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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级分化:三线建设企业职工的群体构成与社会关系张 勇 张艳萍摘 要:“人”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也是三线建设研究应重点观照的对象。三线建设企业中的人群主要由工厂职工及其家属构成,职工来源途径多样,其中支内职工、返城知青、复转军人占据主体。不同来源途径导致工人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群体分化,使他们在职业机会、文化生活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均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这些群体外部的社会关系普遍被削弱,内部的社会关系则得以强化,婚姻关系与血缘、业缘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内部化关系网络。不同来源群体的职业发展、文化与生活方式存在差异;不同群体的婚配对象明显不同。此种对于特定时空环境中三线企业职工的来源、差异及其原因的探讨,可看作中国本土研究实践的尝试。关键词:三线建设企业 群体构成 分化 社会关系引 言三线建设是中国自 1964 年起进行的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建成了近 2000 家大中型工矿企业。在这些三线企业中,各自工作、生活着上千至数万不等的职工及其家属,这个数量庞大的人群构成了三线建设的主体。“人”是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也理应成为三线建设研究的重点观照对象。对于三线建设中的“人”,学界已从前期对相关领导人的研究转变到如今对普通建设者的关注,并围绕三线移民、家属工等群体进行了专题研究。不过,目前对三线企业中的群体构成以及群体的差异作深入分析的研究仍相对阙如。陈超以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以下简称锦江厂)为例分析三线企业的社会结构,指出该企业的职工主要包括内迁工人、返城知青和复退军人三种类型,这三类不同来源的群体,具有各自的特点和“标签化”的日常生活,并影响其职业机会和社会关系。这开拓了三线职工群体研究的新视角,对本文的研究颇有启发性。然而,撇开陈超在论文中使用的概念是否贴切不论,他在锦江厂的这些“发现”,能否适用于其他三线企业?使用口述访谈和观察法等方法归002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号:19ZDA194)的阶段性成果。国防科工委三线建设调整协调中心: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总结文集(未刊),2006 年,第 18、28 页。关于三线移民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熙、徐有威:落地不生根:上海皖南小三线人口迁徙研究,史学月刊2016 年第 2 期;张勇:区隔与融合:三线建设内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变迁,江海学刊2020 年第 1 期等。参见 Chen Chao,“Labeled Clanization:The Social Structure in a Third Line Enteprise”,Labor History,Vol.57,No.5,2016,pp.671-694;Chen Chao,Toleration:Group Governance in a Chinese Third Line Enterprise,Singapore:Palgrave Macmillan,2018。陈超将三线企业中内迁工人、返城知青和复退军人等不同来源的群体称为“族群”(clanization),将他们之间的差异及特征归纳为“标签化”(La-beled),这些概念在翻译成中文时也由陈超确定。纳出的群体构成及其影响,能否通过数据统计与分析予以验证?更为重要的是,对群体差异影响职业发展、社会关系的归因可作何理论解释?围绕上述思考,笔者重点选择一家更为典型的三线企业 重庆晋江机械厂(以下简称晋江厂),利用多种类型的资料和口述访谈、数据统计、观察等方法,结合其他三线企业的情况,试图勾勒出三线企业中群体(重点是职工)的来源构成及其分化的整体面貌,展现这些群体的内外部社会关系,探讨导致他们在文化与生活、职业发展、婚配选择等方面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三线企业中的群体构成及差异陈超研究的锦江厂是一家位于四川彭州的三线民用企业,而本文重点研究的晋江厂是一家位于重庆的典型三线军工企业。晋江厂的原厂址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桃子沟,自 1966 年开始筹建,1971 年 7 月正式投入生产,1973 年基本竣工,完成验收。该厂在三线建设时期隶属于第五机械工业部,主要生产59 式100 高炮、66 式152 加榴炮、54 式 122 榴炮、59-1 式 130 加农炮等军品铸件。1980 年之后,工厂在军品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实行“军转民”,逐步从单纯的生产型企业向经营型企业转变。到 1988 年底,全厂职工、家属总数达到 4688 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 2046 人,厂办大集体职工 536 人。除了转型之外,调整改造时期的晋江厂还面临厂址搬迁等问题,于是从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搬迁至重庆市巴南区的鱼洞,并入大江工业集团公司。近年来大江集团日益衰落,但许多原晋江厂的职工和家属却通过撰写网络文章、出版厂史文集、调研三线企业、保护工业遗产和参与全国性的研讨活动等方式,书写与建构着他们及工厂的历史记忆。三线建设是基于备战的考虑而实施,因此国防与军工系统是首要建设目标。重庆在三线建设时期被定位为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作为重庆地区的三线军工企业,晋江厂经历了从选址、建设、生产到调整搬迁、产业转型等相对完整的演变历程,相较于成都附近的民用企业锦江厂,在三线企业中更具典型性,因而成为笔者的重点研究对象。从 2015 年至今,笔者先后数次前往江津的老厂区和巴南的现厂区进行田野调查,并与该厂的多位人员长期保持密切交往,访谈了包括原工厂书记、厂长、中层干部、车间职工及其家属、子弟在内的数十位人员,搜集了企业档案、厂史、厂报、回忆录在内的各种文献资料。难得的是,笔者还搜集到了晋江厂 1985 年完整的职工花名册。该花名册包括了绝大部分职工的多种信息,在邀请相关人员对花名册信息进行核实和补充后,笔者藉此对该厂职工的来源作了较为详细的统计,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和访谈资料探讨三线企业的群体构成及差异。(一)职工来源的多样化三线企业中的群体主要由工厂职工及其家属两部分构成。首先来看职工群体的构成情况。笔者搜集到的晋江厂 1985 年职工花名册,包括了每位职工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工作职务、工资级别、政治面貌、籍贯等基本个人信息。我们请极为熟悉该厂情况的原厂办主任协助,在每位职工的个人信息中添加了职工来源和配偶来源等重要事项,并将全部信息录入电脑,进行统计与分析。表 1 晋江厂职工来源(1985 年)群体部门支内职工支内二代返城知青复转军人招工社青调入职工大中专毕业生小计管理部门18810177125242126562生产部门1423642682368217201129后勤部门6123173152823188合计39148836239211166691879合计比例21%26%19%21%6%3%4%100%通过表 1 可以看出,1985 年晋江厂正式职工的来源包括支内职工、支内二代、返城知青、复转军人、招工社青、调入职工、大中专毕业生等七类。其中,支内职工、支内二代、返城知青、复转军人是工厂职工的主体,各占 20%左右,社会招工进厂102同级分化:三线建设企业职工的群体构成与社会关系此表统计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职工,许多“家属工”或临时工并未统计在内。在中国的职工群体中,还有普通工人和干部的划分,本文旨在探讨三线企业中不同来源的群体,故不专门讨论工人与干部的区别。的青年、从其他地方调入的职工以及分配到厂的大中专毕业生所占比例都较低。该表反映的是1985 年的情况,如果将时间前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支内二代基本是几岁至十多岁的孩童或青少年,尚未成年的他们自然还没成为工厂职工。因此,20 世纪 70 年代该厂职工的主体就是支内职工、返城知青、复转军人等群体。锦江厂职工的来源情况与晋江厂大同小异。据厂志记载,1985 年锦江厂有正式职工 2189 人,其中,从上海柴油机厂、无锡油泵油嘴厂和贵州柴油机厂调来的支内职工 453 人;从上柴厂技校、上建厂技校分配来的毕业生 354 人;天津工业会计学校、天津农机校、洛阳拖拉机厂技校、上海新华护士学校分配来的毕业生 60 人。从外地毕业分配来的技校生,进厂后不必经历 3 年的学徒阶段,可直接按月领取一级岗位工资,从事生产活动,因而也可以看作是外地来的支内工人。此外,在本地招收的新工人(包括返城知青)、安置的复转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和本厂技校生及零星调入的工人,共计 1322 人。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三线企业职工的来源途径多样,其中支内职工、返城知青、复转军人群体构成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职工的主体。(二)主要职工群体支内职工(又称内迁职工)大多是来自一线的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的工人与干部,也有部分来自二三线地区。内迁人员的选拔主要考虑两个条件:一是政治条件,“那些政治表现比较好的,家庭出身也好的”,才可能被选拔出来支援三线建设;二是技术条件,要选拔能力强的干部、技术好的工人支援建设。当然,对一线地区参与包建或援建的工厂领导来说,还需要考虑平衡,既要根据上级部门指示选拔“好人好马”,又不能因为援建、搬迁而使本厂精英流失殆尽,“垮掉了也不行”。支内职工到三线地区参加建设的动因各不相同。李浩认为,职工在支内时有主动参与型、被动参与型和投机型三种类型;施文认为支内职工中既有受国家感召的追梦人,也有基于未来生活和家庭发展的理性权衡者,以及具有随意性的无知选择者。此外,被选中的人员中仍有少数基于个人和家庭等因素的考虑不愿意来,此时工厂往往会利用党群组织做动员工作。三线企业在建设初期,支内职工所占的比重较大,因而成为建设的生力军。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来自援建厂、包建厂的职工最多。锦江厂由上海柴油机厂大力援建,因此该厂的上海工人比其他内迁职工的总和还多;晋江厂是由山西机床厂主包建成,所以内迁职工中山西人占据多数。值得注意的是,内迁职工在工资政策方面与本地职工有所不同。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工人的工资按地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三线建设时期属于一线地区的上海为八类地区,属于三线地区的重庆为四类地区,两地一级月工资平均差距约为 10元,八级月工资平均差距约为 20 元,差距颇大。支内职工迁往三线地区之后,在最初几年仍然享受的是迁出地的工资标准,因而造成支内职工的工资比同级的本地职工要高很多。支内职工大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并接受过一定教育、技术熟练的工人,他们“是工厂的顶梁柱”,“肩负了建厂和工厂初期发展的责任”,甚至被认为是“工厂的灵魂”。知青即知识青年的简称,是自1968年到19782022023.4锦江油泵油嘴厂厂志(未刊),1986 年,第 2 页。杨尔萍口述,孙清林等采访整理:为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女战士,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 94 页。孙叶潮口述,张勇等采访整理:歌乐山下支内的杭州人,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第 63 页。李浩:上海三线建设搬迁动员工作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18 页。施文:“三线人”身份认同与建构的个案研究 以陕西省汉中市回沪“三线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 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14 页。王世铭口述,张勇等采访整理:三线企业的厂办教育,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第 3940 页。王毅、钟谟智:三线企业的搬迁对内迁职工生活的影响 以重庆的工资、物价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陈宏逵口述,张勇等采访整理:我与重庆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第 7 页。年从城市转到农村或兵团务农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只接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部分知青从 1971 年开始返回城市工作,“文革”结束后知青返城更是达到了高潮。将返城知青招工进厂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三线企业同样招收了大批知青。截至20 世纪70 年代末,锦江厂共招收约 900 名返城知青,几乎占当时全厂职工总数的1/3。大多数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城市里,通过招工的形式进入工厂工作自然求之不得。据参加过招工的人员回忆:“招工的时候,那些知青都是很想回城的,特别是老知青,年龄也到了,也二十七八了,依照招工条件的话,是不行了的。好多都主动来找我们,来求我们,是拼命地想回城。”不过,三线工厂招收知青的条件比较严格,“一必须是知识青年,二必须有当兵的身体条件,三必须要政治审查合格”,选拔比例较低。如有的公社通知前来参加招工的有 80 多名知青,经过两个多月的政审、体检和文化考试后,只有 6 名合格的知青被挑选进厂。被选中的知青,进厂之后通常先参加学习班,接受政治教育和三线企业的厂规、厂纪、保密、安全教育,再到车间部门做三年的学徒工,然后才能转正。虽然要做三年学徒,有的还需在恶劣的环境中从事繁重的工作,但进厂知青仍倍感幸运和光荣。一位通过招工进入晋江厂的知青感慨:虽然我们每天都是在这种噪音与粉尘弥漫、烟熏火燎相杂的环境下工作,但是,仗着我们年轻力壮,又有当知青两年多时间体力劳动练就的身板基础,翻动几十上百斤的铁疙瘩还是不在话下的。更使我们自我宽慰的是,在一个蛋白质和脂肪都相当缺乏的年代,全国人民生活都十分艰苦,能有较高的工资收入和粮食定量,每月又有固定的保健食品供应,对我们这些经过三年灾荒吃过糠、十六七岁下了乡的知青来说,能这么早就招工出来,而且还在一个国防军工厂当工人,毕竟是很光荣的事。三线企业中职工的第三类群体,是通常被认为政治高度可靠的复转军人。当然,招收复转军人并不是三线企业的独有情况。美国学者裴宜理指出,农民出身的转业士兵占到了中国国有企业职工数很大的比重。在三线企业中复转军人的比例则更高,如晋江厂 1985 年的复转军人占职工总数的 1/5 以上。复转军人包括复员军人和转业干部两类,一般而言“战士是复员,干部是转业”。当时军官退役后,由政府直接安排工作,其中部分转业到三线企业;而士兵退役后,基本都返回原籍,当时的士兵大多来自农村地区,一部分经过推荐选拔后进入三线企业工作。在三线企业中,士兵和干部因为身份的不同通常会被分配到不同岗位上。士兵“一般都是一线工人,他们安排到车间后一般都有师傅带,或是送到技工学校,先学上一年,然后放在车间由师傅带”。转业干部“很多都是去做政工工作”,如任支部书记,或在工会工作,也有一些人当车间主任。在工厂中,转业干部在定级时有一定优势,“学徒转正后才是一级工,转业军人一进厂就是二级工”。整体而言,三线企业复转军人中复员士兵的人数远多于转业干部,而转业干部的职位级别则高于复员士兵。因为复员军人(普通士兵)在整个复转军人中占据大多数,故本文后面主要以复员军人为主探讨复转军人的相关问题。这些来自农村的复员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在进厂之前就已和农村姑娘结婚了;即便进厂时未婚,他们也很难能够选择城里或厂里的姑娘为妻302同级分化:三线建设企业职工的群体构成与社会关系Chen Chao,“Labeled Clanization:The Social Structure in a Third Line Enteprise”,Labor History,Vol.57,No.5,2016.韩阿泉口述,张勇等采访整理:他乡是故乡,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第 7475 页。黄德彬:大山里的青春年华,陈年云、吴学辉主编:晋江记忆(上),团结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7 页。吴学辉:晋江岁月:一段抹不去的记忆,陈年云、吴学辉主编:晋江记忆(上),第 106107 页。陈超在论文中称其为“复退军人”。李治贤口述,张勇等采访整理:从军代表、三线职工到大学教授,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第 26 页。周国良口述资料,张勇采访,2014 年 7 月 23 日。陈志强口述资料,张勇采访,2019 年 4 月 14 日。子,只得寻觅农村姑娘为妻。复员军人的妻子在家务农,子女出生后通常也跟着母亲,属于农村户籍,这种家庭被称为“半边户”家庭,即“一工一农”的家庭。由于家在农村,很多工厂附近的复员军人每天一下班就要赶回农村的家,稍远的一般也要周末赶回去,致使平时较少参加单位的各类活动。复转军人中虽有少数转业军人进厂后成为干部,并有所成就,但大部分复员军人的职业发展机会并不显著,在工厂的地位也普遍低于支内职工和知青。此外,由于家安在农村,他们的孩子通常不能像其他职工的子女一样在厂子弟校中接受教育。他们与其他群体在社会生活、家庭关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差异甚为明显。(三)其他职工及家属除了支内职工、返城知青、复转军人这三类主要群体外,三线企业的职工来源还有招工社青、大中专毕业生和调入职工等类型,相对于前三类,他们的人数很少。如 1985 年晋江厂的招工社青仅占全厂职工总数的 6%,大中专毕业生仅占 4%,从外面调入的职工也仅占 4%(参见表 1)。知青属于社会招工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类型,本文表 1 中的“招工社青”是指除了返城知青之外,通过社会招工进入工厂的其他人员。三线工厂因人员补充的需要,有时会到周边地区招收一批人员进厂,这类人员大多数来自农村,招工考核也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重庆地区的三线兵工厂多从区县农村招人,条件是“成分好,要是贫下中农;要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体检也要合格”。当地人如能招工进厂,会倍感荣耀,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的人,“连回一次老家都像是衣锦还乡”。包括知青在内的社会招工人员,进厂后都要进行学习和接受培训,并到车间做 3 年的学徒工,而支内职工、复转军人、大中专毕业生一般不需如此。在三线建设初期,国家分配了一批大专毕业生和技校毕业生到三线地区支援工厂建设,如锦江厂就分配来外地的 400 余名技校学生。但后来受到“文革”的影响,高等教育停办,直到恢复高考后,才陆续有大专毕业生进入工厂工作。在此期间,工厂往往通过自办技校,来补充技术人员的短缺。三线企业的职工群体,按体制性质可划分为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和临时工等类别,此外还有学徒工、轮换工、家属工等特殊类别,构成较为复杂。全民所有制职工是三线企业的主体,晋江厂 1985 年花名册中的 1879 人全部属于此类;三线企业的集体所有制职工主要是“五七”连队、大集体以及后来的劳动服务公司等部门的职工,通常为安置职工家属、城市待业青年、返城知青等而兴办。前述两类职工都属于正式工,而学徒工、轮换工等则属于临时工性质。轮换工是工厂从农村招用的不转户口、不改变农民身份、定期轮换做工务农的劳动合同制工人。三线企业在建设初期推行“厂社结合”“亦工亦农”,招收了一批来自农村的轮换工。轮换工后来很多都留在厂里工作,成为正式职工,重庆晋林机械厂有 200 多名轮换工即如此。职工家属则是三线企业中的另一庞大群体。1988 年晋江厂的职工总数为 2582 人,家属就达到 2106 人。三线企业中的家属,大多和职工一起居住、生活在厂区内。“半边户”家庭则例外,这部分职工的配偶(通常是女方)和子女居住、生活在农村,不过在改革开放后,他们也大多通过“农转非”方式进入工厂生活。三线职工的家属,进入工厂后如参加工作,就被称为“家属工”。有所差别的是,内迁职工的随调配偶,到三线企业后一般都能进入“五七”连队或大集体工作,并有机会转成全民所有制的正式职工;复员军人的配偶“农转非”进厂后,一般只能在大集体、“五七”连队工作或做临时工,较少转成全民所有制的正式职工。正如原晋江厂厂长岳云鹏所言:4022023.4近年来,笔者及其团队对与复转军人相关的“半边户”“农转非”家庭进行了调研,有关问题将另文探讨。张勇:山沟中的“小社会”重庆双溪机械厂考察札记,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第 269 页。傅建卫:追梦的岁月,锦江油泵油嘴厂退管站编:锦江岁月(未刊),2006 年,第 257 页。陈宏逵口述,张勇等采访整理:我与重庆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第 7 页。国营五五七厂厂史(未刊),1989 年,第 1 页。家属进厂后一般会成为临时工或大集体的一员,如托儿所的保育员就是职工的妇女家属们担任的临时工。临时工工作时间为一年或半年。相比较而言,大集体会比临时工更稳定一些,而想成为大集体的成员必须经过工厂批准。由此可见,在三线企业工人内部,出现了群体分化和差异,支内职工、返城知青、复转军人等不同类型的职工群体有着不同的工作经历和选拔进厂方式,他们及其家属的文化与生活状况、社会关系等也各不相同。(四)不同来源群体的差异三线企业中的群体构成比例,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在建厂初期,支内职工等外地人占据主体,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本地人的比例逐渐增大。根据锦江厂附近的另一家三线企业岷江齿轮箱厂 19661980 年的调入职工人数记录表明,该厂支内调入的职工从 1966 年到 1972 年共计 493 人,此后未再有支内职工调入,因此 20 世纪 70 年代支内职工的人数在 493 人左右;同时期其他方式调入的职工共计 476 人,这些调入的职工基本都是本地人。可见,1972 年时该厂内迁职工的人数要多于本地人,直到 70 年代中后期,本地职工的比例才超过了内迁职工。在三线企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首先表现为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存在的隔阂。尤其是在建厂初期,“外来户和当地的隔阂还很大”。支内职工大多来自东部沿海和大中城市,与他们相比,本地人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有一定差距。在锦江厂的本地职工看来,作为外来者的上海人比较排斥本地四川人,因为“他们在文化等各方面比我们熏陶得要早些,工业基础要好些,外面先进的思想东西要多些”。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一些上海人看不起四川人甚至无锡人,以至把四川人称为“小四川”,把无锡人称为“刁无锡”。这种现象更多是源自上海支内职工对自身技术和文化具有的优越感以及对群体差异的认知。三线企业中的群体差异也存在于支内职工及其二代、返城知青、复转军人、招工社青、调入职工、大中专毕业生等不同来源的职工之间。这体现在服饰打扮、业余爱好等日常生活方面,也体现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与文化娱乐等文化层面,陈超和笔者对此都有一定的描写。此外,这种分化与隔阂也反映在职工家属之间,导致晋江厂“正式职工家属很少跟农转非的家属打交道”。三线企业中工人群体的不同来源,不仅导致其文化与日常生活有所差别,还使他们在职业机会、社会关系等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发展态势。对于锦江厂的支内职工、返城知青、复转军人三类群体,陈超着重分析了他们在职业发展上的区别。他指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内迁工人逐渐占据了“后方”部门职工的大部分,而复退军人和返城知青构成了“前方”一线劳动力的大部分,原因在于前者在学历、技术、经验等方面更具优势。三线企业中各类群体的社会关系也颇有特点,且差异显著。三线企业职工的社会关系与择偶差异(一)弱化的外部关系三线企业中职工及家属的社会关系包括外部的社会关系和内部的社会关系。不同群体的外部关系差别甚大。复转军人、知青和其他社会招工人员大多是本地人,其亲属、同学、朋友等社会关系仍保留在当地。但由于三线企业大多位置较为偏僻,与外界交通不便,他们与原有关系网络中群体的接触不如以前频繁。502同级分化:三线建设企业职工的群体构成与社会关系岳云鹏口述资料,张勇采访,2019 年 6 月 16 日。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划分,参见刘祖云、田北海、戴洁: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层: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9101 页。岷江厂调入职工人数表(19661980 年),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彭州三线建设纪实(未刊),2019 年,第217 页。丁开建口述资料,张勇采访,2014 年 7 月 29 日。杨廷发口述,张勇等采访整理:从下乡知青到三线职工,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第 56 页。陈志强口述资料,张勇采访,2019 年 4 月 14 日。Chen Chao,“Labeled Clanization:The Social Structure in a Third Line Enteprise”,Labor History,Vol.57,No.5,2016,pp.671-694.如果说上述几类群体只是减少了与外部关系的交往频率,那么支内职工及其家属则几乎脱离了家乡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从遥远的一线城市内迁到三线地区的山沟,原有生活中的亲属、同学、朋友等纷纷从眼前消失,在当时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条件下,与家乡的亲人、朋友很难保持频繁而紧密的联系。“平时与家乡的联系很困难,主要是通过写信来联系。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有急事只能发电报。”支内职工唯一与亲属近距离交流的机会就是一年或几年一次的回乡探亲。当时的政策规定,单身职工一年可回乡探亲一次,而双职工则需几年才能探亲一次。“当时单身职工居多,一年可享受一次 20 天的探亲假(含路程假)。而探亲大多放在每年春节。”支内职工回乡探亲,通常选择乘坐火车。锦江厂的支内职工回上海,“那时候都是坐铺,根本买不起卧铺,因为一个月的工资才31 块 5 毛,而成都到上海的硬座票要 34 块钱,比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来回的路费要花掉两个多月的工资,还不算人情世故方面的开销。如果探亲假用完只得请事假,但请事假要扣工资。如此花费颇大,以致他们将坐火车回乡探亲戏称为“铺铁路”。返乡探亲的花费与窘境,使得锦江厂有好几位上海人连父母去世都未能回去奔丧。有部分支内职工由于各种原因,将出生后的子女留在了家乡生活。这些留在家乡的职工子女,经历了父辈不在身边的种种艰辛。一位内迁到重庆的三线职工将孩子留在了杭州老家,孩子长大后如此回忆当时家庭关系的维系:我们的父辈很想回故乡杭州探亲,看望父母和孩子,但由于假期少、工资低、家庭负担重,以及不菲的火车票价,不得不等上好几年才能回一趟家,如同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务工人员一样。我们“杭二代”也像现在留守儿童一样盼望见父母,望眼欲穿。两代人通过书信保持联系,连接感情。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内迁职工在维系家乡亲属关系时的艰辛,也反映了他们与迁出地原有交往群体关系的削弱。(二)内部关系与婚姻关系和三线职工外部关系弱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工厂内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三线企业大多位于偏僻、闭塞的环境之中,几代人在此环境中成长,三线职工及其家属的社会关系逐渐呈现熟人化、网络化的特点。例如,重庆晋林机械厂“总共编制只有 2000 多人,全部都是熟悉的面孔,每个人都认识。最后发展得就像一个部落一样,相互联姻,亲上加亲,最后大家转弯抹角都是亲戚”。经过长期积淀,“职工都生活在亲缘和地缘关系交织而成的关系网中,这张关系网,无论在时间的纵轴上,或在空间的横轴上都可以无限地延伸。每个职工家庭,便是关系网上的纽结,有的父子变成了同事,上下级变成了亲戚,谁和谁都不能不沾亲带故”。在三线企业内部,血缘、姻缘、业缘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三线企业这种“内卷化”的社会关系,在婚姻关系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表 2 晋江厂职工配偶来源职工配偶来源职工所在部门本厂职工随调家属“农转非”家属厂外人员合计管理部门20419710834543生产部门50215225095999后勤部门73732913188合计7794223871421730合计比例45%25%22%8%100%由表2 看出,在晋江厂分别来自管理、生产、后勤部门的 1730 名已婚职工中,配偶是本厂职工的占45%,配偶是随调家属的占 25%,配偶是“农转非”家属的占22%,配偶是厂外人员的仅占8%。6022023.4陈志强口述资料,张勇采访,2019 年 4 月 14 日。倪同正:锦江厂,一个三线企业的传说,国家人文历史2014 年第 18 期。王晓华口述资料,张勇采访,2014 年 7 月 26 日。俞雄飞:支内重庆 50 周年庆典活动感怀,寻迹印记(未刊),2016 年,第 203 页。陈宏逵口述,张勇等采访整理:我与重庆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第 7 页。禾夫:人情关系网 三线企业内人际关系微观,中国职工教育1994 年第 2 期。随调家属后来一般都通过进入“五七”连队、大集体等部门成为本厂职工,由此可以认为晋江厂职工选择的配偶有近 70%是本厂的各类职工,选择厂外人员作为婚姻伴侣的比例极小。总体来看,三线企业“职工的配偶来源更多的是本厂内部,和外面结婚的少”,双职工的比例普遍很高。三线企业出现婚姻关系的内部化,是因为偏僻、闭塞、孤立的环境导致人们寻找婚姻伴侣的圈子极小。就如晋江厂职工所言:因为圈子小的原因,我们厂双职工的比例很高。其实厂内也像一个小社会一样,绝大部分的交往甚至通婚都是在厂内进行的,因为也没有办法出去。如果来了一个男大学生,所有的职工家属和年轻姑娘会特别关注。这就是我们内部的关系网,越编越厉害。这种内部通婚的情况在职工子弟中也大量存在。晋江厂许多职工子弟选择的婚姻伴侣仍然是本厂子弟,曾是晋江厂子弟的学者李毅嘉指出:“相同的生活环境,差距不大的经济收入,简单密切的人际关系,都使得邻居、熟人和同事之间互成儿女亲家的事情非常普遍地上演着。这样,这些来自异地他乡的晋江人在原本就比较密切的同事之情的基础上,又创造了以二代婚姻为纽带的新血缘关系。”内部婚姻关系带来的紧密关系网络,又进一步强化了三线企业中社会关系熟人化、复杂化的特点。锦江厂工人谭义的亲属关系网络就是一例。谭义在锦江厂的亲属关系网络连接了十个家庭,这反映了工厂中每个家庭都连接着“树根”和“树枝”,每个家庭之间都可能存在或深或浅的关系。工人们将这种状况描述为“一叶动,整棵树都在动”。由婚姻关系所形成的亲属网络,和其他社会关系一道,共同构建起了三线企业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络。(三)不同群体的择偶差异三线企业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并非随机而建。不同来源的群体在选择朋友和婚恋对象时往往有所考量,差异也显而易见。三线职工在选择交往对象时,更乐意和自己所属群体之内的人交流,“在平时的生活中,还是跟自己的老乡在一块比较多”。重发厂的杭州内迁职工,平时也是以杭州人之间的交往居多,甚至“小孩也是和杭发厂过来的孩子一起玩”。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或者隔阂对他们社会关系的建立产生了影响。陈超在锦江厂的调研印证了这一点。他让受访者列出他们联系和交往最频繁的朋友,结果发现每个受谈者最后提供的人员,都是与他们具有相同背景的人。在选择婚姻伴侣时,不同群体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笔者根据 1985 年晋江厂的花名册信息,统计并制作了不同类型的职工群体与配偶来源的交叉表。表 3 晋江厂职工与配偶来源交叉职工来源配偶来源支内职工(人数及比例)返城知青(人数及比例)复转军人(人数及比例)其他(人数及比例)本厂职工347(45.84%)255(71.43%)20(5.12%)157(69.78%)随调家属365(48.22%)19(5.32%)15(3.84%)23(10.22%)“农转非”家属5(0.66%)24(6.72%)350(89.51%)8(3.56%)厂外人员40(5.28%)59(16.53%)6(1.53%)37(16.44%)通过表3 可以看出,晋江厂的支内职工(本表包括支内二代)中配偶是本厂职工的比例为45.84%,配偶是随调家属的比例达 48.22%,由于很多随调家属后来也成为本厂职工,因而实际上支内职工配偶在本厂工作或生活的比例高达702同级分化:三线建设企业职工的群体构成与社会关系蓝勇口述,张勇等采访整理:一位历史地理学者眼中的三线企业,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第 112 页。陈志强口述资料,张勇采访,2019 年 4 月 14 日。李毅嘉:回望特殊年代的晋江英雄们,陈年云、吴学辉主编:晋江记忆(下),团结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39 页。Chen Chao,“Labeled Clanization:The Social Structure in a Third Line Enteprise”,Labor History,Vol.57,No.5,2016,pp.671-694.对于此种社会关系的两面性及其影响,参见张勇:区隔与融合:三线建设内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变迁,江海学刊2020 年第 1 期。陈志强口述资料,张勇采访,2019 年 4 月 14 日。韩阿泉口述,张勇等采访整理:他乡是故乡,张勇主编: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第 74 页。Chen Chao,“Labeled Clanization:The Social Structure in a Third Line Enteprise”,Labor History,Vol.57,No.5,2016,pp.671-694.94.06%。支内职工选择厂外人员或当地“农转非”家属的比例极低。因为支内职工群体在文化教育、技术能力方面都有优势,他们“认为当地人与自己差距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不如自己”,所以“很少有人愿意与当地人结婚”,而愿意更多地选择本厂职工结婚。支内职工“找老乡(作为配偶)的情况会比较多”,但如果在老乡中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他们也会退而求其次,选择本地职工作为婚恋对象。返城知青的配偶中 71.43%是本厂职工,16.53%是厂外人员,“农转非”家属的比例很低。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知青基本都是具有城市户籍的本地人,相比来自农村的复员军人,他们具有户籍身份等“先赋条件”的优势,故而大多能选择本厂职工作为婚姻伴侣;同时作为本地人的知青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能通过亲友介绍等方式找到其他的厂外人员作为婚恋对象。复转军人的配偶中 89.51%都属于“农转非”家属,也就意味着在实行“农转非”政策的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他们的妻子大多是农村妇女;他们的配偶来自其他群体(包括本厂职工)的比例很低。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复转军人基本来自农村地区,在当时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城乡差距明显,他们原有的身份使其很难找到当地具有城市户籍的人做妻子,更不用说支内职工及其子弟;二是很多复转军人在被安置进厂之前就已同当地的农村妇女结婚,但由于当时城乡户籍的壁垒,使她们无法像支内职工的配偶一样作为“随调家属”来到厂里工作或居住。厂内职工跟当地农村结婚的不多。“半边户”大多都是复转军人,复转军人原本就有很多已经结婚了,他们招进厂里后,家属没办法跟着进厂工作。八几年时厂里帮忙解决了一批复转军人家属(妻子),把“农转非”的家属分配到大集体和“五七”连队里,专门给他们盖房子,解决子女的上学、就业、招工等问题。由此可见,在三线企业中的婚姻关系整体呈现内部化的背景下,不同来源的职工群体的婚配对象存在显著差异:支内职工的配偶为本厂职工(或随调家属)的比例极高;返城知青选择的配偶除少部分在厂外,大部分都是本厂职工;复转军人的配偶则大多来自厂外的农村地区。总结与讨论:群体差异的形成原因针对三线建设的主体 数量庞大的三线企业人群,本文首要目标在于勾勒出三线企业中的群体构成及差异的整体面貌,并展现这些群体的内外部社会关系。前述研究表明,三线企业中的人群主要由工厂职工及其家属构成,职工来源途径多样,其中支内职工及其子女、返城知青、复转军人占据主体,同一层次的工人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群体分化。不同来源的群体,在文化与生活方式、职业机会、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发展态势。在社会关系方面,三线企业中各类群体外部的社会关系普遍削弱,内迁职工更是几乎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社会关系则得以强化,婚姻关系与血缘关系、业缘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内部化社会关系网络。就婚姻关系而言,支内职工、返城知青的配偶多为本厂职工,而复转军人的配偶大多来自农村地区,不同群体的婚配对象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不同来源的群体在职业发展、文化与生活、婚姻关系等方面形成差异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将历史特殊性现象的观测上升为带有普遍性规律的理论解释。(一)职业发展、日常生活与文化资本支内职工、返城知青、复员军人等群体的职业发展、文化与日常生活差异的形成,与不同来源的群体的家庭出身、文化教育、工作经历、职业技能密切相关。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国家动员下,能被选中前往三线地区参加建设的支内职工,大多具备一定的优势条件,除政治表现良好外,他们通常还接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