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俗求雅之辩：从休谟趣味理论到现代中国美育的矛盾与反思.pdf

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作者简介陈柯宇，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学。通信作者肖国荣，男，彝族，云南大姚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学。杜卫美育论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彭锋美学的意蕴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可怕的“中国式审美”，正在毁掉三代人？：弃俗求雅之辩：从休谟趣味理论到现代中国美育的矛盾与反思陈柯宇，肖国荣（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摘要尽管高雅与通俗在审美中无法形成明确的等级划分，但在当前中国的部分美育观点中，依然存在着过度强调“弃俗求雅”的趋势，这无疑将人们的审美趣味进行了分级。这种提法和休谟的理论同出一辙，后者在现代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因此，文章从休谟的美学思想出发，结合现代学者观点和中国文化语境，重新审视美育理论中的趣味问题。美育的功能目的在于完善感性，它能让人们欣赏不同的事物，扩大自身的欣赏领域。过度强调美育可以帮助人们鉴定雅俗，可以培养高雅的审美趣味，这既是旧时美育思想的残留，也有精英文化的烙印。这种做法无疑强化了社会权力等级差异，并把美育简单化、片面化甚至功利化了，与美育原初的目的相悖。关键词美育；休谟；审美趣味；高雅与通俗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一、问题的提出提及美育的功能，当下美学界或从完善感性的角度谈美育，或立足于人生观的建构来谈美育。如杜卫认为：“其本义是感性教育，就是在理性教育的同时，对人的感性方面，如感知、想象、情感、直觉乃至无意识等进行教育。”又如彭锋提出：“美育是通过以审美和艺术为中心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为手段，以人生态度和改善人生境界的提升为目的的综合教育形式。”但是，笔者观察发现，无论在现实维度抑或理论层面，总有美育观念呼吁“弃俗求雅”，即预设审美存在雅俗之分，拥有高级趣味的人欣赏高雅事物，拥有低级趣味的人欣赏低俗事物，而美育就是协助人们改善趣味的手段之一。类似的逻辑还存在种种变体，有的将高雅趣味等同于高尚的趣味，认为“弃俗求雅”可让人习得良好的道德情操，改善教养与行为；有的则将低俗趣味、消费主义文化和大众文化 种概念混为一谈，认为“弃俗求雅”可让人对抗后现代语境下诸如平面化、快餐化等审美问题。例如，当今不少学者在讨论美育问题时，总是为其加上“校正审美趣味”“帮助人们辨识高雅文化，抵制庸俗文化”等功能。又如现实生活中，社会各界不时传出一些声音，他们多以某种流行文化或当红艺术为靶子，批判其“不雅”“低俗”，继而将讨论衍生至美育方面，甚至创作出打着美育的旗号力图改变人们“可怕的中国式审美”的文章，引发巨大舆论与争议。然而，“弃俗求雅”这种逻辑是否存在硬伤？是否真为美育的功能之一？“俗”有诸多含义，有中性的“通俗”，也有相对贬义“低俗”“庸俗”。既然“弃俗求雅”命题下的“俗”需要被摒弃，可见该命题存在价值判断，那么此处的“俗”一定为贬义的“低俗”或“庸俗”，“雅”与“俗”也为二元结构，陈柯宇，等：弃俗求雅之辩：从休谟趣味理论到现代中国美育的矛盾与反思文学美学二者有高低之分。于是这个问题最终落到了审美趣味的评判标准层面，趣味有高低吗？有鉴别标准吗？无独有偶，美育能改善审美趣味的提法，早在 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的 论趣味的标准一文中已有论证。前文所举事例与休谟的思路类似，都预设了一个趣味的先验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趣味有高低，趣味可以被训练的观点。世纪以来，美学界对审美趣味的研究引入了新的视角，休谟的趣味理论因此被不断提及，并被不断指出诸如“主观主义”“精英主义”等缺陷，已不能被人们全盘接受。目前国内学界对休谟趣味理论已有不少全面系统的论述，如陆尧的 休谟审美趣味理论研究，范玉吉的 试论西方美学史上趣味理论的变迁，以及张朝霞的 经验的维度 休谟美学思想研究等等。尤其陆尧的论文全面整理了国外学者对休谟的分析与质疑，涉及大量值得充分思考的理论细节。然而，目前很少有学者把休谟以及对休谟的质疑引入美育视角。在笔者看来，休谟理论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局限于审美趣味理论层面，还存在于美育的功能层面。当今中国社会中的部分美育观点和休谟的理论有重合之处，例如都把趣味作了高低之分，都认为美育可改善个人趣味，因此这类观点也将面对种种质疑。所以，从休谟的趣味理论出发来分析“弃俗求雅”是否合理，是有一定价值的。二、休谟的趣味理论及西方学界对其的批判（一）休谟的趣味理论大卫休谟（，年）是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涉及众多领域，在这其中，审美趣味理论是休谟美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于 年写下著名论文 论趣味的标准，在文中详细探讨了审美趣味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创见的观点。审美趣味是西方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及 世纪是趣味理论发展的巅峰时期，英国美学家夏夫兹博里伯爵三世（）和他的学生的学生弗朗西斯哈奇生（）都曾提出有关趣味问题的独创见解。休谟是整个西方审美趣味理论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的理论继承了夏夫兹博里与哈奇生，同时又直接影响了康德的共通感理论。不仅如此，在当今时代，美学家对趣味理论的研究视野日渐开阔，然而他们在讨论这一话题时仍然会涉及休谟理论，可见休谟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之广。休谟的美学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在他看来，美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不是客观存在的属性，换句话说，美不在于对象本身，而在于观者的情感体验。趣味问题是休谟美学思想的核心之一，他在 论趣味的标准中对趣味问题展开了全面系统的分析。首先，由于审美具有主观性，不同个体能欣赏到不同的美，所以趣味作为一种主体对审美的判断能力，自然也人人不相同。休谟表示，有一种观点认为趣味根本没有标准，这是因为趣味的判断力和认知的判断力不同，认知必须涉及真正的事实，因此有对错之分，但趣味由于关乎情感，而主体能否对一件事物产生情感，这取决于该事物能否唤起主体心灵中的某种一致性。因此，情感的判断没有对错之分，趣味由此而显出差异性。随后，休谟进一步列举了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举了发烧的病人以及黄疸病人的例子，表示由于这类人不具备一种对美的敏感力，他们判断事物的趣味与情感显然与健全的人们不同。随后，休谟举了他经典的品酒例子：一群人品酒，一人说酒里有皮革味，另一人说酒里有铁锈味，他们都受到了其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其他人看来，这就是纯粹的酒，没有任何异味。后来酒水见底，人们在酒桶下面发现了一把皮革拴着的钥匙，众人这才恍然大悟，称二人为品酒的行家。这个例子证明了味觉的差异性 只有一部分人才能从酒里尝到异味。随后休谟认为，味觉和趣味类似，都直接作用于情感而不经由理性，所以，品酒的例子也可以类比审美的例子。有的人生来就具有更好的审美敏感力，因此就能欣赏到更加丰富的陆尧休谟审美趣味理论研究 三峡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范玉吉试论西方美学史上趣味理论的变迁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张朝霞经验的维度 休谟美学思想研究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休谟休谟散文集 肖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美；而有的人审美敏感性较为迟钝，再多的艺术品放在他面前，他也未必能与之共鸣。那么趣味就一定无争辩吗？休谟表示并非如此。在他看来，一种共通的审美趣味显然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均唤起人们对美的同一种感受。这就说明，审美趣味是具有某种一致性的，换句话说，趣味是有标准的。那么标准从何而来？休谟认为，趣味标准是经验的总结，它建立在人们的共同人性之上。只要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作品，必然能引发人们的审美愉悦。休谟所举的品酒例子在这里有了更深层的含义，它不仅证明了趣味的差异性，同时休谟还进一步分析道：趣味的标准就等同于酒桶底部的那把皮革钥匙，如果审美不具备一种人人都赞同的标准，那么有关作品好坏的争论永远没有尽头。而如果一个人有着杰出的审美敏感力，能够觉察艺术的法则并把它提出来，这就像最后揭露了那把沉在桶底的钥匙一样，反对者们会马上意识到错不在对方，而是自己的趣味更低，无法鉴赏面前的作品，争论也随之结束。休谟紧接着提出，社会上有这么一类人，他们有健全的感官，精致的感受，进行过丰富的审美实践，能够进行比较，同时还能摒弃一切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带来的偏见，他们是精英人士，“心智健全、才能出众、获得了优越地位”。而且休谟认为，精英鉴赏家们就是一种审美典范，他们能唤起广泛社会认同，大众的鉴赏能力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一旦受到这些精英鉴赏家的点化，大众就能欣赏任何优秀的作品。从 论趣味的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休谟的美育观点。首先，趣味是可以被训练和培养的，且这种训练绝非毫无意义。对个人而言，对趣味的培养可以提升个人的审美能力。一个人如果不接受趣味的教育，那么他的审美一定是低俗的、不正当的。休谟认为那些“深谙种种更高级的美”的人，可以认清那些粗劣低级的艺术作品中的重重不和谐之处，再让这类人去听农夫喜好的歌谣，只会让他感到痛苦和乏味，到时，他自然会和这些低级审美划清界限。对社会总体而言，趣味可以调和人们的歧见，使人们达成共识，社会也因此和谐。不仅如此，趣味还能使得那些经典的艺术品得以传承。至于大众如何才能提升审美趣味，那就是向精英的趣味靠拢，进行丰富的审美实践，并摆脱偏见。（二）西方学界对休谟趣味标准的批判 世纪中期，休谟的审美趣味标准问题吸引了不少学者的主意，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解读以及批评。考虑到本文重点在于当下美育观点中的问题，因此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理论家，即美国学者特德科恩（）和理查德舒斯特曼（），他们分别关注追求高雅趣味的意义问题，以及趣味标准的精英主义问题。追求高雅趣味的意义问题在 趣味的哲学：对其观念的思考中，科恩指出，休谟在讨论趣味高低时其实已经暗含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即某种愉悦要比另一种愉悦更适宜、更自然。也就是说，休谟先预设了一个趣味的先验标准，并在这个标准上讨论趣味问题。但通常趣味并不是一个“人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人之内的”问题，趣味并不是一定要与他人进行比较，当某个人的趣味发生变化的时候，趣味仅仅只是异于从前了，并不意味着趣味变得更好或更差了。此外，科恩的另一观点则更为激进。在他看来，假设趣味分好坏的话，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好的趣味？审美趣味涉及的是偏好问题，某个拥有精致趣味的人，他确实能更加敏锐地捕捉到对象的组成成分，就像品酒者可以尝到酒的各种味道一样，但是这与他爱不爱喝无关，与偏好无关，更不能用来说明某种偏好就是好的，某种偏好就是坏的。同样，这也无法证明人人都该追求某种更高级的趣味。而且，如果拥有更好的趣味意味着一个人能从某个原本不会打动他的事物中获得愉悦，那他也必然会失去过去他曾从某个低级作品中获得的快乐。因为就连休谟自己也在文章里说，“对了解最高级美的人休谟休谟散文集 肖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彼得基维美学指南 彭锋，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陈柯宇，等：弃俗求雅之辩：从休谟趣味理论到现代中国美育的矛盾与反思文学美学来说，极为低等的美会使他感到痛苦。”休谟在其中还特别强调训练和学习的必要性，那么一个人必须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提升自己的审美趣味，才配得上长久地享受快乐。在科恩看来，这种行为毫无意义。当审美趣味不断提高，人们听高雅音乐获得快感的同时，也丧失了听庸俗音乐的快感，人们完全可以用这些时间做其他更感兴趣的事情。趣味标准的精英主义问题舒斯特曼在 趣味的丑闻：休谟和康德美学理论中作为自然现象的社会特权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休谟的趣味标准背后暗藏了精英主义立场。舒斯特曼认为，休谟在解决趣味标准问题时，明面上采用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由于美只在于观赏者心里，能自然地引发观赏者的愉悦。但每个人的自然反应都是不同的，致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趣味。因此，休谟“为了保存趣味的标准和它的自然性，就必须证明一些对趣味的判断必须比其他的更自然”。之后休谟就是这么做的，他把低级趣味比作发烧和黄疸病人，并借此说明高级的趣味就是自然的，低级的趣味就是病态的，不自然的。但是，矛盾出现了，休谟在分析精英鉴赏家时完全背离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立场。休谟列举了精英鉴赏者的 种特征：健全的感官、精致的感受、实践丰富、能够进行比较和摒弃偏见。这里面绝大多数都不是先天自然的产物，而是后天经历的结果。“良好的艺术感觉、艺术实践都与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当然在休谟时代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只有那些拥有高层次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人才有资格决定趣味的标准，因为只有他们有时间和金钱来锻炼自己的审美，让自己的趣味变得精致。舒斯特曼说，到这一步时休谟彻底剥离了他的自然主义伪装，他只是想把少数精英阶级的趣味合法化为唯一正当的审美趣味。舒斯特曼表示，世纪的英国社会处在变革之中，缺乏一种强大的原则或结构来保持凝聚力。休谟背后的深层目的就在于寻找这种凝聚力，他试图调节当时盛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客观权威之间的矛盾，让个人自由得以彰显，但又不至于退化为混乱。换句话说，个人当然可以拥有不同的趣味，但个人趣味也应当遵循一种由特权阶级制定的规范。而且，这不是强迫的，而是自然而然地认同。但舒斯特曼认为，这种对权威的顺从表面上似乎出于自愿，但本质上仍然是社会压迫的结果。毕竟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受高级趣味，而那些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也没有时间参与丰富审美实践的人，从一开始就被踢入了“低级趣味”的行列。综上，科恩和舒斯特曼都是在趣味争议中颇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揭露了休谟理论中的种种问题。确实，休谟的趣味标准理论存在缺陷，早已不能被人们全盘接受。但是，休谟理论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局限于审美趣味理论层面，还存在于美育的功能层面。三、解构中国美育中的“弃俗求雅”：原因与表现如今，美育早已成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在培养人们感性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之内，无论是在美育教材、学术理论以及现实生活中，总有观点热衷于“弃俗求雅”，不但将低俗与通俗混为一谈，还预设趣味有高有低，并把美育视为协助人们提升品味的手段之一，试图依靠美育来教导人们如何摒弃低俗，追求高雅。这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休谟的趣味理论雷同，都暗含精英主义等问题。但中国的文化语境毕竟与西方不同，不可完全套用舒斯特曼等人的理论，当下中国社会中人们执着于“弃俗求雅”，还需进一步分析。休谟休谟散文集 肖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彼得基维美学指南 彭峰，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一）古代教化美育和近代启蒙美育思想的残留中国的美育思想大致可分为 个时期：第一，古代由儒道二家开创、并由后世不断完善补充的古典美育思想，这时期的美育思想强调道德教化，偏重伦理规范；第二，近代以来由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引入西方理论之后所创立的、有意识区别于封建文化的近代美育思想，这时期的美育思想以“救亡”和“启蒙”为核心，其主旨是要以美的形象开化民众蒙昧的心智；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美育思想，此时美育思想的典型特征是重视人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美育对人之感性的培养功能，并呈现出向审美生活的转向。不仅如此，现代美育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无数专家学者各有侧重，一些学者把视野拓展到人生观层面，一些学者着重研究美育的经济功能，一些学者关注美育和德育之间的本质区别。不论是教化美育还是启蒙美育，二者均在其所处的历史时期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语境的演变，这些旧时的美育思想已经无法完全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尽管如此，它们并未从现代美育中消失，相反，这些思想依然塑造和影响着现代的美育理论和实践。正如曾提出“解放美育”这一颇具现代性特征的美育思想的学者孙俊三表示：“在审美教育领域里，教化美育、启蒙美育、解放美育也同时存在，各种矛盾的冲突和对立也显得异常尖锐激烈。”笔者认为，“弃俗求雅”一方面来源于教化美育中道德优于审美的强权逻辑，另一方面来源于启蒙美育中文化精英开化民智的追求。道德优于审美的强权逻辑在当今美学界，“美善不同一”“美育不等于德育”已是共识，但是在中国古典美育思想中，道德优于审美的逻辑始终占据主流。这与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因为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初级阶段的首要问题，这个时期基于实用考虑的道德显然要比理想化的审美生活重要得多。除此之外，封建政治制度、小农经济模式及生活习惯的影响下形成的守旧观念和权威主义心态，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逻辑。该逻辑直至今日仍然存在，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一个有着高尚审美趣味的人，他的思想道德也一定是高尚的。因此人们要和那些不健康、不文明、不道德的艺术作品划清界限，通过欣赏高尚的作品，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行。世纪 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对美育和德育的区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常见的共识为：“道德教育是具有社会规范性、强制性与功利性的，它以道德规范、道德理想、信念、规章制度等理性概念形式对个体加以影响，说理管束，使之转化为内在的信念品质与动力，并最终外化为相应的现实行为。而审美教育则是在对形式感受的基础上，着眼于个体情感愉快的超乎功利的经验的获得。”叶朗则更进一步以社会和个人的区分来阐释德育和美育。在他看来，德育主要用于维护社会伦理和社会规范，防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序；而美育则着眼于个人，它让个人的情感得到解放和升华，塑造一种健全的人格。因此，虽然美育能间接地促进社会稳定，但美育仍然不能等同于德育。理论如此，但从目前诸多文章、专著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声音来看，美育和德育的关系仍然十分混乱。有的著作在序言中称教育的初衷在于“教人为善，对真的追求，对美的呵护”，但随后就开始举例公交车上集体不让座等社会中的不文明现象，这是把善和真、美混同，把伦理问题等同于科学和美学问题。又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本的教材 大学美育中，在提及美育的功能时，作者认为“美育不仅能够使学生的志趣变得高雅，使其脱离低级趣味，而且可以增强学生的美丑和荣辱意识，减少其行为偏差”。可刘彦顺走向现代形态美育学的建构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孙俊三审美文化的发展与美育类型的演变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刘彦顺走向现代形态美育学的建构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叶朗德育不能包括美育 中国音乐教育，（）：包莉秋美育视野中的成“人”世界：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与学生人格养成路径研究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黄高才大学美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陈柯宇，等：弃俗求雅之辩：从休谟趣味理论到现代中国美育的矛盾与反思文学美学见，该著作中不但出现了高级趣味和低级趣味之分，还把高级趣味等同于高雅的趣味，并认为拥有高雅趣味的人同时也能拥有崇高的道德标准。然而，这一逻辑似乎过于直接，暗示着只要打着道德的名义，就可以任意拔高高雅趣味，贬低低级趣味，实现“弃俗求雅”。同时，该教材声称，美育能够优化学校的人文环境，并直接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特别是德育质量。这里似乎出现了概念混淆的问题，因为美育教材应关注美育，而非德育。无独有偶，在有的论文中，作者表示高校美育课程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价值观，而何为正确？作者共列举了 点，其中有 点表述如下：其一，能够分辨美丑、有积极的审美价值观；其二，在生活中营造艺术氛围，养成高雅气质；其三，能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现象，提高审美鉴别力。另一篇论文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主张，作者在进一步解释何为审美欣赏和判断力时，表示“审美欣赏和判断能力是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发现、感受、判断和欣赏美的能力。它帮助大学生正确区分美与丑、善与恶，使他们摒弃邪丑恶、高扬真善美”。并且在作者看来，提高这种能力也是美育的功能和目标之一。总的来说，这些文章的思路都极为相似，首先是用简单的逻辑把德育和美育联系在一起，二者之中德育往往被优先考虑，且一谈到道德高尚，就一定要谈高雅趣味，进而再批判低俗趣味。趣味的标准就这样不知不觉被固定下来，“弃俗求雅”就成了正确的美育观，而美育有关感性教育的方面却被忽视了。文化精英对开化民智的要求在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封建思想观念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心中，公众的心智在极度落后的教育体制下难以得到开发。在这样的背景下，“启蒙和救亡”成为当时文化精英的重要使命。在美育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大量吸收了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想，并引入欧美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和课程观念。在这当中，康德的“审美共同感”理论对蔡元培倡导的审美教育的现实开展有本质性的先导作用。而康德的“共同感”理论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于休谟，二者对于审美“普遍”“平等”“自由”的观点具备明显的西方启蒙主义特征，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受此启发建立的美育理论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适用，还需商榷。尤其在 世纪以后，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应用，削弱了人的主体性，同时导致意义和价值缺失。也正因如此，审美现代性被作为明确的命题提出。作为感性教育的美育可以协助人们对抗过度的理性造成的种种问题，成为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一种途径。可见，启蒙美育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对此孙俊三概括为 点：第一，启蒙美育预设等级，必须依靠具备了科学 理性精神的文化精英向受教者灌输其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第二，美育必须服从于启蒙，以美的形象去开启蒙昧的心智。因此需要美育时也仅仅是“渗透于各科教学之中”，不需要美育时则常常将其排斥于德、智、体诸育之外；第三，审美仅仅被视为灌输手段，用于让科学教育内容更形象生动，易于理解和接受。笔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预设等级和审美灌输的问题，这同样也是休谟理论的弊端，并且直至今日仍存在于中国部分美育观点中。例如著作 美育通论中抨击 喜羊羊与灰太狼和 熊出没等作品为“暴力失度”的艺术，并认为“这些打着美学艺术旗号的作品已经不具有美育的作用了，反而会误导儿童、青年价值观的错位，会导致社会价值观、社会舆论走向一个不可控制的方向。”随后作者进一步表示，快餐化的艺术泛滥使得大众失去判断力，低俗趣味、视觉暴力、感官刺激自然成为人们观赏作品艺术等的第一评价要素，同时经典文学作品、古典音乐、高雅美术等自然成为小众化的代表就会被人忽邓佳高校美育课程研究 助力大学生身心协调发展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金昕美育与大学生人格养成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刘彦顺走向现代形态美育学的建构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孙俊三审美文化的发展与美育类型的演变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略遗忘。先不论儿童动画片究竟如何血腥暴力到致使青少年价值观错位，大众在面对快餐艺术时也从未失去过判断力，因为任何艺术都需要“叫好”支撑下的“叫座”。作者只不过是站在精英立场上带着预设的等级差异来幻想所谓的蒙昧大众，并将自己的审美趣味灌输给他们，这种理论是隐含精英优越感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版本的 大学美育教材也呼吁“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用美学理论来校正审美趣味我们太需要一些强大的理论来帮助我们区分高尚与卑俗严肃与滑稽，从而能够清醒地活着”。作者对大众文化的低俗、快餐化、娱乐化进行了探讨，但矛盾的是，在批判大众文化的同时他又表示当前社会功利化、娱乐化不可避免，所以作为美育施行者，当前只能因材施教，在美育课堂上将娱乐精神贯彻到底，让审美彻底成为学生娱乐和发泄的途径。这种观点似乎自相矛盾，令人困惑。同样，有的文章表示社会审美趣味正在庸俗化、低俗化，大众美丑不分，作者甚至认为这样的后果是违法犯罪和自杀。这不仅又一次混淆了道德和审美，同时还体现出作者的精英立场。类似观点在社会生活中更为普遍，西蔓美育观点一书就是典型的精英式的审美灌输，全书都在宣扬所谓“高雅文化”，不仅如此，该书几乎把作者眼中国人在衣食住行乃至道德品行方方面面的“丑陋”都列举出来，至于要如何改变，那便是学会“喝下午茶”“插花”“去博物馆”“过品位生活”等等（值得补充的是，此处又把道德和审美混为一谈了）。此外，新周刊开辟专题“低美感社会”，并发文 中国审美十大病，列举当下大行其道的所谓“低美感”，如“土味家居”“伪古风”“网红脸”等，讽刺当代中国人的畸形审美，并表示人们需要恶补审美课。这些都不是美育，至少不是以感性教育为核心的现代美育，这些都是精英站在等级差异立场上试图进行的审美灌输，目的是把精英的趣味强加给大众。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入探讨精英对开化民智的要求以及它如何塑造“弃俗求雅”的美育观点时，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引向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这也是本文接下来要分析的内容，在笔者看来，“弃俗求雅”同样也是精英和大众间矛盾的映射，是他们争夺文化影响力的表现。（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精英文化，通常是由少数知识、权力或地位较高的人所主导，常常与更为宏大的理想和道德价值观相结合。相对而言，大众文化则更多地反映出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和实践，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多样性和不同的价值观。精英和大众总是在争夺文化领导权，这是由于精英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使命推动社会进步，所以他们总是试图传播他们的观念，以此改变旧有的社会习俗和传统，推动新的思想和技术的普及。不仅如此，通过对大众进行启蒙和领导，精英还可以保持并强化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然而这种从上而下的单向输出必然会引发问题，大众会感到自身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被忽视或贬低，自身文化和权力受到威胁，并由此感到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因此大众往往会反抗精英的领导，并进一步导致社会分化和矛盾。在笔者看来，“弃俗求雅”正是精英对大众进行某种“审美启蒙”的表现。正如前文提及的科恩的理论，精英眼中的高雅艺术是需要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欣赏的艺术，与大众喜爱的通俗艺术格格不入。而精英在灌输自身价值观时，为了高扬“雅”之精妙，就把通俗贬为低俗，贬为不入流之物。相声演员张云雷曾将一首“窑曲”改编成了现代歌曲 探清水河，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受到许多年轻人吴东胜美育通论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陈元贵大学美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刘正江中华人民共和国美育的命运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于西蔓西蔓美育观点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詹腾宇，李磆淼中国审美十大病 新周刊 ：陈柯宇，等：弃俗求雅之辩：从休谟趣味理论到现代中国美育的矛盾与反思文学美学的追捧。随后，南开大学教授鲍震培撰文 相声病了，得治，批评现在一些相声从业者把旧社会的糟粕端上了大雅之堂，在他看来，包括 探清水河在内的一系列作品都“三俗”“不入流”，属于“低级趣味”。这些作品丢掉了相声艺术的优秀品质，既缺乏高雅品位，又缺乏教育意义。对于鲍震培的观点，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在反对者看来，相声也好，民间小调也好，它们本就不是“高雅艺术”，而是一种原生态的“草根”文化，其本身就是对精英文化的挑战，具备解构和反叛的意味，再加上其本身就有的天然乡土气息，使得该文化有着不容忽视的审美价值。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精英和大众对于“雅”和“俗”的认知并不一致。在鲍震培教授看来，探清水河之类的作品属于大众文化，追求的是欲望的满足和短暂的快感，在他看来这就是“低俗”。然而，在大众的眼中，这样的作品可能恰恰就是他们认为的“高雅”，因为它接近他们的生活，反映了他们的感情和需求。其次，精英和大众对于“雅”和“俗”的追求和接受程度也不同。在鲍震培教授看来，艺术应该是唯美主义的，寄托着人文理想，具备艺术超越性，这在他看来是“雅”。然而，对于大众来说，他们可能并不需要或者说并不追求这样的“雅”，他们更倾向于接受那些接近他们生活，反映他们情感的“俗”。因此鲍震培教授作为精英，他试图用他的理解和认知来呼吁“弃俗求雅”，并将这种理解和认知传播给大众。然而，大众并不一定会接受精英的审美灌输，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因此，这也就形成了精英和大众在文化领域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仅仅是审美问题，而是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社会的权力分配，即谁有权力来定义什么是“雅”，什么是“俗”，谁有权力来决定我们应该接受哪种审美标准和价值观。而且，任何“俗”文化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大众的接受和推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雅”。在古代中国，诗作为一种主要的文艺形式，其创作主体主要是士人阶层，内容主要表达对政治、社会的思考和感悟，因此，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精英文化的表现。相较之下，词最开始被认为是“艳科”“小道”，其表达内容更接近民间生活，更具有个人情感色彩，因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词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词逐渐从原来的大众文化升华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其创作主体不再局限于民间，士人阶层也开始大量创作词，其主题和内容也不再局限于表达个人情感和描述日常生活，而是开始对社会、人生等进行深入的反映和思考。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大众文化并非固化不变的，它有可能通过特定的社会文化进程，成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揭示了文化形态并非二元对立，我们不能轻易地将某一文化形态贬低为庸俗，或者高举为高雅。就当下社会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大众文化确实由市场裹挟，而市场需要迎合更具普遍性的低级快感，所以会反复生产出远离理性和精神的产品。但是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大众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消费者也并非对市场所提供的一切都照单全收。所以，在光怪陆离的审美刺激中，人们不是消极的、被动的，人们会进行主动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会促使文化市场自身不断创新。正如学者傅守祥所言，大众文化“受到审美规律和大众趣味的潜在制约”，在这层意义上，大众文化也契合了精英文化想呼唤的审美主义，二者的互动本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有冲突，也有妥协与和解。彭锋指出，精英所喜爱的经典艺术，其实和大众喜爱的通俗艺术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是否满足大众需要，是否给智力提出挑战，都不构成区分高级艺术与通俗艺术的标准。”在他看来，经典艺术和通俗艺术的区分仅仅是趣味的区分，而趣味的高低是一种量的区别，而非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古典音鲍震培相声病了，得治 光明日报，（）傅守祥泛审美时代的快感体验 从经典艺术到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转向 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彭锋回归：当代美学的 个问题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彭锋回归：当代美学的 个问题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乐代表的趣味和流行音乐代表的趣味之间没有高低之分。而过去的休谟，以及现在笔者所指出的部分美育观点，他们坚称的是一种“等级趣味观”，他们认为趣味有质的差别，这种差别就是好和坏、高雅和低俗之别。但是趣味应该是平等的，它们绝非如此简单的二元结构，它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自然也不应存在“鄙视链”。但是，这也不代表对趣味的教育毫无意义可言。审美对象的世界是无限广阔的，与之相比，个人的经验永远都是狭隘的。如果某人只对个别审美对象感兴趣，他的趣味就较为单调，换言之，他的“量”的积累就不足。当一个人通过丰富的审美实践获得了开阔的审美视野，可供他欣赏的领域就扩充了，他的趣味就更广泛了。所以笔者认为，在论及美育的功能与目的时，需强调的是美育能使人摆脱过去狭窄的审美圈子，拓宽审美边界，从而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发现更多的美。趣味是千差万别的，但趣味也是可以扩充的。美育不是让人抵制低俗事物追求高雅事物，也不是要让人从美的事物中学习某种高尚品德，而是要让人放下过去的偏见，欣赏“低俗”的同时也欣赏“高雅”。美育让人敞开心扉，尽情领略大千世界的美。综上，笔者认为，美育的功能目的在于完善感性，它能让人们欣赏不同的事物，扩大自身的欣赏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保持一种开放的审美欣赏态度，不仅可以扩充个人趣味，还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反复强调美育可以帮助人们鉴定雅俗，可以培养某种高雅趣味，在笔者看来，这并非审美教育，而是在进行审美灌输，这不仅会强化权力等级差异，加深不同趣味之间的区隔，强迫人们进行审美站队；而且，这是把美育简单化、片面化甚至功利化了，与美育原初的目的相悖。：，（，）：，“”，：；（责任编辑：杨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