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意隐喻理论：学术假设与学界争鸣.pdf

含苞欲放的体认语言学语言研究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可比演辩话语库及认知神经实验的中国中高水平英语学习者隐喻话语能力研究”(18BYY217)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自然语言理解研究”(19JZD010)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陈朗，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博士，博导，主要从事应用认知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研究。特意隐喻理论:学术假设与学界争鸣陈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420)摘要:在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开创的概念隐喻理论发轫 40 余年以来，隐喻已被广泛认为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和概念化路径。以荷兰学者杰拉德斯蒂恩(Gerard Steen)领衔的隐喻学者尖锐地指出了概念隐喻理论的漏洞与不足，提出隐喻的交际性是与认知性同等重要的本质属性，有意识性是首次出现的所有新奇隐喻和其他刻意凸显隐喻身份的特意隐喻标配。本文首先尝试性地回溯方兴未艾的特意隐喻理论的十大理论假设，总结归纳出该理论与其他平行流派之间的差异之处与争议实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学术意义、仍然存在的局限性，并对其未来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予以前瞻和预测。关键词:交际性;有意识性;新奇隐喻;特意隐喻;假设与争鸣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ScientificHypotheses and Academic ContentionCHEN LangAbstract:Sinc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initiated by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commencedmore than 40 years ago，metaphor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s a complex human cognitive approachand conceptualization path from here to there，from outside to inside，from familiar to unfamiliarMetaphor scholars led by Dutch scholar Gerard Steen pointed out the loopholes and shortcomings of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proposed that the communicative nature of metaphor is as important as itscognitive nature，and consciousness is the standard of all novel metaphors and other deliberate781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metaphors that intentionally highlight the identity of metaphor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paper attempts totrace back to the ten theoretical hypotheses of the burgeoning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summarizethe differences and controversial essence between the theory and other parallel schools，and on thisbasis explore its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still existing limitations，and embrace and predict its futurein-depth developmentKey words:communicativeness;consciousness;novel metaphor;deliberate metaphor;hypothesisand contention0.引言特意隐喻理论(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简称 DMT)旨在从语言使用和话语双重视角研究隐喻属性，有力推动了隐喻研究迈向一个崭新阶段，使隐喻在跨学科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成为现实(Steen，2017:1)。DMT 涉及在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有意图地使用(intentional use)隐喻(Steen，2011b)，亦即语言使用者在生成或接收话语时刻意将源域作为一个单独的参照域。DMT 认为，隐喻本身具有普遍性，但是刻意的隐喻交际是一种罕见现象。特意隐喻和非特意隐喻的分歧在于后者不涉及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隐喻的有意识使用。本文将从 DMT 的十大假设、与其他隐喻理论的区别以及 DMT 本身的意义和局限性等方面分别展开论述。1.DMT 的十大假设DMT 的第一大假设是将隐喻视作思维中的跨域映射(Gibbs，2008;Lakoff Johnson，1980;Ortony，1993)。DMT 的主要架构是判断独立存在于语言使用之外的概念隐喻是否可以通过意义构建的在线跨域映射来推动话语在语言使用中的产生和接收。DMT 是对经典认知隐喻替代观点的一种阐释。在 DMT 中，强调隐喻加工变化(此处指刻意和非刻意隐喻加工之间的差异)旨在阐释这些替代观点的研究方向(Gentner Bowdle，2008;Giora，2008;Glucksberg，2008)。正如雷蒙特吉布斯和陈依莲(aymond Gibbs Elaine Chen，2017)所反对的，特意隐喻并未忽视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而是特别强调:并非所有隐喻(或者大多数隐喻)都需进行在线跨域映射(Steen，2008)。DMT 的第二大假设是隐喻不仅涉及语言维度和思维维度，还囊括交际维度。概念隐喻理论已不再停留在认知语言学范畴内部，而开始向以话语交际为基础、与社会文化和现实生活互动的层面迈进(陈朗，2018:37)。人们不仅需要借助认知思维产生和接受语言，而且其间的思想交换通过语言交际才得以实现。这意味着所有的语言使用都避不开语言、思维和交际三个维度。DMT 将语言使用的这种三维模型应用于隐喻分析，并将其视为语言学中普遍的三维范式的一部分。DMT 认881特意隐喻理论:学术假设与学界争鸣为，语言、思维和交际这三个维度并不是彼此“完全独立”的，恰恰相反，DMT 强调语言、思维与交际都是语言使用的不同维度，侧重语言使用的不同方面。DMT 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就在于其突破了传统认知语言学专注于语言和思维两大焦点的藩篱，尝试将人们长期以来忽视的另一维度 交际纳入研究视野，从语言使用的初衷出发探讨隐喻。DMT 的第三大假设是，在语言使用(语言、思维和交际)中，隐喻的各种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受统摄性话语事件的驱动和制约，而话语在这些话语事件中被产生、接收和交换。话语事件是比语言使用更高级的语言交互过程。与语言使用相反，“话语”可以定义为在语境中使用编码的文本(Steen，2011c)。一种普遍假设认为话语引导、组织和限制话语的结构和功能及其生成、接收和交换(Biber Conrad，2009)。这个假设广泛存在于话语实践中，且其在隐喻中的应用可被看作话语研究中相同整体范式的一部分。这一点对隐喻研究至关重要，因为相较于其他体裁事件，文本设计、治疗会话(therapy sessions)、诗歌创作和阅读等体裁更倾向于使用特意隐喻。DMT 的目标之一就是从话语的角度来强调隐喻在语言使用中的这种变化。因此，DMT 的立场与吉布斯和陈依莲(Gibbs Chen，2017)的立场并不矛盾，他们认为，隐喻性 甚至是刻意性(deliberateness)是一种主观感受，是经验中不同动态制约条件之间进行协调的一种层创产物(emergent product)，而不是人们如何以隐喻方式说话或行动的起点。DMT 特别是在体裁期许(genre expectations)的驱动下，关注隐喻何时、以何种方式和频率发生的机制。DMT 的第四大假设是隐喻、语言使用和话语都能以两种本质不同的方式来加工:研究人员从语言现实使用中抽象出来的结构或将其视为人类言语行为中可被观察到的过程。隐喻作为思维中的跨域映射并不意味着语言使用中的隐喻结构总是以在线跨域映射方式加工。它们可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这种历史过程构建了语言和思维中由隐喻驱动的目标域结构，使得个人语言接收中无须在线跨域加工(McGlone，2007)。综合以上问题，我们就会得出结构过程谬误(structureprocess fallacy)(Gibbs，2006;Steen，2007)。DMT 力求避免这种过程谬误，并指出在何种情况下语言、概念和交际结构中的隐喻需要进行跨域映射(Gentner Bowdle，2008)。DMT 的第五大假设是语言使用和话语都是有意识的言语活动。语言学、语用学和心理学普遍接受语言使用中的假设(Gibbs，1999)。当人们意图使用语言时，会创建一个声明性或命令性语句，以达到直接或间接言语行为目的，而受话者会有意识地与其保持一致，并使其接受语言使用中潜在的意图性。对于话语，人们通常认为话语事件具有目标性。话语活动通常由体裁组构:对于在语境中生成、接收和交换话语的编码文本，人们的行动计划具有默认性体裁知识(default genreknowledge)和期望。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语言使用(产生、接收和交换话语)的局981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部行动计划会受到统摄性体裁事件的全局行动计划的引导和约束。因此，语言使用和话语均带有意图性，话语意图通常限制语言使用意图。DMT 对语言使用和话语事件中的意图的强调源于认知语言学对意图的普遍忽视以及前人隐喻话语研究的启发。DMT 发展了上述观点，即所有隐喻的使用均是有意图的，人们会有意地在交际过程中使用隐喻来替换本可以用直白话语表达的内容，甚至可以说隐喻表达也是有意识的。DMT 的第六大假设是语言使用和话语并非总是具有知觉性(Gibbs，2011a)。如何定义知觉(consciousness)对这条假设至关重要。DMT 指出，对于所有的语言使用和话语，无意识过程会引起工作记忆中语言使用的心理表征(McNamara Magliano，2009)。一方面，人们可以意识到生成这些心理表征的属性，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晓自己对于这些属性有意识(Dehaene，2014)。知觉是人们知道自己有意识，而意识本身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普遍可以意识到语言使用和话语在生成、接收和交换过程中的细节，包括隐喻性的语言使用，无论刻意与否。但是人们很少知道自己意识到了具体的语言使用。他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对语言使用和话语中的细节有所察觉，譬如在做某种特殊事情时(如诗歌创作中的构思)或语言或话语呈现某种特殊属性时(如极度偏差、不规范、费解、幽默等)。即使人们在使用语言和话语时是有意识的且对这种意识产生注意，但并没有具体的知觉性。关键问题是，在隐喻研究中，知觉、意识或注意往往是杂糅的(Steen，2008)。大多数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理论认为隐喻具有无意识性和自动性。DMT 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某些隐喻是需要意识或注意力的(有时甚至是知觉)。然而 DMT 也引出了关于这些隐喻的结构、功能、过程和效果以及他们如何与其他隐喻相关联的新问题。DMT 的第七大假设是无知觉过程使我们在工作记忆中注意了心理表征以及意识的属性和表征。认知语言学建构了一套体系完整的语言使用理论，能够用来研究注意力(Talmy，2000)。元素在语言表达中得到凸显，以便最终成为语言使用者工作记忆中心理表征的细节。这种语言和概念凸显在语言表达中的功能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多数语言学变体中的意图有关(Butler，2003)。DMT 指出，隐喻之间存在的差异是能够区分需要注意力作为工作记忆中的隐喻和不需要注意力作为工作记忆中的隐喻的标准。DMT 认为，特意隐喻需要将注意力吸引到源域，该源域是在工作记忆中引起注意的单独细节，其他隐喻则不然(Steen，2013)。这也就意味着源域细节作为独立指称发挥作用，正如莎士比亚的名句“Shall I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中的“summers day”。该观点在关于不同种类隐喻差别的古典修辞学中获得了一些启发和见解，是隐喻研究中的一个创新点。DMT 的第八大假设是隐喻、语言使用和话语以及意图、知觉和注意力在话语的产生、接收和交换中共存。换言之，语言使用者以相对自愿和受控的方式开展即091特意隐喻理论:学术假设与学界争鸣时行动。心理研究表明，话语的产生和接收涉及多个心理表征的建构，这些心理表征会在工作记忆中整合(McNamara Magliano，2009)。尤其当话语被视为语篇的一个基本单位(Steen，2005)时，这些话语是镶嵌着人们统摄性话语表征的工作记忆中的有意图实体，这些实体附有注意力的属性。关于隐喻所关注的并非意义本身而是其使用，还是刻意用作隐喻，取决于如何使用或在什么语境下使用话语，以此来判断如同“论断”“暗示”“说谎”“允诺”“批评”等话语目的(陈朗，2019:115)。话语构建和维系表层文本、文本基础、情境模型和语境模型(McNamara Magliano，2009)。这意味着话语元素同时具备多重功能，而这些功能在语言学中通常以使用词语(表面文本)、概念(文本基础)、指称(情境模型)、主题与视角(语境模型)的形式呈现。DMT 中对隐喻话语及其元素的多个维度的强调揭示了文本基础中的概念与情境模型中的指称之间普遍公认的区别。然而，这种区别很大程度上在当代隐喻研究中被忽视了，尽管它与知名的符号学三角的兼容性可以追溯到查尔斯凯奥格登和艾阿理查兹(Charles Kay Ogden Ivor Armstrongichards)(1923)。但这种区别对于识别特意隐喻至关重要:文本基础中的隐喻相关概念并不一定会在情境模型中投射与隐喻相关的指称。这一区别为隐喻使用提供了崭新的视角。DMT 的第九大假设是在话语及其产生和接收范围内，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视野下的隐喻通常都是以某一特定方式界定和使用词语的意义(Steen，2007)。诸多英语词汇都是多义词，在不同的感官之间具有广泛的隐喻关系。这是概念隐喻研究的认知语言拓展及其在常规语言使用中反映的基础:这一传统衍生出隐喻识别程序，如 MIPVU(Steen et al，2010a)，并在世界上最大的自然语言隐喻标注语料库中得到了应用。这种应用推动了与语域(registers)和词类(word classes)相关的隐喻使用模式的实证研究(Steen et al，2010b)。研究发现，语言使用中的直接隐喻和间接隐喻比重具有显著区别，其中间接隐喻占所有隐喻的 99%，导致交际中特意隐喻和非特意隐喻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Herrmann，2013)。DMT 旨在语言使用和话语层面上有所建树:在这个层面上，词语激活概念，这些概念有可能成为语境模型中视角转换机制的源域指称。这一新颖的隐喻方式能在各种研究中找到充分的依据。DMT 的第十大假设是理论上将隐喻定义为跨域映射并不意味着隐喻在其使用的所有过程中都必须表现为跨域映射。基于吉布斯(2006)的观点和隐喻生涯理论(Metaphor Career Theory)(Bowdle Gentner，2005)，DMT 认为隐喻可能在一种语言的多义词汇结构中觅见。但布莱恩鲍德尔和狄德来根特纳(Brian Bowdle Dedre Gentner)(2005)并不认为这些隐喻必须经历跨域映射才能在每个实例中让话语的隐喻相关词(metaphor-related word)从源域意义映射到目标域意义。相反，隐喻意义的规约化(这种意义可能由语言使用的历时过程中的跨域映射产生)允191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许词义消歧(lexical disambiguation)成为概念跨域映射的副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将竞争激活的隐喻和非隐喻意识与相关的语境进行匹配，通常可以直接获取隐喻性词汇的靶域意义(Giora，2008)。有时，这种意义可能成为最显著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获取方式最为强大和迅速(Giora，2008)。因此，许多隐喻表达不是通过在线跨域映射，而是通过简单的词义消歧理解的。隐喻悖论(Steen，2008)也由此产生。因此 DMT 探讨了隐喻何时会被当作映射进行加工的问题，此外还有其他理论也提出了类似疑问(Bowdle Gentner，2005;Glucksberg，2008)。DMT 认为刻意性(deliberateness)可能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刻意性揭示了隐喻的另一个维度 交际，同样也对现有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正如吉布斯和陈依莲(2017)所认为的，这并非否定现有的隐喻研究，而是从不同的视角重新解读(例如，跨域映射可能是由引起事后刻意加工的体裁规约触发的事后理解过程)，从而推动不同视角审视下隐喻作用的竞争性研究。这十个假设(Steen，2017)涵盖了 DMT 的核心概念，并将其嵌入了主流的隐喻、语言和话语研究之中。DMT 旨在成为语言使用中隐喻属性的一个统摄性理论(an encompassing theory)，希冀解决目前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和瓶颈。2.DMT 与其他隐喻理论的区别与争议实质特意隐喻这一新课题与主流隐喻研究的焦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流隐喻强调隐喻是规约的、自动的和无意识的(Lakoff Johnson，1980;Gibbs，2008)。但有些隐喻显然不是如此，当隐喻被直接使用且参与有意识的加工时，其为特意隐喻(孙毅，2020:101)。如果语言使用者用其自己的话语直接指定该源域的指称对象以引导受话人建立一个独立源域时，那么他们便刻意地建立了一个陌生的概念域，作为指称话语中相关话题的主导概念域进行隐喻性比较的基础。特意隐喻迫使受话者必须对隐喻进行在线跨域映射加工。这一论据适用于所有的直接隐喻，包括明喻。由于话语中没有太多的直接隐喻，这意味着在话语中特意隐喻比较少见。反过来，这也符合当代隐喻研究所强调的隐喻的规约性、自动性和无意识性。DMT 的主要宗旨是语言使用中的一些隐喻需要在所指之间进行在线跨域映射，其区别在于刻意地产生、接受或交换隐喻。除此之外，DMT 显然还涉及了二分策略，即观察是否发生跨域映射是所有隐喻研究的关键，其原则上与“思维和表达中隐喻性的连续性、层级性本质”无关(Gibbs Chen，2017)。对于特意隐喻，通过类比的跨域映射必须在线进行，以便将源域的外来所指整合到靶域的统摄性指称框架中。特意隐喻需具备一些特征，以提醒受话者隐喻是有意构建的。这种特征可能以词汇信号的形式出现(如明喻)，或以附加的相关意义的形式出现(如违反语域而产生双关语)，也可能以概念源域的直接语言表达的形式出现，以引导读者建立一个新的、陌生的参考框架。DMT 就非特意隐喻而提291特意隐喻理论:学术假设与学界争鸣出，鉴于非特意隐喻总是规约隐喻，则不需要进行跨域映射。在规约隐喻中，词汇中根深蒂固的隐喻意义很容易直接理解，因此也就不需要构建从某些概念源域到靶域进行跨域映射的在线意义。特意隐喻不要求发话者和受话者对于其意识到话语中隐喻的源域具有知觉性:特意隐喻的使用不需要有意识的隐喻认知(conscious metaphorical cognition)。然而，隐喻的生成可能反映在对源域或源域属性有意识的搜索中。随着人们理解话语并思考一个特意隐喻耗时增加，他们就越有可能意识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使用隐喻”(doing metaphor)。因此，特意隐喻可以承载有意识的隐喻认知(Steen，2013)。事实上，在此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得出“这一定是特意隐喻”的结论，这一点在隐喻加工层面已经得到了有声思维法(think aloud)的印证(orm Steen，2013)。但特意隐喻不等同于有意识的隐喻(Steen，2011a)。特意隐喻可以表征为注意视域中的隐喻，且承载着有意识的隐喻认知，但这种有意识隐喻认知不一定出现。意识到隐喻并不是特意隐喻的必要前提，有意使用隐喻不需要意识的参与，正如许多其他意图性的行为不需要有意识一样。此外，隐喻可以被认为是语言、思维和交际的基本工具。当代隐喻理论和研究过度关注隐喻在语言和思维中的本质和作用，而忽视了隐喻在交际中的作用。偏狭的语言思维隐喻研究路径导致隐喻悖论的产生，即，语言中的大多数隐喻不是通过隐喻，或曰通过某种比较形式的跨域映射进行加工的。萨姆戈拉斯伯格和卡特里内尔霍特(Sam Glucksberg Catrinel Haught)(2006)认为隐喻是通过范畴化来进行加工的。根特纳和鲍德尔(2005)的隐喻生涯理论延续了戈拉斯伯格等人的范畴化理论，同时明确提出，规约性是决定隐喻通过范畴化还是通过比较加工的关键。这一悖论可以通过关注隐喻的交际方面来消解，即隐喻是否被刻意地使用。与大多数非特意隐喻相反，所占数目极少的特意隐喻都是通过比较(或跨域映射)进行加工。这是因为特意隐喻不可避免地将受话人引导至某个源域，使其从源域重新审视靶域，这就是其交际功能的本质，并可用于各种修辞目的。它表明，所有“交际中的隐喻”或曰特意隐喻都是通过隐喻加工的。3.DMT 的意义、局限性与展望31DMT 的意义DMT 为主流的概念隐喻理论开创了崭新视角，为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融合掀开了新篇章(孙毅、陈朗，2017:715)。DMT 是一个囊括语言使用和话语的隐喻观，旨在最大限度地与目前的隐喻、语言使用和话语研究的范式相兼容，同时构建新维度，解决新问题。DMT 通过凸显“意图”和“注意”，将其与“意识”划分开来，并以具体而特定的方式应用于语言使用和话语的不同维度，其具体意义表现为:391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首先，DMT 诞生的新分析范畴和工具，推动了语料库实证研究。DMT 为探索新的实证研究问题开辟了方向，并为现有研究提供了替代性的、可通过实验验证的理论基础。其次，DMT 为隐喻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打开了新思路:规约隐喻在科学、教育、政治、媒体、组织、健康和护理等领域有意识使用都有赖于人们对隐喻及其源域和靶域的性质和功能的关注(Musolff，2016)。再次，DMT 强调隐喻的交际(communication)维度，力求构建语言、思维和交际中隐喻的三维模型，从而有效地解决了“隐喻悖论”。DMT 声明，所有特意隐喻都是通过跨域比较而加工，所有非特意隐喻都是通过非隐喻的方式，即范畴化而加工。“隐喻悖论”产生于研究者将隐喻的概念结构作为一种加工模型来研究，而当隐喻的交际功能被认为是一种更合适的加工模型时，悖论就消失了。“交际”是判定特意隐喻与非特意隐喻的一个重要变量，其反映了除语言系统和思维系统外，隐喻在交际系统中也发挥着独特作用。后者可被概念化为人与人之间以思维为基础、通过语言进行的有目的的互动。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交际”和“知觉”(consciousness)等核心术语和概念界定不明，学者各执己见。在吉布斯(2011a，2011b)和斯蒂恩(2011a)之间早先的一轮交锋中，刻意性和知觉性之间的区别已很明显。徐慈华等人(2016)的偏颇之处在于将 DMT 作为识别刻意性(deliberateness)与知觉性(consciousness)的标准。此外，特意隐喻并非审慎隐喻(deliberative metaphor)。DMT 中不存在术语“审慎”(Deliberative)的含义。“审慎”不等于“有意图”，而“刻意”就有“刻意性”的含义。相反，它暗示了对隐喻的仔细考量。因此，特意隐喻现象十分棘手，需要精细的理论概念化、描述和解释。32DMT 的局限性虽然 DMT 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突破，但其存在的争议与不足仍值得反思。本文认为，DMT 亟待在特意隐喻分类、DMT 的实证基础、语用信号及意识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发力，从而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1)DMT 将隐喻二分为特意隐喻和非特意隐喻，陷入了非黑即白的定势思维，忽略了人类思维的动态复杂性(Gibbs，2011b:68)。在科妮莉亚穆勒(Comelia Mller)(2008)看来，任何关于隐喻的元交际意识皆根据不同的前景策略和具身意义建构，均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在线动态激活的话语事件。某个隐喻是否充分激活，完全取决于特定发话人和受话人所在的即时语境以及其所思所为。我们不能把词汇和短语看作内在地包含某些认知、经验或交际特性的对象，从而简单地判断一个隐喻是刻意还是非刻意。隐喻性(Metaphoricity)概念本身内含语言使用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复杂的情境(例如，特定的大脑、身体、语言以及与世界的互491特意隐喻理论:学术假设与学界争鸣动)产生的隐喻经验五花八门，因而在语言、概念和交际中简单地区分隐喻并不一定有助于理解人们如何使用隐喻语言。人类的语言、认知和交际活动紧密相连，倘若没有弄清彼此之间如何相互作用，那么从理论上描述某一方面便毫无意义。我们不应将某些表达和行为归类为“刻意”或“非刻意”，并假定这种判断直接反映了人类心智。相反，我们需要探索隐喻使用中可能存在的无数动态制约条件。(2)DMT 未能提供可检验的假设或实验证据，缺乏强有力的实证基础，甚至有大量研究直接反驳了 DMT 的基本主张。特意隐喻本质上与其他形式的隐喻语言并无二致。DMT 并未扩大隐喻研究的范围，相反，它把我们带回到隐喻研究的“石器时代”(Gibbs Chen，2017:124)。斯蒂恩坚持认为许多规约隐喻根本没有表达隐喻意义。但来自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并不支持有关所谓非特意隐喻的论断(Gibbs，2015b:74)。基于各种实验范式的实证研究清楚地表明，人们可推断出对抽象词汇的具身性理解，比如在读到“a house filled with lights”时“fill”的具体动作(Gibbs，2011b)。而对此，斯蒂恩忽视了与 DMT 所描述的现象和理论建议相悖的实验数据。例如，斯蒂恩指出，词汇消歧可以更有效地完成言语加工的工作，而不是通过获取具身源域知识来推断发话人的语境意义。然而，此推断并没有实证依据。首先，仅靠词汇消歧就能理解隐喻意义的论断与实验证据相悖，实验表明在隐喻解释过程中人们经常进行跨域映射。其次，关于词汇消歧的研究从未明确地考察人们在线解释言语隐喻的过程中是否调用了具身隐喻知识。证据显示，隐喻源域的具身基础在人们产生和接收隐喻话语时经常被激活，其中包括非特意隐喻。当然，词汇消歧过程是语言理解的一个关键部分，而且也在在线言语隐喻解释中发挥作用。问题在于，非特意隐喻是否仅通过词汇消歧过程来理解，而不需要激活其概念性隐喻的根基。DMT 学者需要综合考虑跨域映射和词汇消歧在隐喻理解中的工作机制，而非以简单方案作为替代。应积极开展实验研究，以支撑替代方案。同样不明晰的是，词汇歧义的说法如何解释规约隐喻性手势经常为其具身性源域提供具身证据(Mller Cienki，2009)，此发现也与 DMT 相反。总之，如果 DMT 追求更坚定的实证视野，在倡导其理论主张时不过于教条，则可能会对隐喻研究产生真正深远的影响(Gibbs，2015b:75)。(3)关于特意隐喻的讨论大多断言，发话人会向受话人发出信号，告诉他们当前语言隐喻的刻意性，但这些信号是否真起到了提醒人们注意特意隐喻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的。换句话说，那些所谓的可标记特意隐喻的“语用信号”是否准确而有意义，值得商榷。DMT 声称，像“actually、sort of、kind of、like”等语用信号加强了受话人对激发隐喻话语的跨域映射的理解，可帮助受话人识别隐喻潜在的刻意性意图。然而没有任何实证研究探讨人们在遇到所谓的特意隐喻的语用信号时是否会推断出更多的刻意性和跨域映射(Gibbs，2015:77)。591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琳恩卡梅伦和艾丽斯戴格南(Lynne Cameron Alice Deignan)(2003:152)借助语料库研究了某些单词和短语在言语中充当隐喻的“调谐装置”(tuningdevices)的可能性，他们区分了有特定话语目的的特意隐喻和日常的规约隐喻。研究发现，语料中大约 10%的隐喻是刻意的。然而，特意隐喻特定信号的辨别仍然存在一个主要问题，即相关文献中讨论的特意隐喻信号根本不是针对隐喻的，没有任何实证研究明确表明某些语用信号会影响人们对隐喻的解释。不管是规约的还是非规约的隐喻，都可能伴随某些语用信号，因而并不足以判定这些手段对人们的理解有直接影响(Gibbs，2015:79)。“almost、just、sort of”等单词和短语在口语中随处可见，它们通常是“程序性线索”(procedural cues)，帮助受话人理解发话人所说的概念内容(Blakemore，2002)。所谓的“隐喻信号或标记”并非隐喻的专属(Gibbs，2011a:34)。研究检索一个大型语料库后发现，所涉隐喻信号或“调谐装置”的话语中，用于非隐喻性语言的占 60%(Shutova Teufel，2010)。这一结果否定了语用信号和隐喻表达方式之间存在特定关联的假设。因而，将这些“信号词”应用于隐喻研究可能高估了“程序性线索”标记特意隐喻的能力。日常言语中“程序性线索”的高频率反映了深层的语言过程，而这些过程并不是发话人刻意、有意识地使用的结果。很难确定发话人的“程序性线索”是为了受话人而刻意产生的。任何建立一套特意隐喻标记的尝试都必须检索大量话语，包括隐喻性和非隐喻性话语，这样得出的线索在话语实例中才经得起推敲(Gibbs，2011a:35)。虽然许多语用理论强调了语用信号在改变受话人对发话人当前话语意图层面的重要性，但 Steen 并未就“什么是真正标记特意隐喻的语用信号”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他只表明需要对信号如何在语言层面的加工与隐喻相互作用进行更精确的语言学描述。如果 DMT 学者坚持一些语用信号必然能标记特意隐喻，那么他们就有责任明确这些信号的细节特征。(4)DMT 存在的另外一个缺点在于其对“意识”的论证存在“一重一轻”。一方面，DMT 对“意识”过分强调。DMT 对意识的高度重视是其对当前隐喻研究最重要的贡献(Xu et al，2016:440)。徐慈华等人(2016)认为，特意隐喻的产生是完全有意识的，发话人有意识地从不同的概念域中选择词汇，然后有意识地将它们置于一些话语结构中，同时思考“我现在要邀请一个受话人把我的表达解释为一个隐喻，以便他们意识到一系列丰富的跨域映射”(Gibbs Chen，2017:122)。事实上，人们对自己习惯性的行为认识十分有限，各种常规行为往往独立于人们的意识。吉布斯(2011a:28)指出，心理学研究已证实“专家悖论”的存在，即专家很难描述他们如何进行熟练的行动(Anderson，1990)。习惯性的行为往往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发生。人们在进行某种行为时意识的参与有限，并且不依赖于头脑中的特定目标或意图。事实上，人们很少能对高阶认知过程有所自省，换言之，人们对产生感觉、判断和行为的潜在心理加工大多无所察觉。虽然人们有时可能会刻意创造691特意隐喻理论:学术假设与学界争鸣特定的语言使用手段，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其他的无意识的认知力量同样建构了语言在线生产和理解的过程，而其无法被我们有意识的直觉所获得。就像人们执行简单动作时一样，我们的语言使用植根于一系列复杂的无意识因素，包括生理、认知、语言和社会文化过程。研究表明，行为发生的环境(如事件的参与者、场所、之前的行为等)而非人们的刻意意图最有可能引起预判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能做出更合理的决定和判断(Dijksterhuis，2004)。与其设想莎士比亚(Shakespeare)在选择词语(包括隐喻)时是高度有意识的和刻意的，不如设想这种写作在经验的“流动”中自然发生，词语和短语从他的指尖缓缓“泄下”，不涉及明显的有意识努力。即使莎士比亚最终刻意地重写了先前的草稿，修订过程所做出的抉择也并不完全取决于创造跨域映射的刻意意图。莎士比亚在创作诗和戏剧时可能有各种审美或交际意图，但我们不应假定其作品的一部分是刻意的，而其他部分却是无意识的自发思维的产物。在自动的语言过程和完全有意识的语言过程之间没有简单、整齐的划分。与其把某些人类行为看作刻意的产物，不如说有意义的行为在诸多隐喻的复杂互动中产生，包括那些与大脑、身体以及物理和文化世界有关的因素(Gibbs，2006)。人类行为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其在特定环境中以高度敏感的方式运作，具有高度的动态生成程序，不由单一或孤立的组件所支配。所谓的刻意思维，其结构的强化也并非仅依赖于外部力量或内部心理表征。有意图行为作为具身的、垂直耦合的控制过程而自组织。另一方面，DMT 对“意识”问题含糊不清(Gibbs Chen，2017:122-123)。人们何时意识到所谓的隐喻是“刻意”的，并且意识到隐喻的刻意性又是如何改变在线语言隐喻理解的过程的?人们是先接收一个语言隐喻，经过初步判定后认定其为特意隐喻，然后再构建跨域映射，还是人们在接收一个语言隐喻后先理解各种复杂信息，然后推断出其一定是特意隐喻?DMT 并未考虑意识是否影响语言隐喻的产生和理解的方式。此外，DMT 也没有考虑到隐喻的有意识层级可能导致不同的隐喻意义体验。虽然 DMT 充分强调意识，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对有意识的隐喻体验的不同维度却无法论证。33DMT 研究展望(1)急需跨学科研究方法。特意隐喻的理论定义要求受话者将注意力从靶域转移到源域，并根据这一操作性定义建立逐步识别语言使用中潜在的特意隐喻的特意隐喻识别程序(Deliberate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简称 DMIP)，通过从符号学角度来识别特意隐喻，从而推进特意隐喻理论。DMIP 克服了以往特意隐喻识别时依靠专家直觉的缺陷，可产生重复性的分析结果。DMIP 允许对语言使用中潜在的刻意(相对于非刻意)隐喻的频率进行总体概述，以获得定量分析，其也791英语研究 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六辑)可以用于研究潜在的特意隐喻在不同语域和词类中的使用频率以及分布情况。然而，采用符号学而非行为学的方法识别特意隐喻的不足之处是:符号学分析无法显化语言使用者如何实际加工隐喻(如特意隐喻的生产、接收或互动)，即DMIP 无法调查隐喻相关词是否在交际中被个别语言使用者刻意处理为隐喻，一个隐喻可能作为特意隐喻被产生和接收，但两者之间也可能不存在对称性，特别是一个隐喻作为特意隐喻产生却没有作为特意隐喻接受的情况。这些不同的加工方式是否、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发生，需要心理语言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参与，从而阐明 DMIP 所认定的特意隐喻是否确实是通过跨域映射方式加工。(2)扩展语料库类别。目前，现有针对特意隐喻的大规模语料一般基于VUAMC(VU Amsterdam Metaphor Corpus)。此语料库之前已经用 MIPVU(Metaphor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Vrije Universiteit)(Steen et al，2010)对所有隐喻进行了编码，使得 DMIP 能够系统地比较潜在的特意隐喻与非特意隐喻在不同语域和词类中的分布情况。然而，另一方面，使用 VUAMC 也限制了分析范围，因为该语料库只有四种不同语域的数据(学术文本、新闻文本、小说和当面对话)。其他类别语料库，如课堂话语(Beger，2016)、政治话语(Musolff，2016)、健康话语(Van denHeerik et al，2017)等包含更为丰富的语域，具有多样的交际目的，并且针对不同受众，因而可能存在不同样态的潜在特意隐喻。考察这些语料库中潜在的刻意与非刻意的分布将对隐喻的交际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