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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聚焦平台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性审视侯玉兰摘要：平台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最新形式，生成于平台与资本的“合谋”，平台上的用户数据成为生产资料，勾勒出诱人的共享蓝图，促使平台寡头形成扩张式的垄断，平台资本主义的体系由此架构出来。监控资本主义是依附于数字平台基于数字平台监控的资本和政治相融合的新兴统治秩序，其背后是为资本积累的逻辑奠定基础，为平台资本主义制造不易察觉的骗局。对平台资本主义发展进行批判性审视，就是认清平台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审视并明辨平台资本主义发展的虚假表象。关键词：平台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中图分类号：F49随着互联网、算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人类社会正在迎来一场工业革命的科技变革。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当代社会的人际交往、信息的传递、经济的运行都依赖于平台，资本似乎不再表现为“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以平台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首次提出“平台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 k Sr n ic e k），他认为“平台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能够提取和控制大量数据”。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对“平台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研究。从当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目前学者主要集中于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剥削形式和内在本质研究，但是对于如何认识平台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和监控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等关注颇少，迫切需要深人的探索。鉴于此，本文试图基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研究，以数字化信息技术为切入点，从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发展特征、剥削模式等方面揭示资本主义运行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内在联系，进而对其进行辩证的考察。同时，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视角，破译遮蔽平台资本主义垄断本性的外在躯壳，更加坚定地实行社会主义，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本文的起点和旨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 6-59 8 2（2 0 2 3）0 8-0 0 2 9-0 6归。一、平台资本主义：虚假面具下的资本扩张逻辑互联网平台是为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信息提供中介和桥梁的数字基础设施，如今成为资本主义应用的产物，平台资本主义由此诞生。平台资本主义的商业体系是最大化控制平台这一基础设施，疯狂追求资本积累，创造隐秘的剩余价值。与工业时期的雇佣制资本主义相比，这个商业体系的运行具有鲜明的表现特征，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尤其是当数字技术成为最先进的生产力，基于平台上的用户数据成为生产资料，勾勒出诱人的共享蓝图，促使平台寡头形成扩张式的断，平台资本主义的体系由此而架构出来，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最新形式。（一）平台资本主义的生成：平台与资本的合谋尼克斯尔尼塞克作为一名加速主义者，看到数字化时代的平台资本主义控制更加专制和强大，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运作最新形态，依赖数2023.829字平台和数据来获取利润和权力是平台资本家实现价值增殖的方式。很多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平台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其存在是资本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必然。在以往资本主义企业的商业模式中，必须要斥巨资打造工厂等实体基础设施，如今平台只凭其中介性即可获取高额利润。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二战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他们奉行需求学派的凯恩斯主义，主张扩大政府财政开支和社会需求，但是在初期还有显著成效，后期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都陷人了“滞涨”的泥潭；到2 0 世纪9 0 年代，产能过剩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一大难题，为了走出困境，他们尝试采用“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借助国家的力量降低利率，加大投资，互联网由此繁荣和发展起来；金融危机后，数字技术的兴起是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技术的进步呈指数型上升；凭借对互联网技术和算法的支撑，到了2 1 世纪，平台被资本家所利用，并与资本主义制度合谋，数字资本主义逐渐发展为平台资本主义。审视平台与资本主义共谋的生长逻辑，可以发现是数字信息技术的赋能，实现了资本形态由实体平台到互联网虚拟平台的转换，但其实质仍然是资本实现扩张的新工具和覆取剩余价值的新领地。不仅如此，“平台资本主义已经完全渗人了公共和私人领域，它将通信和信息技术整合进全球网络市场中，模糊了虚拟与真实、工作与游戏、公与私之间的界线”。学界认为，平台的崛起是遵循零边际效益递增规律，这与传统资本主义规律截然不同。在过去，生产商不能及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除了时间上的信息差还有空间上的延迟性。算法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大大缩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需求的信息差，“用时间打败空间”，数据的收集变得极为迅速便捷。这给平台企业极大的盈利机会，由此企图从用户产生的数据获取更多的价值。由此来看，用户使用数据产生流量的多少，决定平台资本家的命运，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吞并数据，将数据私有化来实现资本的增殖。平台与资本的合谋，让用户数据成为满足平台资本家欲望的一种拜物对象，它助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经营方式的全新变化，从而为用户构建自已的产品、服务和市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数字平30社会科学动态台在给人类带来高质量生活体验的同时，“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深度融合使资本主义平台获得了渗透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权力和力量，消费者与真实的生活世界日益疏离，沦为资本再生产的工具和手段”。（二）“共享经济”：勾勒共享蓝图的新市场体系近年来，“共享经济”以一种闲置资源共享、惠及大众的方式在西方兴起并向全球蔓延。“共享经济”又称作“零工经济”“按需经济”“租赁经济”和“协同消费经济”等，它是资本家依赖互联网平台消化过剩资本和劳动力的最新方式。从最早的Uber（优步）、Airbnb（爱彼迎）到如今的滴滴、共享单车等共享平台，人类的消费方式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平台公司通过数字信息技术衍生出共享经济，而共享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将“闲置”“过剩”资源的再利用，它是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资本家不再必须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传统雇佣劳动力的支配权，而是依靠生活资料再商品化获取租金的盈利模式。他们起初的盈利理念是先勾勒出诱人的共享性蓝图，“圈定出一个广阔的用户市场”，再慢慢进行垄断资本的运作。表面上看，“共享经济”是过剩产能持有者和短期租用者之间的互相让利，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产能持有者拥有剩余产能或资源的所有权，通过平台经营者提供的服务让渡一部分使用权；消费者支付其使用权、平台收取服务费即可。但实际上，这种“让利”是劳动者和生产条件所有者之间的分离，一旦共享平台保持这种分离并不断扩大，则意味着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两极分化。平台资本家更是凭借对信息资源和控制和垄断，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其前所未有的扩展。它以平台用户浏览、点赞等一系列互动行为作为生产资料，而作为“信息生产者”的用户和“信息需求者”的劳工因为不能掌握平台这一社交媒介而只能依附于互联网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平台作为第三方看似提供了资源交易的平台，实则是借“共享”之名行“私有”之事，共享公司一方面利润率下降，赢得广阔的消费市场，实现对市场的圈地；另一方面不断垄断某一资源实现利润量的增加。所以，“共享经济”被认为是“新技术革命背景下资本扩张的新途径和资本积累的新变种”。实质上，我们可以窥探到“共享经济”只是资本主义为了解决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剩余产品过剩、生产“滞涨”危机问题的兴起，在资本主义追逐增值性利润理念的驱动下，全球价值链“资产轻量化”的生产模式推动产业资本逐渐剥离实体基础设施的生产过程，这是金融资本通过数字化、符号化和虚拟化方式剥夺剩余价值的新举措。在“共享”“自由”等共享经济形态掩盖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形式实现了新一轮的演进，其背后仍然是资本的剥削逻辑在支配。（三）平台寡头：世界市场体系的主体力量全球少数的平台公司已经成为现代市场体系中的经济主体力量，“在2 0 2 0 年全球市值前1 0 强公司中，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母公司、脸书位列前7 位”，比如欧美GAFA（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及中国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科技平台企业，他们以扩张性的优势占据了平台经济的寡头位置，并极力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国内很多学者研究了平台寡头及其政治霸权的形成过程，认为平台寡头的权力来源于对数据、流量和算法的垄断。在互联网兴起阶段，平台经济体往往是以亏本的经营模式投资的，随着平台用户达到一定规模形成网络规模效应以及数据商品的可重复使用，他们疯狂追求零边际成本效益，主要基于“交叉补贴”和“佣金模式”来盈利。“交叉补贴”主要是一种盈利的策略，通过在某一方面降低价格甚至免费，但是在另一方面则相应抬高价格，以获得平衡；“佣金模式”则是平台公司为了促成交易，采取从中抽成或赚取差价的获利方式。这种获利渠道虽然也切实给大众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平台经济体最终的目的还是扩大用户规模，占领平台的一席之地，从而为资本增殖打开一条通路。通过分析平台公司的盈利模式，可以看出在世界市场上占据比较大市值的是少数平台公司，“据中国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平台治理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市值最高的1 0 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是平台企业”。大平台在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小平台随时面临被大平台吞并的危险，非平台化的产业要么接受平台的规制，要么退出市场。平台寡头们将数字技术和网络空间延伸至最大范围，力图在关键业务领域内拥有绝对垄断权力，同时平台资本家还美化自身形象，标榜为“共享”“双赢”等从而营造出友好标签，以看似正面的形象赢得监管者对平台产业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并且逃避反垄断的规制。平台寡头们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他们影响的是社会大众，用户大众作为平台数据的直接提供者，为平台寡头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每位平台用户逃不开成为“数据佃农”的命运；另一方面，平台寡头压制了社会创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结构中，美国数字巨头借助知识产权、符号霸权和国家力量，形成数字平台技术垄断，在本国和世界范围内进行价值剥削、数据掠夺和侵犯数据隐私，同时通过收购兼并打压等方式，推行数字霸权”。由此可见，平台寡头无所不用其极，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平台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区域和区域以及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必将进一步拉大。总体来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平台资本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新阶段，平台不断借助算法和寡头地位控制着生产和市场的游戏规则。数字平台逐渐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助推器，平台公司的成功不是取决于传统公司盈利的多少，而是凭借网络效应、规模效应，掌控数字劳动者生成的“海量数据”，依赖不断扩展的监控系统建构庞大的数字社会体系，实现数字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今天的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监控资本主义。二、监控资本主义：遮蔽平台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虚假表象当代资本主义的运作呈现出形态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时期的赤裸性、暴力性，它在科技包装下逐渐带有对未来的美好色彩，同时趋向数字化、平台化，剥削越来越体现出一种隐秘性、潜在性。审视监视资本主义运作营造的“免费共享”“自由”“民主”“安全”“效率”等虚幻构图和虚假表象，可以发现，这只是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提供有利条件，其背后是为资本积累的逻辑奠定基础，以达到对社会群体和个人身体、思想、行为等全方位的管控，数据在平台资本主义时代成为最新的“异化”，在资本和数字监控平台的双重逻辑之下，人的独立批判意识面临着被混灭的危险。（一）模糊化生产方式：监控资本主义及其运行特点在哈佛大学教授祖波夫所写的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在权力的新疆域为人类未来而战一书中，2023.831她认为监控资本主义是以新自由为“栖息地”，通过不断增进的机器智能和越来越多的行为盈余供给相结合，已成为全新的积累逻辑的基础。监控几乎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期，主要通过资本家亲自监督以及后来发展成监工的监视，以期对工人想方设法地压榨，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而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哪里有数据，哪里就有监控。比如当用户下载一个软件，它会申请访问个人数据，面临是否同意隐私条款的难题。一旦同意，便意味着个人的数据信息全部暴露；如果不同意，则丧失对该软件的访问权和使用权。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必须依靠大数据，获取海量数据则必须实行大规模监控，最后以广告的形式赢得高额利润。与此同时，监控资本主义表面上构筑了“自由”“民主”“安全”“效率”，实则是遮蔽了资本家对利润的剥削过程，正如“Facebook2012年版隐私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即时个性化功能。即使很多平台推出了基于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广告的商业模式，但个性化终究只是假象，真正意图是平台与广告用户的信息“分享”，而“分享”是对出售数据和将数据商品化的委婉表达。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监控已经渗透进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人类社会已经步人了实用主义杰拉米边沁（Je r e m y Be n t h a m）构想的“全景式监狱”，正如韩炳哲在透明社会中所说：“数字化的全景监狱无需任何透镜就能发挥作用。这就是它高效的原因。非透视的穿透性照明比透视的监狱更为有效，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全方位地被任何一个人完全照明。”技术的发展让用户不得不接受并且自愿接受这一监视。从本质上看，监控资本主义类似于依附数字平台上的一种基于数字监控的资本和政治相融合的新兴统治秩序，数字平台是这一统治秩序的生存基础，也是这一领域的空间，并且这种生产方式通常由少数几家垄断的平台公司所控制，从而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新的经济运作机制。监控资本主义愈发成为“大数据”占据竞争和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积累的逻辑。用户使用社交媒体上产生的数据而成为资本积累的原材料，在生产出数据之前，用户在线时间一直被实时监控、用户数据被储存起来。正如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Fuchs）所说：“用户的所有在线时间都是生产性的劳动时间：它32社会科学动态与类似用户的数据一起被永久监控和存储，并打包成一种数据商品，提供给广告客户用于销售”。在被监控平台监控的过程中，用户逐渐成为“数字产消者”，这是指用户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浏览或点赞等行为被监控平台无偿占有，并且转化为数据商品出售给广告公司，广告公司对个人数据进行归纳分析，再把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广告推送给用户，一旦用户点击购买，在消费过程中又会生成新的数据商品卖给广告公司。用户的一系列操作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监控平台只有占有更多用户的数据，才能不断采取“个性服务”或“免费共享”来吸引用户点击购买，以获得利润。所以，数据侵占的最大化恰恰成为监控平台追求的最终目标。由此可知，监控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离不开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垄断性占有、收集和侵犯用户隐私，无休止追求自身的资本扩张。当监控平台收集了大量的个人数据信息后，借助算法的精准匹配、测算和快速投放等技术能力，数据信息成为资本家经算法编程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并且在监控平台上的用户劳动将会一直成为资本主义持续进行剩余价值剥削的来源。（二）不易察觉的骗局：监控资本主义虚构着意识形态监控资本主义是“工具主义权力”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工具本身没有好坏可言，一旦技术和资本、权力相结合，就会沦为资本霸权主义下的治理工具，并成为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力量。数字监控的形式有多种，其中数据监控是最普遍的形式。“数据监控是基于计算机数据采集和挖掘对主体进行的追踪和监督”，所有的行为都被记录，转化为计算机系统中的数据并且被数据持有者所利用和处理。在这里，数据生产者并不一定就是数据所有者，但数据商品化之后的利润只属于数据所有者。20世纪9 0 年代，数字技术广泛兴起并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数字化生存逐渐形成。互联网以其分散结构和巧妙设计迅速成为人民存储信息的第一选择。数字化信息可以被长期保存、复制成本几乎为零、传输简单、搜索迅速，个人信息完全是被集中在一个虚拟的数据库中。1 9 9 0 年，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的一名英国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 im Be r n e r s Le e）开发出了超文本服务器程序代码，这种超文本服务器是用于储存超文本标记语言（H T ML），H T ML是用来对文本和其他类型的网络内容进行结构化的工具，即文件的计算机。万维网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一项技术发展，它逐渐“发展成一个由相互链接的网站构成的多媒体现象”。在万维网上，人们可以通过超链接查找信息，也可以通过服务器作为信息的发布者。目前Android和iOS操作系统在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中维持领先水平，Google、Ba id u 和Sogou等搜索引擎，腾讯、Facebook和微博等社交平台以及淘宝、京东及亚马逊等网络购物平台在市场上迅速发展。数字生存越来越成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就中国而言，“截至2 0 2 1 年1 2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1 0.2 9 亿，比2 0 2 0 年1 2 月新增手机网民43 7 3万”。谷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监视引擎。它可以对世界上大多数网页进行定期扫描和索引。但是网页数量的庞大也会产生相应的问题。与网民规模的增长成正相关的还有隐私的泄露。在2 0 0 6年8 月，美国大约有2 0 0 万人在虚假网站上透露自已的私人信息，导致美国银行2 8 亿美元的损失。最早发明计算机的目的之一是保护一个国家的利益。万维网取名之意是为了全人类共享资源，但并非所有人都追求自由和开放的理想。但是现在不可避免的是监控平台成为具有侵扰性的互联网。国外有些学者在阐述监控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时强调，监控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军事目标以及构建民主国家；也有学者试图从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出发，分析监控资本主义存在的缺陷和危害。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监控资本主义所声称的“维护自由、民主和权力”终究只是一种托词来加强对社会更加全面的控制，其根本是为了服务于资本逻辑的积累和增殖。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迅速扩散的信息技术面前，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就一直是自由主义理想的主要支柱的隐私权，作为一个社会规范已经变得有些过时了。有关一个人的信息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存储、搜索和传递，并且这一过程越来越难以为信息的主体所控制”。可见，监控平台更像是监控资本主义构建其意识形态的工具，并致力于将外部强加的监控转化为主体的自我监控。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体系，它是“一个复杂的、流动的意识形态的集合，扩张主义是其内在性质，美式民主和自由是其保护的对象”?（三）潜伏的剥削形式：监控资本主义下的“算法殖民”据统计，自2 0 0 8 年以来，谷歌的安卓系统业务已为其带来了3 1 0 亿美元的收人并创造了2 2 0 亿美元的收益。诸如谷歌、脸书、亚马逊等平台垄断巨头利用算法权力竭力打造自由化的市场，获得对全球经济、政治及文化等一切方面的钳制，搜取巨额数字财富。算法殖民主义正在不断发展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核心。在平台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大数据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及信息不对称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财富不平等。联合国专家小组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未来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一个全新的不平等边界将被撕开个口子，将世界分割为掌握数据的一拨人和不掌握数据的一拔人”。少数几家平台垄断公司不断从工人、零售商和消费者身上榨取更多财富，他们在数据上所占的优势将会转化为一股强大的市场力量和竞争优势，最终为此买单的只是终端消费者。不仅如此，算法还帮助平台资本家构建了资本剥削劳动的新型监控，“在全球铺展监控网络、发起数字战争，打着数字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发动金融战、科技战、贸易战，鼓动颜色革命和政治暴乱，塑造数字帝国和新威权主义”。?事实上，算法殖民主义本质上是为了巩固平台寡头的数字霸权地位，凭借数据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占据优势地位的数字寡头，通过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对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进行宣传和营销，进而使殖民地人民产生绝对性的依赖。有学者认为，这一剥削路径和传统殖民主义不谋而合：传统殖民主义有丧失主权和领土、资源在全球分配领域的不均、以“文明”为借口的基本特征；相应地，算法殖民主义存在疯狂占有“剩余数据”、数字收益分配的严重不均、以“共享”“协同”为托词的特征。一定意义上说，不变的仍是数字劳动人民的被剥削，算法殖民主义只是传统殖民主义形式的改变而已。在平台资本主义时期，各种生产活动都是通过数字平台进行交流，每个人都聚集在由算法创造的虚拟空间中，且不断受到算法平台全时段、全领域的监视。从数字劳动模式来看，平台搭建了以零工和众包为典型的数字模式，它将数字劳动力拆卸为一个小型的“螺丝钉”，置于被算法去组织化的孤立境地，并外包出去与劳动市场发生劳动关系。算法殖民的劳动形式趋向于低技能，原有的价值链生2023.833产由单一的产业垄断转向为线上与线下无所不在的全方位垄断，算法殖民劳动模式由此重构。与传统雇佣劳动形式不同，算法殖民的劳动者处于全景式的“监狱”中，劳动结果被算法化和资本主义操控，人的劳动的差异化被掩盖在算法的精确算计下。应当指出，由于算法殖民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数字劳工与经营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每个人都是数据的生产者，并且都作为被资本剥削的对象，这一过程变成“产销一体化”的过程。劳动者的情感、思想行动、创造力都被数据商品化，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所有行为主体，都在压制与被压制、欺骗与被欺骗中朝着“异化”方向发展。然而，算法殖民之所以没有遭受广大无产阶级的抵制，是因为殖民的政治属性给算法殖民塑造了对数据的崇拜，算法殖民坚信，基于算法的数字化计算出的预测是准确无误的。广大的工人阶级在资本家“算法正义”的美言下，没有察觉出其所接收的信息都是经算法技术加工过的，呈现给他们的只是为资本家而利用的无偿劳动，正如丹席勒所说：“数字自动化的浪潮正在促进自身的合法化，以便将工作本身变成奢侈品，几乎没有社会条款来帮助那些在这一过程中失业的人们”。三、结语信息数字化带给人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束缚了个体的精神和思想，每个人似乎都是带着伽锁跳舞。尤其是当数字信息技术成为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有力武器”时，一场直接改变社会生活和世界格局的局面就此形成。无论是工业化时代还是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从未改变，平台资本主义或监控资本主义所张扬的“自由”或是“提供丰富的选择”等，最终只是为其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和剥削人类劳动服务。但是总的来说，数字平台或是监控系统还是属于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本身不带有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被资本主义所利用才成为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阻碍。为此，对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批判性审视，认清其真实面目，可为构建社会主义平台经济提供理论上的参考。注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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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美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一一网络与尼克松时代，翟秀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 2 6 页。作者简介：侯玉兰，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 50 1 0 8。（责任编辑陈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