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社会化与“Z世代”青年婚育观念的转变.pdf

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87摘要互联网为“Z 世代”青年提供了新的认同建构路径，网络参与深刻影响着“Z 世代”的社会化进程，也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社会化模式下形成的婚育观念。通过“青年互联网生活调查”研究发现，网络参与对当代青年的婚育意愿呈现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具有性别和网络圈层差异：互联网参与对女性婚育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网络参与度高的群体表现出显著更低的生育意愿；身处不同网络圈层的青年，其婚育观念也具有异质性，追星圈青年的婚育意愿最低、网游圈次之，而短视频圈则相对较高。研究表明，以互联网为主要场域的社会化路径，即线上社会化对“Z 世代”青年价值观念的形塑存在深刻影响。这有助于理解婚育观念的代际差异，为把握当代青年的思想动态、破解当下的婚育困境提供新的理论启发。关键词线上社会化；Z 世代；婚育观念；网络参与中图分类号：C913.1；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3）04-0087-15DOI：10.13583/ki.issn1004-3780.2023.04.008基金项目：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0ZDA095）。作者简介：蓝宇东，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社会学专业 2019 级博士研究生；仇晴，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黎熙元（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蓝宇东 仇晴 黎熙元一、引 言近年来，中国结婚率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已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Z世代”（通常指出生于 19952009 年的一代人）婚育观念对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根据中国婚姻家庭报告 2022 版，中国 2020 年结婚率降至 5.8，为 21 年来最低水平，其中与出生人口密切相关的初婚人数也从 2013 年的 2386 万人跌至 2020 年的 1229 万人，降幅高达 48.5%1。根据2021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 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764.3 万对，比上年下降 6.1%。结婚率为 5.4，比上年下降 0.4 个千分点2。持续走低的结婚率也导致出生率的降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1，2020 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仅为 8.523，创历史新低，新一代青年群体普遍呈现出更低的婚育意愿。中国人历来重视婚姻家庭与偏好生育，是什么导致当前青年人如此低的婚线上社会化与“Z 世代”青年婚育观念的转变88青年探索/2023年第4期YOUTH EXPLORATION育意愿，以至于偏离了传统家庭与社会的期待？现有研究认为影响青年婚育观念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年轻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职场竞争压力，婚育成本也日益高昂4；二是社会变迁带来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价值矛盾和冲突，使婚姻呈现出“去制度化”的倾向5-6；三是教育扩张延长了个体受教育年限，加上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年轻一代在一种全方位保护的环境下成长，过度供养的状态削弱了年轻人独立直面生活琐碎和家庭重任的能力，于是他们抗拒并逃避进入婚姻7。近年来一系列放开生育与减轻育龄家庭负担的激励政策也未能如期迎来初婚率与一孩出生率的上升。根据 2021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 年出生人口 1062 万人，其中一孩占比 44.1%，为 468.3 万人，首次跌破 500 万大关8，仅为 2016 年的 51.8%。这预示着除了生育政策和激励措施外，还存在其他更为关键的影响因素。社会变迁等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也需要通过个体内化才能对其行为产生现实的影响9，当前学界少有以社会化理论为分析视角对当代青年婚育观念转变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其成长的社会环境相较于父母辈发生了巨变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网络和电子产品是他们与生俱来一部分，网络参与更是他们呼吸般自如的生活方式10。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也因此受到互联网的深度影响。互联网的强势接入使社会化的路径变得复杂多元，鉴于此，本文基于社会化理论视角，比较了传统社会化与新兴线上社会化两条路径对“Z世代”婚育观念的不同影响，并就不同性别与网络圈层群体的差异化网络参与行为对婚育观念的影响作分析，进而探讨线上社会化与当代青年婚育观念转变之间的影响机制。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作为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婚姻和生育问题上的延伸和体现，婚育观是社会规范内化的结果。社会化是指个体在特定文化背景中，通过对规范制度、价值理念、角色知识的学习与内化，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逐渐养成自身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而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11。社会化伴随人的一生，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媒体与科技等均为社会化的主要媒介12，其中，以家庭、学校等初级群体作为社会化主体的文化传承模式可称为传统社会化13。（一）传统社会化主体与青年婚育观念的形成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起点和基础1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本位”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15。“家”的成型依赖于两性的结合与生命的延续，故“结婚生子”被纳入个体生命历程，成为青年人的角色规范与义务，形塑出“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的主流婚育观，并在社会化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植入个体的观念系统中。在以父系血缘为主轴的中国家庭格局和低流动、高粘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结婚在传统伦理观的合力下外化为适龄青年的角色期待和行为准绳，并与道德规范和舆论环境捆绑，成为被主流价值观所推崇的生命事件16。家庭将长辈的生命历程和婚姻价值观等文化惯习传递给子辈，以期子代按照社会时钟的节奏了却婚姻这桩“终身大事”，即在家庭规训与教化中完成对这一“人生范本”的继承、复刻与代际循环17。同时，传统生育观又对“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行为取向赋予了极高的价值认同。生育为社会结构的新陈代谢提供更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89替机制，同时也指向个体生命意义的建构18。于是，个体迎合主流生育文化的期待，在相应的年龄阶段完成“为人父母”的身份转变与角色更新，被视为合情合理的生命历程19。因此，以家庭为场域、家长为重要他人所主导的社会化过程对青少年婚育观念的形塑可视为单一且同质化的。学校作为传统社会化的又一主体，是专为社会化目的而设立的学习机构，承担着道德教化和价值引领的功能20，致力于系统地引导学生形成健康理性的婚恋观和家庭观。此外，在社会层面，也存在着倡导社会各主体搭建婚姻家庭教育引导的多维体系，助力培育青年对情感、恋爱与婚育的乐观、平和积极心态，培育重视婚姻、鼓励生育的社会文化氛围。这些传统社会化主体以身份、年龄、资历占据知识和经验的垄断性地位，对青少年实施自上而下的、权威式的社会规训和教化21。事实上，从家庭、学校，再到社会，都对这条嵌入了“恋爱、结婚、生育”的生命历程给予高度的认同与支持，积极推动婚育的态度偏好通过文化传递与价值引导实现个体内化，力求青年的人生进度条按此步骤推进。（二）线上社会化对青年婚育观念的影响作为新兴的社会化主体，互联网已成为当代青年信息获取、互动社交和文化实践的全域空间。作为“电子土著”，“Z 世代”在信息能力和媒介素质上具备绝对优势，通过日常生活的网络参与，当代青年的社会化进程被网络社会全方位渗透和冲击，使得原本的社会化模式发生结构性转变22。首先，从形式上看，网络社会的崛起引发了时空结构转型，使人际交往突破了地域性限制，社会化进程的“脱域”成为可能23，打破了传统社会化主体以身份、资历占据垄断性地位进而实施的单向、强制的社会教化和规训的模式。互联网时代的青年持有更多信息、技术和资本，能够根据自身偏好选取社会化的内容，进而开展“自我社会化”24，甚至产生“文化反哺”25。其次，从内容上看，互联网本身体现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文化，通过网络参与，人们可以在网络空间自由互动，建构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由自己控制并主导全过程，这些都极大地释放了个体的自主性26。长期浸染在网络环境中的青少年，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他们从传统集体型、服从型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中抽离出来，形成一种崇尚自我、追求快乐、自由舒适的生活追求，最终建构起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27。再次，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本位与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被个人本位所消解28。在互联网社区中，各种文化思潮与价值理念不断交融碰撞，宽松自由的网络环境更加速了这一趋势，表现出对“崇尚自我”的个体主义倾向的极大包容和鼓励。最后，互联网改变了社会化主体的权力格局，同辈群体的影响日渐显著，强化了青年群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青年群体在自由开放和扁平化的网络社区中开展社交实践，并依据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认同形成群体圈层，深刻地影响着青年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综上所述，互联网媒介作为新兴的线上社会化主体日益冲击着传统的线下社会化模式，“Z世代”不再被动接受传统社会化植入的价值观念，而是有自主性地、选择性地吸收，并不断进行重构、诠释和再生产，同时参与到与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话和博弈中。质言之，青年群体通过传统线下社会化路径所接受的婚育观念是趋于一致的，是为社会主流文化所认同的“重视婚姻”和“鼓励生育”的价值取向。而对于“Z 世代”而言，文化输出的内容与信息互动的方式激活了其主体性，“自我”为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其与父母辈在观念方面的关键差异。90青年探索/2023年第4期YOUTH EXPLORATION“Z 世代”婚育观念图1“Z世代”婚育观念形塑的两种社会化路径在网络空间中，高昂的结婚成本、无法预测的家庭生活、复杂的家庭关系等婚恋及家庭问题被放大，浸润在互联网多元化思潮中的青年，在面对择偶和婚姻带来的压力和风险时，更倾向于经营“高质量的单身生活”，注重自身的情感体验、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17。而在宣扬“自我价值”“个人本位”的个体化浪潮影响下，“自我感受”成为作出生育抉择的首要标准。互联网促进了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削弱了“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网络参与程度更深的个体在进行生育抉择时会更多地聚焦于自我的价值实现与幸福追求，从而降低个人的生育意愿29。并且，育儿的社会困境也在网络媒介的折射下强化了青年对生育的负面感知，使其更容易内化与婚育有关的消极“知识”。于是，从生育的身体代价、经济成本到时间分配，生养的压力和消极体验在网络空间中不断被传播和渲染，导致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遇冷和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30。综上，提出本研究第一组假设：假设 1.1：互联网参与对青年的婚姻观有负面影响，青年的网络参与程度越深，其对待婚姻的态度越消极。假设 1.2：互联网参与对青年的生育观有负面影响，青年的网络参与程度越深，其对待生育的态度越消极。此外，婚育观又与性别角色密不可分。随着个体主义、性别平等化的现代化观念发展，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的提升，婚育的抉择被置于自我价值实现的人生理念框架下予以考量。传统婚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91育文化建构了一种“女人有孩子才算完整”的人生意义31，女性与生育的性别角色期待捆绑在一起。现代性观念的变迁并未完全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在女性的社会角色从家庭向外延伸的同时，男性却没有作出相应转变。职场妈妈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职业女性群体，在拼搏于职场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时依然容易受到歧视与不公正待遇，回到家庭中又要继续承担照料家庭的大多数无酬劳动，这都使女性面临更大的育儿困境与焦虑32。而在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转向下，女性在生育抉择中自主性增强，难以兼顾的事业与家庭弱化了她们的生育意愿。同时，开放多元的网络媒体为女性提供了更多自我表达的空间，她们在网络上分享家庭与职场平衡的压力以及日益“内卷化”的育儿困境，这类信息常因互联网的匿名性表达而更加消极负面，加剧女性的婚育焦虑。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假设 2：互联网参与对青年婚育观念的影响有性别差异，对女性的影响更为消极。网络圈层是“Z 世代”参与社会交往的重要渠道，青年网络圈层话语具有鲜明的交互共享特点和流动规律33，推动网络圈层内部形成相似的价值认同、兴趣风格，青年根据自身喜好选择不同的圈层归属，扮演着相应的“社会角色”。当前，网络社区的内容生态丰富繁荣，不同类型的APP，同一 APP 中的不同群组，都秉持着各自的价值主张和文化认同，不断解构并重构着传统的价值与文化，影响当代青年的婚育观念建构和行为选择。加之不同的网络圈层具有主体的复杂性、圈层间群体的派别性、网络圈层技术的助推性以及网络圈层间文化的异质性等特性，身处不同圈层的个体认知存在明显差异34。据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假设 3：不同的网络圈层对青年婚育观念的影响有差异。三、数据、变量与方法（一）数据来源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文化研究团队于 2021 年 7 月至 12 月主持并开展的“青年互联网生活调查”，该调查基于社会化理论设计整体问卷，探索性地研究当代青年的互联网生活。通过互联网调查平台问卷网进行随机抽样和问卷发放，采用问卷网平台样本库，调查对象为年龄在 15 至 30 周岁的青年（调查时出生年份为 1991 年至 2006 年）。最终发放了 1184 份问卷，实际回收 1173 份。在对所有回收的调查问卷进行完整性与逻辑性清理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961个。其中“Z 世代”，即“95 后”和“00 后”的有效样本数为 755 个，占全部有效样本的比例为78.56%。（二）变量设置1.自变量通过网络参与，个体全方位地卷入到网络世界，线上社会化的进程得以发生，因此，本文将自 问卷网平台为中国市场研究协会（CMRA）会员，其样本库数据主要来自爱调研（同为 CMRA 会员），所提供的数据质量满足欧洲 ESOMAR 28 标准。此外，问卷网提供了样本的并行数据以确保问卷数据真实有效。92青年探索/2023年第4期YOUTH EXPLORATION变量设定为网络参与程度。具体操作化如下：问卷设置了网络用语量表，受访者需在 12 道题的备选答案中选择该题网络用语的正确含义。语言是社会化最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化最重要的工具9，知晓并使用网络用语的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对于互联网文化或规范的内化程度，因此本研究将回答正确题目的数量定义为网络参与程度。每道题回答正确的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最后进行累加，得分越高则表示网络参与程度越深，网络参与程度变量的取值范围为0，12。为了考察该指标的内部一致性，本文进行了信度分析，结果显示网络用语量表的 Cronbach s 为0.756，表明其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网络参与程度变量的均值为 7.05，其中“90 后”的网络参与程度均值为 5.35，“95 后”和“00 后”的分别为 7.37 和 7.67，“Z 世代”线上社会化的程度更高。2.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分别为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调查问卷询问了受访者对于婚姻和生育的态度，其回答可作为相应的测量指标。具体的题目设置为“以下说法，你的态度是？”，相应的子问题为：“我向往婚姻”“我向往生儿育女”。对这两个子问题的回答进行赋值，其中“非常不赞同”取值为-2，“比较不赞同”取值为-1，“一般/中立”取值为 0，“比较赞同”取值为 1，“非常赞同”取值为 2。结婚意愿方面，对婚姻持正面赞同态度的青年占比 44.74%，超过持负面不赞同态度青年的比例（23.52%），但同时也有 31.74%的青年对婚姻的态度中立。结婚意愿的均值为 0.32，表明当代青年对婚姻总体持中立偏向积极的态度，婚姻对当代青年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分年龄组看，“90 后”“95 后”“00 后”的结婚意愿均值依次为 0.58、0.32、0.19，“Z 世代”的结婚意愿明显低于“90 后”。生育意愿方面，34.86%的青年较为正面积极，略低于对生育持消极态度的青年比例（36.42%），另外有 28.72%的青年对生育的态度中立。生育意愿的均值为-0.03，说明当代青年对生育的态度整体上持中立偏向消极。具体而言，“90 后”的生育意愿较为积极，均值为 0.36，而“Z世代”对生育的感知表现得较为负面，“95后”和“00后”的生育意愿均值都小于零，分别为-0.05和-0.23。结婚和生育意愿均值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传统婚育观念中保障性功能和传宗接代的意义在年轻一代的观念中已淡化，年轻群体更为重视个体价值，婚姻可以实现个体的情感需求与意义的满足，但并非为完成特定家庭角色的行动。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影响青年婚育观念的个体层面因素，同时考虑了家庭这一传统社会化主体的影响。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职业身份、积极性格特征、受教育年限。对性别进行0，1虚拟变量处理，其中 1 为男性，0 为女性。年龄按出生年份分为“90 后”“95 后”和“00 后”三个年龄组别。职业身份分为“学生”“非在读非在职者”“在职者”三类。积极性格特征变量通过问卷中性格量表测量，对 10 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得到。在因子分析中，提取了 3 个因子，其中因子 1 对“外向的，热情的”等五项反映积极性格特征指标的解释力度大，将其命名为积极性格特征因子。因子 1 的得分即可作为积极性格特征变量的取值，得分越高则表明性格上越积极。对其进行 Bartlett 球形检验和 KMO 检验，结果显示 p 值为 0，且 KMO 统计值为 0.6，表明因子分析有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93效。受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取值范围为6，19。传统社会化主体家庭的影响主要考虑了抚养者和同辈对个体的结构性影响，包括成长环境和是否有兄弟姐妹两个变量。其中，成长环境变量分为“双亲抚养”“单亲抚养”“其他人抚养”三类。对是否有兄弟姐妹做0，1虚拟变量处理，其中有兄弟姐妹赋值为 1，无则赋值为 0。此外，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地方城市的发展程度有关，因此纳入现居地和触网年纪变量，用来控制城市层面的可能影响青年婚育意愿的特征。所有类别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表1 类别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频数百分比（%）变量频数百分比（%）性别是否有兄弟姐妹 男性47349.22 有兄弟姐妹40041.62 女性48850.78 无兄弟姐妹56158.38年龄组现居地“90后”20621.44 其他城市31532.78“95后”37839.33 新一线城市32934.24“00后”37739.23 一线城市31732.99职业身份触网年纪 学生55057.23 高中及以后12613.11 非在读非在职者444.58 初中28829.97 在职者36738.19 小学48850.78成长环境 学龄前596.14 双亲抚养76179.19 单亲抚养12312.80 其他人抚养778.01注：现居地中，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新一线城市包括：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郑州、青岛、长沙、天津、苏州、南京、东莞、沈阳、合肥、佛山；其他城市为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之外的中国内地城市。（三）研究方法本研究的因变量为连续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别考察青年网络参与程度对其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1）在上式中，是因变量，其中 为结婚意愿，为生育意愿；表示自变量网络参与程度；为控制变量组，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影响、城市特征与触网年纪。为常数项，和 分别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组的回归系数；为残差值。由于青少年在接触互联网的过程中，会受到诸如家庭因素、学校教育以及同辈群体等方面的影94青年探索/2023年第4期YOUTH EXPLORATION响，网络参与行为也会因为上网设备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个体上网与否、在何时或何地上网等行为都并非随机，于是个体的网络参与程度也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克服样本选择性偏误的问题。此外，本文还采用变量替换与改变样本容量的方法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最后，文章进行异质性分析，探讨不同网络参与程度的青年在婚恋和生育意愿方面的性别差异，以及比较不同网络圈层青年群体之间的差异。四、回归结果分析（一）婚恋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如表2所示，模型1是以结婚意愿为因变量，网络参与程度为自变量的OLS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网络参与程度对结婚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青年的网络参与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结婚意愿平均下降 6.4%（p 0.01）。模型 2 至模型 4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依次加入个体因素、成长环境、现居地和触网年纪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网络参与程度对结婚意愿的负向影响虽然在数值上有所下降，从0.064减少至0.044，但仍旧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在控制个体层面和成长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后，青年的网络参与程度越高，其结婚意愿越低，假设 1.1 得到验证。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从个体特征上看，男性的结婚意愿显著更高。以“90后”为参照，“Z世代”的结婚意愿较低。非在读非在职者和在职者相较于在读学生而言，结婚意愿较低，但职业身份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个体的积极性格对其结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教育程度的提升将降低个体的结婚意愿。在传统社会化影响方面，相较于双亲抚养的家庭结构，单亲抚养下成长的孩子有较低的结婚意愿，而由非父母抚养的人，其结婚意愿则显著更低，这表明了健全的家庭结构对于个体形塑健康婚恋观具有重要的影响，成长于核心家庭环境中的青少年更好地内化了传统的婚姻观念。有兄弟姐妹者比独生子女的结婚意愿更高，但同辈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虽然身处一线城市的青年结婚意愿较低，但是不同城市之间青年的差异不显著。青年的初次触网时间对其结婚意愿有负向影响，初次触网时年纪越小则表现出显著更低的结婚意愿。表2 网络参与和青年结婚意愿变量模型1结婚意愿模型2结婚意愿模型3结婚意愿模型4结婚意愿网络参与程度-0.064*-0.052*-0.052*-0.044*（0.015）（0.015）（0.015）（0.015）性别（参照组：女性）0.409*0.414*0.41*（0.080）（0.080）（0.081）年龄组（参照组：“90后”）“95后”-0.189-0.183-0.137（0.117）（0.117）（0.118）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95“00后”-0.367*-0.349*-0.262（0.193）（0.193）（0.197）职业身份（参照组：学生）非在读非在职者-0.312-0.316-0.319（0.202）（0.202）（0.203）在职者-0.070-0.069-0.085（0.114）（0.114）（0.115）积极性格特征0.229*0.229*0.230*（0.040）（0.040）（0.040）受教育年限-0.013-0.009-0.009（0.022）（0.022）（0.023）成长环境（参照组：双亲抚养）单亲抚养-0.039-0.082（0.121）（0.122）其他人抚养-0.259*-0.323*（0.149）（0.151）兄弟姐妹（参照组：无兄弟姐妹）0.0670.014（0.084）（0.086）现居地（参照组：其他城市）新一线城市0.003（0.098）一线城市-0.044（0.101）触网年纪（参照组：高中及以后）初中-0.264*（0.133）小学-0.361*（0.135）学龄前-0.473*（0.204）常数0.777*0.932*0.858*1.096*（0.111）（0.395）（0.405）（0.422）样本量961961961961R20.0200.0940.0990.107注：括号内报告的数据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下同。（续上表）96青年探索/2023年第4期YOUTH EXPLORATION网络参与程度与青年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到网络参与程度越高的青年，其生育意愿越低（模型 5），并且在控制了个体特征、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后，网络参与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模型 6 至模型 8）。网络参与程度每提升一个单位，青年的生育意愿将下降 7.8%（p 0.01），假设 1.2 获得验证。从控制变量的结果看，青年群体中男性的生育意愿比女性显著更高。相较于“90 后”，“Z 世代”青年的生育意愿更低，并且该差异均在 10%水平上显著。在职业身份方面，非在读非在职青年的生育意愿较其他群体而言显著更低。个体的积极性格对其生育意愿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对于年轻世代而言，不生或者少生的低生育意愿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群体共识。在传统社会化影响方面，由非父母抚养长大的青年群体也表现出显著更低的生育意愿，兄弟姐妹的同辈效应对于生育意愿虽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此外，不同城市的青年在生育意愿方面差异不大。初次触网时间对青年的生育意愿也有负向影响，触网年龄越小则越不想生育。表3 网络参与和青年生育意愿变量模型5生育意愿模型6生育意愿模型7生育意愿模型8生育意愿网络参与程度-0.097*-0.080*-0.080*-0.078*（0.015）（0.016）（0.016）（0.016）性别（参照组：女性）0.562*0.567*0.559*（0.083）（0.083）（0.084）年龄组（参照组：“90后”）“95后”-0.266*-0.260*-0.220*（0.122）（0.122）（0.124）“00后”-0.422*-0.411*-0.359*（0.201）（0.201）（0.205）职业身份（参照组：学生）非在读非在职者-0.402*-0.408*-0.398*（0.210）（0.210）（0.212）在职者-0.055-0.052-0.052（0.119）（0.119）（0.120）积极性格特征0.210*0.212*0.211*（0.042）（0.042）（0.042）受教育年限-0.0030.000-0.002（0.023）（0.023）（0.024）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97成长环境（参照组：双亲抚养）单亲抚养0.0360.010（0.126）（0.128）其他人抚养-0.302*-0.339*（0.155）（0.157）兄弟姐妹（参照组：无兄弟姐妹）0.0380.005（0.087）（0.090）现居地（参照组：其他城市）新一线城市-0.064（0.103）一线城市-0.009（0.105）触网年纪（参照组：高中及以后）初中-0.297*（0.138）小学-0.304*（0.141）学龄前-0.287（0.213）常数0.654*0.6020.5590.846*（0.116）（0.412）（0.422）（0.440）样本量961961961961R20.0400.1310.1350.140（二）稳健性检验1.倾向值匹配将网络参与程度变量按其取值大小生成一个表示是否高度网络参与的二分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网络参与程度得分在 06 分的编码为 0，712 分的编码为 1。以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使用Logit 模型估计每个样本高度网络参与的概率。结果显示“Z 世代”、学生、受教育年限越高者以及触网年纪越低者，高度网络参与的可能性更大。模型的卡方值为 132.5，显著异于 0，表明预测模型有效；Count R2为 0.702，说明模型解释率较佳。接着，对协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绝大部分的观测值都处于共同支持的区域内，并且匹配前后各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变化明显，所有处理组和控制组的 t 检验结果均接受“两组间协变量取值不存在系统性偏差”的原假设，平行假设得到满足。最 为节省篇幅，稳健性检验部分的回归分析结果没有列出，下文同。98青年探索/2023年第4期YOUTH EXPLORATION后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和马氏匹配四种方法以保证匹配分析结果的稳健性。结果显示，不管采用何种倾向值匹配方式，ATT 都保持在 1%的水平上显著；处理组青年的婚育意愿都较控制组低，表明在考虑了青年样本选择性偏差的问题后，高度网络参与依然会降低青年的婚育意愿。2.变量替换与改变样本容量首先，已有研究通常将上网时长作为测量个体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指标35，因此将网络参与程度变量替换为每日平均上网时长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上网时长与青年的结婚和生育意愿呈现负相关关系，平均上网时间越长，结婚和生育意愿越低。其次，由于不同世代在初次触网时互联网的发展水平有明显差异，而身处同一网络发展水平阶段的人们，其所能接触到的网络环境大致相当，因此考虑初次触网时的网络发展阶段对青年婚恋生育观念的影响。使用初次触网时网络发展阶段36替代触网年纪变量，回归结果依旧稳健。再次，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对法定结婚年龄的规定，仅考察已达适婚年纪的“90 后”和“95 后”的婚育意愿。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下，网络参与程度对青年婚育意愿的影响仍显著为负。（三）异质性分析1.性别差异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网络参与程度进一步分为低（03 分）、较低（46 分）、较高（79分）和高（1012 分）四个组别，以网络参与程度低者为参照项，按照性别将分析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对比网络参与程度对当代青年婚育观念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在结婚意愿方面，不同网络参与程度的男性没有显著差异，而网络参与程度高的女性比参与程度低者结婚意愿显著更低（p 0.05）；在生育意愿方面，相较于网络参与程度低者，只有参与程度高的男性表现出显著更低的生育意愿（p 0.1），而对于女性，网络参与程度较高和高的群体均表现出显著更低的生育意愿（p 0.01）。这说明了网络参与程度对青年的婚姻、生育观念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而这一效应对女性的影响更大，支持了假设 2。网络媒体的兴起为拓展女性话语的表达空间提供了新的契机，女性不再被动接受主流的婚育文化，而是在网络参与和互动中主动建构自身的婚育观。一方面，在互联网分享婚姻生活的话语与文本实践中，个体面临的困境与矛盾引发了分娩恐惧、抚育焦虑的群体性共鸣，从而建构出负面的“生育想象”女性从步入婚姻到分娩、育儿的过程中，个人意志与主体性不断被消解，由此导致未婚女性“恐婚恐育”情绪的爆发37。另一方面，互联网本身是一个承载多元价值、鼓励发挥自主性与关注自我意志的平行空间。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网络参与的深入，包容开放的网络媒体让她们拥有了实现“精神自由”的栖息地。她们在网络中接受着更前沿的性别角色文化与实践、更具自主性和个体性的价值理念的输出，从而更加专注自我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升。传统婚育观对女性生命历程的刚性形塑被打破，婚育选择开始出现了性别分化，带来女性婚育意愿的降低。2.网络圈层差异“Z 时代”网络亚文化圈层众多，是个体化的文化价值取向的一种体现。李婷等38的研究初步描述了不同的网络圈层文化对青年婚育意愿具有不同的效用，因此，本文将视角聚焦于青年参与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99人数较多的追星圈、网游圈和短视频圈，探讨不同网络圈层中青年群体婚育意愿的差异。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同的网络圈层中，青年的网络参与程度和婚育意愿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影响有所差异：追星圈青年的婚育意愿最低、网游圈其次、而短视频圈则相对较高。其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网络圈层中青年的个体化和主体性意识有所差异。首先，在追星圈中，女性占据了绝大多数。在饭圈“PICK”文化的影响下，女性粉丝的主体性得到充分释放，她们可以完全自主选择喜爱哪些偶像明星，主导并控制自己追星的全过程。此外，粉丝也有将偶像视为自己恋人的倾向，并且偶像工业也强调并积极回应这种粉丝对偶像“亲密关系”的想象39。粉丝在线上追星的过程中获得了虚拟化亲密关系的体验，情感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现实生活的恋爱被网络世界中完美的偶像所替代。其次，在网游圈中，以男性玩家为主，网游的类型丰富，玩家可自主选择自己偏好的游戏，但游戏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受“路径依赖”作用，个体玩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其他玩家的选择，自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虽然也有恋爱类型的网络游戏给予玩家线上虚拟恋爱的体验，但更多的网游满足的是人们的休闲需求。最后，以“抖音”“快手”等APP为主的短视频圈，其运营规则是平台大数据算法，个人的偏好很容易被算法捕捉，用户看似自主选择观看的内容，实则内容呈现完全由平台所主导。此外，短视频虽涵盖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但更多展示的还是拍摄者琐碎的日常生活40，因此其与现实生活情境最为接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短视频圈中青年网络参与程度对婚育意愿的影响相对其他网络圈层最弱的原因。综上，假设 3 得到支持。五、结论与讨论本文基于社会化视角，采用随机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参与对“Z 世代”青年婚育观念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参与程度对青年婚育意愿呈现负向影响网络参与程度越高的青年，婚育意愿越消极，并在考虑了传统社会化路径的要素影响以及经过倾向值匹配方法加权和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效应依然显著。其次，网络参与对青年婚育观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对女性群体的影响更为突出。最后，不同的网络圈层具有差异化的亚文化与价值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彼此隔离，使得不同网络圈层对青年婚育观念的影响存在差异。互联网媒介作为社会化主体，其所具有的崇尚自由、平等开放、多元包容等特征，无不冲击传统线下社会化范式，建构出一条新型社会化路径，即线上社会化以互联网为主要场域的社会化形式。互联网在促进青年个体化发展的同时也充分释放了年轻一代的自主性，使他们得以对传统主流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进行不断地重构、诠释与再生产，最终建构起属于年轻一代的独特价值观，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一标准。因此，在婚育观念上，成长于网络时代的“Z 世代”表现出与其父母辈截然不同的“个人价值”取向，具有普遍低婚育意愿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婚育观念的形成不在一朝一夕，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线上社会化增强了当代青年的个“PICK”是饭圈用语，最初来源于偶像养成类节目，指粉丝可以通过票选的方式自由挑选谁来当偶像。100青年探索/2023年第4期YOUTH EXPLORATION体化与自主性价值认同，低迷的婚育意愿实则映射出当代青年对传统主流价值体系的质疑与逃离。基于这一判断，结合“Z 世代”的成长环境，本文认为破解当下婚育困境的关键“在疏不在堵”。价值观的塑造是一项系统工程，个人婚姻意愿是多方角力的结果，需要统筹传统线下社会化与新兴线上社会化两条路径，实现二者的协调整合。一方面，线下社会化主体应重视对青少年婚育观的教育与引导，正视婚恋与性教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以去权威化、开放化、双向化的对话模式与青少年进行互动，传统婚育观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文化合理性才能真正被子代接受、理解与认同。另一方面，应当更为重视线上社会化对青年的影响。网络参与使得“Z 世代”形成了一种重视自我实现的价值取向，反感甚至拒斥传统社会化要求的婚育责任与义务。如何在发挥好互联网对个人价值彰显的正功能的基础上，同时避免极端个人主义对社会结构的完整与正常更替的负功能，值得深思。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化浪潮和当代社会的个体化转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Z 世代”的日常生活更加依赖网络参与。因此，了解并理性认识线上社会化的过程以及可能性后果就显得尤为迫切。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探索性地提出“线上社会化”这一概念，从网络参与引致“Z 世代”个体化与自主性意识的不断强化来解释当代青年婚育观念日益弱化的这一转变。不过，由于社会化理论及其相关概念较为复杂，本研究未能对此进行深入探讨，留待后续研究予以推进。线上社会化的影响与传统社会化一样全面且深远，是伴随“Z 世代”一生的未竟之事，婚育观念的弱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体现。笔者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研究从理论与实证方面进一步探讨线上社会化，从而准确理解并把握当代青年的思想动态，更好识别青年群体存在的问题与风险，形成制度和对策方面相应的转变，进而维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与发展。参考文献1育娲人口研究.中国婚姻家庭报告 2022 版 R/OL.（2022-03-28）2022-11-20.https：/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R/OL.（2022-08-26）2022-11-20.https：/ 202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32.4朱磊.当代社会“剩男剩女”现象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