法和认知发生了较大转

25、变。一方面,在一般性认知上,新乡贤对于“面子”“荣誉”等“虚名”的重视程度大幅降低,更为关注参与公共事务所需付出的成本,将其视为一种需要无偿付出个人资财和时间的义务劳动,因而难以从中体验成就感和获得感。另一方面,新乡贤群体对于理事会应扮演什么角色、开展哪些具体活动的看法也经常存在争议,导致在工作时难以达成共识。进一步深究,发现新乡贤之所以反对理事会4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17卷的一些具体工作,根源在于这些工作的积极意义难以在短期内得以彰显,因而新乡贤对这些具体工作缺乏认同。这些看法在理事会成员中普遍存在,长此以往,新乡贤的参与意愿将持续降低,逐渐退出乡村公共场域。(二)情境性因素:缺乏组织与社会支

26、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并非一个孤立封闭的组织行为,而是在开放的乡土社会场域中与其他主体持续互动协作的过程。新乡贤参与既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培育、引导和组织,也依赖于乡土社会的支持,外部情境所赋予的认同正是新乡贤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动力13。然而,在实践中,新乡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一方面,基层政府和村两委往往将新乡贤群体视为“帮手”而非“合作者”,借村庄自治的名义将职责转嫁给新乡贤,而非为新乡贤参与公共事务提供必要的帮助;另一方面,村民与新乡贤之间也未能形成积极正向的互动,村民对新乡贤的工作褒贬不一,或漠然视之,致使后者缺乏持续参与的精神激励。根据调研来看,SC 镇政府对于乡贤工作并未给予充分的

27、重视。根据县委统战部的要求,SC 镇政府于 2018 年 1012 月推进各村乡贤理事会组建工作。在此过程中,镇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将这项工作下达给村两委,要求各村在规定时限内报送乡贤理事会组织成员名单,并未提供诸如联系乡贤、制定规章制度、给予工作经费等支持。在 SC 镇政府看来,乡贤理事会的组建和运行是各村的内部事务,与自身无关。在各村乡贤理事会成立后,镇政府将其视为推卸责任和获取资源的对象,这种态度引发了新乡贤群体的反感和不满。在村两委和村乡贤理事会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WL 村部分村干部也是村乡贤理事会的成员,村两委与村乡贤理事会形成相互嵌入的关系,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有利于二者的沟

28、通协作,共同为村庄治理和发展出谋划策。但另一方面,这种嵌入关系强化了村两委的主导地位、削弱了乡贤理事会的独立性,并模糊了村两委与乡贤理事会之间的职责,成为村干部转嫁责任的托词。依托理事会的平台,村两委在需要资源和协调时要求新乡贤参与,将本属于自身的事项转移给后者。村干部、镇政府也未给新乡贤参与公共事务提供激励和成本补偿,无异于“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必然会削弱新乡贤参与的积极性。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本质上是一种不求物质回报的公益性、志愿性活动,诸如奖学助学、看望老人、协调矛盾等工作均是在为村民服务。在此情形下,村民的认同和鼓励尤为重要,能为新乡贤参与提供精神动力。然而,村民对于新乡

29、贤的工作并不总是能理解和支持,时常从自身的狭隘立场出发,以自身是否从中获利来进行衡量评价。获利者虽给予新乡贤以肯定性评价,但部分村民仍易于得寸进尺、欲求不满。未能直接获利者对新乡贤活动漠不关心,导致村民与新乡贤之间难以形成良性互动。此外,在参与协调矛盾时,新乡贤甚至还会招致误解和谩骂,这进一步加速了新乡贤的退场。四、结论与讨论在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新乡贤群体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建设乡风文明、完善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日渐凸显。然而,在实践场景中,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是否具备可持续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本文以 WL 村为例,追踪观察新乡贤参与的实践历程,在此基础上揭示和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

30、的可持续困境及其成因。研究发现,WL 村的新乡贤参与实践面临着显著的可持续困境,表现为新乡贤参与意愿不足,参与事项日渐减少,且未能取得持续性的积极影响。这些困境是主体性因素和情境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该村的乡贤理事会成员以不在场乡贤为主,与乡土社会缺乏稳定紧密的关联纽带,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乡贤更为关注参与公共事务所需付出的成本,对于理事会角色和工作内容的看法也存在争议,因而缺乏参与动力,致使乡贤理事会难以持续有效运转;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和村两委没有给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提供支持和激励,村民与新乡贤之间也未能形成积极正向的互动,这进一步削弱了新乡贤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加剧新乡贤参与乡村振

31、兴的可持续困境。本文虽着眼于分析 WL 村新乡贤参与的个案,但分析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能为优化新乡贤参与机制提供启示。为充分发挥新乡贤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亟须解决第5期王振兴,等: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困境5新乡贤参与的可持续性问题,实现新乡贤参与的长效化。首先,基层政府和村两委需重视新乡贤的选拔培育工作,鼓励在外乡贤反哺农村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掘在地乡贤,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新乡贤组织结构,以充分发挥各类乡村精英人士的特长和优势,共同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其次,为提升新乡贤参与的积极性,需建立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增加新乡贤在参与过程中的获得感和成就感,例如,可组织评选“杰出乡贤”

32、“优秀理事会”等活动赋予新乡贤以荣誉激励,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还可通过鼓励优秀乡贤入党和竞选村干部等方式进一步激活新乡贤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再次,需理顺基层政府、村两委和乡贤理事会等主体间的关系,在明确各自职责边界的基础上建立共同协作的平台和机制,形成互帮互助、相互支持的治理格局,并将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有效经验上升为制度,为新乡贤的持续参与提供制度支撑。最后,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离不开乡土社会的支持,因而需大力推进乡贤文化建设,通过打造乡贤文化馆、印发宣传册等方式弘扬乡贤文化、宣传乡贤事迹,从而提升新乡贤的社会认可度,在乡村营造出鼓励新乡贤参与的文化氛围,夯实新乡贤参与的社会基础。参考文献1靳业

33、葳.新乡贤组织的制度设置与治理机制创新J.财经问题研究,2017(10):126.DOI:10.3969/j.issn.1000-176X.2017.10.017.2吴莉娅.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6):86.3徐学庆.新乡贤的特征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J.中州学刊,2021(6):67.DOI:10.3969/j.issn.1003-0751.2021.06.012.4周耀杭,刘义强.新农村建设中的新乡贤:价值与限度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32.DOI:10.13624/ki.jgupss.2018.06.006.5原超

34、.新“经纪机制”: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新变化基于泉州市 A 村乡贤理事会的运作实践J.公共管理学报,2019(2):57.DOI:10.16149/ki.23-1523.20190315.003.6朱侃,郭小聪,宁超.新乡贤公共服务供给行为的触发机制:基于湖南省石羊塘镇的扎根理论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20(1):70.DOI:10.16149/ki.23-1523.20191223.005.7付翠莲,张慧.“动员自发”逻辑转换下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J.行政论坛,2021,28(1):53.DOI:10.16637/ki.23-1360/d.2021.01.007.8季中扬,胡燕

35、.当代乡村建设中乡贤文化自觉与践行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16(2):171.DOI:10.13858/32-1312/c.2016.02.022.9张春华.缺位与补位:乡村治理中的现代乡贤J.重庆社会科学,2018(3):74.DOI:10.19631/ki.css.2018.03.011.10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二版)M.周海涛,李永贤,李虔,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4-15.11姜亦炜,吴坚,晏志鑫.荣誉与尊严:乡村振兴中的基层荣誉体系建设基于浙江省新乡贤组织的调研J.浙江学刊,2019(4):168.DOI:10.16235/ki.33-1005/c.2019.04.019.12刘传俊,姚科艳.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4.DOI:10.13300/ki.hnwkxb.2019.06.003.13应小丽.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培育及其整合效应:以浙江省绍兴地区为例J.探索,2019(2):118.DOI:10.16501/ki.50-1019/d.2019.02.014.6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1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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