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及其实践效能——基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前社区的考察.pdf

(Library)026 2023 年第 8 期（No.8.2023）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及其实践效能基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前社区的考察*杨丽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武汉 430072）摘 要 当前乡村文化供给面临着供需结构性失衡、文化供给形式化以及文化供给碎片化等诸多实践困境，不利于乡村文化的有序稳定发展。四川省彭州市通过整合市场供给端与政府供给端实现了资源的再组织化，通过对内生的文化精英的挖掘与培育实现了文化主体的再组织化，通过文化载体与文化平台的扩展实现了文化空间的再组织化。这种从资源、主体与空间三大维度探索出的乡村文化供给模式，推动了农民“剩余时间”组织化、文化服务的“在地化”以及公共文化空间的再造，产生出强化个体生活秩序、激活社会关联纽带以及隐形治理资本生产的实践效能，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新路径。关键词 乡村文化 文化供给 再组织化 公共文化服务中图法分类号 G249.2引用本文格式 杨丽新.乡村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及其实践效能基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前社区的考察 J.图书馆，2023（8）：2633，90.*本文系“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民营剧团的生长机制及其优化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9G009）的研究成果。1 问题的提出现阶段我国农村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农村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1。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致使乡村人口大量外流，村庄社会活力减弱，与村庄生产生活和社会结构相匹配的乡村内生文化生产系统急剧弱化，以市场和政府为主要供给方的外部文化输入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路径。但文化建设过程中既有的多主体文化供给并没有实现乡村文化有序稳定发展的制度预期，反而出现“供需错配”2、文化公共服务“悬浮化”3等实践困境。在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内生性文化供给动力不足的情境下对乡村文化供给模式进行研究，有利于推动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围绕如何进行乡村文化供给这一命题，学界的相关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从外生性供给到内生性供给的实践转型。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发展呈现出的“差序结构”4是乡村文化供给的研究起点。外生性文化供给的核心在于通过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供给体系,动态地把文化产业资源、公共文化资源以及文化人才资源等优先向乡村配置，把城市文化资源有序输送到乡村5，以此实现城乡公共文化发展均等化。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县、乡、村各级文化服务平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等设施被视为乡村文化供给与文化服务的主要载体，基于此，有学者提出要建立“中心馆+总馆+分馆+服务点”的总分馆服务模式6，围绕“农家书屋+”提供多元文化服务7。将公共文化供给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扎根村社场域，提供小范围“精准化”文化服务8，如建立“点单式”的文化供给方式9，以“精准滴灌”思维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针对性与有效性10。二是培育多元化的乡村文化供给主体。既有部分研究将乡村文化供给的诸多实践困境归因于具有价值逆向性的文化管理体制、财权和事权不匹 2023 年第 8 期（No.8.2023）027配且分权不彻底的压力型财政体制以及政府垄断单一性的供给生产体制11，并指出体制政策不协调所引发的供需失衡，实质上是计划体制惯性依赖所诱发的公共文化产品自上而下行政配置的结果12。因此主张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文化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模式与俱乐部供给模式13，发展民办商品文化14。文化资源的输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文化设施与文化服务落后的局面，但并没有实现通过外部文化供给促进乡村文化蓬勃发展的制度预期。部分研究者认为相较于政府主导、市场化、合作化和社会化等外部供给方式，农民自主供给更契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高的比较效益15。这种内生性的文化供给模式，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发掘乡村内生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加大农村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力度的同时，充分挖掘农村优秀民间文化资源16，保护、继承、开发农村传统文化，推进传统文化活化发展17，以文化内生性激活文化的自觉性18。二是在村社内部探索“低成本、高福利”的乡村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对村社空间进行“重塑”，打造“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19。通过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与运作，将村庄内部社会文化资源进行适度整合，实现村庄公共文化供给的自主化20。发挥老年人在村庄文化中的生产性功能，激活乡村文化21。通过大力培育乡贤群体以及完善新乡贤参与机制等途径来传承和创新乡贤文化，进而发挥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价值22。综上可见，既有研究从不同维度对如何有效供给乡村文化服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诸多启发与借鉴，但其还有提升空间，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外生性供给研究无论是多主体供应还是下沉式服务均存在着“精准化”“个体化”的目标导向，这无疑会加剧文化供给的私性化，与乡村文化的公共属性相悖离；二是既有研究虽然强调外生性到内生性供给的实践转型，但对于如何克服内生文化供给效能不足，如何实现文化需求主体的组织与整合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与表述。基于此，文章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组织化的视角切入，破除公共文化供给主体与公共文化需求主体的组织困境，推动多元主体并行的供给结构向政府主导的一体多元的文化供给体系转型，同时将公共文化需求主体吸纳进文化供给体系，最终促进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的一体化协同推进，以保障乡村文化的公共性与先进性。文章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及调研团队于 2020 年 10月在四川彭州市开展的调研，研究人员在其典型村庄东前社区村进行了驻村调研。调研采取了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对当地的乡镇干部、村干部、文化精英、村民小组长以及村民进行深入访谈，获得了较为丰富的调研材料。2 乡村文化供给的实践困境由于起步晚、起点低，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一直以“供给”为核心23，尤其是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文化服务与文化资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密度涌入乡村。但是密集性的资源涌入并没有实现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助力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反而涌现出诸多文化供给的实践困境，主要包括结构性失衡下的供需困境、民众参与不足的动员困境以及碎片化供给下的公共性弱化三个方面。2.1 供需困境：单向度供给下的结构性失衡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滞后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现阶段政府主导的乡村文化供给遵从的是“补短板”的逻辑，其希望通过文化服务和文化资源的倾斜，保障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获取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机会公平性和资源均等性。但是由于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始终处于单向度的文化供给模式，因此无法高效匹配农民的文化需求，造成了文化供给的结构性失衡。文化供给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向度的文化供给。文化供给涉及供给方和供给对象两大主体，我国的乡村文化供给实践表现出了强烈的政府“垄断”色彩，而作为供给对象的村社居民一直处于隐形的客体状态，其一方面是因为农民语言表达能力较低、话语制度建设不健全以及话语渠道不畅通24，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中央部委以项目制的形式完成对乡村公共品的基本供应，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活动空间不大，两方面共同导致我国乡村文化供给处于“有什么供应什么”的单向状态。二是高标准的文化供给，城乡文化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现阶段乡村文化供给遵循的是以城市为标准补齐乡村文化的短板，但实际上符合城市文化需求的文化供给不一定适合乡村。以乡村图书馆建设为例，现阶段我国已建成涵盖县乡村三级的图书馆体系，形成了对乡村社会的全覆盖，但是在实践中村级图书馆的书基本上已沦为“文物”。其原因不在于书籍不全，如东前社区的村图书馆的书籍涵盖农业技术、古典文学、实用医学、小说散文等种类，内容极为丰富，但是农民还是不来图书馆，因为书籍内容不符合农村的生活实践，与在村群体的需求不匹配，在人口大量外流的乡村，留守人员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实际上随着村级教育水平杨丽新：乡村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及其实践效能基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前社区的考察(Library)028 2023 年第 8 期（No.8.2023）与教育质量的不断下降，妇女和儿童大部分在乡镇和县城生活，因此图书馆参与村庄建设具有理论的合理性，但是这一自城市延伸出来的文化服务体系与乡村社会的人口结构和人口需求不匹配。文化供给的结构性失衡所造成的供需困境，其底层逻辑在于供给端和需求端处于分散的割裂状态，在科层化的行政体系支撑下乡村文化的供给端被高度组织化。进入乡村社会后其面临的不是整体高度统一的文化需求，而是差异性及多样化的个体性需求，因此在实践层面文化供给和文化需求处于区隔状态，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文化供给可以对接村民的文化需求，进而呈现出低度适配的不稳定样态。2.2 组织困境：行政考核下的形式化参与与乡村内生的公共文化不同，政府输入的文化资源与文化服务在进入乡村社会之后需要借助在地化的组织主体进行文化转换与再生产，以此其才能在适应乡村社会的同时引领乡村文化发展。如湖北罗田政府在推行“送戏下乡”的过程中积极吸纳本地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营文化剧团，通过名额分配和内容审核的方式调动当地民营剧团的积极性，实现引领文化发展方向、满足民众文化需求、推动传统文化创新以及支持民间文化团体发展的多重目标。这一举措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构建了政府民间文化团体村庄的三重组织体系，在此体系内民营文化团体可以借助文化优势与熟人社会优势来组织与动员民众。而科层体系的行政化扩展将村级组织不断行政化，并通过一插到底的方式完成对乡村文化的供给，在此过程中，在地化的组织主体消失了，文化供给的组织困境日益凸显。政府主导的文化供给遵循双重逻辑：一是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逻辑；二是基于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和民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供给逻辑。在村级组织不断行政化的背景下，如何应对考核成为其工作的重心所在，由此造成行政逻辑取代了供给有效的逻辑。例如现阶段各地政府在乡村推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其重要的活动形式是依托村庄图书馆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为了高质量完成这项工作，政府要求村干部一周两次报备和在 App 上传活动照片，并将其作为村级考核的重要依据，行政性的考核压力会进一步压缩村干部进行文化转换与再生产的空间，村干部在工作中考量的不再是如何更好地满足在村群体的文化需求及活跃乡村文化，而是如何“找人”、如何拍照、如何按照考核条例使其工作合规。由此可见，行政体系进行文化供给的时候其主逻辑是应对上级考核，村级组织虽然在村，但是基于行政化的考核压力，其很难发挥出文化转换与文化再生产的组织功能，文化供给的“最后一公里”困境仍然存在。政府通过行政考核调动村社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村社干部通过关系与人情动员完成上级工作要求，在此过程中虽然一部分民众被组织参与进来了，但是这种参与与文化需求无关，而是行政动员下的形式化参与，文化供给的组织主体一直处于缺位状态，造成了文化供给的“悬浮”，进一步加剧了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的结构性失衡。2.3 公共性困境：私性供给下的个体性满足公共性是乡村文化供给的基本原则。为了克服文化资源下乡的“最后一公里”困境，近年来政府与社会各界在逐步探索“以需引供”的文化供给路径，其基本思路是通过文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优化文化服务结构、调整文化服务内容以及提升文化产品质量，实现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无缝隙衔接25。但是随着村庄社会的分化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性发展，在村群体的需求极具多样性与差异性，在此情境下以需求为导向的精准供给极易异化为文化的私性供给，而这无疑与文化供给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文化的私性供给有两方面内涵：政府主导的以村民个体需求为目标的精准化文化供给导致文化供给的不断“私人化”。为了克服“供不适需”的文化供给困境，部分地区开始逐步探索“精准滴灌”的供给模式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点单”式的供给改革。虽然这种精准供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单向度、格式化的文化供给所带来的实践困境，也能够打破供给方与供给对象的隔绝状态，但是这种供给模式实际上偏离了公共文化的本质。其不仅无法引领乡村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反而导致文化资源在进入乡村社会后不断被“分流”，呈现出碎片化的供给样态，其实质问题在于将公共性的文化供给异化为满足私人化的文化需求。文化的私性供给的另一层内涵指的是以市场为主体的私人化的“文化供给”。有学者针对现有的文化供给困境主张大力推动文化的私人化供给和文化的商品化供给，市场供给虽然能够较精准地贴合个体需求，但是遵循的不是个体的生活有序与塑造正向文化的整体性供给逻辑，而是提供了具有强烈消费主义和市场竞争主义的碎片化文化产品，其能够及时有效快速地满足在村群体的特定文化需求，但是也会导致人情竞争、赌博、邪教等落后的高消费的文化产品进入乡村社会，进而严重影响村民家庭和村庄的社会秩序。文化供给不仅仅涉及文化公共性，更为关键的是保障个体生活的意义感和村庄社会的秩序感，私性文化供给（文 2023 年第 8 期（No.8.2023）029化供给私人化与私人化的文化供给）虽然能够提升文化产品与文化对象的适配性，但是其个体化导向和消费主义倾向无法保持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公共性，亦无法整体推进乡村文化的发展。综上，文化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在于政府提供乡村文化服务时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造成了供给端与需求端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的表层原因是输入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产品与农民的需求不匹配，深层次逻辑则是供给端的高度组织化与需求端分散的个体化存在结构性张力。而乡村原有的治理主体是国家与个体、供给与需求之间重要的组织主体，其可以进行文化的在地化转换与文化的再生产。伴随着行政体系的逐步下沉，村级治理主体不断行政化，村干部应对考核的压力大于其进行文化有效供给的动力，这使得政府的文化供给与村民需求处于半割裂状态，文化供给始终处于供需不匹配的外循环困境中，造成乡村文化公共性的缺失和私性文化的无序发展。因此要想克服文化供给的实践困境，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就必须打破组织化对个体以及个体对个体的文化供需样态。换而言之，现阶段乡村文化供给的核心不在于供给的“精准化”，而在于将供给端的组织化体系嵌入乡村社会，形成组织化供应、组织化吸纳以及组织化展演的文化服务体系。3 乡村文化供给再组织化的基层自主性实践针对乡村文化供给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实践困境，彭州市通过借鉴市场文化产品的优势，提升了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的适配性；通过吸纳在村的文化精英群体对文化进行的在地化生产转换，实现了村民的组织化；通过文化空间的释放与再嵌入保障了村民参与文化活动的持续性与公共性，实现了对乡村文化的组织化生产、组织化供应与组织化满足，从而引领了乡村文化的发展。3.1 组织资源：二元合一的文化供给现阶段的乡村社会存在着两大文化供给体系，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纵向供给，其依靠科层化的组织体系自上而下地输入文化资源与文化服务；二是以市场为主体的横向供给，其依托市场化的文化传播体系和现代化的传播工具，以城市为中心将文化产品辐射到乡村社会。以上两大文化供给体系各有优劣且并存于乡村社会，政府端虽可以常态化供给乡村文化，但是其进入乡村社会后处于“悬浮”与“断裂”状态；市场端虽然可以克服供需不适配的难题，但是其很难保持乡村文化的公共性与先进性。彭州市将两大供给体系进行优劣互补，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类市场化的乡村文化供给体系。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彭州市将文化宫作为乡村文化供给的主阵地，推动其发挥文化产品发掘与再生产的功能。彭州市文化宫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市场调研，了解市场上最流行的大众文化，在广场舞的基础上推动乡村文化产品的更新。除了进行文化产品和文化形式的筛选之外，如何让推广的文化形式更受老百姓欢迎成为彭州市文化宫工作人员主要考虑的问题。为此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对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进行再生产，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流行文化形式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和升级，以广场舞为例，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在对乡镇的领队进行定期培训时，往往会将同一个舞蹈编制两个版本，简化版适用于大龄群体，升级版则适用于低龄群体；二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传承，当前的在村群体大多有着深刻的革命记忆，因此文化宫在举办广场舞大赛时会将红色歌曲作为背景音乐，举办红歌大赛时则会有针对性地编排队形和舞蹈动作，极大提升了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和可观赏性。3.2 组织主体：吸纳乡村文化精英在文化供给过程中，城乡最大的差异在于文化环境的不同，密集的人口、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相对旺盛的文化需求使得城市可以在趣缘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自生产、自组织与自满足。然而在乡村人口流失与文化供给外部性的情境下，村民对于文化的需求长期处于碎片化和隐形化的状态，需要被组织起来才可以进行文化活动，进而激发并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但随之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谁来作为文化活动的组织主体来有效供给乡村文化。彭州市在 2019 年之前将村干部作为在村的文化组织主体，但是组织效果不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动力和精力不足。动力不足指的是乡村文化供给是作为治理任务沿着科层化的行政体系逐级进入乡村社会的，尤其是在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程度不断提升的情境下，其主要的着力点在于应对考核而非文化的有效供给。精力不足则是指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下沉，大量的治理事务需要村干部来完成。东前社区的副书记朱姐谈及她在担任妇女主任组织广场舞比赛的事情时抱怨道：“每天村里面的工作都忙死了，哪有什么精力搞这个，都是政府有要求了，我们就训练几天。”2019 年之后，政府转变了工作思路，鼓励基层发掘并动员在村文化精英参与到乡村文化供给的过程中来。以东前社区为例，今年 64 岁的刘阿姨早年在城里面帮儿子杨丽新：乡村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及其实践效能基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前社区的考察(Library)030 2023 年第 8 期（No.8.2023）带孙子，晚上闲暇时间就在广场上跟着别人跳舞，孙子考上大学后刘阿姨返回乡村居住，东前社区的李书记便上门动员刘阿姨，有空余时间又有兴趣爱好的刘阿姨很乐意地接下了这个任务。东前社区的案例并非个例，笔者在彭州镇调研的四个村的广场舞领队都是由刘阿姨这样的文化精英来担任的。由此，彭州市在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之外重构了以乡村文化精英为主体的三级文化组织体系，镇村两级文化精英承担了文化供给与文化组织的重要功能，在降低组织成本的同时极大提升了组织效率，推进了文化供给端与文化需求端的高效衔接。3.3 组织空间：嵌入乡村的文化平台文化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文化空间这一载体，乡村文化系统的衰弱也使得乡村内生的文化空间进一步萎缩。既有的文化供给实践虽然也进行了文化空间再造，如乡村图书馆、百姓大舞台等，但由于输入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产品与农民的需求不匹配，其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有公共文化空间却无公共文化活动的“空转”样态。彭州市不仅通过组织资源与组织主体实现了供需的匹配化和农民的组织化，更在此基础上打造了“内嵌型”的公共文化空间，有力推动了乡村文化的发展。彭州市公共文化空间再造分为两方面：一是竞争性的文化空间，彭州市每年都会组织以村级为单位的文化比赛活动，如 2019 年的广场舞比赛、2020 年的健身操比赛，2021 年则改成了柔力球。比赛以团体形式进行，每支队伍815 人不等，县文化宫会对比赛的舞种进行培训，这种具有一定竞争性的比赛不仅能够提升文化参与者的积极性，更能够带动家庭与社会成员的参与热情。D 村的刘阿姨讲到：“我们可喜欢去比赛了，政府和村里面还发衣服，在村里跳的时间久了就有点没意思了，偶尔来个比赛提提劲非常好，我们去镇里面比赛的时候，临近村里面的人，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都会去，我们拍拍照、跳跳舞开心得很。”值得注意的是比赛虽然是竞争性质的，但是其竞争性并不强，所有参加的队伍都会获得优胜奖或者优秀奖，且其奖金只有 100 元的差额，故能够极大调动表演者甚至一般村民文化参与的积极性。二是服务性的文化空间，竞争性的文化空间虽然有效，但是其频率和次数都相对有限。因此政府部门将本地的文化活动与文化服务结合起来，简而言之当地所有节日庆典的主要节目都是由本地的文化团体提供，国庆节、重阳节、建党节等都是本地文化团体大显身手的好时候，此时文化团体的每个成员都会变成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者和文化参与的积极分子。除了表演广场舞之外，每个成员都会去村里面动员有才能的人，大家一起将活动办得丰富多彩，形成了自办文化的良好氛围。村内人表演的精湛与内容的丰富程度虽比不上市场上的专业文化服务，但是却出乎意料地受观看者的欢迎。这类自己人表演自己人观看的文化活动超越了文化内容本身的意涵，同时文化活动的部分社会系统得以激活，这是私人化、市场化的文化活动所不具备的功能。4 文化供给再组织化的实践效能乡村文化供给的原始动力在于满足在村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现有的文化供给实践其核心在于找寻最契合村民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需适配或者供需协同都是这一路径的产物。与文化的个体性满足不同，彭州市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是在供需适配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资源、组织主体以及组织空间实现文化的组织化供给与组织化满足。其不仅可以打破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割裂状态，更能够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而极大提升文化效能、社会效能和治理效能。4.1 “剩余时间”的组织化：强化个体生活秩序生活秩序指的是生活得有次序、有条理、不紊乱，其主要依靠社会法律制度、社会道德规范、社会风俗习惯等多种社会规范与习俗来调节和维系，尤其是在农业作为农民主业的农业经济时期，社会规范、习俗与农业生产活动高度嵌入，个体在其中有秩序地生活。市场经济的发展、青年群体进入城市务工与居住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飞速提升使得在村农民获得了相当大体量的“剩余时间”，这种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农业生产与社会规范的“真空地带”，如何使用和安排剩余时间关乎农民个体生活秩序的有序与否。彭州市通过文化的再组织化，用文化活动填补了农民的剩余时间，并且将个体农民拉入团体场域，实现了对农民个体生活秩序的重建。首先，其通过组织资源增强了文化产品和文化形式对农民的吸引力，相较于“农村书屋”“电影下乡”，农民对广场舞的接受程度要高得多。东前社区56 岁的王某讲到：“去城里面看到别人都在跳，我在手机上也经常刷到，一群人在一块耍耍总比一个人强，人家叫我我就来了。”其次，通过在地化的组织主体灵活地组织统筹文化活动。东前社区是近郊村，有着多年的蔬菜种植历史，豌豆苗、莴笋、蒜苗的成长与收获周期不同，而刘阿姨能根据农民的劳作周期甚至是劳作内容合理安排活动时间和活 2023 年第 8 期（No.8.2023）031动内容。例如收获豌豆苗的过程需要长时间弯腰，那么这段时间的晚上大家就跳健身操，以此合理安排农民的剩余时间。最后，则是通过组织空间为其提供持续的文化动力。文化展演是个体参与文化活动的重要动力，有了文化比赛和社区展演，个体参与文化活动不再是为了打发剩余时间，而是要将文化的服务性和参与者的社会价值激发出来。如刘阿姨在重阳节时自愿去给敬老院的老人跳舞，这让其印象深刻，感觉自己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也做了点有意义的事情”。个体生活秩序并非仅仅是抽象化的意义体系，也包括日常生活的节奏与饱满程度，既有的社会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对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却很难如既往一样全覆盖个体的生活，因此如何引导个体合理利用剩余时间是涉及个体生活秩序“最后一公里”的重要问题。彭州市文化供给最有价值性的地方就在于通过文化的组织化实现个体的组织化，进而构建出乡土性、团体性的文化场域，在此场域之内，个体的剩余时间被有效合理地利用，个体的生活秩序也被进一步强化。4.2 公共文化空间的“再造”：激活社会关联纽带乡村社区与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是生产与生活的共同体，内部存在着较强的社会关联，因而具有强大的整合力与团结力。但随着人口外流和市场服务体系的逐步延伸，其社会结构的紧密程度和社会互助的需求程度都有所下降。例如农机的市场化服务和婚丧嫁娶的市场包办都使个体得以相对独立的样态存在于乡村社会，既有的建立在生产互助和公共品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关联纽带处于弱化和隐匿状态。在此背景下，彭州市通过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不仅将部分农民组织起来，更是再造了乡土性的公共文化空间，使得在此场域内的社会性关联纽带被激活和强化。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激活社会关联纽带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通过组织文化活动强化文化参与者的社会关联。以东前社区的经验来看，村民在参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能够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尤其是作为一个团队，代表一个村庄去参加文化活动的时候，这种共同体意识会特别突出，团队各个成员之间也能够发展出一种半亲密关系。据刘阿姨介绍，一起跳广场舞的成员之间会结伴出游，走人情，部分成员家里有烦心事也会在跳舞的时候讲一讲，大家虽然不能去管别人家的事情，但是会去劝导或者听其倾诉，通过参与文化活动，部分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得以激活。第二是通过乡土性公共文化空间的再造来激活文化团体与家庭和村社成员之间的纽带。文化本身就具有展演性色彩，一旦将文化活动的开展固定于公共文化空间的场域内，那么个体在其中就不仅仅是文化的参与者，更是文化的表演者和服务者，这种公共性身份能够发挥较强的联结作用。东前社区的文化活动不仅有个体参与，还有家庭参与，有相当一部分观众是台上表演者的亲属与家庭成员，当他们作为文化服务者在重大节庆进行文艺表演的时候，面对的是在村的村民群体。与市场和政府主办的文艺活动不同，东前社区的文化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政府搭台、民众唱戏的自办文化，在此过程中个体的强参与带动家庭的弱参与，更能够在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强化与在村群体的互动，进而强化社会关联。文化活动得以产生社会效能的关键不在于文化产品的精美与否，而在于文化活动的组织过程与互动场域。彭州市通过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塑造了乡土性的公共文化空间，在此空间内村民既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更是在地化的文化服务者，其能够以文化需求为基点再造社会组织体系与关联纽带，进而产生文化团结力和社会整合力。4.3 文化服务的“在地化”：隐形的治理资本生产文化供给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其不仅关乎民众的文化需求满足与否，更是文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对文化治理的研究遵循的是借助文化实现对乡村社会的“软治理”，核心在于通过文化符码的嵌入实现“价值引流、共识建构、合作深化、行动规束”的文化功能，进而塑造乡村内生秩序，化解乡村治理困境26。彭州市文化供给再组织化的经验实践则为我们呈现出一条隐形的文化治理路径：在提供及时高效的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实现村民的良性互动，进而生产出隐形的治理资本。以参与集体事务的活跃程度为标准，乡村社会存在三类群体即积极分子、一般群众与消极分子，乡村治理实际上就是动员积极分子、团结一般群众、抑制消极分子，最终完成集体行动的过程，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在于能否将普通群众转换为积极分子，进而壮大治理的“基本盘”。彭州市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实际上是进一步将基层组织在文化供给过程中的角色明确为文化活动的服务者和文化空间的搭建者。2019 年之后当地组织文化爱好者参与文化活动的职能被移交给与乡镇领队和县文化宫直接对接的在村文化精英，村组织主要扮演文化服务的角色。据该村妇女主任介绍，村集体在 2019 年之后为两个文化团体做的都是“细事”：提供了两个价值 50 元的 U 盘，购置了价值 250 元的大音量音响，从居委会办公大厅扯出了供跳舞照明使用的大灯泡以及将淘汰下来的电视屏幕固定在村委会墙上播放杨丽新：乡村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及其实践效能基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前社区的考察(Library)032 2023 年第 8 期（No.8.2023）视频以方便大家学习跳舞，这些细事得到了广场舞群体以及附近居民的高度认可。通过提供文化服务，村级组织提高了与村民的互动频率，在满足村民小微需求的过程中将部分村民转变为村级事务中的积极分子，实现了治理资本的再生产。彭州市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实际上是文化服务和文化供给分工合力的过程，县城文化宫乡镇领队（非政府人员）村级领队三级组成了文化的供给与组织体系，镇村两级则构成了组织化的文化服务体系，前者是文化的供给主体，后者是文化的服务主体，二者在运行过程中能够形成有增益性的互动关系。通过组织资源与组织主体，文化供给的适用性和内生组织力都会有所增强，在村群体的文化积极性也会被激发出来，此时文化服务主体即镇村治理组织的服务供给就不再是作为治理任务单向下沉，而是对村民需求的有效回应。在此过程中，村民与镇村的良性互动被有效激活，进而积累出隐形的治理资本。5 结语在乡村文化内生供给能力逐渐弱化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外部的文化供给满足在村群体的文化需求，同时推进乡村文化的发展是文章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既有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供给体系虽然保障了供给的持续性和公共性，但是资源供给的错位和组织主体的缺失使得政府的文化供给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其空有公共性之名，却无公共性参与之实。市场主导的私性化的文化供给通过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村民的文化需求，但是由于存在着强烈的消费主义和市场竞争倾向，其虽然能够实现个体性的文化满足，却无助于乡村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彭州市在实践过程中将以上两大文化供给体系进行融合优化，探索出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路径，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组织资源，其核心是通过吸纳和改造市场化、大众型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形式，在降低文化门槛的同时提升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二是组织主体，其核心是吸纳在地化的乡村文化精英群体，在兴趣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支撑下，这部分村内文化精英可以承担起文化引导和组织文化活动的重要任务，构成政府文化供给与乡村文化需求的联接、转换与组织纽带；三是组织空间，其核心是以乡村社会为场域重构公共性文化空间，在此空间里文化的展演性与文化的服务性被有效激活，前者可以增强文化参与者参与文化活动的动力，后者则可打破小团体的文化活动与乡村社会整体性的文化需求之间的壁垒，形成了文化服务社会、社会助力文化的良性循环。彭州市东前社区的实践经验表明，通过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不仅能够克服供需结构性失衡、村民参与性积极性不高以及文化公共性丧失等文化供给过程中既有的诸多实践困境，还能够在文化活动组织化过程中激活乡村纽带，提高文化参与者之间、文化参与者与社会群体之间以及文化参与者与基层治理组织之间的互动频率，实现强化社会关联和隐形治理资本生产等实践效能，这对于现阶段我们优化乡村文化供给结构，推动乡村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5.1 促进多元主体向一体多元的文化供给体系转型现阶段的乡村文化供给体系呈现出政府、市场与个体并行的多元主体供应的基本特征，这种体系虽然能够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但其无法在不同供给主体之间进行有效配合，也无法在总体上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方向性。换而言之，在文化供给的过程中要保持文化的主旋律和公共性，政府仍然是乡村文化最稳定最有效的供给主体，但问题在于如何优化政府主导的乡村文化供给体系。笔者认为彭州市可借鉴以下两点经验：一是强化政府在文化供给中的主体地位，政府要主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尤其是文化部门要加强对流行文化产品的改造与再生产，在契合群众需求的基础上形成政府统筹市场、引领个体的一体多元的文化供给体系。二是在政府内部推动文化供给体系与行政治理体系的分工与整合，乡村文化供给本身就属于治理和文化双重交叉的领域。现阶段的问题体现在治理体系对文化供给体系的覆盖与替代，因此必须在政府主导的一体多元的文化体系中再造文化供给的组织服务体系，具体可以从推动基层治理组织发挥在地化的文化服务的职能（匹配可支配资金与资源）、发动村社积极分子承担组织文化活动的基础功能等方面，实现文化供给、文化服务与文化组织的分工与整合，推动文化供给体系从多元主体到一体多元的实践转型，以此提升文化供给体系的服务效能。5.2 吸纳培育乡村社会内生的文化组织主体由于乡村内生的文化活动存在一定的历史传统并且与农民的生产生活高度适配，因此其开展活动的组织成本和协调成本极低。但是外部性的文化供给进入乡村社会后需要经历适应与习惯培育阶段，在此过程中文化活动的组织主体就显得尤为重要。彭州市的经验启示在于：一是在文化资源下乡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发动群众，尤其是可以将 2023 年第 8 期（No.8.2023）033村民中的积极分子例如返乡群体吸纳进文化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其“村内人”和“文艺爱好者”的双重优势，形成群众自我组织、自我满足的良性循环。二是要加强对乡村内生的组织主体的技能培育，政府要定期对文化产品和文化形式进行更新与转换，组织镇村两级的组织主体进行学习，同时要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如可以定期举办座谈会，构建以现代通信工具为基础的网络化沟通平台，形成政府与民间文化精英双向互动的文化供给与文化服务格局。5.3 推动村级组织发挥在地化的文化服务功能相较于县乡两级政府部门，村级组织在服务距离、互动密度、组织基础上都具备一定的天然优势，因此在乡村文化供给与文化建设中要发挥村级组织在文化服务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点着重推进：一是要为村级组织拨付一笔用于提供文化服务的“专项资金”。政府可以按照村庄的人口比例每年拨付一笔活钱，这笔资金体量不大，但是可以由村组织灵活使用，以便村集体满足村民的小微需求。二是要在村庄与政府之间建立分级服务机制，要在文化服务、文化设施、文化活动的开展等方面打破村镇一体或者乡镇单方面统筹的责任划分与路径依赖，在强化村集体物质基础与服务意识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小型、微型文化服务不出村的基本原则，以便能高效、及时、便捷地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来稿时间：2023 年 3 月）参考文献：1.徐勇.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供给侧改革 J.东南学术，2018（5）：132-137.2.吴理财.非均等化的农村文化服务及其改进对策 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0-17.3.黄雪丽.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悬浮化”的阐释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J.图书馆论坛，2018，38（2）：29-35.4.吴理财.以财政标准化投入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 J.行政管理改革，2019（5）：33-36.5.陈旭佳.效果均等标准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 J.当代经济管理，2016，38（11）：55-63.6.段昌华，丁珂.欠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调查研究以陕南地区公共图书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为例 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7）：95-102.7.许吴飞，马衍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家书屋助力乡村文化发展研究 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1）：122-128.8.李少惠，赵军义.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弱参与的行动逻辑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J.图书与情报，2019（4）：84-91.9.陈庚，崔宛.乡村振兴中的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特征、影响及其优化基于 25 省 84 个行政村的调查研究 J.江汉论坛，2018（11）：153-160.10.甄惠.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需“精准滴灌”J.人民论坛，2019（32）：138-139.11.孙浩.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体制性障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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