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互动协调关系及空间异质性研究.pdf

102商业经济研究 2023 年 18 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互动协调关系及空间异质性研究杨刚强 陈强强 教授 通讯作者 马 晶（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内容摘要：本文基于我国 2014-2020 年省域面板数据，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经济的指标评价体系，测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 PVAR 模型从全国、区域来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的互动协调关系。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步上升，两者存在高度耦合中度协调水平；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存在相互正向影响，且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从地区分布来看，区域差异明显，各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数字经济的影响西部最大、中部最小；乡村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中部最大、东部最小；东、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数字经济的影响大于乡村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中部地区乡村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大于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数字经济的影响。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村数字经济；耦合协调；PVAR 模型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97（2023）18-0102-06文章著录格式：杨刚强，陈强强，马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互动协调关系及空间异质性研究 J.商业经济研究，2023（18）：102-107引言及文献综述推进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十四五”规划时期的重大发展战略，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在GDP中的占比逐年上升，2021 年已高达 39.8%，而数字乡村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通过农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数字化和农村数字产业化的投入促进乡村数字经济。虽然我国城市人口占比也增长迅速，2021 年已达到 64.72%，但以人为核心，规模和质量兼顾的新型城镇化率依然偏低，因此，为了进一步缩小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差异，通过发挥乡村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的互动协调，进而加速城乡融合，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当前，学者们关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从内涵、理论及实证角度来探讨。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王博宇（2013）以经济动力、人口转移、人居环境等来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也有学者从城镇发展质量、推进效率和协调程度进行构建（蓝庆新，2017），近年来也有学者选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等进行构建（陈涛，2022）；同时，研究发现劳动力、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均可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王建康，2016；熊湘辉，2018）。关于乡村数字经济的研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不统一，有学者基于理论探索进行指标设计（崔凯等，2020），也有学者从农业信息化、智慧乡村和数字农业展开研究（张显萍，2015；崔凯，2020），徐维祥（2021）选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来构建，慕娟（2021）从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农业数字化水平和农村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构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刘军等（2020）指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政府行为、城镇化和人力资本可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关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王常军（2021）从理论角度认为数字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新路径，促进了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支撑数字经济的发展。新型城镇化有助于创造市场需求、拓展数字平台、创新数字服务，直接加速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胡树林，2021），也通过提高农业现代化间接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刘灵辉等（2022）提出了数字乡村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机理，陈景帅、张东玲（2022）认为乡村振兴可以重塑城乡关系，加强农村就地城镇化，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民的教育水平，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促进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宣烨等，2022）。综上所述，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的单向影响关系，忽略了两者的内在影响，那么，新基金课题：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双碳背景下甘肃省生态治理体制构建与机制保障研究”（22ZZ81）；甘肃省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双碳目标下甘肃省农业碳减排的金融支持研究基于绿色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的 视角”（2022QN0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理性视域下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草原生态保护农户认知行 为与调适机制研究”（21BJY117）农村市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103型城镇化对乡村数字经济的影响是否大于乡村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两者的相互影响是否存在空间异质性？据此，本文从系统耦合协调和动态关系角度对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间的关系进行探索，为加快新型城镇化和数字乡村建设良性互动发展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设计（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根据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经济的特点，本文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和代表性原则，参考相关文献构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 6 个维度 21 个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乡村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以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农业数字化和农村数字产业化3个维度10个指标来构建，权重通过熵值法进行确定，具体参见表 1 和表 2 所示。（二）研究方法1.熵值法。在综合指标体系构建方法选择中，为了避免主观性引起的偏差，本文选择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测算各地区不同年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经济水平综合指数，关于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如下。第一步：消除量纲的影响，进行标准化处理。（1）（2）（1）（2）式中，xij表示第 年省份 i 的第 j 个指标数值，Zij表示指标标准化的结果。第二步：计算信息熵和确定权重。第 j 个指标的信息熵：（3）第 j 个指标权重：wj=(1-Ej)/nj=1(1-Ej)（4）第三步：计算综合指数。各子系统第 年第 i 个省份的综合指数：urbordig=nj=1(wj*Zij)（5）其中，n 表示指标数量，urb、dig 分别表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2.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综合指数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两者相互作用影响的程度。其中，C 表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之间的耦合度，urb 是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dig 为乡村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数，D 表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是待定系数，本文认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经济同等重要，故、均取值为 0.5。在计算两者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基础上，参考贾兴梅（2018）等文献，把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划分为 4 个等级（见表 3）。（6）（7）3.PVAR 模型。构建 PVAR 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上综合分析我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经济的动态关系，模型形式如下：Yit=0+kj=1jYit-j+i+t+it（8）其中，i=1，2，N 表示各个省份，t=1，2，T 代表年份，Yit作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经济的二维列向量，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两变量均取对数处理，表 1 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表 2 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构建表 3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判别标准及等级划分Rural Market104商业经济研究 2023 年 18 期即 lnurb 和 lndig，0表示二维截距项向量，j表示滞后第 j 阶的待估系数矩阵，i为二维个体效应向量，t表示二维时间效应向量，it是二维随机扰动项向量。（三）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2021 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其它 31 个省市区的统计年鉴、阿里云研究报告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4-2020），对个别年份的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和平均数法进行填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析（一）耦合协调水平分析根据熵值法测出我国各省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运用公式（6）和公式（7）测算两者的耦合度（见图 1）和耦合协调度（见图 2）。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1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8 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个省市区。从全国整体来看，耦合度介于0.819-0.913之间，且逐年增大，即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经济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表明两者相互影响的程度较高，存在较强相关性；耦合协调度介于 0.381-0.520 之间，且逐年增大，处于中度协调阶段。分地区局部来看，东部地区两者耦合度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但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而耦合协调度东部地区在 0.440-0.609 之间，中部在 0.374-0.496之间，西部在 0.324-0.436 之间，可见东部地区处于高度协调阶段，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中度协调阶段，这说明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速，城镇化进程快，带动了数字乡村的发展。（二）时空演化特征选取 2014、2016、2018 和 2020 年进行时空演化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在2014年处于低度协调的有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和宁夏，江苏和广东处于高度协调，其他省均处于中度协调；2016 年贵州和宁夏也步入中度协调；2018 年河北、河南和湖北进入了高度协调；2020 年西藏进入中度协调，所有地区都跨越了低度协调水平，广西达到高度协调水平。研究可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存在分布不均衡现象，呈现东部 中部 西部的分布格局，沿海地区高于内陆地区的特征，从时空变化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带领中、西部地区处于稳步提升趋势，呈现均衡向好发展，但优质极度协调水平仍还没有地区达到，协调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动态关系分析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存在相互影响作用，接下来进一步选择 PVAR 模型综合分析我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经济在时空上的双向动态关系及空间区域差异。（一）平稳性检验及模型的选择1.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建立的 PVAR 模型可能存在伪回归现象，对新型城镇化（lnurb）和乡村数字经济（lndig）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选择短面板检验方法 IPS 检验图 1 耦合度变化趋势图 2 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表 4 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水平时空演化特征农村市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105和 HT 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lnurb和lndig原始序列均为非平稳状态，存在单位根。然后对其进行差分，形成序列变量 dlnurb 和dlndig，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差分后的两变量达到平稳状态，不存在单位根，即变量 lnurb 和 lndig 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 PVAR 模型估计。2.模型的最优选择。为了保证模型估计参数的有效性，通过 MAIC、MBIC 和 MQIC 信息准则来确定 P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得到结果如表 6 所示。根据信息准则越小模型越优的原则，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1，而中部地区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2，为了便于区域间比较，中部地区也选择滞后 1 阶，因此，全国及各区域样本数据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均选择 1 阶。（二）PVAR 模型估计结果根据 GMM 估计法建立 PVAR 模型，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其中 L.表示滞后一期。从全国范围来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均受到自身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两者均受到自身惯性发展的正向作用；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数字经济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乡村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表明乡村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影响较小。因此，两者存在相互正向影响关系，但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数字经济的影响，大于乡村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但两者的相互作用可以有效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从地区分布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乡村数字经济均受到自身的显著正向影响，东部地区也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说明各地区乡村数字经济均依赖自身的惯性发展，且中部地区乡村数字经济对自身的影响大于东、西部地区；三大区域的新型城镇化也受到自身的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各地区新型城镇化也依赖自身的惯性发展，其中，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自身的影响微弱大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数字经济的影响均为正，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显著，东部和中部地区不显著，表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大；乡村数字经济对各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为正，但均不显著，表明乡村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较小。（三）脉冲响应分析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图像进一步对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互动关系机制进行直观分析，结果如图3-图6所示。1.新型城镇化对自身的冲击作用。图 3 可以看出：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对自身均产生正向响应，自身响应在当期最大，随着时期的增大逐渐减弱，且减弱速度由快变慢，表明全国及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存在依赖自身惯性发展的现象，但这种影响随着时期的增大而逐渐减弱，西部快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达到稳定收敛于 0，说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速度慢于其他地区。2.乡村数字经济对自身的冲击作用。图 4 可以看出：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乡村数字经济对自身产生表 5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注：括号内的为 IPS 和 HT 检验结果的 p 值，*p0.1，*p0.05，*p0.01。表 6 MBIC、MAIC 与 MQIC 信息准则检验结果表 7 PVAR 模型的 GMM 估计结果注：括号内数字是各回归系数的 p 值，*p0.1，*p0.05，*p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之间存在高度耦合协调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两者之间存在高度耦合中度协调水平，从时空演化特征来看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和空间辐射带动作用；各地区均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经济的惯性发展区域；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数字经济均存在滞后效应的正向影响，其中，西部地区影响最大，中部地区影响最小；而乡村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也产生滞后效应的正向影响，其中，中部地区影响最大，东部地区影响最小；东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数字经济的影响，大于乡村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中部地区正好相反。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的互动协调发展有助于加快城乡融合，但两者的影响关系区域差异明显，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数字经济以加快城乡快速融合，需因地制宜。首先应通过搭建东部等发达省份与其他地区的互联网信息数据传递通道，带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政府应该加大对各地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数字技术和数字人才流向乡村，来缩小城乡差异，中、西部地区应结合自身的特色等独有条件学习东部地区先进的发展模式，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数字乡村的建设。此外，由于东、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大，而中部地区乡村数字经济对城镇化的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应大力推进东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中部地区数字乡村的发展，以推进城乡融合速度，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参考文献：1.徐维祥，周建平，周梦瑶，郑金辉，刘程军.数字经济空间联系演化与赋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J.经济问题探索，2021（10）2.王常军.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要点 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9（3）3.熊湘辉，徐璋勇.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动力因素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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