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视角下我国应急广播的功能实现研究.pdf

190新闻文化建设 2023.8 下广电传媒作者简介：刘涛，男，汉族，河北秦皇岛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总站，主任记者，硕士研究生，危机传播。危机传播视角下 我国应急广播的功能实现研究刘涛摘要：作为传统主流媒体，应急广播具有鲜明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决定了其要在危机事件来临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应急广播还具有信息发布快、伴随性收听、受众易接收、具有亲和力等诸多特性，这决定了应急广播在危机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对应急广播在危机事件中应有的角色定位进行探析，以期能够帮助应急广播的管理者和运营者对其担负的职责与使命认识得更加清晰、准确，让应急广播的角色和功能得以完整体现，为公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的应急信息公共服务。关键词：危机传播；应急广播；角色定位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已经到来，各类危机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应急广播需要及时、准确地发布相关信息，帮助公众了解事件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应对措施，在危机事件中发挥舆论引导作用，传播正能量，消除恐慌情绪，引导公众保持冷静，积极参与应对危机。应急广播在危机事件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需要充分发挥其权威性和公信力，为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应对危机，确保危机事件得到有效解决。一、相关概念界定（一）危机传播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危机传播”给出了不同角度的定义。管理学学者认为，危机传播从本质上说属于管理的范畴，危机传播的策略是管理策略的一种具体实践。美国学者库姆斯认为，危机传播研究的是发生危机之后，组织应当“怎么说”和“怎么办”的策略选择，这实际上是一种“管理”。传播学学者认为，危机传播也属于信息交流的方式之一，这种信息交流存在于危机事件发生的各个阶段。美国学者班克斯认为危机传播应该是一个“在危机事件发生各个阶段存在于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信息传播交流过程”。（二）应急广播从狭义上来说，应急广播主要以政府为主导，主要是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通过广播媒体向社会各界传递积极消息，协助抗灾救灾的一种应急处理方法1。从广义上来说，应急广播不仅可以通过传统广播进行信息传递，也可以通过其他各种类型的媒体发布应急消息，这里的“广播”蕴含了“广而告之”之意，并非特指“广播”媒体。二、我国应急广播的创立发展演进我国应急广播的雏形出现于 2008 年。当年 1 月，我国经历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雨雪冰冻天气。大雪、降温、结冰导致多地交通瘫痪，车辆被困在高速公路上，救援人员无法及时赶到。当时，手机上网功能尚不发达，被困人员与外界联系困难，长时间滞留的司机只能通过车载广播接收外界信息。2008 年 1 月 2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以直播形式全天候连续播出迎战冰雪特别节目，用超常规的报道手段、满负荷的节目信息、高效率的互动反馈，在政府和受灾群众之间架起了一道信息桥梁。2008 年 5 月 12 日，我国应急广播迎来了又一次大考，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 8 级地震，致损程度、破坏范围、重建困难历史罕见。地震发生后，震中映秀镇与外界通信中断、电力中断、道路中断，震中受灾情况不得而知。5 月 14 日 13 时 47 分，通过“冲锋舟+徒步”方式进入震中映秀镇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使用能与外界联系的最便捷方式海事卫星电话，与直播间连线，让国内外获知了汶川地震震中的真实受灾情况。2013 年 4 月 22 日 16 时 40 分，“国家应急广播芦山抗震救灾应急电台”在芦山发出第一声，这标志着我国首次使用“国家应急广播”这一呼号，搭建在灾区帐篷里的电台正式开播。芦191NEWS CULTURE CONSTRUCTION 新闻文化建设广电传媒山抗震救灾应急电台持续播出一个多月，播出了信息速递、政府公告、心灵抚慰等方面的多档栏目。2013 年年底，国家应急广播中心正式亮相，这意味着我国国家层面的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里程碑。2014年起，国家广电总局分别在四川、广西等地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应急广播试点建设，进行应急广播技术实验。在全国各地，不少省市级的应急广播频率也纷纷以交通广播频率为载体挂牌，开展各种类型的应急广播建设和试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以农村大喇叭为代表的应急广播再次大显身手。大喇叭具有口语化传播的特点，播出内容紧贴农村现实生活，能够及时传达防疫要求，提醒村民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其接收具有强制性，发挥了极其明显的社会动员作用，成为农村地区应急传播的重要渠道2。三、我国应急广播的角色定位解析当今的风险社会，危机传播已成为危机事件处理者的必修课，也是大众获取危机信息的重要渠道。应急广播作为传统主流媒体，其自身的官办属性决定了其要在危机事件来临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应急广播还有诸多优势：信息发布快，相较电视节目的后期剪辑和报纸杂志的排版编辑更加简易；伴随性收听，不受断电断网影响，在任何环境中都可发声；受众易接收，通过听觉传递信息，对受众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具有亲和力，声音的感染力强，容易激起受众内心的情感共鸣；公信力较强，广播是政府声音的传递者，具有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以上特征决定了应急广播在危机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按照斯蒂文芬克提出的危机传播“四段论”模式，危机事件可被划分为潜伏期、突发期、蔓延期、消退期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应急广播应当具备六个方面功能：危机苗头的预警者、危机信息的传播者、舆论导向的引领者、公众情绪的抚慰者、危机决策的影响者、危机处理的监督者。（一）危机苗头的预警者现代传播学先驱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著作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传播的“三功能说”：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文化传承。其中，“环境监视”功能排在首位。在危机的潜伏期，应急广播可以通过强化风险意识、建立预警机制、成立监测队伍等方式，在危机事件的治理中“先知先觉”，特别是在基础设施不够健全的偏远地区，应急广播的灾害预警作用尤为重要3。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环境监视手段更加丰富多样。借助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急广播能够在原有的信息网络和舆情监测系统基础上，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对各类危机事件因子进行分析解读，预测事件未来的发展趋势。比如，在国内最早建立应急广播系统的省份贵州，2021 年仅遵义一市，应急广播就通过播发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帮助 6283 人提前转移避险，因灾死亡（失踪）人口比上年减少 96.30%，比近五年同期平均值减少 85.70%。通过对危机事件的预警预判，应急广播可为潜在的危机主体及时化解危机事件，争取更多的时间，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和行动准备，最大限度降低危机事件的负面效应，有效避免其进一步扩大和蔓延。（二）危机信息的传播者在危机事件的突发期，各个危机主体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短暂性的失措、失序，造成各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信息真空。尤其是作为信息被动接收方的普通公众，亟须具有权威性的主流媒体进行信息告知和解读。应急广播搭建起了危机处理者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桥梁。重大危机事件发生后，应急广播可通过立即启动应急报道预案、调集应急报道团队奔赴现场、打破常规节目编排方式等手段，争夺危机信息传播的先机，通过信息筛选和加工，面向核心区域的受灾群众播发应急广播信息，承担日常传播手段无法替代的应急信息服务职责4。2008 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不到半分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从中国地震局收到震情传真，随即以“紧急插播”的方式向全国听众告知四川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第一时间满足受众的知情需求。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汶川紧急救援特别节目，全天不间断播出从灾区一线收集到的有效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向外播出。实践证明，在危机事件中，应急广播发声越早，越有助于受众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危机事件从整体到细节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的认知。传播危机信息，是应急广播在危机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三）舆论导向的引领者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虽然不能完全决定人们对于某件事的看法，但却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某些信息或是设置某些议题的方式对人们的想法产生影响。尽管后人认为议程设置理论带有简单化倾向，受众看法的改变也可能受到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并不完全是媒体的引导所致。但整体而言，应急广播的核心信息披露在绝大多数危机事件蔓延期的舆论引导中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其在大众传播议程设置方面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已被社会所认可。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习惯于接受主流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导向被寓于新闻报道之中，危机话题会在应急广播的强调或淡化下向议程所设置的方向演进。2014 年 8 月云南鲁甸地震期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重灾乡镇即将入学的 1000 名大一新生每人资助 5000元助学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方应急电台得到消息后，主动设置议题，邀请 4 名刚刚办理好资助手续的大一新生走进帐篷直播间，通过电波和乡亲们分享自己即将进入大学校园的喜悦和得到192新闻文化建设 2023.8 下广电传媒资助之后了却后顾之忧的轻松。一个小时的访谈节目让地震灾区的群众备受鼓舞，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和温暖，在润物无声中凝聚起了社会正能量。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新闻信息的传播与接收更加简便，意见表达的渠道不断拓宽，舆论引导的难度愈加增大，舆论格局发生极大改变。众声喧哗中，应急广播以专业化的信息采集、新闻素养和职业操守引导社会舆论，帮助受众明辨是非，增强危机事件中的社会凝聚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四）公众情绪的抚慰者在危机事件蔓延期间，关于危机事件的海量信息具有不确定性。在一定时段和范围内，相关的社会成员会不同程度地产生对于危机事件的紧张、恐惧、焦虑、悲伤、不满、怨恨和不信任等心理和情绪。为了帮助公众消除这种比危机本身更加负能量的问题，应急广播一方面通过及时、准确、全面地发布来自政府或其他危机处理者的权威信息，舒缓社会上弥漫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通过采访各方面专家，介绍应急知识、进行心理调适，帮助公众的情绪尽快舒缓，回归到正常、理性和稳定的轨道。例如，在四川芦山地震由应急救援转入灾后重建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急广播的报道重点也逐渐由抢救生命转入抚慰疏导。通过采访专家，广播中大量出现如何防止大灾之后出现大疫，如何对失去亲人的人们进行心理干预，如何避免出现次生灾害等灾后重建知识，以此舒缓受灾群众的心理压力，激励他们重整旗鼓，开始新的生活。将“暖新闻”理念融入应急广播的语言传播中，能激发受众情感中积极因素5。应急广播的合理疏导，有利于帮助公众找到“出口”，宣泄他们因危机而产生的痛苦情绪，化解他们由危机而导致的不满情绪，表达他们在危机中未受到关注的需求，避免各种负面因素积累成为对抗社会的冲动。（五）危机决策的影响者无论是危机事件的潜伏期、突发期，还是蔓延期、消退期，在每个阶段，政府或其他危机事件处理主体的决策恰当与否都决定着危机治理的成败。危机事件的过程中，即便是处于信息链顶端的政府职能部门，也很难第一时间对事件的整体情况和细枝末节达到全盘掌控的程度。此时，应急广播应发挥耳目喉舌职能，与危机事件处理主体建立起良性的信息沟通和信息传播协作关系，通过报道及时将危机处理的漏洞、公众对危机处理的看法和诉求反馈给危机处理者。例如，“512”汶川地震发生之后，灾区急需各种救援物资，但由于灾区内外信息不对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没有得到合理的投送，有的地方物资堆积成山，有的地方群众缺吃少穿。在此情况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汶川紧急救援节目在每天的节目中多点位连线一线记者，介绍记者所在乡村的实际情况，编织起动态信息网，动员政府部门、爱心组织及个人向物资短缺地区调配救援物资，促使救援物资不平衡问题得以快速解决。擅长“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应急广播，可以全方位接触危机事件中政府、公众、专家等各个层面主体，能够以第三方的客观立场分析、整理各方关于危机事件的意见、观点和态度，进而为政府的危机处置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达到危机处理高效且准确的目的。（六）危机处理的监督者长久以来，我国媒体的角色随着社会发展一直处于复杂的变迁过程之中。作为党的喉舌的应急广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监督行政机构行使权力的职责，积极主动地为公众利益的诉求鼓与呼。随着危机的逐渐消退，公众的生活秩序也逐步恢复常态，其对于媒体能否及时地传播危机信息方面的诉求不再像危机突发期、蔓延期那样强烈。此时，应急广播应当调整工作方向，发挥独立、客观的社会监督者职能，深入探寻危机真相，主动监督危机事件主体，使其反思和审视危机本身以及危机发生、发展、处置过程中的行为是否得当，处理结果能否令公众满意。同时，应急广播通过建立监督和对话机制，引导公众参与到理性的社会公共事务讨论中来。媒体和公众对危机处理的方式和结果进行监督，有利于达成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平衡。媒体的监督力度越大、越规范，对危机事件的反思越深刻，越有利于推动危机的预防和处理形成良性机制，越有利于总结危机事件的经验教训，进而提升全社会应对危机事件的处理能力。四、结束语广播媒介的传播效果，决定了其在危机事件中具有较为顽强的生命力和使用价值。近年来，我国一系列的应急突发事件中，应急广播发挥了快速、有效的应急信息传递功能。我国的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通过不断摸索、不断突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正在向着未来有力前行。参考文献：1 尤海洋.应急广播传播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及策略 J.中国高新科技,2021(7):36-37.2 柳帆,盖颐帆.农村广播的“最后一公里”:从疫情防控看农村“大喇叭”的应急传播与服务功能J.中国广播,2020(7):34-38.3 寇文涛.应急广播的发展展望J.数字传媒研究,2022(9):77-80.4 李晓北.应急广播:现代化应急治理体系的创新J.青年记者,2021(17):16-19.5 童云,徐文婷,梁秀颀.媒体深度融合中应急广播精准传播与服务 J.中国广播,2021(5):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