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气使才张凤梅.doc

任气使才，骋节争驱
——建安诗歌盛因探源
西藏拉萨市第八中学 张凤梅
内容提要：中国古典诗坛，在《诗经》之后沉寂了四百余年，却于建安时代再度兴盛，探其原因，主要在于：诗人亲历汉末动乱，颠沛流离，感时伤乱，思想解放，采民谚俚语，笔法《诗》、《骚》，终以文才见用当世。
关键词：建安诗歌 兴盛 承革

一、雅好慷慨，志深笔长
《诗经》时代之后，中国古典诗坛，沉寂了数百年，到建安时代，突然勃兴，在这勃兴的背后，隐藏的是诸多原因，其中，汉末持续了多年的社会动乱，不但让诗人们同其他社会各阶层一样惨遭生离死别，他们对社会生活的亲身体验、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较秦汉诸多文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动乱的社会生活本身就是诗歌创作的基本素材之一。
建安文学，始于董卓之乱，终于太和年间，前后连绵四十余年，而这之中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处于战乱之中。董卓将东汉都城洛阳夷为平地，将大都市长安变为空城；随后的军阀连年混战使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遭受到了空前的破坏，搞得是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露平原”。在这种动乱的社会现实中，许多诗人均居无定所。“幽燕老将”兼政治家和文学家为一身的曹操，“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他的两个与诗歌打交道的儿子——曹丕和曹植，都是“生乎乱，长乎军”的。建安文学的三巨头，都与军旅生活息息相关：有军队的地方就有军事，就一定会有伤亡、离乱，而这些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有利素材。
建安文学的中坚力量——建安七子，也都经历了汉末大乱。身为汉臣、年龄最长的孔融，终其一生欲忠于汉室，首先两次经历了汉末的党锢之祸，后因不愿与董卓同流被贬北海，再后来因为不愿同袁绍或曹操合作，而终于在建安十三年为曹操所杀。“七子之冠冕”王粲，虽出生于王氏大家族，青少年时就于董卓之乱后长途奔波投靠荆州刘表，归附曹操后于建安二十二年病死在东征孙权的途中。阮瑀的故乡陈留，本身就是汉末军阀混战的主战场之一；身为汉臣的陈琳，在董卓之乱后，逃命荆州；他们归附曹操后，同为司空军谋祭酒。阮瑀逝于建安十七年，而陈琳同刘桢、应玚、徐干等不幸同时病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之中。由此，可以认为，建安七子都生活在汉末大动乱之中，基本上都参加了汉末的军事斗争和政权组织，他们对汉末社会感同身受。
建安文学的辅翼——弥衡、蔡琰、吴质、杨修和繁钦，同三曹和七子一样，亲历了汉末动乱。弥衡在曹操刚立足之时，打算依附曹操未果之后，转至刘表麾下，还是不顺，于建安三年被害于黄祖之手。董卓之乱前新寡的蔡琰，在乱世之中，不幸流落南匈奴，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改嫁董祀。吴质在太子位争中显露政治才能，后成为明帝政治集团的中坚。杨修和繁钦也都去世于建安末年。
总之，建安时代的诗人，基本上都经历了汉末的大动乱，大部分也都亲历了建安十三年后北方曹魏局部安定：社会动乱，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现实题材；而社会的局部相对安定，又为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另一种生活题材。所以，建安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客观上丰富了建安诗歌的创作素材。此外，由于汉末居思想正统地位儒家思想的没落，道、释思想的抬头，对诗人们的思想的解放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从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诗歌创作的活跃。如，曹操在用人标准上就明显地突破了儒家用人的品德要求，孔融、杨修和弥衡都是不遵儒家礼法的突出代表。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及建安诗歌兴盛的情况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①这是讲，就建安时期的诗文，常常慷慨激昂；的确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风气衰落，人心怨恨，因而诗人们的情志都比较深刻，笔意特别深长，作品也就常常激昂慷慨而气势旺盛了。
二、鄙质偶语，妙绝时人
建安诗歌是在继承《诗经》、《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对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并且大部分乐府诗不论在形势上还是在内容上，都突破了汉乐府的模式；诗歌体裁除了对汉乐府的突破之外，文人五言诗和七言诗在向民间诗歌学习的基础上，以正式身份登上了文人诗坛。
曹操的诗歌，直接取法于《诗经》。曹操的特殊政治家社会地位和特别的军旅生活经历，使他不论哪种类型的诗歌都无不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内容之一是，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全面接触社会，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描述汉末战乱中的社会惨象和百姓悲剧之余，明显抒发了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所以，被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内容之二是，生长于官宦之家的曹操，对天下颇具野心，故怀有一统天下之雄图，《短歌行》里面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以证明；另外，《龟虽寿》里面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说明年迈的梦德，仍壮志雄心。内容之三是，一代枭雄，纵使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对此感到无能为力的曹操，只有做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通篇之低沉情绪，《陌上桑》等游仙诗中也都可以读出他的消极情绪；事实上，任何人，在任何年龄阶段，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感情波动，而这种直接表现在诗歌作品中的片刻感情起伏，本身也是现实主义的另一种解读方式。如果说，《楚辞·远游》的远源为《诗经·硕鼠》的话，那么建安诗人的游仙诗则正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曹操的游仙诗在表现不可羁控的豪情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深层次的孤独和寂寞；而曹植的游仙诗则着力于宣泄内心的苦闷和压抑，强烈地表达了诗人急欲挣脱现实束缚的美好愿望。
曹植的诗歌，同他的章表等宫廷应用文体完全不同，其现实主义方面，尤其是在表现个人情怀层面上，较其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曹植的诗，从时间和内容上，以建安二十五年的曹丕继魏王王位和相继称帝，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另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美好愿望。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发展和创新，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自《古诗十九首》起，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抒情趋向，并将之与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曲折表达心理感受，这极大地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这可以被认为是建安诗人继承和发展《诗经》的代表。除借鉴《诗经》外，建安诗人还普遍借鉴《古诗》，钟嵘《诗品》说：“其（刘桢）源出于古诗。”曹丕认为：“其（公干）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杨修《答临淄侯笺》则认为：“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周公，《风》、《雅》无别耳。”②这些片言只语的评论说明，建安诗人们自己在诗歌创作中已经在很自觉地借鉴《古诗十九首》等“古诗”了。
曹植还写了大量的乐府诗，包括：《丹霞蔽日行》、《薤露行》、《惟汉行》、《豫章行》、《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怨歌行》、《当欲游南山行》、《孟冬》、《升天行》、《妾薄命行》等等，这些乐府诗，同曹操的一样，很多都是借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如：《薤露行》和《蒿里行》本来是汉代挽歌，为出殡时挽柩之人所唱，而曹操是第一个用之以写时事的诗人；《步出夏门行》原来的主题是感慨人生短暂而无常，并因此而期望得道升仙，但曹操父子却用它来写军旅见闻并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同曹操“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形式的乐府不同的是，曹植的乐府中还有自造的新题目来写乐府诗，“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③这是说，曹植、陆机等人，都写过较好的乐府诗，但并没有令乐师制谱，所以不能演奏。这就是建安文人乐府诗脱离音乐而独立为诗歌体裁的明显发展和创新的例子。
曹植等建安诗人的赋，更是直承楚辞。不但借鉴了《楚辞》的香草美人写法，而且还直接借鉴了屈原《九歌•山鬼》和宋玉《高唐赋》中的意象，写有同名赋《神女赋》，而曹植的《洛神赋》则干脆直接标明“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总之，建安诗人在诗赋的内容、形式等方面都极力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源头——《诗经》和《楚辞》。
诗歌的美，不仅在于内容，不仅在于意象，还在于语言上。建安诗歌的兴盛，同语言的历史发展，以及建安诗人自觉地学习前代诗歌语言与当时的民歌语言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他们认为，在诗歌创作中，应该积极学习古诗语言和民间诗歌语言，这样可以提高与保持文人诗歌的语言表现力和旺盛的生命力。曹操诗歌不仅直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手法，而且还直接引用《诗经》、《尚书》、《易经》中语言，如《短歌行》（其一）中的“青青子衿”和“呦呦鹿鸣”都出自《诗经》，《度关山》中的“黜陟幽明”出自《尚书》，《薤露行》中的“知小而谋疆”出自《易经》。建安诗人自觉学习民间诗歌语言，在理论上，突出表现于曹植《与杨德祖书》之中：“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应有风雅；匹夫之愚，未易轻弃也。”④这种理论上的自觉，必然是对诗歌创作实践的总结，并以之指导诗歌创作实践。
当社会发展到建安时期后，文学所要表达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抒发日益丰富的个人复杂情感乃为前代的以单音节为主的诗歌语言形式所不能抒写，于是，五言诗、七言诗应运而生。五、七言诗本身，在建安以前业已出现于民间，但未正式登上诗坛，也就是说五、七言诗并未为文学界所承认，（《古诗十九首》作者皆无名可考可证明，诗之托名为苏、李现象也可以证明）居正统地位的还是四言诗，所以，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四言正体”，是曹丕的《燕歌行》拉开了文人公开创作七言诗的序幕。从三曹的诗歌语言特点的区别，即可以明显看出建安诗人学习和逐渐发展的民歌语言的轨迹：《诗品》称曹操的诗歌语言为“古直”，称曹丕的诗歌语言为“鄙质如偶语”，称曹植的诗歌语言为“辞采华茂”。民歌的语言应该以直、质为主，一旦某种诗歌体裁为文人充分掌握后，其语言经诗人刻意加工之后势必走向华丽；曹丕的诗歌语言通曹操的一样，基本保持了民歌语言的天然质朴特点，而曹植开始加工练字，其诗歌语言具有相当的文采和色泽，其文人诗歌语言特点更为显著。
三、连舆接席，铜雀赋诗
为扩大政治影响，巩固政治统治，建安时期及其以后的实际统治者魏武帝、魏文帝等都十分注重笼络文人，重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并且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文学家、诗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⑤也就是说，曹操居丞相和魏王的地位，很喜爱诗章；曹丕身为魏王太子，善写辞赋；曹植是豪华的公子，更创作了不少珠玉般的作品。他们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文：曹操现存诗二十余首，曹丕存诗三十八首，而曹植诗、赋、文的总数竟达206篇。
在他们的拉拢下，“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的“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⑥从各地聚集到了曹氏门下，成为了曹魏统治集团的成员。《文心雕龙•时序》中也有相类似的记述：“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干海隅。……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⑦对沦落胡地的女诗人蔡琰，为表爱才之心，曹操竟然专门派人持金璧远去胡地将其赎回后，还为她安排了一个好归属。对于同自己政见不合的杨修，曹操不忍将其杀害，（当然，迫于舆论的压力，也不敢将其杀害）将之送于刘表麾下。建安七子中，除政见与曹操相左的东汉王室旧臣孔融不见重用之外，其余的人都受到了曹魏统治者的青睐。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劝刘表之子刘琮归附曹操后，屡受重用，先后担任军谋祭酒、丞相椽、侍中等职务，后又赐关内侯。对擅长写檄书等公文的阮瑀和陈琳，尽管陈琳还曾经在《为袁绍檄豫州》中痛骂曹操为“赘阉遗丑，本无懿德，摽狡锋协，好乱乐祸”，但并未因此而招来杀身之祸，反而在后来还受到了曹操的重用：同阮瑀一起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刘桢和应玚也受到过与王粲相似的政治待遇，也做过丞相曹操的助手；此外，应玚和徐干都曾经担任过五官中郎将曹丕的文学一职。所以，建安时代的文人，在政治上，基本上都受到过曹魏统治者的重视或重用，这从侧面也表现了建安时代的统治者对文学和文人的充分重视。
汉末大乱，使得原来汉朝的儒家正统统治思想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佛教、道教思想乘机而兴，这不论是对统治者的为政思想，还是对当时文人的文学（包括诗歌）创作的冲击都是相当明显的。曹操在用人政策上面，就公开声称“举贤勿居品行”，并付诸实践，“盗嫂”者得用，“受金”者当涂；同曹操政见完全不合的孔融、弥衡和杨修，他们都胆敢公开提出自己的用世、治世主张。这足以说明，在建安时代，诗人们的思想是开放的，行为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一直为后人所称道的“魏晋风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建安诗歌的发展和兴盛。
在生活中，建安诗人之间的私人交往达到了史所未有的密切程度，曹丕《与吴质书》中提到了当时文友之间相互交往的盛况：“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⑧在这些相互交往游乐过程中，产生了系列“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公宴诗》，其创作者包括曹植、王粲、刘帧、应玚等；“春游西园，登铜雀台”后，曹氏父子三人都有《登台赋》同名作品；并且，曹操、曹丕、曹植、王粲有《槐树赋》，曹丕、曹植、王粲、徐干、陈琳、应玚有《车渠碗赋》，曹丕、王粲有《莺赋》，曹丕、王粲、陈琳有《玛瑙勒赋》，曹植、王粲、应玚《鹦鹉赋》，王粲、陈琳、应玚、杨修有《神女赋》，等等。这些大量同名诗赋的产生，完全能够证明当时建安诗人间相互交往的盛况。但是，我们应该结合历史全面分析这些同名应合作品。六子（出不与曹氏集团合作的孔融外的建安七子）在进入曹门前之诗歌作品，的确有很多佳品，如王粲的《登楼赋》、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被曹氏“招安”之初，他们都认为，那是干一番大事业的开端，所以都雄心勃勃，努力表现其才智，故初期之同名作品大有可观；但侯门深如海，当他们久居曹门后，发现自己所任基本上都为“文学”、“祭酒”、“掾”等虚职，而并非实权后，同名作品就变味为应制之作了，显得少盐寡味，从而造成了泡沫文学现象的产生。再后来，这种失望所产生的怨气发展为一种反抗甚至是反叛之后，即使还是同名作品，亦有可观之处了，如即使是被封了个虚侯的王粲的《莺赋》和《鹦鹉赋》。所以，不论是曹魏统治者对待诗人们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客观上都促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
此外，建安诗人间还有不少诗歌形式的往来书信和赠诗，如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和《送应氏》、吴质《答魏太子笺》和《答东阿王书》、陈琳《答东阿王笺》、杨修《答临淄侯笺》、刘帧《赠五官中郎将》、应玚《别诗》等，这些往来书信式诗歌和赠诗，足以说明他们之间交往密切；其中，多有探讨诗文创作方面的内容，如曹丕《与吴质书》和曹植《与杨德祖书》，这些相互探讨与学习，对建安诗歌的兴盛不能说是没有作用的。所以，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谈及曹植向丁廙学习即是代表：“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也。”⑨
通过建安诗人们的努力，逐渐形成了《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说的建安诗坛的兴盛局面：“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⑩这就是说，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幹、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自己所得之恩宠与荣耀，描绘了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他们在述怀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楚明白为贵。

注释：
①③⑤⑦⑩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第673-4、103、674、673-4、67页
②④⑧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第93、228、229页
⑥顾俊.中国历代文论选 [C]中国台北：木铎出版社 中华民国七十年 第124页
⑨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 [C]北京：中华书局 1993 第279页

主要参考文献：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 [C]北京：中华书局 1993
李宝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顾俊.中国历代文论选 [C]台北：木铎出版社 中华民国七十年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附笔者信息：
蒋永忠 男 1975年出生（13308988243）
工作单位：拉萨那曲高级中学（851400）