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的价值追求——以电影《扬名立万》为例.pdf

文艺创作的价值追求摘 要：小成本电影 扬名立万 受人津津乐道的除了使用“剧本杀”元素和密室逃脱的悬疑模式外，更在于电影主创者们在面临种种人性的拷问和诘难时所展现出的苦寻真相、惩恶扬善和守护美好等诸种正向的价值品质，立足于当下文艺创作的现状，对文艺创作者们身担的责任和使命做出的有力的具有现实性的思考和回应。关键词：扬名立万；文艺创作；价值追求；“真善美”中图分类号：J9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38（2023）03-0095-03（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扬名立万 原名叫做 一部电影的诞生，如果按表面意思理解的话，那这就是一部讲述如何制作电影的电影，也就是“元电影”。所谓的“元电影”指的是“关于电影的电影”，电影作为现代艺术门类之一，“元电影”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对自身的生产过程的镜像反思，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整部影片视为一般的文艺创作活动，并对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求真、向善、爱美”的价值追求进行反思。一、求真：悲情真相的别样呈现扬名立万 讲述了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群落魄的电影人在破产富商陆子野的笼络下，准备将当时轰动全国的“三老案”改编成电影，为此他们和该案的凶手共处一室，为的是从中挖掘出案件的真相，从而拍出一部震撼人心的卖座电影，并渴望能从此“扬名立万”。需要指出的是，文艺作品是求“真”的。“追求真实，是艺术本性的要求。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是公认的真理。因为艺术反映生活，必须是真实的反映，不能虚假。”1随着剧中角色相继粉墨登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获得题材与素材后如何给影片“定调”，是该迎合市场流于狗血滥俗的剧情，还是要还原案情原委向观众传递真相？记者兼编剧的李家辉出于职业素养极力主张挖掘案件的真相，特别是凶手的作案动机，认为这样写出来的剧本才有深度。而导演郑千里则延续他一贯的作风，坚信一部卖座的电影必须要具备“拳头”的动作戏和“枕头”的情感戏两大因素，并设想和描绘了一部融合各种俗套情节和桥段的 魔雄，但显然，那是一部极度失真的滥造产物。可见，李家辉和郑千里两个角色的冲突代表着影片在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间的摇摆，至少在影片的前半段，双方的斗争和角逐始终存在。比如在李家辉盘问齐乐山时，齐乐山编造了种种看似合理的身份和动机来混淆视听，而当李家辉面对众人的装傻充愣愈加愤怒时，陆爷的一句“电影是生意，观众买账最重要”可以说直接点明了他们的商业诉求。再比如陆子野封锁大门，让众人被迫来到案发现场，其目的也只是打造“原景重现”的影片卖点。在这样一种商业与艺术的抗衡下，李家辉依然选择执着地挖掘真相，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正是理想的文艺创作者身上那种苦寻真相的可贵品质。后来他在密室的通风口里找到了关键线索的假发，并发现齐乐山销毁来宾的邀请函，联系到法国医生碎尸案，最终家辉挖出了他苦苦追寻的“真相”。但获得真相并不意味着结束，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真相公诸于世。事实上影片除表现文艺创作的求真品质之外，还在更深层次对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剧情最终反李鸿雁张嵩收稿日期：2022-11-18作者简介：李鸿雁（1972-），女，黑龙江绥化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张嵩(2000-)，男，黑龙江绥化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2019B033）；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GJB1422021）。以电影 扬名立万 为例 第43卷第3期绥 化 学 院 学 报2023年3月Vol.43No.3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Mar.202395转之前，影片呈现给观众的“真相”是：一个对齐乐山很重要的女孩夜莺被龌龊下流的三老玩弄致死，绝望愤怒的齐乐山因此杀了三老为她报仇。这个“真相”令齐乐山悲痛同时也使众人一阵哽咽，他们誓要为夜莺申冤。但问题在于，如果将位高权重的三老的这些丑事抖出来的话，是否会触碰到权贵阶层的利益？何况影片中“黑衣八处”的出现也说明在三老案的背后或许还有军方势力介入。正像关老师对家辉说的那样：“这个案子水太深”，在那个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代，能指望谁来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伸张正义？又该如何将这份沉重的真相昭告天下呢？“我们可以把它拍出来。”在逃出别墅后李家辉立刻想到“拍电影”的方式。事实上，艺术作为一种“甜蜜的暴力”，它的身上承载着“为弱者发声”和“向强权反抗”的双重使命。像儒家传统诗论中就有关于对文学艺术“怨刺上政”“裨补时阙”等讽喻功能的认识，葛兰西的“文化阵地战”理论更是直接将文艺看作是市民社会抵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在影片中，频繁出现的摄像机、李家辉遭行业封杀的经历、关静年的数次阻拦提醒，以及黑衣特务的灭口行径，这些实际上都昭示着一种背后的权力话语。在这样一个充满隐喻性的空间内，他们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非常艰难的，也许文艺作品是最后也是唯一的渠道。在影片最后的彩蛋里，这群电影人真的将“电影”拍了出来，虽然呈现给观众的只有短短一分钟，但我们依然能看到，短片通过虚构、变形、夸张等方式将夜莺被凌辱的遭遇给符号化。而我们说，艺术所追求的真实，并非外在形态上的“逼真”，而是揭示生活本质的“真实”，他们把发生在夜莺身上的个别事件，通过合乎艺术规律的方式转化成了普遍事件，以电影的形式抵达了艺术内蕴的真实，让人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夜莺们”惨遭过某些肮脏的大人物的毒手。这样一来或许能巧妙避开权力机制的觉察，隐蔽曲折地将“真相”传递出来。二、向善：平凡人物的善良底色如果说求真体现了文艺作品的现实深度，那么向善则彰显了文艺作品的伦理价值。文艺创作不仅通过追求真实来反映生活，还以伦理的态度来观察和评判生活。2在 扬名立万 上映的当天，导演刘循子墨发布微博说：“这部电影今天就要上映了，叫扬名立万，它还有一个名字，是无愧于心。”在影片中，几乎每一位电影从业者们都是不得志的平凡人物，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当他们在面临是非善恶的终极拷问时，却都能不顾自身安危纷纷挺身而出，一同捍卫正义、鞭挞丑恶、守护美好，展现出人性中最真诚善良的底色，真正做到了“无愧于心”。影片至少在三种意义上展现出不同层面的“善”。一是众人的“本能的善”。文艺作品并不是不能表现丑恶，而是在表现丑恶的同时，能否做出正向的价值引导，激发人向善的情感本能。影片将三老糟蹋花季少女的恶行赤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不单是为了揭示出惊心动魄的人间惨象，更是为了通过对其做出的伦理判断来唤醒观众心中善的本能。当在场的人得知此事后，无不表现出同情或者义愤，每个人心中本能的善念都被激发出来，都希望自己能为那个女孩做些什么。其中感受最为强烈的是苏梦蝶，作为一个多年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女明星，发生在夜莺身上的悲剧，她比在场的男性更能感同身受。因此当李家辉提议将她的遭遇拍成片子时，也是梦蝶不顾危险第一个站出来说出“我愿意演”。在这场“男人戏”中，苏梦蝶不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女性视角，同时也为整部影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亮色。再比如郑千里，一个专拍烂片的导演，在他身上固然有着怯懦虚荣的一面，可当最后众人在犹疑是否要将这一案件拍出来时，一向唯利是图的他也发出了“老子也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的呐喊，表示自己愿意执导。正像关老师调侃他那样：“这令人憎恶的外表下边竟然有一颗金子般闪亮的心。”二是齐乐山的“信仰的善”。齐乐山是本片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在影片前半段的“剧本会”中，他所展现的是一个凶恶残暴、沉默寡言的笑面杀手形象，但当最终真相浮出水面后，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个刚直正义、铁血柔情的悲剧军人形象。而这一形象之所以复杂，除了影片独到的叙事策略所造成的留白之外，还在于对他与夜莺之间的耐人寻味的关系的模糊化处理上。按照影片的叙述，夜莺是军官的遗孤，齐乐山是为军官牵马的副官，因二人早就相识，所以他受长官的委托好好地照顾和保护夜莺。因此，齐乐山对夜莺的感情绝不是纯粹的爱情，而是还夹杂着与长官的战友之情和与之相依为命的亲情。夜莺对他来说是一种精神依靠，那是一种早已超越任何单一情感而近乎信仰的存在，以至于他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编织一个“所有人都会接受的故事”，来守护这个女孩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三是李家辉的“终极的善”。“善”的终极价值体现为一种人文关怀，体现为对人的生命、尊严、自由的崇尚和尊重。在影片结尾的答谢记者会上，坐在观众席后排的一位女性忧伤地擦了擦自己的眼泪后便转身离去，而在台上的李家辉看到这一幕仿佛意识到什么，随即便不假思索地追了上去。原来她就是夜莺，她并没有死，这就是齐乐山不惜用生命守住的真相。而当他眼看就要追上时，他收回了想要叫住夜莺的那只手，这一刻是全剧的点睛之笔，也是整部影片最富有温情的地方，一向追求真相的李家辉反而选择了沉默，真正表露出他作为一名记者的良心和温柔。他选择默默守护这份秘密，不再去打扰这个女孩的生活，让她能够作为一个普通人有尊严地活下去。这也完美呼应了影片宣传海报上的标语：“真相几个都行，真心只有一个。”也正是在这一刻，李家辉展露出他在全剧中唯一的一次笑容，这既是他对夜莺的一种的守护，更是对自我的一种救赎。96三、爱美：美与悲剧的交相辉映如前所述，文艺创作既体现对真的追求，也包含对善的向往，但这里的真与善并不等同于纯粹的历史之真和伦理之善，艺术中的“真”与“善”还需要以“美”的形式呈现。“美”是作为一种标识艺术本体的价值存在，在艺术中起到统摄真与善的作用，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体现出真善美三种价值理想的统一。影片 扬名立万 就是这样一部“求真”“向善”同时也“爱美”的优秀作品：影片虽然宣发元素是“悬疑+喜剧”，但就其故事内核来说却是一出悲剧，而悲剧本身就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另外就影片自身的艺术性来说，无论是画面、音乐、台词还是剪辑风格都达到了最佳，可谓是诚意满满，所以影片实际上是以审美的形式来呈现悲剧内核，从而实现“化悲为美”“化丑为美”。首先，就故事内核来看，影片展现出了极强的悲剧色彩：其一，夜莺的遭遇。正如鲁迅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影片中的夜莺正值美好的青春年华，她喜爱在舞台上歌唱，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当选了花魁，殊不知等待她的却是三老对她的无情践踏。这不仅是夜莺的个人悲剧，同时也折射出那个时代下无数梦想和身体被摧残的少女的悲剧。其二，齐乐山的死。齐乐山身为远征军的副官，在行军打仗中失去了战友；他对夜莺深有眷爱，却目睹了夜莺遭遇凌辱的画面。命运剥夺了他的一切，他却只能发出无奈的悲鸣，这昭示了个人在权力欺压下的弱小与无力。而他最终救下了众人并与黑衣特务同归于尽的行为，也使他的死带有几分悲壮和崇高。其三，众人的反抗。影片表面上在讲述一群电影人如何筹拍电影，但实际上却暗含一个“顺从反抗毁灭”的深层情节结构。众人从最初的对“上面”的惧怕，到后来的觉醒、试图用电影的方式去反抗，再到最后的不幸遇难，这一深层结构无疑强化了影片的现实力度，更加深了影片的悲剧色彩。而我们说悲剧自身就有着丰厚的美学价值：“悲剧从人类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幸、苦难或生命毁灭的现象里面发现其中蕴含的美，对悲剧人物在遭受到不幸或毁灭时所持的态度进行审美的判断和评价。”3所以当我们看到夜莺的受辱、齐乐山的死亡以及越南发生的撞船事故时，我们会感到难过和悲伤，但这种情绪会进而转化成一种对人生存在价值的深层体验，比如对美好事物的珍视、对不屈意志的崇敬以及对正义与善的肯定，这些体验都是审美的，能给我们带来强大的情感力量，从而让“真”与“善”的价值在美学的意义上实现升华。其次，除在故事内容上展现出悲剧美的价值外，影片自身的艺术性也可圈可点。比如梦蝶在台上的舞蹈，优美十足，颇有舞台剧的韵味；房间里的名画 萨尔丹纳帕路斯之死 隐喻了三老肆意玩弄夜莺的病态和邪恶，4同时也增强了影片的艺术底蕴；此外整部影片台词对白流畅，每个角色的情感表达都极为到位，有庄重典雅的质感；角色的造型和服装精致考究，符合故事的民国背景的设置；影片画面整体色调偏冷，与紧张的故事氛围、独具时代感的爵士乐相映成趣。总之，影片处处都能体现主创团队的精心打磨，因此在视听效果上就足以给观众带来丰富的审美享受。而我们说，艺术美的价值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丑恶、的事物带来的阴暗和不适，诚如波德莱尔所说：“丑恶经过艺术的表现化而为美，这是艺术的奇妙的特权之一”。影片 扬名立万 实际上就是以艺术化、审美化的形式来呈现悲剧与丑恶，使我们对三老的憎恶、对权力的抵触都随着唯美的画面、紧张刺激的悬疑气氛而被过滤掉。可见，影片 扬名立万 自身有着独特的艺术美价值，并且这种价值能使观众以审美的方式来对丑恶的事物做出价值评判，从而形成强烈的情感张力，实现“化丑为美”“化悲为美”。结语影片 扬名立万 中所展现出的“求真、向善、爱美”的价值取向，这三种人类终极价值不仅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同样也存在于文艺创作这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中。“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5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影片 扬名立万 的出现可以说很好地对当下文艺创作的现状做出了回应。在布莱希特看来，好的戏剧不是让观众产生共鸣，而是要与观众拉开距离，并能令观众保持审慎思考的状态。扬名立万 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它始终保持一种间离化视角，让观众以旁观的姿态去观看作为电影主创者的他们，是如何在面临人性的拷问和诘难时展现出苦寻真相、惩恶扬善和守护美好等诸种正向的价值品质，并进而思考当下的我们、反思电影的意义、追问真善美的价值，让影片的内外发生“互文关系”，从而以更广阔的现实去解读、去丰富、去继续完成这部电影。这或许也是 扬名立万 能广受观众好评的内在机制和逻辑。参考文献：1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7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803郭玉生.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安燕扬名立万：现实作为超现实的症状J.电影艺术，2022，(01)：99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4责任编辑王占峰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