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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对谈人：宋念申 冯乃希 王 笛 刘 琪 李浩晖 杨涛羽*整理人：冯乃希2022 年 4 月 29 日，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宋念申、冯乃希召集并主持了题为“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的圆桌对谈，邀请了澳门大学王笛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刘琪教授、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李浩晖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博士候选人杨涛羽，共同讨论中国城市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此文在六位学者的对谈基础上整理而成。王笛：我最近一直强调要从微观角度来看历史，是因为过去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还是习惯于宏大叙事。其实，不只是史学，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经常听到涉及城市的一些说法，比如“宏观管理”“宏观调控”“宏观规划”，等等。我们都习惯于一些比较大的词汇，比如，提到“人”，我们不说具体的人，常说抽象的人 人民、民众、群众，这已经成了一个固有的观念。而且我们很多人，不只是做研究的人，包括普通的读者，也存在喜欢听宏大叙事的倾向。因为宏大的叙事给人一种成就感，因为关注的是大问题，思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这确实给人一种豪迈的感觉，特别是写历史的时候，好像自己在笔下指挥了千军万马，有了决胜千里之外的感觉。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892*本论文是教育部 2021 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城市民族社区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脉络与发展现状研究”（项目批准号：21JJDM002）的阶段性成果。*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冯乃希，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助理教授；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琪，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李浩晖，香港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杨涛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但是最近一些年我总是在思考，这种宏观的视野经常不是以个体的人作为中心的。在宏大叙事中，就像我们站在高空俯瞰一座城市那样，但是我们从中看不到“个人”，即便看到的个人也会像蚂蚁那么一般大小，离我们太远，因而我们失去了解的欲望。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个体的人 无论他是居民，还是快递小哥，或者是一个城市的基层的行政管理人员，或者是一个打工者，或者是在城市中做生意的 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过去假设个体故事只是个人，缺乏代表性。其实我不这样看，因为每个个体的故事很可能代表着后面与之相近的千千万万的个体，也许他们的故事只是稍有不同，但他们的命运经常相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微观城市”就是要把我们过去站得非常远的那种视野、观察角度和问题思考方式，转向更加关注个体的人和个体的命运。这就是我认为的“微观城市”这一提法的意义所在。我就先讲这些，我想听听各位年轻学者的看法。宋念申：非常感谢王老师，您的观点对我特别有启发，这些也是历史学里面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先来与各位分享一下我的研究。我关注的城市是沈阳，研究的是沈阳的一个小社区 西塔。在对这个社区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就对刚才王老师讲的微观视野深有体会。王老师近年来的著作一直在强调“微观全球史”这个概念，并把微观和宏观糅合在一起。而我也想通过沈阳的案例来做这样一个尝试。王老师强调要把宏观的东西拉近，从而看到个体和个人。我的想法是：我们依旧关注宏观叙事，可一旦把宏观叙事拉近到微观层面，我们就会获得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我今天举出的案例，是 20 世纪早期铁路资本主义沈阳的多重现代性。我从一个众人皆知的故事讲起。1928 年 6 月 4 日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刺杀。我研究的西塔社区距离这个刺杀地（三洞桥）非常近。几年前我到沈阳做田野，听到当地人讲起，就去实地看。果然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这是一个铁路空间，在 20 世纪铁路资本主义的推动下，产生出新的空间意义。东北，或者按当时所谓的“满洲”，是中国铁路最集中的地方。二992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战之前，40%以上的中国铁路都集中在东北地区。铁路的到来当然是和俄罗斯整体欧亚地缘竞争这样一个宏观的叙事有关。在跨西伯利亚铁路的东段，俄国为了方便地连接海参崴和赤塔，和中国共同修建了穿过东北的中东铁路。中东铁路的一条支线，又向南延伸到旅顺、大连，就是日本占领以后所谓的“南满铁路”。这成为当时中国东北整个工业化、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交通线。刺杀张作霖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也需要用不同的“镜片”去观察它。在这里我也受到王老师一部书名的启发 显微镜下的成都。我们需要显微镜，同时也需要放大镜，还需要望远镜，用三重镜片来看殖民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这种多重竞争的想法也来自前期很多学者的研究，比如沈阳建筑大学王鹤、吕海平老师就认为，沈阳的现代城市格局是多重权力介入的结果，包括俄罗斯、北洋军阀和日本。所以只有在多重竞争的框架下，我们才能理解今天沈阳的城市格局和城市建设为何是这样的。我所谓的“显微镜”就是具体关注空间里的个别建筑，从建筑风格上挖掘其竞争性；“放大镜”是看围绕这些建筑和设施形成了什么样的都市空间，尤其是产生了哪些新空间；“望远镜”就是观察整个由不同的竞争性的铁路系统来串联起的一个大的战略性空间。东北南部最重要的铁路干线有两条：一个是日本人把控的南满铁路，一个是由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控制的京奉铁路。这两条铁路的交汇点就在我研究的西塔社区这个地方。日本满铁在西塔南方建立了满铁奉天驿，张作霖父子为了与之竞争，在其东边建设了京奉铁路辽宁总站。这两个地方非常近，跟西塔的直线距离都只有 1.5 公里。满铁奉天驿是当时沈阳城最早的西洋风格建筑之一，设计师是太田毅。其建筑风格深受日本第一代建筑大师辰野金吾的影响。实际上，在满铁的整个沿线，包括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许多重要的建筑都是辰野风格。因为当时很多建筑师都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辰野的学生。在太田毅设计奉天驿的几乎同时，辰野金吾也设计了日本的东京车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座建筑的风格非常接近。之后的首尔站、釜山站，以及003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后来的大连站，都延续了这样的辰野风格。这是用一种特定的风格串联起来的殖民的建筑系统。辽宁总站的设计师是中国第一代现代建筑大师杨廷宝。杨廷宝是梁思成的师兄，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设计师。辽宁总站是杨廷宝回国以后设计的第一个建筑。最有意思的是，他当时想把从宾大学习到的那种法国布杂主义的风格带入东北，但是当他拿出设计初稿的时候，东北的铁路管理人员以及他的同事，都觉得不像想象中的火车站。因为那时中国人构想中的火车站有一个模板，就是北京前门火车站，也就是京奉线的起点。于是杨廷宝就依据北京站的样式加了一个大的拱顶，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辽宁总站。所以从风格的延续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建筑的样式也暗含着一种民族的和殖民的之间的竞争，它也有一种延续性和独立性，是一种身份的塑造。这就是我说的显微镜的层面。放大镜的层面，我们就得谈近代沈阳的城市化进程。沈阳的城市布局非常有趣，清代作为“陪都”的盛京城，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城市布局的样式，由圆形城墙和八座城门围起中间的商业、生活区。但是随着铁路的到来，整个沈阳的城市重心开始往西迁移，来到西郊。日本满铁沿着铁路开设了附属地，其中心就是奉天驿。附属地剥夺了中国的主权，成为治外法权之地。满铁按照非常典型的欧洲城市的街道风格，规划和设计了这个新都市空间。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它非常整齐，从铁路沿线斜着展开了一个正方形区域，其中有广场、发散型的道路，有一个个非常严整的街区。张作霖为了跟满铁附属地竞争，在老城和附属地之间的空地上开辟了所谓的“商埠地”，引入包括中国本地资本在内的其他资本。从地图上看，商埠地非常不规整，虽然也尽量按照经纬度横竖的道路进行规划建设，但是由于它夹在一个斜矩形的附属地和圆形的老城之间，很难做到街道的整齐排列。今天沈阳的城市布局继续往西扩，铁路以西变成了工业区，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铁西区。但是基本上仍然延续了当时三重权力交错竞争下形成的这个城市格局。最后我们再用望远镜来进一步理解这个空间的意义。在 20 世纪 20 年代103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东北地区的铁路网线中，日本满铁控制了南满线及其支线，特别是奉天和安东之间的安奉线。安奉线又连到朝鲜半岛的铁路线。所以这是一个跨国、跨区域的铁路网络。当时苏联人还控制着北部的中东铁路，以及哈尔滨长春之间的铁路。张作霖政府则控制着京奉线，并且在南满线两边打造出一些平行铁路线，试图利用京奉线直通关内的优势，与南满系统竞争对东北的地缘经济开发。而日本人的野心，则不仅仅在于控制朝鲜和东北的铁路。后藤新平的宏大构想，是以朝铁和满铁，将日本连通跨西伯利亚铁路直到欧洲，然后以日本海运线连通美国的跨太平洋铁路，构成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全球运输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构想。作为这两种宏大地缘战略主动脉的南满线和京奉线，其主干线只有一个交叉点，就是张作霖的遇害地三洞桥。当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下子就对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的意义不仅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前奏，还是整个 20 世纪多重资本主义势力和国家势力在这里展开激烈竞争和争夺所必然导致的事件。从宏观和微观多重角度，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一个城市，一个微观社区的空间意义。以上就是我今天想报告的内容。下面有请刘琪老师。刘琪：刚才两位老师讲的我都特别同意，我的专业人类学本来就是一个擅长于从微观和具体的故事来看大历史的学科。人类学没有“微观全球史”这种提法，但是从微观层面看宏大历史，是人类学跟历史学所共通的。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关于人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后来我又在云南的迪庆地区做过比较长时间的研究。相对于中心地区的城镇来说，边疆的城镇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即更混杂和更多元。这个混杂和多元性甚至是跨越国界、跨越边境的，因为当地总会跟更大的社会体系之间存在联结。我的研究是想回应帕克在 20 世纪初的城市社区研究中所提出的经典问题：如何在混杂的基础上去构建社会秩序？在我们生活的这种个体化程度很高的都市社会里，如何构建一个共同体，一个 Community？通俗来说，就是如何形成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我通过清末到民国这段时间的史料展开研究。独克宗和阿墩子是我关注203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的两个城镇，也就是今天的香格里拉县和德钦县。中甸现在已经改名为香格里拉，但在史料中仍旧多以“中甸”一名出现。这两个城镇位于云南与四川、西藏的交界地带，人群上很混杂，文化上很多元。如果我们看今天的香格里拉和德钦，会看到它们是在山沟沟里的小城，当地人把这种被群山围绕的平地称为“坝子”。每个第一次到这里的人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为什么会有两座城镇？翻开档案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的兴起，和军事上、贸易上的原因有着密切联系。独克宗曾经是一处寨堡，是各种势力彼此争斗的军事要塞。比如木氏土司和蒙藏联军在清初的时候，就曾经在此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仗。后来，雍正年间，清军在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的时候进驻中甸，派设驻军，并建了一座城池。当时，汉人是住在城墙里面的，而藏族是住在坝子上的，他们之间是相对隔绝的。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在杜文秀兵变中，中甸城被毁，就开始有了汉藏融合的过程。这些汉人驻军被迫要走出他们的边界，要跟当地的藏族进行融合。从民国期间的中甸县城示意图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情况。旧墙是当时建起来的兵寓，当时汉兵住在旧墙里面，藏人就住在墙外的坝子上。汉人的聚居地里面，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汉族的元素，什么关岳庙、灵官庙、观音阁、文庙等，汉人就会去这些庙里拜。藏族聚居的范围里面，藏人所熟悉的东西就比较多，比如转经筒、经堂等。另外，还有鹤丽会馆（鹤庆会馆、丽江会馆），这些会馆是从雍正、乾隆时期开始有的，是地方秩序平定之后，到那里去经商的一些商人所建。会馆里也有神像什么的，他们也会去拜，在当地人的谈话里，这些会馆也被称为“庙”。每个在这个城市的人群都有他自己的空间，都有他自己的一些体系。阿墩（今天的德钦）的城市格局和中甸有着类似之处。当地有一个传说，说木氏土司在出征藏区的时候，得到了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结果到了阿墩那里，佛像忽然变得重达往日数倍，搬不走了。于是木氏土司就在那里建寺召僧，陆续商集成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传说，因为它描述了当时木氏土司被藏传佛教的力量所影响的过程，也是用传说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记303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忆，即这个城从一开始就是个“民族交融”的场所。阿墩的中心叫升平镇，民国期间，那里只有三条街：正街、后街、口袋街。在正街的尽头，有一座回民的清真寺。据说在清真寺的隔壁就有一所教堂，这个“教堂”也只是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外国的传教士过去传教的一个房子。另外，它也有藏传佛教的转经台、白塔等。可以说，这里也是一个文化上非常混杂的地方。那么，这些多样的人群与文化如何形成整合呢？我比较强调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规范上的约束。史料中可以找到，从雍正年间开始，当地就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汉藏公约。这些公约都是民间自己制定的，内容非常琐碎，关键是，在公约里会不断地出现“汉藏”这个词。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汉人和藏人两方就开始坐下来讨论，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公约里还会写，不能将己见强加于人，要容忍不同观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已经从观念上开始教育，要容纳和自己不同的“他者”。除了社会规范以外，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整合方式就是仪式体系，这也是人类学关注得比较多的方面。我们通常会认为，在混杂之上如果要形成整合的话，一定要有仪式性的共同象征，或者共同的符号。我也确实在这里面找到了一些所有的族群都共同去信奉或者完成的仪式体系。独克宗比较典型的就是转经筒所在的龟山。这个空间本身就非常有趣。它在城的中心位置，最上面是巨大的转经筒，中间是一个龙王庙，下面是一口水井。这个水井今天已经不用了，但它曾经是所有住在那里的居民都要去打水的生活源泉。我去年去过一次，发现他们又重新把水井这个符号挖掘了出来，旁边还立了块“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标语牌，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传统的发明。而在水井之上的龙王庙，是汉人和藏人都会拜的一个庙，因为他们知道，水是维持整个城市体系的根本。五凤山的山神庙也特别有趣。这是一个典型的汉藏混合的建筑，有很多汉族的元素融合在里面，但是又拉了藏族的经幡，前面还有两个汉族的石狮子。山神庙前面的烧香台也是两座：一座是汉式的，用的是我们平常熟悉的给菩萨上香的方式上香；一座是藏式的，藏族人就用给藏族山神祭祀的方式403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去烧香。我当时去的时候，刚好这两个烧香台都有人在烧香。我就觉得这个空间非常有趣，他们用的是不一样的方式，但是供奉的又是同样的神灵。在春节的时候，独克宗的居民要先去水井那里“抢头水”，这是一个像游戏一样的仪式，然后去五凤山烧香，再去百鸡寺烧香，完了再去亲戚朋友家串门。这一套仪式体系就是提醒他们，什么东西对于维持这个城镇是重要的。最后总结一下：人类学对城市的研究，提出来了一个概念，就是从 An-thropology in the city 到 Anthropology of the city。这其实跟诸位老师的想法是比较像的。我们不是在城市里做研究，而是对城市本身的研究。刚才宋老师讲的也非常接近这个东西，对城市各种人群结构、空间布局，以及跟各大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研究。另外，像独克宗和阿墩这样的案例，就可以回应当年帕克提出的问题，即如何在个体化的基础上，在流动、多元的基础上形成社会整合。我先讲到这里。谢谢。接下来有请冯乃希老师。冯乃希：谢谢各位！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北京城的历史书写和城市文化身份的构建过程。这个问题一旦谈起，总让人想到宏观历史叙述，但是我不想陷入那种惯习的抽象宏观，而是希望从一个看似很大、很完好的故事里，找到更多细腻的、微观的历史张力。北京城的营建很早，但对其文化风貌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有意识的文化历史叙述，出现得较晚，直到 17 世纪上半叶明王朝面临着清朝危机时才产生。这种跟北京有关的历史文化的叙述在之后的时代里又深刻地参与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的转型过程里。从明末到 18 世纪的盛清然后到 19 世纪晚清后来到民初，一直到民国政府时期迁都南京，北京又重新启用了它明朝初年的名字“北平”，在这个过程里中国从传统帝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而城市其实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北京的问题就是如何从天子的居所变成一个现代的国家的首都。它作为帝制象征的城门、城墙、宫廷园囿等营建，这种象征着皇权、天下中心的物质存在，如何开始象征一种古老的优秀的东方文明？它又如何让中国在东亚、亚洲乃至全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个过程复503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杂而迂回，也有无数历史个体和个人的参与和努力。在明朝以降 600 多年的过程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北京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它体现了一种边疆性与中心性的交织。用一句非常流行的话来形容明朝，那就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北京其实是边疆上的皇都。边疆性的紧张，所谓的中原王朝跟游牧的北方王朝之间的交接，不管是冲突也好，还是协作也好，其实都是在北京一带发生的。这种特殊的空间结构又如何影响了城市的微观生活呢？北京城内当然有分区，到了清代就有了内外城之别、“满人城”“汉人城”之别等，这些区隔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消失的？这个过程如何影响了城市文化身份的塑造和转变？拉近到微观层面，我在研究中体会到，北京的地方性一直都是一个微妙的话题。我们可以讲成都、香港、天津等城市都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北京的“地方性”的产生非常不自然，或者说它是很多种力量角力而产生的一个结果。在 19 世纪以前，北京的地方性其实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存在，一直都以奇闻逸事的方式被呈现，以一种史地文献里所谓的“土人/俗人”的民俗节令的样式而存在。纵观从明代到 20 世纪以来的城市图像 地图、木刻版画、摄影集、宣传册 最初对北京城的表现只有皇城，就是从天安门一路往北进入紫禁城之后的中轴线，停止在神武门一带。直到 19、20 世纪，再现的视野才逐渐扩大，除了皇城还纳入了北海、中南海、积水潭一带，再慢慢地收入了两边的西直门、东直门，就如同镜头不断拉高，这个方块城才凸显在了一片大地上，那些更具“本土性”的、非皇朝帝都的文化要素也就慢慢得以呈现。到了 20 世纪出现了“老北京”的概念，有了“京派”文学，有了“京味儿”审美，很多学者都对这些范畴进行了讨论。这种独特地方风格的确立是很晚的，我认为其产生恰恰也跟北京本身获得现代性的这个过程相一致。很多研究者认为，北京这座古老城市获得现代性的标志是市民社会的发声和表达。而我的研究试图去挖掘另一面向：当国家、民族的概念发生变化时，北京的国家象征意义、社会意义和内部的文化意义都在变化。这种变化内部的复杂性是什么样的？所谓的宏观叙事是如何被非常具体的书写的实603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践、记录的实践和图像表达的实践所逐渐达成的？比如说，晚明重构“丹宸永固”观念的 帝京景物略，其实是从元到明无数野史笔记积累之下的结果，它一定是筛选、过滤、集成了地方志、邸报、游记等各种文本而成的。再比如，到 1937 年北京已经成为人们心中东亚文明的翘楚，而这种文化象征和形象的形成，其实是 19 世纪晚期以来数不清的旅游书、地图册、相片集、竹枝词选本，甚至是戏曲演员的花谱、花榜、歌咏集等各类的文本逐步搭建出来的。每一种文本背后，其实都有具体的个体，而每一部文本的创作、传播和阅读都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带着自己的故事和经验而达成的。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认为我们需要描摹历史过程中个人的心态和思想，需要让文本积极介入历史，同时以一种更批判的方式去看待文本。我的方法如下：从元代一直到 20 世纪存在大量野史、笔记、地方志、地理志，以及各种杂文、随笔集、散文集、游记、日记，这些内容上大同小异的文本看似在重复很多信息，但伴随着时代和时势的变化，细微的文本差异出现了，书的内容、物质形态、发行方式、阅读方式、批评方式、翻刻再印方式都如何相应地改变？读者群如何从北京外溢到了其他城市，如何让天津、上海的人，甚至是用英文、日文阅读的人参与进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一个微观的历史，或者一个微观的文本的和人的历史，参与进入了这个宏观叙事的最终达成。比如说，晚明 帝京景物略（1635）中的文章大多关注京官、赶考书生等士人的名胜观览。到了清代中期，在 都门纪略（1839）这部颇具现代旅游导览性质的笔记中，出现了防骗指南、购物指南，向读者指明当地人的诈骗伎俩，还推荐给游客值得信任的老字号。到了 1919 年当民主共和、立宪、国会的概念越来越普及的时候，北京的旅行指南开篇变成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议会组织法 等文件的原文，国家法度成为书里最重要的事，或者说成为编者认为最重要的事。到了 1935 年，整个华北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军事冲突不断发生在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内蒙古南部，把北京包围其中。这时北京旅行指南首篇以及超过全书 3/4 的内容都变成了故都的名胜古迹，还附了上百幅记录旧都景色的照片，图文共同赞颂城墙之地美、宫苑营造之精巧等。很显然，作者跟编辑的思路在不停地发生变703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化，虽然呈现的文本都在讲北京的过去，但其实叙述的视角和预期的目标在不断地转变。1935 年的书中已经很少出现“防骗指南”，很难看见鲜活的市井阶层细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北京生活繁华和平的“完美图景”，一种把北京比拟成京都、奈良等著名世界古都的欲望，一种各族和谐共处、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姿态。实际上，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叶，北平的经济状况江河日下，很多人与物（如故宫文物南迁）已经开始离开北京，北京已经变成一个萧瑟凋敝的城市。作者们已经体会到了这种危机，但文本里浮现的似乎跟现实产生了一种张力，对这种张力的解释其实是我们理解这个历史进程的很关键的部分。我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有请杨涛羽。杨涛羽：首先感谢清华大学人文高等研究所提供这个平台，感谢宋念申老师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发言。我今天的发言主要讲两部分，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题目，以及自己的一些研究兴趣，然后我会抛出几个问题，希望可以供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纠葛的殖民主义：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的多元帝国主义关系”（Colonialisms Entangled：Multi-Imperial Relations，Spatial Configuration，and Urban Politics in Treaty-Port China，1860s-1930s）。近代天津与上海历史的一个重要共同点是这两个城市都存在多个外国租界。上海是一城三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华界；而天津则在二十世纪初坐拥九国租界之多。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第一，不同帝国主义势力的纠葛与互动对这两个城市的城市政治发展与城市空间塑造有什么影响？第二，反之，这两个城市独特的空间构成对于在华西方列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近代天津与上海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与多元帝国主义关系之间的互相塑造构成了我博士学位论文的核心内容。除了租界史以外，我博士学位论文也十分关注近代中国殖民史、帝国史以及城市史的一些史学史问题。我提出“多元帝国主义纠葛（Multi-Imperial Entanglement）”这样一个概念，从而与上述领域进行对话。鉴于时间原因，我在这里主要讲近代中国殖民史的问题。近年来，英语学术界对803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于近代中国殖民史的研究重新加以重视。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对近代中国殖民史进行概念化。之前的学者曾提出过诸如“半殖民主义”（semico-lonialism）、“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超殖民地”（hypercolony）以及“跨国殖民主义”（transnational colonialilsm）等。我的分析指出这些概念尽管都有不同的解释力度，但它们都有特殊性、碎片性以及不完整性。而在具体的章节中，我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来论证多元帝国主义纠葛是如何在天津与上海展开的。这其中有些事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太平天国运动、四明公所事件以及一战后的天津租界回收。也有一些事件是在英文学术界没有受到过太多关注的，比如 20 世纪初的天津都统衙门以及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的虹口爆炸案。基于这些具体案例，我想指出的不仅仅是多方帝国之间的竞争、合作和互动，而是想要强调多元帝国主义纠葛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可以修正或丰富我们对于一些事件的诠释与理解。鉴于今天的讨论主题是城市，我想要再简单谈一下自己目前正在写作的一篇关于天津城市史的文章。在我看来，城市史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是在城市本身特殊性与全球其他城市普遍性之间达到一个平衡。我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是天津史本身是全球城市史的一个极具特殊性的构成部分，因而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而近年来全球城市史研究的成果又可以反过来为天津史的推进带来一些具有启发性的主题、理论或方法。我现在提出几个问题，可以供几位老师一起讨论一下。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微观城市”，“微观”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规模的问题，我们讨论的题目是“多元权力下的视角”，我们分析城市政治发展时需要强调多元的权力，同时也需要多元的视角，这样的视角可以是分层级的，比如说地方的、区域的、全国的、比较的、全球的，也可以是不同的学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我们研究城市，我们是研究城市的什么？我们是将城市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件发展的背景，还是我们把城市本身作为我们研究关注的对象。这是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第三点，如果我们的城市研究都只是就城市而研究城市的话，那么我们903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如何让研究其他城市的人，或者研究其他地方的人，研究其他题目的专家学者来关注我们的研究题目。基于某一个城市的个案研究还会继续，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我们关于某一个具体城市的研究和更大的学术话语体系或史学史脉络形成有效的对话。第四点，我们研究城市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研究城市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视角？它和研究农村有什么不一样？和研究整个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和研究全球史又有什么不一样？城市研究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视角，有什么方法论上的意义。谢谢！宋念申：谢谢涛羽。我觉得你提出这四个问题都非常重要，而且有很多有点像是元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去考虑，而且经常会被问到或者被刺激到的一些问题。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来自香港的李浩晖。李浩晖：谢谢宋老师邀请，让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微观城市的议题。我是李浩晖，我现在在香港大学政治系读博。我今天打算跟大家分享过去几年我做的一个关于华南某城市的研究。我打算从微观的角度出发，讨论一下在特定的世界格局之下，这座城市的空间是如何进行现代化的，并以当地政府官员怎样跟当地的乡绅合作建设一个叫作联和墟的地方作为案例。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当地政府对于这个地方的城市建设只集中在某些地区，对其他以务农为主的地区并没有太多考虑。受世界格局改变的影响，当地政府重新思考这座城市的价值，亦更广泛地推行现代化发展。只是，当地政府缺乏财政和政治资源，刚好有些乡绅有意利用这个时机发展房地产和重建社会地位，双方便有了合作建立联和墟的理由。一个建有现代化菜市场和房屋的墟市便应运而生。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靠近海边，因此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也能从海陆两路来到，联和墟在文化上是多元和混杂的。联和墟的建设主要服务周边的居民，如本地的氏族乡绅，从事农务的新移民以及短期停留的外族人、军人、警察等。当时周边居民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南来的新移民大部分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太好，都是比较贫困、比较平民的环境。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这里出现了较多的现代化房屋建设，在开墟时主要是两层的楼房，后来也有一些六层高的楼房，当时已经是附近最高的建013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筑了。另外，联和墟的社会建设亦在差不多的时间建立起来。有的居民会在本地氏族乡绅开办的学校就读、在驻有中医的诊疗所看病，有的也会让子女在新型现代化中小学上课、到当时区内唯一的西式医院就医。还有一些新移民自发组织同乡会，为自己的同乡服务。那时候同乡会会为初到埗的同乡提供吃、住等，去服务那些新移民。他们也会跟当地的居民互动，比如一同参与庆祝年度的天后诞。联和墟的建设有两个特别之处。第一，它的名称叫“墟”，跟中国传统墟市的概念有相似的地方，它主要是由当地政治势力较强的氏族建立和管理，同时为附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比如墟市中必定有经济交易的地方，这时候有一种叫公秤的服务，由墟市管理者以交易中的第三者身份提供。在墟市中有庙宇的话，部分公秤而来的收入会用作年度祭祀之用，同时庙宇还被用作为一个仲裁的地方。第二，我的研究发现当地政府的参与程度比以前高。当地政府的介入更为强调现代化的规划，并以提高地方卫生水平为目标。它希望将联和墟建设为“模范”市镇。在规划方面，墟市的空间参照了外地的案例，两端是对称的，中间有一个广场，菜市场就放在中间，还有一些绿化地，等等。而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过往的制度也随之改变。以前必然在墟市的庙宇不见了，如果居民之间有冲突，仲裁的责任落在当地政府官员身上。以前人口流动较少，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交易的需求较少，菜市场也不会每天营业，但现在菜市场为了满足居住在附近的庞大人口，渐渐变成每天也做生意了。联和墟的案例让我们看到，受到宏观的历史环境和地理位置影响，不同的参与者为这个地方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使联和墟的现代化过程表现出一种混合的现代性。在这个市镇上，既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概念、社会规范和节庆活动，同时在当地政府对现代化空间的推动下，以及不同民族和阶层更为日常的互动下，发展出一种新的方式去规划生活空间、提供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要了解联和墟的发展，我认为必须考虑宏观的因素，以及微观不同参与者的具体活动。我刚才听到大家很精彩的报告，我来参与之前也有看过大家的文章，很113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有启发性。我自己有几个问题打算讨论的时候请教一下。第一是有关城市的研究对象的问题。王笛老师开始的时候提到怎样从微观的角度看比较大的图景，但是个人的、微观的层面有时候可能看不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那我们把关注点集中在有基础性、公共性的地方，比如王笛老师做的研究，或者宋老师说的火车站的基础建设等，我相信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不知大家是否同意。第二是在多重格局下，资料都蛮丰富的。我自己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例如在微观之下，如何判断什么时候它跟宏观的环境/格局是有关呢？结构还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影响较大？这个判断应该如何下呢？什么时候只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做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因为整个大的格局做那件事情？特别是我发现如果要理解某一群人做东西的原因，在历史研究来讲是蛮困难的，因为很多材料不是那么容易获得。那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刚刚有老师提到在边疆的地方，是很多元的，流动性也很大。如果从微观说故事的话，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社会网络，比如宋老师提到用望远镜可以看全球，可以看得很远，但这是很大的挑战，因为要处理的材料太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流动性那么大，材料那么多，尺度那么广，我们怎么定研究的范围呢？这就是我希望跟大家讨论的问题。谢谢！宋念申：谢谢浩晖。他研究的联和墟涵盖了很多议题，包括边疆、多种权力交汇，也具有相当的全球性。其实他和涛羽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好，都是我们研究中会问到的问题。汇报完了以后，王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怎么应对的呢？王笛：谢谢。今天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来听不同领域的学者分享研究的。大家领域不同，有文学的、人类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能够坐到一起来讨论微观城市的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刚才念申提出了几个概念：显微镜、放大镜、望远镜。我对这个问题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不仅是研究城市，还有研究乡村 也应该有各个不同的视野。因为我们的对象 这个世界 就不是扁平化213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的，所以不能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也曾经比喻过，就像拍电影一样，如果只有远景或只有特写，或只有中景，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需要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把各种不同的视野综合起来。刚才有人提出的什么是“度”的问题。不管研究历史还是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微观的研究能不能为我们的宏观思考提供借鉴呢？什么叫微观，什么又叫宏观呢？我一直认为这些概念是没有清晰边界的，必须针对具体的语境和具体的研究对象而论。说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针对全球史来说，研究一个城市是相对微观的；但当我们研究一个城市的某个方面 某一具体街区、特定人群或者习俗，可能这就是微观的，相比之下研究整个城市就成了宏观的。比如，我研究茶馆，相对来说，研究一个茶馆或者茶馆的某个人，把一间茶馆作为研究对象来仔细地写出有“深描”意味的这样一部历史，这是微观的；那么整个城市的茶馆就带有宏观的性质。所以它始终是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参照系，这样来决定是微观还是宏观。但我始终认为，宏观和微观没有一个界限。实际上在进行微观分析的时候，不能只考虑放在显微镜下的那些东西，因为如果要充分地理解那个微观世界的话，你必须对宏观 不管是宏观的问题还是宏观的视野 有所感知，必须要在头脑中建立一种参照系，这样才能使微观研究有意义。其实宏观研究同样有这个问题。我从来不排斥宏观的研究，其实我也喜欢看宏观的著作，包括布罗代尔，包括像 时间机器 这样的书，包括像黄仁宇写的“大历史”的著作。因为我觉得要获得微观思考的话，头脑里必须要有宏观的问题。这个度就要靠你自己把握，你的宏观研究到底是否有微观案例的支撑？即使你研究的是微观的案例，它能不能帮助宏观上的思考？我觉得这是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的。刚才涛羽提出的四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先谈这么多。宋念申：特别感谢王老师。我理解的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不要把微观或者宏观，城市或者社区、街道本身当作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去认知，而是要把它放到一个框架下，去思考如何围绕它来构筑我们的问题和叙事。所以313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十八辑我觉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涛羽的问题，就是我们研究城市的时候，到底把它当作背景还是当作对象，我觉得这两方面不一定互相排斥。比如你做天津租界研究的时候，要考虑的是你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说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城市先当作背景，那么就把它当作背景。如果需要把它的某一个部分，它的空间、时间或者人，当作对象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对象来处理。刘琪：我回应一下杨老师提的第四个问题，刚好是我认为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的一个重点，也就是如何把每个人的个案统合起来回答一些理论性的问题。这也是我觉得交叉的学科间合作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如今看来，帕克提出的当然是一个很古老的理论，但我为什么在现在的研究里回应呢？在城市研究中，历史学家所擅长的是对史料的梳理和对历史故事的讲述，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所擅长的是从具体的故事里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提炼和对话。我觉得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除了运用正史材料以外，会更注意口述史，包括传说、神话等资料。王笛老师在他的书里也用到很多这方面的材料。第二，我们对口述材料的使用会更多一点，我的书里会呈现不同的人围绕一个故事而讲述的不同版本，而正史上的叙述有时候与之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在档案中看到的版本并不是我们所真正相信的。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一个真实的历史。我跟一个历史学的朋友谈过这个问题，我问你们现在还相信有真实的历史吗？他们会说，至少还原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学家的一个信念吧。但是我觉得人类学不同的是，我们可能根本就不相信有真实的历史这个事情的存在。我们做一个案例研究，目标不是要还原真实的历史，而是要用多样的材料去回答一些理论性的问题。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在城市研究中，如何在个体化的层面上构建一个社会认同，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在今天的城市中找到一个类似过去的那样的一个 Community。我说的 Community 是一个更接近滕尼斯讲到的 Community 的概念，就是共同体。其实一个人在城市中会有各种各样归属的愿望和情感上的愿望，然后我会觉得城市作为一个现代分工的场所，一个非常专业化、理性化的地方，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些413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需求的。欲望应该如何在城市中得到安置呢？城市有没有可能构建一些情感性或者归属性的纽带让人们成为一个共同体呢？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