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普世史”历史空间的形成.pdf

西欧“普世史”历史空间的形成汪丽红摘 要:“四帝国说”是普世史的经典结构之一,建构了最早具有普世性质的历史空间。希罗多德最早以霸国更迭奠定了西方非“我”出发的世界历史模式,历经波利比乌斯基于罗马征服形成世界一体的时空感,奥罗修斯确立“天国察史”视角,最终到弗赖辛主教奥托完整建立四帝国更迭历史。上述史家在所在时代或多或少身处“边缘”,西方普世史在他们笔下历经历史与空间融合、神学介入产生超然视角,以及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交错互生,最终展开一个有意义的、自东向西直线前进的历史空间,同时也揭示了一条与古代中国“天下观”不同的世界认知和族群认识路径。关键词:普世史 历史空间 四帝国 自 20 世纪 70 年代空间理论构型以来,社会科学领域逐渐形成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概念也渗入历史学科,成果丰硕,其中两个领域表现突出。一是全球史,20 世纪末一批关注人类整体命运的学者考察世界体系的形成,此后随着世界历史向全球史演进,研究亦朝向空间构成、空间关系、跨空间交流等方面探索。二是思想史/概念史,研究思想观念、文本和概念的空间扩展,探索其流动、联结与价值共享,讨论流动过程中思想或概念的多样性以及西方与东方之间单向、双向乃至多向的反应与接受。综合来看,无论全球史还是思想史,研究对象总体局限于 18、19 世纪以来的世界,这与空间理论诞生于学界反思资本主义或现代性之际密切相关。实际上,“空间转向”也波及了前现代世界历史的研究,不少学者关注古代人们如何认识世界,古代地理学成为基础文献,史学文献因其间接性沦为从属。本文则聚集于这部分古代史学文献,试就其中一些“通史”分析西欧历史空间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探讨前现代西方建构整体史的基本特点。历史,即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历史写作必然涉及对空间的描写。然而对于通史,或称为普遍史、普世史、世界史,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对于世界体系形成之前的史912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 世纪文艺复兴与通史编纂中的世界主义”(项目号:19BSS010)、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西方历史理论发展史”(项目号:22VLS016)的阶段性成果。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梳理全球史四种重构历史空间的方法,参见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版。李宏图:关于全球思想史的若干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0 年第 5 期。东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近期翻译出版的东北亚近代空间的形成及其影响等。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刘家和先生在该文中探讨了“通史”的相关汉译,本文讨论时段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盛期,正文一般采用通史或普世史的译法。学界关于世界体系的形成时间多有争议,目前最早推进到 13 世纪,布罗代尔等人也认为 13 世纪是现代性的前哨。参见美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 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家,笔者以为至少意味着四个层次。第一,史学家要描述一个他和同时代人所认识到的全部世界,包括地理方位、地貌构成、物产、生活其上的民族、宗教及风俗等,这里的核心在于史家如何区分“我”与“他者”。第二,各地区主体组织结构,包括王国、主体民族等的变迁历史,如战争、治理、联姻、迁徙、消亡等,核心在于史学家的信息渠道和主观认识(包括偏见)。第三,史家在线性的讲述中如何联结各空间单位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构成了某种空间叙述逻辑或者历史空间结构。这一层次的关键在于作者的身份认同是“中心”还是“边缘”,或游走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第四,当传统的空间结构遭遇新拓展空间,即新事件、新观念挑战,史家们如何应对。因此,普世史的历史空间不等于地理学,也非列斐伏尔“空间化的历史”,它在概念上更接近哈根舒尔茨-福贝里提出的“想象的时空体”(uchronotopia)。依据这四个层次考察世界体系形成之前西欧普世史传统,其间便呈现出一条“历史空间”的发展脉络。历史空间意识的形成我们通常将西方史学暨通史传统追溯至希罗多德及其撰写的历史。在第三卷,希罗多德以“我”为中心茫然四顾,通过辗转获得的消息试图确认“有人类居住的世界”(oikoumene)四面八方的最远处,然而我们却很难说他形成了历史空间意识。他以霸国征服和统治串联各空间单元,其历史叙述的起点是吕底亚王国,叙述的重心是波斯帝国,由此与世界大多数民族的早期历史著作发生分野,为西方奠定了一种非“我”中心的世界历史认识方式。截至希波正面冲突之前,希腊只是作为其中一个空间单元,服从各霸国征服和统治的总体秩序。然而纵览历史一书,除希腊和波斯等局部地区外,世界其余部分与历史主线联系松散。希罗多德没能建立各民族的发展史,更勿论各地被霸国征服、改变的历史,代之以地貌、民族、宗教、风俗等平面描述,因此缺乏历史纵深。美国著名的史学史研究者恩斯特布赖萨赫批评希罗多德没有贯穿始终的时间框架,没有在吕底亚人、波斯人、埃及人和希腊人历史之间建立恰当的年代关联,而从历史空间的角度看,根本原因在于希罗多德未能找到更好的时间和空间融合方案,造成地理学、民族志与历史讲述之间的割裂。就此而言,历史一书刚刚脱离其故事/神话母胎,尚未形成真正的历史空间意识。历史空间意识的发展有赖地中海世界各部分形成更紧密的交往。公元前 4 世纪后马其顿帝国兴起,希腊人接触的世界迅速扩张,空间认识随之拓展。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通史性质的著作“从未找到一种书写已知世界的普遍历史的方法,这一点毫不奇怪。厄弗鲁斯曾试图超越城邦思维的政治史,但他只能设想一种接近于泛希腊主义的希腊史,附带一些关于野蛮人的章节,仅此而已”。亚历山大帝国土崩瓦解后,意大利小邦罗马持续开疆拓土,建立起疆域空前的帝国,相隔很远的民族之间产生广泛连结,世界似乎变成一个整体。波利比乌斯(Polybius,前 200前 118)在其撰写的历史一书中写道,“在这之前,天下事务互不相关,因为每一件事情从发生到结束,以及他们所发生的地区,皆互不相关。但是从上述时刻之后,历史成了有机的整体,在意大利和利比亚0222023.4“我提出想象的时空体概念,以此捕捉全球范围内,通过以理想化的道路阐释过去、想象未来,从而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进行时间化和空间化的各种方式。”丹麦哈根舒尔茨-福贝里:全球史的空间和时间层次 通过将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拓展到全球空间反思全球概念史,李娟译,史学月刊2020 年第 11 期。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下册),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德约翰内斯恩格斯:希罗多德历史和斯特拉波地理志中的世界历史与 oikoumene 的文化地理学,陈莹、郭涛译,徐晓旭、王大庆主编:新世界史第 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徐松岩认为希腊文 Hgemonia 翻译为“霸国”而不是“帝国”更合适,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第 67 页。希罗多德创建“世界帝国更替”模式及相关历史理论,参见董立河:西方古典时代的历史理论与普遍历史,古代文明2023 年第2 期。美恩斯特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黄艳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15 页。美恩斯特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第 49 页。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by W.R.Pat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2.发生的事件,与在希腊和亚洲发生的事件关联起来,每一事件最终趋向一个单一结果。正因为如此我将这个时期当作我叙述天下事务的开端”。波利比乌斯希望撰写一部历史,让读者获得“关于整个世界形式的概念”。(I.4)正是这一强烈的时空感让波利比乌斯形成了明确的历史空间意识。他使用大地(ge)称呼世界,认为天下分为三块大陆,亚洲、非洲和欧洲,边界是顿河、尼罗河和海格力斯柱,“亚洲位于尼罗河和顿河,在东北和南方之间的天宫下方。非洲位于尼罗河和海格力斯柱之间,在从南方伸向东北方以及西方的天宫之下,远至秋分落日点,过此之后就是海格力斯柱。通常认为,大地的这两部分占据了地中海的南部,从东向西绵延。欧洲在它们对面的北部海岸比利牛斯山外最西端到海格力斯柱的欧洲,边界分别是地中海和外海,被地中海波浪冲刷远至海格力斯柱的这部分被称为伊比利亚,这里沿外海或大海,因为以往没有引起注意也没有通称,但是这里人口稠密,居住着我后文会特别提到的蛮族部落”。“亚洲和非洲在埃塞俄比亚交会,截至当前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它们的南端是连续的陆地还是海洋,我们仍然不清楚欧洲向北延伸到顿河和纳波河之间的部分,将来也不会知道,探险者的好奇心也许会在将来有所发现。我们必须说那些口头或笔端贸然说这些区域的,实际上对其一无所知,所说不过是神话”。这段描述显然超越了希腊时代旅行家的好奇心,形成俯瞰大地的姿态,更重要的是,“我说这么多是为了让我讲述的事情在那些忽视地点的大脑中不至于无处安放,至少得有点主要地理分区的概念,能够在思考中联系起来,可以核对我的陈述,推算位于天宫哪一角之下的地点。正如我们习惯将目光朝向任何一个指向我们的物体,我们脑海里应该将目光投向引起我们注意的故事发生的每一个地方”。(III.3738)波利比乌斯向读者指认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定义了历史叙述当中历史和空间的相互关系。波利比乌斯出生于希腊,曾担任阿卡亚联盟骑兵指挥官,亲历希腊被征服的过程,战败后作为人质被带到罗马,在此地生活长达十余年,期间成为西庇阿的老师兼朋友,跟随西庇阿大军见证了迦太基的毁灭。正是以边缘者的身份进入历史中心,让他觉察到罗马的不同寻常,“我计划思索的主题的不寻常性和重要性,只有将过去那些最著名的帝国 它们吸引了众史家最大的注意力 与罗马人的伟业进行比较,才会最清晰地显现出来。那些值得拿来与罗马人比较的是下述帝国。波斯人在过去的某个时期里曾统治过广袤的领土,拥有过庞大的帝国,但是每当他们跨出亚洲的边界,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拉克代蒙人经过多年争夺,终于取得支配希腊的霸权,但仅仅平稳地统治了十二年。马其顿人在欧洲统治的领土从亚德里亚海一直延伸到多瑙河赢得了对亚洲的统治但天下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掌握在别的邦国手中然而罗马人让几乎整个天下受他们的统治,而不仅仅是统治天下的某几个部分”。在历史比较中,波利比乌斯提出了西方通史撰述最早的四帝国序列,即波斯、拉克代蒙、马其顿和罗马。可惜他重在分析罗马崛起,没有详述前三者的历史变迁及其更迭过程。波利比乌斯分析罗马几乎征服全部世界并将之连成一体的原因,“赋予我这部纪事以独特性和我们这个时代以卓越性的是:命运(Tyche)将天下几乎所有事务引向同一个方向,强迫它们朝向一个目标:一位史家也应当使用史书为读者呈现命运凭借何种手段让所有事件趋向这一结果”。希罗多德连缀历史空间的关键性因素是让人类无从捉摸的神谕、梦兆等促成的宿命,波利比乌斯连缀历史空间的关键性因素虽然也是命运,但对罗马精神的颂扬表明他“不愿意贬低人在这一过程中所必须扮演的角色”。因此,尽管不能明确人的行为与命运的关系,但人的行动是推动其历122西欧“普世史”历史空间的形成中文翻译参见刘小枫编:西方古代的天下观,华夏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如 I.91 吕底亚与波斯的更迭,“任何一个人,纵然你是一个神,也不可能逃脱他的宿命。克洛伊索斯因为他的五世祖的罪过而受到了惩罚。而克洛伊索斯的霸国就这样终结了”。再如 I.71、197 等。美恩斯特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第 61 页。史空间展开的重要因素。除波利比乌斯外,觉察时空整体性的还有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前 1 世纪)和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前者认为所有世人 他们与其他血统的人沾亲带故,但被空间和时间隔开 联合为一个共同秩序,因此应当记述“人类所居世界的共同事务”;后者的腓利史(Historiae Philippicae)“包罗了一切时代、一切君王、一切国家和民族”,涵盖 40 个民族及其城市、共同体、君王以及 5 个地方起源,流传下来的贾斯丁(Justin)缩写本对中世纪早期普世观念影响较大。上述著作多少涉及大国兴衰,到 2 世纪,地中海世界霸权更迭并且将罗马视为古代帝国继承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基督教视角下的“中心转移”罗马帝国的扩张拓展了史家对世界的理解,他们理所当然以罗马征服进程展开历史空间,古代帝国更替作为罗马崛起的背景未能进入主体历史叙事,主宰兴亡的仍旧是难以驾驭的“命运”。然而,帝国晚期基督教的兴起改写了这一充满偶然性的历史展开模式。旧约但以理书记述了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的一个怪梦,犹太智者但以理奉旨解梦,指出梦中巨像:金头,银制胸膛和膀臂,铜制肚腹和腰,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分别代表四个大国:尼布甲尼撒的王国、次于尼布甲尼撒王国的第二国,铜铸的第三国“必掌管天下”,铁和泥为第四国“必打碎压制列国”;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山上掉下来砸碎金银铜铁和半铁半泥的巨像,象征着神另立一国,打碎灭绝一切国(但 2:145)。382 年拉丁教父哲罗姆抵达罗马,目睹帝国衰相,在注经时,将但以理释梦的金银铜铁四国一一对应真实历史,即巴比伦、米底-波斯、希腊-马其顿和罗马,而今罗马帝国已呈衰相,正是异像中半铁半泥的第四国,上帝的意旨令国王和帝国相互接替,令其统治、改变和终结。最终打碎各国的巨石象征着基督之国即将来临。基督教神学映照历史事实,就历史空间意识而言,至少引发了以下三方面的后果。首先,神权介入人间历史更迭,帝国之间争夺的不再是世俗的宏图霸业,而是神意所授的普世君权(regimen universale)。哲罗姆及众拉丁教父在罗马治权(imperium)基础上以神法改造帝国霸权,使之饱含神意,原则上统领众王国、众民族,具有强烈的普世性。其次,普世帝国相继更迭,数量确定为四个。在神学解释框架下,地中海世界的帝国历史更迭,变成普世治权遵从上帝意志在帝国之间逐次转移。尼布甲尼撒梦中巨像的四个部分和但以理梦中四兽(但 7:128),数字四不能轻易更改,四大普世帝国的数量由此确定。再次,以神的确定性取代了命运的不确定性。从希罗多德、波利比乌斯、阿庇安到贾斯丁,古代2222023.4Diodorus of Sicily,The Library of History,trans.by C.H.Oldfath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p.5.徐晓旭、王敦书:庞培特罗古斯的腓利史和查士丁的腓利史概要,史学理论研究2001 年第 2 期。美恩斯特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第 81 页。甚至更早,见美约瑟夫沃德斯文:四帝国理论,王恒译,林国基主编:帝国春秋第 1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但以理书产生的背景及其他异像可参见 Michael Segal,“The Four Kingdoms and Other Chronological Conceptions in the Book of Dan-iel”,in Andrew B.Perrin,Loren T.Stuckenbruck,Shelby Bennett,Matthew Hama,eds.,Four Kingdom Motifs before and beyond the Bookof Daniel,Leiden:Brill,2021。St.Jerome,Commentary on Daniel,trans.by Gleason L.Archer,Michigan:Baker Book House,1958,pp.15-157.St.Jerome,Commentary on Daniel,p.27.Jay Braverman,Jeromes Commentary on Daniel:A Study of Comparative Jewish and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ebrew Bible,Washing-ton,DC:Catholic Bibl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78,pp.90-94.政教斗争时期的教皇和皇帝都申张自己拥有普世君权,参见英沃尔特厄尔曼: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夏洞奇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29 页。哲罗姆之外,特尔图良等拉丁教父也阐释了但以理异像,但哲罗姆的注释流传最广。Tams Ntri,“Translatio imperiiThoughts onContinuity of Empires in European Political Traditions”,Acta Juridica Hungarica,Vol.52,No.2,2011,pp.149-150.罗马治权的发展可参见王悦:由治权到帝国 从拉丁文“帝国”概念的衍生看罗马人的帝国观,古代文明2016 年第 2 期。地中海霸权兴衰隐约可见潜藏其后的推手 命运。命运之神喜怒无常,叙述霸权兴衰的世界历史亦如漂萍无从系。哲罗姆依据至高无上的神权明确道:没有帝国可以永葆中心地位,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神意作用下的中心转移过程;四大帝国之后,转移进程终结,迎来基督的千年王国;基督复临所建之国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均质的(但2:44,路 1:33),历史空间终结,历史的概念消失。避难北非的基督徒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约 380420)奉奥古斯丁之命撰写反异教史七卷。奥罗修斯拥有明确的历史空间意识,认识的世界更完整清晰,“在此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描述人们居住的世界,我们的先辈先是将之划分为三块,再按地区和行省划分。以便那些感兴趣的人在得知因战争或瘟疫造成的灾难时,不仅可以更轻松地了解事件及其日期,还可以了解它发生的位置”。(I.1)“亚洲的右边从北极开始与欧洲接壤,左边是非洲,但埃及与叙利亚以通常被称为大海的我们的海洋(地中海)为界。西班牙的海洋是欧洲西部边界:更具体地说就是加迪斯群岛可见的海格力斯柱和大海从第勒尼安海峡涌入的地方。非洲始于埃及边境,亚历山大城所在的地方非洲的西部边界与欧洲的边界相同:即加迪斯海峡的狭窄处。不过,它的尽头是阿特拉斯山和所谓的福岛”。(I.2)继而按照地区和行省分别予以介绍,极为详备。如果说哲罗姆等拉丁教父只是将历史经验附会神学,那么奥罗修斯则是用神学解释历史,并通过历史撰述提供了基督教视域下的历史空间:“如果说权柄来自上帝,那么作为所有其他权力源泉的王国,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如果存在多个王国,那么其余所有政权臣服于一个超级王国就是正当的。一开始是巴比伦王国,接着是马其顿王国,之后是非洲的王国,最后是至今犹在的罗马。通过同样不可言传的事物秩序,四个不同程度的杰出世界王国产生于四个主要地点:东方的巴比伦王国;南方的迦太基王国;北方的马其顿王国;西方的罗马。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之间,即巴比伦和罗马,正如老父和幼子,插入短暂的中间阶段,非洲的王国和马其顿王国。这些已然完成的角色就像老师和监护人,因环境之力而非继承权而产生。”(II.1)“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由上帝不可言喻的神秘和最深刻的判断所安排,而不是由人类的力量或不确定的偶然事件所造成。”(II.2)巴比伦、马其顿、迦太基和罗马构成一个新的四帝国序列。奥罗修斯搭建了一个世界历史空间框架,历史进程却未能在其中推演开来。反异教史七卷第 2、3、4 卷多头叙述,并不连贯,又以灾异充塞历史,没有形成内在一贯的历史空间。究其原因,一方面奥罗修斯奉奥古斯丁之命,写史驳斥基督教给罗马带来灾难的论调,重心放在罗马。另一方面,奥罗修斯作为一名坚定的基督徒,自认为不属于任何一个世俗国家,“我喜欢任一国仿佛是自己的国家,因为我真正的家所在的故土,我真心所爱,完全不在地上。因为地上是他的,且完满,那里他命令一切,对所有人一样。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赐福”(V.2)他心属“天国”,并不在乎战火肆虐被逼背井离乡,宗教的超越性湮灭了个体的民族属性和地域属性。奥罗修斯在高呼“天国”价值的同时,彻底颠覆了罗马史家赞颂的一切帝国价值,用超然世外的视角为西欧普世史提供了原始的历史空间模型。与此同时,站在“天国”察史,帝国兴亡更迭从历时性过程变成共时性现象,也失去了西庇阿式“帝国兴亡”的悲叹。被遗忘的历史空间476 年,罗马帝国崩溃,西欧进入中世纪,拉丁世界的普世史创作基本断档。雅克勒高夫批评道:“上帝之城的主要思想中的历史分析在神学阐发中有所反响,但是伴随着从杰拉斯教皇322西欧“普世史”历史空间的形成Paulus Orosius,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trans.by Roy.J.Deferrari,Washin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sty of A-merica Press,1981.J.G.A.Pocock,Barbarism and Religion,Vol.I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88-89.据阿庇安记载,罗马统帅西庇阿灭了迦太基后向其导师波利比乌斯悲叹世事无常,曾经辉煌的亚述、米底、波斯和马其顿一一消亡。Appian of Alexandira,The Complete Works of Appian of Alexandria,Hastings:Delphi Pubilishing Ltd.,2016,p.158.到格列戈利大教皇,到安克马尔大主教的政治上的奥古斯丁主义,这些思想都被清空了历史性。”历史写作特别是普世史写作匮乏,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历史空间遭遇基督教一元世界年表切割。中世纪早期几乎没有普世史创作,勉强可称为普世史的是塞维利亚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of Serville,560636)编 写 的 概 览 式 编 年 史(Chronicon),“我们在此简洁地记录,尽我们所能,记录从世界开始直至皇帝赫拉喀琉斯和哥特国王西塞布特统治之时,按照时间顺序渐次展开,如此利用所提供的信息,可以知道过去时代的全貌”。伊西多尔实则以圣经为蓝本,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段,末日近在咫尺。伊西多尔通过年代学划分,记录昭示神意的“历史事实”,他的身份认同与历史视线中心全在天国秩序,亚述、希腊、埃及、米底、波斯穿插其中,这些他者的历史被边缘化,罗马和西班牙作为当代史亦服务于基督降生与复临,大国历史变迁不能形成连贯叙事。与此同时,人类拥有共同起源和祖先,基督教下人类一体的思想开始具化。第二,历史时间停滞。伊西多尔的时间隐喻意义大于历史价值,中世纪早期多数编史者持相同认知。撰写法兰克人史的都尔主教格雷戈里认为:“通过对于前人的编年史或历史的摘录,从而清楚地说明,自从开始有世界以来,所经历的岁月已有多久,这对于那些当世界末日临近时感到心惊胆战的人,是会有好处的。”末日逼近感跃然纸上,在这一时期盛行的年代记(annals)中,逐年记事,静待末日,历史时间退化为历法时间,历史空间亦无从谈起。第三,帝国更替观念在史学领域遭到冷落。中世纪早期很多历史著作从创世纪或者第一个人类亚当开始叙述,但截至作者生活时代以前的历史屈从圣经。进入加洛林时期,普世史创作有所进展,然而历史视野和历史进程均受限于现状和资料,难以形成宏大的历史空间结构。仅少数史家保留了大国更替的记忆,如阿多(Ado of Vienne)认为查理曼加冕延续了罗马皇帝世系,普世君权出现继续西移倾向;圣高尔的诺特克尔(Notker of St.Gall,约 840912)认为查理三世是但以理异像中的金头。不过在政治实践层面,地方王权持续对罗马帝国治权遗产进行改造和阐释。真正的变化发生在中世纪盛期。首先,新的空间认知形成冲击。随着经济和王权的发展,西欧地区内部交往加强,十字军东征则使西部地区与东部和南部世界重新产生联系。12 世纪拉丁西方认识到世界面貌的变化,比如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10951143)记录乌尔班二世的演讲词:祖先说世界分成的三个部分是平衡的,而现在穆斯林除了亚洲外还占据了非洲,“这就足以让人皱眉了,但是现在,除了那些被抛弃或嫉妒上帝声誉的人,谁人可以忍受我们没有与他们平分世界呢?他们住在亚洲,世界的第三部分是他们的领土,祖先们估计与其余两块大陆差不多大小。他们还占据了非洲,世界4222023.4法雅克勒高夫:试谈另一个中世纪 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60 页。Isidore of Seville,Chronicon,英译参见 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isidore_chronicon_01_trans.htm。伊西多尔的六个千年指:上帝创世大洪水亚伯拉罕大卫王巴比伦之囚耶稣诞生当代(创世第 5814 年)。奥罗修斯尚不确定,措辞反驳那些认为世界不知其始的异教作家,真正历史叙事依然选择与异教作家相同的做法,从尼努斯开始。伊西多尔则毫无阻滞地运用创世纪。法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5 页。如圣高尔年代记富尔达年代记圣伯廷年代记大洛奇年代记法兰克王室年代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早期版本等。比利时努斐伦(Peter Van Nuffelen):超越罗马:普遍历史与外方人,参见刘小枫编:西方古代的天下观,华夏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71 页。Lorenzo DiTommaso,“The Four Kingdoms of Daniel in the Early Medieval Apocalyptic Tradition”,in Andrew B.Perrin,Loren T.Stucken-bruck,Shelby Bennett,Matthew Hama,eds.,Four Kingdom Motifs before and beyond the Book of Daniel,pp.231-232.参见英J.H.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350 年至 1450 年(下册),程志敏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10 章。中世纪欧洲内外的扩张,参见 J.R.S.Phillps,The Medieval Expansion of Europ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的另外四分之一,已经被他们占有达 200 年之久我们基督徒的居所多么小啊?”其次,历史停滞的思想开始松动。基督教神学家与拜占庭和阿拉伯接触,阅读再传的古典著作,发现一切事物并非亘古如此,例如圣维克多的休(Hugh of Saint Victor)探讨为什么从前圣礼不全,为什么更早的人们以牺牲奉献上帝?他认为历史是时间的秩序,“仿佛上帝的神意已经如此安排,发生在时间之初的事就该发生在东方,即世界的开端处;而随着时间向终末移动,事态的高潮也会转向西方;我们由此便可断定时间的终末近了,因为事态的进程如今已来到世界的尽头”。哈维伯格的安瑟伦(Anselm of Havelberg)被派往拜占庭与希腊教会辩论,讨论诸如从亚当到摩西的时代为什么要娶多个妻子,讨论 7 个封印象征教会发展的 7 个阶段等问题。在上帝关照下,历史时间恢复其流动性。基督教时间和空间观念的同步发展反映在历史撰述中,进入中世纪盛期历史意识获得空前发展,普世史迎来一个发展高潮,其中的代表是弗赖辛主教奥托(Otto of Freising,约 11151158)编纂的双城史。“四帝国”构建的历史空间奥托的母亲是亨利四世的女儿,父亲是奥地利公爵,巴黎求学归来后长期担任弗赖辛的主教,双重身份使之游走政教之间。困扰于长久以来德意志激烈的政教冲突,奥托自 12 世纪 40 年代创作双城史,上起亚当下至 1146 年,探索上帝之城(含教会)和地上之城(帝国)冲突的历史渊源,在 1157 年修改后献给红胡子腓特烈。双城史 的世界地理描述不再单独成篇。第一卷简略地介绍:“作家们认为世界有三块:亚洲,非洲和欧洲。他们说第一块大小相当于后两者之和。还有人声称只有两块,亚洲和欧洲;非洲因为范围太小,归入欧洲。那些称非洲为世界第三块的人根据的是大海潮汐,而不是范围大小。”他让那些想知道各省区、地形和世界各部分划分的人去读奥罗修斯,旋即展开双城历史讲述。根据中世纪的普遍认知,奥托讲述第一个人类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后,在亚洲繁衍生息,该隐杀弟后成为人间之城第一人,赛特则成为“上帝之城”居民的祖先。圣经故事在古史记录中年代混乱(I.3),奥托从亚伯拉罕开始摒弃犹太基督教传统,转而以世俗统治者的在位时间纪年,转入主体的帝国叙事。作为献给帝王的史鉴,奥托开宗明义指出他要讨论“monarchy”,该词源出希腊,却已超出古典时代政体争论范畴,揉进基督教神学。奥托探讨追踪神授君权的转移过程,“从世界开始,有四个主要王国凌驾于其余之上,根据普世之法一个接续一个,直到世界结束,可以从各渠道,特别是但以理异像收集到这些信息。因此我记录这些王国的统治者,按照编年顺序:先是亚述人,继而是522西欧“普世史”历史空间的形成William of Malmesbury,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England,trans.by John Sharpe,ed.by J.A.Gilles,London:George Bell and Sons,1904,p.360.Hugh of Saint Victor,On the Sacraments of the Christian Faith,trans.by Roy J.Deferrari,Cambridge: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1951,p.173.Aelred Squire,Hugh of Saint Victor:Selected Spiritual Writings,New York:Harper&Row,1962,p.146.Anselm of Havelberg,Anticimenon:On the Unity of the Faith and the Controversies with the Greeks,trans.by Ambrose Criste,Collegeville:Liturgical Press,p.74.Anselm of Havelberg,Anticimenon:On the Unity of the Faith and the Controversies with the Greeks,p.80.Robert L.Benson,“Political Renovation:Two Models from Roman Antiquity”,in Robert L.Benson,Giles Constable and Carol D.Lanham,eds.,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12thCentu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83.Andrew Marsham,“Universal Histroies in Christendom and the Islamic World,c.700-c.1400”,in Sarah Foot and Chase F.Robinson,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2:400-140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p.451.Otto,Bishop of Freising,The Two Cities,A Chronicle of Universal History to the Year 1146 A.D.,trans.by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ed.,by Austin P.Evans and Charles Knapp,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略掉加勒底,写历史的人不愿纳入其中)米底人和波斯人,最后是希腊人和罗马人”(Dedi-cation)。相比奥罗修斯:“上帝不可言喻的神秘和最深刻的判断安排”变成了融合理性的“普世之法”,原本显得“颠三倒四”的普世君权自东向西的历史演进也流畅许多。首先,上溯普世君权转移,与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史家以经代史、薄古厚今不同,双城史花费相当篇幅整理古代历史,14 卷处理从亚当开始截至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古代历史,巴比伦衰落于东方,罗马兴起于西方,波斯和希腊是过渡阶段,自东向西逐一叙述。随着各帝国的军事征服和统治,历史空间逐次展开,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地区卷入其中。在叙述某个帝国时,奥托从未忘记世界的其余部分,以战争、联姻、迁徙、传教等各种方式谈及或串联其与主体帝国的联系,世界在不断变动中渐趋一体。如亚述最早统一东方:“现在,根据反异教史七书,大洪水后的 1032 年或 1033 年,亚述人的王贝洛斯(Belus)在和平统治 75 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尼努斯,野心勃勃,企图扩大影响并将战争之不安施加于世界,将整个东方实际纳入自己控制之下的国王。”(I.6)继波斯之后,亚历山大征服更大范围世界,征服整个东方以后,准备征服囊括最西边境在内的西方,西班牙、高卢、德意志,非洲,还有整个意大利各民族派出使者求和而到罗马建城第 735 年,“通过罗马人的征服,世界已然连成一体,并在奥古斯都凯撒的统治下作为一个整体组织起来”(III.Pr.)。其次,下延普世君权转移,普世君权从亚述、波斯、马其顿,一路投入罗马,其后辗转拜占庭、法兰克、伦巴第,然后进入德意志。“基督道成肉身第 964 年,荣耀的国王奥托,从帕维亚行军至大城,受到宗座约翰和所有人民的认可和尊敬,在普世欢呼中接受了皇帝和奥古斯都头衔。于是,继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之后,罗马人的统治威权转移给了德意志人”(VI.22)为了不脱离前辈奠定的四帝国框架,奥托将东罗马、法兰克、德意志等看作罗马帝国内部的不同家族,罗马城陷落后普世君权在这些家族之间推进。其三,通过上溯下延,历史发展推动空间展开,地理学和民族志彻底融入历史讲述。例如世界最东方第一次出现在亚历山大征服过程,“令整个东方,从西徐亚到自己领土的边境都臣服于他。印度附近就是证明,尽管它构成了世界的边缘,位于最东边的海洋,人不能通过,只栖息着动物和爬蛇在印度,他在一次战斗中打败了当地国王保鲁斯(Porus),一位拥有庞大财富和非常之精神和勇气的人让他担任向导以查看这片土地最远处”。(II.25)下延到十字军东侵时,再度出现世界之东,叙利亚杰贝勒(Djebele)主教讲述居住在波斯和亚美尼亚以外最远的东方,有一位聂斯托利派国王约翰,摧毁了两河之右的哈马丹(Ekabatana),与波斯、米底和亚述人集结的军队激战三天,胜利后预备支援耶路撒冷,因底格里斯河难渡和天气恶劣,遂率部返回。(VII.33)奥托跟随康拉德三世的十字军东侵,参加各地军队集结,到过耶路撒冷,亲历并感受到世界在动荡中拓展,互相影响,连成整体。以罗马帝国为中心,奥托前后拉伸帝国及其治权转移的历史,形成一个自东向西进展的完整历史空间。古典晚期,四大帝国更迭在神权解释下变成普世君权转移,奥托则使之持续向西推进,大大消解了罗马衰亡带来的历史停滞感。中世纪盛期在继承古典晚期历史观的基础上,重新赋予历史延续性,而帝国治权转移成为“理解中世纪拉丁思想结构的关键概念”。奥托竭力融合理性与信仰构建的普世帝国治权转移史,首次完整地展现6222023.4奥罗修斯的四大帝国则被奥托当作另外一种按照方位排列的模式存而不论。美恩斯特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第 113 页。双城史第 5、6 卷讲述查理曼帝国及之后的历史,第 7 卷才开始处理十字军东侵到 1146 年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