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流域水神信仰与文艺研究述评.pdf

68 第40卷 第3期 Vol.40 No.3 2023年6月 Jun.，2023太湖流域水神信仰与文艺研究述评俞明雅（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早在民国年间，水神信仰便已是现代学术研究关注的对象之一，古往今来或形诸文字、或口耳相传的多元文艺文本也是学者们勘察中国水神信仰的重要媒介。作为其中的集大成者，黄芝岗的中国的水神对杨四将军、灌口二郎神、许真君、黄大王等水神的传说作了较为系统的钩沉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少与水神信仰有关的真知灼见。1近几十年来，相比于前辈学者全面覆盖中国境内各种水神的研究视角，关于水神的探讨逐渐聚焦至不同区域范围内。其中，太湖流域水神信仰及其文艺资源便是一个颇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众所周知，在太湖流域这一地域空间内，并存着海洋、河流、湖泊等多种形态的水域。丰富的水资源既为这一区域的民众带来了丰饶的物产与便捷的交通，也使其生产生活常年面临着威胁与灾害。在此特殊的生态环境中，水神信仰相应地也表现得尤为发达，不仅各类传世文献中有关水神的文本记载比比皆是，俗民百姓自古以来也以多样的文艺形式传述着对诸种水神的崇祀与记忆。早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姜彬先生为首的一批“江浙沪”学者在成功申报到国家课题“吴越民间信仰和民间文学关系的考察和研究”后，便发动江苏、浙江、上海的广大学者和各级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与民间信仰有关的大规模调查与研究，其中，“吴越水神信仰与文艺”便是少数学者尤为关心的话题。21 世纪以来，不少年轻的民俗学者循着先贤的脚步，通过梳理史料文献与田野调查结合的方式，对太湖流域水神信仰及其文艺资源的面貌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与此同时，随着历史学研究视角转向民间与地方，一批社会史学者摘要：得益于特殊的水文环境与历史发展进程，太湖流域拥有历史悠久且形态多样的水神信仰。近几十年来，有关太湖流域水神信仰与文艺的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主要可以分为历史群像研究、特定水神信仰的历史个案考察、相关仪式文艺与信仰实践的活态调查三种类型。通过对已有成果作全面的梳理与评述，可以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在对象择取、资料视野、学理深度等层面都存在较为可观的学术生长空间，值得持续开掘。关键词：太湖流域；水神信仰；信仰文艺；民间文学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23）03-0068-10收稿日期：2022-12-0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67）作者简介：俞明雅（1996），女，上海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间文学。引文格式：俞明雅.太湖流域水神信仰与文艺研究述评 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3，40（3）：68-77.本文所谓的“太湖流域”，在地理上主要指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的以太湖为中心的区域，行政上包括今天江苏的苏锡常地区、上海和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关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姜彬先生为首的“江浙沪”学者所作的研究，具体参见陈泳超：太湖流域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的概貌及研究述评，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9 年第 6 期，第 19 页。DOI：10.16217/ki.szxbsk.2023.03.008 69 2023年第3期 关于胡梦飞对非江南地区运河水神的研究，参见他的中国运河水神（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8 年出版）和明清京杭运河沿线水神信仰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年）。也将目光聚焦于太湖流域的水神信仰，其成果充分呈现出民间信仰“在揭示中国社会的内在秩序和运行法则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2。得益于学者们孜孜不倦的求索，到目前为止，关于太湖流域水神信仰与文艺的研究虽不能说汗牛充栋，但在数量上已经相当可观，值得我们详加梳理。考虑到“水神”这一概念的内涵较为宽泛，为了明确述评对象的边界范围，本文暂且将“水神”限定于民间信仰中核心神职与水有关的人格神之中。也就是说，关于太湖流域自然神性质的江海之神、龙王等动物水神、掌水的佛道两教神灵、神职偶尔与水相关的民间人格神的研究，均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视角的差异，下文将分别从太湖流域人格水神的历史群像研究、特定人格水神信仰的历史个案考察、相关仪式文艺与信仰实践的活态调查三个方面，对既有的成果展开尽可能全面的回顾与述评。一、太湖流域水神信仰与文艺的历史群像研究太湖流域的面积虽然不大，其中分布的人格水神数量却颇为可观。借助于此地丰富的史料文献中所载的多元叙事文艺，不少研究者都试图对太湖流域范围内的人格水神群体面貌作穷尽式的勾勒。如王元林在国家正祀与地方民间信仰互动研究：宋以后海洋神灵的地域分布与社会空间一书的第七章，就全面列举了“杭州府、嘉兴府”“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这两大区域内的人格水神信仰，并认为杭州府、嘉兴府的人格水神主要可以分为护堤（海塘）神、潮神、海神、风神，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的人格水神则可以归纳为潮神、太湖神、漕运神、渔神、航运神、军神六类。3尽管其分类标准略显随意，但他的研究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的总体面貌，具有可观的资料价值。胡梦飞在长期聚焦长江以北运河水神信仰的同时，也曾借助史料文献，全面考略了“杭州地区”“江南运河区域”这两大地域范围内的人格水神信仰。其明清时期杭州地区水神信仰考略4一文，依次介绍了杭州一带的妈祖、张夏、伍子胥、石瑰、曹春、陈旭、金龙四大王、晏公、金总管等水神信仰；他的另一篇文章明清时期江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文化述略5则详细梳理了江南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晏公等全国性人格水神以及包括潮神、湖神和各种乡土神在内的区域性人格水神信仰的面貌。类似的展现太湖流域特定区域人格水神历史群像的研究还有毕旭玲的文章唐五代以前上海海神信仰略述6、专著古代上海：海洋文学与海洋社会古代上海海洋社会发展史研究中的“竹枝词与上海海神信仰体系”一章7174-203，耿婷的宋代两浙路的水上信仰研究8、闫彩琴的上海浦东地区航运信仰初探9以及周妮的滨海水乡：历史时期上海金山地区水上信仰的构成与背景研究10。其中，毕旭玲按“竹枝词与传统海神”“竹枝词与人鬼演化而成的海神”“竹枝词与本地土著海神”的分类体系依次介绍了柘湖女神、妈祖、晏公、金龙四大王、霍光等上海水神，7174-198其研究不仅在竹枝词这一特殊信仰文艺史料的运用上独树一帜，还梳理出前人所未揭的吴淞江两岸汉初功臣信仰，丰富了学界对太湖流域人格水神群体的认识。此外，部分太湖流域人格水神的历史群像研究还特别聚焦于钱塘江两岸的潮神群体。如俞明雅：太湖流域水神信仰与文艺研究述评 70 第40卷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冯宝英的江浙古海塘与民间信仰探析11、陈方舟的钱塘江海塘的水神祭祀文化12、杨丽婷的清代钱塘江潮神崇拜研究兼论政府对民间信仰的引导作用13、朱善九等人编著的 海宁潮神祭祀14等皆对钱塘江入海口一带的各类潮神信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其中，陈方舟的研究重点探讨了钱塘江潮神信仰兴起的背景以及相关祭祀建筑分布的时空特征。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的海宁潮神祭祀则系统梳理出潮神名目及其相关文艺资源，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不同于上述成果主要聚焦于对太湖流域水神群体历史概貌的梳理，王水、沈松柏、皇甫志新等学者在史料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的特色所在。作为受姜彬先生号召而投身于民间信仰民俗研究的代表之一，王水的江南水神信仰与水祭民俗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全面考察了鄞县、吴县两地人格水神群体的构成。在此基础上，王水结合自身田野调查的经验感受，总结性地指出不少太湖流域人格水神都是“生前有功于水或死在水里的人”15，并认为这一特点与当地民众相信死在水里会有灵性的观念密切相关。在 吴越民间水神信仰研究俗民日常生活与民俗互动的视角16中，沈松柏不仅考索了吴越人格水神信仰的神灵群体、信众构成与祭祀活动，还指出此区域的人格水神信仰具有女性神灵形象多、受商品经济影响大的特色。皇甫志新的吴地水神崇拜17一文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特色也有不小的助益。与王水、沈松柏综合性地讨论所有太湖流域水神不同的是，皇甫志新将吴地水神分为了“职司雨水之神”“镇压水患之神”“护祐舟楫之神”“除病祛疫之神”，并依次剖析了这四类水神信仰的特点。尽管他的论述过程略显随意，且涉及人格水神之外的动物水神，但这一研究却提醒了我们，若想全面深入地把握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的特色，对此种水神作类型化的内部区分与剖析，恐怕是不可或缺的一大步骤。二、单一水神信仰与文艺的历史研究除了覆盖特定水神群体的研究视角之外，不少学者还选择通过聚焦单一水神信仰的方式，以求更精微地认知太湖流域水神信仰与文艺的历史面貌。考虑到现有的个案研究数量颇多，本文以研究对象是否为太湖流域原生信仰为标准，将其分为“外来人格水神”与“本土人格水神”两类来梳理相关成果。不难发现，出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差异，两类个案研究之间呈现出显著的问题意识分野。当然，在差异以外，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个明显的共性，即在个案考察的微观视角统领下，学者们对史料的择取视野显得更为广阔，尤其相较于上述历史群像研究而言，本节所涉成果关注的文艺形式更进一步扩展至了碑志、小说、祭文、民间传说等更多元的形态。（一）外来人格水神研究外来人格水神信仰，顾名思义，就是从其他地区传入太湖流域的人格水神信仰。到目前为止，关于此类水神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龙四大王、妈祖、张渤、晏公这几位神灵身上。在勾勒信仰在地面貌与叙事文艺的同时，既有成果不约而同地对外来人格水神信仰传入太湖流域的动力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金龙四大王本是明清时期北方运河区域格外盛行的人格水神信仰，胡梦飞、申浩的研究则向我们揭示了这一信仰在太湖流域的流布情况。在明清时期杭州地区的金龙四大王信仰18和明清时期苏南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信仰19两篇文章中，胡梦飞清晰地胪列 71 2023年第3期了杭州地区和苏南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庙宇，在分析庙宇地域分布和相关庙记的基础上，胡梦飞认为杭州地区和苏南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信仰与北方运河地区略有差异，当地官员和民众更多地将金龙四大王视为乡土神和民间俗神。此外，关于金龙四大王信仰传入太湖流域的原因，胡梦飞认为官方的倡导和重视推动了该信仰的流传，往来于运河之上的漕军、运丁则成为传播金龙四大王信仰的重要媒介，钱塘安溪谢氏宗族在信仰传布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申浩的近世金龙四大王考官民互动中的民间信仰现象20则指出该信仰虽在明代江南地区寂寂无闻，至清代却因山东济宁商人的传播而兴盛于太湖流域，并出现了多样的在地化传说。早在两宋时期，兴起于福建的妈祖信仰便已落地生根于江南一带。陈国灿、鲁玉洁的南宋时期圣妃信仰在两浙沿海的传播及其影响21即根据地方志记载，呈现出南宋时期苏州、江阴、嘉兴等地妈祖庙宇的大致情况。程伊权则在 妈祖文化与嘉兴海运业的发展22一文中，集中梳理了历史上嘉兴地区妈祖庙宇的分布，并指出当地妈祖信仰兴盛与嘉兴海运业的密切关系。梁志平的 江苏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创建时间与迁建原因考23虽仅聚焦刘家港天妃庙，却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辨，拨正了前人关于这一妈祖信仰重要遗迹的错误认知。相比之下，吴丽丽和陈政禹则更着力于考察妈祖信仰传播至太湖流域的动力所在。吴丽丽在研究上海妈祖信仰历史时，发现上海妈祖信仰的传入与兴盛和福建人群紧密相关：福建人群将妈祖信仰传播至上海，并建立妈祖庙进行祭祀，成为上海地区妈祖信仰的主体，虽然传入上海的妈祖信仰出现了具有上海地域特色的妈祖庙及妈祖祭祀活动，但这种本土化是以居于上海的福建人群为支撑的，妈祖信仰并未深入上海民间社会，故而至民国时，因传播主体福建人群的撤离，上海妈祖信仰相应呈现出明显的衰落趋势。24吴丽丽的这篇上海地区传统妈祖信仰研究还指出官方与道士对上海妈祖信仰传播的影响，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一幅外来人格水神信仰的传播图景。在宋元以来江苏妈祖信仰研究初探25、宋元以来浙江妈祖信仰研究初探26以及浙江妈祖信仰的“佛教化”研究27三篇文章中，陈政禹则详细梳理了江、浙两地妈祖庙的时空分布，并认为妈祖信仰在这两大区域都具有“佛教化”与“神格扩大”的特点。在陈政禹看来，妈祖信仰的佛教化与福建民众利用佛教传播妈祖信仰有很大的关系。祠山大帝张渤也是江南三角洲的一大常见人格水神，根据皮庆生28和韩森（Valerie Hansen）的研究可知，该信仰实则是从安徽广德地区传入太湖流域的。现有研究虽未对太湖流域张渤信仰的具体面貌作详细的考察，但他们却为我们剖析了该信仰传入此地的可能动力。在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29一书中，韩森强调了商人在张渤信仰兴盛及其外传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她对张王配神结构的分析，也隐隐暗示着配神对信仰传播的动力作用。皮庆生的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30一文则反驳了韩森的观点，他认为，东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只是张渤信仰向外传播的隐性因素，一些转任各地的官员、士人和释道人士才是推动张王信仰传播的主要力量，朝廷的态度在其中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皮庆生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或许还可以继续追问：张渤信仰传入不同地区的机制是否可能存在差异？传播至太湖流域的过程是否有其独特之处？相比于金龙四大王、妈祖、张渤这三位外来人格水神，起源于江西的水神晏公在太湖流域的历史面貌及传入机制的研究尚不丰富，仅有庄吉和胡梦飞曾对此神略作探讨。在周庄晏公庙31一文中，庄吉简略介绍了周庄晏公庙的历史情貌和与之相关的水乡民俗。胡梦飞的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晏公信仰32则在更大范围梳理了晏公庙的地域分布，并俞明雅：太湖流域水神信仰与文艺研究述评 72 第40卷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认为太湖流域晏公信仰的兴盛与漕粮运输和水上航行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考虑到晏公信仰在江南分布较广，这位外来人格水神显然还有待更全面深入的考察。（二）本土人格水神研究到目前为止，有关产生于太湖流域本土的人格水神信仰与文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伍子胥、金总管、张夏、陆圭父女、朱彝、刘猛将、李王、施相公这几位神灵身上。根据日本学者水越知在伍子胥信仰与江南地域社会信仰圈结构分析33一文中的研究可知，伍子胥信仰虽然遍及江南以外地区，但此神最早起源于太湖流域。通过对伍子胥传说的整理，水越知发现江南伍子胥传说的边缘就是吴方言和其他方言的交界区域，也就是说，江南伍子胥信仰圈的范围大小与吴文化圈直接挂钩。除此之外，水越知还发现同一伍子胥信仰圈内存在小型势力圈并存的状况，即唐五代以后，因杭州同样把伍子胥奉为核心信仰，并逐渐拥有自己的向心力，杭州最终从苏州伍子胥信仰中分离出来，成为江南伍子胥信仰圈中与苏州不相上下的一个小型势力圈。与水越知较为不同的是，刘传武、何剑叶、徐海、林温芳则更注重考察伍子胥信仰与传说在不同时期的历史面貌。在此基础上，刘传武、何剑叶的潮神考论34重点探讨了伍子胥传说嬗变的原因，认为除了钱塘江灾害频发这一外因，民众的同情和统治者的提倡都促使了伍子胥信仰的兴盛。徐海的伍子胥信仰研究35则在考索伍子胥信仰历史流变之外，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与伍子胥有关的各类灵验传说以及伍子胥信仰与佛教、道教的关系。在潮神伍子胥的文化阐释36一文中，林温芳则不仅考察了伍子胥传说在不同时代的面貌，还对建庙立祠、悼文祭歌、念咒设醮、祭献贡品、竞渡庆端午、祭潮弄潮等祭祀习俗作了全面的史料钩沉。最早对金总管这一太湖流域代表性本土人格水神进行研究的是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近世江南金总管考37一文中，滨岛敦俊详细考证了金总管的家系和事迹传说的基本形态，并通过地方志中的记载，确认了以漕运、总管为关键内容的金姓神的传说和信仰大致形成于14 世纪末至 15 世纪中期，信仰的兴起与永乐迁都后漕粮北运恢复的时代背景以及昆山金姓巫师的运作紧密相关。在此基础上，滨岛敦俊还发现“共同体的信仰的构造变化，与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变迁是一致的”37208，即随着江南农村的商业化与乡居地主阶层的没落，金总管传说题材也相应从迎合粮长需求的护送漕粮逐渐演变为给贫苦的农民施米。这一将区域社会史与民间信仰流变结合研究的范式，显然使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研究走向纵深。此后关于金总管的历史研究并不丰富，仅有黄新华的吴语太湖片区的金总管信仰考38一文在滨岛敦俊的基础上，提出金总管并非一人，而是南宋时自开封迁入苏州的金氏家族几代人，其中又以供奉金元七总管为主。近年来，张夏、陆圭父女、朱彝等产生于太湖流域本土的潮神也获得研究者的关注。朱海滨的潮神崇拜与钱塘江沿岸低地开发以张夏神为中心39，是截至目前关于潮神张夏最系统深入的研究。此文详细考证了张夏神的人物原型和信仰的兴起背景，并发现明中期以来，传言有守堤、护闸灵验的张夏信仰的中心地从杭州转移到了钱塘江南岸的绍兴府。伴随着信仰中心地的变迁，张夏神的生平事迹也出现了土著化的趋势，并最终影响了朝廷的决策。沈月华的一个神灵的诞生太湖流域南塘三殿太均娘娘神灵化过程探析40则勾勒出潮神陆圭及其三女信仰的早期历史，并发现明清以来，湖州地区关于这一父女潮神的祭祀重点由父亲转向了三个女儿，陆圭三女的神职也由从前的“护岸”“起水”转变为了“提携孩稚”。俞明雅的江南土神“神格坼裂”的历史与成因以浙江海宁地区的朱彝信仰为个案41 73 2023年第3期则对潮神朱彝的身世叙事作了重点考论。显然，相比于伍子胥和金总管，关于张夏、陆圭父女、朱彝的研究还略显单薄，仍有可观的深化潜力。此外，刘猛将、李王、施相公也是学者关注较多的历史个案研究对象。不过，从既有的文献记载来看，相较于以上几位本土神灵在信仰萌现之际便被认为拥有掌水神力、其水神神格明显是随信仰而生的，刘猛将、李王、施相公很有可能是在信仰流变过程中较晚才被认为核心神职与水有关，故而我们可以发现，相关研究的问题意识皆落脚于对信仰流变历史的勾勒，进而尝试讨论水神神格生成的可能动因。如王水的从田神向水神转变的刘猛将嘉兴连泗荡刘王庙会调查42一文，就在对比历史文献和近代口述史的过程中，发觉本是太湖流域著名驱蝗神的刘猛将，最晚在清代末年，变成了渔民、船民心目中的水上保护神。王水认为刘猛将的神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转变，主要源于作为农业保护神的刘猛将本就偶尔涉及雨水灌溉，具有转变为水神的先天优势。滨岛敦俊同样也发现了刘猛将神职的这一演变，不过与王水不同的是，滨岛敦俊根据南宋时湖南存在以保护水运为显灵核心的刘姓神信仰以及曾有不少长江中游的水上人迁移至太湖流域这两大历史事实，推测刘猛将很可能是融合了其他同姓的外来水神信仰，才拥有了掌水的神职。43在刘猛将之外，滨岛敦俊还考察出起源于长兴的乡曲保护神李王，在流传到常熟后，也演变为海神。滨岛敦俊推论李王神职的这一变迁，大概率与流传在南宋水军基地江阴一带的水军将领李宝的神异传说以及江阴李姓巫师的运作有关，很可能是李姓巫师将李宝传说与长兴李王信仰结合在一起，最终创造出适合当时承担海运的常熟海商需要的海神信仰。44根据范荧对流传于上海、嘉兴地区的著名土神施相公信仰的考辨，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位神灵的神职也曾从控制蛇类活动转向了掌管雨水、潮水。45不过由于清初以来，施相公的主要神职演变为医治疮病，水神的特征有所减弱，因此在范荧以外，现有的关于施相公的研究46-47很少涉及其掌水神职的具体面貌及演变来由，殊为可惜。三、太湖流域水神信仰与文艺的活态调查研究前文聚焦的主要是有关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历史情貌的研究，以下则将按时间先后顺序，依次爬梳近几十年来的活态调查成果。姜彬先生于 20 世纪末领导开展的国家级课题研究，留下了许多关于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活态面貌的研究。如太湖渔民的保护神夏禹48一文，就是太湖公社干部陈俊才借助职务便利和蔡利民一起撰写的文章。文章详尽记录了 20 世纪 90 年代太湖平台山禹王庙的传说、庙内神像构成、渔民祭祀流程以及祭祀时所唱的禹王神歌的文本内容。陈俊才的另一篇文章太湖渔民信仰习俗调查49还对西山“天妃庙会”等不为人知的水神祭祀活动以及渔民的香会组织进行了颇为详尽的介绍。作为受姜彬先生号召而投身于民间信仰民俗研究的另一代表，王水早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便致力于考察刘猛将信仰的活态面貌，其从田神向水神转变的刘猛将嘉兴连泗荡刘王庙会调查和刘猛将信仰文艺考察50二文，不仅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太湖流域渔民关于刘猛将的神歌演唱和庙会祭祀情况，对岸上农民所使用的宣卷、拜忏等信仰文艺，也作了颇为深入的调查。在此基础上，王水发现渔民和岸民这两类不同人群关于刘猛将的身世叙事，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渔民口中的刘猛将传说，涉及大量水上生活的细节，并具有颇为浓厚的巫术色彩。考虑到蔡利民、陈俊才和王水的调查俞明雅：太湖流域水神信仰与文艺研究述评 74 第40卷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距今已有三十多年，这些调查报告的历史价值，或许已不可小觑。21世纪以来，民俗学民间文学界对于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的调查研究仍在持续进行。在信仰：支撑口传文学传承的一种内在力量以江苏省芦墟镇刘王庙“赞神歌”活动为个案51一文中，郑土有便通过对芦墟镇刘王庙渔民赞神歌活动的长期调研，体悟出了刘猛将身世叙事歌之所以没有像大部分吴语山歌那样消歇，与信仰能提供口传文学传承所需的“语境空间”“复述时间”以及“受众”紧密相关。郑土有认为刘猛将神歌的这一传承经验，能为今天的口传文学保护工作提供不小的启示。袁瑾、陈宏伟的江南网船会52则对嘉兴连泗荡刘王庙会的历史源流、渔民香会组织、庙会上出现的诸多民间艺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同样以连泗荡刘王庙为研究对象，朱一迅的灵验与权力的双重建构以浙江某地刘猛将信仰为例53则重点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刘王庙民间香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为“民间信仰当代复兴”这一经典议题提供了又一个有趣的案例。在金元七总管传说与信仰之调查研究以张家港市和湖州地区为例54一文中，李淑如则对当下张家港、湖州、嘉兴等地的金总管信仰和庙会作了初步的调研，在此基础上，李淑如还搜集了不少流传至今的与金总管有关的宝卷和神歌，发现不同地区宝卷、神歌的叙事因结合了各地的风俗，呈现出差异化的面貌。近年来，历史学界也开始尝试凭借田野调查的经验，重新诠释特定民间信仰乃至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如王健的专著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中的第五章“承继与变迁：明清以来松江府及其附近地区的杨老爷信仰研究”55在研究杨老爷信仰历史面向的同时，也对上海金泽镇杨老爷庙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王健意外地发现这位地方神灵在当下被渔民群体认真崇祀，具有了水神的特质。在此基础上，王健反观清代苏松地区竹枝词中对杨老爷信仰的书写，认为杨老爷的这一神职转型应该早在清代中后期就已发生。在新江南史：从离散社会到整合社会以洞庭东山为中心56、民间口头叙事不止是文学从猛将宝卷、猛将神歌谈起57以及近著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58中，赵世瑜则通过重点考察当下太湖东山地区多样的刘猛将崇祀活动以及猛将宝卷、猛将神歌等民间口头叙事，结合历史文献中有关江南水上人的零星记载，重新发现了水上人分批上岸定居的区域历史过程。尽管其论述过程仍包含一定比例的推测因素，但这一新颖的研究视角，或许不仅可以补足以往江南史研究过于以定居农业为中心的偏颇，还能启发更多学者以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结合的方式，去探索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与文艺的多元历史和现貌。四、结语纵观现有的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研究，可以发现历史学和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者已从人格水神之历史群像、单一人格水神信仰与文艺的历史面貌以及活态调查三个角度作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不过，既有的成果其实尚未穷尽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的全部内涵，仅在这三个研究面向上，就仍有可观的学术生长点待开掘。就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之历史群像研究而言，前人在划定研究对象范围时，基本只以地域空间为群体选择的标准，相应的信仰特色讨论也显得较为宽泛，尚未从中得出较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事实上，在地域空间之外，其实还存在着执掌范围、身世来源等多样的分类视角。前文提到皇甫志新曾按“职司雨水之神”“镇压水患之神”“护佑舟楫之神”“除病祛疫之神”75 2023年第3期的标准简略讨论了不同水神信仰的特色，若是循着这一研究思路，或可对太湖流域人格水神群体进行较有深度的类型学研究。再如从神灵身世的角度去考虑，太湖流域人格水神内部其实还存在着“溺亡厉鬼”“治水功臣”等来源的差异，若是按此标准去考察不同身世来历的水神群体的历史面貌，或许也可较有层次地把握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的内涵与特色。此外，考虑到水神信仰的群体特色研究必然需要以个案探讨为基础，既有历史群像研究的缺憾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提示着我们当下水神研究领域精彩个案的不足。着眼于现有的太湖流域人格水神历史个案研究，除了代表性成果仍显稀疏外，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可尝试作进一步的探索。其一，目前个案研究所聚焦的对象基本只辐射到了妈祖、金总管、刘猛将等分布范围较广的神灵。其他历史悠久且内涵丰富的人格水神信仰，如顾野王、褚太尉、石瑰、钱镠、柳毅等，尚未进入学界的视野。若有学者能对这些无人问津的水神作深度剖析，想必也可有效补充我们对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历史的认知。其二，个案研究的学理深度仍有待开拓提升。纵观现有成果可以发现，除了皮庆生的信仰传播研究、水越知的信仰圈研究、滨岛敦俊的区域社会经济影响下的信仰变迁研究令人颇为受益外，其他成果大多只致力于勾勒特定信仰的历史概貌与流变脉络。近年来，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发现民间水神信仰具有重要的权力话语意义，如行龙、张俊峰在研究水母娘娘信仰时，就发现这一水神信仰直接决定着现实社会“谁有权分水”这一关键问题。59-60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是否具有类似的权力象征意义，或许是一个可以尝试开辟的研究方向。其三，当下个案研究所使用的信仰文艺形式仍局限于常见的传世文献记载，事实上，近年来新发现的宝卷、神歌、宝忏等太湖流域民间仪式文艺中同样也包含着与水神有关的丰厚叙事资源，倘若能结合此类新出史料作更多个案层面的探索，或可有效促使此领域的研究走向纵深。最后，聚焦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的活态调查研究，不难发现目前成果看似丰富，其实基本只集中于刘猛将一神。当下的太湖流域究竟还有多少人格水神信仰存续于民间？民众在崇祀这些水神时又有怎样的信仰文艺表现？不同人群眼中的同一神灵是否存在差异？关于这些问题，当下仍尚无成果能给出有效的回答。幸运的是，目前已有不少青年学者投身于相关问题的调查之中，或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可以对当下太湖流域人格水神信仰与文艺的具体面貌有更详尽的认知。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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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s and the relevant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of water deities in the the Taihu Lake Lake Basi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rich,which falls mainly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