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pdf

书书书 年第 期（第 卷）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作者简介：汪鸿波（），男，江西赣州人，江西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工作，乡村治理，儿童保护等。：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汪鸿波（江西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摘要：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乡村振兴实践对农民生计能力的改善机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基于乡村既有的旅游资源、生态资源、务工资源、政策资源等不同类型的资源禀赋，以及不同的生计资本，由此型塑出农民不同的生计类型。然而，乡村资源禀赋并不总是直接对农民生计构成正向推动作用，也可能会对农民生计带来潜在性威胁。因而，如果要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禀赋的优势来提升农村生计能力，需要以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作为中介机制。通过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规避生计风险，并挖掘利用乡村的优势资源，进而促成农民的生计赋能。由此，研究揭示了生计赋能的内在逻辑在于兼顾结果目标和过程目标，整合内生性资源和外生性资源，融合外源式发展和内源式发展的路径。在具体策略上，要厘清的政策、主体、网络和资源等乡村社会治理要素以助力生计赋能。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治理；资源禀赋；生计赋能；农民生计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仍然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战略部署。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指出“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要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即可理解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不断激发农民主体性 ，激活农民的内生动力。无论是激发农民主体性还是激活农民内生动力，基础在于改善农民生计。笔者对乡村振兴实践的调研中初步发现，农民对现阶段乡村振兴的关注焦点在于乡村振兴能给他们的生活生计发挥怎样的建设性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浙江省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农民生计改善的模式并没有走向标准化、同质化路径。各地在乡村振兴实践探索中，在依赖乡村资源禀赋的基础上，通过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探索出不同的生计改善途径，即生计赋能，这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本研究基于浙江多个乡村的调查，在分类描述浙江乡村振兴中农民生计类型的基础上，分析和揭示村庄资源禀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与农民生计赋能间的内在关联机制，为提升农民生计水平和助推乡村振兴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参考。一、结构性、变迁性与能动性：农民生计转型的三重属性农民生计是透视农村社会的重要窗口，生计问题是研究农村问题的重要议题。早在 年毛泽东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就对农民生计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年，当时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十余个县开展生计调查并编著了 农民生计调查报告 。时至今日，学界理解乡村发展仍然以农民生计为切入点，其研究视角基本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一）结构性视角下的生计结构结构性视角的研究者将农民生计视为一个结构体系，并就结构体系的构成要素、体系特征、政策框架等展开研究。在生计的构成要素上，由人力、自然、物质和社会资本等要素构成的生计资本是生计活动开展的基础 。生计的构成体系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有研究认为生计框架要重视“农民拥有什么”，也就是支撑生计的各类资源。另有研究者们跳出生计结构内部，从生计政策来审视生计结构，认为就业政策是最重要的生计政策 ，农地系列政策能优化生计框架和调整生计策略，公共财政政策也可以改善农民生计 。产业扶贫政策可以降低贫困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资本下乡政策则对农民生计兼具优化及负面效应 ，也有研究前瞻性地讨论了农民的退休制度设计对生计的影响 。可见，学者们都关注政策对生计所产生的功能效应。（二）变迁性视角下的生计转变农民生计与生计活动中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金和政策等要素密切相关，当这些要素发生变化时，农民的生计活动类型也会随之变化。研究者们敏锐捕捉到其中的变化，并就不同的要素展开分析。农民失地后的生计转变问题一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囊括了失地农民生计的评价、制度需求、规划、补偿等多个向度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乡村发展及变迁也是牵动农民生计变化的重要原因，比如城镇化、乡村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移民搬迁等 。总体而言，这些变化使得农民生计活动充满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可能形成一种摆动型生计模式 。此外，乡村社会的逐渐“溶解”、家庭结构的转型等会改变农民生计，进而陷入新“生存伦理”困境 。国外也有研究指出森林管理政策的变动也会影响农民的生计策略 。（三）能动性视角下的生计策略农民的生计框架是“自下而上”的底层实践，是以农户资源优势为基础的生计策略 ，主要表现为农民的收入和消费状况 。本文的“生计能动性”是指农户为生计需求所采取的各类活动或策略。为了应对社会转型及劳动力市场等对生计的冲击，农民通常采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策略 。此外，农村各类“地”在农民生计活动中具有特殊地位，这也成为学者审视生计策略的重要切入口。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其生计策略包括农业种植、个体经营、外出打工和获取工资性收入等 ，也有农民选择不断累积资本 。农地整治能提高农户生计水平和改善生计结构，并促使农户生计中的农业经营向规模化转变，从务农转向了打工经商 。湿地补偿使得农户的生计从“单一”转向“多样化”，退耕还林让农民生计充满不稳定性 。随着农民生计环境的变换，调整及改善生计策略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有研究者指出农民调整生计策略可以回应贫困问题 ，这需要生计转型后不断提升生计恢复能力，也需要拓展生计空间来提升生计能力 。另外有学者认为，通过农村社会工作干预乡村生态可以改善农民生计 ，以及提升数字技能来实现生计创新能力 。综上，既有研究聚焦讨论的是农民生计是什么、发生了哪些变化和怎么应对等三个层面的问题，这有助于从整体上理解农民生计。但是，在乡村振兴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各地利用乡村既有的优势资源，纷纷打造出不同发展模式的乡村类型，与此同时也大力探索乡村治理创新，这显然会触发农民生计转型。已有的研究尚未对这一变化中的农民生计进展深入研究。为此，本文要回答的是，乡村振兴实践中乡村的资源禀赋和乡村治理创新对农民生计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怎样才能有利于改善农民生计。二、田野调查及分析框架笔者及调研团队于 年 月深入浙江省 县开展以“乡村振兴、乡村建设行动”为主题的调研活动。调查采用半结构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进行。访谈对象包括了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乡镇的工作人员，村两委及村民代表等，从不同层面深度了解农民生计状况。还通过“进村、第 期汪鸿波：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进家、进厂（合作社）”的形式切实观察农民的生计策略。此外，收集了省、市、县、乡（镇）不同层级部门出台的有关乡村振兴的政策文件以及村两委实施的政策文本。经过对资料的分析整理和对村庄的类型比较，最终确定 个村庄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在笔者调研的村庄中，在资源禀赋上均不包括人力资本，这是因为在农村家庭规模也逐渐小型化、少子化，基本没有人力资源的优势。事实上，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的物质基础、乡村治理和居民评价密切相关，这也会左右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再结合乡村不同的生计资本从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生计活动（见表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类型的生计活动呈现并非总是与乡村振兴进程互相嵌合的，也可能产生意外性后果。表 不同类型的村庄及生计概况分类标准村庄名称资源禀赋生计资本生计类型物质资源村庄治理村民评价绿溪村旅游资源服务资本经营乡村旅游高山村生态资源自然资本开发生态产品丽景村务工资源关系资本寻求外出务工大进村政策资源政策资本依靠项目索取注：该表为笔者自制。表示在四村比较中相对的优势；表示在四村比较中相对的短板基于上文对不同类型乡村农民生计活动概况的梳理及比较可以看到，乡村资源禀赋对农民的生计类型构成直接影响，换言之，农民的生计类型生成是由乡村资源禀赋和生计资本所决定的。但是乡村的资源禀赋并不必然带来生计赋能，而是需要乡村社会治理创新作为中间机制，才能更有效地促成生计赋能。因而，本研究试图构建“资源禀赋治理创新生计赋能”的分析框架（如图 所示），进一步剖析和揭示资源禀赋、乡村治理和农民生计赋能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乡村振兴实践中，乡村会根据资源状况来谋划乡村发展模式，比如前文所归纳的四种类型的乡村，就存在资源要素的显著差异性，这进一步直接影响农民生计策略。资源禀赋通常要以乡村社会治理创新为杠杠撬动农民生计赋能，比如通过乡村社会治理整合及挖掘资源要素并得到有效利用。图 农民生计赋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三、乡村资源禀赋塑造的农民生计类型农民是乡村建设发展的核心主体，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行动主体也是受益主体。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民的生计是首要关注的议题，这直接决定着农民是否参与及其投入程度。以乡村建设行动为载体的乡村振兴实践会不断建构着农民的生计活动，在依赖乡村资源禀赋基础上，农民会根据生计资本不断调整生计行动，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生计活动。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并非总能对农民生计产生改善性和建设性的作用，也可能让农民生计变得更具风险性和脆弱性。（一）农民生计类型的理论分析生计资本是生计类型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既有研究中，研究者大都将生计资本纳入到生计方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期法或策略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是英国国际发展部（简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户生计进行分析时提出农户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等几种类型 。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民生计策略中的生计资本构成进行分析时，也基本采用这一框架。本文也参照这一框架，并根据对农民生计状况的调查分析，将生计资本分成服务资本、自然资本、关系资本和政策资本四种类型。服务资本是乡村振兴中农民依赖乡村旅游产业提供住宿、餐饮和导游等管理经营旅游配套服务。自然资本是农村的各类生态自然资源。关系资本对应社会资本，指的是农民具有的各类社会关系。政策资本是农民因国家政策倾斜而获得各种资金、人力的支持。本文侧重阐释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的农民生计资本类型。在乡村振兴政策驱动下乡村建设行动的纵深推进，会给乡村资源及农民生计资本带来巨大的变化，使得当下乡村资本与过往大为不同。为此，本研究基于实地调查提出服务资本、自然资本、关系资本和政策资本等四种类型的生计资本，并由此塑造服务经营型、生态产品开发型、外出务工型和项目索取型等四类生计类型。（二）旅游乡村的服务经营型生计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增长点，这是盘活乡村资源，发展乡村经济和改善乡村面貌的有力举措。乡村旅游包含乡村田园风景、地方传统文化体验、乡村美食等不同的旅游产品体系。这些旅游产品从开发到运营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长期参与，单纯依靠乡村内部力量难以实现。因此，乡村通过争取政府支持和招商引资，形成政府、企业、村集体三方合作开发乡村旅游产品的模式。乡村旅游通常需要整合乡村旅游资源，涉及土地、房屋、古迹建筑等，这将一部分农民从依赖“土地”的生计方式中抽离出来，成为买卖各类农产品的“生意人”，以及提供旅游相关服务的管理服务人员。由此，农民成为服务乡村旅游的服务经营者，经营民宿、餐馆或以“直播带货”等形式增加收入，总体上使农民的生计类型更加多元丰富。案例一：绿溪村毗邻景区，生态环境优美，该村共 户 人余，土地面积 万平方公里。绿溪村以发展旅游为重点产业，全力打造“旅游休闲特色村”，积极探索发展旅游、民宿（农家乐）、观光农业、“农业 文创”等产业。目前村内拥有各类农家乐、民宿 家，年上半年接待游客 万人次、住宿 万人次、直接营业收入达 万元。年，该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万元，村集体固定资产达 多万元。同时，绿溪村还开发系列乡村旅游产品，如书茶吧、花灯工坊、乡村货栈（电商平台）、乡村影视基地等。乡村旅游的开发吸引大批村民返乡创业，村民收入翻了两倍多，并给村民提供 余个固定就业岗位。绿溪村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重点打造乡村旅游，这改善了村居环境、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等，从根本上促成农民生计结构的转型，帮助农民从以农业活动为主过渡到以非农业活动为主的生计方式。绿溪村充分利用乡村的旅游资源禀赋，积极开发乡村旅游，并将之做成新的乡村产业，为农民创造大量的就业及经营机会。农民的生计也由此发生转型，农民不再单纯的依赖土地作为生产资源，而是积极参与到乡村旅游的服务与经营中，生计资本主要以服务资本为主，让生计形式变得更加多元。概言之，乡村旅游开发改变了农民生计结构，提高了收入，农民因此受益。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主体性功能也得到发挥，如自发参与到乡村环境维护、垃圾分类等乡村治理工作中，村民还自觉在家门口种植花草来提升旅游乡村形象，并将旅游区内的房屋财产供村集体支配改造成旅游景点等。从整体看，良性的乡村旅游开发与农民生计形成良好的互构。（二）绿色乡村的生态产品开发型生计国家发布的 国家乡村战略规划（）指出，乡村发展要根据村庄的发展现状、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等，遵循村庄的发展规律，分类促进乡村振兴。笔者认为，推进乡村振兴不是否定已有发展基础，也并非对乡村进行再造及重组，而是在已有乡村发展基础上对乡村进行赋能及优第 期汪鸿波：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化，包括资源整合及利用、结构调整和农村组织建设等。相对于城市而言，乡村具有绿色生态资源优势，由此产生的生态福利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构成。浙江省发布的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年）也把绿色生态建设作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因此，要探索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高山村就是立足于自身生态资源优势，积极开发有特色的生态农产品，促进“三产融合”、“农旅融合”，通过打造生态农产品资源，改变了农民生计活动。案例二：高山村现有耕地 亩，林地 亩，杨梅种植面积约 亩，年产量 余吨，产值 余万元，是杨梅发源地和“中国杨梅之乡”的主产区。高山村有 余家农产品合作社，年营业额达千多万元，杨梅产业链年经济效益亿多元，促进了村民的创业就业，全村就业率达 ，年被评为浙江省高质量就业村。近年来高山村围绕杨梅产业打造“杨梅精品村”。高山村将在杨梅采摘观光园区基础上，建设杨梅博物馆（世界上最大的古杨梅种质资源库）、游客服务中心、杨梅文化广场、杨梅物流中心和杨梅电子商务中心来助推杨梅产业转型发展。在 年“杨梅节”期间，全县接待游客 万人次，总收入为 亿元，实现农产品的增值增收。此外，高山村还引进杨梅加工企业，研发生产杨梅果酒、饮料、化妆品等各类产品 余种，年生产能力 万吨。企业解决了果农销售产品的后顾之忧，还提供了就业岗位。高山村立足杨梅种植的优势性产业，并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抓住政策下乡、资本下乡、技术下乡的发展契机，不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策略，盘活村集体的资源，集合村内、村外力量把杨梅种植逐渐塑造成为新的生计产业链。这有助于农民逐渐跳出传统的“种植销售”的生计模式，并构筑起“培育生态种植绿色产品营销（旅游增值）企业深加工”的新型生计模式。这条产业链将高山村内及外出求学、经商、务工的村民连接起来，营造了良好产业氛围，让村民的生计变得更加多元立体。特别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守妇女老人等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农村家庭收入，缩小了村内的贫富差距，同时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规模。在此基础上，高山村建设文化礼堂、弘扬乡村民俗文化和优化义务教育质量等，提升村民凝聚力和认同感，助推乡村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三）移民乡村的外出务工型生计国家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易地搬迁移民乡村面临向乡村振兴有效过渡衔接的新任务。易地搬迁移民乡村的空间发生变化，农民生计的结构也会随之转变。易地搬迁移民乡村实现“迁得出、稳得住、能脱贫、能致富”的治理目标的关键在于帮助农民实现多元增收，建立可持续生计活动 。但实际上，易地搬迁乡村由于空间置换引发的文化生态割裂，政策扶持的不可持续性，治理资源的分配不均和利益纠葛，社会融入遇阻等诸多障碍性因素交错叠加使得农民的生计活动脱离原有空间在进入到新空间后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比如丽景村从原来的山区移民搬迁至集镇周边后，村民的生计面临巨大考验。该村支书在访谈中说到，在搬迁过程中乡村人口流失了不少，很多男青年因为找不到谋生法子，都去其他村当上门女婿了。案例三：丽景村原来地处海拔 多米的高山，四面环山，交通、就业、上学均非常不便，各类基础设施落后。年开始启动搬迁至城镇郊区，年 月与其他四个自然村一起合并成为新的丽景村。全村区域面积 平方千米，现有农户 户，人口 人，党员 人。全村以农业为基础，绝大多数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搬迁后，丽景村积极鼓励青壮年外出创业、经商、务工，甚至从村集体经济中拿出资金资助青壮年外出寻求生计门道。特别是引导、动员有能力的党员带头走出去打拼。目前，全村在上海、深圳、宁波、无锡等地做生意的人达 多人，形成了服装、机电、家具等生产经营主导产业，每年全村靠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就达 多万元。同时帮助留守人员承接乡镇企业来料组装各类手工艺品，缓解留守老人和妇女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期生计之困。本文所指的外出务工包括经商、创业和务工等多种形式。丽景村村民从山区搬迁后，脱离了山地、林地、耕地等农地生计资源，搬到城镇后又未能及时掌握新的就业技能，使得生计变得更加脆弱。为此，村民纷纷外出谋求生计之道，村委则积极协助村民联络在外乡贤、企业老板等，构建就业关系网络。以“老乡带老乡”的就业路径，形成了“一村一行一城”的就业格局。据该村所在的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所言，农民只有外出才能发财，有些农民外出打工一天的收入就赶得上种一亩地一年的收入，村民外出务工收入远远高于村内务农的收入。如今，该村绝大部分的村民从搬迁前以农业为主要生计资源转向搬迁后的外出务工的生计类型。然而，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过分依赖外出务工的生计策略也会面临多重不确定性。村民一般依赖熟人关系网络外出务工，但这会排斥网络外围的村民。另外，外出务工的村民也会出现两极分化情况，一种情况是村民外出积累厚实的生计资本后，举家外迁，对于乡村而言是人力资源外流；另一种情况是村民外出寻求就业机会遭遇挫折后返回乡村依然面临生计困境，这需要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加以应对各种潜在风险，比如为乡贤回乡创业打造优质平台。（四）数字乡村的项目索取型生计数字乡村是典型的时代性产物，指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运用，是农民信息技能提高促成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过程 。它是促进城乡融合的基础，更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要“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和“持续开展数字乡村试点”。为此，浙江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立足乡村实际，以“大场景、小切口”的思路作为突破口，在全省范围内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比如出台了 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文件，还试点建设了 个数字乡村，大进村就是其中之一。现阶段数字乡村的建设主要回应乡村治理、农产品推广及销售、乡村旅游等需求 ，主要表现为村务平台建设、网络直播、录制短视频等形式，这改变了农村的生计方式。但由于农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偏弱、农民数字素养偏低、数字人才匮乏等不利因素作用下，使得“数字下乡”后农民对此缺乏参与热情，认识不足 ，参与农民群体也出现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分享了数字红利，对另一份农民而言则造成更大的“数字鸿沟”。同样的，现阶段大进村的数字乡村建设基本是依赖国家政策的强力扶持。案例四：大进村的村域面积 平方公里，由两个自然村组成，全村共 户 人，村两委干部 人。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目前大进村已基本完成农村基础设施改造建设，户居民中已经有 户村民新房已结顶，但村内缺乏公共休闲活动场所。目前，村内农家乐、农家客栈（民宿）等经营主体有 家，床位数 张，餐位数达 个，年接待游客 万人次、住宿 万人次、营业收入 万元。该村数字化建设主要包括：提升网络普及率和覆盖率，推进免费 、视频监控的有效覆盖；计划建成覆盖全村的道路监控系统；建设数字党建平台，包括签到打卡、党员学习、党员帮扶等功能；计划建设民宿数字管理系统和村级管理数字驾驶舱，打造乡村旅游产业民宿信息共享平台；实施“村播计划”项目进行直播带货。作为数字乡村试点建设的大进村，大多数村民的生计方式还主要是开民宿、餐馆等，暂未享受数字乡村建设的红利。在国家推行数字下乡的实践中，出台了诸多有利支持政策，大进村把握住数字建设试点的机会，积极争取国家的资源倾斜。目前，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乡村党建及村务的信息化、网络系统基础设施和网络直播等简单的数字化场景应用，但这与大部分农民的日常生活场景相互割裂，脱嵌于农民的生计，导致村民的参与热情不高。数字乡村建设基本依靠政策扶持和依赖财政资金补贴，如大进村获得财政补助项目资金 多万元用于数字乡村建设。当前，村庄在数字化乡村建第 期汪鸿波：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设中没有形成市场竞争力，只能依靠政策的财政补贴来维持“数字生计活动”。进而言之，数字乡村的建设并未有利于农民改善生计水平，反而助长了农民依靠政策、项目改善生计的心理。四、以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为杠杆的生计赋能基于前文的分析，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乡村所具有的资源禀赋的要素结构发生变化和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型塑出不同的生计类型。比如绿溪村和高山村在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优化和改善了农民的生计，生计水平得到提升的农民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中也表现的更加积极主动。但是，资源禀赋并不一定能对生计方式产生正向的建构性作用，也可能给农村造成生计风险。例如丽景村的农民生计出现两极分化，对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挑战。大进村则在探索建设数字乡村中农村数字参与能力偏弱，生计上出现政策依赖。因而，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为杠杆巩固不同类型乡村生计改善水平，规避生计风险，促成生计赋能。（一）生计赋能的内在逻辑乡村振兴本质上是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改善农民生计结构，增加收入，并促成他们的生计赋能。农民的生计赋能是多因素的综合性过程，要以乡村资源禀赋为基础和以乡村治理的驱动力，重点在于明晰赋能的目标、资源和途径。赋能目标要兼顾结果目标和过程目标有研究指出，赋能导向下的乡村治理要注重提升人力资本和激发主观能动性两个维度 ，本质上就是人的能力提升，激发内生性动力来实现生计赋能的目标。生计赋能的结果目标是要提高收入和生活质量，过程目标是注重提高农民自我发展、市场参与、农业知识和技术等方面生计能力，结果目标能够让农民看到实际成效，过程目标能够激发农民改变的动力和能力，同时兼顾两个向度的目标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农民内生动力。譬如，绿溪村、高山村的农民实现从务农为主的单一型生计向旅游、经营服务、生态产品开发等多元型生计的转变，就是在改善生计结构的同时，还注重提高农民在科技种植、经营管理、服务等多方面能力。赋能资源要兼顾内生性资源和外生性资源乡村振兴实践的持续推进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这也必然会改变农民的生计结构。农民则会根据自然环境、社会政策、生计资本的变化来调整生计策略 ，在调整的过程中需要整合多方面的资源来促成生计赋能。资源是实现生计赋能的基本载体。生计赋能的资源基础在于盘活乡村的土地、人力、生态、传统技艺等内部生产性资源，并通过乡村治理创新重新整合优化这些资源，比如盘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挖掘传统技艺人才、释放生态福利等。同时，生计赋能也需要积极利用外来的政策、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抓住政策红利改善生计基础环境，利用外来资本重新挖掘整合乡村的土地经营价值，促进农产品种植的规模化发展，借用外来技术和人才提高农产品的种植水平，打造及推广产品等。生计赋能单纯依赖乡村内部资源可能造成生计内卷化发展，过度依赖外来资源则可能导致发展脱离农村、农民的实际，因而要二者兼而有之，内外资源相配合转换。赋能路径兼顾外源式发展和内源式发展的路径协调农民的生计赋能是一个双向互动融合的过程。外源式发展是依靠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外来力量的帮扶，通过培育人才、发展产业、改善设施、注入资金和技术等，以自上而下的路径促进农民生计转型。这种方式在国家实施精准扶贫阶段普遍运用，它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农民脱贫和创造更加多元的生计方式，但也可能造成农民丧失主体性地位和产生依赖心理。如，丽景村的人才流失严重，大进村过度依赖国家政策扶持都是极度依靠外来力量出现的意外后果。内源式发展是挖掘农民自身的力量，如挖掘乡村传统文化、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参与意识和主体意识、孵化自助组织等，从乡村内部出发推动改善生计。该模式在后脱贫时代或乡村振兴阶段得到重视，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期试图从根本上实现乡村繁荣，以“扶志”、“扶智”的方式激发农民主体能动性，但这也可能导致乡村产业的小农化发展，降低农民参与市场的能力，导致结构性不平等 。越来越多农民改变生计的实践表明，单纯外源式的发展路径可能会掏空乡村，单一内源式的发展也会造成农民内耗。因此，生计赋能要注重两种发展方式的融合，内外力量的协调共促，共同提升生计水平。（二）生计赋能的路径探索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可以规避生计风险，改善农民的生计状况。乡村社会治理创新需要进一步厘清治理的政策依据、主体、网络和资源等要素，助力生计转型，优化生计结构及水平，实现生计赋能。完善治理政策，构建生计赋能的制度性保障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国家密集出台诸多有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法规，这对乡村治理体系产生深刻影响。换个角度看，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也需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并结合乡村实际和农民需求。目前，在乡村建设行动的驱动下，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面临重构任务，但由于各个乡村的治理基础条件存在巨大差异，这使得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也各不相同，尤其在一些各方面基础条件薄弱的乡村，其治理体系也难成气候。再者，当前的乡村治理存在“行政化”、“形式化”倾向，逐渐悬浮于农民的日常生活，进一步导致治理效能日渐式微。实际上，乡村社会治理是直接面向民众的服务型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治理体系要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与其对美好生活的期望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国家给予更多的政策指导，不断完善其治理制度体系，提升乡村治理的民众基础和整体效能。在治理制度及政策的设计、乡村建设发展规划、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都要符合农村和农民生活实际，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制度性引导。特别是在乡村资源禀赋的要素结构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更需要发挥好治理机制的杠杆作用，将资源禀赋得到最大效能发挥，促进农民生计的转型及发展。培育治理主体，激发生计赋能的内生性动力农民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力军，国家出台的各类“三农”政策文件一直重视并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地位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体现，使得大多数的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旁观者”，乡村的空心化现象愈加严重。乡村振兴的实践内涵要求集体富裕，动员农民广泛参与，重新找回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特别要注重组织动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妥善解决好生计问题。现阶段，国家对乡村的政策已从“汲取型”向“给予型”转变，大量的政策、项目、资本等资源纷纷向乡村涌入，再加上市场力量的介入，多方面资源的聚集，让农民在乡村谋求生计发展充满可能。乡村治理与发展的核心动力来自于农民的积极参与，农村发展最终目标也是让农民受益，因而通过乡村治理体系创新凸显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激发农民靠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乡村发展触发乡村资源禀赋结构要素调整而引发的农民生计变化，要培育农民的经济主体性，让农民在乡村经济活动中有一定的话语权、参与权。乡村建设行动不能脱离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需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才能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动力。譬如，有些地方在乡村治理中照搬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大规模开展厨余垃圾整治，与农民日常生活也严重脱轨，耗费了农民巨大的精力，也得不到农民支持。这是因为，对于农民和农村而言，绝大多数的厨余垃圾可以直接二次利用、就地消化、转化为有机肥等，无需大费周折、按部就班地形式化处理。概而言之，乡村资源结构要素变化的情境下要改善农民生计状况，就需要在乡村治理实施中塑造农民的经济主体性地位，让他们在资源配置、经济活动上拥有更多的主导权，不断激发他们的内生性力量。扩展治理网络，盘活生计赋能的社会性支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直接关联着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和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乡村振兴实践及乡村建设行动中，保障农民经济地位及提高生计水平是提高乡村治理第 期汪鸿波：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效能的重要基础条件，直接关系到乡村社会的社会福利水平，更是提升广大农民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关键所在，亦如在调研中农民所言“钱袋子鼓了，心里踏实”。但当下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官在动，民在看”，“上强、中薄、底弱”和“专家式治理”的弊端，将农民排斥到乡村治理结构的边缘，参与程度不深，对其生计造成诸多潜在性威胁。这亦塑造出一种以行政力量、专家意见为主导的乡村治理实践模式，农民则难以发声，很难利用乡村资源来改善生计状况。乡村虽“小”，但“五脏俱全”，乡村治理实践千丝万缕，其中的关键在于以经济发展为指引，生产项目为载体，改善农户生计，增加他们的收入，促进乡村的经济水平。为此，在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中，在充分整合行政资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社会性力量，从生产资金、信息技术、产品开发、资源链接等方面改善农民的生产活动，增加其收入。在丽景村的乡村治理中，面对乡村资源禀赋的匮乏，村委积极整合链接乡贤网络，发挥乡贤经济能人的网络优势，组织农民走出乡村到乡贤创办的企业务工，同时动员部分乡贤回村创办农村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厂等经济组织。乡村社会治理要拓展多元化的治理网络，弥补村内资源瓶颈，以此改善村民的生计状况和提升生计能力。整合治理资源，厚实生计赋能的资源基础在经历长期的城市向农村扩展边界和汲取资源后，乡村的资源基础被割据分散，导致在乡村振兴及治理中，以农民为代表治理主体难以利用及整合乡村内外的资源实施乡村治理和服务生计发展。现阶段的乡村振兴包含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相较于城市而言，乡村具有生态资源禀赋，并以此为引擎驱动其他方面发展。当前，城乡居民的生态消费需求旺盛，乡村治理创新以此为契机，重点盘活乡村优势生态资源，带动其他方面的资源，发挥资源的规模化作用，激活生态价值，为农村改善生计厚实资源基础。特别要以整合利用生态资源为基础，发展生态经济 ，为改善农民生计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产业上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资源整合模式。人才资源引育上，建立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相协调的机制，吸引农业科技人才、社会服务人才、管理人才、创新创业人才等。比如，浙江省杭州市的部分农村在乡村治理创新中探索聘用“乡村 ”，亦被称为“乡村经济官”，专门负责乡村经济发展业务，乡村将集体土地、资产等资源交给“乡村 ”运营，为村民改善生计带来活力。文化资源上，通过重点整肃和开发乡村生态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等乡村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探索构建三产融合的生计框架体系。组织资源上，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指引和动力，增加党组织的治理能力、经济能力和服务能力。同时带动乡村合作社、互助社等其他组织的建设发展，从整体上盘活村集体资源资产，转变乡村管理经营的模式，带领村民改善生计水平。五、结论乡村振兴是国家力量为主导，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长期浩大的社会性工程，本质上是促进农村发展，让农民受益。即乡村的振兴本质上还是需要紧紧嵌入到农村现实场景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这样才有更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此，推进乡村振兴需要以改善农民生计水平为切入口，才能让“大场景、小切口”有支撑依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民生计活动也随之变换，从政策给予迈向自我“造血”。改变生计重点需要培育农民主体性意识和激发其内生动力，“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和“增强致富本领”，不断实现生计赋能。生计赋能要立足乡村的资源禀赋，并结合生计类型和通过乡村治理创新得以实现，其内在逻辑在于兼顾结果目标和过程目标，整合内生性资源和外生性资源，融合外源式发展和内源式发展的路径。换言之，生计赋能要激发乡村和农民自身力量，推动乡村资产建设，增加农民的乡村认同和提高主体能动性，在此基础上合理利用和争取外来资源，让外部力量助力乡村发展而非掠夺乡村资源。由此形成乡村内部力量与外来资源交叉融合、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农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目标实现。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期参考文献：王春光 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的思考 社会科学文摘，（）：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民生计调查报告 北京：中华职业教育社，：何仁伟，刘邵权，陈国阶，等 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趋向 地理科学进展，（）：卢志强，曹广忠，李贵才 农户生计资本特征及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中国 省 县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叶敬忠 江村经济：中国的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 社会，（）：黄建伟，刘文可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政策满意度研究 基于江西省的调研数据 中国行政管理，（）：叶慧 生计资本框架下公共财政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分析 基于重庆市两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的调查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李玉山，陆远权产业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吗？政策效应评估与作用机制分析 财政研究，（）：李云新，吕明煜 资本下乡中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聂建亮，董子越，吴玉锋从“无休”到退休：农民退休的逻辑与制度设计 学习与实践，（）：赵曼，张广科 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及其制度需求 财政研究，（）：李明月，陈凯 精准扶贫对提升农户生计的效果评价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李雪萍，魏爱春摆动型生计：生计能力视域下的生存策略选择 以重庆市 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例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董磊明，张徐丽晶 进城购房、城乡延展与乡村“溶解”江苏湖村农民城镇化的实践分析 开放时代，（）：刘景琦 新“生存伦理”陷阱：连片贫困区农民家庭转型困境的一种解释 社会学评论，（）：，？，（）：叶敬忠，贺聪志，许惠娇生计框架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黎洁，李亚莉，邰秀军，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西部贫困退耕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夏柱智，贺雪峰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周恩毅，聂思言 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吴郁玲，吴少伟 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资本积累 贵州社会科学，（）：谢金华，杨钢桥，许玉光 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 以江汉平原和鄂西南山区部分县市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谢旭轩，张世秋，朱山涛退耕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许源源，徐圳 公共服务供给、生计资本转换与相对贫困的形成 基于 数据的实证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付少平，赵晓峰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张和清，尚静 社会工作干预与中国乡村生态、生计和生活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研究 以绿耕项目为例 社会学研究，（）：易法敏 数字技能、生计抗逆力与农村可持续减贫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期汪鸿波：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 （）：，李斌，李辉 我国农村易地扶贫搬迁研究现状、热点及展望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董运来，王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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