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pdf

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韩金镐撰 肖大平译内容摘要：前期与中期桐城派文人对待骈文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方苞、管同、吴德旋等人强调纯粹的古文写作，排斥骈文。与此相对，刘大櫆与姚鼐等人虽然对于骈文持批判性态度，但同时也在其作品创作或批评中认为骈文具有一定价值。而此后的梅曾亮、方东树、刘开等人直接创作骈文，他们对于骈文持肯定性的认识与态度。从前期到中期，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与态度从否定性的评价逐渐转向肯定性的评价。造成这一认识变化，既有乾隆与嘉庆年间骈文兴盛的外部原因；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也是骈文在文体表现方式上逐渐被散文吸收的过程。而这正是我们必须研究桐城派与骈文之关系的重要原因。关键词：桐城派；骈俪文；古文；文体论；梅曾亮一、引言桐城派是清代著名散文流派。从清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影响巨大。基于此，桐城派文人的散文以及散文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意义。然而，有趣的是，作为散文流派的桐城派文人于骈文也有很深的造诣，甚至一些桐城派文人创作过不少骈文。这一点早为中国学界所关注，并且有相关先行研究。不过，既有研究仅仅聚焦于骈文这一文体上，或者围绕骈文理论或相关主张的中期桐城派文人刘开、梅曾亮等人。这类研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桐城派文人中有一些人或者排斥骈文，或者否定骈文的价值，而这种潮流却受关注不多。在笔者看来，桐城派文人并不是将骈文视作单纯的文体，而是将其视作从事古文写作文人的文体论的重要内容。换言之，在笔者看来，即便通过对骈文予以否定的这种认识，我们也可以看到桐城派文人文章写作的多种观念。主要研究成果有：（）杨旭辉清代骈文史，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吕双伟清代骈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杨新平从选本编纂看桐城派骈散观的演进，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骈文研究第六辑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桐城派前期与中期文人对于骈文的两种认识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同时也对这两种不同认识所具有的意义进行了论述。与前人研究相比，笔者认为本文的研究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在论述展开过程中，较之前人研究提出了一些更为详细的原文资料。第二，本研究与前人研究在认识上有一定共识，与前人研究一样，在桐城派从前期向中期转变过程中，桐城派文人对于骈文的认识也从否定性的层面逐渐转向肯定性的层面。然而，在说明这种认识发展时，前人研究多聚焦于肯定性的认识这一方面，而本文另外也说明了即便是在桐城派中期，也有部分文人如管同、吴德旋等对于骈文持批判性的立场与态度。笔者认为，只有对这一问题作出解释，才能对桐城派文人的骈文观念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此外，韩国学界关于桐城派文人与骈文相关的先行研究相关成果乏善可陈。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为研究者理解清代骈文发展过程中某一环节提供参考资料。二、前期桐城派文人的骈文认识及其特征 （一）前期桐城派文人的骈文认识及其态度我们在考察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前期桐城派文人的骈文认识及态度时，可以发现他们有如下一些共同之处。第一，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对骈体文章兴趣不大。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可以找到证明这一点的相关事实。首先，上述诸人文集中基本皆未收入其所创作的骈俪文。换言之，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文集中未收录骈文。这也意味着，他们对于骈文并无太大兴趣。其次，他们也很少写作与骈文相关的文章，比如他们很少写对周边友朋所写作的骈文进行评价的文章。这种现象的形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文章写作中他们更为集中在古文方面。二是清初期开始兴盛的骈文，对于以戴名世为首的四位前期桐城派文人产生的影响还十分有限，这或许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清人王先谦在其所编骈文类编中，对清代骈文家，按照时代与地区（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河北、江西、山东、河南、广东、福建）进行了分类。其中，顺治、康熙年间的骈文家不过五人，而桐城派所在的安徽地区的骈文作家却一位也未收录。这也是我提出上述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不过，出生年代晚于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的姚鼐，主要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他曾本文中所谓桐城派前期与中期，包括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及姚鼐主要弟子管同、梅曾亮、刘开、方东树、吴德旋等人所活动的时期。译者按：原文作骈文类编，当为骈文类纂之讹。杨旭辉清代骈文史，第 页。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在北京做官，交游广阔，因此应当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骈文作家。姚鼐的文集中提到四六或者骈文的文章，如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权厝铭并序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广州府澳门海防同知赠中宪大夫翰林院侍讲加一级张君墓志香岩诗稿序等等，姚鼐在上述文章中对于骈文持比较客观的态度。总体上来看，桐城派中期文人文集中都有收入骈文作品者，此外桐城派中期文人对于其所交游的骈文作家及其作品提出了多种见解。桐城派前期的文人与中期文人在对骈文的认识上有相当大的差异。第二，在文章写作问题上，桐城派文人更多集中在古文写作方面。代表性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他们所编纂的古文选集。方苞的古文约选、刘大櫆的评选唐宋八家文钞、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等，这些选本是清代前期以来对古文兴盛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古文选本。有趣的是，刘大櫆与姚鼐等人在讨论文体时多围绕古文写作展开。比如，在讨论时文和辞赋写作时，常常将这两种文体与古文进行比较，然而他们却从未提及骈文。比如，时文是科举考试中需要使用的一种文章写作方式。同时，古文与时文也是清初顺治至雍正年间文章学方面的主要探求对象。刘大櫆的文集刘大櫆集中未收录任何一篇与骈文相关的文章。而与之相反的是，在卷三中却收录了东皋先生时文序等 篇与时文相关的文章。此外，文集附录中还收录了一篇时文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大櫆强调，对古文的学习是提高时文写作水平的一个重要方法。其中原因，刘大櫆有如下解释：故习其业者，必皆通乎六经之旨，出入于秦、汉、唐、宋之文，然后辞气深厚，可备文章之一体，而不至龃龉于圣人。值得注意的是，刘大櫆认为时文作为一种文体，具有充分的存在价值。然而他同时也认为，为了写出更好的时文，必须学习六经与秦汉唐宋时期的古文。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时文与古文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时文写作的题材中，已经包括了骈文的修辞技法。时文这种写作方式，从内容上看有歌功颂德与代言的特点；从形式上来看，又融入了骈体与古文的格式。因此，骈文的基本特征，即对偶与排比等修辞技法在时文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刘大櫆认为在写作时，时文必须十分重视其与古文的关系。因此，刘大櫆在其文集中从未提及骈文这一点，这也证明了在刘大櫆的观念里骈文并不是十分重要的文体。为了便于对刘大櫆清姚鼐对骈俪文的态度与认识，请参考吕双伟清代骈文研究，第 页。清刘大櫆著，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关于清刘大櫆的时文论，可参考韩金镐刘大魁时文论一考，中国学报 年第 辑，第 页。清刘大櫆著，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第 页。骈文研究第六辑 的骈文观念进行论述，在下面第三个部分中我们从五个方面进行说明。第三，前期桐城派文人的骈文观念也存在部分肯定性的内容，不过大部分是持否定性的看法。首先，戴名世在他所写作的凌母严太安人寿序一文中说：“世俗寿其亲，必有称寿之文，铺张其平生之迹，以致其颂祷之意。然而骈俪之体，廓落之辞，虽有盛德懿行，反以掩其实，非君子之所以寿其亲也。”在戴名世看来，在写作寿序文时并不适合使用骈俪这种文体。方苞的看法更为强硬、明确，试看：但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久不讲。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家，或延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俪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方苞追求行文雅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古文中不能使用那些追求文学形式的文体。在古文写作中不能使用的诸种文体中，就有“魏晋六朝人藻俪俳语”。方苞甚至认为，四六时文、诗赋等也是“按其格式，填词而已”，这些文体与载道的古文有着相当的距离。方苞这种带有宣言性质的观念，对桐城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即便是到了对于骈文持开放性观念的中期桐城派文人那里，其中也有不少人继承了方苞的这种主张，甚至发展了方苞这种观念，对于骈文依然持批判性的态度。刘大櫆对于骈文也持批判性的立场，他并未对骈文有直接的评论，只是在论文偶记中对骈文略有论及。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针对散文的写作提出了 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这就是“文贵奇”“文贵高”“文贵大”“文贵远”“文贵简”“文贵疏”“文贵变”“文贵瘦”“文贵华”“文贵参差”“文贵去陈言”“文贵品藻”。其中，“文贵华”的相关叙述，表明了刘大櫆对于骈文所持的立场。刘大櫆认为：“文贵华。华正与朴相表里，以其华美，故可贵重。所恶于华者，恐其近俗耳。所取于朴者，谓其不着脂粉耳。”接着，他从“华”的观念出发，对于魏晋南北朝以前的中国文学的兴衰过程进行了说明，具体如下：天下之势，日趋于文，而不能自已。上古文字简质。周尚文，而周公、孔子之文最盛。其后传为左氏，为屈原、宋玉、为司马相如，盛极矣。盛极则孽衰，流弊遂为六朝，六朝之靡弱，屈宋之盛肇之也。清方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清苏惇元：“文，所以载道也。古人有道之言，无不传之不朽。文所以佳者，以无肤语支字，故六经尚矣。古文犹近之，至于四六、时文、诗赋，则具有墙壁窠臼，按其格式，填词而已。以言乎文，固甚远矣。”清方苞方苞集，第 页。论文偶记第二十四则，见贾文昭编桐城派文论选，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刘大魁对于“华”的观念，认为“六朝之靡弱”，对骈文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换言之，在刘大櫆看来，六朝文章虽然符合“文贵华”这一大的标准，但六朝文章过分华丽，于是文风转为靡弱、“华”走向衰落。可以看出刘大櫆对于骈文所持的态度。然而问题是，刘大櫆所写作的散文中，有不少使用的是骈文的写作方式。刘大櫆的散文，如论辩类的文章天道（上下）观化辨异等等，我们在这些文章中能看到不少地方使用了对偶或者排比的句法。因此，刘大櫆的文章风格被人评价为“瑰奇恣肆，铿锵绚烂”，“足使震川，灵皋惊退改色”。值得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刘大櫆对于骈文持否定的态度，而在写作散文时却大量使用了骈文的写作方式？对这一问题该如何理解？对此，下文中笔者将从五个方面进行说明。第四，姚鼐在其古文辞类纂中，对文章选录的标准进行了说明。此外，对于古文与骈文之关系有如下解释：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姚鼐基于“辞益俳而气益卑”的观念，解释了古文辞类纂中并不收入六朝时期骈文的原因。通过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姚鼐对于骈文所持的基本态度。然而，姚鼐对于骈文所持的认识有双重性，对此有两方面的原因。即古文辞类纂中虽然不收录六朝时期的辞赋，但收录了晋宋时期的作品。这表明姚鼐对于骈文与散文并未作明确区分。此外，对于友人所写作的骈文，姚鼐并未表现出反对的立场，而是对友人写作骈文的兴趣作了如实的记载。如对袁枚的文章，姚鼐评价说：“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这里所谓四六体文章，指的就是骈文，由这一评语可以看出，对于骈文姚鼐并非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二）认识的多样性及其原因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桐城派前期文人对于骈文所持的认识与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具体而言，方苞强调古文写作的纯正性，否定骈文写作。而与之不同的是，刘大櫆在散文创作中使用了大量骈俪体，姚鼐对于骈文并未表现出排斥的立场。造成桐城派前期文人对骈文所持认识的多样性有以下两方面原因。首先，是文坛环境的变化这一外部原因。姚鼐即属于此种情况。上文中提到，与戴名世、方苞、刘大櫆不同，姚鼐主要生活在骈文兴盛的乾隆至嘉庆时期，在文坛上十分活跃，自然就能接触到很清吴定海峰先生墓志铭，见清刘大櫆著，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附录三，第 页。古文辞类纂序，见贾文昭编桐城派文论选，第 页。骈文研究第六辑 多当时的骈文作家。换言之，姚鼐生活在肯定骈文价值的时代环境之中，对于当时骈文写作的流行风气，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然而，在笔者看来，刘大櫆与姚鼐的文章观念与方苞的不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刘大櫆与姚鼐二人对于骈文与方苞持有不同认识。姚鼐所谓“论文之高卑以才也，而不以其体”的这种观念，正代表了这一认识变化的趋势。文章写作是否能取得成功，作家的才能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而不是文体。将姚鼐的这种观念与方苞主张的散文文体的纯正性的观念进行比较时，可以看出二者有较大差异。更值得注意的是刘大櫆。在他看来，骈俪之体与骈俪之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在评选八家文钞中对于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给予高度评价：“兼用偶俪之体，而非偶俪之文，则哲匠之妙用也。”那么，刘大櫆所谓骈俪之体与骈俪之文意味着什么？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受到历代文章评论家的高度评价。苏轼评价说：“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而已。”这一评语就是代表性的例子。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从内容上来看，“一节是形容得意人，一节是形容闲居人，一节是形容奔走伺候人，却结在人贤不肖何如也一句上。终篇全举李愿说话，自说只数语，其实非李愿言此，又别是一格”。同时，从形式上来看，行文中将散体与歌赋的韵文结合起来。第一句皆为散体，中间部分却兼用骈俪体与散体，全篇行文浑然一体。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中间段落。为了行文方便，这里省略韩语译文。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字数：）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字数：）起居无时，惟适之安。（字数：）与其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字数：）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字数：）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很容易可以看出，从一篇文章的标准来看，上文的结构与意义前后连贯，且多用对偶句。从一句话的字数上来看，前后也是保持一致。另外，第四行中，在句子开头使用的“与其”“孰若”等惯用语，进一步强化了文章的气势与节奏感。同时，第五行中清代骈俪文的兴盛主要发生在姚鼐活动的乾隆、嘉庆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孔广森、王友亮、吴锡麟、袁枚、刘星炜、邵齐焘、孙星衍、洪亮吉等骈文大家。对此，后人评价称：“阅骈文正宗，此事莫盛于乾嘉之际。”（谭献复堂日记）至于乾隆、嘉庆时期骈文新兴盛的更为具体的原因，可参考前揭杨旭辉清代骈文史（第 页）及吕双伟清代骈文研究（第 页）等的分析。东坡云：“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宋楼昉崇古文诀卷九。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继续使用了“不维”“不加”“不知”“不闻”等等否定性的词汇，强调了不得志士大夫的各种行动样式，连续使用否定副词“不”，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从以上说明可以看出，送李愿归盘谷序中使用了骈俪体。事实上，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中除了第一段以外，全文基本上都使用了骈俪体。有意思的是，刘大櫆并未将送李愿归盘谷序称为骈俪之文，而是使用了骈俪之体这一概念进行评价。刘大櫆的主张具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在刘大櫆看来，文章写作的典范当是骈散结合的作品。我们从他的这一观念出发，就容易理解刘大櫆的散文写作为何常常混合使用骈体。其次，对于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刘大櫆评价称，此文并非骈俪之文，而是包含了骈俪之体的文章，这为解释韩愈散文写作中使用骈俪之体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性的根据。韩愈与柳宗元的文章是桐城派文人文章学习时的典范之作。刘大櫆在学习唐宋散文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无数的以骈俪之体所写作的文章，刘大櫆在方苞所提倡的纯正的古文写作基础之上，又往前迈了一步，创作了包含着骈俪体的散文，这种观念自然就扩大到实际的批评领域。骈俪之体相关的批评观念也反映在刘大櫆的论文偶记一文中。刘大櫆认为，“文贵参差。天之生物，无一无偶，而无一齐者。故虽排比之文，亦以随曲注为佳。好文字与俗下文字相反。如行道者，一东一西，愈远则愈善”。刘大櫆这里所说的“参差”与“排比之文”，实际上与骈俪之体是同一概念。更有趣的是，对骈俪之体与骈俪之文进行区分的并非刘大櫆一人，清代中期的其他文人也有着与刘大櫆相似的看法。比如清人盛大士（）对于韩愈与柳宗元的散文有如下的评述：“有唐之文，莫盛于元和。然韩集进学解盘谷序诸作，散而骈者也；碑铭诸作，钩章棘句，骈而散者也。柳集碑文规仿六代，既深既博，亦骈亦散。世之论者谓韩、柳薄骈体不为，陋矣诬矣。”就是说韩愈与柳宗元的文章中兼用骈散，后代评论家认为，韩愈、柳宗元贬低骈体，而在盛大士看来这种看法实为误解。总之，桐城派前期文人对于骈文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对骈文持全面的批判性态度，代表人物是方苞；另外一种看法，虽然对骈体持一定的批判性态度，但同时在作品创作或批评中部分地肯定了骈俪体的价值，代表性的人物有刘大櫆与姚鼐等人。刘大櫆将骈俪之体与骈俪之文进行区分的这种观念，对于我们理解唐宋散文中使用骈俪体的这一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论文偶记二十五则，见贾文昭编桐城派文论选，第 页。字子履，号逸云或兰縿道人，又称兰畦道人。镇洋（今江苏太仓）人，嘉庆五年（）中举人，清代著名学者、诗人，擅长山水画。清盛大士蕴愫阁别集，蕴愫阁别集自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 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五年刻本影印，第 页。骈文研究第六辑 三、中期桐城派文人的骈俪文认识及其特征 （一）中期桐城派文人对骈俪文所持的两种认识一般我们认为桐城派中期文人处在乾隆、嘉庆这一骈文兴盛的外部环境之中，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很大。因此，一般认为桐城派中期文人对于骈文态度上的变化，与当时文坛的骈文重视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这种观点有着相当的合理性。不过在笔者看来，以这一观点来解释桐城派与骈文的关系多少具有一定局限性。这是因为，在骈文兴盛的乾隆、嘉庆年间，桐城派文人中也有不少人并未受到骈文兴盛的时代环境的影响；或者即便受到了影响，也有一些像方苞那样仍然强调古文写作纯正性的文人。换句话说，身处骈文兴盛时期的桐城派中期文人对于骈文的认识，在当时骈文兴盛的时代环境之中，他们对于骈文的认识及态度具有多样性。为了考察桐城派中期文人对于骈文的认识及其态度，笔者制作了表，表中选择了六名作家。之所以选择这六名作家，是因为除了第三位吴德旋以外的五人，其中四人被誉为“姚门四杰”，是桐城派中期代表人物姚鼐的弟子。而第三位吴德旋有初月楼古文绪论一书，此书是桐城派代表性文学理论著作，吴德旋也继承并发展了方苞与姚鼐的文章学观念，是桐城派中期的代表文人。因此，笔者认为，上述诸人对于骈文所持的认识足以代表桐城派中期文人对于骈文的认识。表：桐城派文人文集收录骈文概况人名生卒年文集名骈文收录与否刘开刘孟涂集文集 卷骈体文 卷：卷一 首 卷二 首管同因寄轩文初集 卷，因寄轩文二集 卷，补遗 卷无吴德旋 初月楼文钞 卷，初月楼文续钞 卷无方东树 考盘集文录 卷卷 十 二：骈 体 文 首关于“姚门四杰”成员，请参考韩金镐梅曾亮及其文学研究，台湾大学 年博士论文，第 页。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清道光六年姚氏檗山草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因寄轩初集二集补遗，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清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清道光三年刻本。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清道光二十年刻本。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续表人名生卒年文集名骈文收录与否姚莹东溟文集 卷，外集 卷，文后集 卷，文外集 卷，遗稿 卷，遗稿续编 卷无梅曾亮 柏枧山房全集文集 卷，续集卷，骈体文 卷骈体文 卷：卷上 首 卷下 首从上述表 中我们可以看到，桐城派文人与骈文的关系有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从是否创作过骈文的角度，可以对上述六位桐城派中期文人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创作过骈文的梅曾亮、方东树、刘开等人；一类是未创作过骈文的管同、姚莹、吴德旋等人。是否创作过骈文，实际上也反映了他们对骈文这一文体的某种认识。也就是说，创作过骈文的梅曾亮、方东树、刘开等人，在自己的文集中对于骈文持肯定性的评价，三人对骈文持肯定性评价的原因各不相同。特别是梅曾亮与刘开的骈文，在当代甚至后代受到很多文章评论家的高度评价。有人评价称，梅曾亮的骈文超过其散文与诗歌。清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著名骈俪文总集中就收录了梅曾亮的骈文能证明这一点。比如清人王先谦所编纂的国朝十家四六文钞中就收录了梅曾亮的柏枧山房骈体文一卷。此外，清人张鸣珂所编纂的国朝骈体正宗续编 中也收录了梅曾亮的三篇骈文。与此不同的是，我们在管同、姚莹与吴德旋等人的文集中很难找到他们关于骈文的评述文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桐城中期文人对于骈文所存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以下我们具体举例说明。姚鼐在钟山书院讲学时，管同曾与同门就骈文与古文写作相关手法有过激烈论争，他反对以骈俪体写作，认为“独庄盛言古文”。对于古文极力称赞。译者按：论文原文中作“姚茔”，当为“姚莹”，今更正。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清同治六年姚濬昌安福县署刻中复堂全集本。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清咸丰六年杨以增绍谷等刻、民国七年蒋国榜补修本。清谭献（）很早就对梅曾亮的骈文有如下的评述：“阅柏枧山房骈文，情深婉约，殊近彦升、季友。伯言先生以桐城派古文名，乃骈俪成就如此，贤者不可测也。”参见“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条，第 页。甚至评价清人梅曾亮的骈文成就远在其古文与诗歌之上。具体的评述文字如下：“大抵曾亮骈文为上，诗次之，散文循桐城家法，平易无情实。”陈耀南清代骈文通义载：“整散秉行，饶有自然高趣，如书陈宝田男文保圹铭后，绝肖宋人四六，题陈小松绿杨城郭是扬州图，亦明白晓畅，无艰涩斧凿之病。然相岘终右古文，而轻骈体，固由异之所讽，亦己性之近也。”（江宁府志梅曾亮传）此三篇骈俪文分别是呈侯抑庵舅氏书题陈小松绿杨城郭是扬州图及江亭展禊序。见清张鸣珂编国朝骈体正宗续编卷二，历代诗文总集本，光绪戊子冬寒松阁校刊本，世界书局 年版，第 页上 页下。清梅曾亮马韦伯骈体文叙，见柏枧山房文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第 页。骈文研究第六辑 此外，吴德旋还认为，在古文写作中不能使用其他文体，对骈文的价值进行否定。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国初如汪尧峰文，非同时诸家所及，然诗话尺牍气尚未去净，至方望溪乃尽净耳。诗赋字虽不可有，但当分别言之：如汉赋字句，何尝不可用？六朝绮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说新语等太隽者，则近乎小说矣。公牍字句，亦不可阑入者。此等处辨之须细、须审。可以看出，吴德旋的观念十分明确。他认为，在古文写作时不能使用六朝绮靡字句。换言之，不能使用骈俪体。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看法应该是直接继承了姚鼐的主张。吴德旋的这种主张收录在初月楼古文绪论中。初月楼古文绪论与刘大櫆的论文偶记、林纾的春觉斋论文被认为是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代表性著作。可以说，吴德旋的认识足以代表中期桐城派对于骈文的理解。此外，在吴德旋的文集初月楼文钞 卷、初月楼文续钞 卷中，我们看不到一篇骈文，反而能看到不少时文和经义相关文章。从这一点来看，中期桐城派文人中的一部分作家，对于文章写作仍然坚持着方苞所主张的必须写作纯正的古文的这种观念。同时，从文体的角度来看，中期桐城派文人与前期桐城派文人一样，对于时文与经义写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吴德旋不同的是，姚门四杰之一的刘开极力肯定骈文的价值，刘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一文中说：夫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经纬错以成文，玄黄合而为采。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千枝竞秀，乃独木之荣；九子异形，本一龙之产。故骈中无散，则气雍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在刘开看来，文章写作中骈散结合、融为一炉，是最为理想的文章。也就是说，对于文章写作，刘开说明了骈散合一的必要性。这一主张可以说是桐城派文人对骈文认识的一个重要转关；同时在理论的深度上，也大大地超越了前期桐城派文人。另外，从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一文本身就是一篇骈文的角度来看，刘开对骈文的认识与吴德旋的骈文观念截然相反。总体上来看，桐城派中期文人对于骈文的认识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尽管桐城派中期文人对于骈文的认识也并不完全一致，但部分桐城派中期文人对于骈文的兴趣与理解的清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第 则，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清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刘孟涂集骈体文卷二，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第 页。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深度，是前期桐城派文人所无法比拟的。换言之，桐城派中期文人对于骈文的理解，无论是在量还是质的方面，都在前期桐城派文人的基础之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二）中期桐城派文人对于骈文的理解及其特征下文中我们将对有过骈文创作经历的刘开、方东树、梅曾亮等人如何理解骈文进行考察，同时说明三人骈文认识上的共通性。我们先来看刘开的见解。刘开以韩愈的散文创作为例，强调了文章写作中兼采辞赋与六朝骈俪文的重要性。他在与阮芸台官保论文书一文中写道：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宏肆，故能推陈出新，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刘开说：“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对韩愈关于辞赋与六朝骈文的态度进行了说明。不仅如此，他还认为韩愈的文章具有六朝文章的美感，对韩愈的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评价引人深思。在此之前人们一般认为，韩愈倡导古文、反对骈文创作。然而，如果我们细读韩愈文集，我们很难找到他直接反对骈文的相关记录。此外，我们在韩愈文集中也能看到韩愈散文中频繁使用堪称骈文基本属性的对偶句。方东树认为，骈文和古文不分你我。方东树说：“骈体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不过他和姚鼐一样，对于齐梁时期的骈文仍然持否定性的立场。有趣的是，方东树的主张所说明的，正好是清代不少骈文家所强调的理想的骈文的境界。比如，生活年代早于方东树的孙梅（）认为，骈文创作中“文以意为之统宗”。这种观念与重视文章形式的传统评论理论相比，堪称异见。同时也表明，在孙梅看来，在骈文创作中“意”也就是内容要比形式更为重要。众所周知，古文这种文体写作时，内容要比形式重要。从这一点来看，孙梅的这种主张从理论上说明了骈文与古文这两种文章写作方式的共通正是因为如此，有评价称：刘开虽为姚鼐弟子，但并未承袭老师的文章写作法。参见清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桐城刘开孟涂，姬传先生古文弟子也，然其文不尽守师法，故余尤爱其俪体。尝跋其后云：拾其词组，皆焦氏之奥词，检取数联，成连珠之妙制。而作者才思喷涌，用之如泥沙，非虚誉也。”第 页下。清刘开与阮芸台官保论文书，刘孟涂集文集卷四，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第 页。姜书阁说：“韩，柳皆以古文倡，论者便说他们反对骈文，说他们极不以骈文为然。其实，遍读他们两人的文集，并没有直接反对骈文的言论。”姜书阁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谷曙光称韩愈的骈文为“新骈体”。见谷曙光韩柳骈文写作与中唐骈散互融之新趋势，文学评论 年第 期。清方东树跋彭甘亭小谟觞馆文集：“骈体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椎轮既远，源派益岐，悼先秦之不复则弊罪齐梁，陋骈格之无章，则首功萧李，自是而降，殊用异施，判若淄渑，辨同泾渭。”考槃集文录骈体文，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第 页。清孙梅著，李金松校点四六丛话卷二八，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骈文研究第六辑 性。方东树所谓“骈体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的这种主张，可以说与孙梅的认识如出一辙。刘开与方东树虽然肯定了骈文的价值，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并不是孤立地理解骈文，而是从骈文与古文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骈文。方东树认为，在文章写作中，意义的传达与文字的运用方面，骈文与古文二者一致。刘开说，韩愈的文章中具有代表骈文美感的所谓“八代之美”。这些认识可以说是桐城派文人中对于骈文的一种新的认识。上文中提到，刘大櫆也曾指出过，韩愈在文章写作中经常使用骈俪体，这是韩愈散文写作之所以成功的一个秘诀。总而言之，刘开与方东树聚焦于骈文与古文的相似性，对骈文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说明。特别是，自刘大魁以来，以韩愈文章为例，对在散文创作中使用骈俪持肯定性的评价，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基于此，刘开与方东树的骈文认识并不是单纯地就骈文本身进行理解，而是将其放在与古文的比较中进行理解而形成的认识。至于梅曾亮的情况，他对骈文进行观察的视野较刘开与方东树更宽广，同样对骈文的价值予以极力肯定。值得注意的是，梅曾亮曾与同门管同一起探讨过骈文。梅曾亮在他 岁那年（年）所写的管异之文集书后中，表达了对于同门管同别世后的想念之情，同时也记载了他与管同一起讨论骈文的逸话：曾亮少好为骈体文，异之曰：“人有哀乐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余曰：“诚有是，然哀江南赋报杨遵彦书，其意固不快耶？而贱之也！”异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庄周、司马迁之意，来如云兴，聚如车屯，则虽百徐、庾之词，不足以尽其一意。”余遂稍学为古文词，异之不尽谓善也。曰：“子之文病杂，一篇之中，数体驳见。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梅曾亮这一短暂的回忆并未停留在说明自己与骈文相关的经历层面。事实上，上述这段文字完全可以视作桐城派中期文人骈文认识的浓缩。通过上面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到，梅曾亮先是学习了骈文写作，其后在与管同讨论以后，接受了其劝告，开始致力于古文写作。除此以外，还有如下几种事实值得注意。第一，管同评价梅曾亮的文章称：“一篇之中，数体驳见。”这意味着，管同所见到的梅曾亮的文章中兼有骈散。在管同看来，这是梅曾亮文章的弊病。然而有趣的是，我们在管同的评述中可以看到上文中所提到的方苞与吴德旋的观点。管同甚至认为，即使有百位徐陵、庾信这样擅长文辞之士，也无法反映孟子荀子庄子以及司马迁等的文章之“意”，可以说，管同对于骈文表现出极端的否定立场。由此可见，即便是到了桐城派中清梅曾亮管异之文集书后，柏枧山房文集卷五，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第 页。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期，也有一些桐城派文人主张纯正的古文创作，反对使用骈俪体。第二，管同认为，骈文具有修辞性的特征。表面上看文字优美，然而在意义传达上，却不尽如人意。对这一观点，梅曾亮表示赞同。这是因为梅曾亮幼年起即十分喜爱骈文，致力于骈文创作，因此骈文的缺点为何，他比谁都更清楚。梅曾亮 岁（年）所写作的复陈伯游书一文中写道：“盖骈体之文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观，然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也。”指出了骈文的不足之处。不过他也举哀江南赋与报杨遵彦书为例，指出骈文并非皆如此。哀江南赋是北周人庾信的骈俪作品，作品中表达了作者离开故国的苦痛，同时也记载了梁国的兴亡盛衰，被誉为“赋史”。从内容上看，哀江南赋也是一篇非常优秀的作品。报杨遵彦书也是梁、陈之际徐陵所作的一篇著名骈文。梅曾亮的意图非常明确，在梅曾亮看来，哀江南赋与报杨遵彦书两篇作品都是骈文，同时，从内容上来看，也是两篇很好地传达了作者之意的著名文章。他在书信中向管同说道，此二文堪称典范性的骈文。那么可见，梅曾亮对骈文的理解与管同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梅曾亮看来，优秀的骈文作品不仅要求形式优美，在内容上也要能很好地反映作者的意图。然而，对于梅曾亮而言，写作时是采用散体还是骈体，这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对于文章写作最为重要的事项，梅曾亮有如下的说明：文贵者辞达耳，苟叙事明，述意畅，则单行与排偶一也。在梅曾亮看来，文章写作时，如果能达到“叙事明，述意畅”，那么是采用散体，还是骈俪体来写作并不成问题。这种见解，毫无疑问是对骈俪文的肯定性的看法。同时也可以作如下的解读，在文章写作过程中，并不存在一定要采用何种文体的这种制约。梅曾亮 岁时，对于文章应该如何写作有如下的说明：文气贵直，而其体贵屈，不直则无以达其机，不屈则无以达其情，为文词者，主乎达而已矣。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在梅曾亮看来，文章写作最为重要的是文章之“气”与“体”，在文章体裁营造方面，梅曾亮强调“屈”，也就是强调骈俪体。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文字传达过程中要做到“达”。对于这一命题，梅曾亮又称之为“文贵者辞达耳”。换句话说，从梅曾亮的立场来看，文章写作时最为重要的是作家的意图是否在文章中得以表现，除此清梅曾亮马韦伯骈体文叙，柏枧山房文集卷五，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第 页。清梅曾亮舒伯鲁集序，柏枧山房文集卷五，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册，第 页。骈文研究第六辑 以外的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因此，在文章写作中区分骈俪体与散体，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梅曾亮说：“为文词者，主乎达而已矣。”从这一观点来看，骈文如能准确传达意义，那么以骈文进行写作也不会有很大问题。在文章写作过程中，是否采用骈俪体进行写作的问题，取决于作家所说的修辞策略。换句话说，依照梅曾亮的观点，肯定骈文，虽然是对文体本身的肯定，但为了写出理想的文章，骈俪体也可成为有效的写作手段。梅曾亮的观点表明了桐城派文人对骈文认识的变化。总之，桐城派中期文人对骈文的认识与态度，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梅曾亮、方东树、刘开等人，他们直接创作过骈文，同时对骈文持肯定性的认识和态度。与此相反的是，管同、吴德旋等人从未创作过骈文，不仅如此，他们对骈文持排斥的态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管同与吴德旋等人对待骈文的认识与方苞的立场可谓一脉相承，他们都主张纯正的古文写作。而刘开与梅曾亮等人在自己的散文中使用了骈俪体的形式来创作散文，摆脱了此前方苞所主张的为了写出雅洁的古文必须通篇按照古文手法进行写作，不能融入其他文体的这种严格的文体制约。比起形式而言，梅曾亮等人追求的是自由的文章写作，将这点放在文章学史的视野中进行观察，可以看出其具有相当的文学意义。张裕钊（）很早就对梅曾亮的文章有如下评述：“梅氏胜处，最在能穷尽笔势之妙，其修辞诚愈于方姚诸公。”这句话表明，由于梅曾亮的文章同时使用了骈俪体与散体，因此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四、结论本文对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 桐城派如何理解骈俪文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桐城派从前期到中期，他们对待骈文的认识和态度并非完全一致。桐城派前期文人对于骈文并无太大兴趣。只能看到方苞在强调纯正的古文写作的同时，对骈俪文持排斥的态度。此外，刘大櫆与姚鼐等人，虽然对于骈文也在某种程度上是批判的态度，不过他们也通过创作和批评来部分肯定骈文的价值。第二，桐城派中心文人对待骈文的认识和态度可以分为两派。梅曾亮、方东树、刘开等人直接创作过骈文，他们对骈文持肯定的认识和态度。与之相反的是，管同、吴德旋等人从未创作过骈文。不仅如此，他们对于骈文持排斥的态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管同与吴德旋等人对骈文所持的认识，可以说与方苞的立场一脉相通，他们都主张纯正的古文写作。第三，桐城派从前期到中期，其对骈文的认识和态度，从否定性的评价逐渐转向肯定性的评价。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桐城派中期文人中刘开与梅曾亮等人对于骈文持极为肯 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定的评价。这一认识上的变化非常重要，罗东升、何天杰的清文评议中指出，清代散文之所以引人关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清代散文家在散文以外，还吸收了其他文体表现方法的长处，同时也十分重视散文与其他文体的关系。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从前期桐城派到中期桐城派，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上的变化，实际上也是骈文这一文体表现方法逐渐被散文所吸收的过程。第四，需要指出的是，桐城派文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对于唐宋散文中使用骈俪之体都持肯定性的态度。刘大櫆与刘开等人都以韩愈文章为例，说明那些实用的骈俪之体的文章是著名文章，即反映了上述事实。同时，刘大櫆将骈俪之体与骈俪之文进行区分的观点，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唐宋散文中使用骈俪文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此外，从刘大櫆开始，一直到刘开与梅曾亮，他们都在散文创作中积极使用骈俪体，这当然是他们对骈俪体持肯定评价的一种结果。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那些如韩愈等人所作的古文同样包含典范性的骈俪之体，是散文文体的一种自然现象，是骈散文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对此，笔者希望在将来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探讨。作者简介：金镐，台湾大学文学博士，现为韩国成均馆大学中文系教授、韩国中国散文学会会长。译者简介：肖大平，年生，湖北云梦县人，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为暨南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域外汉籍、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罗东升、何天杰清文评议，文学遗产 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