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刊刻再论——以题诗、跋文为中心.pdf

Vol.22No.4July 2023第22卷第4期2023 年7月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Luoh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同治 唐写本 说文 木部 残卷刊刻再论以题诗、跋文为中心朱德印（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摘要：同治年间的 唐写本 说文 木部 残卷及莫友芝的 唐写本 说文 木部笺异 是清代“说文 学”的重要事件。同治学人围绕二者创作的题诗、跋文是他们反应、认知的直接表现。通过解读这些诗文，一方面发现由曾国藩主导 唐写本 说文 木部 残卷刊刻对“同治中兴”文化重建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可以从学术角度由“说文 学”一端管见当时学人争取学术话语权以及地域、学派等认知分歧中复杂的学术生态。关键词：唐写本 说文 木部 残卷；题诗；跋文；文化意义；学术生态中图分类号：H1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7864（2023）04-0005-07收稿日期：2023-05-2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整理”（19FTQB007）作者简介：朱德印（1993），男，河南郑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代文学与学术。说文解字（以下简称 说文）作为中国最早的字典，为汉字建立了理论体系，开创了部首检字法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是科学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清朝研究 说文解字 的学者，以段玉裁、朱骏声、桂馥、王筠的注解尤被推崇，时人尊称为“说文 四大家”。清同治年间，莫友芝获得 唐写本 说文 木部残卷（以下简称 残卷），随即引起了曾国藩、刘毓崧、张文虎等一批同时学人的密切关注。通过相关题诗回到历史语境中深入考察 残卷 刊刻的时代、文化意义以及“说文 学”领域复杂的学术生态。一、残卷 题诗、跋文概况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莫友芝从黟县县令张廉臣获赠 残卷，他分取大、小徐本 说文 校其异同，写成 唐写本 说文 木部笺异（以下简称 笺异）。残卷 和 笺异 的出现无疑是清代“说文学”的一件大事。出于崇古心理而肯定唐写本的价值，曾国藩和学术界名流对此高度关注。据莫友芝日记 所记，除了为 笺异 作跋、题诗者外，尚有祁隽藻、郑珍、陈澧、王拯等人都曾获赠 笺异 刻本。同治年间围绕 残卷 和 笺异，曾国藩、刘毓崧、张文虎、方宗诚等人创作了一批题诗和跋文（见表1）。这些题诗和跋文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就 残卷 笺异 进行议论，包括学术价值、书法价值、年代等。二是就 残卷 笺异 刊刻一事进行议论，包括目的、意义等。以往研究多关注 残卷 的刊刻、流传和真伪，着重阐明 残卷 以及 笺异 对于“说文 学”的研究价值，对 残卷 和 笺异 在当时学界引起的反响、相关学人的看法则关注较少。由曾国藩主导刊刻、传播 残卷 及 笺异 在当时属于学界较为重要的“事件”，而研究者对此也未能关注。现存的题诗和跋文是当时学界对 残卷 笺异 以及刊刻传播的直接反应。因此，通过题诗和跋文可以深入了解同治年间学术界对 残卷 笺异 的看法、评价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生态。将曾国藩主导刊刻 残卷笺异 这一“事件”置于“同治中兴”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则可以发现其文化意义和价值。二、残卷 刊刻的文化、时代意义残卷 笺异 得以刊刻，曾国藩起到了主导性doi:10.3969/j.issn.1671-7864.2023.04.002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作者莫友芝刘毓崧莫彝孙曾国藩张文虎杨岘程鸿诏方宗诚李祖望沈棨王锡桐吴云时间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同治二年四月同治二年五月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同治三年二月同治三年四月同治三年八月同治三年四月同治三年四月同治三年八月同治三年八月同治三年八月同治三年五月同治三年十二月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同治四年七月同治五年（1866年）跋文/题诗唐写本 说文 木部笺异引唐写本 说文 木部笺异识后湘乡相公命刊 唐写本说文残帙笺异，且许为题诗，歌以呈谢湘乡爵相惠题唐写本 说文 卷子，次韵奉答唐元和写本 说文 木部笺异跋唐写本 说文 解字木部笺异跋题莫子偲仿唐写本 说文 木部笺异唐写本 说文解字 木部笺异附识题莫子偲大令友芝唐写本 说文 木部残帙卷再题唐写本 说文 残卷笺异，奉次湘乡相侯韵莫子偲 唐写说文笺异 雕成，湘乡相公首赋诗旌之，命和奉和湘乡师相题唐本 说文 木部诗元韵唐写本 说文解字 木部笺异书后唐写本 说文 木部残本跋唐写本 说文 木部残本跋感友芝惠赠 唐写本 说文 木部笺异，和友芝 湘乡相公命刊 唐写本说文残帙笺异，且许为题诗，歌以呈谢 韵唐写本 说文 木部残本题记表1 残卷 笺异 题诗、跋文概况表作用，他把搜集珍典古籍、刻书藏书视为一生事业的重要部分，正如莫友芝所言：“刻 残本说文，因是节相索观及之，喜其创见，肯为付刻，即听。否则我不自刻也。”1 639曾国藩对 残卷 有强烈的兴趣，在莫友芝撰写 笺异 以及刊刻的过程中他也持续关注。例如：“莫子偲来久坐。渠新得唐人写本 说文，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文，自作 校勘记，经较孙刻大徐本、祁刻小徐本，异同甚多，佳处不可胜数，大喜，以为天下至宝也。”（同治二年三月三十日）2 413“阅莫子偲所为 说文木部校勘记。”（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2 413“莫子偲来，将所得唐写本 说文 木部 重写一遍，将以刊刻，公诸同好。余与同至内银钱所，嘱为精刻；其所为 校勘记，将待陈硕甫先生来订定，而后发刻。”（同治二年五月初七日）2 426“饭后阅莫子偲所作 唐写本说文笺异。”（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2 498“拟作 题莫子偲仿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诗，将其原书一阅。”（同治三年八月初九）3 81曾国藩持续关注、阅读 残卷 笺异 以及打算请陈奂校订，最终自己出资加以精刻，都说明他对残卷 的重视。曾国藩主导刊刻 残卷 笺异 正值太平天国战争平复前夕，该“事件”具有更深层的文化、时代意义。对此，诸人在题跋、诗文中都有揭示和回应。曾国藩主导并出资刊刻 残卷 笺异，对莫友芝来说是一种“盛意”。他作诗感谢曾国藩：“感公盛意惜晚莫，悠悠志业余两皤，无闻守此当如何。”4426又说：“坐思巢经郑小尹，安得西来夺苗蠢。公命致书招致郑子尹提 仓 酌 雅 佐军铙，怀抱铿訇向公尽。”4 427如果说前者只是莫友芝出于刊刻 残卷 而表达对曾国藩的感谢，那么后者言及招致郑珍一事则是有意点明曾国藩的深意。同治三年（1864年）初，莫友芝致信郑珍传达曾国藩的招致之意：“皖中海内豪雋，趋湘乡公如龙门。干济之才，朴学之士，诗文之雄，下及一技一艺之专精独到，殆十百计。湘乡公极思一见我兄，意此番庶几一来。”1 664可见当时曾国藩颇有想通过莫友芝招郑珍入幕之意。“佐军铙”“向公尽”则是莫友芝领会曾国藩之意而作出的回应。杨岘由此事感述自身遭遇：“我生迂阔百无用，只今堕落尤咨嗟。著书或憎马背肿，入世长媿蛇足多。矧已三年苦奔走，还恐一饿填江沱。天寒尧鹤畏积雪，冰窗冻折金虾蟆。”5 236他称扬曾国藩对寒士文人的招纳、庇护。对于杨岘的老师陈奂，曾国藩也早有怜悯其在战争中离乱而欲招入幕府之意：“陈硕甫先生，嘉、道间经师，岿然独存，顷自贼中间关达沪，国藩拟迎讶6第4期来皖，假馆致饩，俾伏生、申公终无忧生之嗟。”6 609曾国藩写道：“我昔趋朝陪庶尹，颇究六书医顽蠢。四海干戈驱迫忙，十年髀肉消磨尽。却思南阁老祭酒，旧学于我复何有？安得普天息欃枪，归去闭户注 凡将。”7 114曾国藩是一个不忘学术，希望国家获得太平后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有“要励贱子加勤齗”，鼓励当时学人坚持学术研究之意。程鸿诏说：“韦平家世本经术，篆籀音均精无伦。解字有会证读若，谐声岂第分齶龂。劼刚世兄治 说文 学公之信好比彭孔，不疏黄卷亲朱轮。铸剑赋裴中立，议郊禘礼赵伯循。昔下健笔风雨快，今平剧寇若廯疥。尧舜君民此伊尹，周公锜銶刈允蠢。凯旋乐道篆义爻，余事题诗兴不尽。”8 308他称扬曾国藩早通经术，信而好古，不仅在武功方面克复江南、实行善政，而且还不忘钻研学术。综合来看，曾国藩借为莫友芝刊刻 残卷 笺异 一事，向社会传达招致文士宿儒的“求贤”之意，另外树立在武功之外雅好学术的形象。这既是曾国藩发出的鼓励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着手恢复学术文化的信号，也有利于吸纳学人进入幕府、获取认同，为文化重建积累人才。“访学士，举名流，延揽人才”，正是“同治中兴”文教复兴的重要一端。曾国藩最初打算延请精于经学、小学的乾嘉宿儒陈奂勘定 笺异，但陈奂卒于上海，后来由陈奂的弟子杨岘、好友张文虎为之校勘。从 残卷 校勘、刊刻过程以及诸人的题诗、跋文来看，参与其中的学人较多，他们以自己的学术专长论述 残卷 的价值以及刊刻的意义。杨岘，精于小学、书法；张文虎，精于校勘，后来校勘金陵书局本 史记 享誉学林；刘毓崧，精于校勘，且以唐史见长，曾与父亲刘文淇、罗士琳、陈立等合撰 旧唐书校勘记，其中音乐志 经籍志 及 列传 八十九至一百三十二由他负责，也曾代阮元、岑绍周作 旧唐书逸文序自序，足见他唐史方面的学识是被阮元等人认可的，他将 残卷 的年代由“中唐”精确至“元和”，并得到曾国藩的认可。曾国藩重视汉学对典籍的训诂、校勘以及经史考证，在 残卷 刊刻后不久，曾国藩随即设立书局，定刊书章程：“以次刊刻经史各种，延请绩学之士汪士铎、莫友芝、刘毓崧、张文虎等分任校勘。”9 164从经史典籍恢复与传播的角度来说，正需要精通训诂、校勘的汉学家先对典籍进行基本的恢复，然后才便于传播从而实现振兴文教、重建文化的作用。后来金陵书局刻书延续了这种思路，刘文煜说：“当曾文正勘定金陵，其时文物荡然。先生辅翼纡筹，首以正风化、端礼教为根本急务延揽通儒博学，校雠经史，次第刊刻。”10 367残卷 作为刊刻的第一种书籍，是付诸实践的尝试。战争期间传统典籍焚毁严重，进行文化恢复重建的首要之事就是刊刻典籍，广为流通，而精通校勘、经史考证的学人则尤为重要。因此，由刊刻 残卷 可见曾国藩在同治初年已开始延揽精于经史考证、校勘训诂的学人，为文化的重建与复兴做准备。太平天国战争使传统典籍损毁严重。因此，重新刊刻经史典籍对于战后恢复文教意义重大。残卷 的刊刻、传播在克复江南之前，属于幕府性质的私人刊刻，但实为后来金陵书局大量刊刻经史典籍的滥觞。曾国藩主导 残卷 的刊刻，被时人认为是他将“中兴”功业推及文化学术的表现。莫友芝说：“相公昨日平江南，荆扬薄海靖尘烟。定推此意向幽侧，拂拭顿使周行新。中兴求阙及此补，相业武功同绝伦。”4 428程鸿诏说：“持献东阁请审定，相公时正齐三辰。独握璚玑扶日月，尽扫孛彗清烟尘。紫鸾十华玺诏渥，朱鹭一曲铙歌新。”8 308“中兴求阙”，所求除了文士人才外，也有优秀的经史典籍。题咏者认为他不仅能稳定国家，也能“号令罷苶龃龉皆峥嵘”，恢复、振兴被破坏的传统文教。曾国藩如此看重 残卷 笺异，除了藉之开启文化学术的重建复兴外，当别有“深意”。对此，方宗诚的跋文有深入的揭示：右 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 之半，独山莫子偲氏为之 笺异，湘乡相国命刊于安庆行营。或者乃谓方世多故，切在济时，儒生诵说，但能如武乡侯略观大意，如陶靖节不求甚解，取致用足行吾志得矣，奚以此铿铿琐细不急为？余则以为不然。夫孔子处卫乱之时，其论为政，必先正名。马氏解“正名”为“正百事之名”，郑氏则直谓正字书，且申之曰：“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就郑说粗观之，岂不迂远无当？诚一一按书名求其实际，郑、马又讵有异义耶？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谓名正；不如是，是谓名不正。推之百事皆然，故名正则臻治平，名不正则祸乱生。伊古以来，未有不由此者。今毛盗乱天下踰十年，赖吾湘乡公起，运筹决胜，草薙禽狝，渐恢靖我疆土。而经籍断散，十无一存。莫君适获此卷于燹余，乃足冠海内经籍传本。宝袭精勘，尝自比于西州漆书、蓬莱石经，其与武乡、靖节用意自不容强同。而湘乡公之喜为刊行，则大以引“正名”之端，示定乱拔本塞源之要，亦安得谓琐细非急务也11 276。咸丰同治年间因战乱而轻视文士、儒业的观念朱德印：同治 唐写本 说文 木部 残卷刊刻再论以题诗、跋文为中心7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较为普遍，如金陵的文人周葆濂感慨“经世愧为儒。”12 298“羽林健儿方用武，书生文字贱如土。”12 320秦际唐说：“自经丧乱，儒为世弃。”13 566莫友芝也感慨“诸君且辍经生业，细乞阳明六韬法。”4 299“择术匪一端，为儒久成错。安知要路津，别有匡时略。”4 348也有人将矛头对准汉学，将战乱归咎于汉学家。同治元年（1862年），蒋琦龄批评“世教衰微，人才匮乏，士无气节，民不兴行，陵迟流极”14 647都是乾嘉汉学所造成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观念，方宗诚以孔子“正名”说立论，强调“正名”的重要性。儒家的“正名”说是朱熹等理学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方宗诚实际上是将理学之“正名”与汉学之“正字”相联系，认为二者同义。这样一来，既然“正名”重关“臻治平”“治祸乱”，那么有“正字”之用的 说文 当然同样重要。将 说文 与“正名”、义理相勾连，在方宗诚之前的卢文弨就曾表述过相似的观念。卢文弨在 段若膺说文解字读序 中说：“文与字古亦谓之名况此书为义理事物之所统盖自有 说文 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匪独为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归，政治之纲纪，明彰礼乐而幽通鬼神，可以砭诸家之失，可以解后学之疑，真能推广圣人正名之旨。”15 350方宗诚结合战后需要拨乱反正、传统文教亟待恢复重建的状况，将曾国藩刊刻 残卷 一事引申为引“正名”示“定乱拔本塞源之要”的重要行为。方宗诚认为曾国藩想要藉 说文“正字”表达“正名”之意，而“正名”则主要指向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文化和教育等。这些事关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亟须恢复。因此，此时刊刻 残卷 就“非琐细非急务”，而是有“正名”的重要意义。同时曾国藩也因刊刻 残卷，引 说文 之“正名”向文士传达重视儒术、文士，恢复儒家文教、伦理道德的信号，这对于获得文士的认可极为重要。曾国藩不仅以战功奠定“中兴”之基，而且通过刻书也引领“中兴”人文之盛。方宗诚消除汉学“正字”与理学“正名”之间的差异，则是为汉学正名，强调汉学的重要性，带有二者兼重、合流的特点。曾国藩也强调把汉学“实事求是”的训诂方法与宋学的“即物穷理”等量齐观，他认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构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7 172曾国藩重视并刊刻 说文 则有振兴汉学之意，汉学宋学合流，共同挽救儒家文教的危局势在必行，也是推动“同治中兴”之文化重建、复兴的整体思路和重要方式。刊刻 残卷 透露出的“正字”为“正名”之用的策略，也揭示了“同治中兴”文化重建“以理学为核心，汉学为辅助”的整体特点，由此开启了同治年间学术研究会通汉学宋学的新风尚。三、唐写本 说文 木部 残卷的价值评定与学术生态同治年间围绕 残卷 创作的题诗、跋文内容极为丰富，或称赏其作为唐本之珍贵：“中唐妙墨无双经，动色传看叫神物。”4426“矧此千岁秘帙，绝无副迻，径须冠海内经籍传本。”4 565“胜比七尺珊瑚柯。”5 236或关注其书法之“篆书”：“篆体似美原神泉诗碑。”4 565“此卷篆法独殊于 谦卦 三坟 诸碑，隐然与少温树敌，必出当日名手所书，麟角凤毛，洵足为艺苑珍秘。”16 100对 残卷 的年代、珍异、书法等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除此之外，学人更关注 残卷 的学术价值，如莫友芝所言：“余则以谓果李唐手迹，虽断简决资订勘，不争字画工拙。”4 565题诗、跋文也更多讨论 残卷 学术价值，其中不乏学人在学术价值评定方面的差异，造成差异的根源正在于当时复杂的学术生态。莫友芝得到 残卷 后，“莫春寒雨，浃洵不出门户，乃取大、小徐本通雠异同。”4 565南唐徐铉于宋太宗雍熙年间奉旨校定 说文，世称大徐本。南唐徐锴著 说文解字系传 为 说文 的注本，成书于南唐末年，世称小徐本。四库全书 将大徐本定为说文 的“通行本”，但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屡经剜改，讹误丛生。乾嘉汉学极为重视 说文，多就大小徐本的讹误进行拾补、订正者，如莫友芝所言：“本朝朴学一叔重，六籍尽起基乾隆。锴残铉竞拾补，勤矣区区诸老翁。”4 426极具代表者，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钱坫 说文解字斠诠、王念孙 说文解字校勘记、严可均 说文订订 说文校义、王筠说文系传校录 等，对 说文 辨误、订讹，务求还原大徐本旧观以及探求许慎 说文 的原貌。莫友芝所作 笺异 与前辈学人相同，亦属于对通行 说文进行“补正”“存逸订讳”。区别在于，莫友芝依据的材料与前人不同。“前辈见戴恫引晁记唐本许书，虽刺谬，尤贵重。”4 565“戴恫黄公绍遗书引唐本，古义寥落如参辰。”17 509乾嘉学人未见唐本 说文，借以勘定 说文 的唐本多非直接材料，而是从宋人的著述中间接获取。残卷 在年代上远早于大小徐本，又属于直接的唐本材料，意味着不仅能因此恢复清8第4期代早已羼乱的大徐本旧观，也有可能直探许慎 说文 原貌。莫友芝作 笺异 就着重发现 残卷 订正大小徐本的价值，认为“唐写许君书百八十有八文，与两徐本篆体不同者五，说解增损殊别百三十有奇，衍误漏落所不能无，而取资存逸订讳十常七八。”4 566他说：“若盛宋校定时，能广求民间，荟萃综核以成精完，良甚易事。乃使雍熙官书罅漏百出，不能不咎鼎臣之疏也。”4 567笺异 的内容虽然十之七八都是阐明 残卷 对大小徐本的订讳，但莫友芝并不回避唐本之误，也承认大小徐本的合理之处。如“柷”字，笺异：“柷省，当依二徐作 柷省声。”18192“校”字，笺异：“田，当依二徐作囚。”18243有的地方难以论定，则注明“记以俟考”。莫友芝虽然推崇 残卷 的学术价值，但在与大小徐本通雠异同时，还是坚持客观、真实的学术原则。莫友芝批评宋人校订 说文，但并未把矛头明确指向徐铉、徐锴（以下简称“二徐”）。其他人对“二徐”的态度则与莫友芝不同。曾国藩：“乃知二徐尚鲁莽，贻误几辈空因循。”7 114张文虎：“二徐疏陋惮征考，往往倒置履与巾。”“当时铉锴早见此，覆辙何至迷途循。”17 509杨岘：“广陵二徐竄新坿，恑更正文相绐诧。小声梼昧不识字，荒酲怪梦千年叱。郢书堆几志何等，鲁侯乃悦哀台佗。”5 236王锡桐：“段严符合可不悛，二徐讹误加针鞭。”19 371由“鲁莽”“贻误”“疏陋”“梼昧”等可见曾国藩等人对“二徐”的批评极为严苛。刘毓崧、李祖望、沈棨三位扬州学人对 残卷的学术价值则表现出另外一种态度。刘毓崧跋文中未提及 残卷 的学术价值，更未涉及“二徐”。李祖望认为：“莫君博学好古于二徐手定之 说文，详加考证，成 笺异 一篇，皆博辩精审，实事求是，或有所疑，存以俟考，仍本许君盖缺之恉。”20 53李祖望之论“避重就轻”，提及“二徐”，但不言 残卷 对大小徐本的订讳价值，主要称赞莫友芝撰写笺异 时严谨的学术态度，也点明 残卷 于大小徐本价值有限。又说：“夫 说文 传至唐代，李阳冰习篆书，每意为为改易笔迹，手自写订 说文，不能墨守许氏原文，唐本之不足信也。孰若此 唐写本说文木部残本，可借以订正唐以前之说文 本，乃唐以后之 说文 本，以知其所不误，并知其所由误，有功于 说文 之为大哉。”20 54李祖望认为经由李阳冰改易笔迹后唐本 说文 不可信，但该 残卷 已被多人证明非李阳冰改易，所以它自然是可信的，但是李祖望并未将其明确与“二徐”相比，而是宽泛地认可它对唐代 说文 乃至整体 说文 学的价值。这是一种既肯定其价值，但又不明确言及它对大小徐本的价值，从而避开对“二徐”批评的“策略”。沈棨的跋文则更具意味，他认为：“说文 之学，汉以后不甚显，许书已非原本，南唐二徐氏振兴之，又复意为改竄，甚且羼用俗体，更失许书真面目。”19 349先是说 说文 在汉代以后已非原本，意即非经“二徐”后失去原貌，这实际上是为“二徐”开脱；再说“二徐”对 说文 学的“振兴”之功，强调“二徐”对整个 说文 学发展的巨大功劳；至于改竄、使用俗体的批评则显得轻描淡写。相比之下，“振兴”之功不会因改竄之错而泯灭，况且这种改竄的出发点是振兴“说文 学”。沈棨跋文大致梳理了唐以后 说文 版本的留传情况，认为“今所见皆唐以后之本也，汲古阁毛氏刊北宋大字本，初印甚佳，后复以系传刓改，反多纰缪。嗣有鲍氏，易大字为小字本，又取毛氏刓改本校定焉，亦以讹传讹而已。惟五松园孙氏，仿宋小字本，较善于诸刻，而传写脱误，随在多有，孙氏则仍而不改，以待后之善读者。”19 349他强调汲古阁毛氏刊北宋大字本初印“甚佳”，而毛氏所据正是北宋早期通行的大徐本，意在肯定大徐本。因此，沈棨指出最早的大徐本甚佳，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由多家的刊刻剜改后才变得“多纰缪”“多脱误”，而流传至清代的大徐本不仅与许慎原书不同，亦非最早的徐铉校订本。在称赞 笺异 时也只说“取其善于今本者”19 349，着意强调“今本”非大徐本。与之相同，扬州学人朱士瑞也认为：“说文解字 六朝本不可见，唐本又不可得，今世所传为二徐本。后儒辄逞私智，又改二徐本，而愈失其真。”21 197莫友芝所使用的正是沈棨所批评的孙氏刻本。沈棨之说是针对曾国藩等人对“二徐”的批评而发，指出他们批评“二徐”所依据的孙氏刻本并非徐铉校定的最初版本，那么他们的严词批评就有失公允。总体而言，当时关注 残卷 的学人在认可其学术价值方面具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但对“二徐”的评价时则出现分歧。曾国藩、张文虎、杨岘等人主要依据清代流传的大徐本从学术层面批评。与之相对，扬州学人刘毓崧之“失语”、李祖望之“策略”、沈棨之“开脱”是对“二徐”的认可，对批评的回应。清代，扬州学人受“二徐”“说文 学”的影响，将“许学”作为“乡学”继承发展。如王念孙著述“说文 学”三种，其中亦有订正徐锴之作；朱士瑞著 说文形声疏证 说文校订本，后者直为“二徐”朱德印：同治 唐写本 说文 木部 残卷刊刻再论以题诗、跋文为中心9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之功臣；刘宝楠著 说文杂注长编；薛寿著 说文答问疏证 等。焦循则直接将“许学”看作“扬州之学”而与“选 学”并尊，他说：“扬州之学，如曹、李之于文选，二徐之于 说文，此二书为万古之精华，而扬州泄之；为天下学者之性命，而广陵兼之。”22 5888焦循推崇“二徐”之 说文 以及强烈的地域文化荣誉感代表了扬州学人普遍的心理。也说明“二徐”之 说文 在扬州学派学人心目中是极为重要的文化学术资源，更是要加以继承发展的乡学。因此，当 残卷 面世而“二徐”遭到曾国藩等人批评时，刘毓崧等扬州学人自然要出于地域学术文化的荣誉感而与之相抗，维护“二徐”。不过，刘毓崧时在曾国藩幕府不便直接反驳，因此他将 残卷 及 笺异给李祖望、沈棨阅读，由他们撰写跋文指出曾国藩等人批评有失公允，表达维护“二徐”之意。其中李祖望尤精 说文 学，他自言“余嗜读许氏书，尝集近人精说许氏书者，为 小学类编。”20 54由他发出回应，自然更具说服力和权威性。大徐本自宋至清，作为最为通行的 说文 版本，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清代诸儒多有订正“二徐”者，但依据材料远不如 残卷 具有权威性，很难对“二徐”有根本性的挑战。此时曾国藩等人依据 残卷 批评“二徐”，无疑是对其学术权威性的有力挑战。因此，刘毓崧等人的回应中包含着他们对扬州 说文 学的权威性、学术话语权的坚守和维护，也是对地域学术文化的自觉承传。李祖望“如莫君此书，亦亟拟汇入，以见古本之传于今者有如此”20 54之言则更可见扬州学人在坚守、维护地方学术文化之外兼收并蓄、摒弃门户之见的学术特点。同治年间学人围绕 残卷 笺异 创作的题诗、跋文直接揭示了他们对此事的反应、认知。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前夕主导刊刻 残卷，具有释放重新重视儒术、文士，恢复儒家文教、伦理道德信号的作用和开启战后恢复、振兴儒家文教，重建文化的时代意义。其中汉学宋学合流的学术取向一方面是推动“同治中兴”之文化重建、复兴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则预示了同治年间汉学宋学结合的学术新风尚。基于对 说文 学的关注，时人在题诗、跋文中评定 残卷 对于大小徐本的价值时，出现非扬州学人与扬州学人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背后则是扬州学人对扬州 说文 学的权威性、“学术话语权”的坚守和维护。由此一端可以管见当时包含地域、学派等认知分歧中的复杂学术生态。参考文献：1 莫友芝.莫友芝全集：第6册 M.张剑，张燕婴，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17.2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7册 M.唐浩明，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1.3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8册 M.唐浩明，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1.4 莫友芝.莫友芝诗文集 M.张剑，陶文鹏，梁光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 杨岘.迟鸿轩诗弃：卷二 M/清代诗文集汇编 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26册 M.唐浩明，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1.7 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 M.王澧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 程鸿诏.有恒心斋诗：卷二 M/清代诗文集汇编 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9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 M.李鸿裔，审定.长沙:岳麓书社，2017.10刘文煜.洪琴西都转年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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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 Yi by Mo Youzhi were the important documents of the study of Shuowenin the Qing dynasty.The poems and postscripts created by scholars focusing on these during the reign ofEmperor Tongzhi are the direct expression of their reaction and cognition.By interpreting these poems andpostscripts，on the one hand，it is found that the remnant of Manuscript of the Mu-radical in Shuowenjiezi in theTang Dynasty led by Zeng Guofa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Tongzhi Zhongxing”.On the other hand，from the academic perspective，we can see the complex academic ecology of scholarsstrugglefor academic discourse and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and schools based on the study of Shuowen.Key words:the remnant of Manuscript of the Mu-radical in Shuowenjiezi in the Tang Dynasty;poem;postscript;cultural meaning;academic ecology责任编辑张明辉朱德印：同治 唐写本 说文 木部 残卷刊刻再论以题诗、跋文为中心“名城 名镇 名村研究”专栏征稿启事名城名镇名村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地方民族性、地域性和多元性的重要载体,更是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为进一步推进名城名镇名村的研究，更好地弘扬地方特色，本刊在“风雅沙澧”“区域发展”栏目基础上开设“名城 名镇 名村研究”专栏。栏目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教育、艺术、科技、生态、历史、民族、宗教等相关方面，重在发掘名城名镇名村的价值，探索其发展规律，展示其新探索、新成果，为研究和发展名城名镇名村服务，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丰富的资源。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和相关研究者鼎力支持，不吝赐稿！共同打造好这一学术平台，不断推进名城名镇名村研究。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