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中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嵌合互构.pdf

第 4期总第 19期三晋基层治理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Sanjin2023年8月Aug.2023No.4Sum 19收稿日期 2023-07-04 基金项目 南充市社科研究“十三五”规划项目（NC2020C073）；南充市社科规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项课题（NC21JD100B106）；达州基层治理学院科研课题（ZL22B11）；四川文理学院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2022QD042）。作者简介 叶海波（1994-），男，四川达州人，四川文理学院政法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治理、基层治理。饶思柳（1993-），女，湖北黄冈人，西华师范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中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嵌合互构叶海波1，饶思柳2（1.四川文理学院，四川达州635002；2.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637009）摘要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嵌合互构既是乡村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化”过程的内在需要。而在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嵌合互构中，公共价值重塑与内生秩序再造是两者耦合的内在基础，公共利益聚合与群体行动协同是两者嵌构的重要轨道，治理组织建构与制度规范完善是两者交融的必要内容。关键词 乡村治理现代化；基层党建；乡村治理；嵌合互构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42（2023）04-0019-06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到二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1。这些重要论述从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维度上刻画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政策导向与未来发展趋向。乡村治理归属于基层治理范畴，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其应有之义。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国家政策承载的乡村振兴，其“治理有效”的最终实现必然要求乡村寻求既与自身实际相契合，同时又能予以乡村强大引导及推动力量的治理新样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2。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于乡村社会中的结合互嵌迸发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以党建创新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创新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当前，乡村社会面临着时代治理新变，要进一步推进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发展，除了阐明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治理有益性，更需要从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出发，廓清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间嵌合互构的内在必然性和建构重点。一、乡村治理的历史底色与发展新变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通过郡县制度所建立的完备官僚体系推动着国家治理在地19域上由分割独立走向融合统一，基于强行政效力之上的统治最终走向“统治的国家化”。不过，郡县制度下中央派遣官员到县一级便止，国家权力轨道没有深入乡村社会之中，县政以下则由当地士绅进行自治，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郡县制官僚统治与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士绅自治双重轨道并行的治理形态3 275-293。到了清末，国家破败现实与统治有效性迫使国家团结与组织农民，强化对乡村的掌控和资源汲取，从而增强国家能力。但正式权力末梢机构的不断下沉和资源的过度汲取，不仅湮灭了地方自治可能，更推动着地方士绅由一定程度上代表地方利益的“保护型国家经纪”向利用自身影响进行牟利的“营利型国家经纪”转变，形成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国家基层政权的“内卷化”4 233-237。新中国成立后，从经济维度出发的政社合一体制在将农民纳入国家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将其纳入国家的政治体制之中，“国家通过党的组织体系最终将政治权力下沉到村庄一级，并通过国家的推动大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村落结构，实现了传统国家自近代以来一直想将权力下沉而却未能实现的愿望”5 100。政社合一体制在地方的建立与下渗使得“国家地主士绅农民”这一传统乡村结构关系转变为“国家农民”之间的直接互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政权体系架构转向“乡政村治”。“乡政指乡一级政权（包括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组织；村治指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6我国基层政府的乡镇建制逐渐恢复，乡村治理由政社合一转向村民自治。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府的财政来源由自下而上的农业税费转为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乡镇与村庄关系逐渐由紧密走向松散，基层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形态由过去的汲取型转向“悬浮型”7。村庄公共事务因其公共性而具有承载和增殖乡村社会资本的功能，但在税费取消后，村庄公共事务因失去财力支持而逐渐萎缩，国家权力回缩后的乡村社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遭遇共同体意识消解的冲击，乡村社会中的乡土侵蚀愈发剧烈，村庄内部持续分化下的村民其“原子化”状态日益凸显，村民的乡村治理主体地位亦渐趋弱化。而在当前，作为国家现代化这一顶层设计中的重要一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开启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资源输入导向，围绕下输资源的有效运用，乡村治理格局由过去的行政一元逐渐走向主体多元、协同共治的态势。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以村“两委”为基础、基层政府为主导，囊括普通村民、乡村精英、传统宗族权威等在内的乡村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已然形成8。基于乡村社会关系松散、自组织能力薄弱的现实，以及强化农民组织能力最终助力乡村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国家从基层政府层面通过如乡镇领导挂村制度、驻村工作队制度以及驻村干部“三同”制度等嵌入村庄社会，以实现基层政权对乡村社会由“悬浮”到“嵌入”的治理转型9，同时，又通过政党组织于乡村社会中的建设，巩固党在基层政治领域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及在基层社会领域的组织核心作用。如此，乡村治理呈现出两个结构性变化，即国家权力全面介入乡村社会与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乡村基层组织对乡村权威关系的重组10。二、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嵌合必然：发展需求与治理需要囿于城乡二元体制区隔与经济水平差距中的资源持续外流，乡村社会逐渐形成“空心化”“边缘化”“老龄化”的现实形态，农民的“原子化”倾向与乡村社会薄弱的自组织样态仍需进行时代背景下的革故鼎新。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角度提出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实现乡村社会的多维现代化必然需要重塑乡村社会的治理核心，以达成对乡村社会的凝聚统合，重新赋予乡村社会于乡村现代化发展中的共同体意义。（一）乡村治理对基层党建具有内在的嵌构需求梁漱溟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本位”，“中国人所不能离者是其若近若远种种伦理关系。伦理所不用于团体者，不划定范围，更不作对抗，而推近以及远，又引远而入近。”11 362这种植根于乡土熟人社会的伦理本位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底，生存权保障与共同20体互助是地方视野中的伦理面向。“依靠村社伦理和道义经济的支撑，村庄内部可以实现有序的秩序供给，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庄利益分化对于村庄共同体的撕裂效应。”12但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囿于农民权利失去义务的制衡，抽象权利难以凝聚为村庄的公共性与政治性，乡村社会由此从基于伦理的共同体逐渐朝向基于利益的松散联合迈进，形塑乡村社会的底层逻辑呈现出伦理式微与逐利泛盛的双重演进，同时乡村社会中的经济分化也不断侵蚀和瓦解乡村传统秩序认同与社会组织秩序。在传统乡村社会，村民的生活需求往往在邻里互助中得到解决，村民的生活需求问题很少浮出私人领域并进入到乡村治理的视野，传统乡村治理通常致力于稳定秩序、发展经济、提供公共产品等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少有下探与村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生活需求问题13。而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其主要矛盾已然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的需求不再偏重于物质文化方面，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重面向的美好生活成为了人们更加迫切的渴求，村民的生活需求在时代发展中突出表现为公共需求并越发丰富多样。但随着乡村社会人口的持续外流以及现代性因素的注入，乡村社会从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逐渐朝向半熟人社会甚至是陌生人社会迈进，以往通过村民之间互帮互助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村民共生模式也渐趋弱化，村民越加多元的生活需求问题再无法仅于私人领域内就得到完满解决，村民生活中的的公共需求问题从私人领域中浮出并成为一个乡村社会需要解决的治理问题。由此，乡村治理必然存在着从以社会面向为主的传统治理形态，朝向以生活面向为主的现代治理形态转变的内在需要。与此同时，虽然国家对乡村的资源政策导向早已由资源汲取转为资源供给，并依托项目制逐渐扩大向乡村输入的资源总量，但与之相对的是，传统乡村治理下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形式逐渐在时代发展中解构，村民群体越来越以家户为单位来构造自己的生活，乡村社会孱弱的自组织能力无法衍生出厚实的资源承接能力。如此，乡村社会薄弱的资源承接能力与逐渐扩大的下输资源规模形成了结构性的矛盾，这既无法很好地实现以项目资源为牵引的、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现代化再造，也无法完全实现下输资源来满足村民生活需求、再塑乡村共同体的旨归。由此可见，要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则必然需要一个势能强化的整合力量从村民的生活需求问题出发来再造乡村共同体，从强化乡村社会自组织能力出发来提升乡村社会资源承接能力。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14 365，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是党的工作要求与宗旨体现，同时党作为以国家政权为后盾的、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全局性、整合性组织力量，乡村治理的时代转换自然地需要吸收党组织于乡村社会中的创新建构以再塑自身发展。（二）基层党建对乡村治理有着内在的嵌构需要国家化作为一个过程，“标志着国家整体和代表国家主权的中央权威日益深入地渗透于主权国家领域，并支配整体社会”15，而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国家化形塑过程，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必然在国家资源下输的过程中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渗与统合。但需要注意的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不仅明确了乡村治理的治理制度，也限定了国家科层制行政组织止于乡镇而不再深入乡村。国家与社会两者有着各自的内在边界与生长空间。“至现代国家时期，无论如何强调国家的作用，或者将国家深入到社会当中，并不能完全取而代之。既然如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影响、支配或控制社会，以便其服从于国家的目的。”16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基层治理逐渐形成包括党的基层组织、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在内的“三元权威结构”17。其中，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不仅直接参与和推动乡村治理改革，还通过经济、政治及法律手段形成对乡村治理改革的规范和制约，日益成为乡村治理中的公共权威17。因而，通过基层党组织实现国家权力朝向乡村社会的下渗与整合，不仅可以实现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维护与强化，而且还可实现国家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际统合。21“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提高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18 而在乡村治理公共性流失与主体性缺位的背景下，基层党组织的单一化设置难以对基层多元化发展进行有力回应，使得基层党组织往往疲于应付上级的要求或事务性工作而陷入组织的“空转”状态，基层党组织本身的组织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等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从而导致基层党建的“内卷化”19。如此，基层党建由于缺乏具体的“抓手”而流于形式悬浮于乡村治理之上。与此相对，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对乡村社会朝向现代化方向的整合再造不仅指向乡村社会原生形态的现代化再塑，同时也囊括了对各种外嵌性乡村治理主体以助力乡村社会发展维度上的组织改造。故此，基层党建朝向乡村治理的嵌入需要不仅源于党的领导作用于乡村社会的延伸扩散，也源于其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寻求自身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强化组织效能的治理需要。由此可知，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乡村治理现代化于其国家化进程中必然面临政权下渗和整合强化，但行政组织囿于基层群众自治的制度区隔而缺乏对乡村社会直接整合的组织路径，国家治理效力无法全面下沉至乡村社会当中。而在我国的制度体制下，我们党的基层组织突破了行政科层组织层级的国家制度安排，为国家实现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统合构织了政令畅通的组织网络。既然国家治理需要通过党组织以实现其下渗乡村，而基层党建悬浮于乡村治理之上会引致组织外部效力弱化，则基于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基层党建必须嵌入乡村治理当中并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事务相结合，以此实现组织发展和治理需要。三、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建构：耦合互动与深化嵌构“乡政村治”朝向“乡村治理”的话语转变展现出我国基层政权建设于基层治理中的导向变换，“乡政 功能由纵向层级的政权功能向兼具地域意义的治理功能拓展，村治 由外在于国家政权的基石向内在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转变，乡政 与 村治 的关系由政权层级关系转变为治理包容关系”20。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加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功能而非其统治功能，单凭国家力量对社会的单向渗入与整合并不能达到善治的效果，同时也不是社会拒斥国家力量以松散发展形式就可以实现治理的完善，只有国家与社会形成结构的平衡，才能造就两者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协调统一21。但需要明确的是，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平衡并非是两者于活动空间的割裂独立，相反地，两者以共同价值维度的交融互构并生产同一的共生耦合之活动空间，才是形成结构平衡的本身旨归。而在乡村社会场域中，党组织基于执政党地位而被赋予的国家代表角色已然为社会公众长久认同，因而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化战略中，实现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嵌合互构，不仅是两者的内在需要，而且也是两者关系的时代趋向。（一）公共价值重塑与内生秩序再造是两者耦合的内在基础市场经济冲击下的乡村社会遭遇乡村社会网络的破坏甚至于代际断层，乡村资源的持续流出不仅造就了乡村社会资本的碎片化状态，同时还削弱了乡村自治组织对以公共事务为承载的乡村公共性的维护能力，村庄公共价值随之不断流失，却又难以通过逐渐凋敝的村庄公共事务实现公共价值的再生产。与此同时，资源下乡背景下的社会力量涌入乡村，但部分强势资本在其逐利性导向下截取国家下输资源、依靠自身优势地位在乡村治理事务中挤压村民的利益空间，处于弱势的乡土社会无法形成与之制衡的内生合力，这不仅加剧了村民乡村治理主体地位边缘化的发展趋向，更对乡村治理良性秩序的再生产形成了强力制约。如此，乡村社会的公共价值与内生秩序逐渐离散，乡村治理陷入价值与秩序双重失序的发展困境，两者负向影响的相互叠加对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嵌合深化形成了底层制约。故此，乡村社会的公共价值重塑与内生秩序再造成为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相互嵌构的首要之举。文化是公共价值的内生土壤，什么样的文化土壤自然会生长出什么样的公共价值。强化基层党建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作用，突出基层党建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尤其是22要实现基层党建对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这一“双重责任”的内在融合，将对乡村文化建设的认同建构于基层党建中并进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面凸显，并由内而外逐渐推动乡村社会形成重视文化建设的共同认同与意识导向。同时，确立起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以重塑公共价值为主体内容的共生空间，以实现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于文化范围中的互嵌融合22。需要明确的是，乡村社会公共价值的重塑是一个基层党组织领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不仅需要将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与乡村文化治理事务紧密结合，同时也需要乡村场域中的其他主体不断吸收并再造现代文化因素。在此过程中，坚持基层党建的政治引领，发挥基层政治建设的统领效应，是提升乡村文化建设效能、培育和扩大公共价值的先导。只有沿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才能建构起双向吸引与耦合的公共价值。在此之上，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才可能获得以公共价值为底层逻辑的、合乎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追求的形态再造。（二）公共利益聚合与群体行动协同是两者嵌构的重要轨道治理资源的离散是乡村社会衰败的重要成因，当前国家资源的下渗将会成为乡村社会振兴的动力来源。国家治理资源下渗的同时，乡村社会中的多元主体崛起，基于自身利益之上的治理要求与现实实践在乡村社会中相互交织，构成乡村治理中多元主体的互动场域。多元主体纷繁复杂的利益要求在乡村场域中汇聚和叠加，与此同时，利益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乡村利益治理方式的不同必然会引致乡村群体集体行动的互异。因而，如何在国家下输资源的过程中实现对乡村社会利益治理的完善，并进而达成对乡村社会多元主体行为的同向整合，确然是党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现实且关键的问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发展要求地方政府与乡村社会及其中各治理主体进行协商合作，以求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良性构建与治理主体的行为协同。但必须明确的是，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并非单单指向多元治理主体于乡村发展中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共同追求乡村社会善治发展中的公共利益最大化亦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问题。此外，协调利益之目的在于切实保障利益主体合理诉求的充分表达与利益矛盾的有效化解，实现多重利益关系平衡的同时，推动治理主体集体行动统一以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和现代化水平。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共同追求乡村公共利益与和谐群体行动，这成为两者嵌构的重要通道，协商民主为两者的轨道结合提供了可行借鉴23。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统筹全局、领导核心的作用，不仅需要于组织内部普及协商民主的理论内涵、现实形式、方法手段，更需要主动引导多元主体寻求有利于乡村发展的利益“最大公约数”，将公共价值观念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弥散到乡村社会当中，实现乡村社会对公共价值观念的主动接受和内在认同，以此推动多元主体的乡村公共利益聚合与群体行动协同。与此同时，强化基层党组织对乡村多元主体的主动培育、扶持、发展意识，通过组织化的宣传、培训与技术支持，实现基层党建对乡村治理中以公共性为根本所在的价值引导，并于其过程中达成多元主体对公共利益认同的内在强化。如此，基层党建与乡村社会治理才能在聚合公共利益与协同群体行动的实践中达成发展融合的现实目标。（三）治理组织建构与制度规范完善是两者交融的必要内容维系乡村治理公共价值与公共利益、实现内生秩序与群体行动优化，需要乡村社会内部多元主体在共同空间内组织规模共生，最佳的乡村共生治理状态以乡村治理主体间形成一种适度的共生规模而达成和维系。而在此种共生民主体中，社会准则与价值更易被民众内化，由此减少社会管理中的强制并增强治理中的民众自愿行为24。适度组织规模共生的顺利塑造自然离不开多元主体交往互动中的和谐有序，但乡土社会中的村级自治组织在多元主体崛起中缺乏相应的制衡能力，原生规范的式微发展无法实现对多元主体互动的有效调控，制度化规范的缺失也为多元主体互动造就了消极诱导的存留空间。如此，乡村社会中多元主体的组织规模共生遭遇传统治理组织能力不足的风险，以及规范缺位的危害，这不仅影响着多元主体的交往互动，也进而23影响着乡村治理现实的发展方向。因此，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深化互嵌并朝向共生交融迈进，必然需要建构和完善合乎乡村发展的治理组织与制度规范，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共生交融以结构性和制度化的方式进行确立和巩固。追求乡村治理中的组织规模共生不代表多元主体的无领导自我发展，强化凸显党建引领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构造乡村多元主体组织规模共生的首要因素，实现乡村社会规范的现代化、制度化发展是乡村治理的发展必须。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治理组织建构中的“利村惠农”应当成为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交融的底层逻辑，多元共赢和良性发展应当成为两者交融的运行逻辑。因而在治理组织建构中，基层党建需要强化对乡村社会内生规范及内生组织现代性的培育和现代化方向的引导，以推促乡村现代化为中心实现基层党建与乡村社会的紧密结合。同时，要带动村民进行现代化方向的自治组织建构并与其他乡村治理主体进行组织间的横向联合，推动多元主体对制度规范由外而内地认同吸收以及由内而外地强化维护。如此，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才能够通过乡村发展事务中的结构性、制度性建构，实现两者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维度上的深化交融。参 考 文 献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人民日报，2019-11-06（01）.2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N.人民日报，2018-03-08（01）.3 费孝通.乡土中国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7.4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5申恒胜.晋县政治：国家型构下的基层权力整合（1945-197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6 张厚安.乡政村治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 J.政策，1996（08）：26-28.7 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06（03）：1-38+243.8 杜智民，康芳.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4）：63-70.9 蒋永甫，宁西.从“悬浮型政权”到“嵌入式治理”：一种乡镇工作机制的考察 J.中国农村研究，2019（01）：166-186.10 周庆智.重构乡村社会：国家视角或社会视角 J.甘肃社会科学，2020（01）：22-30.1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2 杜鹏.论乡村治理的村庄政治基础基于实体主义的政治分析框架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58-68+157-158.13 章荣君.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村庄生活治理研究J.湖湘论坛，2022（04）：85-92.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5 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J.东南学术，2006（04）：18-27.16 任路.国家化、地方性与乡村治理结构内生性演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1）：24-33.17 陈家刚.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J.学习与探索，2015（02）：47-55.18 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J.求是，2022（07）：4-17.19 章荣君.新时代基层党建带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J.湖湘论坛，2021（04）：48-57.20 陈军亚，肖静.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治理”：政权建设视角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变迁对“乡政村治”框架的再认识 J.理论月刊，2022（06）：21-28.21 高成军.国家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边界：乡村治理中的基层政权建设 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96-105.22 黄嫣，蔡振华.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依据、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 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105-110.23 周云冉.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的逻辑理路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7）：59-65.24 罗敏.新时代乡村共生治理有效实现的五个维度J.求实，2019（05）：88-99+112.责任编辑杜爱萍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