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问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创新.pdf

120 区块链问责区块链问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 治理创新治理创新 刘文龙 董青岭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当前，问责依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传统问责手段难以有效解决国际非政府组织资金不透明、披露虚假信息、利益相关者问责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在此背景下，以能够提升机制透明度、增加信任为重要特征的区块链技术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的可能方式。区块链在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中具有一定适用空间。它不仅契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点，还能弥补国家监管的缺陷，可以促进国际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协调监管。区块链还具有一定技术优势，不仅能够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财务透明度，还能增强相关报告和披露信息的可信度、可追溯性、可监督性，以及平衡各方问责需求。虽然区块链应用于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仍存在一些障碍，但从长期来看，其对于应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问责难题具有积极作用。【关键词】【关键词】国际非政府组织 问责治理 区块链【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刘文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029）；董青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029）【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文章【文章编号】编号】1006-1568-(2023)04-0120-16【DOI 编号】编号】10.13851/ki.gjzw.2023040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国家安全态势感知原理及冲突数据库建设”（19ZDA131）的阶段性成果，也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基于区块链的非政府组织问责机制研究”（202112）的支持。区块链问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创新 121 作为弥补各国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增加、公民意识的增强以及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责任缺失现象日益增多。由于这类组织分支较多且具有跨国性，监管本身就存在较大障碍，加之部分此类组织受到政府或资源提供方的指使或者其成员缺乏使命感而谋求自身利益，导致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面临三大难题。一是资金来源不透明、资金使用不透明问题，二是对行动计划、行动内容以及行动结果等信息的伪造问题，三是因传统向上问责 而导致利益相关方的问责不均衡、不平等问题。例如，2010 年海地发生大地震，美国红十字会声称要为 13 万海地人提供灾后住所，数百万人向该会捐款。但五年后的调查发现，美国红十字会只建造了 6 套永久性住房，大量资金去向不明，无论是查当年账目还是采访现任或前任官员，或者询问当时经历灾难且受到援助的当地民众，都无法查清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也无法衡量美国红十字会在那几年间具体提供了哪些援助。有鉴于此，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存在的监管不足、责任缺失问题不仅遭到广大民众和相关国家的强烈谴责，同时还损害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整体形象。在此形势下，那些立足使命、致力于各类公益性事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及相关管理机构正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尝试利用数字革命的新成果改善问责机制、强化公益定位、提升公共形象。区块链技术自 2008 年问世以来，以其“去中心化”、透明度和可信度高等特征受到各行各业的普遍关注。它不仅在数字货币领域广受欢迎，而且在物流追踪、资金筹集、金融管控、健康医疗等方面也都取得重大突破。在 按照利益相关者的类型来划分，非政府组织的问责主要有三大问责方向：向上问责、向下问责和横向问责。向上问责主要是对资源提供者和合法性提供者问责，向下问责主要向受益者和民众问责，而横向问责主要是向组织成员和其他非政府组织问责。参见：Rachel A.Christensen and Alnoor Ebrahim,“How does Accountability Affect Mission?The Case of a Nonprofit Serving Immigrants and Refugees,”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Vol.17,No.2,2006,pp.195-209。Laura Sullivan,“In Search of the Red Cross$500 Million in Haiti Relief,”NPR,June 3,2015,https:/www.npr.org/2015/06/03/411524156/in-search-of-the-red-cross-500-million-in-haiti-relief.Shaik V.Akram,Praveen K.Malik,Rajesh Singh,Gehlot Anita,and Sudeep Tanwar,“Adop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Various Realm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Security and Privacy,Vol.3,No.5,2020.2023 年第 4 期 122 此背景下，为解决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问责问题，很多学者和机构正试图将区块链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相结合，探索国际非政府组织问责治理新模式。一、非政府组织问责一、非政府组织问责：理论探索与技术介入理论探索与技术介入 国际非政府组织问责是其在内外压力下进行的一种问责、追责、自省和自律行动。非政府组织对外通过公开途径向外部问责主体阐明其行动过程及结果，对内在内部压力下明确纪律、预防腐败及加强行动，问责的终极目的是确保此类组织始终运行在自控和他控轨道上，更好实现其使命和价值。（一）传统问责理论及其不足 第一，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非政府组织通常涉及捐赠者、参与者、受益者、监管者等多种利益主体，在行动中非政府组织应当对所有与之相关的利益主体负责。然而，由于各类问责主体的利益侧重点不同，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整体问责制和分层问责制两种方式。整体问责制认为，非政府组织应当对其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同等的问责回应；分层问责制则认为，由于问责回应会耗费大量的组织成本，采用分层问责制，仅向主要的问责主体进行回应即可。而实践证明，捐赠者和合法性提供者因具有直接的权力基础，已经主导了外部问责的话语权，分层问责制已成主流现象。第二，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实现对所需资源 于常有：非营利组织问责：概念、体系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2011 年第 4期，第 4549 页。Jeffrey Unerman and ODwyer Brendan,“Theorising Accountability for NGO Advocacy,”Accounting,Auditing&Accountability Journal,Vol.19,No.3,2006,pp.349-376;Robert Lloyd,“The Role of NGO Self-regulation in Increasing Stakeholder Accountability,”One World Trust,2005,pp.1-15.Alnoor Ebrahim,“Making Sense of Accountability:Conceptual Perspectives for Northern and Southern Nonprofits,”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Vol.14,No.2,2003,pp.191-212;Mohammed Mohi Uddin and Rahman Belal Belal,“Donors Influence Strategies and Beneficiary Accountability:An NGO Case Study,”Accounting Forum,Vol.43,No.1,2019,pp.113-134.Brendan ODwyer and Jeffrey Unerman,“The Paradox of Greater NGO Accountability:A Case Study of Amnesty Ireland,”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Vol.33,No.7-8,2008,pp.801-824.区块链问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创新 123 的完全控制，获取和维持资源是组织生存的根本。非政府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组织，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更大，为了生存和发展，非政府组织需要对各种资助者的问责进行回应。第三，“委托代理”理论。这一理论将非政府组织视为一种专业的社会行为体，当政府和市场行为体无法发挥作用或者成本过高时，就会将一部分任务通过委托的方式交给专业的非政府组织来完成。因此，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实现其意愿，代理人需要向委托人解释资金和资源的使用情况；当代理人没有能够如期完成委托人的委托任务时，委托人有权对其进行惩罚。虽然资助者、部门管理者以及社会民众等都是非政府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但在实际问责中，从“委托代理”的视角来看，非政府组织仅与资助者具有明确且强烈的问责关系。第四，制度规范理论。制度规范理论主要强调相似性与合法性。在相似性方面，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非政府组织相互之间无论是在内部架构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趋于相同。政府或其他监管部门会倾向于采用规范性方式，推动非政府组织按照一定的方式行动。在合法性方面，非政府组织应当遵守当事国的法律制度，接受当事国政府和相关监管机构的管理。同时，非政府组织也会通过加强自身合法性建设，提高社会信誉，以便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傅金鹏：西方非营利组织问责理论评介，国外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 期，第113122 页。Khaldoun AbouAssi and Trent L.Deborah,“NGO Accountability from an NGO Perspective:Perceptions,Strategies,and Practices,”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Vol.36,No.4,2016,pp.283-296.Ibid.傅金鹏：西方非营利组织问责理论评介，第 113122 页。Alnoor Ebrahim,“Making Sense of Accountability:Conceptual Perspectives for Northern and Southern Nonprofits,”pp.191-212.Nancy Chun Feng,Daniel Gordon Neely and Lise Anne D.Slatten,“Accountability Standards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Do Organizations Benefit from Certification Program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39,No.6,2016,pp.470-479.Erla Thrandardottir,“NGO Legitimacy:Four Models,”Representation,Vol.51,No.1,2015,pp.107-123.Galina Goncharenko,“The Accountability of Advocacy NGOs:Insights from the Online Community of Practice,”Accounting Forum,Vol.43,No.1,2019,pp.135-160;Vincent Charles Keating and Erla Thrandardottir,“NGOs,Trust,and the Accountability Agenda,”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1,2017,pp.134-151.2023 年第 4 期 124 除了上述主流问责理论之外，其他问责理论还包括通过同行之间的相互监督来提升自身公益能力的同行问责理论、基于组织属性而侧重于不同问责主体的“策略三角”理论等。总体来看，虽然众多学者对非政府组织的问责进行了多方面分析，但当前的问责理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非政府组织侧重于向上问责的问题，这仍是一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责。一方面，因为非政府组织本身是非营利性、公益性团体，其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外界的支持，所以上述理论都普遍认为资源和合法性是非政府组织问责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资源和合法性提供者就有权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问责；而其他利益相关方因缺乏以资源为基础的问责资格，则无法直接实施问责。另一方面，由于非政府组织成立的出发点是为了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某一领域的失灵问题，所以其合法性提供者不仅包括政府等相关授权方，同时还包括受益者和社会公众。但就目前而言，现有的理论探讨显然没有增强向下问责，无法充分回应受益者和公众的监督和质疑。（二）新技术的应用与局限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非政府组织复杂性的日益增长，对非政府组织的问责治理也日益引入新技术手段。根据技术发展水平，其大致可以分为传统网络技术和区块链信息管理两个阶段。第一，在传统网络技术阶段，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提高了非政府组织的效率。早在 2000 年左右，有学者就认识到全球化发展以及社会环境之间的差异性使非政府组织面临诸多协调和治理困境。在这种背景下，非政府组织试图利用当时新兴的信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来提升自身的适应能力，这种技术应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信息传播功能。非政府组织通过信息系统披露相关信息，加强社会对组织的认知，以便应对利益相关者的问责。其次，信息聚合功能。面对全球化变局，非政府组织通过信息系统进行宏观环境和政策的信息聚合，增强组织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再次，信息调配功能。资源和人力的不足也会 Angela M.Crack,“Reversing the Telescope:Evaluating NGO Peer Regulation Initiativ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28,No.1,2016,pp.40-56;L.David Brown and Mark H.Moore,“Accountability,Strategy,and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Vol.30,No.3,2001,pp.569-587.区块链问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创新 125 限制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发挥，非政府组织通过信息技术可以提高组织内部的协调能力。同时，非政府组织利用信息技术也扩大了对政府的影响力，例如，马来西亚的槟城观察组织（Penang Watch）采用信息技术收集民众对相关社会治理的意见并反馈给当地政府，如果两周之内对方未能予以应对，该非政府组织就会将相关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其网站和媒体曝光。当然，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担忧，有学者指出，通过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展示非政府组织的行为表现，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透明度，但是这种信息披露可能会造成隐私泄露和数据不安全问题，不仅容易使资助者受到伤害，而且也会使非政府组织之间为了获取资源而展开恶性竞争。第二，在区块链管理阶段，数字信任和透明度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现有关于区块链与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关专业领域的区块链技术应用。例如，在卫生健康方面，区块链加密技术不仅能够提高相关个体信息的安全程度，而且也能够促进信息公开和多方融资，减少了欺诈和腐败行为，使非政府组织的行动更透明。在人权援助方面，有学者认为区块链通信技术提高了组织的行动效率、降低了成本，同时也增强了非政府组织的可信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树立组织的公益形象。二是综合性质的区块链信息聚合平台。例如，成立于 2013 年的比特捐助（BitGive）平台，号称是全球第一个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非营利活动的捐赠平台。作为一个资金管理平台，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全球的非政府组织，帮助非政府组织筹集资金并进行管理。又如，捐赠硬币（Giftcoin）平台致力于加强捐助者对非政府组织资金运用的监督，重建非政府组织与社会的信任关系。David Lewis,and Shirin Madon,“Information Systems and Nongovernment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Advocacy,Organizational Learning,and Accountability,”Information Society,Vol.20,No.2,2004,pp.117-126.Renata Avila,Hazel Feigenblatt,Rebekah Heacock,and Nathaniel Heller,“Global Mapping of Technology for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Open Society Foundation,2010,p.12.Antonino Vaccaro and Peter Madsen,“ICT and an NGO:Difficulties in Attempting to be Extremely Transparent,”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Vol.11,No.3,pp.221-231.Brian M Till,Alexander W.Peters,Salim Afshar,John G.Meara,and John Meara,“From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 Global Health Equity:Can Cryptocurrencies Finance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BMJ Global Health,Vol.2,No.4,2017,pp.1-6.Aymeric Bricout and Vincent Aurez,“Solving Humanitarian Aid Inefficiencies with Blockchain Technology,”FSBC Working Paper,August,2020.2023 年第 4 期 126 但是，现有关于新技术应用的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透明度和信任的问题，并促进了非政府组织问责，但是并非侧重于解决与问责相关的问题。同时，这些研究也没有清晰地阐述区块链问责的应用机制，尤其是对于如何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待区块链问责，目前还缺乏较为系统的论述。二、问责新思路二、问责新思路：区块链技术的适用空间区块链技术的适用空间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迈入数字时代，区块链在增强透明度、增加可信度方面逐渐受到各界的认可，而其在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中的作用也在逐步得到验证。事实上，在嘈杂的网络环境中，任何国际非政府组织自查和信息披露都会遭到一定的质疑或反对。尤其是在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罔顾事实、不负责任的行为被网络放大后，将可能引发全球民众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整体上产生强烈的不满和不信任，甚至第三方介入也难以消除这种质疑和不满。也就是说，传统问责手段已难以有效监管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并使其重获广大民众的基本信任。而采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事实、活动数据等方面加强治理，可能会有更好的治理成效。区块链本质上是一项数字账本技术，是将互联网、密码学、智能合约等技术融为一体的系统，能够实现“去中心化”和分布式数据存储。区块链主要分为“数字区块”和“链”两部分，“数字区块”是网络节点通过计算机对相关数据进行搜集、打包并标记相关可验证信息的数据包，“链”是指用来连接前后已经被验证的“数字区块”的指令。区块链是将所有已经打包好的“数字区块”，按照时间标记的先后顺序，以“链”的形式串联在一起，成为具有可验证、可追溯、不可篡改的数据信息集。（一）区块链的四种机制 第一，智能合约机制。智能合约技术是一项自动执行计算机协议的交易 张鹏：区块链赋能下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内涵、关联及路径，电子政务 2022年第 7 期，第 8897 页。曾诗钦、霍如等：区块链技术研究综述：原理、进展与应用，通信学报2020年第 1 期，第 134151 页。区块链问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创新 127 程序。在网络中，当一项合约达到触发条件后，计算机程序会自动执行合约内容。而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就是将智能合约技术与区块链相结合，因为区块链具有不可篡改性、“去中心化”以及加密等特征，其能够保证合约的安全，同时智能合约又扩展了区块链的应用范围。第二，集体共识机制。区块链的集体共识建立在“去中心化”和分布式机制上，当一项交易被传播到全网，各节点对相关数据都进行记录后，就形成了集体共识。在实际操作中，区块链实现共识的机制包括工作量证明法（POW）、权益证明法（POS）等。例如，工作量证明法就是各节点之间的算力竞争，算力高者获得所谓优先记账权。当数据被计算出来并通过全网验证之后，将会被记录在区块链上。第三，不可篡改机制。区块链建立在哈希加密算法上，并且含有时间戳，只要区块链中的数据被轻微改动，哈希加密的计算结果就会出现巨大变化。一旦区块被记录在链，其所具有的时间戳、哈希加密机制和多节点相互验证机制就保证了该区块中的信息安全。如要修改该区块，就需要运用庞大的算力重新计算在此区块之后的所有区块的信息，修改难度之高也使区块链能够成为一项值得信任的分布式记账机制。第四，数字激励机制。区块链技术不同于传统中心化机制，采用了由多节点共同参与、共同维护的“去中心化”机制，这种机制的维护动力来源于区块链的激励措施。“矿工”并非免费劳动，在计算过程中，谁先获得优先记账权，谁就能获得区块链中的数字奖励，如比特币就是区块链计算中的奖励内容。（二）区块链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的适用性 上述四种机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区块链的总体轮廓，区块链逐渐从融合技术发展成为一项“去中心化”的生态系统。而在此条件下，区块链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来说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第一，区块链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具有契合性。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意味着缺乏一个中央权威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统一治理，即使国家能够 金澈清、张召、潘斌：区块链：面向新一代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第 102113 页。2023 年第 4 期 128 在其境内管理相应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但也无法对所有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核查、追踪并遏制相关失责行为；甚至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其他国家政府的授意或操纵下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插手他国事务。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缺乏统一管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条件和机制，导致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容易披着公益的外衣行失责之事。而区块链作为一项“去中心化”技术，能够在无中央权威的情况下，通过个体之间的协调行动，实现整体的有序运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对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区块链具有一定的契合性。第二，区块链能够弥补国家监管的不足。一般而言，国家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监管态度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能够帮助当事国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应对政府和市场的失灵现象；另一方面，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失责问题也引起了国家的担忧。因此，各国在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监管上普遍存在一定的摇摆性，同时也缺乏有效的监管能力和手段。而区块链作为一项技术，能够在政府的管控和支持下使用。同时，在区块链自动激励机制下，能够激发社会民众参与监督和管理外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热情和动力，区块链通过社会监督能够弥补政府态度摇摆、监管不足的问题，也能够从国家层面实现对外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自动化管理。第三，区块链能够实现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协调监管。首先，单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管理其分支的过程中能够利用区块链技术提高效率，加强组织内部的协调行动。其次，国家可利用区块链技术搭建本国范围内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监管平台，实现对其境内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整体监督。再次，在国际社会上，国家与国际组织能够协同建立全球范围的区块链监管平台，解决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监管不足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区块链技术能发挥侧链作用。所谓侧链，是指基于现有主流的区块链而搭建的数据转移通道，它可以将不同的“链”连接起来，实现安全交互。由此，基于区 高奇琦：区块链在智能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第 108115 页。孙发锋：境外非政府组织为什么“能”影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河南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 期，第 3138 页。韩艺、刘璨：区块链赋能：“互联网+政务服务”运行中的数据安全治理之道，区块链问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创新 129 块链技术，单个组织的区块链应用和国家级的区块链平台以及国际社会中的平台能够实现数据互联，从不同层面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协调监管。三、问责新效能三、问责新效能：区块链技术的优势区块链技术的优势 事实上，当区块链应用于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其表现形式依然是网络平台。区块链作为一种底层技术，主要改善了传统技术平台中存在的数据不安全、不可信、不透明等问题。具体来说，区块链应用于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具有智能监督、数据开放、多点参与等优势。（一）智能监督：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财务透明度 当前，在资金筹集和使用过程中，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即使披露了相关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但相对来说其财务状况依然具有模糊性。例如，2018年国际援助机构国际美慈组织（Mercy Corps）在刚果的援助项目中遭遇骗局，在短短几个月内损失 63.9 万美元，而在刚果的多个国际援助组织也普遍遭遇到不同程度的资金骗局。其中主要原因是当地商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与援助组织内部员工相互勾结，通过夸大灾难程度、谎报受灾人数等手段骗取资金。面对这种情况，国际美慈组织为了寻找相应证据而在内部审查中倒查了数十年的援助记录，但最后仍然因证据不足，无法惩罚相关人员。而在区块链中，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财务的管理主要在于对资金筹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首先，在资金筹集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区块链设立智能合约，加强项目设立的可信度和公开性。当国际非政府组织为推进项目而设立智能合约时，可以将项目目标、推进方式、参与人数、执行计划等各项明细罗列清楚，以便捐助者了解项目情况、提出疑问以及捐助资金。当资金筹集完成，智能合约将会自动终止，筹集数据将会展现在区块链上供人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第 8699 页。Philip Kleinfeld,“Exclusive:Congo Aid Scam Triggers Sector-Wide Alarm,”The New Humanitarian,June 11,2020,https:/www.thenewhumanitarian.org/investigation/2020/06/11/Congo-aid-fraud-corruption-Mercy-Corps.Muhammad Shoaib Farooq,Misbah Khan,and Abid,“A Framework to Make Charity Collection Transparent and Auditable Us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Computer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2020.2023 年第 4 期 130 们访问和监督。其次，在资金使用方面，区块链能够详细记录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使用过程。区块链的本质是一个分布式数字账本，当一项交易触发后，各节点数据都会得到实时更新且难以篡改，不仅能够使各利益相关方实时获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使用情况，而且也能够防止部分组织成员私自篡改资金使用数据。例如，明日野生基金（Wild Tomorrow Fund）曾在比特捐助平台发起一项南非紧急饥饿救济项目。该项目人员表示，新冠疫情已严重影响南非依靠野生动物旅游为生的部分民众，脆弱的经济结构导致他们在疫情期间陷入贫困与饥饿。为了帮助这些民众解决困难，明日野生基金计划每月至少为100 个家庭提供一个月的紧急食品救济。在项目执行期间，该组织在平台上更新了项目进行中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每一笔资金的数额、购买物资的种类、兑换当地货币的金额、交付时间，以及具体哪些人参与了资金捐款等。即在区块链机制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使用情况、账户信息、实施活动等各项信息都会被跟踪式记录，所有节点和活动信息都将能通过该技术实时掌握。在资金获取和使用受到监控的背景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失责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资金透明度的提升也将有助于遏制这些组织的隐蔽行为。（二）数据开放：提升国际非政府组织信息的可信度与可追溯性 作为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对外披露自身信息是帮助外界了解其状况、促进问责的基本手段。然而，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却存在对信息披露监督不足的问题。在传统意义上，社会公众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了解和调查首先从其官网开始，但是这些信息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存在被删除、被篡改、被美化的可能，尤其对于有特殊目的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往往会刻意隐瞒事实，其官网信息的披露和所发布报告的可信度可能存在问题。而且，利益相关者都是信息的被动接收方，无法验证国际非政府组织所发布的信息的真伪，也无法左右其发布相关信息。在此背景下，人们后期看到的 Wild Tomorrow Fund,“Emergency Hunger Relief in South Africa,”Give Track,August 4,2020,https:/www.givetrack.org/project-details/91/Emergency-Hunger-Relief-in-South-Africa.Jane Thomason et al.,“Blockchain-Powering and Empowering the Po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 Alastair Marke ed.,Transforming Climate Finance and Green Investment with Blockchains,London:Academic Press,2018,pp.137-152.区块链问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创新 131 数据就可能是假数据。而面对假数据，民众不仅难以识别，而且也无法督促国际非政府组织加以修改。换言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信息披露建立在其自主性的认知上，而刻意隐瞒实情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很难有充分的自觉性。因此，如何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信息披露的可信度和活动事实的可追溯性，成为问责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区块链增强监督、提高可信度是构建集体共识的重要方式。以往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的方式主要是依靠中心权威和第三方担保，但是这些方式并不能避免权威失效和第三方腐败的问题。区块链针对信任问题的解决机制是增加见证人，见证的人越多，交易双方失信的成本就会越高，事实可信度就会越强。当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时，可以有效增强其所披露信息的可信度，一旦国际非政府组织捏造事实、披露虚假信息，就将无法与区块链中的信息匹配，谎言会被自动戳穿。因此，通过区块链共识技术，能够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和信息进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可信度。同时，区块链能够通过不可篡改机制实现相关信息的可追溯性。一方面，在理论上，数据一旦存放在区块链中，只要区块链处于运转中，数据将会永久得以保存，并支持随时调取和查阅；另一方面，数据在被记录之后，在集体共识的基础上会添加具有唯一性的时间戳，保障信息难以篡改。因为区块链是一项多节点共存、实时同步验证的数字账本技术，若更改其中一个账本，其他账本的数据也会随之变动，而且这种变动需要超过一半的节点集体验证通过后才能更改，所以，随着区块链节点逐渐增多，区块链数据被修改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当更改数据的成本大于收益，数据篡改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存放于区块链中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可信且具有完整性的。在这种条件下，问责主体可以通过区块链追溯相关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过往信息和信誉，加深对它的认识，并决定是否对其“委以重任”；其他 例如将见证人增加到五人或五人以上。陈维超：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闻业内容生态系统建构，中国编辑2021 年第 2期，第 3539 页。Jennifer J.Xu,“Are Blockchains Immune to All Malicious Attacks?”Financial Innovation,Vol.2,No.1,2016,pp.1-9.2023 年第 4 期 132 机构可以通过了解相关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行动数据和专业性程度，对其进行监督；受益者和民众可以通过了解某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过往信息，获取其行动目的以及评估其可信度等。（三）多点参与：平衡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问责倾向 在传统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中，问责主体是资助者和政府监管部门。这些问责主体出于社会责任和政府职能考虑，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具有主动性，但是这种问责却存在三方面问题。首先，部分资金来源较为单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具有强大的动力优先对资源提供方负责，却没有太多意愿对其他利益相关方负责。在一定情况下，这类组织甚至会沦为资源提供方谋取利益、寻求影响力的工具。其次，大多数受到国际非政府组织影响的国家，其监管部门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态度具有矛盾性，同时治理机制也不够健全。再次，众多受益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民众缺乏监督能力和施压渠道，甚至没有意愿去监督这些组织。也就是说，当前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问责机制具有不公正、不完善的弊端。在区块链治理中，一方面，区块链各节点之间具有平等性和公开性，无论是资助者、监管者还是受益者，其都能同等地获取区块链上相关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所有信息，能够解决各问责主体之间信息不透明、不公正的问题；另一方面，一旦区块链平台建立，就能够在无中央权威的指导下自主运行，有利于解决政府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监管的问题。另外，区块链具有激励机制，这也是区块链能够实现有效运转的核心。在这种机制下，受益者和民众能够提高自身监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动力，便于加强自下而上的问责。例如，慈善墙（Charity Wall）区块链平台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捐赠者和受益者建立了交流通道，受益者可以在平台上传非会计性材料，如照片、视频等信息，以更清楚的方式说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事实和结果。总而言之，区块链技术不仅能够使国际非政府组织提高行动效率，而且也能够加强问责治理方面的建设。在传统问责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问责主 Adalberto Rangone and Luca Busolli,“Managing Charity 4.0 with Blockchain:A Case Study at the Time of Covid-19,”International Review on Public and Nonprofit Marketing,Vol.18,No.4,2021,pp.491-521.区块链问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创新 133 要建立在其自觉的基础上，问责主体缺乏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有效监管的能力，尤其难以解决问责不平衡、问责失效的问题，这是一种不充分的问责。而在区块链问责中，首先，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