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悬浮——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pdf

第2 5卷第4期天 津 行 政 学 院 学 报V0I.2 5,N0.42 0 2 3年7月J O U R N A L O F T I A N J I N A DM I N I S T R A T I O N I N S T I T U T EJ u l 2 0 2 3D O I:1 0.1 6 3 2 6/j.c n k i.1 0 0 8-7 1 6 8.2 0 2 3.0 4.0 0 5 收稿日期:2 0 2 3-0 5-2 3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包容理论的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机制研究”(H B 2 2 S H 0 0 7)。作者简介:盖宏伟(1 9 6 5-),男,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张文雅(1 9 9 8-),女,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乡村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悬浮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盖宏伟,张文雅(燕山大学,河北 秦皇岛 0 6 6 0 0 4)摘 要:乡村数字化转型逐渐催生了乡村治理的新形态,这使得原本深嵌于传统治理中的结构与过程从中脱嵌出来。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出发,技术嵌入与乡土性的对立、政府组织的独角戏、传统乡情和文化的相斥与数字生态的整体不适,使得乡村治理情境与数字化转型愿景相割裂,带来了乡村数字“隐秩序”与治理悬浮。乡村数字治理迫切需要在地性的内生力,从“技术”到“生态”的系统建构,能有效推动形成“技术-组织-文化-生态”层面的制度联结,实现乡村治理与数字转型的关系再嵌与实践联合,进而为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乡村数字治理提供生态性支持以及可持续的承诺。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乡村数字治理;复杂适应系统;治理悬浮;适应性中图分类号:F 3 2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 0 8-7 1 6 8(2 0 2 3)0 4-0 0 4 1-0 9一、问题的提出当前,乡村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正受到政府及各界的关注。2 0 2 0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明确指出我国乡村的现代化建设要以大数据为背景,推动传统农业农村向现代农业、智慧乡村转型。2 0 2 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数字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指出要加强乡村公共服务以及乡村治理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与转型。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2 0 2 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指出要加快农村数字化转型,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效能,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数字化水平,推进农村管理走向智慧化。可见,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正深刻改变着乡村治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如何有效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治理变化,为乡村数字治理营造适宜的生态环境,成为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乡村数字化及其治理进程的不断推进,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与扩展。从学界研究层面来看,乡村治理及数字化转型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乡村治理数字化体系的具体建构、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治理的具体路径以及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场景和范式等。总体14上,已有研究围绕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适用性以及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对此,学者提出数字技术应通过在乡村社会中应用手段和方式的改变来实现数字与乡土治理的特色融合1。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设施、产业生态与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快了乡村的数字化转型进程2,而技术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变量,对乡村治理有着显著的赋能作用3。因此,多数学者倾向于以数字技术为中心,将乡村数字化治理归结为技术的嵌入与管理问题,更多关注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治理效率和技术秩序。因而,在路径研究上,多数学者也围绕“技术中心主义”展开研究,主张通过“双链联动”模式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共享技术、提升数据处理能力4,通过抓住数字技术这一牛鼻子,从多角度与全方面嵌入5,强化数字技术的标准和创新优势,激发正外部和功能扩展6,发挥数字的结构性赋能、资源性赋能与心理性赋能效应,推进治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变7,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应用于智慧党建、数字化服务、数字农业产业转型与村务服务中8。然而,从实践效果来看,一些学者对简单的数字技术嵌入为主导的乡村数字化转型仍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乡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问题仍然突出,数据确权、数据流动与数据保护等基本制度的不到位,带来了技术与治理不适应的风险9,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仍面临转型愿景与战略的错位、数字化变革能力不足、数字转型文化缺失等困境1 0。在治理思维、治理方式和治理制度层面,仍存在乡村治理理念与数字治理意识的鸿沟、民众“保护薄弱”与数字“信息泄露”的矛盾以及乡村具体情境与数字顶层设计断联的问题1 1。可见,现有研究虽已关注乡村治理与数字技术间的不适应问题,但仍未对深层次的脱嵌与悬浮趋势构建起适应性的解释框架,亦未对治理与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融合机制进行探讨,更未从系统性的生态体系出发对乡村的数字化转型展开深入研究。乡村数字化转型不是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刻板性融合,而是数字技术及其派生体系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全面性嵌入与深度融汇,是数字技术应用的综合赋能与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的过程。因而,如何提高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对接及融汇,实现深层次的制度、文化、能力与治理的融合,如何在数字化转型下提升治理效能、激发内生动能,是当前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而这些新问题的破解,有赖于乡村数字治理模式的全方位转变以及复杂适应系统的支持。随着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与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乡村治理不应仅关注数字技术的嵌入过程,还应将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方式视为一个整体的复杂自适应生态系统,聚焦转型过程中乡村隐秩序的生成、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以及对制度理念等全过程的适应与学习。有鉴于此,本研究拟从复杂适应系统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乡村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治理变迁进行深入的适应性分析,探讨乡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的适应性转变是如何体现的,在此基础上运用复杂适应系统分析框架,总结乡村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以及突破这种困境的适应性行为。二、乡村数字化转型与复杂适应系统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一)乡村数字化转型与隐秩序生成乡村数字化转型建构的新结构、新形式与新过程,在有效满足乡村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同时,也推动着乡村“改头换面”。例如,浙江省德清县开展数字治理试验区,积极探索“一图全面感知”的乡村智治模式;湖南省新化县实行“积分考核管理”制度,辅助农民参与村集体收入分红;江苏省丰县推进“数字新动能”,延展农业农村边界;上海市宝山区开展“社区通”;北京市南口镇构建智慧乡村。无疑,新一轮的数字技术正在被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各个领域,对大数据、虚拟和增强现实、物联网、适应系统等的使用早已不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嵌入,而是进入了必须对这种使用进行妥善管理的常态化转型阶段。亨廷顿(H u n t i n g t o n)认为社会发展与社会24秩序之间存在一定张力1 2(p p.5 5-6 0)。数字化发展过程刺激着乡村治理秩序的变迁,这一过程不仅仅体现为数字技术工具在乡村治理领域的更新与升级,也表现为数字系统与乡村复杂结构和环境的内在融合。乡村是复杂的生态系统,我们不能仅仅从技术嵌入视角对其结构与构成方式进行功能性剖析,还应引入复杂系统视角,后者因适应外部生态系统的运作秩序与治理逻辑而推动着乡村隐秩序的生成。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乡村是一个集土地、规划、产业、基础设施与多元主体为一体的整体系统。其中,乡村之间的互动互通,各个系统单位整体或分散性地对外界做出的各种反应,以及土地、基础设施、空间规划、公共服务等显性要素的交织组合,其基本形式随着数字化转型与发展也在不断演变。这些演变带动乡村在多层面展现由数字自主逻辑驱动的多种结构与形态的组合。在该过程中,乡村空间中各要素间作用的内在逻辑也得以重塑,并进一步地内嵌于数字系统,实现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干预与引导。其二,乡村通过数据、信息、物质等要素流展开联系与治理,其治理状态与治理水平与这些要素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看似无关紧要的“虚拟数据”“摸不到的信息流动”中,实则蕴藏着乡村数字治理的因果逻辑与运行规律。例如,美国“A r r a y o f T h i n g s”项目通过电子传感器收集行动轨迹、光线、温度、湿度、风速等多种要素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分析人的偏好与环境需要从而进行数字空间建造。这些要素间的互动关系与规律影响乡村的发展状态。其三,乡村治理须依托技术与治理资源的双向驱动,从而实现治理效能,两者之间尚未厘清的制度安排塑造着乡村内生隐秩序。在乡村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日益离散化与多样化的治理需求与政策思维的“锁定效应”之间的矛盾以及乡村中的人、财、物、价值、体系等治理资源的衔接缺口共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低效率。由此,内生性问题逐渐浮出:技术刚性与资源韧性的均衡性、资源与技术的逻辑缝隙接洽性等或会导致秩序的失调。(二)数字技术脱嵌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在重构乡村治理秩序的同时也在塑造乡村的治理方式。然而,这种嵌入式的数字转型带来的治理变迁,只是在技术上和形式上有所呈现,由此衍生了技术脱嵌治理、治理动能不足的政治文化问题1 3。一是数字“形式主义”的存在。路径依赖下的组织架构、制度体系并不能有效制约技术的异化风险,技术背离数字赋能理性的形式效应凸显出来:注重平台留痕、指尖上的滑动,“微信工作”“群里统筹”“线上调研”等方式逐渐成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常态。二是数字“附加工作”的产生。信息技术在乡村的广泛应用,不可避免地使管理者陷入数字“附加”工作的困局之中。例如,线上会议必须出席、群组消息要全天回应、统计表格重复备份、数字台账必须及时上传等,额外工作层出不穷。过度追求数字绩效不仅造成政务平台繁杂、政务程序冗余,也极大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形式化工作内容,消耗着乡村干部的时间与精力,导致乡村治理被束缚于附加的形式化工作中而无法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展开实践。在数字运动式的转型方式以及相应的利益表达、利益联结、利益分配、利益协商和善后机制并不健全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单纯是为了完成上级向下摊派的任务,并没有将数字化转型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以及乡村需求结合起来。换言之,真正需要转型的内生性层次还处于“守旧”状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治理制度的脱嵌。乡村数字转型的治理框架、治理内容、治理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处于此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仍然以传统的制度架构为基础,这种制度的“反差”使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间产生巨大鸿沟。而数字技术本身具有脱离控制主体与风险的属性1 4,该属性将乡村治理锁定在效率最大化的行政技术层面1 5。当数字技术被用于处理体制性、复杂性问题时,所产生的交叉影响会不断压缩乡村的制度边界。可见,乡村数字化转型的系统跟进、制度更新、监管方式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二是相关34法律法规的脱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是相对新生的数字治理模式与治理体系,其中的诸多转型实践与适应性规则还需要历经一个不断摸索与尝试的过程,而专门与此配套的法律法规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妥善制定与完善,这进一步导致了乡村数字化产生转型漏洞与数字异化,触发了乡村整体系统的脱离。三是更为深层次的治理意识脱嵌。意识共识是社会进行共同活动的基础,是期望达成愿景的共同目标,也是社会中具有高度抽象性特征的一般行为法则1 6(p.8 9)。治 理 主 体 对 数 字 价 值 和 乡村理性价值的忽视,往往导致治理共识与治理目标的抽离。这主要体现为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理念与意识更新滞后,未能就转型治理共识做出引导与普及,乡村传统治理观念与新观念的融合依然不足,治理主体缺少对乡村治理价值的新认知与对伦理再塑的认可。(三)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乡村数字治理复杂适应系统(C A S)是一个描述行为主体按照特定规律与模式进行大量非线性活动并发生相互交织作用的动态系统。主体通过主动“学习”产生适应性的行动策略以推动C A S的发展性演化,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适应”。该理论强调能解决复杂问题并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愿景和方向1 7,它将治理需要的资源、价值等复杂要素纳入高度适应的治理系统1 8,以治理制度的变迁来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1 9。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既具有传统的反应性与系统性特征,又具备主动性、动态性与适应性等优势2 0,这使其在面对乡村数字化转型与治理变迁问题上,拥有多方面的理论契合与实践优势。在乡村复杂系统中存在隐秩序以及治理脱嵌的背景下,乡村治理主体容易忽视对于复杂治理逻辑的系统性分析。乡村治理行为一般遵循“弱因果关系”逻辑,不同治理行为的叠加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无法确定,导致乡村治理行为具有不可还原的特征2 1(p.1 0 0)。数字技术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动乡村治理行为的转变,它既不能自行模拟生成一种复杂而真实的乡村社会环境,也不能为乡村治理主体消除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恰好回应了数字化转型时期的治理需求,其能够提高乡村治理深层复杂系统的适应性。具体而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促进乡村数字化转型有如下三方面作用。其一,复杂适应系统是对简单数字嵌入系统的深化,旨在超越传统治理方式并促成其与数字转型系统的融合。其二,复杂适应系统反映了治理主体在乡村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进行的适应性学习与治理行为转变。具体而言,对数字化转型与乡村复杂治理系统的适应性学习,能激发治理主体调试性地改变其乡村治理行为,进而促进其乡村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这能够破解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滞后于当前转型发展的困局,从而突破乡村数字治理的局限。其三,复杂适应系统能推动乡村建立与复杂环境相适应的数字治理体系。该体系不仅仅是局限于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现代技术,更是以国家、社会等为主体,以制度政策为保障的横纵式治理体系。它力求实现从技术结构到机制策略的全方位转型,同时将更多具有包容性、柔韧性与复杂适应性的要素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完成乡村治理形态与提升复杂治理效能的耦合。可见,推动乡村治理与数字转型应遵循“适应复杂”的原则。治理主体要主动把握乡村治理中互通互联的非线性关系,提升自身在不确定环境下的学习力与行动力,探寻兼具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治理策略,形塑更具适应性与系统性的治理逻辑。故此,本文构建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的分析框架,从适应性视角出发对数字化转型以及乡村治理进行分析。本文将以数字技术为基础逻辑,探讨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体系建立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升乡村数字治理的可应用性;以治理主体为出发点,聚焦主体主动性与适应性的治理方式,以期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可持续性;以治理体系为深化点,关注乡村数字转型的 内 在 机 制,以 改 善 乡 村 数 字 治 理 的 生态性。44三、治理悬浮:乡村数字治理的适应之困(一)技术的“陌生感”:乡土性的“富足”大卫林格里奇(D a v i d C o l l i n g r i d g e)用“技术控制悖论”形容智慧治理的“被决定论”,他认为,当数字技术完成社会的深度嵌入时,其应用的方式与程度就已被决定2 2(p p.1 3-4 7)。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乡村对于其背后的技术逻辑缺乏系统性的理解与把握,数字技术因其“陌生感”而加剧了同“乡土性”的对立。这种对立的主要表现之一即技术的决定性与乡治现实性的失配。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 u v a l N o a h H a r a r i)将数据算法视为社会本质性的构造要素,数字和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并规制着社会的运行规则、价值规范与人际关系,“社会属性”逐渐被“技术属性”替代2 3(p p.3 0 2-3 0 6)。然而,当数字技术支配乡村治理权力,依据技术算法对乡村治理进行预测时,便极容易产生“数字预测”陷阱,即利用僵化的数字对乡村问题进行治理,脱离了有弹性的现实问题,这种“程序化”的治理模式,将导致治理之道脱离现实之维。换言之,数字治理并不与乡村实际直接对接,而是逐步沦为治理中的一种“符号游戏”,技术控制使治理远离了乡村的现实需求。其二,技术的精细化与乡治的复杂化失衡。技术中心论是对城市控制论的延续,其表现为城市治理的单一静态区隔特征2 4。当技术中心主义被应用于乡村转型领域中时,乡村数字治理的单向度管理与刚性规制特点便会凸显。单一的技术被用于处理所有乡村关系,会使得在面对复杂的乡土挑战时,乡村治理过度精细化,“数字决定”“数字迷信”导致乡村被置于技术的内生性风险中。概言之,数字治理的精细化与乡村事务的复杂化处于失衡状态,治理出现悬浮化:数字技术依据命令对一系列平台与数据进行特定处理,其所得出的“治理指令”往往不能及时反映乡村事务的动态演变,当复杂的治理内容仅仅依靠单一数据结果的“指引”,技术的过度精细与治理的悬浮化便会并存而生。(二)组织的“乏力感”:政府的独角戏乡村数字化转型实质是乡村运用数字技术最大限度释放多元主体效能,从而提升乡村内生性发展能力。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内生式发展指社会组织与个体以适应固有的社会生态体系为前提,以嵌入的技术与制度为参照,通过自发的方式寻求发展道路。这一理论强调区域社会的发展是当地居民和多元主体主动参与、以“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治理的结果,并非政府强制开展的一元主体的“独角戏”2 5(p p.4 3-6 4)。从主体层面看,乡村治理主体的游离弱化了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能力。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发挥应基于政府、数字系统等外源驱动和乡村自治组织等内生力量的共同在场2 6。在实践过程中,乡村自治主体数字处理能力不足的“窘迫状态”、政府的独角戏、数字系统的“硬嵌入”使治理主体对数字治理的认知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差异,各主体间在共同治理的过程中往往难以达成有效共识。主体的脱离状态限制共同在场效能的发挥,协同治理处于疲乏状态。从治理场域看,科层的行政属性弱化了乡村的治理属性。布迪厄(B o u r d i e u)将场域界定为“由不同主体 位置 构成的关系网络架构”,指出场域内主体的不同行为受其所在位置、结构与环境的影响2 7(p p.1 3 3-1 3 4)。当前,乡村治理极度依赖权力场域,在条块管理方式下,乡村受到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的多重领导,乡村主体性的缺位直接限制乡村治理功能的发挥,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乡村的管理职能与服务能力。受传统科层制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影响,乡村治理被吸纳到国家整体的规范化治理中,同时又嵌入数字系统,强调乡村的效率性治理。在此形势下,乡村治理日益走向数字化行政,即在治理工作中过分强调行政任务的数字性质而轻视治理的服务性质,乡村工作重心逐渐偏离服务型的内生治理。(三)文化的“排斥感”:传统的“固执”数字文化是乡村在面对数字转型、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生活以及依靠数字治理过程中形成的群体性意愿、数字化素养以及社会性环境。对数字文化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融合能力影响着个体在文化层面上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度。54一方面,政府与民众坚守的文化“固执”,使民众在转型治理过程中仍然秉承着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新兴事物共享发展、包容治理的意识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民众对数字转型缺乏系统全面的认识,对新兴的治理技术与模式还存在一定的困惑与排斥,他们更愿意凭借自己的阅历与经验处理问题,导致对数字技术与转型方式的接受程度和参与程度普遍偏低。二是数字素养匮乏。吉尔斯特(G i l s t e r)将数字素养界定为包括理论认知和数字实践两方面的能力,即数字技术的理解能力与应用能力2 8(p.1)。受文化程度、老龄化、信息封闭等因素的影响,村民尤其是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在面对数字治理的非自发性转型时,其数字理解力与数字应用力很难快速通过将数字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被培养出来。加之数字系统的嵌入多是基于一定的知识与能力,忽视了对于乡村弱势群体使用能力的考虑,从而产生文化排斥与文化歧视,迫使乡村民众游离于新型数字治理之外。三是传统文化与数字文化缺乏深度融合。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国家出台了 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等一系列保障性政策,意在以数字化发展思维融汇乡村传统文化,促进乡村传统文化转型。然而,当前乡村文化与数字化融合仍然处于低端零散的阶段,乡村文化的数字化流于表面,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源仍有待被深度挖掘、分析与融合,对于文化传统的忽视导致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缺失。(四)生态的“不适感”:被轻视的数字化转型乡村数字化转型是涉及数字基础、资源、体系等多要素的生态化系统转型2 9。其中的生态基础是指数字技术等基础设施的覆盖率、使用率以及数据平台的普及互通率等评价标准。据第5 0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的数据显示,直至2 0 2 2年6月,我国整体互联网普及率达7 4.4%,而乡村网络普及率仅为5 8.8%。生态基础的匮乏也间接导致乡村数字化运营管理不健全、后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数字资源的采集能力、分析能力、整合能力、处理能力以及应用创新能力亟待普及与增强。生态资源是指乡村治理所拥有的资金、人力、土地等多样化资源。乡村信息化的推进以及数字技术与系统的逐步深入发展,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生态基础,乡村的生态转型也需要更高水平的数字资源为其提供支持。但数字化建设资金、应用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财政,市场效益尚未有效发挥,供给渠道单一;乡村人口外流严重,专业的数字化技术人才匮乏。生态体系是指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影响乡村数字转型或数字化发展的制度体系。目前,乡村数字生态体系仍比较脆弱,相应的发展机制还不够完善,体制建设尚处于滞后状态。例如,尽管国家已经出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 0 1 9-2 0 2 5年)等多个文件,但实践中的乡村数字治理在体系上依然缺乏明确细致的发展要求以及可行的方针指南。四、从“技术”到“生态”:超越悬浮化的乡村数字治理 (一)乡村数字治理工具提升技术的应用强度数字与技术在乡村治理中得到应用,其关键在“用”而非“有”。促进数字系统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应使其社会属性符合乡村实际并得到清晰界定。一方面,提升数字系统的社会属性。数字系统下沉乡村意味着乡村具体情境能够被准确反映出来,也即对数字系统的理解应基于特定的实践和经验认知。因此,应推动数字系统在乡村具体情境中进行系统升级与构建,基于对乡村实际的认知赋予数字系统具体的治理意义。同时,数字系统的建构与完善也应该坚持动态性、灵活性与开放性原则,使之能随着乡村问题的发展变化及时得到动态调整。概言之,数字系统应适度摒弃其本身的技术理想性,充分发挥其社会属性,以便更好地扎根于实际的乡村情境。另一方面,推动数字系统精细化与治理内容复杂化的适配。数字治理推动下的社会治理是打通“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间联系”的治理过程3 0(p.9 6),这意味着在乡村治理的数字转型中我们既要关注对64技术工具的应用,也要注重对策略工具的应用。优化多元治理技术应用,缩小数字系统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张力,就要充分发挥数字系统精准处理的优势,同时也要结合非数字化治理手段,通过调查、访谈、对话、议事等形式对乡村隐性的治理内容进行搜集与处理,实现线上线下、横纵到底的双向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应以乡村数据的整合为着力点,借助大数据、区块链、互联网等技术,打破乡村物理空间、治理机制的数据限制,联通乡村与乡村、乡村与上级部门的主体数据资源,依托数字系统搭建数据反馈、数字服务等平台,调动多样性数据与资源来反映复杂的乡村内容。(二)乡村数字治理能力建构组织韧性数字治理主张将技术运用于社会改造与转型过程以实现社会发展的理性化与科学化,尤其是“政治运动”的科学化3 1。这说明政府需要通过技术的治理化与治理的技术化来提升组织治理效益。在此过程中,政府与乡村治理的权力场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定义,政府、数字系统与乡村的在场形式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塑造。一方面,要采取“行政性”治理方式,注重将多样化的治理方式和工具性技术相结合,实现乡村“行政治理”目标。例如,统一并清晰治理认知,通过公开对话等形式培育以“治理需求”为核心的价值共同体,坚持贯彻落实“深入基层”的理念,提升政府自身的基层治理能力;扩充村民的参与渠道,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与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由被动向主动、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加强对乡村内生治理韧性的培育,建立更加简洁高效的治理方式,合理减少乡村中“任务型”行政事务,最大限度地发挥乡村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与内生性,强化数字转型的适配性与敏捷性。另一方面,采取“技术性”治理方式,将诸如大数据、互联网、遥感技术、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融入乡村治理的各个方面,实现乡村的“技术性治理”。例如,共享数字治理知识、数据与资源,动态发挥多元主体的自身优势,以治理主体的适应性、领导性与协作性保障治理共识的同一性,发挥数字系统作为外源主体的“造血”功能。乡村数字化转型的良性推进需要适宜性、融入性的数字设施以及个性化的服务为其提供支持。(三)乡村数字治理方式增强文化的创新能力数字化转型对乡村文明的结构再造与创新,本质上是重建乡村数字文明体系与文化再塑造能力。一要不断提升数字体系对乡土人情的包容性。我们要将数字系统的理性规划与乡村文化的感性秩序充分融合,在进行数字化推广时充分考虑乡村习俗与乡土人情,以乡村居民可理解、可接受的方式深化数字技术的应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乡贤、村级干部等群体的感召力,带动村民学习、了解数字技术与数字服务。组织要提供系统的数字化技能学习与技术培训,通过集体讲授与特殊培训等方式,全面提升基层干部以及村民的数字素养与能力,让村民真正受益,使之从心理意识层面接受数字化带来的治理方式。例如,江阴市通过“数字化+积分制”的治理方式,推行村庄的“道德激励”,在积分A p p中推进村民审核、组织上报等事务,不仅激发了村民对数字化A p p的学习热情,更激发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二要提升乡村文化的反馈活性,灵活调试数字动态与乡村文化。乡村数字文化的可及性与可塑造性的循环过程需要乡村与数字系统的双向反馈,以便使数字运作与文化需求充分展现出来,并根据其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融合方案。一方面,要增设畅通的信息反馈与文化表达路径,扩大乡村文化的参与空间,借助数字化平台在反馈场域中酌量展开乡村文化的交流互动。另一方面,要搭建“智慧云”“数字+文化”等平台,将数字与文化服务的供需双方充分衔接,了解乡村及民众的真实需要以及文化状态,以动态调节文化供给内容,提高乡村与文化资源的交互关系,确保村民使用更高水平、更合适的文化资源。(四)乡村数字治理优势耦合生态情境的营造在 生 态 理 论 发 展 学 中,布 朗 芬 布 伦 纳74(B r o n f e n b r e n n e r)强调社会的发展是嵌套于生态环境中的,从直接环境(乡村)到间接环境(乡村发展系统)的系统嵌入过程具有交互作用3 2。乡村数字转型应充分考虑治理优势与生态系统的融合,通盘考虑包括技术、资源、体系在内的整体转型,营造全面适宜的生态治理环境。一是要创设乡村转型的外在环境,推进乡村技术环境的建设与完善,充分发挥数字优势。政府部门要建立数字资源统筹、数字资源开放机制,优化数字治理建设与应用强化的总体设计,梳理整合数字治理平台、程序模块与业务系统的应用,并对其进行适度归并以发挥资源的整合优势。二是改善乡村数字转型的资源环境。乡村数字发展需要资金、人才等资源,因此政府和乡村基层要合力挖掘多种资源开发储备途径。例如,提升信息资源的公开透明度,将政府信息资源对外开放,乡村公共资源向民众开放,打造自上而下的数据资源开放与服务体系;吸引各类社会团体、市场组织进入乡村建设,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金支持;提升乡村自身生态治理能力,建立系统的学习机制,定期对治理主体进行数字能力、环境适应学习能力方面的培训,帮助基层主体及时掌握最新的数字技术与相关知识。例如,可借鉴云南省南涧县的数字素养培养模式,依靠信息技术与高校(清华大学)联合,通过大规模输出与“送上门”举措进行“教学”培训,既提升了干部数字能力,又培养了乡村治理储备人才。三是推动形成有助于乡村数字发展的环境体系,打造乡村数字生态系统。我们要塑造数字化转型时期的治理惯例,推动乡村数字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通过不断地试错和调试,在发挥制度顶层优势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乡村沉降机制,实现政府治理与乡村治理的平衡耦合。参考文献:1 沈费伟,陈晓玲.保持乡村性: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J.电子政务,2 0 2 1,(3).2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课题组,王小兵,钟永玲.农业全产业链大数据的作用机理和建设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 0 2 1,(9).3 邬家峰.网络技术结构性赋能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基于江西省赣州市村务微信群的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2,(3).4 朱太辉,张彧通.农村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赋能乡村振兴研究 兼论“双链联动”模式创新J.南方金融,2 0 2 2,(4).5 文丰安.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意义、问题及实施路径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 0 2 3,(3).6 罗千峰,赵奇锋,张利庠.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增效机制与实现路径J.当代经济管理,2 0 2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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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C o mm o n sJ.S c i e n c e,2 0 0 3,3 0 2(5 6 5 2).1 9F o l k e C,C o l d i n g J,B e r k e s F.S y n t h e s i s:B u i l d i n g R e s i l i e n c e a n d A d a p t i v e C a p a c i t y i n S o c i a l-E c o l o g i-c a l S y s t e m sJ.N a v i g a t i n g S o c i a l-E c o l o g i c a l S y s-t e m s:B u i l d i n g R e s i l i e n c e f o r C o m p l e x i t y a n d 84C h a n g e,2 0 0 3,(1).2 0 谭跃进,邓宏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J.系统工程,2 0 0 1,(5).2 1 许正权,宋学锋.组织复杂性管理:通过结构敏感性管理结构复杂性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 0 0 9.2 2C o l l i n g r i d g e D.T h e S o c i a l C o n t r o l o f T e c h n o l o g yM.N e w Y o r k:S t.M a r t i ns P r e s s,1 9 8 2.2 3H a r a r i Y N.H o m o D.A B r i e f H i s t o r y o f T o m o r r o wM.N e w Y o r k:R a n d o m H o u s e,2 0 1 6.2 4 唐皇凤.我国城市治理精细化的困境与迷思J.探索与争鸣,2 0 1 7,(9).2 5 日 鶴見和子,日 川田侃.内発的発展論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 9 8 9.2 6 杨杨,刘腾.共同在场、适应性治理与数字乡村韧性建设J.农业经济,2 0 2 2,(1 1).2 7 法 皮 埃 乐 布 迪 厄,美 华 康 德.实 践 与 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 9 9 8.2 8G i l s t e r P.D i g i t a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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