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全面”的语义承诺、价值指向与实践要求.pdf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JOURNAL OF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2023 年第 2 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全面”的语义承诺、价值指向与实践要求谭宏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4；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 成都 611137）摘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为我国做出的新型战略部署，“全面”一词是重中之重。“全面”不仅涵盖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体的全面性，即民族全面化和地区全面化，同时还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体的全面性，即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以及生态现代化。之所以要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从根本上是为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语境下，为了最大限度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明确宪法导向、强化民主参与，以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提供组织保障、经济依托、法治引领和民主支撑。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党的二十大；党的领导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227（2023）02-0001-13收稿日期：2023-01-10作者简介：谭宏钢（1977），男，重庆江津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为我国构建的全新战略布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一直将“现代化”列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抑或是改革开放后期都是如此，随着国家步入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更是被提上了新的高度。党的二十大期间，“现代化”一词被提及高达 80 多次，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道路等被明确定位为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鲜明特色，这种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全新定位，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近期，学界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现代化”这一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如李松龄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经济维度的历史和现实必然性，今后必须构建相对应的经济制度体系。1黄宝成从党史维度出发，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史蕴涵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逻辑，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必须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2胡明立足于法治建设，主张要坚持依法治国，以法治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3胡博成、朱忆天则从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阐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主张中国式现代化本身蕴含着共同富裕的人民期许。4不仅如此，还有学者从教育学、体育学、生态学以及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当代教育现代化5、体育现代化6、生态现代化7以及文化现代化8展开了系统论述。总体而言，上述研究为系统阐释社会主义现代化语义、演进逻辑以及制度构建提供了有益探索。然而，相比于学界对“现代化”的关注，则显示出对“全面”的解析远远不够。全面性、系统性以及协同性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要求，如果缺失对“全面”这一关键定语的解析，那么与之相关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则难免美中不足。基于此，本文主张在前?1?青海民族大学学报JOURNAL OF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述“现代化”研究的基础之上，适当拓宽研究视野，系统剖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全面”的语义承诺、价值指向与实践要求，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制度体系完整地呈现出来，从而为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相应的参考和借鉴。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语义承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国各民族共建共享、各个地区协调发展、各个领域全面铺开的“均衡式”现代化，而并非是单一民族、有限区域以及个别领域的“局部式”现代化，意识到这一点，是开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所在。（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主体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想“全面”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始终注重主体维度的全面性，确保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人民都能够被纳入其中。1.民族之全面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 个民族是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重要组成单元，且缺一不可9，这意味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境下，各民族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主体构成。然而，受制于地理条件、历史演变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不同民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并非时刻同步，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以及文化脉络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多元性，且这种多元性在民族构成、生计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10但这种多元性并不影响不同民族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一因素，这是因为：其一，民族的多元性本身蕴含在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之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华民族最为鲜明的特色，因此，在中华民族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始终相互扶持和依存，并在持续的交融过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这一整体，这也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重要根源。申言之，多元的民族性始终要统一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之中，并通过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爱国统一战线等将其凝聚起来。11其二，民族的多元性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契机。世界因多元而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为多元而富有生机。民族国家因存在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方面的差异性，使得整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始终伴随着产业类型多样化、文化习俗多元化、资源禀赋参差化等特质，这进而存在经济互补、文化交融、历史交织的必要性，其间，通过各个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跨区域交流，整个国家也会不断向前发展，尤其是在人口大流动、文化大融合、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不同民族的互嵌广度和深度与日俱增，12并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13其三，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繁荣。这在我国宪法序言第 11 自然段有着鲜明的体现，譹訛也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才共同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提供了契机。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不仅领导我国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工作主线，标志着党对民族关系理论的认知更为深化。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熔铸理应统一起来。2.地区之全面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国各个地区协调发展、均衡建设的统一现代化，而并非是局部区域、单一地区的现代化，意识到这一点，是开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所在。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中西部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在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等领域始终呈现出一定的“差序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围绕东北工业基地和东部沿海地区开展建设，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才意识到均衡发展、区域协同的必要性，并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乡村振兴等政策，此后，在中央和各地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开始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大亚湾等地区实施协同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深化，提出并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这标志着我国的区域协同发展更进一步。14但尽管如此，当前我国各地区的均衡发展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譺訛这从 中国现代化报告 2020就可见一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照此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2023 年 4 月2?青海民族大学学报JOURNAL OF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现代化理应是各个地区协同发展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其一，中、东、西部理应共同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在合理的空间规划和区域布局中谋求自身定位，实现资源、人才、经济、环境的协同布局。同理，城市和农村之间也要实现整体发展，应该以中心城市功能为中心，不断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从而竭力避免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分离。其二，各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因地制宜，辩证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中促进平衡始终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15因此，各地区同步发展、平均发展始终是不现实的，其不仅会违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更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基于此，不同地区应该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定位，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谋求自身的比较优势，推动本地区在资源、人才、市场等领域的相对优势，确保自身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其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确保各地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16唯其如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充分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实现均衡发展、优势互补、团结共建的区域发展布局。（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客体全面1.政治现代化政治民主党的二十大明确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定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民主的政治体制是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中，政治民主是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鲜明体现，也是与高质量发展、人民共同富裕等相并列的重要组织目标。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所在，也是建设“五位一体”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将政治民主列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的基本单元，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时期，人民当家作主始终被视为我国政治架构的基本形式。新时代语境下，政治民主不仅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期盼，也是群众路线和爱国统一战线的积极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7当前，民主的政治体制业已与我国的宪法体制融为一体，这从我国现行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都可见一斑，譻訛宪法对政治民主的强调表明国家的一切组织活动都应遵循民主原则的要求，即国家应以遵循宪法民主原则为前提。究其原因，只有在人民主权的背景下理解“国家”概念，将国家与人民等而视之，才符合“现代化”字义上所提出的本质要求。民主的政治形态主张一切国家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来源于人民，可追溯至人民，并通过民主合法化链条呈现出来，具体而言，该理论包含三种合法化形式，即“功能与制度合法化”“人事与组织合法化”“事物与内容合法化”。在对公序良俗进行识别时，应当结合上述三项合法化形式来共同衡量其民主关联程度，三者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弥补。譼訛不仅如此，民主的政治形态还意味着国家的一切组织活动都要接受权源兼法源的双重监管。就权源而言，立法、司法和行政行为的权利源和权力的行使应该是民主化的，特别是立法行为要遵守法定的规则。从法源来看，在制定法律时，必须明确宪法在部门法中所具有的价值和规范设定，并以更加具体的法规来实现部门法秩序。19此外，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要求国家履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进而与民主原则共同形成严密的宪法价值秩序。2.经济现代化经济富足经济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所在，厘清其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耦合关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十分重要的。20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具有如下三个维度的来源：其一是来源于对西方经济发展教学的深刻总结。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存在历史进步性，但它的内在矛盾同样是无法调和的，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倾向于对无产阶级进行无情的压榨，用低廉的仅能维持劳动者基本生活的工资来购买劳动力，其代价是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是，无产阶级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1，主张社会主义生产始终要实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最大化。新时代语境下，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始终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2。党和国家才一再将经济发展置于关键地位，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想形态，并强调通过民族帮扶、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等举措来破解民生难题，发展国家经济。其二是来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总第 194 期3?青海民族大学学报JOURNAL OF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沿袭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随后，我国走向了改革开放，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政府计划、政府主导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国的经济建设开始愈发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其三是来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智慧凝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理念愈发成熟和先进，一方面，就经济系统内部而言，主张经济现代化不光是重工业现代化，而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文化产业、数字产业等综合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就经济系统外部而言，我国经济现代化还需要以文化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来循序开展，因此，新时代我国愈发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梳理，并始终将经济现代化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233.文化现代化文化繁荣党的二十大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这意味着在新时代语境下，文化现代化也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单元。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的需求不仅仅包括物质层面的，同时还包括精神层面的文化需求，其背后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一环。这是因为，文化的兴盛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是相得益彰的，只有把中华传统的文化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民族精神才能更好得到彰显，从而为现代化的发展注入无尽的精神力量。24因此，“文化繁荣”应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展现，体现了国民的身份认同，明确和规范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发展，有利于相对清晰地界定制度背后共同价值的内涵和外延，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文化影响行为者的观念，并引导他们采取政策，这对制度演变会产生推动作用。25作为上层建筑视域下的一种抽象行为准则，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内涵和外延均较为模糊，这是其本身特性所致，但只要意识到理念的反作用，就能推动共同价值的继承和弘扬，为全体人民满足精神文化诉求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也正是因为意识到文化繁荣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一再强调增强主流舆论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追求促进标准化、均等化发展譽訛，优化文化产业结构，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譾訛。总体而言，在党和国家的努力下，新时期我国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文化基础。4.生态现代化美丽中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人首先是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人，其次才具有社会属性，人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人对自然界的依赖具有根本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生态现代化关系到国家经济、政治、科技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总体安全，具有综合性，国家繁荣昌盛和人民幸福安康一定要以生态安全为保障。因此，明确生态现代化的重要地位，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相和谐共处的生态思想，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理论，还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培育绿色环保的新发展理念，并将环保意识贯彻到实践当中，构筑起生态安全的坚实屏障，并最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牢固的生态文明支撑。自改革开放后，高投入、高能耗的传统经济方式，给环境带来了许多潜在的危险，我国的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当前我国受到能源匮乏、大气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成了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永续发展的短板。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党的二十大更是将美丽中国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18 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也体现了生态现代化的思想，宪法对生态环境条款进行了两处修改，其一是在序言第 7 自然段，确立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条款。其二是将第 89 条国务院行使的职权第 6 项，“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修改为“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宪法重视生态现代化，这从根本上是为了保障人的尊严，人的尊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也是人权的基本构成要素。就当前我国语境下，生态环境保护事关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对人民生态环境权利的保障，直接关系到人的尊严的实现，即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的尊严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2023 年 4 月4?青海民族大学学报JOURNAL OF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实现的重要表现。26此外，为了落实生态现代化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在总则编新增了绿色原则。绿色原则是生态文明建设在民法领域的重要体现，27从概念可知，绿色原则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更多的是充当了一个限制性原则，实质是根据公共利益和社会需求对公民的民事活动进行约束，以平衡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综上所述，生态现代化于我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前国家从政策、宪法和法律层面的努力，为生态现代化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目标框架和战略引导。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指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全面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蕴含着深刻的价值指向，其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价值表达。（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根本上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愈发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明确将人的全面发展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譿訛事实上，早在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 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设想，新社会的阶级对立已然消失，作为一个紧密的联合体，全体社会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28这充分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内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之中，没有人的全面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势必将成为空谈。回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其人的全面发展与历史唯物史观本身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人民始终是社会主义的建设主体，也是缔造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所在。29同样，当前即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人作为社会主义的主体、社会主义发展蓝图的建设者和主导者这一主客体关系却没有改变，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语境下，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如下几层意涵：其一，人的全面发展是自由与全面的统一体。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意指在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形态中，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有权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0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语境下，人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相得益彰，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与基础，唯有将自己的个性在法定条件下加以完全释放，人作为人的主体意识才能被充分激发出来，其自由的感官才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式与手段。自由并非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一个基本的权利束，唯有人的物质自由、精神自由、行为自由等加以全面保障，那么人的全面发展才具备基本的制度依托。总体而言，人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都内生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其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渐进性过程。历史一再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其始终是一个在曲折中前进发展的过程。此前，马克思曾把文明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最后上升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整个的人类历史出发，是对过去文明的总结和对未来文明做出的预测。马克思、恩格斯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会改变其文明的形态，这种改变意味着较低的文明会被较高形态的文明所取代。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历史永远是和逻辑相统一的过程，在共产主义正式到达之前，还需经过多种历史形态。讀訛同样，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全面发展也并非一蹴而就。诚如党的二十大所指出的，当前，尽管我国步入了新时代，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但未来还需要埋头苦干，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其三，人的全面发展是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和谐统一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语境下，人的全面发展并不只是经济上的富裕，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和文化上的充实。人们怎样才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来提升精神境界，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互促进，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申言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唯有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纳入现代化建设的始终，才能正式摆脱人的依赖与物的依赖，从而促使中国人民成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31（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重新定义人类文明的语义构造。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单元，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总第 194 期5?青海民族大学学报JOURNAL OF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其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类文明缔造的话语权，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以及后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欧美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基于局部“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利益32，逐渐形成了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类文明话语体系。这些国家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不断形塑人类文明形态的主导地位、区位特色以及制度演化，致使现有文明话语体系愈发绝对化与狭隘化。不仅如此，这种带有“一言堂”属性的话语体系开始逐渐渗入国际外交以及政治博弈之中，并不时沦为攻击中国的政治工具，33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带有历史性、时代性以及区域性的制度模型，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时空性与差异性，因此，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打破西方对人类文明话语的垄断现象，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与西方国家的文明霸权主义不同，我国始终主张每一个国家均有权根据自身情况来形塑自己国家的文明话语体系，并主张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证明，这种文明话语体系全面彰显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大国风范，更有利于塑造一个符合各国需求的国际社会新秩序。我国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话语体系，有利于打破西方文明话语霸权，为重塑人类文明话语秩序提供有力契机。另一方面，开创继工业现代化之后的新形态。现代工业文明日益暴露出它的缺陷，人类文明该何去何从，已经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实际上，现代性作为因现代工业文明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体现，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被卷入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34我们在享受现代化福利的同时，也不时被全球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安全危机等侵扰，在此情况下，认真对待工业文明的弊端，就成为 21 世纪开展现代化建设所必须要面对的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为开创继工业现代化之后的新形态提供了可能性。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蕴藏着中国独特的解决方案35，为我们认识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视角。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把现实的人的实践作为文明得以形成的切入点，把物质生产作为文明形成的基础，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文明变革的基本动力，把现代化建设视为与具体的社会相联系的历史性过程，全面呈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精神面貌。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这就为抵制文化霸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各个国家、各民族、各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建立多元的现代化建设体系。当资本主义在西方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时，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为人们找到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并提供了可能性依据。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厘清了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以“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为纽带，主张“现代化”是由劳动人民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创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成果总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主张全面、持续、协调的理念，把和谐社会、美丽中国与共同富裕相统一，通过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脱贫攻坚战等举措，把人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目标导向来通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路。36（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下，我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其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是这个历史节点上两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最为高频的两个词语，前者共出现80 多次，后者共出现 10 多次。事实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身存在密切的关联，面对当前国内外多维度、深层次、全方位的挑战，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把握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诉求。1978 年改革开放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当下的中国已走上富强的道路，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基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7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国仍面临着诸多问题。祖国统一大业的任务依然艰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仍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需进一步熔铸和加强。因此，作为现代中国基本宪制命题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被反复提起，2018 年宪法修正案更是正式将“中华民族”纳入宪法序言之中，并明确将其置于社会主义建设奋斗目标的一部分。根据体系解释方法，纵观前后文语境，可以看出“以建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2023 年 4 月6?青海民族大学学报JOURNAL OF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设和谐美丽富强民主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置定语。由此可见，宪法语境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文明、经济、政治等要素构成的国族精神性意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衷和归宿所在。不仅如此，“中华民族”作为整体性概念，出现在宪法文本中，预示着宪法上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肯定了“中华民族”对“各民族”的统合作用，“中华民族”是更高层次的民族概念，有着“国家民族”之义。入宪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肯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于其中“一体”与“多元”关系的处理是在尊重各民族多元性的同时，加强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丰富意涵的概念，融合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价值观念等内容，是情感萌发和精神认同的纽带。“中华民族”是各族人民认同的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中华民族”的建构有着从民族认同到政治认同的趋向，“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同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诉求，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大家庭”叙事和“共同体”话语。38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并没有否定多元性，只是“中华民族”作为国族概念进入宪法当中，更加凸显了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一体意识，这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鲜明的未来指向性，即在尊重多元的基础上着力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建设。现代化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也是必然发生的一场社会变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种文明形态由封闭走向了开放，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更是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和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保持文化的民族独特性不仅对某一民族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具有重要价值，这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价值诉求。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全面”的展开离不开配套的制度保障，其中，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经济助力，明确宪法导向，保障民主参与，只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才会具备健全的组织保障、坚实的经济依托、规范的法治引领以及夯实的民主基础。（一）坚持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领导当代中国，党的领导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39党的十九大从“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高度，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因此，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首先，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实现，必须始终依赖于党的全面领导。全面性是党领导我国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显著特征，也就意味着党的领导能够对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各个组织、各个行为规范能产生普遍约束力，具体表现为党的领导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作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各个领域和各个过程，进而实现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的全覆盖。在 2018 年 3 月宪法修改之前，我国宪法文本中其实已有不少“党的领导”规范，主要是在历史叙事、国家根本任务、指导思想、统一战线和政党制度等的规定当中。40不难发现，此类“党的领导”规范指向的是特定领域内的事项或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但随着党的领导被置于国体条款之中，则意味着党的领导的全面性正式融贯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全面性源于切实维护人民利益的要求，党的领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与人民利益紧密相关，党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同阶层人民利益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决定了党的领导必须具备全面性，继而才有能力应对多元利益诉求，并试图通过调和多方冲突和矛盾来寻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党的全面领导必须覆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组织活动，在组织原则、目标导向和执行的各个环节增强党的影响力，以此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其次，坚持党的领导权威化。权威是基于信服而顺从的自动影响力。41一个政党组织能否成功领导一个国家开展现代化建设，必要权威性始终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所在。20 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敲响了深刻的警钟，即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必须要始终维护党中央的权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总第 194 期7?青海民族大学学报JOURNAL OF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威，于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广大的国家更是如此，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中国很难办成大事。42党的领导权威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明确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能够规范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力配置和“权威服从”关系，可以有效增进信任、驱动治理、促进发展，提高我党科学、民主、依法的执政水平。43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中央与地方等不同层级，同时还涉及普通行政区划、民族自治地方以及特别行政区，只有确保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党组织有令必达，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在强调党的领导权威性的同时，必须始终意识到党的权威从根本上是源于人民的选择，要始终保持这种审慎性与使命性。基于此，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定“两个使命”不动摇，从而确保党的领导逻辑能反映其在实践运行中的基本规律，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的着力点。最后，坚持党的领导法治化。2018 年 3 月我国对宪法做出了重大修改，明确将党的领导定位为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在此过程中，党的领导从政治话语转变为规范话语，党的领导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也由此从政治关系演化为宪法关系。现行宪法第 1 条第 2 款由三句话组成，其中，第 1 句话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第 3 句话则是禁止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再加上此处的“党的领导”被规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通过这一规范结构可知，本条款不仅赋予了党的领导以最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关键在于将历部宪法的政策性条款变为规范性条款，实现了党的领导的规范化和制度化。44诚如有宪法学者指出，我国必须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结合起来加以研究。45在此情境下，无论是从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还是从党的领导的规范结构来看，党的领导法治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就意味着今后党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不断提高党领导政法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二）强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助力健全的经济体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的物质基础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一再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仅将其置于高质量发展的视域下，还将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制度逻辑，这意味着必须始终将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主线，尤其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这对核心关系。毕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发力，协调好两者的关系至关重要。尽管我国一再强调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良性调和，但其在实践过程中仍或多或少面临着一定的局限性，这尤其表现为政府经济权力边界不清和市场配置能动性不足这两个维度。因此，今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全面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明确政府经济权力边界。厘清政府的经济权力边界是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一环，政府经济权力运行必须遵循中立性原则、合法性原则以及适度性原则。就中立性原则而言，市场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市场交换和转让行为具有天然正当性。为了保障这种自愿性和自发性，政府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必须维护民商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避免因自身政策、税收、价格等机制而造成双方地位失衡的局面。对于重要领域，尤其是关系到基本权利行使的领域，必须要适当保持与公民财产权的距离，严格恪守税收中立性原则，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申言之，国家宏观调控必须要审慎确立目标和任务，尽量避免对市场机制的干扰，要将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降到最低，从而确保权力中立性的实现。46就合法性原则而言，合法性原则是依法行政原则的积极呈现，政府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可以完全基于自由裁量，而必须始终恪守“无法律，则无行政”的基本理念，强调运用法律调适自身经济权力，且整个宏观调控过程都要接受法律的约束。申言之，政府的经济权力仅基于法律而发生，仅于法律所连接经济行为的构成要件时，国家的经济权力才具备合法性。47当然，随着依宪治国理念的不断成熟，我们必须在实质法治原则的框架下建立统一的合法性叙述，即合法意味着合乎法律、适用法律。值得注意的是，当出现冲突时，就需要有对应的纠偏机制。就适度性原则而言，适度性原则是行政合理性原则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政府经济权力并非合法状态下的无限扩张，其每一次调控行为都必须保持基本的谦抑性，将调控行为限缩在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2023 年 4 月8?青海民族大学学报JOURNAL OF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一定的“度”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48另一方面，健全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市场并非是万能的，基于经济学上的一般均衡原理，市场内在地蕴含破坏自身的力量，将导致对常态的偏离，趋向社会利益的失衡，因而赋予政府以矫正“市场失灵”就尤为必要。毕竟，私权运行的前提在于边界清晰的利益，而要使利益边界为市场上所有人熟知和接受，就需要政府提供配套的制度引导，尤其是要加强经济立法，完善经济政策。经济立法是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关键词，其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的经济规划、经济决策以及具体经济性立法活动之中。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化，处理好经济立法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通过经济立法引领和推动改革，促使改革于法有据更是成了经济立法的重要研究目标。这也意味着经济立法始终担负着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保驾护航的重要使命，其通过将国家相关经济政策法律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基本的运行轨道，并最终以法律为手段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经济政策则是指基于政策性的思维视角，与现行的国家经济法律体系建立起必要的逻辑关联，以此健全市场经济秩序，指导市场经济运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法律与政策并非始终处于二元轨道之下，而是往往同频共振，相互影响，并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生态。在日本法学家平井看来，现代法律在科技变革挑战、国家治理情况多变以及公民权利需求愈发旺盛的情况下，已经不足以完美应对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