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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与阴霾——德日二战反思录》
二战的空前浩劫使人类在其后的七十年间一直在思考:战争因何而起,如何才能避免战争。而这一思考,对于战争的两个主要发起国德国和日本则尤为重要。本片详细讲述了战后德日两国从政府到民间对战争问题的认识过程,以大量细节分析对比了两国在国家话语、法律制定、教育、文化、民间活动等方面的不同态度和做法。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纪录片《光明与阴霾——德日二战反思录》播出。
第一集 简介
本集将德日二战后在政治和民众层面的反思过程进行了梳理,日本战败初期由美军占领,美国先是利用天皇的权威来统治日本,导致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不彻底,随后的冷战又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合作者,时代遭际以及日本几乎未曾改变的上层结构,使得日本失去了彻底反思的机会。而德国,战后的第二代人在知道历史真相后,极力揭开历史疮疤,勇敢面对这段历史。
解说词
二战,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约二十亿人口被卷入战争,仅在亚洲的主要战场——中国,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就达到三千五百万人。战后,世界从未停止思考,如何才能不再走向战争。而作为二战的两个主要发起国德国与日本,在战后的七十年间,又如何面对战争的责任与教训呢?
2014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清华大学演讲,针对二战德国罪行她说:历史历历在目,没有人能够撇清关系。每个德国人都必须反思自己在过去的作为和不作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德国正视历史的做法是对的,可以让后代不要重蹈覆辙。”
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出访波兰,在犹太人殉难碑前惊天一跪,昭告世界德意志民族承担历史责任的决心和勇气。
战后,德国向受害国家和民族共付出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它还与波兰法国等国家,以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等方式,实现了民族和解。
2005年,二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一座大屠杀纪念碑在柏林市中心落成。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通过70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民族的自我救赎,已经成为欧洲重要的领导力量之一。
而日本,在战后几十年时间里,却因修改教科书,不承认侵略罪行的右翼言论,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而与亚洲邻国不断发生冲突。
2014年,日本安倍内阁通过国会表决,修改宪法第九条解释,为日本集体自卫权松绑,引起世人关注。
第二集 简介
本集主要从大屠杀和历史教科书两个方面,来谈德日对战争罪行态度的不同。日本右翼至今否认或模糊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在舆论和教育等方面进行反宣传,导致民众认识混乱。而德国则制定法律,对否认大屠杀等罪行的言论给予严惩。
解说词
南京,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埋藏着中国人最惨痛的记忆。1937年12月初,侵华日军逼近南京。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确定了“不保留俘虏”的方针。部队随后将此命令的矛头指向所有城内军民百姓,一场毁灭性屠杀拉开帷幕。
金子安次(原日军士兵):我们进了一个村子,老兵就把留在村里的农民带过来,把他们绑在树上,喊口号,一号,冲,让我们去刺他们。
仅在16日傍晚,就有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被押至江东门集体屠杀。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有如下描述,日军任意实行杀人、强奸和放火,仅仅六周遇难者已达20万人以上。而根据南京审判的档案和实证计算,遇难者数字更远超30万。
第三集 简介
本集详细讲述了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载体——靖国神社的前生今世,分析今天日本政治家如何利用靖国神社来鼓动民意。同时,也通过翔实事例,讲述了战后德国人,如何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污点,如何建立起真实的民族认同。
解说词
靖国神社,这个位于东京闹市区的著名神社,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正在成为撼动地区和平的一颗定时炸弹。
这里供奉着246万自倒幕运动到日本近代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人,其中包括十四名甲级战犯,从1945年至今,共有15位日本首相来此参拜了68次。
每年8月15日,靖国神社总会成为各方势力表达和传递自己思想的舞台。
二战期间,日本军人在战场上狂热玉碎的场面让美国人震惊又不解,在这部1944年美国人拍摄的纪录片中,探寻了这种军国主义与靖国神社之间的联系。
第四集 简介
二战结束后,为了化解德法两国的宿仇,使欧洲摆脱分裂的局面,德国切实做出了一系列努力,随后又在领土等重大问题上向波兰等周边国家做出承诺。德国的付出和妥协,特别是德法两国的合作,终于促成了欧洲的统一和复兴。而日本,由于战后缺乏反思,则与亚洲邻国不断发生冲突。
解说词
欧洲,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国家政治实体——欧盟,跻身其中的28个国家,经济政治高度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紧密的联结,使欧洲比其它地区拥有更确定和长久的和平发展愿景。而这一创举,正是基于被称为宿仇的德法两国在战后的和解与合作。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列强曾是雄踞世界的霸主,而两场世界大战过后,欧洲被战火夷为废墟,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后来到柏林,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他说,这不是我想要的,仅清理完柏林的废砖烂瓦,就需要二十年。
此时,两次大战的发动者德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它被四个战胜国分区占领,民穷财尽,四面楚歌,几乎处于昔日敌对国家的紧紧包围之中,特别是西邻法国。德法这对死敌,仅在二战结束前的70年里,就爆发了三场惨烈战争,法国人对德国怀着巨大的畏惧和仇恨,坚决主张肢解德国,使它永远不再有战争能力。
而德法两国,自古就是欧洲大陆的中心,它们的选择,决定着欧洲的未来。
就在德意志民族内外交困的时刻,1949年,73岁的老政治家阿登纳就任联邦德国总理。
早在一战期间,阿登纳就开始对欧洲的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欧洲之所以战火不断,是因为各国都以均势保持战略平衡,一旦均势打破,必然发生战争,因此,能够拯救欧洲的,必是欧洲的统一与联合,而欧洲的联合,必须、也只能建筑于德法这对世仇国家的和解!
冷战的大幕在欧洲落下,美国需要德国共同对抗苏联,于是,法国不得不放弃对德强硬立场,开始考虑以其它方式遏制德国。
四集纪录片《光明与阴霾——德日二战反思录》解说词
纪录动态 央视网 2015年06月08日 15:2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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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第一集 简介
本集将德日二战后在政治和民众层面的反思过程进行了梳理,日本战败初期由美军占领,美国先是利用天皇的权威来统治日本,导致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不彻底,随后的冷战又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合作者,时代遭际以及日本几乎未曾改变的上层结构,使得日本失去了彻底反思的机会。而德国,战后的第二代人在知道历史真相后,极力揭开历史疮疤,勇敢面对这段历史。
解说词:
二战,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约二十亿人口被卷入战争,仅在亚洲的主要战场——中国,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就达到三千五百万人。战后,世界从未停止思考,如何才能不再走向战争。而作为二战的两个主要发起国德国与日本,在战后的七十年间,又如何面对战争的责任与教训呢?
2014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清华大学演讲,针对二战德国罪行她说:历史历历在目,没有人能够撇清关系。每个德国人都必须反思自己在过去的作为和不作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德国正视历史的做法是对的,可以让后代不要重蹈覆辙。”
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出访波兰,在犹太人殉难碑前惊天一跪,昭告世界德意志民族承担历史责任的决心和勇气。
战后,德国向受害国家和民族共付出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它还与波兰法国等国家,以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等方式,实现了民族和解。
2005年,二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一座大屠杀纪念碑在柏林市中心落成。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通过70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民族的自我救赎,已经成为欧洲重要的领导力量之一。
而日本,在战后几十年时间里,却因修改教科书,不承认侵略罪行的右翼言论,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而与亚洲邻国不断发生冲突。
2014年,日本安倍内阁通过国会表决,修改宪法第九条解释,为日本集体自卫权松绑,引起世人关注。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要把失去的日本找回来,这是他现在提的口号。
南村志郎(日本友人):看安倍的做法,就想起我们在二战前受的教育,然后一直走到战败,有看着之前的历史的感觉。
同期声: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
1945年8月15日,所有的日本人都凝神静气,等候天皇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日本已经战败。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我们一般人认为8月15号,日本投降了。其实天皇的讲话里头,没有谈到一点关于投降战败的概念,没有任何一个这个概念。
天皇在这份终战诏书中说,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且同盟国一方又使用了残虐之炸弹,为了亿兆之赤子,不得不接受美英中苏四国宣言。同时,天皇也再次重申了当初发动战争,是为了日本的“自存”和东亚的“安宁”。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等于说他对这个战争仍然没有任何一点的反省,觉得这个战争是我们是领导东亚去解放的战争。
二战即将结束前,绝望的日军陷于为天皇玉碎的狂热,美国希望通过外交上的努力说服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减少美军的作战损失。
徐焰(国防大学教授):因此美国和日本两军在太平洋上激烈厮杀的时候,实际上在瑞士的森林里边和酒馆里边,美日两国代表其实一直在谈判。谈到1945年5月,美国驻瑞士的总代表杜勒斯向日本海军派驻瑞士的谈判代表讲了一个条件,就是日本还要接受无条件投降,但是美国有一条谅解,就是可以保留天皇制。
1945年8月30号,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飞抵神奈川县厚木机场,作为实际上单独占领日本的国家,美国将给日本战后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麦克阿瑟在战场上见识过喊着天皇万岁舍身赴死的日本军人,因此誓言铲除军国主义。在麦克阿瑟的干预下,日本制订了《和平宪法》,不允许保留军队,不承认交战权。
这张麦克阿瑟和天皇的合影,带给日本人无可名状的心理冲击。曾经万世一系的现人神天皇,站在麦克阿瑟身边,正襟敛容,矮小瘦弱。这让日本人强烈感到,他们真的败给了强大的美国。
而麦克阿瑟此时却已决意利用天皇的权威帮助美国顺利实现统治。
那么,究竟由谁来承担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责,远东军事法庭,最终锁定了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首相,已经卸任的东条英机。
步平:当年的很多国家也提出来,应当审判天皇。天皇是最主要的责任,1945年前的天皇是一个国家大元帅的天皇,他是有权力的。所以东条英机在被抓起来的时候,一开始在他的言论,他还曾经讲我们都很尊重天皇,天皇是我们的最高元首。
东条的回答引起了首席大法官的注意,于是,日本政要们开始大造舆论,将天皇描述成一个傀儡,并由美国人出面,派人给东条英机传递信息。
步平:所以下边就给他递过信息去,说不要这样讲了,你应该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所以东条英机以后就改变了讲话,就说一切都是我来作主,我来承担。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一个思想上很大的混乱,究竟谁是责任,谁有战争责任?
在东京审判接近尾声的1948年,冷战大幕已经在欧洲和亚洲落下,美国人转而决定变日本为它在亚洲的反共防波堤,远东军事法庭草草收尾。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西方不是这样,在纽伦堡审判了多次,审判的罪犯很多,但是东京审判这25个人,结束之后就停下来了。原来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抓起来的当年有一百多人,以后陆陆续续全部释放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次年,美国与日本签订《日美安保条约》,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合作者。1952年,美国对日本占领结束,右翼和军国主义开始复燃。
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遗书被结集出版并大受追捧,各种战记文学广为流行。1953年,吉田茂内阁的文部大臣公然在国会中说,我不准备评价大东亚战争的善恶,但是,日本以世界各国为对手打了四年仗,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日本人的优秀。
与此同时,一批甲级战犯及战前旧官僚走上了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舞台。
岸信介,甲级战犯嫌疑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战争中,他先在伪满洲国掌握经济大权,回国后在东条内阁中负责战时经济与全国的军需调配。就在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处以绞刑的第二天,岸信介获释。1955年,岸信介参与组建日本最大保守政党自民党,两年后,当选日本首相。
岸信介执政时的两大政治诉求,就是修改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改定,为了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把日本绑上美国战车,他不惜拼上性命。1960年 6 月,650万日本人走上街头,反对这一条约, 30多万群众包围了首相府,岸信介安然坐在家里喝酒,他说,就是死也要安保改定。此时,六岁的安倍晋三就在他的膝前。
岸信介生前极力主张修改宪法,让日本摆脱战败者的形象。安倍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我的政治DNA更多继承了外祖父。
姬田光义(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在日本,甲级战犯嫌疑犯的岸信介还能当上总理大臣,而德国至今还在追究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过。
战后的德国也曾面临与日本类似的情况。国家百废待兴。人民忙于建设国家,无暇顾及追究战争责任。
胡琨(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博士):刚刚经历过二战那一辈人,他们作为失败者,他们认为审判,会认为这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他们认为审判本身是不公平的,他们也认为对于德国来讲现在最大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完善主权,历史问题有争议,或者说我们不去提它。
转折发生在1960年代,战争亲历者的下一代成长起来了。由于德国在战后建立了完善的法制体系,从法律层面,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一直在持续。
胡琨:在63年到65年进行的奥斯维辛的大审判,这个过程中把大量屠杀犹太人的丑行曝光于世了,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是特别大的。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事情,居然自己的父辈做出了这么丑陋的行径,所以他们开始觉得羞耻,所以他们就很勇敢地站出来要清算这些反思这些曾经犯下的恶行。
吕森(德国历史学家):很多家庭都是全家聚集在一起,去了解曾经发生过的事。孩子们对父母进行了激烈批判,父母为自己进行辩护,互相大吼、哭泣。你为父母的罪行、为纳粹的罪行感到负疚的时候,你该如何才能够去面对呢?
1968年11月7号,德国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在大庭广众下给了原纳粹党员,时任西德总理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是年轻一代对上一辈所犯罪恶的直接控诉。
1979年,德国取消了对纳粹谋杀罪行的追诉时效,至此,对纳粹犯罪的追究将无限期继续下去。
2009年,在德美合拍电影《朗读者》中,年轻的主人公,在法庭上偶遇一位故人,她在战争时期曾受聘到纳粹集中营担任看守,因为对这份工作恪尽职守,而导致了犹太犯人的死亡。电影探讨了,一个普通德国人,一个尽职尽责的人,非故意间接犯罪是否应该被惩罚?答案是肯定的,每个人,都要对他在战争中的行为承担后果。
而在日本,社会大众对这场战争又经历了怎样的认知过程呢?
蒋丰(旅日作家):日本其实某种意义上,他们很多人有说不出来的一种冤屈的心理,他不认为他是侵略, 日本人回忆起这场战争的失败的时候会渲染两颗原子弹,日本人会渲染东京大空袭,有各种各样纪录片,来表现这种东京大空袭,他会不断地表现这种场面。
对大多数普通日本民众来说,日本失败于盲目扩大战争,而自己才是战争最大受害者。
战争一结束,第一任内阁首相,皇室成员东久迩就提出了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说大家都要思考,都要忏悔,我们为什么把仗打败了,你看他思考忏悔的不是发动战争的责任而是把战争打败的责任。
50年代起,日本经济飞速发展,迅速从战后废墟中崛起,经济的提升,在振作民族士气的同时,也让保守派们开始对战争认识翻案。对日本战时外交起过重要作用的神川彦松就曾公开说,只强调战争责任,会把日本人都培养成只有劣等感的民族,因此必须修改对战争的评价。
胡琨(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博士):日本主要是因为他的官僚体系,他以前的政治体系并没有被摧毁,美国人虽然在日本按照他们的体系也重构日本的政治体系框架,但是他的政治生态是没有变化的,以前的那些人该干吗还干吗,而且日本这种军国主义思想不像德国纳粹时间那么短,他这种军国主义思想从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存在。
南村志郎(日本友人): 不是有“大东亚共荣圈”吗,认为日本解救了亚洲的受苦难的人们,相信这种说法的还大有人在。
60年代爆发的越南战争带来了改变,电视上惨烈的战争画面,让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开始重新思考二战中的加害责任。
步平: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当年日本军队在中国不也是这么一种状态吗?所以他们在想我们现在在反省战争的时候光讲战争给我们带来很多灾难,还不够。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加害。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思考不能影响到主政者。
战后至今,日本最大的保守政党自民党屹立政坛长达50余年,这个自创建伊始即由战前官僚主导的政党,从未带领人民真正地反思战争。而冷战,也隔绝了国与国之间对战争责任追诉的可能。
1972年,原本铁板一块的冷战格局出现松动,尼克松访华。同年,田中角荣就任日本首相,他与外务大臣大平正芳顶着党内众多反对的声音来到北京,进行建交的试探。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田中角荣,他本身也是自民党的,政治态度他是右的没有问题,但是他呢,就觉得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是要和中国改善关系。
而田中在访中的第一番讲话中,仅用“添了麻烦”一词表示对二战的反省。
田中讲话:
在战争中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我表示深刻的反省。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在那以前他讲的话每到一个关键的地方都热烈鼓掌,到那个地方一下子肃静了。
事实上,自5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已经开展了二十年民间经济往来,两国人民积累了彼此的好感。而现在,政治家们必须直面敏感的历史问题,经过反复协商,双方达成共识。中日联合声明强调,日方对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进入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纷纷开始向日本追讨战争赔偿,1995年,恰逢二战胜利50周年,执政的社会党首相村山富市,在自民党的反对压力下,经过反复斟酌,就日本的战争责任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具突破性的讲话。
村山讲话:
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痛苦。我谦虚地接受这段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当年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国内还有很多人批评,意思是说态度不是那么明朗,或者不是那么深刻。但是要知道他是在日本那种社会下,所以他毕竟是顶了很大的压力,必定反映了相当多的进步力量的声音。
2013年4月,安倍晋三上台后表示,将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而2014年,安倍又突然表示将会继承村山谈话。同样的,针对1993年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关于慰安妇的谈话,安倍也先是指责这一谈话给后来者带来麻烦,表示要调查和推翻,两个月后,迫于国际压力又表示继承。
蒋丰(旅日作家):一直到今天日本人都讲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我们在正式的文件正式的场合里边对中国有过22次道歉,但是日本的道歉非常有特点,每一次道歉以后几乎不出一个月总要有另外一方面的我们所说的右翼的政治家要站出来对这个事情进行否认。
美国《外交》杂志采访安倍时评价说,有时安倍晋三看起来像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安倍,支持修 订历史教科书、质疑“慰安妇”问题、质疑远东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另一个是务实的安倍,声称要同中韩两国进行接触、合作。这两个安倍同时呈现在世人面前,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安倍,人们到底应该如何解读这两个安倍间的转换呢。
出尔反尔,摇摆不定的表态,反映的是日本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对历史缺乏诚意的态度。而这带来的,是日本社会总体风向的右倾化,以及对一些重大史实的认知日益模糊。
第二集 简介
本集主要从大屠杀和历史教科书两个方面,来谈德日对战争罪行态度的不同。日本右翼至今否认或模糊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在舆论和教育等方面进行反宣传,导致民众认识混乱。而德国则制定法律,对否认大屠杀等罪行的言论给予严惩。
解说词:
南京,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埋藏着中国人最惨痛的记忆。1937年12月初,侵华日军逼近南京。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确定了“不保留俘虏”的方针。部队随后将此命令的矛头指向所有城内军民百姓,一场毁灭性屠杀拉开帷幕。
金子安次(原日军士兵):我们进了一个村子,老兵就把留在村里的农民带过来,把他们绑在树上,喊口号,一号,冲,让我们去刺他们。
仅在16日傍晚,就有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被押至江东门集体屠杀。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有如下描述,日军任意实行杀人、强奸和放火,仅仅六周遇难者已达20万人以上。而根据南京审判的档案和实证计算,遇难者数字更远超30万。
可是,这桩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至今还在日本上演着各种争议。
加濑英明(日本右翼作家):没有杀人(平民),我们1937年在那里没有进行任何屠杀。
记者:没有吗?
加濑英明:完全是由中国人虚构出来的。
在吉林省档案馆中保存着一批侵华日军档案,是日军于战败后赶回日本前未及销毁遗留下的战时文件。当时日军专门设置审查机构查阅士兵们寄往家里的信件,这些写有战争暴行的家书一律被扣下禁止外传:砍中国人头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看见小孩子被扔弃等惨状不禁落泪,但是一想到这是敌国的孩子,他们长大了就不得了,于是一狠心将其扔到火中。
日军的杀戮暴行传到日本军部后,陆军省没有做出任何应对。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震惊了西方社会,美英德等各国陆续发出警告。迫于国际压力, 陆军中央解除了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的职务。松井被召回日本时,民众夹道欢迎这位凯旋的将军。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50年代之后,右翼势力开始为南京大屠杀翻案。
加濑英明(日本右翼作家):我们也就杀了几千人(士兵),没有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这样的数量。
姬田光义(日本中央大学教授):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都闭口不说,所以到好久之后才发现这个事实。中国以及全世界在1937年就知道了,在日本是顶级机密,在战败后也是顶级机密。
1971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用近40天时间走访了中国在二战中曾经发生过大量屠杀的地方,回国后,他发表了平顶山、万人坑、南京、三光政策四篇报道,次年又集结出版为《中国之旅》,引起社会轰动。而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也变本加厉,并在90年代之后愈占上风。在书店,否认或质疑南京大屠杀的书籍远多于正常的研究著作,网络上,否认大屠杀的网络右翼言论甚嚣尘上,普通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认识也越发混乱。
在东京多摩墓园,我们偶遇到一位扫墓者。皆川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在战时的中国经营着三家纺织公司。皆川在中国经历了整个战争时期,直到战败后才回到日本。尽管如此,他对南京大屠杀也抱有迟疑的态度。
皆川(日本民众):关于南京事件的书我也看了。我小时候见过一些日军的伤兵,杀人、砍人的事情他们一句都没有讲过。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座落在累累白骨的万人坑之上。馆内收藏着大量证明日军暴行的实物证据,包括当时外国人拍摄的影像资料,国际审判的庭审实录,日军战犯的日记等,数量达到15万件。
鸠山由纪夫(日本前首相):日本人应该更深刻地承认这段史实。士兵就算杀了一个普通市民,这也是重大的犯罪。
2013年1月,民主党政治家、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私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而这使他成为右翼团体攻击的对象。鸠山位于东京的办公楼,保安措施极其严密,即使这样,警察也经常光顾,就是为了保护他不受右翼伤害。
蒋丰(旅日作家):那么他什么事情被日本人不允许,就是他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的双掌合十这样的照片在日本报道过,他因此被日本称为什么呢?十大卖国贼之一,他排在,位居榜首。
二战中,日军从中韩等国强征数十万妇女作为从军慰安妇,对她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蹂躏和奴役,他们还公然违反国际法,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在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日军以大量活体进行细菌实验,犯下重大反人类罪行。而这些罪行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因种种原因被刻意回避,导致今天的日本仍不愿坦承面对过去的罪责。
石田隆至:日本有“无责任社会”这样一个说法,从战前到战后都没有反省,没有处罚有责任的人,这样的社会在一直持续着。
鸠山由纪夫:日本是完结主义的国家,认为如果政府再表示认罪的话,又会发生赔偿金的问题,国家预算又会紧张,问题会不断扩散,所以完结的事情就不想再提。
德国在二战结束后,从纽伦堡审判开始,司法界从未停止对屠杀犹太人罪证的追究,将所有参与过迫害的人推上被告席。在1952年的《卢森堡条约》中,德国与以色列政府就达成协议,德国明确承诺,对所有在纳粹统治期间被没收财产的犹太人与集中营受难者均予补偿。
古里安(以色列前总理):今天的德国已不是昨天的德国。
而几十年间,纳粹势力仍阴魂不散。在1956年对年轻人实施的民意调查中,有一半人认为新纳粹主义是一个“好主意”。针对这样的风潮,德国政府采取了法律手段:1979年,德国联邦法院首次严格界定“言论自由”原则,将对纳粹思想与标志的宣传排除在外。此后针对“否定迫害犹太人”、“淡化纳粹屠杀罪行”等行为均予法律定罪,至今仍不断加强法律惩处。
2000年8月,警方逮捕了在汉堡南部同左翼分子发生冲突的300名新纳粹分子。在2007年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纪念会场外,约200名极右翼分子举行示威,其中一人因做出希特勒式的纳粹礼而被当场逮捕。
街访日本年轻人:
你们在学校里学过战争吗?
学过。
你知道当时日本都做了什么?
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
你在学校学了这个吗?
学了。
学了什么内容呢?
曾经把人活埋这样的。
这是教科书里写的吗?
没有写,是老师给我们拿来了资料和DVD。
历史教科书,是日本与中韩等亚洲邻国经常发生冲突的另一个问题。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在日本的教科书其实是一个晴雨表,是日本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一个晴雨表。
1955年,日本民主党发动“第一次教科书攻击”,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最大的一次篡改。这次篡改否定了“南京大屠杀”,把日本的“侵略”改成“进出”。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进出就是一直往里头进就叫进出。你是侵略为什么不说侵略?那就掩盖问题的实质。很多问题都是轻描淡写。
1956年,日本文部省设置了专职“教科书调查官”,任何出版机构编写的教科书,一律需要审核,对被视为“不合格”的内容必须予以修改。一位日本历史学者家永三郎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就因包含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从军慰安妇、殖民朝鲜等内容,被文部省多次退回。1965年,家永三郎对文部省提起诉讼,控诉其违反和平宪法,干涉学术自由和教育自由。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家永三郎他没有参加过战争,他呢,战争期间他就是教师,我当时我也问他,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他当时拿了一个蓝布包的一个包,里头包的都是旧得不得了的当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翻开来看其中还有到满洲去,满洲就是我们中国东北,到满洲去建设繁荣的社会。他说当年我就是用这样的教科书教学生的,虽然我没有到过战场,我也没有杀过人,但是我的学生们很多都被征兵了,到战场也杀了人了。他说其实我们是有责任的,为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无作为,就是我对这个战争没有制止,我根本什么没干,我觉得好像没有责任,他说这是不对的。
家永两次被判败诉,但这一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关于历史真相的大讨论。1984年,家永三郎第三次发起诉讼。这场历时32年的“教科书诉讼”轰动了海内外,最终于1997年最高法院判决:家永所编写教科书内容是合法的。自此,南京大屠杀等众多历史真相又重新出现在教科书中。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1997年判决下来的时候,当年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是写得最好的时候。
这就是审判之后出版的,由家永三郎主编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根据文部省的课程规定,在这本超过500页的教科书中,二战中日战场只占4到5页,许多日军罪行都一笔带过。
课文:(字幕)
日军在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多数中国军民,还有不少士兵进行暴行和抢劫。
强制带走多数朝鲜妇女,当作从军慰安妇放置在前线。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教科书的审判刚有一个结果了,右派这边又推动,又成立一个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他觉得那时候的教科书都按照家永三郎这种立场,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了,怎么办?我们要另外再编一本教科书对抗这个。
2001年4月,日本政府文部省审定通过由日本最庞大的右翼学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撰写的“新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被换成“南京事件”,从军慰安妇、731细菌部队等重大犯罪事实全部销声匿迹,反而用大量篇幅赞扬日本人“为国牺牲的精神”和“解放亚洲的贡献”。但是,绝大多数的公立学校都表示拒绝使用这本教科书,最终采用率只达到0.039%。
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校园里,我们遇到了德国留学生Lucas和Timo。说起中学时的历史教育,他们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关于纳粹与犹太人大屠杀的课程。
提莫(德国留学生):那时有很多关于二战的视频资料,特别是关于把人们从集中营里解救出来的画面,一个个遍体鳞伤、骨瘦如柴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历史,教师必须对纳粹统治进行深入的讲解,抵制美化第三帝国、大屠杀的言论。德国的二战历史从开始到结束不到6年,但学校会用一个半学期的时间来处理二战主题。
卢卡斯(德国留学生):纳粹历史不仅仅在历史课上,而且在文学、艺术、宗教和生物学课程上都有所涉及。
尽管官方要求学校实行大量反思纳粹罪行的教育,但学者们发现,孩子们并未感到厌倦,反而对这段历史抱有浓厚兴趣。
吕森(德国历史学家):在我那个地区的一些学校里,学生可以自己建议公开课的课题,让人们大为吃惊的是,大部分中小学生都选择了纳粹时代,我们想了解更多。这些年轻人表示出了对保留那个时代记忆的十分积极的态度。
在德国的一所小学里,我们看到走廊里贴满了关于犹太人遭受迫害的研究报告,和以战后和解为主题的绘画作品。
胡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所有年轻人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他们接受的就是一套话语体系,他们自然会做出他们的判断。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不会觉得德国这样做是对的,他很早就有一种是非对错的观念。
这是2006年发行的德法合编历史教科书,书的封面,用德法两种语言标明了“历史”一词。这是全3卷课本中的第一卷,讲述1945年之后的历史,开篇便是《安妮日记》、《大屠杀》电视剧、勃兰特道歉等对二战进行深刻反思的内容。
从七十年代起,德国的历史教育工作者们就在思考,如何用共同书写历史的方式,与昔日的敌国,今天的邻居进行和解。
吕森(德国历史学家):有一位非常积极的教育工作者,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们应该改编历史教科书,通过教科书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睦邻关系。
1973年,德国与波兰的历史学家共同成立了教科书委员会。经过30次教科书问题会晤,两国学者不仅针对二战问题,在从中世纪起就存在的种种历史问题的诠释上达成了一致,并出版发行合编历史教科书。
之后,德国又与法国、俄罗斯以这样的方式达成历史问题的统一认识。教科书将国与国,孩子与孩子的历史认知沟通起来。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他在多年的研究中,与很多日本韩国学者成为朋友,2002年,他们决定仿照德国的经验,由民间学者来为孩子们共同编写历史读本。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当时日本学者就提出来,我们这么样批评,但是这种声音怎么能让孩子们、让学生们知道,我们应当编一本能够让他们读的和右派的教科书对抗的,这本书应当由我们三国学者一起来编。
经过不断的争论磨合,2005年,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代史》问世,在三国都引起很大的反响。而面对书中众多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不存在的历史事实,尤其是关于日军加害和殖民地统治的内容,有不少日本学生表示反感。
姬田光义(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我在中央大学教了33年,教了有几千学生了。他们正是养育下一代的时候,他们听不进去像维护和平、保护宪法等问题,而且是接受“南京大屠杀是假的”、“没有从军慰安妇”这样的教育成长的。这些人将来要肩负日本这个国家,对此我很担心。
2013年12月,一部叫《永远的零》的电影在日本上映,100天票房收入就超过了85亿日元,累计观看人数近700万。电影讲述一个处于人生低谷的日本青年,偶然得知亲祖父曾是神风特攻队员,因而踏上调查这段历史的路。
电影片段:
如果我中弹了,请让我去自爆。
你还不明白吗?你没有家人吗?难道没有人为你的死悲伤吗?
《永远的零》的原作者百田尚树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否认南京大屠杀和从军慰安妇等历史罪行,而这部电影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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