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特点及得失.pdf

收稿日期:2 0 2 2-0 5-3 0基金项目: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型研究”(2 2 RWZ D 0 4)作者简介:陈峰,男,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2 0 2 3年第4期总第2 9 5期 齐 鲁 学 刊Q I L U J O U R N A L N o.4G e n e r a lN o.2 9 5十七年时期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特点及得失陈 峰(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2 5 0 1 0 0)摘 要:作为十七年时期(1 9 4 91 9 6 6)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其意识形态化倾向较之社会史论战时代愈加强烈。政治批判使古史分期讨论一度偏离学术轨道,造成一种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同时,史料派学人的加入,使古史分期讨论呈现新的格局,大大增强了古史分期讨论的学术性,理论与史料之间的平衡成为研究者的一种共同追求。十七年时期古史分期研究至少留下了两点学术贡献:第一,开启了进行大规模中西比较的研究门径;第二,挖掘了大量史料,澄清了众多史实,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上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进行了细致勘探。只要学术讨论实现充分的自治,克服“理论的自负”,十七年时期古史分期研究的成果就有望转化为日后中国史学发展中一种积极有效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学术包袱。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2 0世纪中国史学;十七年时期;古史分期;意识形态化;学术性中图分类号:K 2 0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 0 1-0 2 2 X(2 0 2 3)0 4-0 0 3 2-0 1 0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中国古史分期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问题。古史分期讨论以浓缩的形式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质和风格,成为2 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一环。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研讨,涉及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各种学说争鸣之激烈以及牵动的学者之多,前所罕见,蔚为共和国学术史上一大奇观。当下,古史分期问题已然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被作为一个“假问题”而一笔抹杀。但是,不得不承认,古史分期讨论为观察1 9 4 9年后的中国史学变迁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样本。它身上汇聚集合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理论与史料之间、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等诸多冲突和张力。对古史分期讨论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是今后中国史学发展回避陷阱和误区、走向成熟和完善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由于1 9 4 91 9 6 6年十七年间是古史分期讨论最盛的时期,本文即从学术史视角,对这一阶段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做一初步的审视和省思。一、1 9 4 9年后古史分期讨论的意识形态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可以追溯到2 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可以说,社会史论战本身就是古史分期讨论的一部分,分期讨论是论战在1 9 4 9年后的延续和深化。古史分期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但严格说来它在三十年代就已经萌发。1 9 4 9年后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在论题和范围上与1 9 3 0年代的论战有着很大不同:论战以中国历史的全程为对象,致力23于中国历史体系的重构,上下古今无所不包,三个主要问题是:一、亚细亚生产方式;二、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三、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论战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等问题包罗其中,连当代社会性质问题也在论战的范围之内,它们与分期问题虽密切相关,但毕竟是独立的问题。而古史分期则有所专指,聚焦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特别是奴隶社会何时结束、封建社会何时开始的问题,大大缩小了战线,有利于研究趋于精细。它涉及了当时认为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如奴隶社会形成的条件,中国奴隶社会的特点,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区别,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标志及其具体途径等等,是名副其实的古史研究。论战时期各家观点形形色色,纷纭杂乱,古史分期讨论则形成了相对系统完善的“三论五说”。所谓“三论”,即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以郭沫若、吴大琨、白寿彝、林甘泉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郭沫若在 奴隶制时代 发表后改主战国封建说);还有以尚钺、王仲荦、日知(林志纯)、何兹全为代表的魏晋封建论。以上三论,就是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所形成的三大主要学派。此外还有五说,即以李亚农、唐兰、祝瑞开为代表的春秋封建说;以黄子通、夏甄陶、金景芳为代表的秦统一封建说;以侯外庐、赵元为代表的西汉封建说;以周谷城、郑昌淦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以梁作干为代表的东晋封建说。此五说的前三说,即春秋说、秦统一说、西汉说,与战国封建论相接近;后二说,即东汉说、东晋说,与魏晋封建论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各执己见参与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表面上看,1 9 4 9年后的古史分期讨论比3 0年代论战专业性更强,是以史学研究者为主体的讨论,而不是革命者、宣传家、进步文人之间的争辩,但古史分期讨论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增无减。其原因有三:一是论题本身与现实政治高度相关;二是1 9 4 9年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各种思想良莠掺杂的局面消失,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强化,必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学术领域也不例外;三是政治统率一切的观念使人们倾向从政治角度观察分析问题,习惯于进行政治定位,将所有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这种泛政治化做法将学术与意识形态紧密纠结在一起。当时有人这样阐发古史分期讨论的意义:“为了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趋势,研究形成今日中国社会现实的历史渊源,以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的放矢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就必须掌握历史上每一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社会阶级结构及阶级对抗的基本形势,只有解决了分期问题,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才能理解,才能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才能正确分析批判历史文化遗产,吸收其精华,清除其糟粕。可见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在今日政治斗争上是有现实意义的。”1 9 3 0年代论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诉求非常强烈,但多是笔墨之争、口舌之争,未对学术发展产生实际的影响。十七年时期则不然,在学术研究被政治运动裹挟时,政治定性能够直接剥夺对方的发言权,制造学术禁区,使学术问题异化为政治问题。雷海宗、李鸿哲否认奴隶社会所遭遇的批判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大多数人看来,五种生产方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雷海宗却敢于大唱反调,不但不承认古代东方是早期奴隶制社会,而且反对古代西方是发达奴隶社会。他认为,“高度发展的奴隶制是一个很实际、很严重、很危险的制度,不能视同儿戏,不是想作就能作到的事”。他的结论是:从原始社会末33 十七年时期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特点及得失 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8 2年,第6页。李家骥:斥雷海宗对历史科学的歪曲和反动中国史分期问题研究的谬论,历史教学问题1 9 5 7年第6期,第3 8页。期到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有奴隶制,只在特殊条件下可以得到特殊的发展,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既然如此,历史上也就没有一个所谓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或转化的问题。李鸿哲持同样看法,认为“奴隶社会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不符合历史事实,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李鸿哲还从来源上否定奴隶社会说,“认为人类社会必须先经过奴隶社会,然后才能进入封建社会的五阶段说,并非马克思的学说”,而是由郭沫若、斯特鲁威院士等提倡起来的。雷、李二人的言论在当时看来无疑是离经叛道的。不久以后,二人遭到猛烈批判,成为众矢之的,批判的火药味之浓,令人不寒而栗。在1 9 5 7年反右斗争后,他们的言论被当作右派反动言论受到清算。当时有批判者说:“右派分子雷海宗、李鸿哲在政治上犯下了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通过否定奴隶制社会的存在从而否定马列主义的社会发展五种生产方式的学说,是他们反党的阴谋活动之一。”这位批判者还说:“雷海宗、李鸿哲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们所进行的不是对于具体国家社会性质的研究,而是妄图披着学术外衣来否定整个奴隶制社会的存在。而且他们也并非是在脱离现实政治地讨论奴隶制社会问题;他们的目的却是企图通过对奴隶制社会的否定而否定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种生产方式的学说。可见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要破马列主义的历史学、立资本主义的历史学,从而为垂死的资本主义作辩护、为已死的资本主义求再生,终而否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必然胜利。”杨生茂、来新夏说:雷海宗是一个具有二十多年反苏反共政治经验的老牌右派分子,他一度是在“学术研究”外衣的掩护下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1 9 5 7年6月2日他在天津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讲座上,以“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为题所发表的讲演,便是他进行阴谋活动的最有力的罪证之一;这篇论文不是什么“学术论文”,更不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而是一篇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向马列主义进行恶毒攻击的宣言书;同时这篇文章也不是雷海宗的“学术心得”,而是蓄谋已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进攻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他向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进攻达到猖狂顶点的一个标志。杨向奎也说:从雷海宗的这些言论中可以归纳出两个问题,一个是他的政治思想问题,一个是他的学术水平问题。在政治思想上,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在学术问题上则表现了雷海宗的无知和反动,他因袭的是早已破产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谰言。在这一问题上,文史哲 杂志的表现颇具戏剧性。李鸿哲的“奴隶社会”是否社会发展必经阶段 一文发表于 文史哲1 9 5 7年第1 0期。文史哲 刊发此文“原意是为了展开讨论和批评”,文章刊出后,有读者来信揭发作者乃苏北师范专科学校的“反动右派分子”,文史哲 编委会方才指斥该文“立论是有错误的”,是“借着学术讨论的幌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恶意的攻击,具有阴险的政治企图”。无论如何,不管事先是否知情,在反右斗争进入高潮之际,文史哲为推动学术争鸣而刊发此文,显示了其胆识和勇气。但事隔不久,文史哲 的态度发生逆转,集中火力批判李鸿哲。童书业撰文说:雷海宗文是一篇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史观来反对马列主义历史科43 齐鲁学刊2 0 2 3年第4期 雷海宗: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 9 5 7年第7期,第4 5、4 7页。李鸿哲:“奴隶社会”是否社会发展必经阶段?,文史哲1 9 5 7年第1 0期,第5 3、4 8页。刘家和:批判雷海宗和李鸿哲的否定奴隶社会的谬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批判雷海宗、李鸿哲的反动史学观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5 8年,第2 7、5 9页。杨生茂、来新夏:揭穿雷海宗“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的反动的政治目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批判雷海宗、李鸿哲的反动史学观点,第2页。杨向奎:批判雷海宗反动的历史观点,并论历史分期问题,新建设1 9 5 7年第1 1期,第2 7页。编者的话,文史哲1 9 5 7年第1 1期,第6 6页。学的极端反动的文章。葛懋春认为,李鸿哲所说奴隶社会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实际上是想推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打着拥护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借用学术讨论的名义,大量贩运资产阶级反动的历史观点,“李鸿哲这样一系列的反动观点是和他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密切相联的”。潘小源、文成、赵日庆也发表 指斥李鸿哲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一文参与批判。以政治手段处置学术问题,因而奴隶社会之有无成为学术禁区。主张魏晋封建论的尚钺1 9 6 0年遭到政治严厉批判,他的观点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史学体系”,有人甚至因为魏晋封建论曾为陶希圣和王宜昌所持有,就攻击尚钺与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认为尚钺是贩卖托派理论和汉奸理论,对尚钺个人进行打击批判。翦伯赞说:尚钺自认为独创的“魏晋封建论”就是当时的“食货派”头子陶希圣的得意之作。这使持类似意见的学者因此噤口不言,以致魏晋封建说长期受到压抑。1 9 6 0年1月2 6日黎澍在 人民日报 发表 百家争鸣和思想斗争 一文,批评尚钺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私人科学的制造者”,从此引发了一场批判尚钺的运动。据1 9 6 0年6月1 3日 人民日报 报道,历史研究 光明日报 文汇报 教学与研究 理论与实践 江海学刊 历史教学 安徽史学 山东大学学报 和 厦门大学学报 先后发表了批判尚钺的修正主义观点和所谓“私人科学”的文章,有的学术团体和高等院校还专门举行了批判尚钺修正主义观点的会议。同年,历史研究 编辑部编成 尚钺批判 一书,收集了9篇代表性批判文章。政治批判使古史分期一度偏离了学术轨道,干扰了正常的学术讨论,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造成了一种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一般学者也习惯于从政治角度考虑学术问题,有的甚至以追究学术判断背后的政治动机为能事,这种做法只能将史学研究引入歧途。另一方面,这种思维使学者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直接将政治信条作为学术活动中不可逾越的底线,当学术观点与政治信条产生冲突时,自觉使前者服从后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实现“思想解放”,学术上的突破也很难出现。古史分期讨论政治化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例如毛泽东对中国古史分期发表过意见,于是有人提出要以此为指导研究古史分期问题:“在我们学习毛主席这些指示以后,我们确信它是完全符合真理的、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我们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把旧的教学大纲修改了,完全依照毛主席的指示。”郭沫若等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因而大行其道,被大中学教材广泛采用,其影响远过于其他诸说。而相关研究者则认为,“几大派中最不能成立的当推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在这里,学术的裁判权让渡于政治权力,这显然不合乎学术研究的常态。这种局面的打破和扭转要到改革开放以后了。二、古史分期讨论的新格局1 9 3 0年代社会史论战时期参与其中的多为社会科学人士,专业史学家尤其注重考据的学院派53 十七年时期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特点及得失 童书业:批判雷海宗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文史哲1 9 5 7年第1 1期,第1页。葛懋春:批判李鸿哲反对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的谬论,文史哲1 9 5 7年第1 2期,第1 5页。潘小源、文成、赵日庆:指斥李鸿哲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文史哲1 9 5 7年第1 2期。翦伯赞:“新冒出来”的史学体系还是“旧的传统史学体系”的翻版,历史研究1 9 6 0年第3期,第3页。炳然:史学界展开对尚钺的批判,人民日报1 9 6 0年6月1 3日。束世徵:关于古史分期问题 学习毛泽东学说一点体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 9 5 9年第1期,第5 8页。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3年,第1 6 5页。史学家对论战不太理会,更不用说直接加入了。但1 9 4 9年后古史分期讨论则不同,这时不少史料派学人也参与其中,例如顾颉刚的弟子童书业,在讨论中表现非常活跃。史料派学者的参与,使古史讨论在史料与理论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最突出的是不少人提出解决古史分期问题的关键在史料不在理论。吴大琨批评说:“在国内的历史学界,现在有好些同志认为我们要决定中国的西周或西周以后的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或者不是封建社会,问题的主要的关键是在史料上。”杨向奎认为解决古今分期问题,当从研究具体问题入手,不做宏论。他说:近来关于社会性质的文章,大家喜作大的、无所不包的上下千年的文章,而少有解决具体历史事实的著作。他呼吁“改变这种作风,要从分析具体的历史事实下手”。尚钺在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编者的话”中说:“关于古代史分期的讨论,近年来已经由过去长期分歧杂乱无休止的空洞论辩的阶段,进入了学习掌握理论和发掘丰富史料、进行理论与实际结合研究的阶段。因之,空洞无物的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长篇大论空话,已经不为读者和作者所欢迎了。”1 9 5 7年5月,尚钺在江苏师范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做“概念的游戏”,主张提出史料,“给我们比较正确、具体的、全面的社会面貌和知识”,这种看法表明了尚钺对理论先行这一做法的批评反对。杨向奎强调古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认为以往评价过低的古书,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古书上许多材料不敢用,考古发掘还在展开,我们的古史研究,只局限在有限的材料上,翻来覆去,因为各人的理解不一,结果就彼此分歧。如果不丰富我们的史料来源,就原有的材料,很难得出大家一致的结论了”。杨向奎还强调,过去考据学者的工作,如王国维、孙诒让等的考据著述也值得重视。杜金铭的 从史料运用上略论两汉社会性质问题 与王思治、杜文凯、王汝丰的 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 9 5 5年第1期)一文商榷时,也从史料运用方面着眼,提出:“两汉史籍文献的掌握上是存在问题的,在这方面表现为对史籍原文的理解不够充分,有的地方则割裂了原文”,“没有正确地反映这些史籍与文献本身所固有的东西,从而造成这一篇论文严重的主观主义倾向”。史料派学人的加入扭转了讨论的风气,但对此也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例如童书业对理论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衷,曾撰文批驳杨向奎的看法,提出:理论上的讨论和争辩是必要的,因为理论是研究的指导,是讨论的标准,不把研究的指导和讨论的标准弄明确,就会各执一端,即使把史料工作做好,把事实弄清楚,也依旧得不出一致的结论来;必须将理论问题厘清,古史分期问题才有最后解决的希望。他还一再申明这一立场:古史分期问题之不能解决,“主要是由于理论和方法还不曾解决,并不是史料问题”,“如果树立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就现有的史料,已经足以划分中国原63 齐鲁学刊2 0 2 3年第4期 参见张越: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 0 1 2年第2期,第1 52 4页;朱春龙:“旧史家”与“五朵金花”的讨论,史学理论研究2 0 1 5年第2期,第2 2 3 3页。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 9 5 4年第6期,第4 5页。杨向奎: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要先研究具体问题,文史哲1 9 5 7年第5期,第6 3页。尚钺:编者的话,尚钺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8 4年,第3 9 2页。尚钺:关于研究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第3 1页。杨向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的商榷,文史哲1 9 5 5年第1期,第5 2页。杜金铭:从史料运用上略论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历史研究1 9 5 6年第1 1期,第6 3页。童书业:略论古史分期讨论中理论结合史料问题,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青岛:青岛出版社,1 9 9 8年,第1 0 5页。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界限”。他具体分析了其所在的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讨论情况并指出,本系同人对史料的认识以及史实的认识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和所争论的,主要只是在对于史料所显示的历史现象的解释,这完全是个理论问题”。从表面看来,童书业对理论的重视态度与其1 9 4 9年前几乎判若两人。我们知道,童书业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上是一名考据学者,他有着浓重的考据情结,3 0年代写下的大量考据文章就是最好的证明。在4 0年代,他还与上海的新史学家进行论战,反复强调了考据工作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进入5 0年代后,他却成为理论争鸣中的先锋人物,这看似有些突兀,其实是有轨迹可寻的。1 9 4 5年他在上海时已开始接触阅读马克思主义论著,后来,他甚至在光华大学开设 辩证唯物主义 课程,与一些所谓“托派”人物如王宜昌、李季等讨论理论问题,一连发表 论神话传说之演变质李季先生 时代思潮与史学 “疑古”、“考古”、“释古”给李季先生一封信 新汉学与新史学 唯物史观者古史观的批判 等文章。他相信辩证法,认为考据之学已独霸天下百年之久,在国内外大势整体变迁之际,必然出现新的学术潮流取而代之,他名之为“讲道理运动”。这样看来,童书业1 9 4 9年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古史分期理论研讨就不难理解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童书业的理论研究并不空泛玄虚,而如考据文字一样扎实缜密。他“以其考据式的精细,细心地寻找历史事实与经典著作的契合点并由此切入解读经典著作,再用其理解去解释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以求复原中国古代史”,最终是“求实学风占优势”,有人甚至认为他是用考据的方法来研究理论。这与3 0年代论战时期相比,还是有所不同的。理论与史料相统一才是理想状态。童书业强调理论,认为“有些理论的问题是和史料及历史事实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要解决理论问题,必须同时解决史料和历史事实的问题”。他坚持“要解决中国古史分期的问题,须从理论和史料、历史事实两方面下手,同时要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研究。理论的争辩和史料、历史事实的争辩,在古史分期的讨论中,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杨向奎也承认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其实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史料问题;没有史料的理论,还不是教条;而有材料没有理论的结合,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理论与史料相贯通,成为众多学者的努力方向。正如林甘泉所评论的:“大多数人都比较注意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不像过去社会史论战中不少人只是从概念到概念。不仅重视文献资料的掌握,也重视考古材料的引用。”由于理论与史料问题的处理不当,当时的古史分期研究文章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专从理论方面来讨论,不注意结合具体的史料和史实,即使提到比较具体的史实,也往往是泛论古今中外,不加深入研究;一种是抛开理论问题,只举中国的史料和史实来证明自己的看法,所讨论的往往只限于一段历史,既不通观上下历史的联系,更不照顾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童书业认为正确的研究步骤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开始的时候,应当先作几篇概论性的文字,描出研究的轮廓,提出几个应注意的问题,以作进一步的研究的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渐转入专题的研究,分工合作,各人选择一个或几个专题,仔细搜集史料作深入的研究;等到主要的问题73 十七年时期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特点及得失 童书业:论“国人暴动”,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第2 7 4页。详见童教英: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1年,第6 57 3页。童教英: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第1 4 01 4 2页。童教英: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第2 3 5、2 2 5页。童书业:略论古史分期讨论中理论结合史料问题,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第1 0 5页。童书业:略论古史分期讨论中理论结合史料问题,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第1 0 9页。杨向奎: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要先研究具体问题,文史哲1 9 5 7年第5期,第6 4页。林甘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4 2 7页。研究得差不多的时候,然后才能作新的综合性的研究,以期逐渐达到解决问题之目的;目前是应作专题研究的时候了,不应当再作大而无当的概论性文字了。注重理论与史料之间的平衡是一种健康倾向。史料派学人的加入,对古史分期讨论保持学术性有着直接贡献。在相关的理论概念遭遇质疑和挑战之后,史料派学人所提倡和从事的具体而微的研究就显得更具价值、更加引人注目。三、古史分期研究转化的可能路径由社会史论战肇端的古史分期问题,在持续了五十年后终于沉寂下来。人们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对经典理论的重新认识,使古史分期问题成了明日黄花。古史分期问题、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已经被许多人当作假问题来处理,已经失去了继续讨论下去的兴趣和意义。有论者认为,“对历史上不存在的历史 也可以说是虚构的历史 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和论争,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古史分期讨论空耗几代学者的心血精神徒劳而无功,可以从学术史上一笔勾销?恐非如此。在笔者看来,它至少有两点是值得珍视的。第一,它开启了大规模进行中西比较的研究门径。社会史论战时期是试图通过比较来发现或证明中外历史的一致性,重在求同;古史分期讨论则更多地从比较中分析中外历史的区别与差异。这是前后两阶段的不同。分期讨论以前,历史研究基本局限于国内,对国外的情况知之甚少,也就谈不上什么比较分析,古史分期讨论则使比较方法成为一种基本方法,魏晋封建论者尤其重视中西比较。尚钺提出,要解决古代史分期问题,只研究中国本国的历史还不够,必须对中国本土各民族历史和世界各大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具体地说,即必须把春秋战国到两汉帝国的历史,与同时存在的西方罗马帝国的历史相对照来研究。他在 中国历史纲要“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认为写一部中国史,实际上与亚洲各主要民族国家的历史始终是有着直接的密切关联的,与西欧的社会历史发展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从他关于历史分期的第一篇文章 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 开始,就将西周早熟的封建制与日耳曼封建制相比较,此后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有中国、古代东方各国、希腊、罗马、日耳曼各国的比较。尚钺的中西比较方法受到不少攻击,范文澜 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认为尚钺的 中国历史纲要“是用西欧历史作蓝本的”;黎澍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私人科学 指出尚钺体系的“一个最根本的谬误就在它要求完全按照西方社会历史的样子来改造中国历史”;翦伯赞则说“他要把西欧的历史当作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历史”。其实,进行大规模地中西比较,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加以讨论,正是魏晋封建论者的优势所在。一度持魏晋封建说的童书业说:“历史研究方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充分地占有史料,进行纵横捭83 齐鲁学刊2 0 2 3年第4期 童书业: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序,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第2 3 42 3 5页。黄敏兰:2 0世纪百年学案历史学卷,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 0 0 2年,第2 8 6页。林甘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4 3 4页。尚钺:中国历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5 4年,第2页。尚钺:中国史学工作应如何跃进?,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第2 5 1、2 5 2页。历史研究编辑部:尚钺批判,内部发行,1 9 6 0年,第9页。历史研究编辑部:尚钺批判,第1 0 3页。翦伯赞:“新冒出来”的史学体系还是“旧的传统史学体系”的翻版,历史研究1 9 6 0年第3期,第5页。阖的比较研究。”童书业认为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就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一个方面。魏晋封建说本身就是“从古代世界史上的社会发展现象,尤其是从古代东方社会的现象着眼的”,中国历史的专题研究与世界古代史的研究两相配合起来,可以使问题更易解决。童书业以讨论巴比伦社会的性质辅助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解决,以致引起张维华的批评,他认为童书业在1 9 5 4年1 1月1 3日山东大学历史系教研组“古史分期问题”座谈会上的报告“引用外国的材料较多,而引用中国自身的史料则太少”,有“喧宾夺主”的现象。郭宣霖也主张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待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郭宣霖认为世界通史与中国通史应该沟通起来,也能够沟通起来。他认为从世界史角度观察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正确方法,“事实上,便是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性中寻找它的普遍性的方法”。他同时强调中外历史现象联系比较之前,“首先要区别这些现象在历史上是如何产生出来的,以及它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他反对机械地套用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发展形式来说明中国史的发展过程。从中西比较角度探讨古史分期者多运用“综合年代学”的方法。这一方法有一个基本预设,即中西方历史的发展大致是同步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是相似的,因此可以根据古代西方历史的分期、世界史的分期来划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杨向奎认为,在历史学的编纂上,运用综合年代学的方法是好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国社会虽然发展不平衡,而规律是一致的。但必须同时注意到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童书业说:“综合年代学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在不同的文明国家中,同一个时期,往往有很类似的历史现象使用综合年代学的方法是必要的”,但“在同一年代中,各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或社会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应当注意综合年代学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矛盾统一性”。他还批评过其他学者对综合年代法的误用,指出:“综合年代学的方法,是不能随意乱套的;古代各文明国家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像刀子切的那么整齐!”第二,挖掘了大量史料,澄清了众多史实,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上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进行了细致的勘探。由于各种教条主义和错误思维方式的支配,各派对历史巨变前后社会性质的判定不够准确,也就是说,他们都没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研究在学术上毫无成绩。他们对相关93 十七年时期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特点及得失 童教英: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第2 3 5页。童书业:论奴隶在巴比伦的地位和待遇 兼答孙道天、日知二先生关于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第1 7 5页。童书业:从租佣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伦社会的性质,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第1 1 1页。童书业: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 序,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第2 3 5页。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座谈记录,文史哲1 9 5 6年第1期,第5 5页。郭宣霖: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江西省历史学会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 9 6 2年,第2 1 0、2 0 3页。杨向奎: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杂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 9 5 7年,第1 0页。童书业:与苏联专家乌安约瑟夫维奇商榷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第1 5 5页。童书业:论奴隶在巴比伦的地位和待遇,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第1 8 1页。材料的解释,对历史现象的一些分析,促成了许多局部问题、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历史上生产工具、生产者身份、所有制等相关问题的认识,是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的。在先秦史方面,涉及了中国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国家政体;商代的生产力水平及主要生产者“众”“众人”的身份,土地所有制形态,人殉和人祭;西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庶人”和“民”的身份,分封制、宗法制、等级制,土地所有制形态,井田制和农村公社,土地经营方式、耕作方式和剥削形式;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初税亩”“作丘赋”的性质和意义,商鞅变法的内容和性质,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等。以往的史学研究多集中于思想方面,在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带动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内容获得多方位的挖掘,研究空间大大拓展了。在两汉史方面,涉及两汉农业生产力水平、两汉奴婢的地位、汉代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汉代政权是否打击奴隶主和两汉阶级斗争的性质等。即使以其他模式进行古史分期研究,仍然要以这些史实为基础。这就像一座房子,主体框架拆解后,砖瓦材料仍可回收利用,在没有发现新材料的情况下,更有必要回收利用旧材料。因此,从宏观层面看,分期讨论对历史巨变时期的认识意义似乎已经不大了,但从微观层面看,它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仍是进行深入研究的起点,仍然具有生命力。宏大叙事解体之后,若干事实层面的认知依然可以成立。历史发展犹如江水流动,有时波涛汹涌,有时风平浪静,历史变化的节奏或速率有快慢缓急之别。宋人吕祖谦主张从历史的大处认识整体,从小处认识其转变的机括和枢纽。他说:“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纪纲风俗消长治乱观之”,“统体盖为大纲”;“既识统体,须看机括,国之所以兴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败,人之所以邪所以正,于几微萌芽,时察其所以然,是谓机括”。古史分期采用的正是这种将整体与关键点结合考察的方法。众多学者对历史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段情有独钟,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的立论都涉及到西周、战国、魏晋三个中国历史上重大变动发生的阶段,这三个时期就得到集中而细密的研究。西周时期政治制度变化很大,王国维所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剧于殷周之际”是也。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社会变动异常剧烈的时期,战国派就此历史转折关头立论,“正是抓住社会形态的根本变迁,才是郭沫若等倡导的 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 比较起 西周封建说、魏晋封建说 等古史分期说来更吸引人的一个秘密所在”。目前,学界对古史分期问题的兴趣锐减,但是关注社会历史变革的传统却以另外的方式延续下来了。例如,唐宋转型研究成为一大学术兴奋点,虽不能说它由古史分期直接衍化而来,但关注社会变革的取向是一致的。1 9 1 0年就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基本认识就是,唐宋鼎革不只是朝代的更替,更是社会历史的转折。古史分期问题应当超越单一理论模式的束缚,转型为更广泛的社会历史的结构性变革研究。如此,则古史分期讨论在学术上的若干成绩将仍在新的研究中成为可凭借的资源。1 9 9 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语境和风气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人们关注的议题、习用的方法和依据的史料都有了根本性的不同,这时再强迫学者们以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姿态继续研究中国古04 齐鲁学刊2 0 2 3年第4期 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 9 8 7年,第3 7页。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第1 0 3页。吕祖谦:东莱吕太史集别集 卷第十四 读书杂记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1 7年,第5 1 6页。参见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 9 9 6年,第3 9页。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 9 9 2年,第1 01 8页。史分期问题,显然是不合适宜也不可能做到的,但如果我们能够以沙里淘金的方式将以往古史研究中合理成分清洗过滤出来的话,十七年时期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留下的学术遗产仍然可以为我们转化利用。这里有几点值得强调:首先,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应当实现充分学术化,避免政治化,尤其不应把学术争辩搞成政治斗争,这是产生真学术的一个基本前提。其次,理论方法多元化是保持学术活力的必要条件,单一化模式只能导致学术思想僵化、固化和萎缩,只有各种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竞争共存,才会达到真理愈辩愈明的结果。最后,必须克服“理论的自负”。理论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工具、一条引线,但不是预定的结论,不能凌驾于史料之上。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的,必须接受证据、史料的检验,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正和创新。唯有做到上述几点,十七年时期的中国古史分期研究才有望转化为日后中国史学发展中一种积极有效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学术包袱,中国史学主体性建构的宏伟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责任编辑:杨春梅T h e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G a i n sa n dL o s s e so f t h eD i s c u s s i o no nt h eP e r i o d i z a t i o no fA n c i e n tC h i n e s eH i s t o r y i nt h eS e v e n t e e n-Y e a rP e r i o d(1 9 4 91 9 6 6)CHE NF e n g(A d v a n c e dI n s t i t u t e f o rC o n f u c i a nS t u d i e s,S h a n d o n gU n i v e r s i t y,J i n a n2 5 0 1 0 0,C h i n a)A b s t r a c t:A so n eo f t h e“f i v eg o l d e nf l o w e r s”i nt h eC h i n e s eh i s t o r i o g r a p h yd u r i n gt h es e v e n t e e n-y e a rp e r i o d,t h ed i s c u s s i o no nt h ep e r i o d i z a t i o no fa n c i e n tC h i n e s eh i s t o r yi sm o r ei d e o l o g i c a l t h a nt h a t i nt h ee r ao ft h eS o c i a lH i s t o r yC o n t r o v e r s y.P o l i t i c a l c r i t i c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