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张谟墓志”辨伪.pdf

文 史 哲L I T E R A T U R E,H I S T O R Y,A N D P H I L O S O P H Y2 0 2 3年第6期(总第3 9 9期)N o.6,2 0 2 3(S e r i a l N o.3 9 9)“北齐张谟墓志”辨伪张 金 龙摘 要:“北齐张谟墓志”拓片于2 0 1 2年由殷宪刊布。殷氏谓2 0 0 6年在大同民间发现并于2 0 0 7年购得,且“初步断定”其出自2 0 0 8年发掘的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并以之为据确认了 魏书 所载“北新城”暨平齐郡的具体位置,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对此“赞赏有加”。对于这样一方没有明确来历的“幽灵”墓志,还须辨别真伪,在确证其可信的基础上方可对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发掘利用。然而,该墓志拓片不仅在形制和书写上存在诸多错讹疑点,而且志文所载墓主“张谟”的生平仕履更是与当时的历史和制度格格不入。种种迹象表明,该墓志拓片是一份毫无可信度的赝品,出自今人伪造当无疑义,所谓“张谟”其人与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墓主没有任何关系。以之为据来破解相关历史问题,如平齐郡、阴馆城、六修城特别是“北新城”位置之类的问题,自是无中生有,所谓“廓清”一千多年来的“迷雾”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关键词:北齐张谟墓志;辨伪;北新城;新城;水泉梁北齐壁画墓D O I:1 0.1 6 3 4 6/j.c n k i.3 7-1 1 0 1/c.2 0 2 3.0 6.0 8“北齐张谟墓志”拓片及录文于九年前刊于殷宪发表的两篇论文:北齐 与北新城,载 晋阳学刊2 0 1 2年第2期;北齐张谟墓志及其书法,载 中国书法2 0 1 2年第4期。前文同时收录于殷氏2 0 1 2年2月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平城史稿 一书中,最近又被作为“附录”收入 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发掘报告。后文开篇云:“二七年,笔者于市井间购得北齐武平七年(五七五)张谟墓志 墨拓一纸。拓片纵横皆6 0 c m,楷书,二十行,足行二十字,全文三九七字,惟首行末字缺泐莫辨。”前文亦有相似介绍,唯“二七年”作“前些时”,其“摘要”有云:“2 0 0 6年,大同地区民间发现了北齐 张谟墓志 拓本一帧。”殷氏在 平城史稿“后记”中说:“北齐 与北新城 是我从新发现的一方北齐墓志寻找、论述 北新城 的一篇长文,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对此项成果赞赏有加。”足见他对此一“发现”及其研究结果的自信和自豪,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对之“赞赏有加”,自然是对该文学术价值和意义的极大加持。从殷宪的介绍来看,这是一方没有明确来历的“幽灵”墓志,欲作为史料加以利用,还须对其真伪进行审慎考辨,只有在确定其原石的确是从墓葬出土而不是今人伪造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对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发掘探讨。然而遗憾的是,殷氏 北齐 与北新城 虽有所言说,但未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欲确定其出自何地何墓,看来已不大可能。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发掘报告 的编者认可殷说,并将 北齐 与北新城 作为“附录”收入该书,以表明该墓即 作者简介:张金龙,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 0 0 0 8 9)。按后引殷文不注明者,即出自 北齐 与北新城 一文。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 0 1 9年,第1 5 5 1 7 4页。据报道,该墓曾经三次被盗,2 0 0 8年6 8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又可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朔州市文物局、崇福寺文物管理研究所: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 0 1 0年第1 2期。殷宪:平城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2 0 1 2年,第3 0 7页。是“张谟”之墓,显然并非审慎稳妥的做法。当下判断该墓志拓片可信性的唯一途径,恐怕只能是从“墓志”形制及其文本出发,既要考察其书体书风,更要考察其具体内容,而不是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将其与朔州水泉梁壁画墓挂钩,或径指其为该墓出土之物。一关于该拓片的书体或书风,北齐张谟墓志及其书法 一文中说:“张谟墓志 志文书风与东魏兴和二年的 敬府君墓志 十分相似,或竟出自一人之手。”殷宪借用王壮弘对“敬府君墓志”书法的评价,“作为 张谟墓志 书法的导读”。据其所引王氏之说,谓 敬府君墓志“落笔结字多具篆意,圆浑而中宫紧密”。殷氏对两志书法成就有如下评说:“人所共知,习见之北齐墓志书风分为两种:或为隶书而兼以楷意,或为楷书而力求方整。然而,云隶者或显轻浮,作楷者难避粗疏。唯独 张谟墓志 与早它三十多年的 敬府君墓志 另辟蹊径,楷书而有篆意,静逸出于天成,嵬嵬乎如著玄衣高冠,翩翩然犹存道骨仙风,称得上是北齐铭刻书迹的上乘之作。”在他看来,北齐(东魏北齐)墓志书法唯有此两志属于上乘之作,而世人所见其他墓志之书法则非“轻浮”即“粗疏”,可谓全都一棍子打死,也可以说是对作为北朝碑刻书法艺术重要构成的北齐墓志书法作出了近乎全盘否定的评价。这显然是违背常理的,自然难以看作是中肯的评价。笔者未能见到殷氏所言 敬府君墓志,难以对殷氏所言两志的高度相似性进行确认,然而对相距三十六年、相似度极高的两方墓志,谓“一人书二志的可能是存在的”观点却无法苟同,因为这不符合书法实践的基本常识。一个书家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其书法风格没有任何变化,写出了被后世观摩者认为具有高度同一性的两件作品,可以说几乎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就 中国书法 刊载的“张谟墓志”拓片来看,笔者亦不能认同殷氏对该作品“楷书而有篆意,静逸出于天成,嵬嵬乎如著玄衣高冠,翩翩然犹存道骨仙风”的极致评价。无论就细节还是就整体而论,该作品都存在不少瑕疵和败笔,显示书者的书法水平尚有提高的余地,远未达到上乘之作的水准。兹摘取该墓志首字“君”字的几种写法以见一斑:仅此一个字便可看出,该墓志书写者甚至不能稳定地用同样的字形写出同一个字,显然不会是一个老道的书法高手。经多方检索查考,笔者并未得到殷氏所言 敬府君墓志 的任何信息,而其在 北齐张谟墓志及其书法 文中指出,“一九八八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曾出过版(版过)一套 历代名帖自学选本,中有 敬府君墓志”。据此再作查证,在 历代名帖自学选本 中有一本 东魏敬使君碑,该碑刻于东魏兴和二年(5 4 0),且与殷氏所言版本相符,该书的责任编辑为王壮弘、刘晓君,卷首“本帖特征”后括注“壮弘”,且其项下正好有殷氏引述的相关文字,“气质”条说:“北朝体多旁出,导源于隶,无不方峻精整,唯此碑及 郑文公 独真正,落笔结字多具篆意,而此尤敦厚静穆,翩翩有南朝君子风。”“字形”条说:“结体圆浑:北朝正书多方峻,此独圆浑,篆意特多。笔画朗润:结字有紧密、宽和两法,紧密精整,宽和朗润。此铭中宫紧密而笔画朗润。”可以确定,殷氏所言 敬府君墓志 即是 敬使君碑(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之碑)无疑。必须明确的是,该碑并非墓志,其在北朝碑刻中享有崇高地位,遍观其书法,除了末尾“施地”(两见)“息思和”等极个别文字因补刻或其他因素致使笔力较弱外,全碑书法具有极高的水平,是当之无愧的北朝碑刻之精品。与 敬使君碑 相比,“张谟墓志”虽然有个别字形有89文史哲2 0 2 3年第6期按王氏对北朝书体“无不方峻精整”的判断显然是不准确的,除了东魏 敬使君碑 这一明显的例证外,山东邹县尖山摩崖北齐 晋昌王唐邕题名、“齐武平元年王子椿造”徂徕山 大般若经 以及被认为写于北齐天保年间的泰山经石峪 金刚经 等皆以结体浑圆为其特色,若遍观北朝墓志碑刻,也不会得出“无不方峻精整”这样的判断。相似之处,但两者神采绝不相类,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计,无论如何也得不出由同一人书丹的结论。兹将 敬使君碑 所见“君”字的几种写法并摘取两者其他几个字加以比较如下:张谟墓志敬使君碑 仅仅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出“张谟墓志”与 敬使君碑 之书体书风毫无共同之处,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两者出自同一个人之手的看法。笔者曾习字多年,阅览过众多的碑志拓片及法帖,完全清楚如何从书体或书风角度考察“张谟墓志”之真伪问题,但当下并不具备适宜的条件,暂且放弃此一途径。该拓片除了书体书风反常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不合常理之处,最突出之点莫过于墓志题名不在志石之首,而在志石之末,且紧跟志文而未分行。虽然不完全排除存在这种墓志撰述格式的可能性,但毕竟极为罕见。此外,在题名文字“齐故”之后空两格刻“仪同三司幽益二州刺史张公之墓铭”,也是颇为怪异的。墓志题名不位于志文之上而是在志文末尾,且题名文字“齐故”之后空两格,可以说既是墓志形制问题,也是文本内容问题,对于该拓片的真实性构成了巨大挑战。据志文,“张谟”在死亡之后“诏赠幽州刺史、大理卿”,而非末尾题名所记“仪同三司、幽益二州刺史”,虽然志载其生前曾任“东益州刺史”,但与益州刺史风马牛不相及。该墓志拓片格式的反常之处还有:第十行第二字“除”字字号明显偏小且位置偏高,第十五行第二字“赠”字位置明显偏高,第十八行第七、八两字“诞启”挤占一字格,与志文的整体布局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从拓片推测墓志原石,应该说磨损相当严重,似乎曾经过千锤百拓,而与其作为新近被盗出土、仅为殷宪所购得孤本的情形,可谓格格不入。99“北齐张谟墓志”辨伪笔者所见,南北朝墓志题名位于墓志之中或结尾者仅有三通:北京图书馆藏拓北魏 元鉴墓志,1 9 8 0年南京出土梁 萧融墓志,1 9 3 3年安阳出土北齐 徐彻墓志。元鉴墓志 志首文字为“魏故武昌王通直散骑常侍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河南尹左卫将军持节督齐徐二州诸军事征虏将军齐徐二州刺史赠齐州刺史王如故谥”,相当于题名,然在末尾又有题名“武昌王墓志铭”。观察该墓志格式、书法及文本内容,与已知北魏墓志迥然有别,其为伪志当无疑义,兹仅举一端,以见一斑。赵万里云:“传云谥悼,志独未及,盖谥在葬后故耳。”(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 9 5 6年,第6 7页)按其死于正始三年(5 0 6)五月廿六日,葬于四年三月廿六日,十个月时间竟然未得谥号,岂不怪异?萧融墓志 志首文字为“桂阳王 墓志铭序”,志尾铭文前插入以下文字:“梁故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桂阳融谥简王墓志铭。长兼尚书吏部郎中臣任昉奉敕撰。”(阮国林:南京梁桂阳王肖融夫妇合葬墓,文物1 9 8 1年第1 2期)北齐 封子绘墓志 在铭文前云:“吏部郎中清河崔赡与公礼闱申好,州里通家,摛缀之美,籍甚河朔,敬托为铭,式昭不朽。”(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 9 5 7年第3期)此与 萧融墓志 有一定相似性。徐彻其人于史无考,赵万里将 徐彻墓志 志文所载史事与史书相关记载比对,认为有三事可得证实(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1 7 5页)。然该志亦有难以索解之处,兹不具论。若其并非伪志,志载其曾于梁、陈之际经略江南,不排除有江南文士入其府中并在其死后撰写墓志铭的可能,因而其墓志铭体现了南方墓志铭的一种撰写格式。然而就墓志文字保存情况来看,却只有第一行最末一字“缺泐莫辨”,但并未影响殷氏将其厘定为“乐”字。其他的文字虽然部分似有缺笔或笔画堆挤的情况,但都不影响辨识。此外,缺字及字体简化、异写或别字情况在该拓片中相当突出,虽说此类情况古已有之,北朝墓志也不能完全例外,但像这篇“张谟墓志”占有如此大的比例,实在过于突出。除以上所述之外,“张谟墓志”文本内容还有其他更为突出的问题和疑点。为便于讨论,先将殷氏两文中的录文转引于下(标点符号略有调整):君讳谟,字晏略,安定乌氏人。洛州刺史之元孙,长乐/太守之长子。其基绪所由来,焕于史谍,不假称载。君/蕴气山河,禀精玄像。幼而岐嶷,卓尔不群。义旗初建/,为武皇所知,即蒙任司马,统师军司。寻除中坚将军/,员外奉车都尉。未几,又除帐内都督,仍封君三原县/开国子。武定年,又加镇远将军、员外步兵校尉。大齐/革命,除安西将 军,别封阳平县开国男。天保六年,除武/德太守。君闲于政术,治有能名。八年,又转除河内太/守,君下车调俗,先德礼,流珠复返,荷虎南渡。天统元/年,除骠骑大将军,食艾陵县干。二年,又除广宁太守/。其年,复除东益州刺史。武平元年,别封禽昌县开国/男。五年,又加君仪同三司,北新城领民正。君逸翮虽/举,高足未申,彼苍寡惠,奄随化往。春秋七十,武平六/年十一月五日,薨于新城治所。帝闻如伤悼/,诏赠幽州刺史、大理卿。粤以七年三月十二日,窆于/新城之北岗。今丘垄行暗,泉路方幽,故刊兹玄石,庶/眙不朽。其铭曰:我先肇化,德冠百王。赫赫常山,爰柔/爰刚。伏命大汉,诞启封疆。受兹介福,功越伊望。唯君挺/生,武烈兼陈。宜锡难老,追纵五臣。如何不淑,翻影西/沦。齐故仪同三司幽益二州刺史张公之墓铭。与墓志拓片对比,殷氏录文有两处出入。第一行最末“长”下之字原本缺泐莫辨,殷氏厘定为“乐”字而未作说明,存在武断之嫌。第九行七、八、九三字“先德礼”,缺字不通,殷氏录文作“先德礼”与拓片原文格式不符,“”意味着志石中空缺一字格或漫漶不清,但从拓片来看此处原本并无文字。还需一提的是,“张谟墓志”铭文最后一句“如何不淑,翻影西沦”,意涵模糊,似非完结之句。按顾炎武认为,“人死”“生离”“失德”“国亡”皆可“谓之不淑”。就“人死”而言,礼记杂记上 载吊唁之礼,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古代墓志铭文中常见“如何不淑”之句,但其后之铭文全都不仅仅只有一句,兹举北魏数例以见一斑。鄯乾墓志:“如何不淑,摧梁碎玉。岁聿其徂,爰即遐岗。泉扉一奄,永谢朝光。去矣莫留,道存人亡。列铭幽石,长述风芳。”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如何不淑,早世徂倾。思闻后叶,刊石题诚。”元珍墓志:“如何不淑,早离伊阻。玉芷雕春,金桂朽夏。徒倚促日,徘徊永夜。崧岭轩骥,沙庭顿驾。镂石记形,无识神化。”于景墓志:“如何不淑,未百已终。龟筮既戒,吉日唯良。龙轩且引,服马齐行。泉门窈窈,大夜芒芒。舍彼琼室,宅此玄堂。”于纂墓志:“如何不淑,歼此良贤。灭影明世,委体黄泉。式铭玄石,芳迹永宣。谥曰孝惠。”比较来看,“张谟墓志”铭文以“如何不淑,翻影西沦”结束,语气仓促,语义不完。“翻影西沦”似表明其沦陷西土,与志载其死于北齐灭亡前的事实也有出入。二关于志主“张谟”的生年,据志文可推定其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则东魏迁邺时其人恰当三十岁,北齐建立时四十六岁。志载其为“洛州刺史之元孙”,殷宪将此洛州刺史与 宋书 魏书 及 资治通鉴 所见“张是连提”或“张提”相关联,认为“所记名虽两异,实为一人。此人很可能是张谟的祖001文史哲2 0 2 3年第6期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 卷三二“不淑”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 0 0 7年,第1 8 3 9页。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 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 9 8 9年,第1 0 7 3页。以上有关鄯乾、司马昞妻孟敬训、元珍、于景、于纂五方墓志,分见赵万里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图版二一二之二、图版二三一、图版四四、图版二五二之二、图版二五九。父或曾祖”。他同时提出了另一种看法:“张谟生于公元5 0 5年,以3 0年一代算,其祖张某出生于4 4 5年左右的可能性很大,为太武帝太平真君初,其盛年正当平城时期的献文、孝文朝。其父张某则可能是4 7 5年左右的献文至孝文初生人,主要活动于迁洛之后的北魏后期至东魏时期。这样看来,死于太平真君十一年陕城之役的张提可能要比 张谟墓志 所记洛州刺史张某更长一辈,有可能是张谟的曾祖。”若此,则北魏“洛州刺史张提”实未必与北齐“张谟”一定具有血缘关系。史书仅有的记载并未提供任何张是连提或张提的族属、郡望等信息,要将其与安定张氏联系起来也就只能属于牵强附会。不仅如此,殷氏还进一步加以引申道:“自4 5 0年张提阵亡后,从北魏到东魏,再到高齐,从平城到洛阳,再到邺城,或有一支西来的前凉乌氏张姓的裔孙们仍未淡出政权中心。其祖、父的大州刺史、名郡太守的三品、四品官秩,也正与来自秦凉亡国子孙们的身份相符。”首先,将张提与安定张氏联系在一起就没有丝毫根据,而在子虚乌有的基础上又断定前凉王族张氏后裔在北魏及东魏北齐政权中如何具有影响力就更加荒诞不经了。即便“张谟墓志”所载其为“洛州刺史之元孙,长(乐?)太守之长子”可信,而按墓志书法,上述官职一般是指其祖、父的死后赠官,而生前任官则要低一级;退一步说,假设洛州刺史、长(乐?)太守不是其祖、父死后的赠官,而是他们生前所任最高官职,再结合“张谟墓志”所载其任职情况,也绝对得不出他们在北魏及东魏北齐“仍未淡出政权中心”的认识。当然,所有这些推断的前提是“张谟墓志”并非赝品,否则一切皆属枉然。若真有前凉王族后裔来到北魏,按照北魏对西凉王族陇西李氏的崇高礼遇推测,即便张氏人物的政治地位稍逊一筹,也绝对不会在北魏政坛上默默无闻。事实上,就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史料来看,在北魏占领河西走廊后并无前凉王族后裔迁入平城,至于殷氏所言“有一些乌氏张氏辗转归魏亦在情理之中”,只能是小说家言而已。殷氏据“义旗初建,为武皇所知”推断,其人“毫无隔阂地处于怀朔集团之中,说明此张姓很可能也是久戍六镇的所谓代人”。若此,则“张谟墓志”所载“洛州刺史之元孙,长乐太守之长子”又从何说起?如上所引,“张谟墓志”对其入仕之初的履历有如下记载:“义旗初建,为武皇所知,即蒙任司马,统师军司。寻除中坚将军,员外奉车都尉。未几,又除帐内都督,仍封君三原县开国子。”按 北齐书神武纪上 载北魏普泰元年(5 3 1)“六月庚子,建义于信都”,既而“抗表罪状尒朱氏”。“义旗初建”指高欢打起反对尒朱兆旗号自无疑义。“武皇”当然也是指高欢无疑,但北朝史书和墓志碑刻中一般都将高欢记作“齐献武王”或“(太祖)献武皇帝”“(高祖)神武皇帝”,而单以“武皇”称之者却颇为罕见。东魏天平四年(5 3 7)正月十七日,高欢创业亲信窦泰阵亡于弘农之战,墓志载其死后“武皇奔车起恸,登城致哀”。此盖因前文已有“献武皇帝茹荼切蓼,志在匡复”之语,故后文以“武皇”简称之。据 魏书前废帝纪 载:普泰元年二月“齐献武王”的官职是“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同年四月“癸丑,诏以齐献武王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六月庚申,齐献武王以尒朱逆乱,始兴义兵于信都”。据同书 官氏志 载后 职员令 官品表,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车骑大将军、诸开府为从第一品,从第一品将军、开府司马为第四品下阶。可知高欢“建义于信都”之时的府司马品级为第四品下阶。同年十月壬寅,后废帝元朗“即101“北齐张谟墓志”辨伪殷宪:北齐张谟墓志及其书法。北齐书 卷一 神武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 9 7 2年,第7页。赵万里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图版三二一;新乡市博物馆:北齐窦、娄、石、刘四墓志中几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 9 7 3年第6期。魏书 卷一一 前废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 9 7 4年,第2 7 4、2 7 6、2 7 7页。按 北齐书神武纪 已佚,今本乃后人据 北史卷六 齐本纪上神武帝纪 所补,故高欢在信都起兵前的最高官职仅知为晋州刺史、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民)酋长(北齐书 卷一 神武纪上,第4、6页)。魏书 卷一一三 官氏志,第2 9 9 4、2 9 9 6页。皇帝位于信都城西”,“大赦,称中兴元年”,“以齐献武王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大行台”。次年二月“甲子,以齐献武王为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其时,高欢已居尊据极,所任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均不见于北魏后 职员令,太师位居第一品之首,但未见有太师司马之职,盖因其不设府之故。后令中品级最高的官职的府司马,当即第四品上阶之首的“二大、二公司马”,“二大、二公”是指位列第一品的大司马、大将军和太尉、司徒。二十六七岁的“张谟”一入仕便能够在高欢府中担任第四品下阶的府司马,协助高欢执掌军事大权,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认为其人所任并非高欢的府司马,而是高欢部下的府司马,则与墓志“义旗初建,为武皇所知,即蒙任司马”之本义相违,这种推断显然毫无道理。高欢“义旗初建”时的府司马,除了“张谟墓志”的记载外,未见于其他记载。高欢丞相府司马,文献有明确记载。北齐书神武纪下:武定“三年(5 4 5)正月甲午,开府仪同三司尒朱文畅、开府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中府主簿李世林、前开府参军房子远等谋贼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怀刃而入,其党薛季孝以告,并伏诛”。同书 外戚尒朱文畅传 载其事,谓尒朱荣第四子肆州刺史文畅“与丞相司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郑仲礼、房子远等深相爱狎,外示杯酒之交,而潜谋逆乱”。任胄之前,赵郡高邑人李义深曾两度担任高欢相府司马。北齐书李义深传:“解褐济州征东府功曹参军,累加龙骧将军。义旗初,归高祖于信都,以为大行台郎中。中兴(5 3 1 5 3 2)初,除平南将军、鸿胪少卿。义深见尒朱兆兵盛,遂叛高祖奔之。兆平,高祖恕其罪,以为大丞相府记室参军。累迁左光禄大夫、相府司马,所经称职。转并州长史。”“复为大丞相司马。武定中,除齐州刺史,好财利,多所受纳。天保(5 5 0 5 5 9)初,行郑州事,转行梁州事,寻除散骑常侍,为阳夏太守。”同书 孙搴传 载“会高祖西讨,登风陵,命中外府司马李义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按“中外府司马”即都督中外诸军事府司马。据李义深卒年推断,其担任高欢相府或中外府司马是在其四十岁左右。李义深在担任相府司马前已有丰富的从政经历,而“张谟”则完全没有。李义深在担任相府司马后即担任地方要职并州长史(“时刺史可朱浑道元不亲细务,民事多委义深,甚济机速”)或齐州刺史,而“张谟”在担任开府司马二十余年后才“除武德太守”。无论是任前还是任后,两人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若“张谟”所任为高欢担任丞相前的府司马,则略低于相府司马,即便如此,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距。薛忱的事例与李义深相似。他于孝明帝“正光(5 2 0 5 2 5)中,袭爵(河东侯)。稍迁镇南将军、钜鹿太守、定州仪同开府谘议参军、齐献武王大行台左丞、中外府司马,出为殷州骠骑府长史。武定五年,除镇北将军、北广平太守”。不难推断,其人在北魏末年和东魏初年已任职多年。薛忱所任大行台左丞、中外府司马略低于李义深所任相府司马,与“张谟”所任高欢府司马地位相当。无论如何,高欢在打起反抗尒朱氏旗号、开启其霸业之时,绝不可能会任命一个没有任何从政阅历的年轻人担任其骠骑大将军府司马这么重要的官职。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张谟墓志”关于其曾任高欢府司马是虚假的记载,要么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张谟”其人。201文史哲2 0 2 3年第6期 魏书 卷一一 后废帝纪,第2 7 9、2 8 0页。魏书 卷一一三 官氏志,第2 9 9 3、2 9 9 4、2 9 9 6页。严耕望论北魏府僚佐制度云:“大抵长史总理州府文武诸事,而司马专掌武职。”“若疑州将不轨,更可藉长史、司马为之制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7年,第5 6 4、5 6 5页)司马之职的重要性可从 司马悦墓志 和 元龙墓志 的记载略窥一斑。司马悦于北魏孝文帝太和(4 7 74 9 9)中由司州主簿“迁司空、大将军二府司马,赞务台铉,厘格地里”(尚振明: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文物1 9 8 1年第1 2期)。北魏宗室疏属元龙,“及大军南伐,师指义阳,复假君龙骧将军、大将军司马”,因战功而“进授行唐伯,授前军将军”。“赵王(赵郡王幹)以帝弟之尊,作蕃列岳。司武之任,非君勿居,授开府司马。”孝文帝南伐,“复以安远将军为右军统军,司马如故”(赵万里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图版四一)。北齐书 卷二 神武纪下,第2 2页。按“中府”疑为“开府”或“中外府”之讹。以上有关尒朱文畅、李义深、孙搴、李义深的四处引文,分见 北齐书 卷四八 外戚尒朱文畅传,第6 6 6页;卷二二 李义深传,第3 2 3、3 2 4页;卷二四 孙搴传,第3 4 1页;卷二二 李义深传,第3 2 4页。魏书 卷四四 薛野传附忱传,第9 9 8 9 9 9页。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还可同高欢其他府僚佐的情况作一比对。首先来看长史孙腾。咸阳石安人孙腾,“祖通,仕沮渠氏为中书舍人,沮渠灭,入魏,因居北边”。“腾少而质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扰乱,腾间关危险,得达秀容。属尒朱荣建义,腾随荣入洛,例除冗从仆射。寻为高祖都督府长史,从高祖东征邢杲”。“高祖之为晋州,腾为长史,加后将军,封石安县伯”。按高欢建义信都之时,孙腾仍为其首席僚佐长史,而按“张谟墓志”记载,则其时“张谟”为仅次于孙腾的高欢府僚佐,且在军事上具有比长史更重要的职能,按理二人发挥的作用及其后的仕途和地位应该比较相近才合乎情理。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高欢建义信都时,“张谟墓志”未载其有丝毫表现,而长史孙腾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高祖自晋阳出滏口,行至襄垣,尒朱兆率众追。高祖与兆宴饮于水湄,誓为兄弟,各还本营。明旦,兆复招高祖,高祖欲安其意,将赴之,临上马,腾牵衣止之。兆乃隔水肆骂,驰还晋阳。高祖遂东。及起义信都,腾以诚款,常预谋策。”其后,孙腾继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腾以朝廷隔绝,号令无所归,不权有所立,则众将沮散,苦请于高祖,高祖从之,遂立中兴主。”在元朗被高欢拥立为帝后,孙腾的官位也得到了跃升。“除侍中,寻加使持节、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台。高祖进军于邺,初留段荣守信都,寻遣荣镇中山,仍令腾居守。及平邺,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阳郡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户。入为侍中,时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腾欲尚之,公主不许。侍中封隆之无妇,公主欲之,腾妒隆之,遂相间构。高祖启免腾官,请除外任,俄而复之。腾以高祖腹心,入居门下,与斛斯椿同掌机密。椿既生异端,触途乖谬。腾深见猜忌,虑祸及己,遂潜将十余骑驰赴晋阳。高祖入讨斛斯椿,留腾行并州事,又使腾为冀相殷定沧瀛幽安八州行台仆射、行冀州事,复行相州事。天平初,入为尚书左仆射,内外之事,腾咸知之,兼司空、尚书令。”在官位升迁的同时,孙腾继续协助高欢稳定以晋阳和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局势,免除了高欢进行军事行动时的后顾之忧。即便他与侍中封隆之争妻而引致纷争,高欢也只是象征性地作出了“启免腾官”,而其与斛斯椿的争斗则体现了高欢的意志,得到高欢的授意和支持自无疑义。作为高欢“腹心”,孙腾从高欢开启政治生涯以来,就是其左膀右臂。“腾早依附高祖,契阔艰危,勤力恭谨,深见信待。及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气骄盈,与夺由己,求纳财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肴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在邺,与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号为四贵,非法专恣,腾为甚焉。高祖屡加谴让,终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四月薨,时年六十八。赠使持节、都督冀定等五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太师、开府、录尚书事,谥曰文。”孙腾敢行不法即是因其拥有巨大权力之故,高欢对其“屡加谴让”而未加惩处,且其“终不悛改”,即充分反映了高欢对他的高度信任,以及他对于高欢的统治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来看高欢霸府其他僚佐的情况。乐安人孙搴“少厉志勤学”,“以文才著称”。北魏末曾任检校御史、国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国史,频历行台郎”。高欢“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又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大见赏重。赐妻韦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时人荣之。寻除左光禄大夫,常领主簿”。按府主簿地位远低于府司马,虽然在府吏中最为亲近,但在战争年代地位更高、职责更重要的府司马所受重视程度应该不会亚于府主簿,然而从“张谟墓志”中却看不到丝毫相关记载。大族赵郡李氏出身的李绘,颇具才学,“仪貌端伟,神情朗儁”。曾任齐王萧宝夤主簿、记室,“专管表檄,待以宾友之礼”,辟司徒高邕从事中郎,又“与太原王乂同掌军礼”。“天平初,世宗(高澄)用为丞相司马。每罢朝,文武总集,对扬王庭,常令绘先发言端,为群僚之首。音辞辩正,风仪都雅,听者悚然。武定初,兼常侍,为聘梁使主。”丞相司马之地位于此可见一斑。比较而言,高欢府司马的地位应该更加重要。出身于叱干氏的薛琡,“形貌魁伟,少以干用称。为典客令,每引客见,仪望甚美”。301“北齐张谟墓志”辨伪以上有关孙腾的引文,分见 北齐书 卷一八 孙腾传,第2 3 3、2 3 3 2 3 4、2 3 5页。北齐书 卷二四 孙搴传,第3 4 1页。魏书 卷一一三 官氏志 载后 职员令 官品表:“二大、二公主簿”为第六品上阶(第2 9 9 8页)。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5 5 2页。“正光中,行洛阳令,部内肃然。”治理有方,“洛阳系狱,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赐缣百疋。迁吏部(郎)”。后“元天穆讨邢杲也,以琡为行台尚书”。“天平初,高祖引为丞相长史。琡宿有能名,深被礼遇,军国之事,多所闻知。琡亦推诚尽节,屡进忠谠。”高欢“大举西伐,将度蒲津”,薛琡上谏阻止,高欢一意孤行,结果导致“沙苑之败”。“累迁尚书仆射”,“琡久在省闼,闲明簿领,当官剖断,敏速如流”。薛琡在进入高欢丞相府之前有着比较丰富的从政阅历,且在任前和任后均显示了突出的行政才干。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张谟”不可能一入仕就被高欢任命为府司马,担当军事幕僚重任。薛琡所任相府长史虽然位在“张谟”所任司马之前,但任职时间则较晚,薛琡在东魏时就已任至尚书仆射这样的要职,而“张谟”在几十年后的北齐末年只不过是一位于史无考的“北新城领民正”。观墓志所载,其在仕途中并未遭受什么挫折,作为高欢创业最重要的亲信之一,如此升迁,实在是匪夷所思。浮阳饶安人刘孟和(协)“少好弓马,率性豪侠”,北魏末年先在高昂兄弟部下“致力”。“会高祖起义冀州,以孟和为都督。”后历通直常侍、安东将军及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天平中,卫将军、上党内史。罢郡,除大丞相司马。武定元年,坐事死。”虽然因此未能任至高位,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其任大丞相司马之前已有丰富的从政经历。刘孟和入高欢府之初便担任了都督,而其担任相府司马则是到了约十年之后,这与“张谟墓志”所显示的任职经历正好相反。平阳人敬显儁“少英侠有节操,交结豪杰。为羽林监。高祖临晋州,儁因使谒见,与语说之,乃启为别驾。及义举,以儁为行台仓部郎中”。“从攻邺又从平西胡。转都官尚书,与诸将征讨,累有功,又从高祖平寇难,破周文帝,败侯景,平寿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口,多筑城戍。累除兖州刺史。”敬显儁在被高欢“启为别驾”前已担任过羽林监,义举时所任行台仓部郎中低于“张谟”所任司马,而其后即转任都官尚书,且在任职时追随高欢南征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观“张谟”,可谓等而下之,也就印证了“张谟墓志”记载之不可靠。出身大族弘农杨氏的杨愔,在孝庄帝永安(5 2 8 5 3 0)初即“拜通直散骑侍郎”,“除通直散骑常侍”。后至信都投靠高欢,“即署行台郎中”,“转大行台右丞”。“于时霸图草创,军国务广,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出。”后因故离开高欢,“变易名姓,自称刘士安,入嵩山”。高欢派人访知,杨愔重新回到高欢身边,“除太原公开府司马,转长史,复授大行台右丞,封华阴县侯,迁给事黄门侍郎,妻以庶女”。此后一路升进,北齐初年杨愔“尚太原长公主,即魏孝静后也”。至天保“九年,徙尚书令,又拜特进、骠骑大将军。十年,封开封王”。杨愔有着雄厚的家族背景和杰出的政治才干,且家族罹难于高欢政敌尒朱氏,这是他受到高欢礼遇、重用并在后来仕途畅达的主要原因。推而论之,才能及家族实力远为逊色的“张谟”在入仕之始便能被高欢任命为地位更高的司马,显然是毫无理由的。更为蹊跷的是,“张谟”通过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也没有达到杨愔一出高欢霸府所得到的官位重要。各人的差别难以避免,但绝不可能如此之大。三“张谟墓志”载其曾任帐内都督,殷宪认为:“从高欢皇后娄氏兄子娄叡曾任此职,可见帐内都督是非心腹不可充任的显贵之职。”按墓志拓片,“内”前之字左边似非“巾”字,姑且从殷氏所厘定而作“帐”字。北魏末年,广宁石门人韩贤“壮健有武用”,曾“充”尒朱荣“左右”,尒朱世隆立长广王晔,“除贤镇远将军、屯骑校尉”。“世隆等攻建州及石城,贤并有战功”,后“尒朱度律用为帐内都督”。武明皇后(高欢妻)兄子娄叡,“少好弓马,有武干,为高祖帐内都督。从破尒朱于韩陵”。荥阳开封人郑仲礼“少轻险,有膂力。高祖嬖宠其姊,以亲戚被昵,擢帐内都督。尝执高祖弓刀,出入随从”。代人綦401文史哲2 0 2 3年第6期以上有关李绘、薛琡、刘孟和三人的引文,分见 北齐书 卷二九 李浑传附绘传,第3 9 4、3 9 5页;卷二六 薛琡传,第3 6 9、3 7 0、3 7 1页;卷二一 高乾传附刘孟和传,第2 9 9页。北齐书 卷二六 敬显儁传,第3 7 1页。按 北史 卷五五 敬显儁传 所载不完全相同:“少英侠,从神武信都义举,历位度支尚书。”“出内多历显官,所在著名。河清(5 6 2 5 6 5)中,卒于兖州刺史。”(北京:中华书局,1 9 7 4年,第1 9 9 9页)北齐书 卷三四 杨愔传,第4 5 4、4 5 5、4 5 6页。连猛“少有志气,便习弓马”,曾任尒朱荣亲信、都督。后归高欢,元象“二年(5 3 9),除平东将军、中散大夫”,“其年,又转中外府帐内都督,赏邙山之功,封广兴县开国君”。太安狄那人尉长命,子兴敬“便弓马,有武艺,高祖引为帐内都督”。此数人中,只有郑仲礼原本当为汉人,但也应该成长于北镇,其他皆当为北镇胡人。他们均武艺高强,而从“张谟墓志”中完全看不到其家族曾在北镇生活的迹象,且其“幼而岐嶷,卓尔不群”,与武艺高强似乎沾不上边,其为帐内都督后也未见到扈从高欢或随从征战的任何记载。娄叡、郑仲礼、尉兴敬诸人所任高欢帐内都督,看来都是初仕之职,类似韩贤之“充”尒朱荣“左右”,綦连猛之为尒朱荣“亲信”,其地位远不可与作为霸府首席军事僚佐的司马相比。故“张谟”由司马经“统师军司”“中坚将军、员外奉车都尉”而“除帐内都督”,显然并不符合迁转程序。那么,是否属于破例呢?从“张谟墓志”的记述中看不到这种迹象,反而却能得出帐内都督高于府司马的认识。殷氏又说:“魏书官氏志 无帐内都督一职,入齐后则多见之。”“我想,入齐后出现的帐内都督可能就是亲信都督的改称。”按其说不够准确。帐内都督并非亲信都督入齐后的改称,而是在北魏末年就已存在,但北齐时却未见到具体事例。事实上,虽然 魏书官氏志 未载帐内都督,但在北魏末年常见其职且帐内都督与亲信都督实可互称。高欢先为尒朱荣“亲信都督”,“累迁第三镇人酋长,常在荣帐内”。北齐书神武纪下 载武定元年三月芒山之战时,随从高欢的“亲信都督尉兴庆”,“矢尽而死”。尉长命传附兴敬传:“高祖攻周文帝于邙山,兴敬因战为流矢所中,卒。”由此可见,亲信都督尉兴庆即帐内都督尉兴敬。高欢的亲信都督除娄叡外,见于史载者还有:段韶,“少工骑射,有将领才略。高祖以武明皇后姊子,益器爱之,常置左右,以为心腹。建义初,领亲信都督。中兴元年,从高祖拒尒朱兆,战于广阿”。怀朔人厍狄盛,“少有武用。初为高祖亲信都督,除伏波将军,每从征讨”。斛律光,“少工骑射,以武艺知名。魏末,从金(光父)西征,周文帝长史莫者晖时在行间,光驰马射中之,因擒于阵,光时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为都督。世宗为世子,引为亲信都督”。斛律光最初所任“都督”虽未载具体名号,想来也应该属于帐内都督。段韶为高欢创业勋贵段荣之子,其母为高欢妻姊,身份显贵自不待言。斛律光之父斛律金亦为高欢创业勋贵,虽然最初与高欢似无姻亲关系,但后来斛律氏之女大量嫁入高氏,与娄氏、段氏成为北齐几大外戚家族,地位十分显赫。高欢妹夫厍狄干,与段荣、娄昭、斛律金为高欢创业最重要的支持者,但厍狄盛与厍狄干的关系并不明确。与娄叡、綦连猛一样,段韶、厍狄盛、斛律光都具有高强的武艺,且其担任高欢帐内都督前都不曾有仕宦经历。这些人在其后的东魏北齐时期全都经历内外要职,成为高氏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代人张保洛,“家世好宾客,尚气侠,颇为北土所知。保洛少率健,善弓马。魏孝昌(5 2 5 5 2 7)中,北镇扰乱,保洛亦随众南下”。历任葛荣领左右、尒朱荣统军,“累迁扬烈将军、奉车都尉。后隶高祖为都督,从讨步蕃。及高祖起义,保洛为帐内,从破尒朱兆于广阿”。其后南征北战,镇守地方,历任内外要职,北齐废帝时“封敷城郡王”。此外,“以帐内从高祖出山东,有麹珍、段琛、牒舍乐、尉摽、乞伏贵和及弟令和、王康德,并以军功至大官”。西平酒泉人麹珍,“壮勇善骑射。以帐内从高祖晋州,仍起义,所在征讨。武定末,封富平县伯。天保初,食黎阳郡干,除晋州刺史。武平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