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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全球环境治理视阈下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何伊楠 王卓宇内容提要：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经过由理念到共识、再到行动的转变，逐渐构建起多元行为体参与的国际环境制度框架。制度性话语权作为国家以自身实力为基础，依托国际机制、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获得在国际事务中表达观点立场的基本权利，并将其直接转换形成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是一国深入参与全球事务、在全球治理机制中争取主动权的重要载体。面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碎片化特征导致的二元困境，国家急需构建全球环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当前中国构建全球环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面临制度适应能力提升、制度协调能力提升和制度创设能力提升三个方面的机遇，中国应通过充分协调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多元主体、积极调和国家间矛盾以及树立并强化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等举措，在向国际社会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方案的同时，自觉践行承诺，将自身实力转化为中国的全球环境治理话语感召力和影响力。关 键 词：制度性话语权；全球环境治理；绿色“一带一路”；中国方案作者简介：何伊楠，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政治、气候政治、能源政治（北京，100088）。王卓宇，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北京，102249）。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2097-2733(2023)04-0092-21一、引言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共同生存和发展，加强环境合作、建设有效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现行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关键阶段，欧盟（European Union）受欧债危机和英国“脱欧”的影响，自哥本哈根会议后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领导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2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22023/8/4 16:54:222023/8/4 16:54:2293全球环境治理视阈下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能力一再弱化，美国则拒绝向国际社会继续提供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a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正日益重要，构建中国的全球环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是促进全球治理转型的重要方式。本文拟结合制度性话语权的研究背景和中国认知对制度性话语权进行定义，梳理构建制度性话语权的内在逻辑和相关要素；结合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历程和现有缺陷说明国家构建全球环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必要性，阐释中国构建全球环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二、制度性话语权：理论基础与构建逻辑在制度性话语权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出现之前，西方对制度和话语权的研究都比较单一。经过学界“话语与权力”“话语权与制度”，再到“话语性制度主义”几个阶段的认知，西方对制度性话语权研究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在这之后，中国对话语权的认知经过认识模糊到“韬光养晦”、再到逐渐参与的漫长过程，提出制度性话语权这一完整的概念，并形成一定的构建逻辑。（一）制度性话语权的形成与发展20 世纪中后期，西方将话语作为一个影响权力的变量引入研究。作为首位系统建构话语权理论的学者，20 世纪 60 年代，福柯（Foucault）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论断，并在话语的秩序一书中提到：“权力是影响和操控话语的形成与变更的根本因素，具备话语权将掌控彰显权力的平台。”b在福柯看来，话语的本质就是“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Habermas）的话语政治理论将话语视作一种沟通媒介，话语在沟通实践过程中进行权力结构塑造。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尼古拉斯奥努弗（Nicholas Onuf）a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访问日期：2021 年 6 月 7 日。b 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2 页。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3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32023/8/4 16:54:232023/8/4 16:54:2394区域国别学刊 2023 年第 4 期则将语言放在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并指出：“规则源于言语行为，规则与施动者通过言语行为进行互构。规则制约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行为，建构其身份和利益。”a但是，在福柯“话语即权力”的论断中，权力是微观的、无主体化的，福柯将其所定义的话语权仅仅视为一种压迫弱势群体的霸权。b随着冷战格局瓦解，美国的霸权地位发生变化。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逐渐走向多元化，有关话语权的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学界对权力产生了多维认识。传统的物质性权力的可转换性和强制性降低，权力“软性”的一面被发掘。1990 年，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软权力”概念，将软权力资源分为文化、价值观、政策和国际制度四个方面，c更强调权力的吸引、同化而非强制的作用。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将权力分为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迈克尔巴内特（Michael Barnett）和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则把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分为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d人们逐渐接受权力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观点，以语言、文字、价值理念等为载体的话语权作为一种非物质性权力也受到重视。另一方面，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强调合作的可能性，引入保证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国际制度。国际制度具有的权威性、制约性和关联性可以应对合作困境的主要问题，并保障国际合作。e据此，约瑟夫奈首先发现了制度与话语权之关联，他提出：“除了价值体系和文化，制度是话语权的第三大来源。”根据约瑟夫奈的论述，一个国家通过建立并主导国际制度可以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偏好和利益选择，从而获得更多软权力（包括话语权）。到 20 世纪末，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缺陷使得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回到制度研究，学者霍尔（Hall）和泰勒（Taylor）总结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a 温都尔卡库芭科娃、尼古拉斯奥努弗、保罗科维特：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肖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8 页。b 贾文山、王婧雯：我国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现状与构建路径，载国际新闻界，2017 年第 12 期，第 7 页。c 季玲、陈士平：国际政治的变迁与软权力理论，载外交评论，2007 年第 3 期，第 100 页。d Michael Barnett&Raymond Duvall,“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39e 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载外交学院学报，1998 年第 1 期，第43 页。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4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42023/8/4 16:54:232023/8/4 16:54:2395全球环境治理视阈下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种类型的制度主义理论。a但是，它们都囿于静态分析框架，无法解释和处理制度的动态变化，忽略了理念、信念、言语等非物质因素在行动者制度选择中产生的影响。据此，薇安A施密特（VASchmidt）提出话语性制度主义（Discourse Institutionalism）理论。话语话语制度行动者理念图 1 话语性制度主义中话语与理念的互动资料来源：笔者自制。在话语性制度主义中，有感知的行动者（拥有思想、言语和行为）是制度和理念互动的中介桥梁，理念是行动者利益偏好和行为的根本因素，也是制度变迁的原因。b话语是理念发挥作用的机制，具备建构功能和交互性。c制度在行动者表达理念并使其合法化的互动过程中得到确立，同时又对行动者的理念与行动形成新的制约。简言之，制度内生于行动者的话语建构，并影响行动者的偏好和行为，在这样的交互过程中进行一次次的动态变迁。此中，话语作为发挥作用的机制，其交互性使得话语性制度主义实现了结构性的制度制约与行动者主体能动性的统一，为研究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参考。d20 世纪中后期，西方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制度性话语权的理论基础，但也存在明显不足：第一，西方学者对于话语权的定义单一，主要着重于权力层面，认为“国家具备话语权越多，就能在国际社会拥有越多支配性权力”；第二，制度和话语权在诸多研究成果中都是作为单独的变量出现，对它们之间的整体联系的探讨a 肖晞：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的新流派：话语性制度主义，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第 23 页。b 沈燕培：理念、话语与制度变迁话语性制度主义介评，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3 期，第 325 页。c 沈燕培：理念、话语与制度变迁话语性制度主义介评，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3 期，第 326 页。d 沈燕培：理念、话语与制度变迁话语性制度主义介评，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3 期，第 327 页。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5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52023/8/4 16:54:232023/8/4 16:54:2396区域国别学刊 2023 年第 4 期有待完善；第三，有关制度和话语权的研究成果普遍呈现出强学理性、弱实践性特点，尚未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难以适应国际社会现实并发挥实践作用。（二）中国对制度性话语权的认知中国对话语权的认知经历了由认识模糊到“韬光养晦”，再到逐渐参与的漫长过程。21 世纪前十年，中国开始重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2010 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中国的外宣工作要在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以及掌握话语权上迈出新步伐”，a中国首次将国际话语权与对外宣传结合在一起，对国际话语权的认知拓展到国际关系领域。b虽然起步较晚，但恰逢全球化程度加深，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强，传统现实主义零和思维逐渐难以应对全球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语境下的话语权的定义被扩展到两个权力向度：既强调国家表达观点立场的“说话”的“权利”，包括在国际事务中的表决权、代表权、投票权等；又包括“说话”产生的“权力”，即话语理念具备的影响力和感召力。c换言之，国际话语权是“权利”基础上的“权力”。不同于“说话权”，话语权的目的在于使行为主体的表达语言得到确认。d在不同类型的国际事务中，话语权强调的权力向度会有所不同，这也使得中国语境下的话语权在国家参与国际事务时更具有实践效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使中国意识到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强弱反差困境，e另一方面中国也看到二战后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国际制度以及后续形成的全球治理机制滞后于变化的国际权力结构，亟待进行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双管齐下”，将国际话语权在纵向提升到国家战略和外交层面，在横向扩展到政治、经济、外交、网络和规则制定多个领域；f同时，中国a 张志洲：和平崛起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载当代世界，2012 年第 7 期，第 14 页。b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3 期，第 27 页。c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3 期，第 24 页。d 王琪、季林林：海洋话语权的功能作用、内容表征与建构路径，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7年第 1 期，第 18 页。e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3 期，第 26 页。f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3 期，第 27 页。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6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62023/8/4 16:54:232023/8/4 16:54:2397全球环境治理视阈下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强调要着力于提高代表性、表决权和发言权以扩大制度性权力。a 2015 年 10 月，制度性话语权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b此后，中国学界围绕制度性话语权，切入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层面，主要是对制度性话语权的定义和构建路径的探索。在定义上，章远认为，制度性话语权是中国的话语权通过制度形式的固化。c王明国则提出，制度性话语权是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力共同组成的：制度性权力代表全球治理中权力运作的规范与话语结构，话语权力通过话语产生的影响力帮助国家参与国际组织的外交实践，从而发挥制度性权力的作用。d两者相结合，形成制度性话语权。韩雪晴进行了思想理论层面的完善，从类型学角度将制度性话语权按照来源与作用、内容与属性、功能与结构三个标准进行详细分类，并提出在全球视野下构建制度性话语权的四条基本路径国家主义路径、跨国主义路径、全球主义路径和第二轨道路径。e贾文山、王靖雯则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外交实践，总结出参入式、参入改革式、共建发展式和自主创建式四条构建制度性话语权的路径。f在实践层面，主要是结合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个案现实探索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与提升。陈伟光、王燕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出现的问题，对中国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面临的约束进行归纳，提出中国在现有经济机制下优化话语要素配置的具体对策。g吕松涛深入 G20 机制化建设进程，结合中国面临的话语资源释放和经济实力增长等机遇，提出中国提升全球经a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3 期，第 34 页。b 高奇琦：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保障：提高我国制度性话语权，2016 年 2 月 3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2/03/content_5038607htm,访问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c 章远：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经济文化维度解读，载探索，2016 年第 2 期，第 143 页。d 王明国：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载当代世界，2017 年第 2 期，第 60 页。e 韩雪晴：全球视野下的制度性话语权：内涵、类型与构建路径，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第 2428 页。f 贾文山、王婧雯：我国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现状与构建路径，载国际新闻界，2017 年第 12 期，第 1017 页。g 陈伟光、王燕：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载社会科学，2016年第 10 期，第 1627 页。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7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72023/8/4 16:54:232023/8/4 16:54:2398区域国别学刊 2023 年第 4 期济治理话语权面临的挑战和对策。a虽然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多样化，但形成了以下几点共识：第一，制度性话语权是一个具有复合性质的概念，它的构建内生于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的互动；第二，构建制度性话语权的主体是作为制度制定和话语博弈的施动者的国家；第三，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与提升必然要借助国际制度平台间接发挥效用；第四，制度性话语权具有较强的现实政治意义，自形成起就被赋予改进现行全球治理机制，匡正其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的使命。（三）构建制度性话语权的相关要素与基本路径本文将制度性话语权定义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以自身实力为基础，依托国际机制、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获得在国际事务中表达观点立场的基本权利，并将其直接转换形成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国家通过构建制度性话语权可以提升制度性权力，制度性话语权是一国深入参与全球事务，在全球治理机制中争取主动权的重要载体。国家实力包括一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一国所拥有的国家实力以国际制度为平台转化为该国在国际事务中表达观点立场的基本权利（表决权、代表权、投票权等）。国家通过合理表达观点、意见和诉求，将这些权利直接转化为在国际社会的话语影响力和感召力，形成该国的制度性话语权，这是制度性话语权构建的基本逻辑。制度性话语权形成后在双向过程中运行，带来国家和国际双重层面的影响：制度性权力是某个国家在国际制度框架中对其他国家的间接控制，b一国构建制度性话语权的同时制度性权力增长，该国的国家实力得到巩固和提升；拥有制度性话语权的国家运用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理念影响力和感召力，参与现有国际制度的调整或创设新的制度，能够弥补现行全球治理机制下的原则、规范、规则的缺陷，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下的国际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国际制度规范还会界定国家的身份和权力，反向增进或削弱国家实力。ca 吕松涛：提升中国在 G20 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机遇、挑战与路径选择，载东岳论丛，2017 年第 12 期，第 7984 页。b Michael Barnett&Raymond Duvall,“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51c 陈伟光、王燕：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载社会科学，2016年第 10 期，第 20 页。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8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82023/8/4 16:54:232023/8/4 16:54:2399全球环境治理视阈下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国家实力是影响制度性话语权构建的基本因素。一国在国际话语权初次分配中所获得的配额多少取决于该国国家实力的强弱。制度具有非中性，实力突出的国家可以引领构建代表其利益偏好和行动意志的国际制度，并以此为平台将国家实力转化为更多的话语权，同化他国的利益诉求，在国际制度安排中占据主导地位。行为体参与国际制度的能力是影响制度性话语权构建的核心因素。制度性话语权的焦点在于其制度特性和影响力，其评估侧重于制度发展历程而非话语要素。a一国可否构建制度性话语权，取决于其国家实力可否顺利转化为话语权。国际制度是国家实力转化的平台，因此，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能力建设对于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至关重要，包括制度适应能力、制度协调能力和制度创设能力。图 2 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与运行资料来源：笔者自制。三、全球环境治理与制度性话语权构建20 世纪后半期，随着国际社会权力体系的变更和跨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有关全球治理的研究。全球环境治理是规范环境保a 王明国：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载当代世界，2017 年第 2 期，第 61 页。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9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992023/8/4 16:54:232023/8/4 16:54:23100区域国别学刊 2023 年第 4 期护进程的各类组织、政策工具、资金机制、制度规则和相关范式的总和。a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经过从理念到共识再到行动的转变，产生了一些分化和调整。（一）全球环境治理的实践及发展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分化阶段和调整阶段。1 初始阶段全球环境保护的理念源自联合国的倡议。1972 年，联合国召开首次由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的第一个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国际声明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成为国际环保法律和实践的基石，为国际环境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第二年，联合国成立环境规划署（UNEP）作为全球环境保护行动的统一协调机构，并在此基础上，下设环境规划署理事会b和环境基金会。在联合国统一协调下，环境外交理念逐渐进入各国外交议程中，多边环境条约在全球范围内数量剧增。2 发展阶段斯德哥尔摩会议后 20 年间，冷战格局逐渐瓦解。在加速的全球化趋势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关经济发展方式的矛盾间接导致全球环境问题恶化。由大量国际环境条约组成的环境治理体系主要着力于各国污染治理的合作，未能深入国际环境问题的根源。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c 1990 年，联合国大会（General Assembly）第44/228 号决议指出：“严重关切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方式。”d据此，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经a 于宏源、王文涛：制度碎片和领导力缺失：全球环境治理双赤字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39 页。b 2013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有限会员制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升级为普遍会员制的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于 2014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9 年分别召开共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c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 页。d 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 21 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334 页。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100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1002023/8/4 16:54:232023/8/4 16:54:23101全球环境治理视阈下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重要联系。首次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的里约会议，是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发展的里程碑。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a开启了南北环境保护合作进程。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明确了国际环境问题的根源，提出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参会国共同签署可持续发展战略文件21 世纪议程作为落实里约宣言的行动计划。同时，联合国设立了一个专门处理环境与发展事务的政府间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b（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在监督国家和区域各级执行21 世纪议程进度的同时为各国就共同实现持续发展、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对话平台。在里约会议后的 10 年时间里，80 多个国家将21 世纪议程主要内容纳入国家发展规划，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国际社会由此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3 分化阶段进入 21 世纪，受恐怖主义和经济危机影响，各国分歧加剧，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走向分化。一方面，里约会议通过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与联合国其他发展程序在减贫、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关系不明确，可持续发展全球共识未能转化为统一具体的行动目标与计划，公约框架下的全球环境治理合作松散无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分歧加剧。1997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通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定量确定发达国家 20082012 年平均排放数量比 1990 年下降 52%的限额，强制规定发达国家从 2005 年开始执行减少碳排放量的任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 2012 年起承担减排义务。以京都议定书为基础，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开启“双轨谈判机制”c，引a“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共同”和“区别”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有国家在国内、地区内和全球范围内保护整个环境或部分环境的共同的责任；另一方面，考虑到不同的情况，特别是有关国家在造成某种环境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以及该国在预防、减少和控制环境问题等方面的能力，指出发达国家具有防止污染的主要责任。b 2013 年，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取代。c“双轨谈判”机制形成于 2005 年的蒙特利尔会议。“一轨”是在 京都议定书下成立特设工作组，确定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2012 年以后）的减排任务。另外，“一轨”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特设工作组，负责发展中国家关于增进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合作进行谈判对话。“双轨谈判”机制下，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要明确其 2012 年以后的量化减排指标，美国要保证与其他发达国家具有可比性的量化义务，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支持下也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101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1012023/8/4 16:54:232023/8/4 16:54:23102区域国别学刊 2023 年第 4 期起了部分发达国家的不满。2001 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增加了全球气候环境治理的不确定性。2000 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重申支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提出千年发展目标。随后，各国首脑参加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重申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强调建立“伙伴关系”，旨在形成统一的全球目标。但由于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以及各国的政治参与意愿不强，这次大会是历次世界环境大会绩效最差的一届。a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中的部分撤出导致这一体系缺乏领导力。2009 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程序和减排责任与义务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哥本哈根协议未能通过。4 调整阶段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实力逐渐增强。坎昆气候会议和德班气候大会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所调整，“双轨谈判”（Dual-track Negotiation）并轨为 2020 年全球减排路线图。2012 年，联合国在里约召开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峰会），通过我们憧憬的未来成果文件，提倡发展可持续绿色经济，重新整合了可持续政治治理与制度框架。2015 年 9 月，多位国家元首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会议正式通过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核心内容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与会各国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发展权利和责任，将保护环境、遏制气候变化纳入三大重要目标中。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17 个子目标中，接近一半与环境治理直接相关，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大大提升。b同年 12 月，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定，设置了全球升温控制目标，c废除以二分法处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排义务的模式，将京都议定书以来多边谈判中逐渐更新的规范和实践固定下来，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历史上的第一个全球性合作框架。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两大成果标志着全球环境治理多边主义的胜利，为全球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动能，全球环境治理再次迈向新的发展阶段。a 梅凤乔、包堉含：全球环境治理新时期：进展、特点与启示，载青海社会科学，2018 年第 4 期，第 61 页。b 同上。c 全球升温控制目标是国际社会承诺将全球平均气温增幅控制在低于 2的程度，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15之内。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102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1022023/8/4 16:54:232023/8/4 16:54:23103全球环境治理视阈下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从联合国提出的环境外交理念到里约会议推动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经过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的意见分歧造成的短暂停滞，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制度调整，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完成了由理念到共识再到行动的转变。全球环境治理体系逐渐构建起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核心协调机构，多领域议题规范和相关法律为依托的多元行为体参与的国际环境制度框架。（二）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碎片化与二元困境国际制度的创设和运行依据国际权力的配置、共同利益以及盛行的期望和时间等因素的综合作用。a权力和制度建设是全球环境治理的二元属性，对环境容量和资源的制度议价是全球环境治理结构的主要方式。b当前，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在领导力和制度建设方面均存在赤字。美国在 2017 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拒绝向国际社会继续提供气候治理公共产品。欧盟受欧债危机和英国“脱欧”的影响，自哥本哈根会议后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中的领导能力一再弱化，这使得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领导力缺失。制度碎片化是全球环境治理领导力缺失的自然结果。c全球治理体系是涵盖多个政策领域的制度复合体，制度碎片化指的是在一个整体制度环境中具有不同性质、不同范围和不同主导问题的制度之间的互动，在不同的全球问题中，制度碎片化表现各异。d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制度碎片化主要表现是主体碎片化、协调机制碎片化和议题领域碎片化。主体碎片化表现为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在垂直层面，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各国政府和联合国（United Nations）、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扩展到包括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在内的非政府组织、跨国和地方公私营企业以及公民等层次。a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修订版），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 页。b 于宏源、王文涛：制度碎片和领导力缺失：全球环境治理双赤字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41 页。c 于宏源、王文涛：制度碎片和领导力缺失：全球环境治理双赤字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51 页。d Biermann et al,“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rchitecture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9,No4,2009,pp14-40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103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1032023/8/4 16:54:232023/8/4 16:54:23104区域国别学刊 2023 年第 4 期在水平层面，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加强“自主治理”，出现地方政府网络和区域环境组织。全球环境治理逐渐演变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模式。主体碎片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主体之间矛盾的转移。巴黎协定废除以二分法处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排义务的模式，缓和了南北矛盾。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排放量跃居世界前列，与一些小岛屿国家和非洲贫穷国家围绕减排义务和责任方面出现分歧，南北矛盾逐渐向排放大国与排放小国之间的矛盾转移。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缺乏权威主体统筹协调国际环境事务，各利益相关体纷纷建立由自己主导的协调机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联合国唯一一个专门协调全球环境事务的机构，未能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等专门机构形成具有权威性的全球环境治理协调机制。美国因不满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制度安排，自 2007 年发起了包括世界上 17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方面的进程，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部分冲突。a议题领域碎片化主要依据奥兰扬（Oran Young）提出的国际机制的“水平互动”和“垂直互动”观点，表现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其他议题领域的治理机构因议题交叉处于水平互动关系中。b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将生物燃料和绿色贸易壁垒纳入贸易谈判进程；G20 综合考虑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通过金融稳定理事会支持成员国发展绿色经济；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举行以“国际和平与安全：气候变化的影响”为主题的辩论，将气候变化同集体行动安全结合。制度碎片化是当前国际关系结构内在的固有特征，但它并非只具有消极意义的概念。c制度碎片化导致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出现二元困境：一方面，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议题领域的碎片化使得环境议题在全球事务中地位上升，环境保护被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三大支柱；另一方面，协调机制的碎片化导致联合国难以发挥权威作用协调参与环境治理体系的国家间的主要矛盾。国际环境制度a 于宏源、王文涛：制度碎片和领导力缺失：全球环境治理双赤字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45 页。b OR Young,Institutional Interplay:“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Cross-scale Interactions”,in The Drama of the Commons,1st Edition,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2002,pp263-291c Fariborz Zelli&Harro van Asselt,“Introduction:The Institutional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Causes,Consequences,and Responses,”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13,No3,2013,p3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104SJ00090776 区域国别学刊（2023第4期）4校.indd 1042023/8/4 16:54:242023/8/4 16:54:24105全球环境治理视阈下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在部分实力较强的西方大国的主导下存在制度的路径依赖效应，具有调整多边环境治理体系诉求的其他国家难以克服制度的路径依赖，这加大了全球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难度，削弱了全球环境治理的效果。全球环境治理制度碎片化特征导致的二元困境阻碍了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正常运行，需要制度参与主体国家来解决。（三）国家构建全球环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必要性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碎片化特征导致的二元困境产生的消极影响，国家亟需通过构建全球环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突破困境。一方面，国家是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行为体，比其他行为体更具有资源优势和协调控制能力。国际机制的运行和实际效用依托各参与国家具体政策的实现，a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大部分行为主体都要服从国家的管理。在制度的路径依赖效应下，全球治理规则安排滞后，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会导致治理秩序失调，引发全球治理失灵。b国家实力提升与国家权力增长是动态匹配的。c国家只有积极构建制度性话语权才能获得更多制度性权力，从而在参与全球事务过程中获得主动权，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突破集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