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百官公卿表》研究.pdf

司马光 百官公卿表 研究郭洋辰百官公卿表,又称 百官公卿年表(以下简称 百官表),是北宋司马光、宋敏求等人共同编修的著作,初修于宋神宗熙宁(1068 1077)年间,成书于元丰(1078 1085)年间,书成之后附于 国史,此后便销声匿迹,直到南宋初才再次面世,全本大约在宋元之际亡佚,其部分内容今天仍可稽考。李俊清 司马光 百官公卿表 辨析(文献2002 年第 1 期)介绍了该书的基本情况,并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关于该书的编纂、版本、流传等问题仍有待发覆。一 百官表 的基本情况宋代前期的职官制度相对复杂,是基于唐代职事官体系和使职体系的名号而发展出来的多序列官阶体系,其中尤以官、职、差遣较为重要。这些序列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组成了宋代官制的基本内容。这套多序列的官阶系统,虽然从整体设计上看,不无体现施政者的统治逻辑之处,但是从名号上看错综复杂,从内部的迁转罢黜细则上看也是颇为烦琐,不仅常令当代学者迷惑不已,对当时人而言已是难以尽知。宋代常有翰林学士或知制诰因不熟悉官制细则而草诏失误,因而受到处罚的例子。天圣元年(1023),王钦若曾作 叙迁图,重在标识“百官叙进”;到景祐中,由于担心皇帝因不熟悉职官迁转的细则而被权相蒙蔽,范仲淹曾上 百官图,着重指出官员升迁的“次第”。58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 长编)卷一一,“天圣元年九月丙寅”条,中华书局,2004,第 2333 页。长编 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丙戌”条,第 27832784 页。自北宋初年起,就不断有人表示对这套职官体系的不满,司马光就有这类看法,他在 百官表总序 中说道:“凡朝廷所以鼓舞群伦、缉熙庶绩者,曰官、曰差遣、曰职而已。于三者之中,复有名同实异,交错难知,又迁徙去来,常无虚日。”司马光认为这套职官系统在静态的名号上,有“名同实异,交错难知”的弊端,而在动态的迁转上,又有“迁徙去来,常无虚日”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要修撰 百官表,目的是“欲观其大略”。宋神宗“熙宁二年十一月甲子朔,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司马光言欲仿 汉书 旧法作 大宋百官公卿表,以备奏御,便省览,从之是月,命知制诰宋敏求同修”。元丰二年宋敏求去世,同年五月命“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赵彦若兼修 百官公卿表”,接替宋敏求。到元丰四年八月“赵彦若言与司马光同修 百官公卿年表,成十卷诏进人,后并送编修院”。“送编修院”就是将修成的 百官表 送到史馆,用司马光的话说是“有诏附于国史”。宋人对于本朝史的修撰尤为用心,先后有 三朝国史 两朝国史四朝国史 中兴四朝国史 总共四部国史修成。司马光所说的“有诏附于国史”,指的应该是 两朝国史。两朝国史 记载涵盖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史事,修成于元丰五年,从时间上看在 百官表 修成之后近一年,所以 百官表 修成后只是“诏进人”,很可能是等 两朝国史 修成后才“附于国史”,因此 长编 说“后并送编修院”。宋代的国史虽然是纪传体,但并没有“表”这一体裁。熙宁年间,编修官黄履曾上书建议在国史中增加表,史馆也表示同意,即“所乞立表,欲依履所请”,但是最终皇帝并未批准,所以 两朝国史 是没有表的。正因如此,将 百681唐宋历史评论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 卷六八 百官表总序,陈宏谋集 第 33 册,影印乾隆六年桂林培远堂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 417 页。王应麟:(合璧本)玉海 卷一一九 官制,中文出版社,1977,第 2276 页下。长编 卷二九八,“元丰二年五月己巳”条,第 7241 页。长编 卷三一五,“元丰四年八月辛巳”条,第 7634 页。司马文正公传家集 卷五二 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札子(元祐元年上),陈宏谋集 第 33 册,第 4 页。长编 卷二八五,“熙宁十年十月甲申”条,第 6974 页。官表 附于国史就显得十分重要,这说明宋神宗对 百官表 的编纂是比较肯定的,并且认为其可以补充国史在体裁上的部分缺失。绍兴中,王铚意欲纂修宋太祖至宋哲宗的 七朝国史,并且“益以 宰执宗室世表 公卿百官年表”,以及后来李焘编的 续百官公卿表 受到国史馆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成是这种精神的延续。百官表 最初以 汉书百官公卿表 为蓝本。太平治迹统类记载:“司马光请叙百官沿革、公卿除拜作一录,效汉 百官公卿表,诏从之。”玉海 也称其“仿 汉书 旧法”,类似的记载还见于 郡斋读书志 与 宰辅编年录。不过,该书体例在修撰过程中有所调整,司马光后来回忆称:“又于神宗皇帝时受诏修 国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马迁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记大事于上方。”他是在修撰过程中,复参考了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的体例,撰“大事记”附于表上。二 百官表 的内容关于 百官表 的内容,司马光 百官表总序 说:“文官知杂御史以上,武官门使以上,内臣押班以上,迁除黜免,删其烦冗、存其要实,以伦类相从、以先后相次。”至于内容贯穿的时间,则是“自六合为宋,接乎熙宁之始元”,即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由此可知 百官表 主要记述的群体有文官、武官、宦官三种,并不包括军职,而且只包括三个群体中的中高级官员,即“文官知杂御史以上,武官门使以上,内臣押班以上”。记述的主体内容则是这三类中高级781司马光 百官公卿表 研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一二五,“绍兴九年正月丙申”条,胡坤点校,中华书局,2013,第 2368 页。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崇儒五之三五至三六,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2855 页。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 卷三,影印 适园丛书 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第2162 页。司马文正公传家集 卷五二 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札子(元祐元年上),陈宏谋集 第 33 册,第 4 页。司马文正公传家集 卷六八 百官表总序,陈宏谋集 第 33 册,第 417 页。黄庭坚:黄文节公全集 正集卷二 代司马丞相进稽古录表,黄庭坚全集,刘琳等点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第 509 页。官员的“迁除黜免”,而内容排列的方式则是“以伦类相从、以先后相次”,即先按职官类型进行分类,再在每一类中按时间顺序记录担任这一官职的官员的迁除或黜免情况。百官表 的主体部分早已亡佚,除了 百官表总序 和“大事记”部分还留在司马光的著作中以外,现存的 长编 中引用该书共计 23 次(其中3 次为 百官表“大事记”,使得今人尚能窥见原书内容之一斑,详见表1。表 1 长编 引用 百官表 明细序号卷数年份人物与 实录 等不同点备注1一建隆元年张永德内容溢出 实录2五乾德二年薛居正、吕余庆大事记3七乾德四年赵玭等与 实录 记载不同4一四开宝六年李崇矩(左卫大将军)内容溢出 实录5二二太平兴国六年赵普实录 百官表 并阙6二九端拱元年许王元僖内容溢出 实录 等7三四淳化四年田重进(永兴军节度使)据 百官表 补时间8四三咸平元年李惟清与 实录 记载不同9四七咸平三年向敏中与 实录 记载不同10五五咸平六年钱若水内容溢出 国史11九一天禧二年赵安仁与 会要 记载不同12九六天禧四年丁谓、李迪据 百官表 补时间13一一七景祐二年宗室与 实录 记载不同14一一七景祐二年阎文应(人内都都知)内容溢出 实录15一二景祐四年宋效据 百官表 补时间16一二七康定元年内容溢出 实录大事记17一三八庆历二年王信(西京作坊使)、狄青(西上门使)与 实录 记载不同18一五八庆历六年杨怀敏(人内押班)据 百官表 补时间19一六四庆历八年丁度与 实录 记载不同20一六六皇祐元年杨怀敏(昭宣使)与 实录 记载不同21一八至和二年侬智高大事记22一八五嘉祐二年武继隆(内侍副都知)内容溢出 实录23一八八嘉祐三年武继隆与 实录 记载不同881唐宋历史评论据表 1,李焘共引用 百官表 正文部分 20 次,多数情况是因为 百官表 的记载与 实录 国史 等的记载有重合之处但细节有所不同,少数情况是 百官表 的记载内容超出了 实录 国史 记载的内容。不论是哪种情况,这些不同的细节大都是所记载事件发生的时间,或 百官表 所记时间与 实录 不同,或 实录 阙载时间。少数不同的内容为 实录 阙载官名等,只有一处是 实录 与 百官表 同时阙载某事。这说明 百官表 并不完全是根据 实录 和 国史 编纂而成的,在纂修过程中,应该还参考了史馆中所藏的其他资料。从结果上看,与司马光最初“欲据国史、实录所载,旁采异闻”的想法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百官表 与 实录 等之间的差异并不完全因为资料来源的不同,有时或许源自 百官表 纂修者的妄改。如表 1 中序号 13所显示的事件,景祐二年(1035)十一月,宋廷改革宗室官阶制度,部分宗室由大小使臣、诸司使副换授“西班官”。举凡 实录 会要 国史 涑水记闻 均记作“西班官”,唯独 百官表 记作“南班官”。其实原当作“西班官”,但是 百官表 编者根据后来常见的“南班宗室”称谓而改为“南班官”。最可能做这一修改的是赵彦若,因为宋敏求参修了 仁宗实录,而司马光有 涑水记闻 传世,两书中均作“西班官”,这说明司马光、宋敏求对“西班官”的说法是认可的。三 百官表 的版本据史料记载,百官表 曾先后出现六卷、十卷、十五卷、一百四十二卷、一百四十五卷等诸多版本,其中一百四十二卷系李焘所撰 续百官公卿表,而一百四十五卷则为马端临笔误,前人论之已详,其余三本的情况尚有研究未竟者。981司马光 百官公卿表 研究宋史全文 卷一一,“熙宁二年十一月”条,汪圣铎点校,中华书局,2016,第 654 页。长编 卷一七,“景祐二年十一月丙午”条,第 27632764 页。参见拙文 宋代南班宗室官阶制度考论,待刊。(一)六卷本六卷本最早见诸记载,苏轼 司马温公行状(简称 行状):“有文集八十卷 本朝百官公卿表 六卷。”此本后世罕见记载,唯王应麟 玉海 称“国史 曰六卷”。苏轼 行状 所据资料应是司马光家人所提供,这个六卷本可能是其家藏的稿本。后来编 国史 的司马光传记大约依据的便是苏轼所撰 行状,因此 国史 亦作六卷。该本并无流传,后代书目绝不见记载。(二)十卷本绍兴(11311162)末年,李焘在为其自著的 续百官公卿表(以下简称 续表)作序时,提及十卷本,称:“司马光以熙宁二年建议,请撰宋兴以来 百官公卿表,元丰四年表成,凡十卷。某家藏旧书有所谓 百官公卿表 者七卷然卷第比 实录 所载尚缺其三。”据此可知,李焘认为司马光 百官表 为十卷,是根据 实录(应是神宗实录)的记载。另外,王应麟称此书“会要 云十卷”,应为乾道续四朝会要 的记载。与记载“六卷本”材料的性质不同,记载“十卷本”的材料往往侧重于司马光修书进呈的“事件”,而非其本人的“传记”,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有三。首先,王应麟说“会要 云十卷”,会要 为典志体史书,并不附带官员传记,其中提及的必是司马光进呈该书的事件。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 会要 应该是 乾道续四朝会要,而其史源或是 神宗实录,或是更为原始的 日历,靖康以后档案资料多散佚,该记载来自 神宗实录 的可能性更大。091唐宋历史评论苏轼文集 卷一六 司马温公行状,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 491492 页。(合璧本)玉海 卷一一九 官制,第 2276 页下。马端临:文献通考 卷二二 经籍考,中华书局,2011,第 5802 页。(合璧本)玉海 卷一一九 官制,第 2276 页下。其次,长编 记载:“赵彦若言,与司马光同修 百官公卿年表成十卷”这条材料是记载“事件”的,根据 长编 的纂修体例,最有可能直接抄自 神宗实录。况且,长编 元符(10981100)以前的初稿在乾道三年(1167)业已完成,而其时 乾道续四朝会要 尚未成书,因此 长编 这条记载不可能来自 会要。最后,在 长编 之后,玉海艺文 与 宋史神宗本纪 均记载了该“进呈”事件,同样记载为十卷本,其最初的史源应该都是 神宗实录。由以上分析可知,神宗实录 是该记载传播的信息枢纽,不论是官方所修的 会要,私家所修的 长编 玉海,还是元朝修的 宋史,这些记载在文献上的源头都指向 神宗实录。不过,宋朝的 实录 除了编年记载“事件”外,也会附录臣僚的传记,但司马光卒于元祐中,按照修史的惯例,他的附传应该在 哲宗实录 中。因此可以认为,与记载六卷本的材料偏重于司马光个人传记不同,记载十卷本的材料均记载的是“进呈”该书的事件,源于官方档案,为后来修的 神宗实录 所继承,并被李焘抄人 长编。因此,十卷本的 百官表 应该是一个进呈皇帝的奏御本。十卷本的记载来自官方档案,虽见诸多部官方权威史籍,但记载的只是该书的进呈事件,后来李焘、王应麟等人的记载均系辗转誊抄而成。与此同时,十卷本从未见流传,也未见任何人提及曾见此本,故李焘说“世莫知其书何如也”。(三)十五卷本与前述两个版本不同,十五卷本见诸记载较晚,可见的最早著录出自淳熙五年(1178)成书的 中兴馆阁书目。嘉泰元年(1201),周必大191司马光 百官公卿表 研究长编 卷三一五,“元丰四年八月辛巳”条,第 7634 页。参见刘复生 李焘和 续资治通鉴长编 的编纂,史学史研究 1981 年第 3 期,第2728 页。参见蔡崇榜 宋代修史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1,第 157 页。文献通考 卷二二 经籍考,第 5802 页。(合璧本)玉海 卷一一九 官制,第 2276 页下。在 李焘神道碑 中也提到了十五卷本。其后,陈振孙在 直斋书录解题 中所记亦为十五卷本。宋史艺文志 也称“司马光 百官公卿表 十五卷”。据马楠先生研究,宋志 的主体内容直接来自 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以下简称 中兴志),而 中兴志 在撰修时参考了 中兴馆阁书目。因此可以认定,十五卷本的记载是由 中兴馆阁书目 进人中兴志,再进人 宋志。百官表 在 直斋书录解题 中人“编年类”,但陈振孙在 直斋书录解题 中说“本人职官类”,说明 中兴馆阁书目 将 百官表 归在“职官类”,而 宋志 中 百官表 亦在“职官类”,生动地呈现了书目文献之间的承袭关系。四 十五卷本及两种节本的流传情况与六卷本、十卷本不同,十五卷本在南宋时仍被多部藏书目录著录,此外尚有两种 百官表 的节本曾在世间流传,分别是一百四十二卷本与“大事记”本。因此略作讨论。(一)十五卷本及其流传玉海 称 百官表“一云后续修至十五卷”,可知南宋时有十五卷本流传,与 国史 会要 等记载的卷数不同,且内容可能超出了原百官表 的内容,所以才有人称该书曾经“续修”。王应麟对此则将信将疑,因此只称“一云”。绍兴末年,李焘在其 续表 的序中提及他家藏有七卷 百官表,该本有两个特点:(1)“他官皆止天禧,惟宰相执政尽熙宁”;(2)“总291唐宋历史评论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 卷六六 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宋集珍本丛刊第 51 册,线装书局,2004,第 641 页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卷四,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13 页。宋史 卷一五六 艺文志二,中华书局,1985,第 5109 页。马楠:离析 宋史艺文志,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凤凰出版社,2020,第117163 页。(合璧本)玉海 卷一一九 官制,第 2276 页下。序 所称门使及押班以上皆绝不见”。第一点显示李焘藏本中的“宰相执政”部分已经溢出了司马光 百官表 所载内容的时间范围,到了熙宁末年。第二点显示李焘藏本只有文官部分,而武官与宦官则付诸阙如,是一个残本。关于这个“七卷本”,李焘称“伦类往往颠倒纷错”,并且怀疑“当时修此表历十二年乃成,其久如是,其疏略顾如是,是必不然,当某家旧藏不得其纯全耳”。不过李焘最终还是利用了这个本子,他所编的 续表就是以这个“七卷本”为基础进行调整、厘正和续编的。从李焘的描述来看,这个“七卷本”是先按照职官类别进行分类,再在每一类中分别编年的。从纂修的体例上看,与司马光在 百官表总序 中所说的“以伦类相从、以先后相次”是一致的。因此,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暂且猜测这个“七卷本”与司马光 百官表 的关系十分密切。可能是有人在 百官表 的基础上,对宰执部分进行了续编,而后经过传抄,不断出现脱漏、颠倒等问题,最后形成了李焘看到的这个“七卷本”。然而,今本 长编 注文引用 百官表 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这个“七卷本”所能涵盖的范围,说明李焘后来所用的是一个内容比较完整的本子。可参看表 1 中序号 14、17、18、20、22、23 的内容。今以序号 18 为例:高阳关路都钤辖、入内押班杨怀敏兼管勾缘边安抚司事。(李焘注:此据 百官表 乃乙亥日事,实录 无之。)上引 百官表 所述为人内押班杨怀敏,而残本中“押班以上皆绝不见”。可见李焘修 长编 时手边的 百官表 已不是之前的“七卷本”了。后来的这个本子内容更加完整,并且含有“大事记”部分。据司马光称,百官表 的“大事记”部分后来被他收人 稽古录 中。然而,今本 长编 在三次引用 百官表“大事记”的同时,还十七次引用了391司马光 百官公卿表 研究文献通考 卷二二 经籍考,第 5802 页。文献通考 卷二二 经籍考,第 5802 页。长编 卷一六六,“庆历六年六月乙亥”条,第 3832 页。参见本节后文。稽古录,并且在康定元年(1040)六月甲辰的注文中同时引用了两书,因此可以肯定 长编 中引用的 百官表“大事记”是直接来自百官表 而非 稽古录,而当时李焘手边则同时有 稽古录 与含有“大事记”部分的 百官表。李焘修 长编 时参考的这个内容完整的本子应该就是 玉海 所说“续修至十五卷”的十五卷本。但是“七卷本”与“十五卷本”的关系如何,李焘并没有告诉我们,因此不知道李焘是以“七卷本”为基础进行了补配,还是另有机缘而得到了一个新的本子。这个十五卷本可能是司马光 百官表 的一个重编本。首先,百官表 自元丰年间修成后直至南宋初年,无人提及十五卷本,说明北宋时并不存在十五卷本的 百官表。其次,上文提及李焘修 长编 时所参考的 百官表 是包含“大事记”部分的,显然是与司马光 百官表 的关系极其密切。最后,玉海 说“一云后续修至十五卷”,当有所据。综合以上三点,猜测十五卷本是司马光 百官表 的重编本。至于具体重编的内容,于史无征,笔者猜测大约是重新安排了卷帙,并且在部分类别中进行了续修(如“七卷本”中的宰执部分)。十五卷本的重编时间应在宋室南渡之初。上文述及,自元丰年间一直到南宋初,十五卷本并无流传。直到绍兴末年李焘编 续表 时也并不完全清楚“七卷本”的情况,更未提及十五卷本。而到嘉泰元年周必大撰李焘墓志铭 时,则径称李焘“谓司马光修史先为 百官公卿表 十五卷乃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李焘编 续表 时利用的是“七卷本”,周必大可能并不知道,他径称李焘参考了十五卷本,极有可能是因为此时十五卷本已经颇为流行,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思维定式。可见,绍兴时十五卷本流传未广,以致连李焘都对其不甚了解,或许是因为此本尚未完全编成而仅有宰执部分流传,或许是因为甫编成而流传未广。491唐宋历史评论按,长编 所引十七条 稽古录 内容均见今本 稽古录 卷一七至二,唯“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壬午”条所引内容与今本 稽古录 所载存在时间上的参差,疑是今本鲁鱼。参见司马光 司马文正公稽古录 卷一七至二,四部丛刊 影印明翻宋本。周益国文忠公集 卷六六 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宋集珍本丛刊 第 51册,第 641 页上。十五卷本流传渐广后,被献人馆阁,著录于 中兴馆阁书目。其后,尤袤 遂初堂书目 与王明清 挥麈前录 有载,虽然均未言明卷数,但由于六卷、十卷本均不传,故应为十五卷本。徐自明在 宰辅编年录 中多次征引了 宰辅拜罢录 等书,但并不曾征引 百官表,大约他并未寓目。稍后的陈振孙家藏有十五卷本,著录于 直斋书录解题。而后王应麟也不曾见到该本,故只在 玉海 注文中提及“一云续修至十五卷”。再后来,马端临也未见十五卷本,所以他很疑惑陈振孙“以温公之书为十五卷,则不知其何所本也”。此外,元英宗朝议修 宋史 时,袁桷曾上表称:“目今旧书尚有而史院无存,今具于后:百官公卿表、宰辅拜罢录”可以确知这时朝廷的官方藏书中已经没有 百官表,而是否如袁桷所言“旧书尚有”,则于史无征了。到元末,十五卷本已经亡佚,宋史宰辅表 曰:“元丰间,司马光尝叙宋兴以来百官公卿沿革除拜,作年表上之史馆然表文简严,世罕知好,故多沦落无传。”是以元代史臣最终无缘得见该书。总之,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在陈振孙之后还有人曾见过或收藏过十五卷本,不论是 玉海 文献通考 还是 宋志,都是沿袭前人书目的记载而已。而袁桷及其他元朝史臣,虽然希望搜集此书作为修史的依据,但是最终未能如愿。(二)两种节本的流传一百四十二卷本为李焘 续表,大约为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所撰,前人论之已详,唯其中有部分 百官表 内容,周必大称此书“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 光 者仅七之一”。此本周必大于淳591司马光 百官公卿表 研究文献通考 卷二二 经籍考,第 5803 页。袁桷著,杨亮校注 袁桷集校注 卷四一 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中华书局,2012,第 1847 页。宋史 卷二一 宰辅表一,第 54155416 页。周益国文忠公集 卷六六 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宋集珍本丛刊 第 51册,第 641 页上。“光”字为傅增湘校勘时补人,可从。熙十一年在国史院中得见,郡斋读书志 中亦有著录,至 直斋书录解题 则已不见。玉海 虽有相关记载,但文字与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绝类,大约是辗转传抄而来,王应麟应该未见此书。其后 文献通考 系直接抄自 郡斋读书志,却误书一百四十二卷为一百四十五卷,可见马端临亦未曾寓目。李焘此书卷帙浩繁,自绍兴二十九年进呈朝廷后,唯周必大见于史馆,而晁公武因为与李焘关系亲密得藏一帙,后代藏家既未能窥见馆阁所藏,复不能求之于市,因而失载。其存于史馆之本,大概率失传于宋元之际。但明代焦竑 国史经籍志、陈第 世善堂藏书目录 均著录此书,似乎明代尚存。实则两书所记载的都是世间从未有过的所谓“一百四十五卷”本,且题名均为司马光,显然是直接抄撮自 文献通考。焦竑 国史经籍志 之不可信据,前人论之已详,亦有以 世善堂藏书目录 曾经后人窜乱者,此可添一例证也。“大事记”本。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上表称:臣又于神宗皇帝时受诏修 国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马迁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记大事于上方,书成上之臣今更以补二书之缺,合为二十卷,名曰 稽古录。691唐宋历史评论“今国史院有李仁父编 国朝百官公卿表 淳熙甲辰正月二十五日”,参见 周益国文忠公集 卷一八 跋汪季路所藏张文潜与彦素帖,宋集珍本丛刊 第 51 册,第 253页上。按,晁公武系此书于司马光名下,前人或以为晁公武后人改窜,或以为因此书为李焘续编司马光书,故晁公武只提司马光而不提李焘。然而,晁公武与李焘交情甚笃,晁氏墓志铭即为李焘所撰,况李焘此书未见流传,唯晁氏家藏一秩,应是直接从李焘家得来,晁公武不可能搞错作者,也不可能略去李焘姓名不提。李焘此书,衢本 郡斋读书志收录,而袁本则在 后志 中,说明绍兴末年初刻的四卷本 郡斋读书志 未载此书,应是后来姚应绩协助晁公武续为整理成二十卷本时才补人此书,而此书的“解题”可能系姚应绩等人所撰,而非晁公武亲自撰写,故而出现署名的错误。参见马楠 从杜鹏举、姚应绩二本重审 郡斋读书志,文史 2022 年第 1 辑,第 115 页。参见李丹 明代私家书目伪书考,古籍研究 2007 年第 1 期,第 137139 页。司马文正公传家集 卷五二 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札子(元祐元年上),陈宏谋集 第 33 册,第 4 页。百官表 的“大事记”部分后来被收人 稽古录 中,今本 稽古录 末四卷所记内容从建隆元年起至治平四年,卷二十末称:“右臣于神宗皇帝时所进 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另考表 1 中所见 长编 三次引用“大事记”的内容,均可在今本 稽古录 的相应年份找到。可知“大事记”借 稽古录 流传至今,是 百官表 除“总序”外仅存的部分。不过,从 长编 十七次引用 稽古录,同时三次引用“大事记”的事实来看,李焘所见的这两个文献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前文曾经提及,百官表 是先按照文官、武官、宦官三类官员进行分类,然后于每一类中各自编年的,即每一类中都有一套编年的“大事记”内容。这三类中的“大事记”内容很可能不完全相同,司马光在将这三类中的“大事记”编人 稽古录 时,必然会做一定程度的整合与调整。考 长编 引“大事记”三条,均为内政、边防等重大事件;而引 稽古录 十七条,又涉及治河等事,因此猜测司马光在将“大事记”修人 稽古录 时可能对内容有过一定的调整。结 语宋人谈“国朝”官制的书很不少,宋志 记载的就有二十多部,不见于 宋志 的自然更多。不过,宋人的主要兴趣集中在“故事”总结与宰辅拜罢等方面,类似 百官表 这样的著作虽然也有几部,而且司马光百官表 被附于 国史 后,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补充宋代 国史 体裁缺失的作用,但是按照元代史臣的观点,这些著作大多“表文严简,世罕知好”,竟无一部流传至今。具体到 百官表,元丰年间修成之后,有十卷奏御本、六卷家藏本,但一般士人并不能轻易看到,因此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南宋时有十五卷本出现,并且进人了馆阁藏书,但从现有的材料看,十五卷本并不曾刊刻,一直以钞本流传,影响仍旧较为有限,在陈振孙以后竟无人再得寓791司马光 百官公卿表 研究司马文正公稽古录 卷二,四部丛刊 影印明翻宋本。宋史 卷二一 宰辅表一,第 5416 页。目。幸好李焘在 长编 的注文中多次引用,今天尚能窥见一斑。马楠曾经考察过陈振孙藏书中的钞本,但未及此书,本题可为其研究略作补充。百官表 先后共产生了六卷、十卷、十五卷三种版本,六卷本的记载由苏轼所撰 行状 而进人 国史,十卷本的记载由官方档案分别进人 实录、会要 与 长编,十五卷本则系南宋时尚可见到的版本,因此为 中兴馆阁书目 与 直斋书录解题 所著录,从而保留在了目录类文献中。这些记载不仅能反映 百官表 在修撰与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版本情况,更能体现传纪、官方史书、目录书三类不同性质的文本在获取、选择材料时各自的源流关系。如苏轼所撰 行状,以及 中兴馆阁书目 等书记载 百官表 的作者只有司马光一人,在南宋时已经造成了“司马光、赵彦若同上 百官公卿表 而世但称君实”的局面。一旦求诸 实录 会要 等源自档案系统的官方史书进行比对,就会发现 百官表 另有宋敏求、赵彦若两个作者。对于同一客观事实的记载,同一系统的文本内容往往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深人文本背后探究其形成过程,既可以避免陷人同一文本系统记载的简单罗列与不同文本系统记载的简单取舍,也可以避免对客观事实做简单的是非判断。891唐宋历史评论参见马楠 陈振孙藏书之钞本考,文史 2017 年第 3 辑,第 105139 页。陈傅良先生文集 卷四二 跋姚愈次韩所藏其祖辟修礼书堂帖后,周梦江点校,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第 53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