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兵募出现的契机及其行军征镇功能分析.pdf

有关兵募的研究，最早如菊池英夫 唐代兵募的性质及其名称 一文，对唐代兵募进行了系统考察，探讨了兵募由临时募集转成常备兵员的历史过程。如唐耕耦的 唐代前期的兵募 一文，强调府兵和兵募都是唐前期兵制结构中的主要成员。又如浅见直一郎 炀帝的第一次高句丽远征军 一文，主要探讨了隋代的兵募，认为兵募早在隋炀帝时期就已经出现，在隋炀帝组建的高句丽远征军中，既包含府兵，也包括了兵募。其后学者的研究惯常将兵募视作一类与府兵截然不同的兵种或兵员，就兵募的性质、任务、选取标准及差发过程等作细致梳理，成果可谓丰厚，但是较少涉及兵募与府兵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较少关注兵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军事功能与作用问题，又未免有所疏漏。因此，本文将对上述仍存在疏漏的问题展开探讨。一、隋朝府兵军府偏置与兵募的出现兵募的出现是伴随着府兵制度在隋及唐前期的发展而来。府兵作为当时国家军事力量的支柱与核心，具有中央军性质而驻守于地方，所在军府集中分布于隋唐的政治核心区 关陇地域。其他如山东及江左等地域的军府配置数量并不多，府兵军事力量配比整体呈现出“内重外轻”的特质。开皇九年（年）一月，隋灭陈。江左地域被纳入大隋版图，虽然此处设置了少量府兵军府，却远远不及关陇地域。同年四月隋文帝颁诏称：“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由材料可知，当时府兵军府主要设置在“禁卫九重”（关陇地域）及四方边镇，又因政治时局渐趋稳定，包括山东、江左等主要地域的军事力量被一并罢废。开皇十年（年）诏令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这里的军人主要指府兵，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田宅及家口，以关陇地域为中心，是奉行关中本位政策、维护关陇乡土社会稳定的重要军事力量。隋朝府兵军府集中分布于关陇地域，以关陇地域来挟制其他政治地域，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权力支配格局。新余学院学报 年府兵军府偏置关陇地域，致使府兵在其他地域的军事力量趋于薄弱。为保证唐王朝对全领域的政治统治，府兵开展军事行动通常以行军为主要特色，通过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来展现自身的军事实力。然而，针对不同地域“内重外轻”的军府配置方式，府兵更倾向于开展较短时间、短距离的军事行动，府兵大都不愿背井离乡去承担长时间、长距离的行军任务。如此军事行动，虽有利于政治核心区的社会稳定，却较难完成在政治边缘地带的征行任务。对府兵而言，他们更擅长的是内线作战，是在政治核心区内部及核心区周边展开的军事行动；而长时间、长距离的行军更像是一种外线作战，是在政治核心区外部针对其他地域或边疆地区开展的军事行动，而这方面非府兵所长。府兵军事行动的内线、外线之分，也影响着府兵军府在不同地域之间的置废。据开皇十年（年）诏令记载：“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由材料可见，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三个区域的府兵军府被大规模罢废。隋文帝时期，由于府兵军府的偏置性，除关陇地域之外，府兵及军府的数量在其他主要地域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当时对这些地域的政治控制主要是通过战时性的大总管府来实现，“时天下唯置四大总管，并、扬、益三州并亲王临统，唯荆州委于世康，时论以为美。”大总管府设立在关陇之外各主要地域中，其行军大总管权侔皇室，威权赫赫，易发展为独立于中央甚至与中央对抗的地方割据势力，如晋王杨广担任扬州总管时密谋夺取皇位，曾制订若事情败露则“据淮、海、复梁、陈之旧”以割据南方的计划；又如汉王杨谅担任并州总管时起兵发动反对杨广继位的战争。而偏置关陇的府兵作为国家军事力量的支柱，并未长驻在上述重要地域，对这些地域的权力支配与控制比较弱。隋炀帝上台后，为巩固全国统一的政治局面及实现远征高丽的政治目标，朝廷在依靠府兵的基础上，又从各大政治地域大量吸收所谓的兵募加入行军部队。兵募，隋时又称募人、募士、州兵和征人，他们是由朝廷支付一定的经济报酬招募而来，是在郡一级地方上募集且执行特定征行任务的兵员，是府兵对外征行职能的有力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府兵外线作战军事能力的不足。为实现远征高丽的政治目标，隋炀帝“大业七年（年）募人讨高丽，本郡选勇敢尤异者以充小帅，遂补建德为二百人长”。募人由郡级地方行政单位在本郡普通民众中募集，需要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条件，而募人中身体素质条件优异的，则可以充任“小帅”，成为募人的基层领导者。同年四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由本则材料可见，水手、弩手并非出自府兵，而是由地方募人征行，也应是兵募，招募兵募的数量和规模都较大，从中显示出隋朝兵募的活跃。二、唐前期远征高丽战争中的兵募唐前期府兵军府集中布列于关陇地域，以关陇地域来挟制其他政治地域，“中心与边缘”的权力支配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也限制了府兵在关陇地域之外主要地域的军事行动。府兵在边地乃至对外战争中的军事作用有限，而兵募趁势而为，在唐前期大规模对外战争中的表现则愈加突出。唐朝兵募，是由州县地方所募集。唐律疏议擅兴律“拣点卫士征人不平”条 疏 议称：“征人，谓非卫士，临时募行者。”这里所说的征人，既然被称为“募行”，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上的交易关系，即由朝廷公开招募、具有临时性、支付一定的经济报酬以吸引州县一般编户民丁应募从军，但附丽着其他重要的政治利益。贞观末年，唐太宗亲征辽东。当时，薛仁贵“少贫贱，以田为业，将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更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盍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薛仁贵既种田为业，则是以普通民丁身份应募从军，可知他并不具备府兵的身份；他以军功自效，追求功名和富贵，而这些第 期熊伟：隋唐兵募出现的契机及其行军征镇功能分析 只有君主和朝廷能够给予。为取得功名和富贵，当时应募从军的民丁很多，唐太宗曾炫耀其募人远征高丽事，称：“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哉。”应募从军者大都自愿前往，甚至有自备资装、不受官赏从军者，如太宗征辽行至定州时，“有不预征名而请以私装从军者，动以千计。皆云不愿受国家官 赏，乞 于 高 丽 城 下 效 一 旦 之 命，诏 皆 不许”。高宗朝，征辽战火再起。麟德二年（年）平灭百济后，为深入展开进攻高丽的军事行动，刘仁轨乃疏奏唐高宗，论以当时海西军事之情势。在该疏奏中，刘仁轨首先追忆了在贞观、永徽年间由地方州县募兵的基本状况：臣问：“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弱？”皆报臣云：“今日官府，与往日不同，人心又别。贞观、永徽年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贞观、永徽之际，州县官府以官物等形式作为支付手段募集当地民众征行，这些临时募行者即为兵募。除兵募外，还有一些“不用官物”“自办衣粮”以从军者，则称作“义征”。义征不用官物，这里的官物指衣装、粮食一类，至于军行所需器物，“皆于当州分给之”，则与兵募类似。唐廷在前期给予兵募和义征的经济待遇其实并不多，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由官物募集而来；然而，兵募和义征所获得的政治待遇是比较优厚的，如他们在战场上立功，可按军功大小被授予一定的职官与爵位等，可由军功开启自己的政治仕途；若战死沙场，则由国家“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也可将已获之官爵转赠家族子弟，这也是当时兵募和义征踊跃投军的重要原因。兵募征集之法亦奉行“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的原则。而“凡天下诸州差兵募，取户殷丁多、人材骁勇，选前资官、勋官部分强明堪统摄者，节级权（擢）补主帅以领之”。对兵募的拣点，主要看所选人物的身体素质和家庭条件，其对象是“人材骁勇”的白丁，选取自诸州“户殷多丁”的中等收入家庭。不仅如此，那些在地方上拥有前资官及勋官资格者，可以充任兵募的主帅，可见唐前期拥有勋官身份者仍具有一定的军事职任，并非仅为“酬战士”的荣誉衔号。兵募的征集工作由中央贯穿至地方，由地方行政系统（都督府、州、县、乡里）发遣，出发时给予军资，“至 于 兵 募，尤 令 存 癅，去 给 行 赐，还 给 程粮”，其中，“行赐”提供的主要是衣装，又称为“官赐”“衣赐”。“给赐者用所在官库，绢布相兼。其军每年得赐者不得别给时服限。其赐，每年随庸调预支，诸应有知发军处，所司与兵部计会，量支当年庸调及脚价，留本州，便充兵赐。”吐鲁番文书中有关于西州等兵赐的记载，按 唐开元一三年（）西州等兵赐状 云：（前欠）西 州 京 库北庭瀚海军，开十三年 六 六万八千屯疋，军兵赐 八 伊州状敕持节（后欠）开元十三年六 月 廿（余白）兵募乃由官府发给兵赐，不足则责兵募自行筹备，所谓“凡军行器物皆于当州分给之，如不足则自备，贫富必以均焉”。兵募行军费用主要由地方州县负担，但“若不足，则自备”，即在特殊情况下才被要求自备资装，自备资装时还需要考虑兵募个人的经济状况。若兵募个人不能备办资装，则由地方上私家富室借便资装，但私家富室不得推托不借，这种借装便有了强制的性质。唐前期兵募以募行为主，然而，自唐高宗显庆年 新余学院学报 年以后，伴随着征伐高丽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大量兵员的需要，朝廷扩大了在州县百姓中征集用以征行的兵募规模，原先许诺给予兵募的各种经济待遇因人数众多而无法兑现，诸道行军便直接向州县官府催要兵员，地方若不能置办则论以罪责。州县乃不断催逼地方百姓，使得兵募由募行转化为强征。如刘仁轨论及显庆五年（年）以后兵募之实际状况。从显庆五年以后，征役身死，更不恤问。往前渡辽海者，即得一转勋官；从显庆五年以后，频经渡海，亦然不被记录。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显庆五年，破百济勋，及向平壤苦战勋，当时军将号令，并言与高官重赏，百方购募，无种不道。洎到西岸，唯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尽。发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独海外始逃。为获取诸州大量兵源，朝廷乃以“高官重赏”相诱，“百方购募”，然而，各种待遇无法得到兑现，州县辖境内富室强丁不乐征行，乃纷纷通过财物贿赂或与官府勾结逃避征集，征行的责任与义务往往转嫁在地方贫弱民丁身上，这些贫弱民丁为“州县追呼”“枷锁推禁”，被强制手段募集以完成征行任务。由此所简择的兵募不再是“人材骁勇”，军事素质已相当低下。兵募在战争中立有军功，主要获得者也是勋官，然而勋官在唐显庆年以后，其品阶价值贬值十分严重。刘仁轨认为百姓不乐征行，在于朝廷给予的政治利益不足以吸引州县民丁从军。又为征役，蒙授勋级，将为荣宠，频年征役，唯取勋官，牵挽辛苦，与白丁无别，百姓不愿征行，特由于此。陛下再兴兵马，平定百济，留兵镇守，经略高丽，百姓有如此议论，若为成就功业？臣闻琴瑟不调，改而更张，布政施化，随时取适，自非重赏明罚，何以成功？兵募多年征役在外，获得的政治收益是勋官。不同级别的勋官，原是酬奖府兵军将、兵士军功的品阶，该品阶本身附丽着各种政治利益；大量征召兵募后，唐王朝也以勋官来酬奖兵募。然而，自显庆年以后，兵募辛苦征役所取得之勋官，并没有使他们获得多少好处，乃至“与白丁无别”，这正说明勋官品阶地位与价值的低下。刘仁轨认为朝廷若不能重赏明罚，则无法赢得对高丽战争的胜利。前文已知，兵募征行时按照惯例由朝廷发给衣装，谓之“衣赐”，然而，此时朝廷因战争的大量消耗，则要求兵募自备衣装，而兵募本由州县贫弱民丁中强制拣点而来，在长期征镇任务面前，则难免挨寒受冻。如刘仁轨论远征高丽之兵募衣单粮缺事：臣又问：“见在兵募，旧留镇五年，尚得支济；尔等始经一年，何因如此单露？并报臣道：“发家来日，唯遣作一年装束，自从离家，已经二年。在朝阳瓮津，又遣来去运粮，涉海遭风，多有漂失。”臣勘责见在兵募，衣裳单露，不堪度冬者，给大军还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来年秋后，更无准拟。在远征高丽的战争中，唐廷虽然平灭了百济，但兵募中出现了老弱者多、勇健者少、军事战斗力低下、衣服单寒、士气低落等诸多状况。这些状况若得不到及时解决，在接下来展开的对高丽的大规模战争中，将会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甚至可能使远征高丽之战最终归于失败。因此，刘仁轨乃为唐高宗画久安长治及灭高丽之策。陛下若欲殄灭高丽，不可弃百济土地，余丰在北，余勇在南，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相影响，若无兵马，还成一国。既须镇压，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议，不可胶柱因循，须还其渡海官勋，及平百济向平壤功效，除此之外，更相褒赏，明敕慰劳，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师老且疲，无所成就。刘仁轨所画军事策略，其重点是激励在镇兵募的士气。具体举措包括三方面：（一）依靠在镇兵募，开置屯田，稳定平灭百济后的政治局势；（二）归还兵募应得之官阶勋效，改善兵募的政治待遇；（三）更加以褒赏，以安抚在镇兵募之心。刘仁轨所上疏奏内容，未见对府兵及其他兵员的具体描述，可见唐高宗第 期熊伟：隋唐兵募出现的契机及其行军征镇功能分析 朝远征高丽并最终平灭高丽的边境战争，主要使用了以兵募为主体的军事力量。总言之，府兵与兵募都是唐前期府兵制军事系统中重要的兵员，兵募是府兵军事行动的有力补充。府兵既以维护关陇政治核心区政治稳定为主要目标，则主要集中在关陇地域内部及周边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兵募则弥补了府兵于外线作战力量相对薄弱的缺陷，成为在关陇地域外围乃至边地承担主要征行任务的军事力量。三、唐兵募在边地的行军征镇功能兵募又以诸州、都督府为单位组成了“行军”，有相对独立的军事组织系统。服役的方式主要分为“征”与“镇”两类，吐鲁番阿斯塔那五一号墓出土较完整的名籍两件 ，有对于兵募征行与镇守状况的记录，现抄录于下：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贾致奴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编号一九：七）（前缺）贾致奴张令洛张胜君史欢达张弥远 竹父师康善生竹宝达赵之旧竹善德 一十二人 庭 州 镇 董海康?子孙住胜王相才李力相 郭未德卫君静康辰君王默婢张奚默 匡德隆辛瓶仁 一人见任耆佐史不还 白孤易奴 先替人，庭州镇 富 人?勒（后缺）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编号一一九：六）（前 缺）人金山道行未还左君定何善智汜和定 冯住住翟武通张海欢 四人救援龟兹未还左运达宋令智张定 康隆欢 三人八百人数行未还父师?孝宾赵 十三人逃走郭子生白居住李住隆康 恶 张智运张奚默马法住康石仁友惠义 翟丰海侯弥达 一十二人?勒道行未还令孤安定刘仁怀 贾 张文才马君子吴宝申杜安德白欢达辛静?德通田君褚赵仕峻 二人安西镇?张神力 人孝假竹石住王默婢石伯隆王远达 人?丘道行史德义康善生支隆德翟胡胡 目君住张君君赵昌海王石德 五人狼子城行白胡仁张尾住苏真信郭定君康欢 一人庭州镇今年正月一日勘当康憧海 一人金牙道行未还曹 一人侍白卑子一大角手沮渠足住 二人虞候魏辰欢尉毛爽 二人?勒道（后 缺）由上述文书材料可知，由西州高昌县差发的兵士，包括了其辖境内一般民丁及诸色人等，主要被运用于唐西北边境地区开展的诸道行军（金山道、?勒 新余学院学报 年道、?丘道、金牙道及狼子城行军）及安西、庭州两镇的镇防活动。黄惠贤先生在分析两名籍文书性质之后下有断语：“征镇名籍 可以认定为唐武后垂拱年间西州高昌县发遣兵募文书。”所差发的兵士为兵募，其服役方式，有“征”，名籍中称之为某某道行；有“镇”，名籍中称为某某镇。所具有的地方征镇职能与折冲府卫士的征镇职能相似。边地州县差发兵募，主要为防范与打击境外之敌的侵扰而设，因此，兵募与唐前期的诸道行军也存在密切关系，其征行的职能则显得更为突出。“兵募最初是专门用于征行的兵员，以后随着部分行军转为边防镇军，一部分临时征行的兵募才开始转为定期镇戍的兵募。”兵募与府兵职能相比，府兵重内轻外，主要任务是宿卫中央，其次才是征镇地方，在地方上承担起相应责任。兵募则主要承担在地方征镇的任务，它并无番上宿卫之责，而其中“征”又比“镇”更为重要。兵募征集的主要对象是诸州县、都督府辖境内的白丁，统领兵募的人物也大都出自各州地方上，“凡天下诸州差兵募，取户殷丁多，人材骁勇，选前资官、勋官、部分强明堪统摄者，节级权（擢）补主帅以领之”。材料中，统领兵募的人物被称为主帅，他们主要从本州白丁、前资官、勋官中简择，这里的前资官、勋官都是具有一定身份的地方人物。兵募最初是为了应付临时性的征行任务而由当地州县募集的，直接参与到行军当中，行军是临时性的军事组织，因此，兵募本身并不是职业军人。战争的突发性与规模化，决定了行军需要在较短时间内聚集大批兵员以投入战斗。府兵重内轻外，在距离京师较远的地区，府兵地方军府能够提供的兵员有限，兵募则成为满足一道行军需要的主要兵员。如唐高宗咸亨三年（年）春正月辛丑，“发梁、益等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余人，遣右卫副率梁积寿往姚州击叛蛮”。而正是这十八州兵募，成为本次姚州道行军的主要兵力。关于兵募“镇”的军事职能，唐高宗时期，“大唐麟德元年（年）五月，于昆明之?栋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镇守”。可见兵募具有征行与镇守的双重军事职能，也成为边境外线行军作战的主要力量。先是仪凤中，吐蕃入寇，工部尚书刘审礼率兵十八万与蕃将伦钦陵战于青海，王师大败，审礼没于阵。高宗骇然，乃召侍臣问以御戎之策。正一对曰：“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命将兴师，相继不绝，空劳士马，虚费粮储，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臣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立烽候，勿令侵扰。伺国用丰足，人心叶同，宽之数年，可一举而灭。”唐廷在与吐蕃的战役中失败，唐高宗问臣下以御戎之策。侍臣郭正一认为吐蕃在边地为患已久，命将兴师讨伐并不能消除其势力，反而会使自身“空劳士马，虚费粮储”，他给出的对策是，少差发兵募，避免主动的进攻，而是以镇守备边为主，设置起示警的烽候，强调进行军事防御。由此可知，差发大量兵募，则主要用于征行，是一种强调军事进攻性质的兵役形态，与临时组建的行军相联系，弥补了府兵不擅于外线作战的缺陷。兵募征行立有战功，依例得到勋获。这在敦煌文书中有所反映。敦煌所出 唐景云二年（年）张君义勋告 ，今节录于下。尚书司勋 安西镇守军镇起神龙元年十月至二年十月壹周年至景龙元年十月贰 周年、至二年十月叁周年，至三年十月肆周年年五月廿七日，敕 碛西诸军兵募在镇多年，宜令酬勋；又准久视元年六 月廿八敕，年酬勋壹转总 莊白丁沙州张君义敦煌县 右骁骑尉（后 略）上件文书记录了尚书省吏部司勋郎中敕令，为碛西诸军之兵募按在镇所历年劳进行“酬勋”的情况。此材料也说明了兵募与军镇制度的关系。兵募第 期熊伟：隋唐兵募出现的契机及其行军征镇功能分析 自则天朝神龙元年（年）即已作为军镇的成员而存在，兵募也发挥着地方镇防的职能。唐朝边地存在着大批内附唐廷的蕃人和承担兵役的蕃兵。蕃人在内附程度上存在差别，由蕃人组成的蕃兵在兵员形态上也有所不同。内附程度较低的蕃人，仍保持原有部落形式，不入边地州县户籍，仅对王朝负有行军助役的责任与义务。此类蕃兵具有部落兵形态，所谓“其兵有事应须 讨 逐 探 侯，量 宜 追 集，无 事 并 放 在 部 落 营生”，以群体形式直接编入行军。在相当一部分的边地行军征镇中，从蕃人中征发的兵员数量要超过府兵和兵募。如唐高宗永徽二年（年）的弓月道行军中，征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而征发回纥骑兵五万人，回纥组成的蕃兵远超过行军中各府府兵。府兵虽是唐前期王朝整体军事力量的核心，但卫护的重心在关陇政治核心区，在长距离的边境战争中能投入的人数毕竟有限。在边疆，更易募集的兵募和数量庞大的蕃兵发挥出重要的军事作用，他们是边地行军兵员的主要来源。内附程度较高的蕃人，则不再保持部落形式，乃隶属于边地州县户籍，对边地州军负有与汉民近似的缴纳赋役、行军征镇等责任和义务，“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分为九等附贯经二年以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一口”。原注称：“无羊之处，准白羊估，折纳轻货。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兵募虽主要由边地州县的汉民充任，但蕃人骁勇彪悍，能征善战，应征服役又是唐朝法令规定的义务，此类蕃人常常被州县、都督府吸收到兵募队伍中，以个体服役形式编入行军，这部分蕃兵也因此具有兵募形态。蕃人以兵募形态参与重要军事行动，如据 全唐文命吕休景等北伐制 记载：赤水军大使、凉州都督司马逸客与右武卫将军陈邱、右金吾卫翊府中郎将李元通、副使右骁骑卫鹿陵府折冲能昌仁、左卫神山府折冲陈义忠等，领当军及当界蕃汉兵募健儿七万骑。此材料中，边州都督府可征募的兵士原为“当界”兵募，而由朝廷派遣、府兵军将统领的行军部队则称作为“当军”，司马逸客既以凉州都督的身份统领蕃汉兵募，又以赤水军大使的身份兼领当时的行军部队，因此才有了“当界”与“当军”两者的区分，而“当界蕃汉兵募健儿”说明，边地的兵募既包含汉人兵募，也包含蕃人兵募，蕃人组成的兵募是边地兵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边疆成为唐中后期军事斗争的重要场所，蕃兵在边地军事行动中表现活跃，蕃人兵募也发挥出日益突出的军事作用。四、结语综合上述，府兵军府偏置关陇地域，使府兵在隋唐国家军事力量配比中呈现“内重外轻”的特质。为挟制关陇地域以外的其他政治地域，府兵开展的军事行动以行军为主要特色。但府兵更适合在内线作战的特点，使之无法实现对全国范围尤其是政治边缘地域的有效支配。兵募的出现，有效弥补了府兵在其他政治地域军事功能上的不足。相比于府兵，兵募募集具有更为宽松与灵活的特点，加之政治及经济利益的诱导，使隋唐帝国的统治者能够更为迅速、更加有效地获取对外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大量兵员，因而在唐前期远征高丽的大规模战争中，兵募能够发挥出重要的军事作用。兵募适合外线作战的特点，也使其在唐前期边地的诸道行军中表现活跃，兵募逐渐取代府兵在边地的行军征镇功能，而其行军作战的军事职能则更显突出。参考文献：菊池英夫 唐代兵募的性质及其名称 史渊，（）：唐耕耦 唐代前期的兵募 历史研究，（）：浅见直一郎 炀帝的第一次高句丽远征军 东洋史研究，（）：魏征，令狐德，长孙无忌，等 隋书 北京：中华书局，刘籧，张昭远，贾纬，等 旧唐书 北 京：中 华 书 新余学院学报 年局，司马光 资治通鉴 北京：中华书局，长孙无忌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北京：法律出版社，欧阳修，宋祁，范镇，等 新唐书 北 京：中 华 书局，王钦若，杨亿，孙，等 册府元龟 北京：中华书局，李吉甫，张说，张九龄，等 唐六典 北京：中华书局，白居易 唐宋白孔六帖 北京：文物出版社，池田温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王永兴 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军事文书考释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唐长孺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孙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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