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及其形成机制——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20的实证研究.pdf

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 2020 的实证研究黄荣贵 季诗雨 李长治摘 要:不同社会群体的全球化态度是当今公共争议的一个关键议题。虽然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底层群体倾向于反对全球化,但基于西方经验的论断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人全球化态度的群体分化。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考察家庭阶层地位对青年群体全球化态度的影响,并通过中介分析方法检验国家认同、外部威胁、利益分配感知等机制后发现,相比于中间阶层家庭,来自普通劳动者家庭和精英阶层家庭的青年大学生更有可能支持全球化,由此呈现出独特的两边高中间低的“微笑模式”,且家庭阶层地位主要通过利益分配感知机制影响青年群体的全球化态度。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心态的影响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社会政策等情境变量。关键词:全球化态度 家庭阶层地位 利益分配 青年群体理论争辩及未竟问题全球化发展给不同社会群体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分歧,全球化态度甚至成为当代意识形态光谱的新裂痕。比如,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团体强烈反对全球贸易且极力推动产业与资本的回流,而华尔街的金融财阀与西海岸的技术精英则致力于推动全球化,淡化民族国家概念。在欧洲,尽管支持全球化的政党在德国和法国等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排斥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右翼政党也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而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右翼党派则成功地赢得了执政党席位。在日本,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的少数族裔也曾多次与其他族群发生冲突。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尝试解释公众的全球化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既有研究发现,人们的全球化态度与他们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紧密关联,城市11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的网络社会心态发展规律与引导策略研究”(项目号:19ZDA14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数据驱动的网络社会思潮谱系及演进规律研究”(项目号:20YJC840017)的阶段性成果。桂勇教授对本文提出诸多重要的分析思路和修改意见,特此感谢。Roberts,A.&Lamp,N.,Six Faces of Globalization:Who Wins,Who Loses,and Why It Matter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1,p.4;Bremmer I.,Us vs.Them:The Failure of Globalism,New York:Penguin,2018,p.2.郑春荣:右翼民粹主义影响下的欧洲一体化会走向何方?,当代世界2017 年第 6 期;Teney,C.,Lacewell,O.P.&De Wilde,P.,“Winners and Losers of Globalization in Europe:Attitudes and Ideologies”,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No.4,2014,pp.575-595.Tsutsui K.,“Human Rights and Minority Activism in Japan:Transformation of Movement Actorhood and Local-global Feedback Loop”,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22,No.4,2017,pp.1050-1103.类型、经济收入、职业类型与教育程度都显著影响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其中,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针对西方社会的研究指出,中下阶层和底层工人更有可能反对全球化、更积极地参加反全球化运动,中产阶层和精英阶层则倾向于支持全球化。相较于社会底层,欧洲的中产阶层与精英阶层对全球化持有更正面的态度。关于区域一体化态度的研究发现,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群体对区域化进程和全球交往持有更为开放的态度。与之相对,以蓝领工人为代表的底层群体积极地参与反全球化运动。随着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两股力量的政治角逐,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全球化态度的差异日趋明显,即底层群体倾向于反对全球化,而精英阶层倾向于支持全球化。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了不一样的景象。非发达国家的底层和边缘群体往往积极地利用全球联系来谋求自身的利益,他们不仅更认同全球化同时也更支持全球化。鉴于社会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的关联模式存在国别差异,中国不同社会群体对全球化的态度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学界也尚未就此达成一致见解。与之相关的是,如果普通劳动者群体的全球化态度不同于其他阶层群体,那么阶层地位究竟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塑造人们的全球化态度?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通过系统的量化分析来考察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家庭阶层地位和全球化态度之间的关联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家庭阶层地位影响全球化态度的潜在机制。在当今全球社会发展的新情境下,随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的较量与角逐、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思潮的抬头,关于全球化的争论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塑造当代青年世界观的重要力量。为此,准确刻画家庭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的关系,并剖析家庭阶层地位影响青年人全球化态度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解全球化态度的群体分化由于家庭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不存在普遍的线性关联模式,因此有必要通过群体比较视角来考察家庭阶层地位对全球化态度的影响。不失一般性,本文将聚焦比较成长于普通劳动者家庭、中间阶层家庭和精英阶层家庭的青年大学生的全球化态度。全球化促进了商品的全球流动,强化了跨文化联系,增加了人们对其他国家的认识和理解,并由此催生了寰宇主义文化,而寰宇主义者更有可能对全球化持有正面的态度。现有研究表明,生活在大城市的群体更有可能持有寰宇主义立场,因此也更倾向于支持全球化。类似地,由于青年群体具有更高的外语水平、拥有更多的接触外2112023.4Brett,J.&Moran,A.,“Cosmopolitan Nationalism:Ordinary People Making Sense of Diversity”,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17,No.1,2011,pp.188-206;Sassen S.,“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alist States:How to Derail What Could Be an Interesting Debate:A Re-sponse to Hill and Kim”,Urban Studies,Vol.38,No.13,2001,pp.2537-2540.Pichler F.,“Down-to-earth Cosmopolitanism: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easurements of Cosmopolitanism in Survey Research”,CurrentSociology,Vol.57,No.5,2009,pp.704-732.Tucker,J.A.,Pacek,A.C.&Berinsky,A.J.,“Transitional Winners and Losers:Attitudes Toward EU Membership in Post-communistCountri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6,No.3,2002,pp.557-571.Della Porta,D.,et al.,Global Justice Movement:Cross-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London:Routledge,2015,p.2.Zhou,M.,“Social and Individual Sources of Self-identification as Global Citizens:Evidence from the Interactive Multilevel Model”,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Vol.59,No.1,2016,pp.153-176;Gorman,B.&Seguin,C.,“World Citizens on the Periphery:Threat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Global Socie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24,No.3,2018,pp.705-761;Gorman,B.&Seguin,C.,“Who Sup-ports Global Cooperation?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ism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ocial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ociological Science,Vol.7,No.24,2020,pp.570-598.Pichler,F.,“Down-to-earth Cosmopolitanism: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easurements of Cosmopolitanism in Survey Research”,CurrentSociology,Vol.57,No.5,2009,pp.704-732.Brett,J.&Moran,A.,“Cosmopolitan Nationalism:Ordinary People Making Sense of Diversity”,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17,No.1,2011,pp.188-206.国文化的机会,他们也更可能持积极的全球化态度。与这些理论观点相一致,成长于精英阶层家庭的青年人有更多的机会亲历全球化过程,消费外国商品、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乃至拥有广泛的跨国社会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与成长于中间阶层家庭的青年人相比,成长于精英阶层家庭的青年人更可能持支持全球化的态度立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 1:相比于中间阶层,成长于精英阶层家庭的青年更加支持全球化。虽然普通劳动者群体的寰宇主义倾向较低,但他们并不必然反对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普通劳动者群体的全球化态度更多源于他们自身接触全球化过程的经历,尤其是他们所体验到的全球化过程对日常生活和生活机会的重塑。经济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普通劳动者群体的经济利益受损。对非发达国家的研究已经指出,底层群体会积极利用全球化进程来为自身谋取经济利益,而不是反对全球化。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致,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获得收入的机会,而不是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威胁。因此,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群体并不必然反对全球化。政治上,全球化并不必然削弱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依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对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密不可分,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与全球化进程之间形成协同关系。由于普通劳动者群体的生活状况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他们的国家认同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立场之间具有同一性而不是矛盾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 2:相比于中间阶层,成长于普通劳动者家庭的青年更加支持全球化。结合上文的分析与现有的文献可知,家庭阶层地位影响全球化态度的潜在机制包括国家认同机制、外部威胁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然而,究竟哪个中介机制能够更好地解释家庭阶层地位和全球化态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待检验的经验问题。为了将本研究置于学术研究脉络中,下文将简要回顾与这三个中介机制有关的相关文献。国家认同机制认为,个人对所属民族国家的认同度在塑造全球化态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人们的经济条件、物质丰裕程度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系统联系,通常物资相对匮乏的社会群体具有更强烈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全球化力量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被凸显并由此带来寰宇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往往意味着爱国311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 2020 的实证研究Sassen,S.,“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alist States:How to Derail What Could Be an Interesting Debate:A Response to Hill and Kim”,Urban Studies,Vol.38,No.13,2001,pp.2537-2540.Tucker,J.A.,Pacek,A.C.&Berinsky,A.J.,“Transitional Winners and Losers:Attitudes Toward EU Membership in Post-communistCountri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6,No.3,2002,pp.557-571;Hobolt,S.B.,“Ever Closer or Ever Wider?PublicAttitudes Towards Further Enlargement and Inte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21,No.5,2014,pp.664-680.Zhou,M.,“Social and Individual Sources of Self-identification as Global Citizens:Evidence from the Interactive Multilevel Model”,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Vol.59,No.1,2016,pp.153-176;Gorman,B.&Seguin C.,“World Citizens on the Periphery:Threat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Global Socie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24,No.3,2018,pp.705-761;Gorman,B.&Seguin,C.,“Who Sup-ports Global Cooperation?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ism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ocial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ociological Science,Vol.7,No.24,2020,pp.570-598.Mann,M.,“Has 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Nation-stat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4,No.3,1997,pp.472-496.Roberts,A.&Lamp,N.,Six Faces of Globalization:Who Wins,Who Loses,and Why It Matters,2021,p.4.Inglehart,R.&Baker,W.E.,“Modernization,Cultural Change,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5,No.1,2000,pp.19-51.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2 页。主义和排外主义,这甚至会激起反全球化行动。然而,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既可能带来排外的立场,也可能促进开放包容的态度;既可能销蚀全球化的支持力量,也可能会强化对全球化的积极评价。换言之,虽然国家认同和全球化态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但两者的关系依赖于公众所处的国家情境。外部威胁机制强调人们关于外部威胁的感知在全球化态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人们所感知到的来自国外的威胁,而不是作为客观事实的外部威胁,更有可能促使民众就一些重要的政策和议题达成一致的态度。比如,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他们的政治观念的极化。一般而言,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偏低、社会阶层较低的人群更有可能将外国视为威胁,他们不仅具有更强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也是支持逆全球化政策的主要力量。在中美大国竞争的大变局中,对美国逆全球化政策的感知是理解中国民众全球化态度的一个关键线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封锁行动影响了中国与全球的经济联系、重塑了公众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并由此引发了公众对全球化和技术自主的网络辩论。在此情境中,中国青年对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外部威胁的感知将或多或少影响他们的全球化态度。利益分配机制认为全球化进程会重塑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格局,进而影响他们的全球化态度。研究表明,全球化扩大了各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在美国,约 20%的社会底层人口收入增长水平不仅低于上层,甚至还低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增长水平。对欧美国家而言,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上层精英群体带来了数倍于其他群体的收入增长,而底层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连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水平都无法达到。在此背景下,占据较高经济地位的人群在经济和贸易全球化中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也因此倾向于支持全球化。相反,底层群体因利益受损而反对全球化。这也解释了西方民众的全球化态度所呈现出的“跷跷板模式”。在中国,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格局重构依然是理解青年群体家庭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关系的重要机制。然而,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群体是否必然成为“全球化的输家”是一个经验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具体脉络。综上所述,虽然国家认同、外部威胁感知和利益分配是家庭阶层地位影响青年全球化态度的潜在中介机制,但究竟哪个作用机制最具有解释力则有待实证研究的检验。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国家认同机制、外部威胁感知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能否有效解释家庭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一)研究对象本文使用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 2020 的数据来检验家庭社会阶层地位对全球化态度的影4112023.4于海涛、张雁军、乔亲才: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认同内容及其对群际行为的影响,心理科学进展2014 年第 5 期。Norris,P.&Inglehart,R.,Cosmopolitan Communications:Cultural Divers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09,p.175.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第 194 页;李春玲、刘森林: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 基于 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4 期。Myrick,R.,“Do External Threats Unite or Divide?Security Crises,Rivalries,and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75,No.4,2021,pp.921-958.Bafumi,J.&Parent,J.M.,“International Polarity and Americas Polariza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9,No.1,2012,pp.1-35.Xie,Y.&Jin,Y.,“Global Attitudes Toward China:Trends and Correlat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31,No.133,2021,pp.1-16.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223 页。罗皓文、赵晓磊、王煜:当代经济全球化:崩溃抑或重生?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21 年第 10 期。Fischer,S.,“Globalization and Its Challeng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3,No.2,2003,pp.1-30;高柏、草苍: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 逆全球化现象的因果机制分析,文化纵横2016 年第 6 期。Milanovic,B.,Global Inequality: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p.11.响。以青年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1)大学生群体是中国社会未来的“中流砥柱”,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对于全球化这一社会进程而言,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群体心态有可能影响未来一二十年间全球化的走向。系统分析青年大学生的全球化态度,有利于前瞻性地判断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2)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阶层地位的影响,是家庭态度与观念的折射,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也有助于控制工作经历等因素的混淆效应。(3)大学生群体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更少受全球化进程的直接影响,如果他们的全球化态度取决于家庭阶层地位,则类似的态度分化对已步入社会的群体而言应该更明显。可见,通过大学生群体来探究全球化态度的群体分化具有合理性。(二)数据来源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数据由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于 2020 年 12 月收集。考虑到社会心态与价值观的线下调查较易受社会赞许度等因素的影响以及网络调查的便捷性优势,本数据通过线上调查方式收集。该数据收集方法已被成功用于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研究。调查问卷通过一款以高校大学生为主要用户群的辅助教学与生活类软件发放。该网络平台的用户涵盖八百余所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国内高校,且用户均经过学校数据的认证。遵循在线调查的常规做法,调查限定每个账号仅能回答一份问卷。后续的数据分析剔除回答时间过短或明显异常的问卷,最终的数据包含 60913 个样本。其中,女性约占 56.5%,该比例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致,即女大学生的比例略高于男大学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网络平台的用户具有多元性和代表性等优势,但是线上调查可能会遗漏不愿答题的用户,因此对本文的研究发现的解读需要综合考虑这一局限。(三)变量测量1.因变量:全球化态度现有研究常使用单一题器的总体性评价来测量公众的全球化态度。与现有文献一致,本文使用一个总体性评价来测量大学生的全球化态度。问卷询问他们对“全球化利大于弊”的赞同程度,其中选项包括反对(编码为 1)、无所谓(编码为 2)、支持(编码为 3)。该因变量为定序变量,因此下文使用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来检验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2.解释变量:家庭阶层地位本文使用大学生父亲的职业地位作为家庭阶层地位的测量指标。具体而言,通过父亲职业与工作岗位等级两个变量将父亲职业转换为 10 分类 EGP 分层框架,其中将较高层级(I-II)对应的“企业经营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工程师等)”以及“党政军工作人员”中的管理者编码为“精英阶层”,将 EGP 分类较低层级(VI-VIIb)对应的“工人”与“农民”中的非管理者编码为“普通劳动者”,其他则编码为“中间阶层”,由此得到一个3 分类的家庭阶层地位变量。在回归分析中,“中间阶层”设置为虚拟变量的参照群体。511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 2020 的实证研究刘波:青年学生价值观形成的一般过程与内在机制,思想教育研究2010 年第 2 期。马得勇、王丽娜: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 一个实证的分析,社会2015 年第 5 期;Pan,J.&Xu,Y.,“ChinasIdeological Spectrum”,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80,No.1,2018,pp.254-273.Teney C.,Lacewell,O.P.&De Wilde,P.,“Winners and Losers of Globalization in Europe:Attitudes and Ideologies”,European PoliticalScience Review,Vol.6,No.4,2014,pp.575-595;Woodward,I.,Skrbis,Z.&Bean,C.,“Attitudes Towards Globalization and Cosmopoli-tanism:Cultural Diversity,Personal Consumption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59,No.2,2008,pp.207-226.除总体性评价外,另一种常用的测量方法是询问被访者是否赞同全球化为所在的国家带来益处,可参见 Gorman,B.&Seguin,C.,“Who Supports Global Cooperation?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ism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ocial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ociologicalScience,Vol.7,No.24,2020,pp.570-598;Pichler,F.,“Down-to-earth Cosmopolitanism: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easurements ofCosmopolitanism in Survey Research”,Current Sociology,Vol.57,No.5,2009,pp.704-732;Waldron,J.,“What Is Cosmopolitan?”,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Vol.8,No.2,2000,pp.227-243。参见 Gorman,B.&Seguin,C.,“Who Supports Global Cooperation?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ism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ocial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ociological Science,Vol.7,No.24,2020,pp.570-598;Pichler,F.,“Down-to-earth Cosmopolitanism: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easurements of Cosmopolitanism in Survey Research”,Current Sociology,Vol.57,No.5,2009,pp.704-732。3.中介变量国家认同机制对应的中介变量为国家认同。由于学界对国家认同的测量尚未取得广泛共识,本文将结合国家认同的理论设计测量指标。理论上,国家认同是指民众对和国家相关的组织、制度以及价值规范的认同。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组织、制度和价值规范三个维度体现为民众对执政党、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国家利益的认同。基于此,本研究询问被访者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最适合中国国情”“为了国家利益,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以此来测量他们的国家认同度。选项包括从“非常不同意”(赋值 1 分)到“非常同意”(赋值 5分)。因子分析显示,这三个指标共同测量了一个因子,本文将其命名为国家认同因子。因子得分越高表示国家认同程度越高。就外部威胁机制而言,本研究聚焦测量青年大学生对美国威胁的感知。具体而言,问卷询问被访者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当今的全球化进程造成了挑战”的赞同程度,其选项包括从“非常不同意”(赋值1 分)到“非常同意”(赋值 5 分)。变量取值越大表示被访者感知到的美国威胁越大。就利益分配机制而言,本研究通过询问被访者对过去五年间家庭生活水平变化的感知来测量经济利益的分配。其中,选项包括“明显下降”“略微下降”“没有变化”“略微提高”“明显提高”,赋值为 1 到 5 分。变量取值高表示家庭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得到的利益更多。4.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成长地类型、出国经历、政治兴趣、性别、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其中,大学前主要成长地类型包括农村和城市两种类型。出国经历包括“出国(出境)学习或旅游”,分“有”和“没有”两种类型。政治面貌分为“共产党员”或“其他”。政治兴趣取值 1 至 5 分,分别表示“非常不感兴趣”至“完全感兴趣”。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类别变量类别百分比家庭阶层地位精英阶层5.5中间阶层68.6普通劳动者25.9性别男43.7女56.3大学前主要成长地城市71.1农村28.9政治面貌共产党员7.9其他92.1出国经历有4.5无95.5全球化利大于弊反对4.0无所谓22.4支持73.6连续变量均值标准差国家认同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4.151.05 社会主义制度最适合中国国情4.490.89 为了国家利益,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4.240.91美国威胁感知3.950.91家庭生活水平变化(利益分配感知)3.580.97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10.162.95政治兴趣3.580.79全球化态度“微笑模式”的形成机制(一)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描述统计表明(表 1),73.6%的被访者认同“全球化利大于弊”。可见,支持全球化仍然是青年大学生群体的主流态度。该结果也佐证了现有研究发现,即中国公众对全球化具有较高的支持水平。序次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表 2),成长于底层家庭的青年大学生倾向于支持全球化的比数是成长于中间阶层家庭的青年大学生的 1.16 倍(e0.146);类似地,成长于精英家庭的青年大学生持支持全球化态度的比数是中间阶层家庭大学生的1.18 倍(e0.161)。可见,研究假设 1 和 2 得到数据的支持。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通常认为,精英群体与底层群体在职业、收入、教育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和政策偏好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和裂痕,在全球化态度方面也不例外。6112023.4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8 期;马得勇: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世界民族2012 年第3 期;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严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48352 页。Lee,F.L.,et al.,Communication,Public Opinion,and Globalization in Urban China,London:Routledge,2014,pp.125-151.然而,对中国青年大学生的分析却发现,与中间阶层相比,来自精英阶层家庭和普通劳动者家庭的大学生均更加支持全球化,全球化态度也因此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微笑模式”。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表明中国社会各群体具有独特的心态特征,精英群体与普通劳动者群体在诸如全球化等重要议题上似乎摒弃了群体间的隔阂。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究竟是何种社会机制让两个迥异的群体在面对全球化时均“扬起了嘴角”呢?下文将通过中介分析对三种潜在的机制进行检验,以加深我们对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关系的认识。表2 关于全球化态度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分析(N=58535)主要变量系数(标准误)家庭阶层地位(参照组为中间阶层)精英阶层.161(.047)普通劳动者.146(.022)大学前成长于城市.103(.021)共产党员-.075(.035)有出国经历-.129(.046)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041(.003)男性.197(.019)政治兴趣.233(.012)截距 12.809(.067)截距 22.651(.053)Deviance78450Log-likelihood-39225 注:p.05,p.01,p.001。下同。(二)连接家庭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的机制:国家认同、外部威胁还是利益分配?本节使用因果中介分析方法对国家认同、外部威胁感知和利益分配这三个中介机制进行检验。因果中介方法基于反事实框架,能较好地反映统计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该模型借助准贝叶斯蒙特卡洛逼近原理,利用计算机仿真计算出平均中介效应、直接效应与总效应。其中,中介效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公式如下:(t)Yi(t,Mi(1)-Yi(t,Mi(0)(t)Yi(1,Mi(t)-Yi(0,Mi(t)iYi(1,Mi(1)-Yi(0,Mi(0)其中,(t)表示当处理变量为 t(取值为 1 或0)时的中介效应,(t)表示当处理变量为 t 时的直接效应,M(t)、M(0)为对应处理变量取值下的中介变量,i为总效应。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更准确地识别某个特定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笔者在分析的同时控制了其他中介变量。1.国家认同机制表 3 模型 1 是以国家认同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反映了家庭阶层地位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相比于中间阶层家庭,来自普通劳动者家庭的青年大学生具有更高水平的国家认同(回归系数为 0.035 且显著);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来自精英阶层家庭的大学生与中间阶层家庭的大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模型 2 是关于全球化态度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该模型引入了国家认同这个中介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国家认同显著提高了人们对全球化的积极评价。可见,国家认同对中国民众全球化态度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涵。以国家为核心的价值观对民众具有强烈的影响,是民众价值观形成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更重要的是,国家认同与全球化态度之间未必互相掣肘。对此的一种解释是,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笔者将中间阶层家庭作为控制组,精英阶层家庭作为处理组进行中介分析发现,平均中介效应不显著。可见,国家认同不能有效解释精英阶层和中间阶层青年的全球化态度差异。如果将普通劳动者家庭作为处理组进行因果中介分析,则平均中介效应显著,该效应约占总效应的 13%。可见,国家认同可以部分地解释普通劳动者家庭和中间阶层家庭青年的全球化态度差异。综上,711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 2020 的实证研究Imai,K.,Keele,L.&Tingley,D.,“A General Approach to 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Psychological Methods,Vol.15,No.4,2010,pp.309-334.李春玲、刘森林: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 基于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4 期。国家认同机制仅能部分解释全球化态度“微笑模式”靠近底层的一端。表 3 对国家认同机制的因果中介分析(N=56297)模型 1(国家认同)模型 2(全球化态度)家庭阶层地位(参照组为中间阶层)精英阶层-.016(.018).143(.052)普通劳动者.035(.009).085(.024)中介变量:国家认同.390(.011)控制其他中介变量是控制变量是是因果中介分析(精英 vs 中间)“不支持”的概率“无所谓”的概率“支持”的概率平均中介效应.0004.0016-.0020平均直接效应-.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