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化境”论之“媒”字的当代训释——兼论《林纾的翻译》有关的亮点和盲点.pdf

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究钱钟书“化境”论之“媒”字的当代训释 兼论 林纾的翻译 有关的亮点和盲点南京大学李寄摘要：钱钟书的“化境”论体大虑深，“化”“媒”“诱”“讹”等关键字意蕴十分丰富，对它们分别进行深度诠释是深化“化境”论研究的可能路径之一。鉴于此，基于 林纾的翻译 的文本细读，本文对“媒”字进行了深度诠释。本文参照钱先生创辟的“一字数训”的文艺训诂法，建构了“一字训数词”的当代译学训释模态，对“媒”字“并行分训”：“做媒”“媒人”“文字媒介”“出版媒体”。“媒”的这些方面涉及翻译的诸多基本问题。同时以“歧出分训”论析翻译作用的“媒合”和“媒怨”、译者身份的“良媒”和“劣媒”。“并行分训”和“歧出分训”的共时运用可以对“媒”字圆观通览，洞幽烛微。我们希望本文能够为“化境”论研究的深化提供新的思路，并加深人们对当代中国特色译学建构的认识。本文兼论 林纾的翻译 与“媒”字有关内容的亮点和个别盲点。关键词：钱钟书；“化境”论；“媒”；“一字训数词”犜 犻 狋 犾 犲 牶 （媒）：犃 犫 狊 狋 狉 犪 犮 狋 牶 （化），（媒），（诱）（讹）作者简介：李寄，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研究。联系方式：。钱钟书“化境”论之“媒”字的当代训释 ，（媒）（媒），犓 犲 狔犠 狅 狉 犱 狊 牶 ；（媒）；引言钱钟书的“化境”论自从问世以来受到了中国翻译学界的很大重视和高度评价。有人梳理出中国翻译理论“按本、求信、神似、化境”的发展线索（罗新璋，：）。事实上，将“化境”论视作中国翻译理论的顶峰。有人将“化境”论视作建构中国特色翻译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张柏然，：）。这些观点都值得高度重视。但是，以往的“化境”论研究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正视。一是既有研究主要针对“化”字和“化境”，对“化境”论的其他关键字“媒”“诱”“讹”缺少深入的专题研究，使得“化境”论宏大严整的体系性无法得到有效的揭示。二有关研究大多依据 林纾的翻译 的绪论，而较少参考该文的正文，因此，“化境”论丰厚的意蕴没有得到充分阐释。基于 林纾的翻译 全文的文本细读和必要的征引，本文着力于“化境”论中的“媒”字的深度诠释并建构“媒”字的次层级的翻译体系。同时兼论 林纾的翻译 与“媒”字有关内容的亮点和个别盲点。钱钟书将训诂学方法运用于文艺批评，创见颇多。他将“一字多意”，“不同而亦不背”称为“并行分训”（钱钟书，：），将“古人所谓 反训，两义相违，而亦相仇”命名为“歧出分训”（钱钟书，：）。参照“一字数训”的训诂学方法，我们尝试建构和运用“一字训数词”的当代译学训释模态，即根据现代汉语词汇以多音词为主的特点，将文言的单字训释为现代汉语的同词族多音词。而“一字训数词”正是钱先生“化境”论总体外国语文研究 现实与再现建构和 林纾的翻译 写作隐形的话语策略。本文的“媒”字的基本意义为“居间联络”，分别训释为“做媒”“媒人”“文字媒介”“出版媒体”，此为“并行分训”。翻译作用的“媒合”和“媒怨”、译者身份的“良媒”和“劣媒”属于“歧出分训”。一字兼涵“并行分训”和“歧出分训”，使“不背者交协、相反者互成”（钱钟书，：）。“化境”论的“媒”字恰好具有上述特点。从意义的呈现方式来看，“媒”字的“并行分训”是横向的意义扩展，而“媒”字的“歧出分训”属于意义的纵深拓展。二者的共时运用可以对“媒”字圆观通览，洞幽烛微。本文各节按“媒”字的“并行分训”分论，在论述中兼顾“歧出分训”。“做媒”：“媒”字的训释和多方位申说正如“译”“虚涵数意”（钱钟书，：），“媒”字以及其词族意蕴丰富。“媒”字本节训释为“做媒”。“做媒”是“媒”字翻译体系的第一个项目。汉语文言单字不分词性。故“媒”字可兼作动词和名词。对应的“做媒”亦作如是观。本节对“做媒”的本质、作用、效应作多方位申说。“做媒”的本质：翻译的“居间联络”与“传语”钱钟书以其特有的睿智、幽默和俏皮将翻译比作“做媒”：“它（翻译）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 文学因缘，缔结了国与国之间唯一的较少反目、吵嘴、分手挥拳等危险的 因缘”（钱钟书，：）。钱先生把翻译比作通俗的“做媒”，并拈出翻译的第一义 国与国之间“居间联络”，有扎实的小学依据，符合“媒”字本义。说文解字：“媒，谋也。谋和二姓，以成昏媾也”（许慎，：）。说文解字注：“媒，谋也。以叠韵为训。谋和二姓者也。虑难曰谋。周礼 媒字注曰：媒之言谋也。谋和异类使和成者。从女，某声”（段玉裁，：）。“虑难曰谋”意为：谋划某事，左思右想，殚精竭虑，百般斟酌而后断。翻译的“居间联络”同样耗时费神，很不容易。钱先生借助与文学研究的比较，对翻译的“虑难曰谋”作了深入的揭示。文学研究可以“不求甚解”，“翻译可就不同，只仿佛教基本课老师的讲书，而不像大教授们的讲学。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过溜过，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一部作品读起来很顺利容易，译起来马上出现料想不到的疑难，而这种疑难并非翻翻字典、问问人就能解决”（钱钟书，：）。钱先生对翻译之难和因难见巧，说得非常到位，可以视为对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陈福康，：）的更加全面的申说。而翻译之难和因难见巧也正凸显了翻译的价值。关于“媒”与“译”的关联，钱钟书引用了南唐以来小学家的申说之后，用“鸟媒”传钱钟书“化境”论之“媒”字的当代训释“鸟语”作类比。“译 就是 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 鸟媒 对 禽鸟 的引 诱”（钱钟书，：）。在此，钱先生拈出了翻译的第二义翻译在国与国之间“居间联络”采用“传语”的方式，如同“鸟媒”用动听的鸣叫（即“鸟语”）去引诱“禽鸟”。翻译是“传语”，并非新见。钱先生的创见在于他借“鸟媒”的类比强调所传之语必须有诱引读者的魅力，平淡无味的语言无法承担“传语”的任务。依据对“译”的系统训诂，阮诗芸指出“译 与 绎、驿 峄 等同源，与 驿 通用，基本特征是 传 连续，本义是 传言”（阮诗芸，）。她的“传言”说为钱先生翻译“传语”的论析添加了证据，虽然她本意是质疑钱先生的说法的。另外，她误读了钱先生对“诱”的解读。“钱钟书对 译 的训诂给学界造成了古人认为翻译本质是 诱骗 和 讹误 这一印象”（阮诗芸，）。钱先生的“引诱”是中性词，不能等同于贬义的“诱骗”。“做媒”的“歧出分训”：翻译的“媒合”“媒怨”钱钟书把翻译的作用称为“媒”。“林纾的翻译所起 媒 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钱钟书，：）。他又把翻译的正负作用形容为“居间”和“离间”。基于钱先生的说法，我们将翻译“媒”的作用“歧出分训”为“媒合”和“媒怨”。“媒合”即“谋合，撮合”。“媒怨”即“挑拨是非，招致怨恨”。前者相当于“居间”，后者相当于“离间”。翻译在国与国之间既可以起“媒合”，即居间联络的正面作用，也可以起“媒怨”的离间招怨的负面作用。“媒 和 诱 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 文学因缘，缔结了国与国之间唯一的较少反目、吵嘴、分手挥拳等危险的 因缘”（钱钟书，：）。这是说好的翻译正面的“媒合”作用。而“因缘”的说法形象地说明好的翻译不仅加强不同国度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亲善，甚至有助于心灵的沟通。“做媒”的“居间”和“引诱”作用可以视作“谋和二姓”和“谋和异类使和成”的现代阐释。钱先生的论断正确、精彩、生动。此外，他以林译小说的巨大成功为翻译的“媒合”作用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相比之下，不好的翻译却能起“媒怨”的离间作用。“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钱钟书，：）。从作者、译者、读者翻译的三个主体意识甚至潜意识的负性互动角度，钱先生阐发不好的翻译的“媒怨”作用，角度新，发掘深。而他对“拙劣晦涩的译文”危害的阐发层层剥笋，言简意赅，诚为不刊之论。集韵 释“媒”：“媒音妹，媒媒，即昧昧也”。庄子知北游：“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这两处的“媒”有遮蔽、排斥、晦涩、拙劣的意蕴。古人的训诂以及经典的名句和钱先生的隽语良言恰可以相互参看。而林纾后期翻译“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读来使人厌倦”（钱钟书，外国语文研究 现实与再现 ：）。这是翻译“媒怨”的典型例证。翻译的居间联络作用是译界的公论，而钱先生抉发出翻译的“媒怨”作用，显示了他具有哲学家的精密头脑和辩证思维。“做媒”效应的悖论和“做媒”的宿命 好译本“消灭自己”，坏翻译“消灭原作”俗话说，媳妇娶进门，媒婆抛过墙。钱钟书似乎是沿着这一思路论析翻译的效应。他提出来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好译本“消灭自己”，坏翻译“消灭原作”。读了好译本，读者“就得设法去读原作。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他满以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去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作的代用品”（钱钟书，：）。以翻译效应的视角，翻译及翻译家的光荣和悲哀共时呈现，成功和失败同时发生。这种相生相伴的翻译现象和奇迹，钱先生出人意料地揭示出来。林译小说的自杀效应已为中国新文学史所证实。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周氏兄弟、胡适、陈独秀等人年少时期，无一不耽读林译小说。林译小说成为他们进一步了解西洋文学的台阶。但他们成年之后，接触到西洋文学原作后又无不弃之如敝履。林译小说成为他们批评的靶子，成为建构新文学的垫脚石。钱先生又一次借助本人的阅读经历，说明了林译小说的自杀效应。读了哈葛德 三千年艳尸纪 鳄狮大战被诱惑得“心痒难搔，恨不得知道原文是否照样糊涂了事。我开始能读原文，总先找林纾译过的小说来读。我渐渐听到和看到学者名流对于林译的轻蔑和嗤笑，未免世态逐炎凉，就不再也不屑再去看它，毫无恋惜地过河拔桥了”（钱钟书，：）。而坏翻译则有“消灭原作”的效应。“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了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钱钟书，：）。钱先生在正文（钱钟书，：）和注释（钱钟书，：）中引用了法国和英国译者拙劣译作“谋杀”原作的例子。他还提到读者的“亲身阅历里”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样说来，好译本和坏译本都免不了谋杀或自杀的运命，或者这正是翻译和译者的宿命。译者成功了就是失败了，而他们失败了并不就是成功，更要遭遇读者和批评家的轻蔑和嗤笑。他们即使成功推出了完美的译本，却仍然可能被嘲笑是因为不善于创作，才去翻译。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学现象令人悲哀，更令人深思翻译和译者的价值。钱先生对翻译效应的精辟思辨显示了他在哲学上高妙的思辨和分析能力，翻译效应的悖论和翻译的宿命充满了辩证的智慧。钱钟书“化境”论之“媒”字的当代训释“媒人”译者的身份和资质“媒”字本节训释为“媒人”。“媒人”是“媒”字翻译体系的第二个项目。翻译既然是“做媒”，译者顺理成章就是“媒人”。“媒人”与“做媒”属于同训词的交协呼应。这里主要讨论译者作为“媒人”的身份和资质。译者居间于作者和读者之间，与翻译的另外两个主体联络交流。其作用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媒合”“媒怨”的双重作用上文已述。本节从“媒人”的“歧出分训”“良媒”和“劣媒”角度强化论证。“媒人”译者的身份将译者比作“媒人”东西方不谋而合。“译 就是 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 鸟媒对 禽鸟 的引 诱”（钱钟书，：）。中国古人用“鸟媒”比喻译者。西方的歌德把译者比作“媒人”（钱钟书，：）。现代中国的郭沫若也把翻译暨译者比作“媒婆”（陈福康，：）。“良媒”和“劣媒”与译者的资质 “知”“情”“意”“诚”关于这一话题，钱钟书的创见在区分两种译者。我们将他们称为“良媒”和“劣媒”。“良媒”的说法古已有之。诗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止欲赋：“惟今日之何夕兮，我独无此良媒”。本文指合格和优秀的译者。“劣媒”一词为笔者自创，指不合格或拙劣的译者。古代有“媒孽”一词，喻指“恶意谋划，挑拨是非，陷人于罪”（前汉书司马迁传：“媒孽其短”）。刻意误导，酿成祸患的“劣媒”似乎可用“媒孽”去形容。如何区分“良媒”和“劣媒”呢？钱先生未作逻辑学范式进路的阐发，而是以现象学范式进路对林纾作为译者的表现作了充分而生动的呈现。我们从他的文学性呈现中提炼出译者的资质 “知”“情”“意”“诚”。全部或较多地具备四者的是良媒；反之，则是劣媒。一个称职的文学译者需要对于源语和目的语有精深的掌握，还需要对两种文化有着湛深的理解同时还要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这三个方面可以归纳为“知”。以往研究者多从“知”来谈译者的素养和资质，这几乎已成定规。从这个角度看林纾，在好译者必备的“知”字上，他只在中文、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一面堪称好手。因为这个原因，他的外语能力的欠缺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译常被大加挞伐。钱先生精通多种外语，对此当然心如明镜 林译“漏译误译触处皆是”（钱钟书，：）。他结合林纾前后期的表现，暗示要做个“良媒”，光有“知”还不够。译者还需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诚”）、坚定不拔的意志（“意”）、巨大的热忱和很深的感情（“情”）。而后三者与前者同样重要，如果不外国语文研究 现实与再现是更重要的话。四者兼备的译者才能起到很好的“居间”作用；反之，则会起到“离间”作用。前期的林纾“情”“意”“诚”兼备，堪称“良媒”。“前期的翻译使我们想象出一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的林纾，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钱钟书，：）。林译副文本的花样繁多也是“情”“意”“诚”的体现：“他前期的译本大多数有自序或他人序，有跋，有 小引，有 达旨，有 例言，有 译余剩语，有 短评数则，有自己和别人所题的诗、词，还有时常附加在译文中的按语和评语。这种种都对原作的意义或艺术作了阐明或赞赏。尽管讲了一些迂腐和幼稚的话，流露的态度是庄严的、热烈的。他和他翻译的东西关系亲密，甚至感情冲动得暂停那支落纸如飞的笔，腾出工夫来擦眼泪”（钱钟书，：）。总之，在前期，“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钱钟书，：）。而后期的林纾欠缺“情”“意”“诚”，他的翻译只能判定为“劣媒”的“次品”。“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读来使人厌倦。这并非因为后期林译里缺少出色的原作。塞万提斯的 魔侠传 和孟德斯鸠的 鱼燕抉微 就出于后期。经过林纾 岁后没精打采的翻译，它们竟像 鱼雁抉微 里嘲笑的神学著作，仿佛能和安眠药比赛功效。塞万提斯的生气勃勃、浩瀚流走的原文和林纾的死气沉沉、支离纠绕的译文，孟德斯鸠的 神笔 和林纾的钝笔，成为残酷的对照。说也奇怪，同一个哈葛德的作品，后期所译 铁盒头颅 之类，也比前期所译他的任何一部书来得沉闷。袁枚论诗的 老手颓唐 那四个字，完全可以移评后期林纾；一个老手或能手不肯或不复能费心卖力，只依仗积累的一点儿熟练来搪塞敷衍。后期翻译所产生的印象是，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的秃笔，要达到 一时千言 的指标。他对所译的作品不再欣赏，也不甚感觉兴趣，除非是博取稿费的兴趣。换句话说，这种翻译只是林纾的 造币厂 承应的一项买卖”（钱钟书，：）。这是说译者在文笔上的搪塞敷衍和牟利的企图。另外，副文本的短少也表现了译者的懈怠冷漠。“他不像以前那样亲热、隆重地对待他所译的作品；他整个态度显得随便，竟可以说是淡漠或冷淡。假如翻译工作是 文学因缘，那么林纾后期的翻译颇像他所译的书名 冰雪因缘 了”（钱钟书，：）。“冰雪因缘”不仅呼应了上文所述“媒”字的“金玉良缘”般的“因缘”说，而且因为借用了林译小说的书名，显得妙手天成。从译者的态度、心理、情感和意志角度论析林纾的前后期的翻译，钱先生的论析睿智、深刻、别致、生动。中外卓有成就的翻译家都有类似的体会和表述。英国汉学家韦利强调发挥译者主体的“情”“知”“志”，去迎合作者的“情”“知”“志”，特别强调其中的“情”（张西平，：）。傅雷对翻译家提出的要求是“像宗教家一般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刻苦顽强”（傅雷，：）。傅雷讲的就是译者的“情”“意”“诚”“知”。韦利和傅雷的说法均可视作钱先生关于文学译者资质见解的佐证。钱钟书“化境”论之“媒”字的当代训释“文字媒介”：翻译语体与风格研究的亮点和盲点“媒”字本节训释为“文字媒介”。这是“媒”字翻译体系的第三个项目。文字媒介是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双向交流和传播接受之间的最重要的“居间”物，而文学类译文的传播接受效果与译文文体（语体和风格）有很大关系。对于林纾的翻译来说尤其如此。当时的许多读者读林译小说主要是冲着林纾的古文去的。因此，选择合适的语体和风格能起到很好的“居间”引诱作用，反之则会起到不好的“离间”排斥作用。翻译是文字的艺术，而文学翻译更重视文体的艺术性。钱钟书的文艺批评历来以形式主义批评为主。对于林译小说的研究，他必然会以文体为重要研究内容。从“林纾是 古文家（钱钟书，：）”到“那类老话重说一遍了（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花了四分之一的篇幅集中论析林纾的译文文体。然而，钱先生没有用“化境”论的四个关键字去统摄。初读起来，这一部分内容似乎游离于论文主题外。这似乎可以理解为 林纾的翻译 的“盲点”。仔细斟酌之后，我们将之归纳到化境论的“媒”字，概括为“文字媒介”，具体落实为文体。如此处理，可以将“盲点”点化为“亮点”。“汉化”“欧化”语体之辨与林纾翻译语体的细致辨析凭借杰出的多语能力和深厚的文学修养，钱钟书对林纾的语体的辨析细致入微，新见迭出。首先是关于林译语体的“汉化”“欧化”之辨。在 林纾的翻译 的绪论，钱钟书引用了希莱尔马诃区分的两种翻译法。“就文体或风格而论 一种尽量 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 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钱钟书 ：）。“欧化”和“汉化”相当于今天译界耳熟能详的“异化”和“归化”。林纾不懂外文，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他完全采用“汉化”的翻译法。钱先生独具慧眼，拈出并详析了林译欧化的三种表现（钱钟书，：）。这说明翻译的“欧化”和“汉化”并非泾渭分明，只是以何为主体的问题。即使不通外文如林纾，只要从事翻译，语体含有异化因子必不可免。其次是关于林译的“古文”问题。林纾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家。他的朋友们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众口一词，说他用古文来译外国小说。钱先生对这一“定论”提出了疑问。除了对“古文义法”作精彩的辨析外（钱钟书，：），他指出“林纾并没有用 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 古文 译小说”（钱钟书，：）。“它虽然保留若干 古文成分，但比 古文 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钱先生指出林译有古文里绝不容许的文言“隽语”“佻巧语”、白话口语、流行的外来新名词、“小说语”、“轻儇语”。据此钱先生指出林纾的译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外国语文研究 现实与再现弹性的文言”（钱钟书，：）。钱先生对中文正统和边缘文体无所不窥，对文言和白话无体不精。只有这样的通人才敢作这样斩钉截铁的论断，颠覆了百年来的定论。林译风格辨析的亮点和盲点风格的形成首要与语体的营构有关。由于“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的使用，钱钟书指出林纾的翻译风格特征是“明爽轻快”（钱钟书，：）或“晓畅明白”（钱钟书，：），鲜明地区别于哈葛德原文的“滞重粗滥”。韦利在评论林纾翻译风格的时褒奖有加，指出他的风格“简洁、清晰而有力”。“是他那强有力和生动的风格，使他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译者”（张西平，：）。毋庸置疑，林纾是有鲜明风格的翻译家。韦利与钱先生的翻译批评所见略同。这也可以视为钱氏风格辨析的亮点。但是，林纾的风格不能仅以“明爽轻快”或“简洁、清晰而有力”来概括。由于他翻译了众多不同国度、不同流派、不同作者的译作，其译文风格呈现出多元的特征。林译小说中夸饰与凝练、油滑与阴冷、流利与钝涩、朴讷与雅训、激越与低抑、清新与烂熟等各类风格均有。有时不同风格甚至共存于同一部作品中。钱钟书以 滑稽外史 的两小节作为林纾翻译增补渲染的例证。“林纾往往捐助自己的 谐谑，为迭更司的幽默加油加酱”（钱钟书，：）。又说：“林纾的改笔过火得仿佛插科打诨”（钱钟书，：）。这里韦利用英伦的“幽默”（张西平，：）或用中国本土的“谐谑”都不能恰如其分的形容。林纾这种“油脂性”很高的文字，最好用中国传统的“油滑”去形容。“油滑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喜剧性风格，具有类似戏剧中丑角那样的插科打诨的性质”，它的特征是“笑虐失度，夸饰失真”，与西方式幽默的“笑而不虑，哀而不伤，很有节制感、分寸感”（李寄，：），异趣殊途。再举林译中中国特色显著的“阴冷”为例。“倘若油滑是一种浮在字表的、显见的 热 幽默，那么阴冷则是隐现于字里行间、由特定语境凸显出的 冷 幽默”（李寄，：）。贼史 第二章：“凡遇无名而死之儿，医生则曰 吾剖腹视之，其中殊无物。史氏曰：儿之死，正以腹中无物耳！有物焉能死？”（钱钟书，：）。林纾添加的“史氏曰”为医生的客观陈述增加了“阴冷”的氛围。其他如哈葛德探险小说的光怪陆离、司各特历史战争小说的昂扬激越、黑奴吁天录 的晓畅明白、巴黎茶花女遗事 的朴讷古色等等，不一而足。钱钟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多的文体家之一。他对于古今中外作家的语体和风格高度敏感，精于辨析，可谓当世无双。他对于林译小说的“文字媒介”暨语体和风格的论析也不例外，亮点多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对林译小说风格的辨析失之笼统。但是，他对译者“文字媒介”研究的重视和研究进路值得认真学习。钱钟书“化境”论之“媒”字的当代训释 不可或缺的“媒”：翻译出版媒体以上几节论述了“媒”字的几个子项目：“做媒”“媒人”“文字媒介”，初步建构了“媒”字的翻译体系。这个体系要完备，必须添加一个与翻译息息相关但常被忽视的“媒”“出版媒体”。“媒”字本节训释为“出版媒体”。这是“媒”字翻译体系的第四个项目。遗憾的是，钱钟书对出版媒体虽然数度提及，但他未予系统阐发。我们认为本文的“媒”字研究基于钱先生的研究，但又不仅限于他的研究。对译学前贤的学习预设了对他们的超越。出版媒体居间于译者与读者两方。一方面，出版媒体常常决定着是否出版某部作品，由谁翻译以及给与什么待遇，对译者和作品是否大力推介以及以何种方式推介，推介发行到哪个区域 国际、国内还是区域，作品如何装帧印刷以及版式如何设计，预期读者是谁以及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等等。另一方面，读者往往选择有声望的出版媒体的作品并有相当的忠诚度。读者购买阅读的热情又往往决定了出版媒体是否继续出版某位译者的译作。因此，合适的出版媒体能起到很好的传播发行作用。反之，则起不到好的传播发行效果，甚至导致译作接受的失败。林译小说在晚清民初近二十年领文坛风骚。它的巨大的成功和影响力，除了林纾本人的文学资质、声望和努力外，林译小说的主要出版媒体 商务印书馆功不可没。林译小说流播久远与商务印书馆不遗余力的推介、对译者不惜血本的资助关系甚大。钱钟书在 林纾的翻译 几次直接间接提到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 林译小说丛书 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 水浒 西游记 聊斋志异 以外另辟的世界”（钱钟书，：）。这说明商务发行的林译小说无远弗届，卖到了“我故乡的那个县城里”，受到懵懂少年的酷爱。在论文注，钱氏提到晚晴名士王闿运的议论：“外国小说一箱看完，无所取处，尚不及黄淳耀看 残唐 也！（湘绮楼日记 民国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这一 箱 很可能就是 林译小说（钱钟书，：）。”而商务印书馆恰好出过两个 林译小说丛书，都是用箱装的。可见，林译小说影响大到连保守派名士都不能忽略。事实上，林译小说甚至发行到海外，受到了留洋学生的追捧。“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社去把他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薛绥之 张俊才，：）。林纾的翻译 还有一处间接提到了商务。“这种翻译只是林纾的 造币厂 承应的一项买卖”（钱钟书，：）。这里暗示商务给林纾提供了极为丰厚的译酬。以上种种说明虽然钱先生没有明确提到出版媒体在林译小说传播上起过的作用并作专题讨外国语文研究 现实与再现论，但出版媒体客观上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商务印书馆是林纾最有力的出版媒体。从 年与林纾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后，商务不遗余力用各种方式对林译小说进行推介。查询林译小说目录，我们发现林译小说绝大多数由商务出版。商务推介林译小说的另一个方式是出版丛书，即上文提到的商务印书馆出过两个 林译小说丛书，由箱装，便于读者购买、阅读和收藏。商务不仅为林纾出版译作的单行本和丛书，而且在自己主办的文学刊物中连载林译小说。最突出的便是 小说月报。小说月报 在 年由商务创刊，因经营得力，很快闻名全国。小说月报 自创刊起到 年刊载林译小说 余部。平均起来，几乎每期都有一篇，甚至同时有两篇。小说月报 不仅大量刊载，还在醒目的位置为林译小说的单行本做广告。如第四卷第一期的目录后就是林琴南译言情小说 迦茵小传 红礁画桨录 洪罕女郎传 玉雪留痕 的广告。第四卷第八期的广告仍为“林琴南先生最有趣味之小说”（成昭伟、刘杰辉，；贺海琴、贺爱军，）。文学翻译研究中，出版媒体的作用已经受到了国际译学界的高度重视。在荷兰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三要素翻译操纵理论中，赞助人因素是其中之一。该理论认为出版媒体是译者最重要的赞助人之一。洋为中用。西方的翻译“赞助人”理论可以为翻译“媒”字的理论建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结语本文参照钱钟书创辟的“一字数训”的文艺训诂法，建构了“一字训数词”的现代译学训释模态，并据此对“化境”论的“媒”字作了深度诠释，对“化境”论所属的“媒”字翻译体系作了梳理、补苴和完善。基于有关“化境”论体系性的一个理论预设：“化境”论翻译体系涵盖了“化”“媒”“诱”“讹”几个次层下位翻译体系。我们认为对这些关键字分别进行深度诠析并逐个建构次层级的翻译体系是深化“化境”论研究的可能路径之一。在过去几十年，建构中国特色译学是翻译学界的不懈追求。钱先生从关键单字训诂作为翻译研究出发点，以“一字数训”建构翻译理论框架，很富于中国特色。我们对之进行了基于现代汉语的提升，提出了“一字训数词”的当代译学训释模态。这也是构建当代中国特色译学的可能路径之一。本文的译学探索得当与否，尚祈译界同仁批评指正。钱钟书“化境”论之“媒”字的当代训释参考文献陈福康，中国译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成昭伟，刘杰辉，“赞助人”视角下“林译小说”研究 商务印书馆个案分析重庆大学学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傅雷，傅雷文集文学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贺海琴，贺爱军，翻译赞助人对译家林纾的影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李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钱钟书，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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