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职业分化：概念解析与历史演进.pdf

农民职业分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曾经最大的职业群体,农民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内容和方式随劳动分工的深化而不断发生深刻变化,大量农民的就业形态发生改变。本文界定和厘清了与农民职业分化相关的基本术语,简要梳理了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过程,并以农机化服务为例分析了农业农村内部的职业分化过程。?关键词农民职业分化 新型职业农民 就业取向?农民职业分化是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式动态变化的外部表征。从理论上讲,农民在生产领域的职业分化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的重新配置,有利于生产经营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动包括种养殖、农机服务等专业农户在内的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而在生活领域的职业分化有利于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生活需要,有利于推动农村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农民职业分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体现,也是2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民职业分化的就业取向、演进机制与资源配置效应研究”(20BSH063)。樊祥成(1980 ),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刘钰洲(1999 ),山东省畜牧经济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农民职业分化:概念解析与历史演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一 概念解析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归宿,而基本术语则是研究学术问题和建构理论框架的出发点。关于农民职业分化问题的研究,需要从界定和厘清与之相关的职业、农民、职业分化、农民职业分化、职业农民等基本术语入手,进而梳理出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一)职业在中文语境下,“职业”一词具有多重意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简称“2015 年版 大典”)的定义,职业是指从业人员为获取主要生活来源所从事的社会工作类别。而 辞海(第七版)对“职业”的解释有两个:一是指人们所从事,赖以谋生的工作的性质、内容和方式,这一解释与 2015 年版 大典 对职业的定义基本一致;二是指依人们参加社会劳动的性质和形式而划分的社会劳动集团。前者相当于英文语境下的 occupation,强调从业人员具备高度专业化的知识;而后者则与 occupational groups 基本对应。根据工作性质的同一性或相似性,2015 年版 大典 对社会职业进行系统划分和归类,确定了 8个大类 75 个中类 434 个小类 1481 个职业,并列出 2670 个工种。能被称为职业的社会工作须具备以下五个特征:第一,目的性,即以获得现金或实物等报酬为目的;第二,社会性,即职业是从业人员在特定社会生活环境中所从事的一种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互关联、相互服务的社会34何明:问题意识与意识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特征、来源与应答,学术月刊2008 年第 10 期。辜正坤:外来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4 期。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中国人事出版社,2015,第 12 页。辞海(第七版),https:/ 年 7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示了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由于截至本文成稿时,2022 年版 大典 尚未上市,本文相关研究仍参照 2015 年版 大典。经济动态与评论(第12辑)活动;第三,稳定性,即职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并具有较长生命周期;第四,规范性,即职业活动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第五,群体性,即职业必须具有一定的从业人数。虽然职业必须具备稳定性,但职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消费结构升级等都会催生新职业,淘汰旧职业。两个版本 大典 的增补、修订也体现出职业的更迭。1999 年版大典 的 2005 年增补本收录了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自 1999 年版 大典颁布后至2005 年确立的77 个新职业,2006 年增补本收录了2005 2006 年确立的 82 个新职业(工种),2007 年增补本收录了 2007 年确立的 31 个新职业。与 1999 年版 大典(含 2005 年、2006 年、2007 年增补本)相比,2015 年版 大典 维持 8 个大类不变,增加了 9 个中类和 21 个小类,减少了 205 个职业,取消了 342 个“其他”余类职业。而且,自 2015年版 大典 发布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国家统计局办公室三部门又分别于 2019 年 4 月、2020 年 2月、2020 年 6 月、2021 年 3 月发布了 4 批 56 个新职业,包括与农业农村领域工作内容密切相关的无人机驾驶员、农业经理人等社会工作类别。44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中国人事出版社,2015,第 12 页。其中包括原信息产业部对 2005 年增补本中所列的部分电信、邮政职业分类进行调整后确定的 26 个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07 增补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第4 页。目前,无人机驾驶员就业领域的行业分布居前四位的分别是影视航拍(17.25%)、农林植保(14.81%)、电力巡检(13.01%)、航空测绘(11.67%),这四大领域的从业人数达到总数的 56.74%。参见董红祥 无人机驾驶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019 年第 10 期。2019 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国家统计局办公室三部门联合发布了 4 批新职业。其中,2019 年 4 月,确定了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等 13 个新职业信息,调整变更了 4 个职业(工种)信息,新增了 3 个工种信息;2020年 2 月,确定了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 16 个新职业信息,调整变更了 11 个职业信息;2020 年 6 月,遴选确定了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等 9 个新职业信息,调整变更了 7 个职业信息;2021 年 3 月,遴选确定了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等 18 个新职业信息,调整变更了19 个职业信息。2022 年 6 月,它们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 18 个职业信息进行公示,其中包括与农业农村领域工作内容密切相关的民宿管家、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职业。参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发布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2019 年 4月1 日,http:/ 年版 大典 就是把农民的工作性质、内容界定在农、林、牧、渔业的直接生产领域。2015 年版 大典 在对 1999 年版大典 进行修订时注意到,随着中国农、林、牧、渔业生产环境、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以及生产分工的变化,当年对农民的界定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这种不适应主要体现在,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兴起,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工作的人员大量涌现。因此,2015 年版 大典 调整了农民这一职业所涉及的社会工作类别,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农、林、牧、渔业生产辅助工作,包括农业生产服务、动植物疫病防治、农村能源利用、农村环境保护、农机化服务、农副林特产品初加工以及其他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活动;调出一部分原来的内容,即把水利设施管养归并到第四大类“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并将第五大类名称由“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修订为“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如前所述,根据近年来的实践发展和形势需要,2019 年,人力资源社会(接上页注)t20211227_431368.html;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发布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2020 年 2 月 25 日,http:/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发布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2020 年 6 月 28 日,http:/ 431394.html;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发布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2021 年 3 月 9 日,http:/ 411360.html;关于对拟发布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2022 年 6 月 14 日,http:/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发布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的通知 又在第四大类“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中增加了“无人机驾驶员”一类职业,在第五大类“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中增加了“农业经理人”一类职业。(三)职业分化与农民职业分化职业分化是指伴随劳动分工的深化,某一职业群体的部分从业人员从原来所属的社会工作类别进入与之相关(但工作性质和技术水平有所差别)或者不相关类别的社会工作的现象。也就是说,一旦某一职业群体的部分从业人员持续而稳定地离开原来的职业进入其他新职业,我们就说这一职业群体发生了职业分化。职业流动是与职业分化含义相近的一个概念。职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职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动。两者都以职业变动为研究对象,但职业流动主要关注人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某一职业或职位到另一职业或职位的变更现象,其重要的研究领域包括职业流动的调节机制、职业流动对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代际代内职业流动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等内容;而职业分化主要关注职业群体从业人员离开本职业进入其他职业的现象,不包括同一职业中职位的升迁,也不持续考察离开本职业后从业人员后续的职业变更。农民职业分化就是部分以农、林、牧、渔业生产为职业原点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其他职业领域的现象。具体的职业领域包括从事非农工作,农、林、牧、渔业生产辅助工作以及其他各类农村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虽然亚当斯密认为农业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但是很多农、林、牧、渔业生产辅助工作的确已经成为独立的生产活动。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农民职业分化的过程也是创造尚未列入职业分类的新职业的过程。农、林、牧、渔业生产辅助工作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生产64如果工作性质具有相似性、技能水平也具有相似性,那么就是同一种职业了。陈成文、许一波:当前中国职业流动问题研究综述,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亚当斯密根据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得出结论:农业不可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这也许是导致农业劳动生产力总是不能与制造业劳动生产力同步提高的原因。参见 英 亚当斯密 国富论,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某些生产活动有可能成为被国家认可的职业,也有可能只是稳定地存续一段时间却未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农民职业分化:概念解析与历史演进服务和生活服务中的很多工作(比如农产品经纪人、快递员等)是在农民职业分化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并得到国家职业分类认可的。在理想状态下,农民可以进入中国目前任何一种职业。但是,由于现实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农民不可能进入所有的职业领域。从理论上讲,农民职业分化最可能发生在与农、林、牧、渔业生产相关且进入壁垒不高的职业领域。职业分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把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人员作为一个整体,农民职业分化在时间维度上便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过程。从人类历史上的前两次社会大分工来看,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畜牧业生产、农业生产成为一个固定的生产门类,农民作为一大类职业开始出现;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去,自此拉开了农民职业分化的历史序幕。从这层意义上讲,其他职业是从农民这一职业中分化出来的,农民职业分化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只是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中国,农民职业分化推进的速度比较缓慢。(四)职业农民职业农民,看似与“农民”这一概念是同义反复,但体现的却是“农民”职业属性的回归。2015 年版 大典 及其后续遴选确定的新职业,为界定当前职业农民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内容和方式提供了基本参考。职业农民所从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 2015 年版 大典 中第五大类“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可以细分为6 个中类24 个小类52 个职业。另外,农田灌排人员、农产品经纪人、农产品购销员,甚至无人机驾驶员等都与农、林、牧、渔业生产密切相关,虽然在 2015 年版 大典 中被归为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但实际上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大部分是农村居民,也应该被称为职业农民。成为职业农民,只是农民职业分化就业取向中的一种。职业分化后的农民可以进入多种职业领域,具有多种就业形态。比如,2015 年版 大典 虽然把农村能源利用和农村环境保护等本质上与生产相关性较弱而与生活相关性较强的活动作为农、林、牧、渔业生产辅助活动,但是参照其对环境治理服务人员的职业分类,农村环境742015 年版 大典 确定了 1481 个职业,截至本文成稿时,国家遴选确定了 56 个新职业,目前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的有 1537 个职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13 198 页。经济动态与评论(第12辑)保护工作显然应该被作为生活服务类活动。也就是说,现阶段也可以把从事生活服务类活动的农村居民或农村劳动力称为职业农民,农民职业分化的就业取向包括这些社会生活服务活动。总体而言,作为一种现代产业,农业是开放的;作为一种现代职业,农民也是开放的。长期以来,就有各类经济组织、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及辅助活动领域,成长为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总之,作为农民职业分化的重要形态,职业农民这个职业群体的构成既包括农民职业分化后仍然留在农业生产及辅助和生活服务领域的那部分人,也包括新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非农村人口、经济组织等。毫无疑问,前者将是职业农民的主体。因而,职业农民是以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活动和生活服务活动为职业的自然人或法人。按照劳动者个人劳动时间配置和收入结构的不同,职业农民可以分为农业生产型职业农民、农业服务型职业农民。同时,我们把在职业分化中进入社会生活服务领域、实现稳定就业但仍然居住在农村还未实现市民化的那部分农村劳动者称为生活服务型职业农民。因此,目前职业农民包括农业生产型职业农民、农业服务型职业农民和生活服务型职业农民三个类型(见图 1)。由于不同职业类型农民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不同,他们对如何配置农业资源可能具有不同的偏好。图 1 职业农民的类型二 国内外研究述评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民就业形态的变化给予了广泛关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84同时也意味着农村环境保护人员的职业还有继续细分的可能。因为,2015 年版 大典对属于第四大类“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的“环境治理服务人员”的职业细分为保洁员、生活垃圾清运工、生活垃圾处理工、园林绿化工等;而对“农村环境保护人员”的职业细分,只有农村环境保护工一种职业。农民职业分化:概念解析与历史演进(一)国内相关研究国内学术界对农民职业分化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农民职业分化状况的研究;二是关于农民职业分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三是关于农民职业分化与农业农村发展关系的研究。1.关于农民职业分化状况的研究中国农民是一个职业分化程度非常高的劳动群体。20 世纪 80 年代,在河北省束鹿县(即现在的辛集市)157 个村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共涉及 145 种职业。在这一时期,农民被划分为八个阶层,这一划分方法至今对研究农民职业分化问题仍有指导意义。时下,理论界把农民职业分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等同起来的认识比较常见,延续兼业农户的传统思维对农民职业分化问题进行研究的做法也不在少数。有些研究虽然注意到第一产业内部从业人员开始分化,却只是一笔带过,未做深入考察。时至今日,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汇总数据,在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从事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占 10.6%;而在规模农业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从事农林牧渔服务业的人员占比已达 1.9%。周瑾和夏志禹注意到农业内部职业分化和劳动就业的市场化,认为新型职业农民进一步分化成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与专业服务型三种类型。而麦英凤和安海燕将纯农业、兼业或者非农业三种职业中全部家庭成员仅从事94乐章、于长永、许汉石:农民就业问题研究,人口与经济 2010 年第 3 期。金榜:农村职业分化状况及其社会影响,社会学研究 1986 年第 5 期。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 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社会学研究 1989 年第6 期。魏君英、何蒲明、刘红:农民分化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 1985 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0 期;陈中伟:中国农民职业分化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理论综述、发展历程、困境与耦合发展机制,兰州学刊 2018 年第 7 期。罗明忠、刘恺:职业分化、政策评价及其优化 基于农户视角,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冉陆荣:职业分化背景下农户林地流转决策行为选择分析,林业经济问题 2018 年第 4 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农民职业分化的调查,中国农村经济 1994 年第 3 期;印银银、汪丽娟、张藕香:农民分化的收入决定因素分析,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全国和省级主要指标汇总数据,国家统计局网站,2018 年 7 月 17日,http:/ 2018 年第 12 期。经济动态与评论(第12辑)任意一种职业的农户家庭的农业分化程度称为无分化;从事任意两种职业的农户家庭的农业分化程度称为半分化;从事三种职业的农户家庭的农业分化程度称为绝对分化。2.关于农民职业分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影响农民职业分化的因素多种多样。有的研究视角涵盖了影响农村劳动人口职业角色分化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关系因素,有的则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系统考察农民职业分化的影响因素。性别差异显然能够影响农民的非农就业行为,然而人力资本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等)对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更为基本。由于农民职业分化本质上是劳动分工引起的,因而影响劳动分工的因素也会影响农民职业分化。比如,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就是农业劳动分工的结果。影响农业服务主体生产的关键因素是生产性服务的市场容量,而市场容量则由交易频率和交易密度共同决定。3.关于农民职业分化与农业农村发展关系的研究农民职业分化,大到可以影响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道路,小到可以影响粮食生产、养老保障、土地流转、宅基地流转等具体问题。其中农民职业分化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系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主流的观点认为,农民非农就业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但也有观点认为,05麦英凤、安海燕:农户家庭职业分化程度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南方农村2020 年第 6 期。钟涨宝:农村劳动人口职业角色分化的差异性分析 湖北省汉川县沉湖镇段夹村个案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1 期。牟少岩:农民职业分化影响因素 以青岛市为例,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陆文聪、吴连翠:兼业农民的非农就业行为及其性别差异,中国农村经济 2011 年第 6 期。陈浩、毕永魁: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整体视角,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年第 8 期;李逸波、彭建强:农民职业分化的微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分化程度与城乡选择的二重角度,中国农村观察 2014年第 3 期。罗必良:论服务规模经营 从纵向分工到横向分工及连片专业化,中国农村经济2017 年第 11 期。韩俊:我国农户兼业化问题探析,经济研究 1988 年第 4 期;梅建明:从国内外比较看我国农户兼业化道路的选择,经济学动态 2003 年第 6 期。刘同山、孔祥智、张云华:兼业程度、地权期待与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3 年第 10 期;陈会广、张耀宇:农村妇女职业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比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农民职业分化:概念解析与历史演进兼业化经营往往是农户家庭的理性选择,非农就业率的提高不一定带来土地流转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分化了的农户对农地的功能诉求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进而会影响农户农地处置行为:那些对于未来从事农业或者非农产业的预期相对稳定的农户,倾向于选择固定期限的转出租约,并降低形成不定期租约的概率。针对这一问题,许恒周等沿用陆学艺的农民阶层划分方法,论证了农民职业分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但总体来看,在大部分地区,农民职业分化与农地流转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历程还呈现不协调状态。赵丹丹和郑继媛以非农从业人员比例、非农收入比例衡量农民分化程度,考察了农民分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虽然上述研究的视角和结论不尽相同,但学术界还是对农民职业分化的农地资源配置效应给予了高度关注。(二)国外相关研究国外学术界主要围绕农民非农就业和农户劳动配置等问题开展关于农民职业分化的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劳动分工理论、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以及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等都对农民职业分化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实证研究方面,农民非农就业的决定因素、非农工作的劳动供给等问题是其中的重要研究领域。研究发现,非农工作经历、融资和农业技能培训等因素对农场经营者及其配偶的非农就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农场规模、工资水平、家庭结构等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农场经营者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与农场规模成反比,农场规模越大,农场经营者的非农就业时间15钱忠好:非农就业是否必然导致农地流转 基于家庭内部分工的理论分析及其对中国农户兼业化的解释,中国农村经济 2008 年第 10 期。邹宝玲、罗必良:农户分化与农地转出租约期限,财经问题研究 2020 年第 3 期。许恒周、郭忠兴、郭玉燕:农民职业分化、养老保障与农村土地流转 基于南京市372 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农业技术经济 2011 年第 1 期。陈中伟:中国农民职业分化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理论综述、发展历程、困境与耦合发展机制,兰州学刊 2018 年第 7 期。赵丹丹、郑继媛:农民分化与中国乡村振兴:基于全国 31 省的动态面板证据,世界农业 2019 年第 7 期。A.K.Mishra B.K.Goodwin“Farm Income Variability and the Supply of Off-Farm Labor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9 1997 880-887.经济动态与评论(第12辑)越少、非农收入越低;而以工作小时数计算的非农就业劳动供给时间对工资水平的反应比较敏感;至于家庭结构的效应则因子女的年龄不同而大相径庭。手机的广泛应用降低了通信和信息搜索成本,显著提高了印度农民参与各种类型的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且这种效应在女性户主家庭中比男性户主家庭中更大。另外,土地继承制度、土地市场发育程度、与城市的距离以及土地肥沃程度都会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和非农就业产生影响。还有些学者研究了农民非农就业与技术选择、要素配置之间的关系,转基因技术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转基因技术不仅能够节省农业劳动时间,也能够提高农户夫妻一方的非农劳动供给:转基因农作物使用强度每增加一单位,农户夫妻一方每周非农劳动供给就会增加 9.89 小时。至于非农就业的要素配置效应,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则是它可以促进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对奥地利上奥地利州超过 5 万个农场的研究表明,非农就业状况与农场规模的两极分化程度紧密相关。非农收入显然可以补充农业收入,并起到缓冲农业收入波动影响的作用,这也是农民兼业化行为如此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对现有成果的评价现有成果从不同层面研究了农民职业分化问题,特别是农民非农就业问题,丰富了农户经济理论体系,为农民职业分化问题的进一步研究25J.Fernandez-Cornejo C.Hendricks A.Mishra“Technology Adoption and Off-Farm Household In-come The Case of Herbicide-Tolerant Soybean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37 2005 549-563.D.A.Sumner“The Off-Farm Labor Supply of Farmer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64 1982 499-509.A.Kimhi,“Family Composition and Off-Farm Participation Decisions in Israeli Farm House-holds,”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6(2004):502-512.P.Rajkhowa,M.Qaim,“Mobile Phones,Off-Farm Employment and Household Income in RuralIndia,”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3(2022):789-805.K.Kosec,H.Ghebru,B.Holtemeyer,V.Mueller,E.Schmidt,“The Effect of Land Access onYouth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Decisions: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American Journal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00(2018):931-954.H.Uematsu,“Three Essays on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the Roles of Off-Farm Labor,HumanCapital,and Risk in Contemporary US Agriculture,”LSU Doctoral Dissertations,2012,https:/digitalcommons.lsu.edu/gradschool_dissertations/3814.C.Weiss,“Farm Growth and Survival:Econometric Evidence for Individual Farms in Upper Aus-tria,”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1(1999):103-116.农民职业分化:概念解析与历史演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现有研究缺少对中国农民职业分化,特别是在农业农村领域内职业细分的细致调查,对中国农民职业分化历史演进过程的研究还不充分,对农民职业分化演进机制作用的分析有待深化,同时有必要持续关注农民职业分化的资源配置效应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持续深化关于农民职业分化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制定科学合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有利于对不同类型职业农民制定实施有针对性的扶持、激励措施,提高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三 中国农民职业分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农民职业分化最引人瞩目的领域发生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但是,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并非直线发展,而是有曲折,甚至有断点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自发流动从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土地改革完成后就出现了。由于刚刚兴起的工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再加上缺乏有效组织,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农民盲目流动的现象。国家对此十分关注,从 1953 年开始连年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努力制止农民盲目流向城市。即便如此,1958 年仍有超大规模的农民涌进城市,造成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较上年减少 3819 万人,而城镇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增加了 6648 万人。在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35武力、郑有贵主编 解决“三农”问题之路 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在 1952 年政务院发布的 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 中就曾指出,“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目前是在无组织无计划地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着”“必须大力说服农民,以克服农民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的情绪”。赵入坤:人民公社初期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管理,中共党史研究 2011 年第 6 期。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21 数据计算,1958 年乡村人口同比增长 1.04%。1958 年仅国家单位的职工人数就增加 2093 万人,比上年增加 85%(中国统计年鉴1982,第 107 页)。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城市的承载力,加剧了经济困难。从 1959 年开始城镇职工向农村回流,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开始回升;1961 年国家对职工队伍进行大精简,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恢复到正常水平。经济动态与评论(第12辑)国户口登记条例 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意在对人口迁移加以管理,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部门就业进行限制。户籍制度一经实施,就产生了城市福利体系对农村人口、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效应。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人口非农就业的门路除了上学、参军、被招工等为数不多的渠道之外,几乎被完全堵死,自然而然地成为农民是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唯一的就业选择。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重新审视“全部劳力归田”的做法,认为“将大量劳动力缩集在十几亿亩土地的种植业上,必将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农村经济萎缩”,“不改变 八亿农民搞饭吃 的局面,农民富裕不起来,国家富强不起来,四个现代化也就无从实现”。一开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思路是从调整农业农村内部的生产结构入手,鼓励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以此促进农村劳动分工,激活农村人力资源。然而,“把剩余劳力转移到多种经营方面来”只是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在农林牧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上的劳动力配置结构,摆脱了之前过度强调“以粮为纲”的束缚,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就业形态。1984 年,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鼓励农村居民发展个体工商业。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出台政策规定,“在各级政府统一管理下,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由此,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选择面逐渐宽泛起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从比重上都大幅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很大改变。从乡村就业结构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个体乡村就业人员占乡村就业人员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22.8%45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58 年第 2 期。蔡昉:中国“三农”政策的 60 年经验与教训,广东社会科学 2009 年第 6 期。这里面隐含着对农民职业分化的两层限制或者约束:一是户籍制度约束,二是以粮为纲约束。参见 1982 年中央一号文件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参见 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参见 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参见 1985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农民职业分化:概念解析与历史演进增加到 2010 年的 52.6%。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就业的速度很快,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绝对数量从 1991 年峰值时期的 3.9 亿人下降到 2020 年的 1.8 亿人,比重从 1978 年峰值时期的 70.5%下降到2020 年的 23.6%。(二)农民职业分化以非农业为主导的就业取向发生明显变化近年来,农民职业分化以非农业为主导的就业取向发生明显变化。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自 2011 年以来,无论是本地农民工还是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增速均趋缓,特别是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出现了负增长。学界关于“刘易斯拐点”的研究提醒人们:劳动力总会出现总量不足的可能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必将转移殆尽。根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计算,虽然 2010 2015 年外出农民工工资的实际增长率快速提高,但农民工数量的增长势头减弱,似乎昭示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也许正因如此,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断降温,以至趋于平静。但是,对农民职业分化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农民非农就业或者兼业行为的层面,还必须关注和研究农民职业分化就业取向出现的新变化 虽然非农就业仍是农民职业分化的重要选择,但同时农业农村内部的职业分化更趋活跃和深化,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性服务以及农村生活性服务甚至网络直播等新经济形态的农民大量涌现。(三)农业农村内部的农民职业分化过程:以农机化服务为例以农机化服务人员的产生与成长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机化55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11 计算得出。由于统计范围的变化,中国统计年鉴 在 2010年后不再出现乡镇企业乡村就业人员数量。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21 计算得出。以 2000 年不变价格计算,这 6 年中外出农民工月工资实际增长率最高达到 15.6%,实际平均增长率也达到 12.3%,但外出农民工数量的增速却从 5.5%降至 0.4%。通过中国知网查询,以“刘易斯拐点”为主题的论文从 2005 年开始出现,到 2011 年数量达到顶点,随后逐年减少,2021 年发文数量为 15 篇,截至 2022 年 12 月中旬发文数量仅为 6 篇。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段时期,中国农业机械化主要通过建设机械化国营农场和农业拖拉机站的方式推进。其中,拖拉机站通过为农民提供代耕服务,显示出农业机械化的优越性,积累了机务管理经验,培养了农机使用和管理人才。参见朱显灵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起步:19501960,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7,第页。经济动态与评论(第12辑)服务人员职业成长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农业生产中大多数生产环节的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虽然农户自购农机受到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但是农机作业从家庭经营层面分离出来的程度还非常有限,农机服务外包的条件还不成熟,农机服务市场较小,以农机服务为职业的社会劳动集团刚刚崭露头角。根据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的年报数据,1984 年,中国代耕专业户发展到 19.4 万户;到 1989 年,代耕专业户达到 21.6 万户。这表明,农机服务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增长速度不快,并且相对于中国庞大的农民群体而言,这一时期农机户的数量还比较少。纵向对比,2020 年,中国农机服务组织达到19.48 万个,农机户 3995.44 万户,乡镇农机从业人员 4966.1 万人,农机维修人员 90 万人。第二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1 世纪 00 年代末。这一时期,农机服务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便是农机跨区作业的蓬勃兴起。1995 年前后,农机跨区作业开始有组织地发展起来。利用全国各地小麦成熟期的时间差,农机经营者驾驶联合收割机由南向北,历时两个月,横跨海南、四川、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