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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史学探微
——读《心态:一种模糊史学》有感
06历史 郭进萍

摘要：心态史学伴随着传统史学的危机和年鉴学派的诞生而兴起，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雅克•勒戈夫在《心态：一种模糊史学》一文中就心态史学的特征﹑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危险和挑战等作了详尽的阐述。作为一门十分流行的学科，心态史学正处在史学的十字路口。它既拓展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又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史学的科学性，使史学出现“非科学化”的倾向。本文试图从心态史学产生的背景﹑理论探讨，实践中的因应和困扰以及前景等方面入手，力求对心态史做一个较客观的认知和定位。
关键词：心态史学； 年鉴学派； 模糊性； 跨学科
心态史是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但因其自身的特性使人们对它的科学性提出了怀疑。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戈夫在《心态：一种模糊史学》一文中开篇就指出：“心态史最吸引人的地方为其模糊性:可用之于研究别人置之不顾的资料,即史学研究分析中由于难以阐明其含义而置之不顾的资料。” 应该说，这样做比常规历史研究要困难的多，它需要历史学家具备更多的睿智和机敏，需要他们从大量日常重复出现的现象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16世纪以后，西方诞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它也被认为是新的劳动观念和新的货币观念的产物，即一种心态的产物：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心态与新教的伦理道德有关。因此，“心态”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已超出了史学范畴。这一概念的作用在于满足史学家们“深入一步”的愿望，从而与其他人文学科发生了联系，如社会学﹑计量史学，人类文化学等。
在勒戈夫看来，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因为心态史所揭示的是他们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心态史同思想史的关系，犹如物质文明史同经济史的关系。因而心态史有助于思想史的研究。他认为无意识的举动和随意而发的意见似乎没有来由，而实际上是深深扎根于长期交混的思想体系之中的。在他看来，心态的变化比什么都慢：其历史表明了历史的缓慢发展过程。史学完全是门手艺，首先得靠资料。心态史的特征表现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资料上，所以什么资料都可以使用。文学﹑艺术方面的资料对心态史同样重要，因为心态史感兴趣的不是“客观”现象，而是对这些现象的描述。
同时，对心态进行分析，无论如何不能不研究心态产生的地点及其意义。伟大的心态史先驱吕西安•费弗尔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用词汇，语法，客套话，时空观念和逻辑体系编制成了一个目录，他称之为“心态设备”。 虽说心态史研究的是历史的惰性，但也要研究历史的变化。他举了11－13世纪时期，城市的发展动摇了西方世界的例子，认为在这一变化中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心态对整个历史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此说明心态史十分有助于对历史变化的了解。在文末，雅克•勒戈夫仍对心态史满怀期待，认为它尽管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在当代史学研究问题上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新史学一直在注视着心态史的活动。
一、心态史学产生的背景
心态史学是伴随着传统史学的危机和年鉴学派的诞生而逐步兴起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统史学在西方史学中占主导地位，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到20世纪初，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已经暴露出来，伊格尔斯对这种局限性作了这样的描述：“狭隘地集中注意于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重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 传统史学尤其是兰克史学过于强调史料和史学的绝对客观化，在把史学引导上巅峰后，又无可奈何地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实证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着全面危机，这一危机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言：“如果说一种学说在今天已趋僵化,那也只是任何思想运动在硕果累累之后迟早要付出的代价。” 在传统史学危机的驱动下，特纳另辟蹊径，开创了边疆史学，注重推理和分析。继之，以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为代表开创了年鉴学派，成了新史学的一朵奇葩。在历史学的集体心理和精神现象的吸引下，两人为新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心态史学。两人在这一新领域的两个重要方面作了探索：心态素材和情感素材的概念。 针对传统史学重事件而轻其他的偏向，他认为在历史事件的背后，在心态﹑观念的变迁﹑社会经济结构的运动中隐藏着更深刻的因而也是更可靠的历史发展原因。然而：“完整的心态，信仰，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不能以太小时间尺度来加以度量的。”这里不仅指出了心态﹑经济等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含有了目前年鉴派一个支柱性理论，即由布罗代尔明确提出来的“长时段”思想的轮廓。 沿着这条道路，米歇尔•伏维尔，皮埃尔•阿里埃斯和皮埃尔•肖努等都写出了重要著作。
到了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发现他们有必要加强对心态和精神世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着的事物的研究，他们还感到有必要指出，人们精神世界发生的事物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研究心态史的建议。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如培瑞•米勒不相信历史的变动会完全由外在的物质条件所控制，而人的主观作用微不足道。从一定的意义上，米勒想做一种类似韦伯的工作，即反对马克思的物质决定论，而试图用观念，精神等方面的因素来诠释历史。米勒的意图是离开这种重视经济的趋向，在历史研究中重新考虑人的理念和意图。他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由思想控制的，正是由于思想观念的作用，人才会想到如何征服自然，建立社会组织，追求宗教信仰等。如果历史削减只是描述人的这些行为，那就是将自己的观察停留在历史的表层，而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就是要寻求时间背后的理念与动机。 最明显的例子是勒华•拉杜里。其代表作是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这部著作最终标志了心态史的诞生。而心态史方兴未艾也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
首先，人口史的发展恰恰是打开心态史的契机之一。史学家们在研究了家庭和人口变迁之后，直接遇到了心态的问题：例如在l7、18世纪为何人们的生育观念会发生变化?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研究人们观念的变化，也就是心态的变化。文化史构成了通向心态研究的第二个途径：宗教问题、扫盲过程、文化的普及，出版物反映了人们的兴趣爱好、欣赏标准等的变化等，均直接与心态研究有关。同时，由于社会心理学和符号学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由于心理分析学的风靡一时，对历史学有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正好为心态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之门。正是由于心态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年鉴学派史学家对此作出了大量研究，人体、服饰、死亡、恐惧、婚变、家庭、民俗、想象等，无不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可谓事无巨细，包罗万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心态史应该义不容辞的弥补社会史过于注重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心态就是认识人的精神演化及其与物质生活的关系的最佳手段。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勒高夫说：“心态史实际上是一所特别好的学校，从中可以认识到线性史观的不足，惰性是十分重要的历史力量，更多的体现在通常发展缓慢的人们的心理方面，而不是物质方面。” 可以说心态研究是历史学家试图从历史最深的沉淀层中开掘对人的自身认识的尝试。二是当代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是与“精神危机”孪生的，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或是一些国际化的大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厌倦了单调枯燥的现代生活并缺乏安全感，出现了所谓的“精神危机”。在种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渴望返朴归真，重现工业化之前的那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心态史学较好的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这种怀疑现代文明，探寻人们观念的意识的历史与演变的 “寻根热”的需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心态史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它是时代的需要和产物。
二、心态史学学理的探讨
何谓心态史学? “心态”一词原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学。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然而，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但在20世纪初，由于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心态”一词的含义在法语中就表示“原始后期”人们的心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现象。据勒戈夫称：（法语）“心态”这个词首先指的是邪恶的世界观，是一种最恶劣的心理直觉。英语中这种贬义的含义保留在形容词中：“心态的”通常表达了“有缺陷”这一概念。有两门学科发展了这一涵义并收到了影响，人类文化学和儿童心理学。
心态研究被广泛的运用到历史领域，是随着年鉴学派的产生发展而萌生勃兴的。虽然心态史学在法国已经热闹了很多年，至今仍然没有人能对此作出明确而又被认为权威的界定。史学界对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界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体上使用了年鉴学派的一些看法。可见，由于心态史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致使对其概念的界定十分模糊。目前，得到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一种概念可以总结为：心态史是一门研究历史上人们特别是其中的某一群体或集团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史学分支。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这种心态结构的各种表现，即历史上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观念和意识，以及这种观念和意识与当时现实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 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由于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比较独特，各种历史因素都可能在此找到汇合点，这也要求心态史学具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能力，必须与一些相关学科交叉与渗透，如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心态史学家吸收了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均系群体性的事物。任何一个历史个人（不管其地位多么重要）的心态是他本人及其同时代的其他人所共有的心态。历史心理学也有同计量史学发生联系的极大可能性。心态史所研究的是事物的细微差异及其不断的变化；心态史如果能做某些调整，也可以采用社会心理学所使用的计量方法。因此，“心态”这一模糊述语也许可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如比内所说，“智力是由我的判断标准测定的。” 马克•布洛赫也认为历史事实在本质上也是心理上的事实。同样，与人类文化学的联系使心态史得以利用当代人文科学的主要方法之一结构主义方法。在勒戈夫看来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结构，但心态史除发展了同其他人文学科的联系外，其吸引人的主要之点是为那些过分局限于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打开了新的局面，同时也适应了现代社会物质生活丰富的现实。
不难看出，心态史学研究的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突出心态在历史运动中的“中介”地位和反作用；(二)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三）心态史学借助于表象符号系统破译文化特质；(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特色 可见，心态史的问世是年鉴派新历史观结出的丰硕成果。
三、心态史学在实践中的因应和困扰
心态史是年鉴学派首先祭起的一面大旗。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两人在偏重社会经济研究史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研究，布洛赫的最后两部著作的核心是论述封建制度的精神，他多次提出“历史的事实本质是心理的事实”这一论断。在阐明中世纪的宗教心态时，马克•布洛赫于其中发现了“一整系列的信仰和实践，……其中有些承继自古老的奇术形式，另外一些出现的时间相对说来不算远：产生于仍具有巨大创造神话能力的文明时期。”在这方面，心态史学家往往向人类文化学家靠拢：两者均力图揭示社会存在的最稳定的最牢固的层次。 费弗尔注重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 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态史学研究的先河。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 。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两位创始人此时的研究成果毕竟以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力作居多。
受其影响，杜拉里写了《朗格杜克的农民》一书，虽是计量史学的名作,也开创了下层社会研究的先河,发表后,其他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也相继出版了以社会大众心理为主题的著作。心态史学在第三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们中间日臻成熟，主要的是罗伯特• 曼德鲁，雅克•勒高夫和乔治•杜比等人。他们探索的是在一个社会经济的语境中民众的态度。曼德鲁研究巫术和博格尔家族早期资本主义的心态背景，勒高夫和杜比则研究中世纪宗教生活，商业生活和军事生活的广阔领域。与此类似，艺术和文学也成为重建过去心态的重要资料。心态史学同人文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取得了联系，从而出现了一个传统史学拒不承认的研究领域。心态史也是各种对立因素的交切点，各种对立因素系指个人与集体，长时段与当天，无意识与有意识，结构与时局，个别与一般：当代史学研究的能动性使这些对立因素交切到了一道。 对计算机的入迷改变了对心态的研究。确实，像是彼埃尔•肖努和米歇尔•伏维尔所追求的那种心态史学乃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即对心态的重建唯有在对大量数据——诸如提供了有关部门死亡和宗教各种观点的信息的大量遗嘱－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在朝着量化的这场转变中，年鉴派史学家并没有指出什么新的方向，只是把自己定位于已经成为一场历史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运动之中。
在许多年鉴派的著作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他们把极大的注意力给予了宗教现象－一般地仍是从人类学的角度上视之为集体心态的一部分。对于转入近代之际的宗教思想家的兴趣，在费弗尔对路德的宗教信仰与拉伯雷被人设想为无宗教信仰的优先关注之中，表现得格外明显。然而，他们在材料运用方面十分多样,并不局限于统计数据,有不少人运用了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材料,通过对宗教仪式,商业活动,军事生活甚至巫婆搜捕等事例的分析来考量大众心理的变化.年鉴学派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他们以历史学的科学化为起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则不断演化,使得历史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到了各个方面,逐步走向了其反面,开始出现“非科学化”的倾向。 易言之，为了研究下层社会大众的心理，历史学家不但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而且还运用了原来文史的方法对历史加以叙述。新出的层出不穷的历史著作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和细微，史学的综合功能和独立地位面临危险，总体史概念本身也成为问题，在新史学家内部对之产生了多元化的不同的认识。如何在解决总体史学与专题研究之间的关系，避免心态史研究中的愈益分散的现象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四、心态史学的前景
在心态史的前景问题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国历史学家丹尼尔罗什在回答“是否认为心态史依旧保持着很强的态势”时这样说：“首先，谁在做心态史学？我只知道有两个人确实说过他们在做心态史：菲利普•阿里耶斯和米歇尔•伏维尔。他们提出了一套关于此种历史的旗帜鲜明的理论。”那的确非常重要，“然而有关社会如何运作方面留下了很多有待回答的问题。” 但是，毕竟心态史研究的历史不长，研究方法也在不断的探索与改进过程中 。当代的心态史的研究实际上不知不觉地把重点从年鉴学派的第二个层次转向了第三个层次，注意力逐渐集中在反映民众意识的短期事实上。结果，在旧范式中本来已经划分得非常清楚的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随着这样的转变，在研究方法上也逐渐用定性的描述取代量化分析，在表达方法上自然造成叙事式取代分析式的结果。同时，心态史的研究没有一个确切的范围，其结果是出现了“史学爆炸”或“史学碎化”的现象，这就对于分析整个社会人们心理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到如今是有增无减。然而具有戏剧化色彩的是：自3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的观念和方法有了不少革新，其中大部分之所以能出现，尤其是为年鉴派创了牌子的心态史和计量史等，都是因为需要为历史学找到一种总体化的方式，需要对历史学的爆裂进行补偿，需要对专业化的研究领域不断增加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困难进行补偿。 不料却适得其反。
70年代末，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虽然对史学家中的传统势力作了充分估计，却依旧对“新史学”的前景十分乐观，认为：“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并表示他“个人倾向于作出乐观主义的结论。” 心态史学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勃兴，在七八十年代进入了怀疑与反思时期，到九十年代以后便开始逐步调整。尽管它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我们仍不能不承认心理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心态史学方法仍不失为传统史学研究的有益补充。
心态史已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心态史在吸收各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已成为多学科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从长远的文化视角看，心态史学的产生既提供了一些解决传统史学弊病的资源，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史学的科学性，给史学的发展增添了新问题。“史学通常独占来用以系统剖析社会的领域，遭到了其他学科的侵犯，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史学有被同化，融合的危险。”（布罗代尔比较早地对布洛赫和费弗尔的史学思想作了如是的惊人描绘） 心态史学正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是振兴心态史学呢还是任其消亡，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任何一种史学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但若故步自封，不思变通，必然会走进死胡同。因此心态史学的出路或许应该在不断调整，与时俱进上，我想说：“心态史学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心态史学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只要其研究手段和方法有所发展和创新不致因认识上的迟钝而变成一个大杂烩，就会在新史学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心态史学,需要我们多加关注,因为它不断嬗变的历史,就是我们不断进行对历史真实性、意义探索的历史。最后借用勒戈夫的话作为结束: “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 不管怎样，心态史学所作出的每一个努力和尝试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史学正是在不断地解决困扰自己的矛盾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趋于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