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进路、现实困境及破解之道.pdf

收稿日期2023-02-25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文化科技融合视域下河南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研究”(22240041046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张敬燕(1973),女,河南方城人,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教授。决策科学2023 年第 2 期Jun.2023No.2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进路、现实困境及破解之道张敬燕(中共郑州市委党校 学报编辑部,河南 郑州 450042)摘要文化治理是乡村经济、社会、政治等要素构成的文化维度,是构建乡村秩序和文化结构的重要方式。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以文化治理为轴心,构筑起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并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健康发展。随着乡村社会步入现代化国家的轨道,传统的文化治理结构、机制和体系被解构,新的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导致乡村社会出现诸多问题。回应乡村治理的转型难题,需要通过塑造新型文化治理架构、培育文化治理的价值体系、推动乡村文化的产业转化、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模式等,重构乡村振兴的文化逻辑,满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下农民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诉求。关键词乡村文化;文化治理;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G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129X(2023)02-0088-09 回顾中国乡村的治理传统,文化治理是其核心要义,是乡村行为规范引导和社会秩序维系的重要方式,是乡村治理的精髓和内核。中国乡村文化影响深远,型构了乡土中国的品质,构成了中国人的思想价值和道德伦理。国家文化的形成和民族凝聚力的构筑都与乡土社会紧密关联,深受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可以说,优秀的乡村文化是乡村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基,是社会凝聚发展的灵魂,具有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动能。而在中国城市化的总体进程中,市场力量日益嵌入乡村社会,改变了乡村的社会结构、道德规范和社会关联,导致乡村社会出现了价值碎片、农民分化以及文化生产能力的收缩,乡村文化传承中出现了断裂和失衡,文化的主体性危机显现,并影响着乡村社会的秩序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种背景下,文化治理视角的运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既可以呈现乡村发展的内在特性,也能够有效回应乡村振兴的诸多问题。文化治理是对优秀乡土文化找回过程的再造,并在文化再造的实践中,聚合文化治理具有的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等多重功能,内在激活文化的结构性力量,形成与乡村特点匹配的文化基础和价值秩序,以文化支撑增进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力。88一、问题的提出在时空压缩的现代化实践中,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较快,乡村资源持续流入城市,而市场经济和多元价值也不断注入乡村,促使乡村边界和空间不断开放,传统乡村进入快速转型阶段。急速的变迁不仅造成乡村文化传承和延续机制缺乏,而且增加了乡村组织冲突,带来了乡村精英流失、资源外流及价值碎片化等问题,冲击了乡村文化传统1;人口流动也让文化与社会之间出现了断裂,乡村居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了摇摆不定的社会文化心理2。思想的摇摆给消费主义提供了侵入的空间,其不断渗透并猛烈冲击着乡村社会的文化体系,使乡村文化日趋边缘化,传统乡村伦理价值遭遇解构3,乡村文化的认同基础弱化4,随之带来的是个体主义对村庄公共性的排斥,是村庄公共文化和公共精神的松散,是乡村公共组织的弱化,是公共性的约束和规制能力的降低,因此文化公共性的缺失让乡村治理难度增大5。随着传统乡村转向现代乡村,乡村文化治理的机制变得日益现代化,单纯依靠文化塑造的公共性以实现乡村有序治理的逻辑,已经难以完全适用于现代乡村。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治理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认为文化是治理的工具,要通过改造乡村文化,塑造文化认同,传承乡风文明,构筑文化治理的基础6,以文化融入重塑乡村的治理规则、治理结构和社会认同,形成文化治理的组织体系7;另一种则是把文化作为治理的目标,认为乡村文化治理就是政府立足文化的视角,通过一系列措施激活文化塑魂育人功效,塑造积极价值体系,以文化正向激励引领社会的健康发展8。文化治理要融入多元主体,建立政府引导、多元参与、协同创新的发展方式,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治理维度,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9。既有研究倾向于把文化作为治理的对象,或者作为治理的手段,而现实中文化与治理往往交织在一起,文化既是治理主体,也是治理客体,单一的文化治理思维容易忽略经验和论证的复杂性。在乡村社会的场域中,文化治理不仅是文化本身的建设,而且涉及经济、社会、生态和治理等广泛领域内涵,是多重要素共同构筑的综合治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文化是深深嵌入村庄内部的,既不等同于公共文化设施,也不可化约为文化行为或仪式,而是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嵌入农村的治理实践。然而,现代性的力量具有极强的侵入力和冲击力,对传统社会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并转化了乡村文化再生产的机制和方式,从而引发了乡村文化传承的断裂及治理的主体性危机。本文通过回顾乡村文化生产的历史变迁,探讨乡村文化主体性危机生成的原因,分析文化再生产的基础及其对治理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并构建文化治理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路径。二、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进路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文化传统深厚,受到历史传统、政治变革和治理体制的影响,不同阶段乡村文化的特点及治理模式存在一定差异,也构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治理脉络,并影响着当前文化治理的实践。98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进路、现实困境及破解之道(一)传统自治乡村的内生型文化治理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规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治理机制、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主要由村庄内生资源形塑而成,并蕴含了极强的乡土性和地方性,文化治理的逻辑突出。一是基于熟人社会演化而来的文化治理基础。费孝通指出,乡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从熟悉获得信任感,从信任而建立稳定的关系以及对行为规矩的身体化遵守,而不是依靠法律、制度10。在熟人社会中,人们非常顾及面子和人情,讲究人情的往来、礼物的馈赠,逐渐构筑起“自己人/外人”的逻辑认识体系,也成为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们行为的准则,这种准则是一种潜在的文化规范认同,是乡村治理的文化基础。二是文化治理主体的内生性。国家为降低庞大官僚体系的治理成本,在传统乡村采取了“简约治理”的模式,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自治靠乡绅,乡村社会依靠地方乡绅进行自治,乡绅也成为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阶级”11。乡绅是乡村社会的精英,不仅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源,而且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较高,具有一定的威望,村民的认可度和支持度较高,在村庄经济发展、秩序维系、组织农民、抵御外敌和灾害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作为地方精英的乡绅是国家在乡村社会的代理人,既能够让村民的意愿得到充分表达和传导,也可以促进国家政策在地方执行。乡绅阶层的存在弥合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衔接机制断裂问题,让国家权威能深入乡村社会内部,有效维系社会稳定和国家认同。三是宗族组织的整合治理。宗族是传统村庄治理的公共性组织,族长是宗族组织的重要管理者和运行主体,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政治性。通过族规、民约等规范族内村民的行为,用舆论、伦理等教化引导村民价值观念的塑造,并惩戒违反族规者和破坏秩序者,从而构筑起宗族内的公共性权威。对外,宗族可以对接政府、社会组织,解决公共事务,维护宗族的公共利益。宗族组织能够有效整合乡村的公共资源,实现资源的集中和聚合运用,同时也形塑了乡村的文化结构,让传统乡村社会高度凝聚和团结,传统乡村的文化治理体系由此形成。随着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加速,传统伦理秩序和组织机制生存的基础逐渐失去,乡村宗族和地方规范生长的生态逐渐被改变,基于传统乡村社会生成的文化治理机制逐渐弱化,新的治理模式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日益形成。(二)政权巩固时期的行政管控型文化治理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重建乡村治理的架构,以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管理能力,塑造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权威。依据现代国家的管理体制,设立了县乡村三级建制,把县以下区域纳入行政管理体系,建立了“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乡村治理变得日益制度化、正式化和规范化。在乡村治理中,国家把教育、宣传、动员等放在重要位置,致力于培养与现代体制相适应的农民,建立与现代国家治理相匹配的文化基础。首先,推动乡村党组织建设,积极争取和动员积极分子、先进个人等入党,壮大党在基层的力量。其次,妇联、共青团、文艺宣传队等组织加快发展,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舆论、动员群众、发展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乡村各类正式组织的建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路线才能顺利在乡村落地,国家意志和理念才能渗透到乡村各领域,并转化为农民的价值认识和行为方式。这个时期的文化治理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行政性,通过正式的公社体制组织和农民动员,有效传递党和国家的意志,并且在应对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优化社会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支撑乡村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力量。具体来说,一是治理文化的行政再造。经受动乱的乡村需要具有强力的组织和推动力量,以再造稳定的社会秩序。自上而下的行政贯通、“政社09决策科学 2023 年第 2 期合一”的公社制度,在乡村内部构筑起强大的政治能量和行政架构,为乡村治理文化的建设、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凝聚提供支撑,让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可以迅速塑造起来,实现国家治理战略的全面推进。二是农民主体性的迅速塑造。新中国的成立,让农民翻身成为乡村社会的主人,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梦想。尤其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全面贯彻,让上层走入群众,让群众获得承认,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与致力于发展乡村的责任感逐渐形成,积极主动投入乡村发展、农业生产和文化建设,为乡村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三是强力的文化整合机制。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积极推动乡村文化组织建设,挖掘乡村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力量,通过丰富的文化活动和多样的形式,传递国家的革命话语,努力以新的内容、语言和方式再造乡村文化形态,弘扬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也由此重建新中国的乡村社会基础,确保乡村社会的稳定有序,并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支持。(三)改革发展时期的多元协同型文化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乡政村治模式形成。乡村发展从传统的管控型向自治型转变,释放了乡村的文化活力,个体的诉求得到充分尊重,文化的边界不断开放,文化的供给方式日益多元,不同文化在乡村社会内部交融碰撞,不仅持续改造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塑造了新的文化治理模式。一是文化治理的内容日益丰富。取消农业税后,国家逐步转变对乡村社会的治理逻辑,在文化建设上从行政管控和政策推动,逐步向文化资源供给和设施建设转变,乡村文化建设的速度加快,农家书屋、农家大院、文艺组织、电影下乡等繁荣发展,农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同时,市场力量也成为乡村文化推进的重要力量,外来资本开始注入乡村,在乡村产业发展、价值塑造、社会治理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力量共同塑造乡村文化的结构,多元文化在乡村场域中碰撞交织,既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利益格局,也给乡村文化的振兴带来挑战。二是多向结合的治理模式正在形成。随着乡村治理的不断深入和调适,以文化治理为要义,以文化回归和再造为目标的多向结合治理模式正在形成。各级政府作为文化治理的重要引导者和推动者,发挥了有效的支撑性作用,唤醒了村民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确保了文化治理方向的科学性和正确性12。在政府的引导下,内外结合、城乡互动、工农互联的治理体系正在构筑,乡村内部的文化治理主体和文化力量被激活,城市与工业的反哺力度持续加强,多元力量协同注入乡村,文化治理的多向结合模式初具形态。三是产业与社会融合的文化治理路径逐步显现。国家在加大对乡村文化输入的同时,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也在加速推进,市场资源嵌入乡村社会内部,促进乡村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文旅融合型、休闲观光型农业产业得到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增进了农民的福祉,也丰富了乡村文化的内涵。产业经济与乡村社会的融合加速,农民对文化产业的认可度增强,不仅推动着农民成为文化发展和治理的主体,增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为文化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三、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现实困境 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体系演变的历史来看,内生文化资源及形成的文化治理模式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国家与社会的有效对接,不仅激活了内生文化力量,而且促进外部输入的资源合理运用,是19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进路、现实困境及破解之道一种“双向”的文化治理模式,这种双向治理模式具有较强的统合功能,适用于乡村社会的乡土情景。随着乡村进入现代化建设轨道,现代化国家再造乡村治理体系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传统文化的内涵、要素和基础,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影响。目前,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面临农民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弱化、乡村公共空间萎缩、乡村公共精神缺乏、文化治理资源和机制缺失等文化建设及治理的新困境。(一)乡村文化治理理念的城市化城市化理念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理念,主要在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该理念认为城市是先进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标志,而落后的乡村及其乡土性则是需要改造或替代的对象。在过去的文化治理理念中,被标志为先进的、精致的城市文化一直被天然地放在乡村文化的对立面,被认为落后和粗糙的乡村文化则一直处于被矮化的位置。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在“文化下乡”过程中,文化活动室、健身器材、电子阅览室等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往往对标城市文化,皆要求向城市文化看齐,而对颇具乡土文化特色的地方文艺、民俗活动等则普遍关注不够,即使针对各地影响力较大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形式,也多是以商业化的思维模式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进行产业化开发。“作为日常生活的民俗一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便从其生存的环境中脱离出来,进入被生产、被建构的陌生化过程,使非物质文化越来越远离其日常生活形态的本真样貌”13。城市化的文化治理理念造成了农民的文化认同危机,城市文化中的消费主义倾向进一步刺激了农民的利益观念和“面子”之争,乡村文化自身的主体性意识逐步丧失14。(二)乡村文化治理导向的功利化文化的本意在于寓教于乐并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规范和意义。但转型期的乡村文化建设,更多表现为外在文化资源的注入、文化设施的建设和文化资源的开发,而乡村文化深层蕴含的价值、规则和秩序等内容被摒弃,文化治理的功能被抑制,乡村文化的教化性逐渐丢失,乡村文化建设逐渐偏离轨道,开始偏向功利性,出现了过度逐利的现象,这也导致有序的乡村治理格局难以达成。特别是在乡村文化建设与项目下乡、文化产业化挂钩之后,文化逐渐失去其非功利性,开始与利益捆绑在一起,“甚至文化等同于活动,文化建设等同于项目建设,文化产业等同于经济利益,乡村文化的教化性内涵开始逐步丧失而成为纯粹娱乐化的载体,乡村文化失去了平静丰厚的内蕴且变得浮躁、喧嚣”。此外,在进行文化治理的过程中,基层政府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特别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目的更多在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又或者以文化为载体进行旅游开发时,如果遇到经济利益与文化冲突的情况,就会出现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制造景观的现象,一些劣质、粗糙甚至人为制造的“假文化”涌现出来,乡土文化的本真性被遮蔽,无论是旅游者还是文化产业的消费者都无法获得真正的乡土审美体验,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利益对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障碍15。(三)乡村文化治理主体的悬浮化单向的城市化建设,导致乡村资源持续外流,出现了治理主体外流、治理资源薄弱等问题,弱化了文化运行的社会基础,制约着乡村文化治理的体系构建。随着城乡发展失衡加剧,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农村空心化问题凸显。一是农民在乡村文化治理中“主动”缺场。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流向城市,常年远离家乡和土地,虽然他们有着较为丰富的阅历、知识和技能,但是在乡村建设中却处于缺29决策科学 2023 年第 2 期场状态,造成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不足,价值传承的依托载体薄弱,乡村文化的活力日益减弱。再加上一些村组干部为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也选择进城务工、经商,其乡村治理的意识减弱、责任弱化,直接造成了乡村文化治理的空心化。尤其是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无力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而且由于资源薄弱,治理的责任和担当减弱,文化治理的责任主体持续弱化。二是农民在乡村文化治理中“被动”缺席。乡村文化是农民在长期农业劳作过程中创造的,同时服务于村落的公共性再生产。但一些地区在进行文化治理并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农民考虑进去。例如,在进行文旅融合开发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充分建立农民有效参与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而且将村落的村民全部迁出,在进行特色城镇开发的过程中,也多是以营造城市文化空间的思路进行规划,这些都忽视了农民的实际需求和具有乡土本真性的文化营造。因此,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出现了文化治理与农民悬浮的现象。农民的隔膜和悬浮最终使乡村文化见不到“乡”的精神和“土”的韵味,乡土文化振兴失去了原有的意义16。(四)乡村文化治理组织的薄弱化文化治理是通过文化建设,传承弘扬乡村文化,进而塑造人心秩序,由此维系社会和谐和乡村稳定的动态过程。从乡村社会的演进史来看,文化治理的实现必须依托乡村组织化力量,从宗族、家族到公社体制、村社集体,组织化力量塑造了乡村的公共文化,并实现了乡村社会的低成本、高效率管理。随着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轨道,传统的内生组织日益向现代治理形态转变,然而,处于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村级组织缺乏承载力,导致出现了形式化治理及组织弱化等问题。一是村级组织薄弱。农业税取消和乡镇财权弱化,导致作为建设主体的村级组织治理资源弱化,组织和动员农户的能力不足,主动推进文化建设的意愿降低,难以有效承接外部文化资源的输入,造成乡村文化建设的组织载体和组织机制薄弱。二是社会文化组织发展滞后。当前,乡村文化治理中的诸多问题根源于有文化阵地却无文化组织,缺少文化组织使得乡村文化蜕变为纯粹个人享受型的文化活动,失去了文化的公共性,也失去了形成价值规范和精神意义的基础。随着乡村边界的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打破了传统时代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代之以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增强,结果导致农民价值观的日益功利化与世俗化17。农民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使得乡村公共文化弱化、公共精神缺失,而农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不足,导致内生形成文化组织的主体、动力和机制薄弱,社会性文化组织发展滞后。依靠外部力量推动形成的文化组织,由于缺乏内部力量的支撑和文化体系的推动,文化的再生产能力不足,文化组织的持续性不强。四、新时代破解乡村文化治理困境的路径选择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内核,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支撑,但也是当前的短板和薄弱点,需要有新的理念、思维和策略。从文化建设实际来看,无论是政治、市场,还是社会的单一力量都难以自我构建出有效的乡村文化振兴体系,也难以满足乡村的多元主体和不同阶段的文化需求。乡村文化治理是对多元主体或碎片文化资源的整合,既把文化作为对象,以文化建设推动文化的繁39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进路、现实困境及破解之道荣发展,又把文化作为工具,用文化实现对社会和人心的改造,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综合呈现。从历史进程来看,有效的文化治理由多种要素和力量长期交织碰撞形成,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对照性和适用性等三重特质。结构性表现为多重力量和要素的组合与构造,主导力量与辅助力量和谐共生,并有效抑制单一力量的极端化弊端。对照性是可以进行纵向的比较,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内容,规范和消除负面因素,实现自我的更新和蝶变。适用性是突破强制性和个体性的失衡问题,文化建设更具时代性和实际性,并能够得到农民的认同和承认,发挥软性规制和引导的功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文化的振兴也要融入治理的视角和思维,立足文化治理实现的三重特质,构筑起优秀乡村文化传承弘扬的科学体系,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一)完善乡村文化治理的制度架构,确立乡村振兴的文化逻辑乡村振兴要秉持文化治理的原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和乡村文化发展规律,科学制定文化治理、产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政策,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正确的价值取向,为文化振兴奠定坚实的理论架构和制度支撑。在文化治理的具体实践中,要立足弥合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文化隔阂与对立问题,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是坚持推动乡土文化的传承弘扬。随着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中的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碰撞剧烈,这种碰撞不仅是对立和冲突,更蕴含着协同、融合和创新。因此,新时代的文化振兴,不能简单地切断过去和传统,也不能一味地照搬,要在深刻剖析和理解传统乡土文化的精髓基础上,筛选出更具品质、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内容,借助现代理念、制度和技术,构建符合乡村特点的主体性文化治理体系,并嵌入社会建设、乡村治理和生态优化等各方面,以文化治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二是完善文化治理的制度架构。结合现代治理定位和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传承和融入文化治理的思维和理念,促进文化传承,完善文化肌体,创新治理模式,构筑起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激活乡村自治的文化传统,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塑造乡村自治文化观,引导农民参与公共事务,激发乡村自治的农民主体性。持续建设基层组织,增强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让乡村干部能够更好地服务乡村发展,增进农民福祉,赢得群众的认同和信任,内生塑造基层组织的治理权威。加强乡村法治文化环境的培养和建设,通过制度建设、教育和宣传等,推动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最终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相融合的现代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科学的文化治理结构。(二)培育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体系,优化乡村振兴的文化基础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公共文化认同。在乡村转型的背景下,公共文化认同的建设,需要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乡村教育的振兴等,引领构筑正确的价值导向,塑造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提升农村居民的文化素养,构筑起乡村振兴的公共文化基础。一是加强乡村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乡村振兴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导价值观,引导农民价值观的建设,纠正不合理、非理性及负面的文化观念,形成新的文化价值观体系。注重创新形式和内容,以更加贴近群众和民生的方式,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导优秀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改变农民以往依附、守旧、封闭的文化观念,建立适应现代化乡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赋予农民更多的发展权和参与权,建立与现代乡村匹配的道德伦理和价值体系。二是以教育推动乡村文化内生发展。积极推动乡49决策科学 2023 年第 2 期村教育的发展,激发乡村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的乡土认同,增强乡土关照和文化关怀,形成共同推进乡村教育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乡村教育发展要兼顾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设立乡村教育基地、传承研习所和培训中心等,形成系统的文化教育培训体系。教育课程设置要结合乡村实际,立足乡村文化,让教育自觉融入乡村社会,推动乡村文化进课堂、进家庭、进村庄,让乡村民俗风情、民间技艺、历史故事、文化名人、村规民约等融入学习生活,构筑农民文化精神场域。利用乡村公共文化场所、教育基地和学习场所等,宣传国家政策,开展技术培训,塑造新风尚、新气象和新文化,引导农民塑造正确价值观,并自觉履行文化传承的重任,努力在乡村社区中创造性地形成一种经济成本低且精神福利高的生活方式,以重塑乡村秩序,使村庄共同体成为农民实现个人价值的社会场所,再造乡村振兴的社会文化基础。(三)推动乡村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增强乡村振兴的文化内聚力多重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冲击,使得乡村文化日益弱化,社会公共认同感和聚合力降低,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突出。乡村文化治理是多维度组合机制,推动文化治理与乡村经济的融合,以文化资源转化塑造文化治理的经济基础,以经济发展夯实文化发展的物质保障,形成乡村振兴的文化内聚力。一是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整合评估,挖掘文化资源的价值。乡村文化建设不能仅靠外部资源的扶持,更需要对乡村内部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评估,在科学评价基础上,进行资源分类和整合,挖掘其蕴含的价值,测算开发的效益,分析转化的方式等,为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提供依据,从而以产业转化激活文化资源的潜在价值。二是创新乡村文化转化模式,提升文化治理的绩效。推动乡村文化的转化利用,必须以机制创新为牵引,协同多元主体,聚合多方资源,科学推进优秀文化的产业转化利用,尤其是要依托乡村内部文化资源转化的组织载体,发挥好村“两委”、文化协会、合作经济组织等主体性作用,对外承接产业化资源,对内组织整合各类主体和资源,在文化治理框架内促进文化与经济融合,实现文化产业转化。政府也要建立产业规划引导机制,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投入回报和风险规避,确保文化资源的有效运用和持续转化,塑造良好的文化治理权威。三是丰富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拓宽文化发展空间。要坚持文化治理的理念,把文化作为主轴和主线,从资源运用向创新驱动转变,让文化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主题。通过引导文化旅游、休闲农业等复合产业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增加农业经营附加值,增强乡村发展的活力,使之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四)创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增进乡村振兴的文化效能近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规模不断增强,公共文化事业加速发展,但也存在文化设施使用率不高、文化服务针对性不突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源于乡村文化治理的转换和社会的变迁,使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呈现参与主体分散、供给内容单一化等特点。面对乡村转型,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能力,必须创新供给模式,优化供给内容。一是建立全覆盖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做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兼顾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普通农村和城郊村的特点,建立标准化、系统化和一体化的文化设施网络,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数字化建设,让乡村公共文化供给延伸到乡村“最后一公里”,破除文化服务供给短板。二是优化文化服务供给内容。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加强烈,对文化的诉59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进路、现实困境及破解之道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这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也要紧跟需求变动,在供给理念、供给方式上贴近群众需求,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内容,切实处理好“诉求”与“供给”的关系。积极拓宽农民文化服务诉求的表达渠道,让农民参与文化服务供给全过程,赋予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更多民主价值的内涵。三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文化供给体系。乡村振兴在城乡融合治理中完成振兴,既要立足乡村,更要走出乡村,建立城乡融合一体的文化服务体系。积极推动制定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统筹供给方案,建设城乡一体化的资金、设施、人才和服务互动机制,建立城乡协同的管理和监督机制,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公平公正目标的实现。参考文献1张春华.乡村治理如何从失序走向有序J.人民论坛,2017(20):64-65.2陆益龙.后乡土性: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理论框架J.人文杂志,2016(11):106-114.3沈小勇.传承与延展: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自觉J.社会科学战线,2009(6):241-243.4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J.中国农村观察,2011(3):80-86.5张良.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文化治理J.社会主义研究,2017(4):73-79.6刘彦武.从嵌入到耦合: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嬗变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7(10):5-13.7张敬燕.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J.求实,2018(1):99-108.8张世定.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治理的制度构建J.长白学刊,2020(4):147-156.9赵晓芳.从传统到现代:农耕文化的嬗变与复兴J.学习与实践,2019(2):126-132.10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8-68.11刘涛.现代国家建设与乡村社会管理的演进逻辑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2(7):11-18.12陈叙.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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