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与革命：关于丁玲家事、家史的释读.pdf

26现代中文学刊双月刊2023年第3 期（总第8 4 期）业BimonthlyNO.3,2023Sum NO.84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士绅与革命：关于丁玲家事、家史的释读熊权（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内容提要：丁玲出生于湖南传统士绅家庭，相关的记忆、认知深刻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从继承转化士绅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来，丁玲书写农村革命不拘于既定的“斗地主”模式，自有独特性和复杂性。丁玲既是共产革命党人也是“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她言说家事、家史不仅关涉家族记忆、个人传记而且反映传统士绅阶层卷入现代化进程的震荡变化。以丁玲为个案，可以看到革命与士绅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具有斩而不断的复杂关联，反映了左翼文学承传统而变的特点。关键词：丁玲、家族、士绅、革命、左翼文学丁玲因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震动文坛，被视为一个书写五四个性主义、倡扬女性解放的先锋。对丁玲发生“左转”后的创作，研究者主要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视野之下展开探讨，针对其政治意识、阶级立场等或作肯定论证，或展开反思批判。丁玲本人接受阶级论影响，也声称自己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然而返回丁玲家事、家史，她的众多家族前辈包括最亲近的父、舅等人都曾走读书取仕之路，属于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丁玲在小说、散文和书信以及演讲当中不断回忆并谈论家事种种，士绅历史文化构成其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在中国传统社会，文人知识分子经由科举考试才能进身士绅、成为辅佐国政的栋梁之才。士绅作为一个处在官民之间的社会“中介”阶层，发挥着重要的沟通和联接功能。他们向上流动，进入“居庙堂之高”、直接辅佐皇权的官僚体系；身处乡土和地方，即所谓“处江湖之远”，是位居“四民之首”的受人仰望的精英人物。在王朝帝国时代，由于皇权不及县以下，士绅承担起领导和治理广大基层社会的职责，发挥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晚清以降，这一阶层随着科举被废失去制度性保障，不可避免地分化、流动直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丁玲出生的安福蒋家和武陵余家，是湖南常德的世家大族。清末民初，蒋、余家族卷入现代化进程，其人与事的变动作为传统士绅转型的一个缩影，给童年、少年时代的丁玲造成震动和影响。在已有研究中，有的梳理传记资料涉及丁玲家族的士绅往事，？有的从解读丁玲的家族书写追踪士绅阶层的历史变动。3 本文以丁玲的家事、家史及相关自述为中心，剖析其中地主士绅、阶级家族等两种话语体系的错综、互动。在本文看来，丁玲创作深受马克思主义政治影响，同时融人“绅士阶级逆子贰臣”的身世之感，建构起独特主体性，丰富并拓展了左翼文学的历史图景。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我的家庭从阶级论视野评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上）已经是一种既定范式，值得注意的是，丁玲自述写作这部小说与“我的家庭”相关。从她讲述创作构思到具体文本内容，关于士绅历史文化的认知溢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桑干河上作为著名的土改题材作品，显得别具一格。小说的“斗地主”情节推进迟缓，出的主要敌人钱文贵也并非一个典型恶霸地主。由于不那么贴27现代中文学刊合阶级斗争，曾屡遭批评质疑。还在1 9 4 8 年成稿之初，周扬就以小说“同情地主富农”为由，压制着不让出版。4 1 9 5 0 年代，陈涌直言“事件的进行也太过于缓慢”，让人感觉沉闷，竹可羽认为作者还留有旧的思想感情和阶级感情，对某些人物（如黑妮、顾涌花费不必要的笔墨和同情。颇为悖论的是，“新时期”以来，研究者又指出桑干河上刻意描写阶级斗争，是一味迎合土改意识形态的“中国现代小说政治性写作”，“作家的“主体自我被历史的客观规律，被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念隐去”。7 丁玲无视当时华北农村地主稀少的客观事实，硬写阶级斗争：“把他（指钱文贵）当作地主的原因不是他的阶级地位，而是他与其他村民糟透了的人际关系。但是革命建构宣称他的那些行为就等于他的阶级地位。”8相对于这类围着阶级论打转的思路，丁玲自述创作桑干河上与“我的家庭”相关：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9可以看到，基于“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在我的经验中”，丁玲有一个明显的构思变化，从最初想写一个突出的“恶霸官僚地主”，转而写了钱文贵这样“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最初设想”从何而来？丁玲虽然没有明言，但结合创作语境显然指向中共中央宣发的土改政策。1946一1 9 4 7 年，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五四指示全国土地法大纲推进解放区的全面土改运动。在此期间，丁玲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先后在张家口几个村庄工作、访问，积累了写小说的素材。在这样的历史局势中，土改叙事是一个政策性极强的重大政治题材。丁玲身为党员文艺工作者，原本有意识按照政治政策来分析生活和处理题材。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就相当贴合丁玲未能实行的“设想”。小说第一部描写元茂屯村民与韩老六斗智斗勇，大获全胜；第二部写打倒大地主之后继续清算中小地主，解决基层干部队伍中混入坏分子等问题。整部小说围绕农民/地主之间的斗争，叙事节奏紧凑。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推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恶霸地主韩老六，他杀人夺产、奸淫欺压，背负着二十多条人命血债。通过鲜明的善恶对立冲突，周立波讲述了一个快意复仇的热闹故事。如果说“暴风骤雨）完全是出于证实和解说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革命的论断”，1 0“是按照政策条文描绘出的一幅应当如此的图画”，那么丁玲激活自己的家庭经验，强调所见所闻的“地主”不止一种。有像韩老六那样占地无数、道德败坏的，桑干河上也有这么一个地主许有武，早被清算打倒了。但从家乡湖南到华北农村，丁玲强调更为普遍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以权势凌人。在她笔下，钱文贵就拥有着威慢整个暖水屯的“势力”：（钱文贵）同保长们都有来往，称兄道弟。后来连县里的人他也认识。等到日本人来了，他又跟上层有关系。不知怎么搞的，后来连暖水屯的人谁该做甲长，谁该出钱，出，都得听他的话。12钱文贵串联保长、县长乃至日本统治者，掌控着征税、服兵役劳役等民生大事，令村民们又恨又怕、敢怒不敢言。中国自秦以降，皇权不能抵达的广大乡村交由绅权统辖，形成士绅管控基层社会的政治局势。钱文贵既无功名赋权也无家世积累，趁着屡屡“变天”的混乱，侵占了暖水屯里本该属于士绅的位置，他实际上是一个操控、玩弄权力的“劣绅”。1 3 由于土改运动主要着眼土地分配不均问题，往往忽略了这种窃居绅位、滥用绅权的坏恶分子。丁玲称钱文贵“地主”，却重在剖析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绅权劣化。她一方面关注现代土改政治，另一方面不忘与“我的家庭”关联的传统士绅历史文化。这两种思路造成冲突、含混也带来丰富性，令桑干河上揭示出不一样的土改历史图景。二、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到“新青年”士绅作为中国王朝时代的知识精英，与共产革命运动号召打倒的“地主”有明显区别。“地主”体现占有土地的物权属性，而士绅群体主要依靠科举制度获取文化资本。1 4 返回丁玲的家事、家史，她的父系蒋氏、母系余氏的众多前辈走读书取仕之路，属于传统士绅阶层。丁玲自称出生“地主家庭”称呼钱文贵“地主”，内含现代阶级政治和传统士绅文化两种话语体系的交错。清末科举制度被废，蒋、余子弟丧失进身之阶，发生未能意料的震荡变动，丁玲也不可避免地卷人漩涡。所谓“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1 5 从反思、反叛士绅家庭走向“新青年”之路。丁玲的父系家族在常德当地久负盛名，誉为“安福蒋家”。先祖蒋官一追随明太祖平苗有功，后来解甲归田、落户安福（今常德市临澧县）。蒋家在清末已呈颓势，废科举后更是迅速败落。丁玲所属的这一支黑胡子冲蒋家，从肇基祖蒋光清以来，封二至七品28现代中文学刊官三十余人，几乎每一代都有子弟通过科举取仕。丁玲的曾祖父、祖父都正额考取功名，曾祖父蒋徽瑞在道光二十九年考中进士，后以二品官衔督办财赋。16祖父蒋定礼早年考取拔贡，原应赴京考试。但由于正逢太平军起义中断交通，数年后被擢升为补知府。到了丁玲父辈这一代，却再也无法继续士绅家族的荣光。丁玲大伯早逝，二伯屡次科场失误导致愤而出家，不知所踪。她的父亲蒋保黔一时俊彦，十几岁就考取秀才，似乎有望担起家族复兴。无奈时势变幻，切断了他本应承继的士绅常轨。“我父亲没有继续考举人、进士，沿着以士取仕的路走下去，不是他不想，而是满清后来也偏向洋务，废除了科举。”1 7 蒋保黔眼见新式教育蔚然成风，也曾奋起。趁着湖南东渡留学风潮初起，他前往日本学习法政。然而筹措学费艰难加上体弱等原因，大约半年后就终止了学业。父亲病逝后的家族倾轧，直接激发丁玲的反叛情绪。蒋保黔去世时，丁母余曼贞身怀遗腹子。族中叔伯纷纷上门逼债，给年幼的丁玲留下浓厚阴影：“我从小对姓蒋的人就没有感情，普通的人同人的感情都不可能有。”1 8“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丁玲去外地求学，为筹措费用曾与母亲返回蒋家。不但父亲遗留的房产已被侵占，蒋氏族人更以不支持女儿为由直接回绝她们的要求。这次打击让丁玲心灰意冷，产生与蒋家恩断义绝的冲动。1 9 3 6 年，贺龙对抵达陕北的丁玲说起在湘西打土豪、分田地，特别提到安福蒋家也在其列。她回应道：“那算不上是我的家”，“那个封建家族早该垮台了”。1 9丁玲自小疏离父系家族，但与母系家族不仅关系密切而且复杂。丁母余曼贞重获新生，以及丁玲自己的成长都受惠于余氏家族，尤其得到三舅余笠云的倾力帮助。余氏虽然不及蒋氏显赫，也非常重视诗礼传家。丁玲的外祖父余泽春早年考取拔贡，曾在云南多地任知府。他生活上尚简朴，喜读诗书，好买书帖，长期亲自教习子女。丁母余曼贞自小习围棋、学吹箫，闲时爱练字和看小说。这样的家庭氛围养成她日后求新生、走异路的“底气”。余曼贞3 0 余岁丧夫，却不顾世俗眼光进人新学堂。先后在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后来更是“抛头露面”，先后就职于常德桃源女校，常德女子高级小学，还在当地创办女子俭德会以及附属学校。在余曼贞探求新生的道路上，三弟余笠云起到重要的指引和帮助作用。余笠云比丁母小两岁，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余曼贞夸赞其早慧，“十五文坛已闻名”“畅谈时局多慷慨”。2 余笠云与丁父蒋保黔本是好友，又因联姻更加亲近，两人结伴日本留学。在蒋保黔中止学业后，余笠云继续求学。他学成归国后提倡女学，创办育婴堂、红十字会等公益社会组织。余笠云筹办常德女子师范学堂期间，给服丧的余曼贞写信说明招收女学生的情况，给她带来新机遇。离开蒋家后，丁玲跟随母亲在三舅家中陆续居住六年左右。除母亲之外，余笠云是对她影响至深的亲人。在丁玲的早期创作中，极富情感地选取母亲、舅舅作为原型人物。母亲是丁玲以家族为题材的名作，也是她从内心抒情书写转向描写社会现实的尝试。小说主人公曼贞与丁母同名，全篇以她丧夫、返回娘家、进入学堂的人生经历作为主轴，涉及蒋、余两家的诸多人事变迁。曼贞寡携带一子一女求学的事迹，呈现了丁母摆脱未亡人身份后的“幸生”种种。虽然现实和文学中的两个曼贞都未能彻底摆脱旧道德，但就像茅盾所说母亲表现了“以曼贞为代表的“前一代女性，怎样挣扎着从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的重围中闯出来，怎样憧憬着光明的未来”。2 1余曼贞进人新学堂获得“女学生”身份，也获得广交朋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丁母常与同学、志友述古论今，讨论文学与中外时局。她先后与向警予、蒋毅仁等结拜为姐妹，她们的交往活动未脱闺阁风雅，难能可贵的是打开了家庭宅院以外的视野。幼年丁玲与母亲在学校寄宿、跟读，母亲中那些女性人学、游园、结交的细节来自耳目染，也对她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丁母毕业后当上教师、校长，成为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她摆脱士绅女着的附属地位，不仅是丁玲眼中的榜样，更以经济实力支持了她青年时期颇长一段时间的求学、漫游，让她可以比较从容地按自已的志趣选择文学、成为作家。相比裹脚、有儿女之累的余曼贞，余笠云得风气之先而留学东洋，归国后成为地方名流精英，有着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丁玲笔下，他既是封建家长又是有革新意识的士绅子弟，有着多重面貌。母亲中的于云卿脱胎于余笠云，丁玲着重刻画他的社会形象。于云卿宣扬民权共和，他与王宗仁、吴鼎光等一起筹建女学堂与幼稚园、组织“朗江学社”、创办“朗江之光”报纸等。小说末尾，于云卿前往上海寻找救国之道，发言铿锵有力：“中国要想不被瓜分，就要赶跑满清，这是一定的，我想赶快学点应用的东西，所以才想再到外边去看看。”2 2 丁玲回忆自己童年生活的过年，则集中表现充满家长威严的舅父形象。八岁的小菌寄居在舅舅家中，充满苦闷孤独。她不敢在饭桌上自由夹菜，想念妈妈却不敢说出来。当舅舅差人去学校接小菌妈妈的时候，小菌感激地望向舅舅，只觉得他“很尊严，很大，高不可及”。2 3 过年里的叙述者、主人公、作者合为一体，仰望舅舅拥有话语权、处在主导地位的权威家长形象。29现代中文学刊丁玲与余笠云决裂，象征着“新青年”与新旧过渡之中士绅一代的冲突。1 9 2 2 年1 月，丁玲想与同学王剑虹结伴就读上海的平民女校。余笠云以丁玲与表兄余伯强有婚约为由，反对她离家，希望她中学毕业后便结婚。丁玲不但执意去上海，而且要求解除婚约。余曼贞当年因丧夫之恸几欲自杀，为托付幼女主动提出结亲。丁玲此时决绝抗婚，令余笠云恼怒。不久后，又逢丁玲携女同学闯入家中有男客的后花园不知避让，余笠云当众责她不遵守男女礼防，大有借题发挥的意思。青年丁玲一气之下搬出余家，而且在常德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痛骂舅舅。据她自己回忆，斥之为“豪绅”：我骂他，骂这个豪绅。那时候已经有豪绅，这种说法了。我说他这种人，在社会上是害虫，嘴上讲仁义道德，道貌岸然，管这个管那个。他管育婴堂，管慈善事业，实际是为了赚钱，是剥削幼婴的我三舅家里生活这么好，靠田地是不能过得这么好的，一定还从社会上捞钱。当时，我们年龄还小，只在底下乱猜测，如果他们不赚外块，哪来那么多的钱？24所谓“我三舅家里生活这么好，靠田地是不能过得这么好的”，已经触及日后创作桑干河上的权力剖析。从传统家族到乡土社会，被尊为一家之长或地方领袖，仅有田地是不够的，还得拥有知识、名誉等象征资本，有运筹文化权力网络的能力。丁玲斥舅舅“豪绅”有一时冲动意气；但长年寄住余家，从余笠云的威势多少探知了他掌控权力的奥秘。反对包办婚姻，是丁玲反抗舅舅在家庭内部的“父权”；而斥之为“豪绅”，则是站在新知识阶层立场上来反抗他在社会上掌控的绅权。丁玲把控诉舅舅的私人话题，合并为秤击“豪绅”的社会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民初绅权的过度膨胀，“豪绅”在当时语境中成为一个引发关注乃至公愤的指称。这种批判“豪绅”的社会风气，可追溯至清朝中后时期的团练政策，尤以湖南为盛。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允许曾国藩、左宗棠和刘坤一等湘籍官员在地方自主募、招收家乡子弟进行团练、团防。湘军崛起后，许多士兵藉捐纳、军功身士绅，乡村地主也纷纷依靠捐纳进人士绅阶层。另外，科举改废催生大批土洋结合的新绅，不仅是湖南也是全国的趋势。如余笠云等自幼熟读儒家经典，还曾参加科举考得功名。适逢学堂教育兴起，他们进入各种专业学校或者洋务学堂。戊成变法时期，维新派鼓吹兴绅权，充分调动绅界参政、主政。在立宪运动当中，各省纷纷成立的议局与资政院，其中席位多由新绅盘踞。2 5 辛亥革命之后，各省更形成了军阀与士绅联合执政的局面。在传统社会，皇权与绅权相互补充及制约，进入民国却出现士绅没落但绅权膨胀的吊诡现象。一方面是传统士绅失去科举之道，面临艰难转型，陷人萎缩颓废。如丁玲的父亲、叔伯便因无法应付震荡变动，整个家族迅速败落；另一方面，继之而起的新绅不再顾及皇权限制，甚至以地方自治“倒卷”中央政府，变得无所忌惮。丁玲的母亲、舅舅或进人新学堂或赶上留洋风气，在变动的社会场域中实现重新“占位”，一跃而为势力、名声并举的地方精英青年丁玲对余笠云不满，但拿不出击“豪绅”的实据。从当时湘省新绅黄尊三的日记倒是可见一斑。黄尊三留学日本，与余笠云多有交往，还与他同时参与湘西府县辖国会议员选举大会。他与余笠云等共同商议、竞选，窥见期间选票明码标价、暗箱操作的内幕，深受震撼：“现在选举票竞争最烈，国会议员，每票二百元，省会则一百元，余闻之甚为吓异，以民国初次选举，即用金钱收买，将来何从取偿，议员为国民代表，以贿而得，何能代表民意，为国谋利益。”2 6 当代研究者考察民初历史与文化，也感士绅阶层的腐化呈现溃堤之势：“民国以后，人人欲显身手，进人政坛，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不仅旧式士绅道德变质，而且新式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2 7 其实，群体性“腐败”的根本并非“道德变质”，而是展开新一轮的“占位”、权力博奔。覆巢之下爲有完卵？余笠云只不过乱世竞存的一员。余笠云跟上士绅转型步伐引领一时潮流，也成了丁玲眼中制造压迫的家长、豪绅。但在后起的共产革命运动浪潮中，他变得时运不济。蒋祖林在丁玲传对他后半生有所交待：“丁玲的三舅家土地不多，算不上是大地主，但是喜排场，人不敷出，家道也就逐渐中落。到抗日战争胜利时，他已无土地，在城里一所中学教书。所以，全国解放后，土地改革时给他划了个“自由职业者”成分。”2 8 蒋祖林身为蒋氏后裔，相较于一般传记作者更注目丁玲家事，不多的几行文字尽显余笠云晚年落寞。余笠云去世后，丁母闻讯哀悼“不幸昔为时世困，潦倒疆场壮志衰”，2 9 为其一生划上了苍?的句号。他从世家子弟到新绅名流，再到没无闻，不过二三十年而已丁玲自小跟随母亲寄住余家，听闻三舅的社会交际种种，从余笠云那里获得对新士绅阴暗面的具体认知。常德民国日报惧于余氏家族的名声与势力，表示不愿登载丁玲的批判文字。她显示出了十足的激越与勇猛，宣称自己将去上海告发他们勾结豪绅、压迫青年，终于将“文”公开发表。这场冲突发生后，丁玲在母亲支持下解除与表兄的婚约，踏上外出求学之路，从此再未进过舅父家门。30现代中文学刊三、“似无情，却有情”白的家族叙述丁玲曾决然反叛“封建家庭”，创作桑干河上却调动相关记忆，即便明知并不那么符合主流政治仍然融人笔下的革命风云。实际上，接受政治阶级论的丁玲念念不忘家人、家事，不时修改早先的叙述内容。然而后设视角无法全然覆盖前者，留下了明显“裂隙”。正如她自言对亲属、对家乡“似无情，却有情”，3 革命人与士绅家族情理相连、斩而不断。丁玲对家事无时或忘。1 9 3 0 年代的“左转”之际，她撰写长篇母亲娓娓讲述家族故事，成为突破独白抒情模式的标志之一。1 9 4 0 年代到延安后，丁玲又着手续写母亲，她接受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采访，特意提到原先的小说观点不正确，“但是那些材料，这是可以利用的。我打算将我从前所作关于我母亲的那本小说，用新的观点重写一本长篇小说。”母亲讲述从晚清到辛亥革命，江家迅速衰败、于家转型竞存的家族故事。小说以一种近似红楼梦的家族衰荣史，描绘士绅阶层遭遇的变局。续篇因各种原因没有充分展开，只剩一些片段文字，目前学者王增如对残稿文字有考证和辨析。3 从可见内容来看，续篇彻底消解温情脉脉的亲族氛围，人物形象趋于政治化，作者主观的褒贬色彩溢于言表。受1927年国民革命影响，母亲曼贞所生活的武陵小城也发生了风潮，她开始向往革命。而以余笠云为原型的于云卿褪去士绅精英光环，完全劣质化。续编中讲述他为谋取财产不惜牲女儿、侄女。他与曼贞、还有族中亲属不睦还闹到兄弟失和。与余笠云趋同的，还有一个世家子弟江文彬。在第一部中，他以多病的少爷形象出场，当身体有所好转之后，把家务交给妻子打理，自己进人省城学堂求学。虽然着墨不多，仍可见追求进步的士绅面貌。续写的江文彬却被称作“地主兼商人、官僚”，行事荒淫、私通仆人甚至毒打家人，沦为一个寡廉鲜耻的人物。“裂隙”不仅存在于两个阶段的母亲文本，丁玲还“遗忘”父亲的名士风，转而强调他慷慨救济的一面。丁玲讲述两种面貌的父亲，更引发了与沈从文分裂的一段文坛公案。据丁玲说，她1 9 7 9 年才读到沈从文1930年代写的记丁玲，愤概此书违反传记的真实原则，提出其中编造关于自己父亲的事迹。3 2 按沈从文记叙，丁父喜好良驹却不会骑术，他经常购买骏马，在市镇上驱马奔走，观赏它们的姿态。如果途中遇见懂马的行家，他就毫不各拱手相赠。丁玲针对这一段文字批注：“夸大了，哪有这样的傻人。我父亲固然有些公子气，大方洒脱，但他的家境也不是随便可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马匹的。”3 3“丁父赠马”是否确有其事无可确知，倒是丁玲、沈从文各自的态度可作分析。在沈从文看来，丁父对钱、物毫不计较，足见散淡不羁的性情。他写传记时误以为丁玲已逝，深切怀念她的大气洒脱，夸赞是她一生中的美丽特征。3 4 他认为丁玲的性格源自父亲，所以多写几笔。无独有偶，姚篷子我们的朋友丁玲也提到“在灯底下，她常常和我讲到她的家庭里的故事。”3 5 他由此获得对丁玲父亲的印象一个闲散潇洒，爱好马匹又不会骑马的公子，接近记丁玲的相关内容。沈从文对丁父作细节描摹，难免有所发挥，整体印象轮廓还是依照丁玲自己的讲述而来。但晚年丁玲饱尝风浪、作为“政治化了的人”，3 无法容忍沈从文“自以为是”的笔致。她从阶级视野来看，“赠马”有挥霍浪荡之嫌，坐实丁父是倚靠腐化家族的败家子。丁玲厌恶这样的“执绮子弟”行径，对沈从文“讲故事”也一并反感起来。与“丁父赠马”形成有意味的对照，丁玲郑重讲了一个父亲“行医散药”的故事。在散文遥远的故事中，她讲述父亲聪明而富有才情，十四五岁就中了秀才。他不仅文章写得很好，还有着高超的艺术品味和欣赏能力。父亲由于体弱多病，久病成医，慢慢地竟开起了药铺。他对于贫苦交不起费用的乡民时常赊账，但从不去追查欠款。“他是一个很松散的人，但只要有人来请，半夜三更也打轿子去给人看病。”父亲不吝惜金钱和精力，多造福乡里。后来药铺遭遇意外，银钱、药材被一个伙计全部卷走，他“也不难受，也不追查”，抱着淡然处之的态度。3 7“赠马”显得任意挥霍，“散药”却是一种无私赠予。在两个版本的丁父故事中，蒋保黔都是随性洒脱的形象，变的恰恰是丁玲的叙述角度以及复杂心境。丁玲批驳沈从文的“赠马”故事、维护父亲形象，未尝不是以今日之我战咋日之我，否定早年还未接受阶级论的自己，但凡关涉家人、家事，丁玲无不矛盾纠结。1 9 8 2 年，她在返乡的一次创作座谈会上，较详细地说起自己的外祖父。丁玲出生时，外祖父余泽春已经去世，她的所知限于母亲、舅父等家族中人的描述。在她的叙述中，外祖父是一个勤勉向学、直到五十多岁才当上太守的清官。然而，想起余氏宅院俨然，她又质疑“清官”外祖父：那时，我脑子里就奇怪啰，这些东西从云南搬回湖南来，在湖南修那么大的房子还是清官，要是一个贪官，那又是怎样呢？这就开始激起了我心里一盆火。这两个家给了我一团火，我恨死了他们。38“恨死”富贵家族，觉察于财富、荣耀背后的剥削压榨，只见激烈的阶级批判替代人之常情。然而在家族承传的视角上，丁玲对外祖父并非无情。1 9 8 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重新出版母亲，丁玲撰写序言，她庆31现代中文学刊幸自己母亲获得好的读书机会，归功于外祖父还有他营造的成长环境：“她的父亲是一个宿儒，后为拔贡，做过知府。因家庭是书香门第，我母亲幼年得与哥哥弟弟同在家塾中读书，对于旧社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矩，总算有了一点突破。”3 9 在私人通信中，丁玲说外祖母勤于劳动、不失质朴，尽是肯定之词：“我外祖母虽说是一个官太太，知府夫人，但她持家非常严谨、勤劳、朴实的。即使在官衙时，也亲自洒扫，为差役缝补衣服。”40丁玲自从筹措学费被拒，六十多年没有登门蒋氏，但长年与祖剑、祖静两个侄辈保持联系。她与他们书写往来，既问询家人的境况，也诉说自己的心情。1936年夏，丁玲正为逃离南京、前往陕西做准备，动身之前写信给祖剑，夸奖他是一个强悍的人，鼓励他多读书扩大自己的人生观，“把许多责任都放在自己身上来。你要好好做人，而且要影响你的弟妹，你的同学”。4 蒋祖剑是同辈人中年龄较大的孩子，他当时正与蒋祖林、蒋祖慧兄妹同住常德家乡。尽管丁玲自己身处险境，还是关心侄子，希望他能够摆脱“少爷气息”，走上全新的道路。“文革”结束前，丁玲离开秦城监狱住在山西长治幛头村，她写信告知蒋祖剑近况。其中说到的思恋牵挂，才开头又了煞尾：我很愉快，没有什么可以使我着急，烦闷的。只有常常怀念，怀念隔得远，通信少，不见面的一些家里人，你们也了解我一生家庭观念极少，也从不向往小小的温柔家庭生活的。近年来也许人上了点年纪，又不能见到这个人，又不愿写信，（以免麻烦）因此倒有一点未能全然洒脱，反而不能不偶尔也有一点思念的情绪。42在这段措辞中，“反而”“不能不”“偶尔”“一点”等修饰语透露出反复的犹豫迟疑，仿佛话到嘴边又咽下。1 9 5 0 年代，丁玲、陈明在黑龙江汤原农场进行改造，他们在北京的住所由堂侄蒋祖剑、堂侄女蒋祖静先后居住。当蒋祖静与她因住房产生嫌隙时，丁玲感到失望，给包括祖剑在内的家人说明纠纷情况，语气充满落寞：“我是从小离家的人，没有什么旧社会的亲戚朋友，但对她一直也还总是当着家里人”43虽然幼年就经历家族内部的倾轧争利，丁玲彼时彼境却遗撼与“家里人”产生了隔阅。余论追踪丁玲的家事、家史，并非将文学创作与现实机械对应，而是尝试摆脱单一视角、从士绅家族文化追踪其革命思想的生成逻辑。丁玲的家族中人有的因废科举彻底没落，有的在旧路断绝后力求生路，到她这一代毅然“出走”进人现代都市，转型为女学生、职业作家、左翼知识分子、革命党人丁玲自认已经脱胎换骨、“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4 殊不知潜藏的血脉和情感斩而不断，时时上演魂兮归来。传统孕育新变，革命内生于本土。左翼知识分子既深受家族没落的刺激也批判地承传士绅历史文化，丁玲并非一个特例。鲁迅因“家道中落”而“走异地”，又自觉无法涤除庄周韩非之毒，针砭包括自己在内的文人“瘤弊”；瞿秋白自幼受到士绅家族文化的熏染，内心常有“文人”与“革命家”两种身份的交战，直到就义前仍在审判自己的“绅士意识”；茅盾出生江南书香门第，无论对吴老太爷这样的“古董僵尸”还是投人时代激流的吴荪甫、方罗兰等世家子弟都能感同身受，摹写士绅阶层在革命洪流中的嬉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士绅常被视为落后群体；与此同时，一些有影响的士绅研究，如余英时、许纪霖等的相关论著则认为革命知识分子彻底割裂传统，4 5 将他们排斥在视野之外。然而，正如丁玲言说家事回旋、激荡着地主士绅、阶级/家族、现代政治/传统文化等一系列张力，士绅与革命的连续性、互动性值得重视和进一步的深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左翼文学与中国近现代的士绅变局”（2 2 BZW145）的阶段成果）注释：1本文运用的“士绅”概念，主要参考费孝通、吴哈等皇权与绅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一关于其在1 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 9 9 1 年）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在这些论著中，有“士绅”“绅士”“绅”“缙绅”“士”“士大夫”等不同称谓，本文取“士绅”称谓，以区别于西语“绅士”（Gentleman），强调经由科举选拔、有功名在身的中国传统知识群体。2龙泽巨：丁玲家世纪略，湖南党史月刊1 9 8 9年第1 0 期。3张弛：士绅阶层结构性变动的缩影一读丁玲（母亲，名作欣赏2 0 2 1 年第1 2 期。4周扬讳莫如深，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上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 0 1 5 年，第3 7 6 一389页。5陈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1950年第9 期。6竹可羽：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1957年第1 0 期。7刘再复、林岗：现代小说中的政治式写作一从春蚕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唐小兵编再解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艺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32现代中文学刊版社，2 0 0 7 年。8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一一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0 7 年。9丁玲：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人民日报2 0 0 4 年1 0 月9 日。此文为全集文，写于1 9 5 2 年4 月2 4 日。10唐小兵：暴力的辩证法一一重读暴风骤雨，唐小兵编再解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艺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0 7 年。11阎浩岗：“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一一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评价与刘再复等先生商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 0 1 0 年第6 期。12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1 1 一1 2 页。13如张均革命与乡绅一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史实考释（中山大学学报2 0 2 1 年第2 期）考释暖水屯里的各类乡绅人物形象，把钱文贵划为“劣绅”。14王先明：地主：阶级概念的建构与中国现代历史的展开，清华大学学报2 0 2 1 年第1 期。15借瞿秋白评价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翟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9 年。16蒋祖林、李灵源：我的母亲丁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 0 0 4 年，第2 8 7 页。17丁玲：遥远的故事丁玲全集第1 0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18丁玲：从创作要有情谈起，丁玲全集第8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19蒋祖林：丁玲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 0 1 5 年，第2 2 3 页。20丁母悼弟诗四首，收人丁玲全集第1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4 1 3 页。21东方未明（茅盾）：丁玲的母亲，文学1 9 3 3年第3 期，第4 9 1 页。22丁玲：母亲，丁玲全集第1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23丁玲：过年，丁玲全集第3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24丁玲：早年生活片断丁玲全集第1 0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25参考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 0 1 3 年。26黄尊三著、谭徐峰整理：黄尊三日记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 0 1 9 年，第3 5 7 页。27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7 年，第2 7 4 页。28蒋祖林丁玲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7 年，第4 0 页。29丁母悼弟诗四首，收人丁玲全集第1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4 1 3 页。30丁玲：似无情，却有情，丁玲全集第8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31母亲续篇一共有四篇残稿，丁玲秘书王增如女士刊出残稿全文。她认为残稿一、残稿四写于1 9 4 0年初，残稿二、三大约写于1 9 4 4 年。参见王增如：丁玲母亲第三部残稿探析，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6 期。32读记丁玲之时，丁玲对书中“不实”的内容一一标注，在书页上写了多达1 2 7 条眉批和旁注，其中就有批驳“赠马”的一条。参见陈漱渝：干凋的清泉一一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人物1990年第5 期。33陈漱渝：干凋的清泉一一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人物1 9 9 0 年第5 期。34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 3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 0 0 2 年，第5 6 页。35，姚篷子：我们的朋友丁玲，丁玲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 9 3 3 年。36丁玲：漫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丁玲全集第8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37丁玲：遥远的故事丁玲全集第1 0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38丁玲：从创作要有情谈起，丁玲全集第8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39丁玲：我母亲的生平，丁玲全集第6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40丁玲：1 9 8 0 年致赵家壁，丁玲全集第1 2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41丁玲：1 9 3 6 年致蒋祖剑，丁玲全集第1 1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42丁玲：1 9 7 6 年致蒋祖剑、远英，丁玲全集第1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43丁玲：1 9 7 7 年致蒋祖剑、远英，丁玲全集第1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44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一回忆与随想，石家庄：丁玲全集第6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5 8 页。45余英时论“士”，强调中国从古至今的“士统”具有宗教式承担精神，为士文化之根本。而近现代的左倾知识分子、“社会主义革命家”只知“救亡”、思想过激，切断这一传统。参见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 9 9 9 年）的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政治边缘化新思想建设之艰难坚守学术文化岗位等篇。许纪霖认为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在文化惯习上截然不同于现代评论派承续儒家正统士大夫精神，此种超脱、狂放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演化为非理性的“斗士”气、“流氓”气。参见许纪霖：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一一知识人的内战与“文化惯习”的冲突（1 9 2 4 一1 9 2 6），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 0 2 1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