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说中的乡村塾师.pdf

Vol.37 No.4Aug.2023第 37 卷第4期2023 年 8 月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收稿日期：2022-09-21基金项目：2021-2023年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农林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JG2021-451）；四川农业大学“双支计划”资助项目（17035393）作者简介：霍省瑞（1981-），女，陕西榆林人，博士，在站博士后，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化。清代小说中的乡村塾师霍省瑞1,2（1.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2.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摘要：清代小说呈现了鲜活的乡村塾师群体，提供了大量“活化石”。他们以秀才或童生为主，人员众多，分布甚广。其授徒原因或为治生需要，或为功名诱惑。他们大多离家坐馆，地位低下，事务繁重，收入微薄，生活孤苦，且行为受束。面对不堪境遇，他们渴望辞馆，但因生计压力，又被迫坐馆，内心始终交织着人生苦闷与现实无奈。这些乡村塾师反映了塾师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复杂文化心理及其基层文化精英的社会地位。关键词：清代；乡村塾师；生存境遇；文化心理；基层精英中图分类号：I222.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0882.2023.04.013乡村塾师作为清代特殊的士人群体，广布于民间社会。清人周石藩记载：“大凡乡鄙都邑，皆有塾师。”1（P239）他们曾担负着乡村社会文化传承与建设的重要使命，但关于他们的生存状态，正史少有记载。然而，清代小说中却呈现了鲜活的塾师群体，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活化石”。正如顾颉刚所说：“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2（P115）近二十余年来，史学研究者逐渐注意到了俗文学中的塾师形象，但多以史料形式呈现，缺少对其社会文化的解读。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清代小说探析乡村塾师的职业抉择、生存境遇及文化心理，继而管窥他们曾置身其间的历史文化场域。一、乡村塾师的职业抉择清代小说中的乡村塾师，大多出身贫寒，或为秀才，或为童生。他们读书力学，企图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身命运，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但他们往往屡试不第，久困场屋，便以授书为业。儒林外史 中，周进在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坐馆。虞育德祖孙三代兼为乡村塾师，小说写道“镇上有二百多人家，都是务农为业。只有一位虞姓，读书进了学，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只在这镇上教书。他儿子不曾进过学，也是教书为业。到了中年，生下这位虞博士来。”虞育德后来又接替父亲“在祁家教书”。3（P443）在他五十岁中进士前，主要以授徒为业。醒世姻缘传中，“明水有一个先生姓汪，名字叫是汪为露，号叫是汪澄宇，倒也补了个增广生员；他的父亲在日，也是个学究秀才，教了一生的寡学。”4（P512）再如蒲松龄“家计萧条，五十年以舌耕度日”。5（P1822）其长孙蒲立德为邑庠生，也“设馆授生徒，讲明正学，嘉惠后进。”5（P1823）坚瓠续集 亦载，“钱麟仲偶谈宜兴丁大恭（致祥）四十时尚未补诸生，为吴中某氏塾师。”6卷六可见，乡村塾师或坐馆授徒，或设馆讲学，大都是久试不售的底层读书人，往往子承父业。他们选择授徒为业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治生需要。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阶层划分明确，底层读书人不能谋取功名，便首选授徒或卖文谋生。因为无论农业劳作或手工业生产，都要相应的体力与技能，而经商还需经济资本。蒲松龄 先生论 对此直言不讳：“时乖不遂男儿愿，家业萧条有谁怜？欲更别业非无计，举家齐赴首阳山。既不能推车打担，又不能播种力田，为农夫而身力懦弱，作商贾而少本无钱。”7（P84）醒世姻缘传 也曾分析穷秀才开书铺、拾大粪、卖棺材、结交官府等治生方式的利弊，论述“夜晚寻思千条路，惟有开垦几亩砚田，以笔为犁，以舌作耒，自耕自凿的过度。雨少不怕旱干，雨多不怕水溢，不特饱了八口之家，自己且还要心广体胖，手舞文章编号：1674-0882（2023）04-0071-06 712023年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足蹈的快活。所以千回万转，总然只是一个教书，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8（P478-483）清人陈芳生也说：“儒者不为农工商贾，惟出仕与训蒙而已。出仕不可必得，训蒙乃分内事。果尽其道，则教育人材，亦大有益于天下。已亦藉此代耕，诚兼善之本务也。余处馆十余年，时时以未尽其道为愧。所以然者，亦诚有不得已焉。”9（P719）显然，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担任乡村塾师，既可规避跨行就业的难度，又可解决生计问题，还能参与基层文化传承与建设，践行读书人的家国情怀。二是功名诱惑。清代乡村塾师大多是声名不显的童生或生员，虽被主流文人看作三家村学究式的乡村陋儒，但往往怀有读书求仕的梦想。他们选择授徒为业，也有备考科举的考量。儒林外史 中马二先生告诫匡超人，“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等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他又说“假如时运不好，终身不得中举，一个廪生是挣得来的，到后来，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请一道封诰。”3（P200-201）这是马二先生对教馆与进学的看法，也是底层读书人的普遍心理。在他们看来，坐馆授徒只是暂时的谋生方式，考取功名才是终极追求。晚清河南汲县王锡彤，“授徒林氏家，抗颜为人师矣，学生五人，每年脩脯铜钱三十千尔。时同学师弟同为预备考试之人，师自用其揣摩之功，弟子各以其年龄受相当之考卷预备。”他在 抑斋自述 写道，“自念乡里教授非长久计，惟有举人进士是前途发达之方。”10（P28-30）又如，蒲松龄长期设帐授徒，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这些都是坐馆应考的明证。二、乡村塾师的生存境遇清代小说中的乡村塾师，生存状况堪怜。郑板桥 教馆诗 写道，“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11（P93）此诗真切表现了乡村塾师的生存境遇。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位低下。作为民间文化传承者与建设者，乡村塾师本应是社会地位较高且受人尊敬的职业，但事实并非如此。清代乡村私塾，多是一家或数家乡民自发创设的教育场所，往往因子孙求学需求而短暂开设，也会因乡民收入欠丰而随时关停，具有很强的随机性，给塾师职业也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同时，清代科举考试体制完备，时间跨度长，难度系数高。童生考取生员须经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考试，秀才考取举人又需参加三年一次、每次三场的乡试，举人考取进士则需通过会试、复试和殿试。12（P3-135）因此，大量乡村士子难以取得生员资格，更别说成为举人，导致乡村塾师从业者众多，竞争非常激烈，时常面临失馆危险。笑笑录“改清明诗”写道，清明时节乱纷纷，城里先生欲断魂。借问主人何处去，馆童遥指在乡村。”13（P166）蒲松龄 闹馆 写道，“沿门磕头求弟子，遍地碰腿是先生。”5（P813）为了养家糊口，维持生计，乡村塾师往往不得不斯文扫地，或央求他人荐馆，或曲意奉承东家。又如 小豆棚 记载，“吾乡富甲某，忽欲延师课子。会当夏月，晒麦于场，雨骤来，诸佣工皆为之盖藏。富甲问曰：教书匠何以不至？。”14（P37）吴下谚联 记载，杭州莫姓乡宦聘请塾师金先生，解馆时馆童为其挑送行李。塾师途中即景口占“墙内桃花墙外红”，馆童应声续道“长工挑担送长工”。后来塾师向东家告发，东家以续全前诗为责罚，馆童遂续“虽然吃饭分高下，打发工钱一样同”。15（P41）无论富甲随口而出“教书匠”，或馆童应声而呼“长工”，均表明时人已将乡村塾师与工匠相等同，并对其充满蔑视。二是事务繁重。塾师因材施教，事务繁多。因清代乡村社会以欠发达的农耕经济为主，私塾往往由数家村民共同出资开设，同期在学学生往往年龄差距较大，差异化程度较高。醒世姻缘传 中，程乐宇到狄家坐馆，“先生上了公座，与他们上书。狄希陈读的还是下 孟，相于廷读的是 小雅，薛如卞读的是 国风，薛如谦读的是 孝经。”8（P487）每位学生学习进度不同，考核与抽检方式各异。学生单独送来作业，塾师随送随批，无形中增加了工作任务。同时，乡村塾师的工作压力巨大。传统社会，乡民希冀子孙彻底改变祖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所以对考取科举、实现阶层跨越的希望尤为迫切。因此，闹馆 中和为贵承诺：“三年功必进学六年中举，七年上会进士连中三元，一霎时就成了那富户乡宦，翰林院效力满出印做官。”5（P814）然而，家长在渴望子孙成才时，又表现出舐犊情深的一面。清波杂志 写道，“典蒙最难，其人严则利于子弟，而不能久；狎则利于己，而负其父兄之托。”16（P35）村学先生自序 也写道，“开口教书，人便拾着句读；动手改课，人又议着高低。记问偶不到，村妇也要盘倒；奇字倘不识，小子也索吃亏。又有一般难处的事务，正是担轻又不得，步重又难支。课少了主人嫌懒惰，功多了弟子道难为。”17（P17）显然，家长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态 722023年度矛盾，令塾师左右为难，压力倍增。此外，乡村塾师还是乡村文化代言人。他们帮助主人及乡邻读写书信，命名起字，拟撰对联、契约文书、寿文碑文等，甚至参与婚丧嫁娶、居间调停等基层社会事务，承担着多种社会职责。歧路灯 中，惠养民为“几个村看当票，查药方，立文约儿。”18（P264）蔡家驹“晚年专事古文，熟掌故而深于经学，文体近曾王，郡中碑版之文，半出其手”。19（P12）这些繁琐事务，也造成诸多苦恼。聊斋文集自序 也表露，“缙绅士庶，贵耳贱目，亦或阙牛而以犊耕。日久不堪其扰，因而戏索酒饵，意藉此可以止之；而远近以文章相烦者，仍不少也。”20（P2）显然，乡村塾师被乡邻频繁央求代笔书写契约文书等。这些琐事不仅占据他们的闲暇时间，甚至会因处理不当而招来不满与谩骂。但无论如何，乡村塾师在处理基层社会事务时，与乡土社会形成了良好地互动，为民众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他们作为儒学思想的传承者，在婚丧嫁娶、宗教祭祀等社会活动中，积极承担乡村的礼教工作，宣扬礼教文化，既满足了乡民礼仪文化活动的需要，也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教化职能。他们参与乡土社会居间调停事务时，积极调解乡民矛盾，在维护乡村社会自治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收入微薄。清代乡村塾师的收入，主要由脩金与节仪构成。儒林外史 写道，“愚表弟虞梁，每年脩金四十两，节礼在外。”3（P564）周进除“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3（P21）还有贽见。“把各家贽见拆开来看，只见荀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3（P24）歧路灯 中孔耘轩承诺：“大约二十金开外，节仪每季二两，粮饭油盐菜蔬柴薪足用。”18（P265）引凤箫 中罗夫人欲聘白眉仙为塾师，“罗夫人遂写于聘书上，又取白金三两，彩缯二端，同贮于盒内作聘仪，又于书上写明，每年束金十六两，节敬在外。”21（卷二）同时，他们的收入往往因塾师身份、授徒对象等，各有差异。就塾师身份言，童生收入较低，而秀才较高。如童生周进在薛家集坐馆时，只有每年十二两银子的馆金，而同为塾师的虞育德“每年三十两银子。”3（P444）就授徒对象言，蒙师收入较低，经师较高。履园丛话 记载，常州有某学究父子同为蒙师，所得馆谷不过四五十两银子。22（P413）问俗录 记载，清代福建古田县“民间总角授书，终年脩金四百文。至成童作文，多不过二三千。如有脩金二、三十千专请教读者，士林莫不羡慕。”23（P70）乡村塾师的收入虽千差万别，但普遍微薄，有的难以维持生计。青毡诉苦文 慨叹，“今天下生意之最微薄者，莫如教书矣！”24（P90）儒林外史 写道，“（虞博士）娘子生儿育女，身子又多病，馆钱不能（够）买医药，每日只吃三顿白粥，后来身子也渐渐好起来。虞博士到三十二岁，这年没有了馆。偏家里遇着事情出来，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3（P444）虞博士每年三十两的馆金，仅够维持家庭的日常消费，尚不足给妻子买药治病，更无法应对突发事件。相比之下，周进每年十二两馆金，显然无法保证家庭日用开支。又如 清稗类钞 记载“板桥未第时，以课徒自给，值岁俭，生徒尽散，因举债以偿急需，约至端午，质剂子本，届时而畀。然虑不得偿，先期避焦山，依其乡僧，饰词避暑，实避债也。五月下旬，未得家中耗，不敢遽归。”25（P2691）郑板桥也曾因馆金无法养家糊口而被迫举债，又因无力偿还而外出避债。蒲松龄诗中也写道：“思欲贷知己，所识无膏粱。况遭天年凶，粟粒等夜光。恨为啼号累，数载不能偿。”5（P531）乡村塾师的落魄生活，令人感慨。因坐馆收入微薄，且时有失馆之危，乡村塾师往往还会学习一些其他技能，藉以补贴家用，或利用帮助乡邻处理日常事务的机会，收取些许额外费用。儒林外史 中虞育德失馆时，“远村上有一个姓郑的人家请他去看葬坟。虞博士带了罗盘，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葬过了坟，那郑家谢了他十二两银子。”3（P445）晋江秀才王命岳 家训 云：“吾十九岁入泮，二十岁有友以午饭邀余伴读，晨昏则自家吃饭，又无束脩。其明年，此友再邀余教子，初约云：每月米三斗、蔬菜银三钱，无束脩；子弟则自教，只藉看文章，不敢禁先生出入。教读之余，并日夜佣书，日可得八分，籴米供亲。”26（P2208-2209）捧腹集青毡生随口曲 十一云：“一岁脩金十二千，节仪在内订从前。适来有件开心事，代笔叨光夹百钱”。27（P401）晚清李虹若 书春 诗云：“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贴日临池。要知借纸原虚话，只为些须润笔资。”28（P153）这些无不表明乡村塾师生活的艰难与无奈。四是生活孤苦。乡村塾师最强烈的馆居体验，是物质清贫与精神孤寂，这在作品中多有描述。学究自嘲 写道，“况今文风扫地，束脩甚是不堪，铺盖明讲自备，仅管火纸灯烟，夏天无有蚊帐，冬里不管煤炭，搬送俱在圈外，来回俱是自颠。”具体而言，“送出东家满屋看，不见茶具在那边。炕铺一块席，上盖一破毡，角枕锦衾不见面。早饭东南晌午歪，粗面饼卷着曲曲菜。吃的是长斋，吃的是长斋，今年更霍省瑞：清代小说中的乡村塾师 732023年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比去年赛。十月北风寒，有炉无火炭难添，睡宿冷被窝，早起不敢恋。室如悬冰灶无烟，对生徒冻的牙打战。”5（P1748-1752）可谓衣食住行，样样堪怜。随园诗话 写道，“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元黄喊一年。”29（P261）村学先生自叙 也写道，“吃了无数冷冷热热的饭碗，奈了几多酸酸涩涩的酒卮。”24（P17）再如 屈屈歌 云：“屈屈复屈屈，仰面长吁诉造物。寂寥一饭小窗下，冷淡三杯孤灯前。先生道学徒自尊，主人供膳何曾闻。但愿先生不饮酒，但愿先生不茹荤。”24（P84）这些作品虽难免夸张之嫌，但乡村塾师的清苦生活却跃然纸上，无不令人慨叹，催人泪下。与清贫的物质生活相比，孤寂的精神生活更令乡村塾师苦不堪言。清代最具代表性的乡村塾师蒲松龄，曾在 先生论 写道，“晨钟初罢，生徒之足迹星散，暮鼓已鸣，闷的我起视庭前。月寒光，逼旅人，愁心怀宋玉，秉烛自伤神。怕的是，一盏孤灯惨淡昏，如年长夜暗消魂，酸风透骨无人语，夜雨潇潇独掩门。”7（P84）每当生徒散尽，塾师独自客居馆中，自是孤寂无比。尤其逢年过节，更是倍感凄凉。学究自嘲写道，“七月有七夕，织女本是牛郎妻，他二人也有团圆期。馆舍孤寂，馆舍孤寂，白面书生正惨凄。算今生大半是鳏居，红颜娇妻，有夫守寡他怎知？到不如田舍农夫长相依。八月是中秋，先生书斋暗添愁，细雨帘前滴滴流，在外人正是凄凉候。”5（P1750）重阳 诗又写道，“中秋恨是在天涯，客里凄凉负月华。今日重阳又虚度，渊明无酒对黄花。”20（P580）其中孤苦与相思之情，与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之意，有异曲同工之妙。五是行为受束。清代乡村塾师的行为亦受到约束，因为私塾的设馆时间极长，没有假期可言。据训蒙条例 记载，“正月十五日进馆，十二月二十五日散馆。中间祭扫完粮，约共去十日，每岁坐定十一个月。”9（P719）如此安排，便意味着乡村塾师除了春节休息一月左右，几乎全年在馆。倘若塾师在外坐馆，离家较近尚可回家“祭扫完粮”，团圆过年，离家较远则需终年在馆。儒林外史 中，余大先生即是“在虞府坐馆，早去晚归，习以为常。”所以，当他被选为徽州府学训导后，便劝告其弟“我们老兄弟相聚得一日是一日。从前我两个人各处坐馆，动不动两年不得见面。而今老了，只要弟兄两个多聚几时，那有饭吃没饭吃也且再商量。”3（P584）余大先生身为塾师，对馆居生活的不自由有强烈体验，言语间道出了无数苦楚与无奈。加之，乡村塾师大多从事蒙师的工作，而学生年龄相对较小，在馆时需要塾师随时看管。父师善诱法尊师择师之法 即言，“抑知蒙师教授幼学，其督责之劳，耳无停听，目无停视，唇焦舌敝，其劳苦甚于经师数倍。”30（P2）塾师四苦 也写道，“先生偶出门，小子满堂舞。”24（P21）正因如此，英云梦传 中塾师王云去拜访旧友慧空时说，“不期被吴府请去坐馆，一刻也不能脱身。”31（卷五）显然，乡村塾师不仅需费心劳力，且很难有自由时间，行动受到极大限制。此外，乡村塾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本身对从业人员要求较高。如 塾中琐言 要求蒙师，“端品：为师之道，端品为先，模范不端，则不模不范矣。不惟立言制行，随时检点，即衣冠瞻视，亦须道貌岸然。尽心：品固端矣，而不勤课学徒，则勤者虽知奋勉，莫知指南；惰者日事荒诞，丛生弊窦。素餐尸位，过将谁归？专严：官箴有清、慎、勤三字，师范则有专、严二字。然严而不专，肃于外者，无所得于中。专则督课勤而无不严矣。故师道尤以专为主。”32（P100-101）这无疑是对乡村塾师言行的极大约束。村学先生自叙 亦说，“身子里好似严姑手里无缘的媳妇，踽踽凉凉，拘拘束束，一星星要循规矩。有所言，必议之而后言，谁许你乱嘈乱杂？有所动，必拟之而后动，谁许你胡做胡为？步履必安祥，居处必镇静，谁许你懈懈怠怠？衣冠必肃整，容貌必端庄，谁许你离离披披？茶坊酒肆，昔日那慷慨高情，到此来满将抛弃；偷香窃玉，少年的风流狂态，从此后一笔勾除。”24（P18）这正是郑板桥诗歌中“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的绝佳注脚。三、乡村塾师的文化心理乡村塾师的生存状态，充分说明清代社会底层士人群体的艰难处境。面对如此境遇，他们充满厌倦，渴望辞馆；但迫于生存压力与功名诱惑，他们又无奈坐馆。他们的内心，充满矛盾与纠结、尴尬与痛苦，始终交织着人生苦闷与现实无奈。一方面，乡村塾师因不堪的生存境遇，对塾师职业缺乏基本的认同感，甚至对坐馆授徒充满厌倦。以蒲松龄为例，他常年在外坐馆，作品中突出表现了对塾师生活的厌倦，道出了乡村塾师的心声。如 学究自嘲 写道，“暑往寒来冬复秋，悠悠白了少年头。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东家嫌懒惰，工多子弟结冤仇。有时随我平生愿，早把五湖泛轻舟。抛妻抛子出门，人口情事此悬，细思好无来由，挣了几串铜钱。”卷堂文 写道，“一金虽簿，俯首于浊富之门，百里莫辞，委身于不亲之地。视生徒犹骨肉，遂弃子与抛妻，以馆舍为福地，遽离乡而背井。742023年事非由我，辜负雪月风花，身属他人，受尽咸酸冷淡。也作卷堂之文，永白为师之戒！”33（P63）教书词 又写道，“无计去聊生，谋馆教书苟延性命。三字经 嚎的俺喉咙疼，上大人 使的我手腕肿。看起来这等书实在难教，到几时才得跳出火坑。”7（P81）他甚至在 闹馆 中，借和为贵求馆而自叹：“咳！好苦哇！（唱）想当初念书时错了主意，到不如耍手艺还挣吃穿。你看那皮匠手锥鞋补袜，只是那锢炉子锯盆锯碗，还有那木匠家打箱打柜，铁匠家打锄头还打刀镰，锡匠家打灯台又打锡盘，窑匠家烧黄盆又烧黑碗。手艺人吃的是肉肥卤面，可惜俺念书人饿的可怜。”5（P813）这些作品对乡村塾师地位的卑微低下，事务的繁琐难处，生活的困顿孤苦，都有鲜活地体现。他们因这般处境而产生无限苦楚与郁闷，并由此而生发出迫切的辞馆渴望。另一方面，乡村塾师迫于生存压力与功名诱惑，又无奈地坚持坐馆。蒲松龄 辞馆歌 写道，“少年胸襟宽，一心痴想超俗凡。百工技艺不肯为，万卷诗书勤苦读。读书望登天子堂，谁知读书成劳碌。连年留落在江湖，江湖生意多萧索。一生去住由主人，三飡迟早由奴仆。放狂又恐玷儒风，已把身心频检束。悄然孤枕梦魂多，冷落书斋形影独。俨如有罪人，坐在无罪狱。利觅蝇头且莫言，弟子愚顽难教育。此情此情述向谁？长叹一声自藏蓄。”7尽管境遇不堪，但为了生计，只能“长叹一声自藏蓄”。这长叹饱含了多少辛酸与无奈。正如晚清传教士明恩溥记载：“那些只能在小区域内竞争位置的乡村教师，常常只有一点点微薄的收入。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有时，那些只有一两个学生的教师，除了供饭，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报酬。自然，有人会问，这样收入微薄的事情还值得去做吗？这个阶层的一位教师回答说，总比待在家里什么都没有吃要好。”34（P73）对此，晚清乡村塾师刘大鹏说得更加明确，“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途，到后来入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分修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他还在日记中反复申明，“教书一事，非吾所愿，余今出门教书为贫所迫也”35（P70-71），“读书之士若能于他处寻出糊口之需，即可不从事于一涂矣。”35（P59）对于乡村塾师来说，坐馆只不过是养家糊口的方式而已，充满了苦楚与无奈。然而，乡村塾师的付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认可与回报，有时会遭受蔑视甚至侮辱。蒲松龄曾说，“乃今斯文渐丧，世教日衰，师况之寂寥，谁堪告语？舌耕之苦楚，只可自知。”7（P83）“迨如今世道反，重钱财重衣衫，先生素号叫穷酸，谁想也有这一番。”5（P175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亦记载，“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甚且被东家欺侮，而犹坐馆而不去。作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世道如此，无人挽之，则迁流不知伊于胡底也。”35（P65-66）作为清代典型的乡村塾师，他们的人生体验，无疑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乡村社会的教育图景与历史文化现场。而他们“世教日衰”“世道如此”等充满痛心与无奈的慨叹，又足以说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在清代乡村社会的衰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清代乡村塾师在坐馆问题上，始终怀着痛苦与纠结的矛盾心理，但他们在乡村文化传承与建设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无论是他们坚守的坐馆授徒，还是兼职的乡邻杂务，都在有形或无形中传播着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着百姓日用。比如，清代乡村社会新生代读写算技能的养成，生活经验的获得，基本价值观的确立，乃至民间文化知识的传播，都有赖于他们的辛勤付出。乡村社会的邻里和睦，稳定和谐，也离不开他们的协助治理。可以说，清代乡村塾师是传统社会民间教育的具体组织者与实施者，他们在乡土社会贫瘠的文化土壤上，参与着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维护着基层社会的稳定，播撒着知识之种与希望之光。正因为此，清代乡村塾师奠定了自身基层文化精英的社会地位。参考文献：1（清）周石藩.海陵从政录M.合肥：黄山书社,1997.2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清）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清）褚人获.坚瓠续集M.清康熙刻本.7 杨海儒.聊斋遗文 教书词 辞馆歌 先生论 讨青蝇文 J.文献,1987（01）：81-87.8（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9（清）陈芳生.训蒙条例M.上海：上海书店,1994.10（清）王锡彤著，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抑斋自述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11（清）郑板桥.郑板桥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2.霍省瑞：清代小说中的乡村塾师 752023年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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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610065)Abstract:The Qing Dynasty novels present a lively group of old-style private school teachers and provide a large number of“living fossils”.They are many people and widely distributed.There are roughly two reasons for their teaching:one is the need ofliving,the other is the temptation of fame.Most of them leave home and sit in the library,they are low status,heavy affairs,low in-come,lonely life,and behavior is restrained.In the face of unbearable circumstances,they are eager to quit the job,but the pressureof livelihood forced them to continue.Their hearts are always intertwined with life depression and reality.They reflect the state of theold-style private school teacher and the complex cultural psychology as well as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grassroots cultural elite.Key words:Qing Dynasty;the old-style private school teachers;living conditions;cultural psychology;elite at the grassrootslevel责任编辑冯喜梅 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