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福建学政沈源深《劝学浅语》刍议.pdf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王夏刚（），男，山西省芮城县人，历史学博士，大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赵聪聪（），女，山东省青岛市人，大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王应宪认为该书虽署名“沈源深”，但实际上为王舟瑶代撰。详参王应宪：劝学浅语 作者考析，见 历史教学问题，年第 期，第 页。此说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一是因为王氏稿本与刊本内容存在差异，二是因为该书刊布于沈氏逝后，而多人将此书的编撰归于沈源深，自有其理由。从该书的内容来看，理学气息比较浓厚，这与沈源深本人的经历接近，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该书是沈源深任福建学政时的作品，当然不排除其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幕友的襄助。晚清福建学政沈源深 劝学浅语 刍议王夏刚，赵聪聪（大连大学 历史学院，辽宁 大连 ）摘要：福建学政沈源深在任职期间，曾经撰写 劝学浅语，拟用以训导士子。该书主要包括做人准则、读书法则、作文应试方法等三部分内容，是对士子的全面告诫。该书反映了传统教育资源的近代转变，但其劝学特点迂缓，在近代社会隐而不显。关键词：沈源深；劝学浅语；读书法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沈源深，字叔眉，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后移居河南祥符（今开封），咸丰十年（）恩科进士，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任福建学政，光绪十九年（）卒于福建，年五十一 。他在京任职时就“一意讲求”程朱理学 ，担任福建学政期间严守考试规矩，既不为达官子弟谋进取，也不以地方官的标准而徇情，更不因朱子后裔被黜而予以宽免 。他深得士心，“疾时上疏请开缺，诸生闻之，麇集使署，求勿去”。其逝世后，“舆榇发，白衣冠送者数百人，咸太息曰：百年来无此好学使”。任福建学政期间，沈源深曾编辑 士林模范一书，颁行福建各学，同时又撰写 劝学浅语 一书以教导士子，惜该书在其任职期间未及刊行。俞廉三在序中称，该书“大指议论”一以朱子为依归，能够“持汉、宋学之平”，融贯古今，明体达用，可与曾国藩及张之洞的劝学言论相印证 俞序。陈宝琛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当时训勉士子的书籍以 教谕语 最为精粹、轩语 最为通博，而 劝学浅语则“内外交勖、体用兼赅”，可与二书并立，如果福建士人在学习过程中能够遵循该书的要求，发挥书中所 讲 的 道 理，就 不 会 有“人 亡 政 息”的 遗憾 陈序。胡廷干则称该书为“士林之圭臬，诸生之楷模”胡序。本文拟依据沈源深所撰 劝学浅语，考察其关于士子为学和为人的观点，以了解传统教育资源在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与意义。一、士子的做人准则为学需先做人。在 劝学浅语 一书中，沈源深教导士子从立志、居心、敦品、尽伦等四个方面学习做人。（一）立志“人之有志，犹水之有源，木之有根。”沈源深指出，为学必先立志，志向不同，成就不同。他将当时的士人分为三等，志向较高的致力于考据或治辞章，以纂述为其志向；其次则习帖括、工小楷，以获取科名为其志向；最下者则孜孜为利而已。孜孜货利与专事科举者不必论，即使是考据或治辞章时，如果不以义理为本，返诸身心，也不免会成为装点门面、不关身心修养的“务外之学”。沈源深不仅鼓励士人立志，而且教导士人“见得真、信得定”，立志做圣贤。“我之学圣贤，即我之所以为人，能如此，方尽人之道，不如此，即于人道有亏。”立志以后，还要采取措施，以辅助志第 卷第 期 年 月平顶山学院学报 向的实现。例如多读经史及先儒格言，多交益友，“开卷与古人比较，出门与正人亲接”，这样就会胸襟开阔，见识不凡，志向更加坚定。沈源深引述朱熹的话，勉励士子立定志向后，埋头去做，不可半途而废。“圣贤千言万语，无非说此事，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如两边擂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卷将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沈半浮，济得甚事！”（二）居心沈源深指出，“人第一须将心地洗涤，洁净如青天白日，无不可见人处，然后可言学问”，强调心地洁净、光明磊落在为学过程中的重要性。具体来说，“人居心须厚”，即“作一事，出一言，常恐有伤于人，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居心又须平”，即“作事则恕以量人，为政则推己及人，论古则设身处地”，以及“论今则舍短取长”。“居心又须虚”，即做虚心之人，“非第学养粹”，亦要“志量广”。反之，如果“俯视一切，目中无人”，则“虽颇有志于学，而所学必至无成”。（三）敦品沈源深指出，“士如良金美玉，其品最贵”，宜知自爱 。具体来说，自爱之道为重气节、严操守、养廉耻。士农工商四民中，士最贵、商最贱，而自从科举取士以来，士子“挟孔孟之业，以博青紫之荣，口 诗 书 而心富贵”，名义上虽为士，“实则皆市道也”。商贩明白交易，取财无愧，但是不肖之士却“恃刀笔为长技，借衣顶为护符”，行“顶替、枪冒、包揽词讼”等不端之事，“有玷儒冠”，连商贾也不如 。士人失去操守，做出如此劣行，大半是由于贫穷所致，因此，“欲立品，宜先安贫”。安贫之道，“莫善于随遇而安，勿循俗见”。如果遭遇困苦之境，不善排遣，便会很容易失去操守，但如果善于处理，也容易使道德精进。为学必先治生，“读而能耕，固为至善”，然而“近世士人，自幼不解稼穑，遽责以耕，亦人所难”，因此，他建议“学者治生，终以教授为本务”。如若“游幕佣书，依人作活，终非自立之道”。至于“萦情货利，别事经营，则孜孜为利，不足谓之士矣”。即如“闽省士人或托食盐商，此乃市井之事，非学者所当为”。沈源深告诫士子说，“处士犹处女”，不可轻易与人相见。“身不可轻见，文尤不可轻投。”座主、门生之名自唐代以来已经存在，“主司之于士子，虽无道德之钧陶，犹为文章之知己”，而“最无谓者莫如世俗投拜之师”，不问道德，不论文章，“以势位为重，声气为事，货利为媒”，导致士习的颓靡、师道的败坏 。凡“稍知羞耻”的士子，“断不可轻拜人为师，亦不可轻受人之拜”。另外，士子平日举动当以厚重为本，以轻浮为戒，尤戒“冶游”。（四）尽伦沈源深倡导士子要行孝悌：“学者舍孝悌何学乎？讲学不本于孝悌，其学不足言矣。”他批评世人“专以文辞为重，而置孝悌不讲”，导致“天下无佳子弟，而人才坏矣”。五伦之中，父子之外，兄弟最亲，但当时人“视夫妇重于兄弟，以出妻为家室之变，而以兄弟分居为常事”。如能体会父母之心，以之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则各种难题均会迎刃而解。“处家庭之道，惟自尽其职，最不可责报。”因为“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见报则辍，故恩不能终”。“戚党往来、宾朋交际”亦是如此，“施人不求报，受施慎勿忘，则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自然更不必担心家庭关系难以处理了 。沈源深认为，与“世人之待兄弟，患在于寡恩”不同，“父之于子，夫之于妻”本应“以严为主”，实际“则又病溺爱”。他以“近世之恶俗”争嗣为例说明之：“窃谓出后于人，人子所不忍言。盖为他人子而轻弃其父母，是不忍诸父之无子，而忍己之无父母。诸父之无子，是天绝之，己之无父母，是己弃之，于心安乎？”如果“艳羡资财，群起纷争，是以资财而弃其父母也”，如此为人后者“是不孝且不廉也”。在沈源深看来，另一更为恶劣的陋俗是火葬，且“闽中此风最甚”。“俗谓火葬为热葬，热葬之家，其兴必骤。夫停柩以图风水，使父母不得安于窀穸，其罪已不胜诛，今乃焚棺以求利益，且使父母不得保其尸骸，其人直同化外。”据沈源深讲，其听闻“新死之尸，火烈筋缩，手足动摇，甚则平顶山学院学报 年?然起坐火中”，这种情形令“闻者心惊，谈者色变”，但“为之子者乃悍然不顾”。“夫父母之于子也，抱之抚之，唯恐其不存”，而“其子之于父母也，烧之剔之，唯恐其不灭”，实不啻以“焚如之惨”报“罔 极 之 恩”。“如 此 得 福，是 无 天 道矣。”沈源深还讲到这样的传闻：“山僻之人，虽不火葬，而既葬十数年，其家或不吉利，则归咎于坟墓，于是开坟检骨，藏之瓦器，名曰 金瓮，择地更葬。葬后或数月，或年余，辄复开验其骨色，以为红白则吉，黝黑则凶。假令黝黑，则又移葬他处。如是数四，至于财尽力疲，遂乃置之不问，狗啮狐蝵，不几时，而瓮无余骨矣。”针对这样的陋习，沈源深感慨曰：“欲求福田，须培心地，本心已亡，福于何有？”最后，他还特别指出，士子读书明理，非“无知小民”可比，应不会做出如此“丧心昧良”之事 。二、士子的读书法则从性理部分开始，沈源深教导士子如何读书，其他三个方面分别是经学、史学、经济。（一）性理沈源深以“朱子精微”，主张“学者必当以朱子为宗”。具体而言，“当以朱子 小学 为 近思录 之阶梯”，先读小学，次读 近思录，但“近世 小学 不讲，自幼即以文辞为教，根基未立，遽令其读 近思录”，则难以深入了解。读完 小学 近思录 后，应读朱熹所注诸经。明儒语录方面，宜读薛蠧 读书录、胡居仁 居业录、罗钦顺 困知录，以及吕坤 呻吟语。清儒以二陆（陆世仪、陆陇其）、二张（张履祥、张伯行）为“正宗”，思辨录 杨园集 三鱼堂集“皆不可不读”，而 思辨录“尤切实用”，正谊堂全书 亦搜罗颇富，“皆宜究心也”。如“欲知源流派别”，则必须读 宋元学案 明儒学案 国朝学案小识 三书 。沈源深告诫学者不可须臾脱离持敬之法，要“外正容貌，内整思虑”，且朱熹教人持敬之法“甚是简易，学者可无虑其太拘太苦也”。沈源深强调，“提醒此心”是为了做事，而不是空谈论道，无所作为。他指出，朱熹早已论及儒家和佛家在唤醒此心问题上的区别，即“其唤醒此心同，而其道则异”。简言之，“吾儒唤醒此心，欲他照管许多道理，佛氏则空唤醒此心，无所作为”。至于静坐之说，“攻宋儒者亦以为禅学”，而不知“静坐是求放心之一法”。人如果思虑纷挠、憧憧扰扰，怎能读书穷理！“必须静坐，以收其放心，始可为学。”另，静坐即持敬，“并非虚寂之谓”。沈源深还讲道，朱熹论静坐的方法“最为无弊”，学者“可以知所从事矣”。至于讲 学，沈 源 深 认 为，不 可“为 过 高 之论”，而应“教人平实”。讲学贵在“讲明性理，实见之于行事也”，最不可“空谈心性，冒居讲学之名”。（二）经学沈源深指出，“欲为学必宜穷经”。穷经之道，宜“先读古注、明家法、正音读、通训诂，而后义理可得而明”。他强调，清朝诸儒治经方法之源“实开于朱子”，故不可数典忘祖、鄙薄朱熹 。治经顺序沈源深主张，学者治经要循序渐进，先 毛诗，次三礼，次 尚书，次 春秋，次 周易。第一，毛诗。沈源深认为，“毛传训诂最古，郑笺善言礼制，孔疏亦详核可据”，清儒胡承珙 毛诗后笺、陈奂 毛诗传疏 也可参考。学者“宜先读传注，以求名物训诂，然后用程子读诗法，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以求诗人之意”。第二，三礼。沈源深指出，学者宜先治 仪礼，且以注疏为主，而以 钦定义疏 辅之。他强调，清儒胡培所撰正义采辑略备，“远出贾疏之上，尤为最要”。另，读 仪礼 不可无图，图以张惠言所撰“为胜”。读 仪礼 时，可兼读 礼记，如读 冠礼 可接读 冠义。依朱熹 经传通解例 求之，读 礼记 亦当以注疏为主，而以义疏辅之。卫 礼记集说、杭世骏 续集说 网罗众家，孙希旦 集解采择最精，贯串三礼，均为读 仪礼 者不可少第 期王夏刚，赵聪聪：晚清福建学政沈源深 劝学浅语 刍议胡培所撰 仪礼正义 四十卷，成书于道光（）中后期，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 仪礼 研究的权威之作。之书。大戴礼 虽然“未立学官，然足与小戴并行”，宋时曾列为十四经，其注解唯有卢辩一家传世，清人孔广森、汪照俱有补注，学者对此二书以及王聘珍解诂均“宜究心也”。读 周官 亦应以注疏为主、以义疏为辅，“兼及近儒诸说”。沈源深还特别指出，“此经晚出，中多可疑”，比其他经难读 。分读上述各经后，学者还要“贯串三礼”，读陈氏 礼书、朱子 仪礼经传通解、江永 礼书纲目、秦蕙田 五礼通考 诸书。沈源深极其重视秦氏之书，言其“尤足包括诸家，急宜致力也”。第三，尚书。沈源深指出，对于晚出的 古文尚书，虽然宋人吴蒶、朱熹已经怀疑其伪，清人阎若璩又“尽发其覆”，但“圣贤之微言大义多在其中”，实不可废，且“其书无一字无来历，是魏晋儒者采辑而成，并非向壁虚造者可比”。他还进一步言道，“欲识晚书源流”，需读阎若璩 古文尚书疏证、惠栋 古文尚书考；“欲识今、古文之别”，需读段玉裁 尚书撰异；“欲识古注”，需读王鸣盛 尚书后案、孙星衍 今古文注疏、刘逢禄 今古文集解 。不过沈源深也提及这些书的不足，即其“皆偏于考据，而义理尚少发明”。第四，春秋。沈源深认为，春秋“三传之中，互有短长”。除古注外，清儒顾栋高 春秋大事表、李贻德 左传贾服注辑述、孔广森 公羊通义、庄存与 春秋正辞、陈立 公羊义疏、柳兴恩 谷梁大义述、钟文 谷梁补注，“皆专门名家之书，不可不读”。第五，易学。沈源深主张，“学者读 易，宜以程传为主”。他对程传评价很高：此书“发挥人事，最切身心”，与“夫子学 易 寡过之旨相当”，且“自来 易 注，无过于此矣”。同时，沈源深反驳清儒推崇汉易虞氏，认为虞氏之说“最为破碎，汉魏易家，今尚有遗说可考者，当以荀氏为胜，郑氏次之”。第六，其他。沈源深认为，学者欲读他经，“宜先致力四书”。四书为“群经之总会”，理应先读，但不读他经的话，亦“无以尽四书之理”，故“四书者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阅读四书应以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为本、以 四书或问 为辅，“兼及宋元诸家说古注”。清儒“于四书中名物训诂”虽有所补正，但“大义则不能易朱注”。例如，沈源深批评毛奇龄 四书改错 中，“实多以不错为错，未足为训”。他也指出，“近儒之说”并非全不可取，“刘宝楠 论语正义、焦循 孟子正义 二书，采辑略备”。关于四书，沈源深还强调，读四书前要打下一定的基础：“幼学读朱子 小学 毕后，当读 孝经，然后可读 四书。”沈源深以 尔雅 为“训诂之总会，群经之钤键”，主张读 毛诗 时先读此书，则容易了解诗中的名物训诂。他还提及清儒邵晋涵 尔雅正义、郝懿行 尔雅义疏 二书，认为其“最为精详”，读 尔雅 宜以它们为主 。沈源深指出，“读书宜先识字”。他还主张，“识字宜治 说文”，清人段玉裁、严可均、桂馥、钱大昕、王筠均精于此，学者宜先读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及王筠 说文句读 说文释例 三书，“然后及诸家说”。此外，沈源深认为，“欲通 小学，宜及音韵”。具体而言，宜先读顾炎武 音学五书、江永 古韵标准、龙启瑞 古韵通说 三书，“然后及诸家说”。治经方法治经不仅讲求顺序，而且讲求方法。沈源深认为，“治经宜守家法，最不可轻驳传注”。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即使成说未必全部正确，“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他批评当时的治经者“好自立新说，而于先儒之说每加轻驳”，认为这不仅有悖于传统，而且实际危害颇大：“好立新说，而轻驳传注，非第有害于经术，亦且有害于心术，学者所宜戒也。”在治经问题上，沈源深并非一味墨守成规：“先儒传注固不可轻驳，然 其 说 有 误，不 妨 订正。”他还提出，解经自当以经为主，“经有未明，始求诸注，注不合经，固未可从”。同时，针对“今之言汉学者，则攻宋学，言宋学者，则攻汉学，言郑学者，于郑说不论是非，无不信从，而于王肃说，不论是非，一概驳斥”，沈源深特别强调，说平顶山学院学报 年经“最不可有门户之见”，而宜“平心论断”。综上所述，沈源深明确了士子通经的目的，即“讲明圣贤之训，以为终身践履之资”。他还一再指出，“分章析句不足为通经”，治经者“其知之”，进而“践言以实之”。（三）史学沈源深认为，读史需先读经，经是体，史是用，读史不先读经则“无以为根柢”，读经而不读史则“无以扩识见”。他以读志为读史的关键：“一代之制度、典礼、政刑、疆域，俱存于志。若不读志，而遽读纪、传，凡遇职官迁转、地理形势等，俱觉茫然。”史表“视志为轻”，但“可补纪传之阙，而兼编年之长，便于寻检”。他主张读史还需“识地理”，否则便“无以知战守之形势，识郡国之利病”。具体来讲，沈源深指出，学者欲知历朝大势，需“读 通鉴，而以朱子 纲目 辅之”，至于“通鉴以前，则读刘恕 外纪、金履祥 前编，后则读李焘 续长编、毕沅 续编”。他又以司马光 稽古录 一书“于治乱兴衰之故，言之了然”，向学者推荐之 。他还讲道，通鉴 编年而不分类，“欲究一事之始终”，需读 通鉴纪事本末 及宋元明纪事本末 。此外，沈源深指出，学者欲识史法，需“读刘知几 史通”。至于如何读史，沈源深着重阐述了以下两点：“读史贵有识，最不可以成败论人。”“读史宜设身处地，遇到时事艰难处，当掩卷细思，若使我当此任，如何设施，如此方于身心有益，足以增长学力。”而在他看来，时人在读史问题上的毛病正是“毫不动心，只作文字看过也”。接下来，沈源深还将“自来为史学者”分为数家：议论家“辨古今之成败，别人物之贤愚”，但或“未明时势，妄事苛求，其失也妄”；考订家“详年月之异同，证制度之沿革”，但或“徒矜记诵，无当闳深，其失也琐”；辞章家“摹龙门之鸿文，撷兰台之古藻”，但或“浮华是猎，大义无关，其失也泛”。他指出，“大抵宋以来之为史学，多偏于议论，近之学者，又专为考订而已”，二者“实相资为用，不能偏废”。（四）经济经济，即经国济世。沈源深指出，读书需“求有用”，故“通经之士，必以致用为贵”。他还援引朱熹的观点，主张“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沈源深不惜笔墨，分门别类地向士子推荐学习书目，乃至如何选书：在阐述“体用之学”的书籍中，真德秀 大学衍义、丘?大学衍义补 最为完备，学者不可不读 。对于“当代之礼”，如 大清会典 通礼 礼器图式 诸书，学者均不可不读 。学者欲识历代之典礼，需“读三通”；欲识清代之典礼，需“读皇朝三通”。实录不易见，可读 东华录 以代替 。清代历朝所撰方略或亦不易得见，则可先读赵翼 皇朝武功纪盛、魏源 圣武记 。学者讲求“治体”，需“多读诏令奏议”。雍正朱批谕旨 一书“最为切要”，前代奏议中明人黄淮等所编 历代名臣奏议 及乾隆敕编 明臣奏议“采辑略备”，清代名臣奏议则可读名臣文集以及 切问斋文钞 皇朝经世文编 续经世文编 等所收奏议 。沈源深还特别指出，林则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的奏议“时代尤近，切用尤多，俱当留意”。对于历代名臣，“不第当读其奏议，兼当考其事实”，故“学者于昭代人物，必当留心”。“城乡学馆中，俱当看邸报”，其“为文策之用犹小，有益于经世之学实 大”，学 者 不 可 不 览也 。士子还要究心律令。欲识清代律令，需读 大清律例；欲考古律源流，需读 唐律疏议 。舆地之学“最切实用”，学者要读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识形势，知要害，为经世之用”。沈源深认为，洋务是当时“最要之学”，学者自宜究心，且要重点关注各国疆域、政教、风俗、兵法等“大端”。电学、化学、矿学等虽亦有用，但“究属工匠之事，非经世之学”。不过，若只是留心此类学问，则并非真通洋务，他还指出，“今日中国之病”在于上下蒙蔽、诸事敷衍、人心浮薄，而铁路未开、制造不精则在其次 。第 期王夏刚，赵聪聪：晚清福建学政沈源深 劝学浅语 刍议接下来，沈源深还提醒士子们在学习经世济用之道时，要注意方法：经济之学“门类浩繁”，学者必须“专精一门，而后可及其余”；经济“虽由学问”，但需“加阅历，未可轻言”；学者有志经世，需“从本原上用力”，最不可有“虚賅气”。三、作文应试的方法在作文应试方面，沈源深着重谈到作文的方法，并告诫士子作文最不可存得失之心。具体包括辞章和时艺两个方面。（一）辞章沈源深认为，“无论道德、经济，非文则无以阐发而传后”，故学者“不可自命为文人，然亦不可不能文”。作文的关键是“修辞立其诚”，修辞而不立诚则为“文胜质之史”，立诚而不修辞则为“质胜文之野”。作文始于学文。沈源深指出，文章“一代有一代之派别，一家有一家之渊源”，要博观历代文章之总集，识其派别源流，然后视性之相近、力之能及者而学之，方为有益 。他进而谈道，初学为文，“须读大家中深醇博厚之文”，以增长识力、激发志气，反之则易使人“气靡骨柔，文未工而志先坏”，为害匪浅 。他还提出，学者不可不致力于“诗古文辞”，如果有余力的话还可学“骈体及词”，才短者则不必学 。至于实际作文时，沈源深指出，“诗、文无论工拙”，需“有真性情、真议论方佳”。真性情即“直抒一己之怀抱”，真议论即“本诸一己之识见”。如果没有真性情、真议论，则是自欺欺人，“不第文章不能成家，亦其人决非志士”。沈源深还特别强调，学习诗文“须从根柢上用力”。他认为，道是文之根本，文是道之枝叶，学者需“先积理而后可作文也”。他还主张，“学者固不可不能文，而要不可苟作”，尤宜慎作“轻薄之文”。（二）时艺时艺专门针对科举考试而言，也叫时文、制艺、八股文等。沈源深告诫士子，“学作时文，不可专读时文、专作时文”，需“读经史以为根柢，学作古文以长笔力，读 楚辞 文选 诸书以助才情”，否则，“其文必不能佳”。他还指出，如同治经需识家法，文章亦需“识宗派”，学为时文者必须将明清“诸大家集，一一寓目，分其派别”，而 钦定四书文 一书尤宜究心 。沈源深认为，即使是时文，亦需“有性情，有骨力，有议论，有才情”。他指出，“近日一种圆熟墨卷”，毫无性情、骨力、议论、才情，“貌为清真雅正，实则恶滥平庸”；另“或矫平庸之弊，因为偏锋侧调，或创奇格，自矜别解，自负心裁”。在沈源深看来，两者皆不可取，“时文必从朱注，功令所在，尤不可忽”。至于时文“体格”，他举例说，“或学古文，运以散体，亦足擅场，若楚骚诸体，断不可拟”，即“但不令合掌，不袭滥调，自不生厌”。沈源深进而强调，时文“虽小道，然足觇人品”，故学文需“从大家入手，不第学其文，兼可师其人”。作为学政，沈源深还告诫士子，“作文最不可存得失之见”。其意如下：“盖文若工，投无不利，倘又不利，自有命在”，并非人力所能为，而若存得失之见，“揣摩风气，迎合时尚”，可能文章未工、心术先坏 。除了着重教导士子学作时文，沈源深专门论及应试态度。沈源深指出，“士生今日”，不得不学时文等，但需“读书为主，而分余功学此等足矣”。在他看来，时文等仅“为进身之具，若学问、经济向未讲求，侥幸进身，何所设施？达则为庸臣，为俗吏，不达则为陋儒”，而无益于世，为人所轻 。为了增强说服力，在该书的结尾，沈源深引用朱熹的话，不仅告诫士子在读书上多用功、在科举上少用力，而且详细列举了时文不关身心、消磨士子气骨之弊病 ，兹不赘述。他指出，朱熹所言“皆极痛 切”，恰 中 当 时 学 者 之 病，提 醒“诸 生 省之”。四、沈源深 劝学浅语 的劝学特点及效果在 劝学浅语 中，沈源深鼓励士人立志，树立上进的信心。他注意培养士人的廉耻心，让其自爱，能够安贫乐道、随遇而安，能够体会父母的爱子之情，处理好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且要抱着施恩于人、不求回报的心理处理宗族关系。他抨击了福建平顶山学院学报 年当时存在的争嗣恶习、火葬陋俗，以及迁葬的迷信。对于士子应该读哪些书、读书的顺序、读书的方法，他均进行了详细的教导。他反复强调读书要对身心有所触动，要增长识见，提高修养，不能光在文字上讨生活。至于如何做好时文，他和其他学政一样，均提出了以经史为基础，不可仅仅阅读时文、揣摩风气、迎合时尚。沈源深作 劝学浅语，希望士子能够希圣作贤，内外兼修，体用兼备，是对士子的全面告诫。相较而言，其告诫不如张之洞在 轩语 中所列举的那么全面，那么详细。在语行篇中，张之洞提出八要十戒，规范士子的言行 。在语学篇中，张之洞分别讲了阅读经、史、诸子和古人文集的方法，并通论读书方法 。在语文篇中，张之洞详细地讲解了写作时文的方法、时文学习和写作中的注意事项，以及试律诗、赋、经解、经文、策、古今体诗、古文、骈 体 文 甚 至 字 体 方 面 应 该 注 意 的 事项 。他还另外列举了二十四条告诫教授初学者 。陈宝琛、俞廉三均给予此书很高的评价，认为其可以与 轩语 教谕语 并立，但是在晚清，轩语 风行，教谕语 也受到多位学政的重视，劝学浅语 则隐而不显。究其原因，一是该书在沈源深逝后刊行，未能产生在其学政任内刊行劝学书籍的效果；二是他在教导士子如何做人方面循循善诱，在指导士子读书方面也具体入微，但对于士人密切关注的内容即如何作文应试方面则着墨不多，具体的建议偏少。立志希圣作贤的目标显然过高，非一般士人所能企及，他们更关注能够改变其出身的具体规条，实践性强、对应试更具有指导意义的 轩语 可能更切合其需要。相形之下，沈源深所倡导的读书、做人、作文方法更加迂缓一些，因此，该书虽然可称得上是全面指导士子求学的书籍，被时人称为“士林之圭臬，诸生之楷模”，但在刊行后却未能引起较多的关注。参考文献：闵尔昌 碑传集补 周骏富 清代传记丛刊：第 册 台北：明文书局，沈源深 劝学浅语 （光绪二十六年）求实书院（长沙）刻本 张之洞 轩语详注 司马朝军，点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李智萍），（，）：，：，：；第 期王夏刚，赵聪聪：晚清福建学政沈源深 劝学浅语 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